民法宗教

⑴ 法律法规有没有关于宗教信仰的

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通则》、《教育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告法》等法律还规定：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各民族人民都要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公民在就业上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广告、商标不得含有对民族、宗教歧视性内容。

中国政府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以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条例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由该场所的管理组织自主管理，其合法权益和该场所内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和干预。侵犯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将承担法律责任。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也必须遵守法律、法规。

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外国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国宗教界进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的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可以应省级以上宗教团体的邀请讲经、讲道，可以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可的场所举行外国人参加的宗教活动，可以邀请中国宗教教职人员为其举行洗礼、婚礼、葬礼和道场法会等宗教仪式，可以携带自用的宗教印刷品、宗教音像制品和其他宗教用品进入中国国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中国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与有关国际文书和公约在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基本一致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以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公民有宗教或信仰的选择自由，不得以宗教或信仰原因为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有宗教礼拜和信仰集会及设立和保持一些场所之自由，有编写、发行宗教或信仰刊物的自由，有按宗教或信仰戒律过宗教节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促进和保护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的人的权利等，这些内容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并得到实行。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在中国，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任何宗教，都应当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这与联合国人权文书和公约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提出：“有表明自己选择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规定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要的范围之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提出：“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制止。”无论信仰宗教的公民还是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也是一个现代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各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这决定了各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践会有不同的特点。中国在强调保护信教自由时，也强调保护不信教的自由，把两者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而在完整意义上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更充分、更全面的保护。

中国政府认为，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是包括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和根本利益。因此，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们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宗教要与其所处的社会相适应，这是宗教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人民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政府倡导宗教要与之相适应。这种相适应不是要求公民放弃宗教信仰，不是改变宗教的基本教义，而是要求宗教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与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相适应。这是符合信教群众和各宗教本身的根本利益的。

8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邪教组织，打着宗教旗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邪教组织的为首分子或歪曲宗教教义，制造邪说，蒙骗群众，抗拒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煽动推翻政府；或利用迷信，装神弄鬼，致人死伤；或聚众淫乱，诈骗钱财，严重危害人民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广大人民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对此深恶痛绝。中国司法机关对这类严重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违法犯罪分子依法惩处，正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和法律尊严，为了更好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正常的宗教活动。中国司法机关依法惩治犯罪，与宗教信仰无关，中国没有人因为信仰宗教被惩处。当今世界，任何法治国家都不会容忍这类打着宗教旗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宗教信仰自由的司法行政保障和监督

在司法保障方面，中国对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为有明确的惩处规定。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人民检察院也在《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决定》中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他人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如干涉他人正常的宗教活动或者强迫教徒退教，强迫公民信教或信某一教派，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影响很坏的行为，以及非法封闭或捣毁合法宗教场所及其他宗教设施的行为等，应予立案。近年来，中国司法部门依法审理了若干起违反国家有关法律、严重伤害教徒宗教感情的案件，对责任者予以惩处。

在行政保障方面，中国各级政府设立了宗教事务部门，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具体落实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不干涉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内部事务。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一样，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需依法向政府履行登记手续。宗教活动场所申请登记应具备基本的条件：有固定的处所和名称；有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有信教公民组成的管理组织；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有管理规章；有合法的经济收入。对不完全具备设立条件或在管理上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的宗教活动场所，政府部门予以暂缓登记或临时登记。对那些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如非法占用土地，违反城市规划法规，私自建立宗教设施的；假冒宗教教职人员擅自设立的；打着宗教的招牌，进行“驱魔赶鬼”等迷信活动的处所等，政府部门则不准予登记。宗教活动场所一经依法登记，便获取合法地位，其合法权益受到保护；遇有侵犯其权益的行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有权向政府有关行政机关申诉，直至向人民法院起诉，寻求行政和法律保护。对基督教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

作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的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有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实施监督。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中，有近17万名宗教界人士担任代表、委员。他们代表宗教界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参与国家大事和社会重要问题的讨论，并就政府涉及宗教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批评或议案、提案。仅1993年至1996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提案就达50余件。

⑵ 中国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是什么

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专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属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

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吗

有。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对待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195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简单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既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这就是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策。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通则》、《教育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告法》等法律还规定：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各民族人民都要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公民在就业上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广告、商标不得含有对民族、宗教歧视性内容。1994年1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以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同年2月，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外国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国宗教界进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在中国，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任何宗教，都应当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这与联合国人权文书和公约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
国家在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同时，要坚决打击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

⑷ 国家对宗教有什么政策

国家对宗教的政策有：1，宗教政策是 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由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由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简单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既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这就是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它是全面的、完整的政策。

2，这一政策有法律上的保障——宪法（国家根本大法）。任何强迫不信教的人去信教的行为，如同强迫信教的人不信教一样，都是侵犯了别人的信仰自由，都是违法的行为。因为我国的宪法、刑法、民法、选举法、兵役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都对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信教公民的平等权利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⑸ 《民法总则》确立宗教法人制度有何意义

《民法总则》对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的确立，对于加强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和推进宗教事务法治化具有重大意义

法人制度是民事主体制度中十分重要的部分。通过对比《民法总则》和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可以发现，法人制度是其中修改最多、变化最大的部分之一，可以说是《民法总则》有重大突破的领域。

过去，我国《民法通则》根据法人所从事的业务活动，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类，或归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两大类;新颁布的《民法总则》采用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基本分类方法，非营利法人再分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捐助法人，同时对特别法人作出规定。这一分类充分体现了法典化立法的理性考量，摒弃了西方国家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方法，转而采用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的归类。既满足了我国民商事法律实践的要求，实现了对《民法通则》法人类型的创新和突破，同时，又保持了我国法人制度在立法上的延续性。其中，《民法总则》第92条第2款对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的确立，对于加强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和推进宗教事务法治化具有重大意义。

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我国法律法规对于宗教法人资格的规定并不完善。仅在《民法通则》第77条规定：“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尽管该条款内容主要涉及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但据此我们仍可以推知宗教团体在依法办理审批登记手续有成为社会团体法人的可能性。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第6条规定：“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由此可见，《宗教事务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宗教团体应依照社会团体的法人地位。

但是，因多种条件的约束，无论是《民法通则》《物权法》，还是《宗教事务条例》，均未能赋予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宗教活动场所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没有开展民事活动的“合法身份”，权利和义务十分模糊。由此造成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宗教事务的良性发展。这些负面情况大体归纳如下：一是宗教财产所有权缺乏基本法律的明确规定和保护。宗教财产不限于宗教团体的财产，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并未纳入保护的范围，许多活动场所因没有房产证、土地证等相关证件，变成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非法”场所。二是宗教财产所有权主体不清。由于未对各类宗教财产权属作出明确规定，且各时期、各宗教确定财产归属的标准不一，存在“宗教团体所有”“地方宗教协会所有”“中国教会所有”“寺庙所有”“社会所有”“社会公有”“国家所有”“信教群众集体所有”等不同规定，形成了事实上的宗教财产归属主体多元化的实践乱象。三是宗教活动场所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由此导致宗教活动场所没有开展民事活动的“合法身份”，使得其常面临财产被非法侵占、不能开设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以存放善款、不能以宗教活动场所的名义订立劳动或经济合同、不能作为动产和不动产的适格权利主体、不能作为诉讼维权的主体、影响属灵活动和公益慈善活动的正常开展等问题。四是“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现象普遍。法人地位的不明确亦使得财产使用和收益分配的规范无矩可循，产生了借扩建寺庙之名大搞房地产开发，收取高价门票等种种商业化操作行为，破坏了宗教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面对过去法律规定不完善所产生的实践问题，《民法总则》对法人制度作出了如下两方面的创新和完善：

1、关于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2016年2月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规定：“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民法总则》第90条、91条、95条，对社会团体法人制度的基本法律条件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虽未直接提及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概念，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时特别表示：“《民法总则》(草案)通过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因此，应当依据《民法通则》第77条的规定，仍依社会团体法人确定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宗教团体法人的设立制度、组织机构、财产管理与分配制度也都可以按照《民法总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宗教事务条例》的相关内容进行系统调整。

2、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资格。《民法总则》第92条规定：“具备法人条件，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捐助法人资格。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取得捐助法人资格。法律、行政法规对宗教活动场所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条确定了宗教活动场所属于捐助法人性质，第93条、94条进一步明确了捐助法人的组织机构、财产管理规则。

在《民法总则》时代，如何进一步完善宗教主体的三类法人，成为宗教事务法治化的新课题

根据以上对《民法总则》《民法通则(现行有效)》《宗教事务条例》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综合分析，立法机关通过确立两类宗教法人制度，使宗教团体法人和宗教活动场所法人依据自身的性质和任务的不同，享有不同的权利义务，管领和处置不同类别的宗教财产。这一创新思路，必将为《宗教事务条例》的修订和《民法总则》实施细则的制定提供基本法律指引。

第一，设置“团体+场所”双重法人制，为宗教组织厘清各自的权利义务和依法财产保护提供了明确有效的法律规范基础。

作为社会团体法人的各级宗教团体(俗称“大团体”)，通常不直接进行宗教属灵活动。其作为团结入会宗教人士的协会组织，主要职责是保障宗教人士依法从事宗教活动、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总结交流宗教工作经验，组织宗教业务教育和培训，严肃教风和相关戒律的教育监督，开展对内对外交流，调解宗教内部纠纷，从事宗教公益慈善活动，等等。要完成如述职责，其经费应主要来自各入会机构(或个人)的会费和国家财政的适当拨款，并只对作为其工作场所的房产和维持其运转的其他财产(专项捐赠收入和自营收入等)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

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是指寺、庙、堂、观等具体的宗教活动场所(俗称“小团体”)，处于宗教活动的前沿，与信众距离最近、关系最密切。信众的信教及捐助行为多发生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捐助意愿中的捐助对象亦为寺庙堂观及神灵。它所掌握的财产多寡直接影响着宗教活动的开展，并成为宗教主体性财产的实际拥有者、使用者。宗教活动场所管领的宗教财产不仅有宗教不动产，如寺庙、宫观、教堂和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还包括许多宗教动产，如佛像、法器、经卷、牲畜、宗教自营收入、所受捐赠、知识产权等。实践中，也有相应的人员和组织机构来具体管理、使用和经营宗教财产。有鉴于此，依法将宗教活动场所设定为捐助法人，较为符合这类组织的实际情况。

实际上，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性质角度看，宗教活动场所就是寺院、宫观、教堂等以财产的集合为主要特征的法人，按照欧洲大陆法系的学理，属于财团法人性质。《民法总则》虽未采用财团法人的概念，但捐助法人(包含基金会法人和社会服务机构法人)的含义与其基本等同。基于约定俗成和便于社会公众对法人制度的理解和适用，不用财团法人概念而继续使用捐助法人及基金会的概念，既符合中国国情，也是更为可取和现实的选择。

《民法总则》出台前，国务院法制办在《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已考虑建立宗教场所法人：《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第23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符合法人条件的，经宗教团体同意，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同意后，可以办理法人登记。”第25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对照《民法总则》关于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规定，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具有保护宗教财产所有权、提高宗教场所管理水平，促进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等诸多益处。

赋予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的地位：(1)有助于使之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加强对宗教财产的保护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宗教活动场所可依法保护自身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权利，解决各类涉宗教民商事纠纷，并享受免除或减少税收待遇国家优惠政策。(2)有助于厘清其与宗教团体的关系，解决因相关利益和事务重叠而产生的矛盾。将宗教团体从管理场所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精力放在做好教务指导、培养教职人员、加强自身建设、办好宗教院校等活动之上，进而充分发挥自身的桥梁纽带作用。(3)有助于提升宗教活动场所的自身管理水平，优化和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成立捐助法人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有规范的章程、健全的管理组织(包括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通过赋予宗教活动场所捐助法人资格，可以推动场所建立健全管理组织，完善落实管理制度。(4)有助于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成为法人之后，宗教活动场所开办的公益慈善机构注册更为方便，能够开具抵税发票等，筹款渠道得以打开，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进而逐步走上专业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5)有助于解决“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问题。《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中，关于法人名称权、名誉权等的规定也适用于宗教场所，对解决有关假借和利用宗教活动场所之名行旅游开发、宗教骗捐之实的问题等，也同样有积极的影响。监管部门能够以“与公益目的相违背”为由，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撤销或取缔“被承包”“被上市”等乱象，规范和促进宗教事业发展。

第三，实践中是否及如何设置双重法人制，还需尊重宗教传统和既有规定。

在此要特别提出的是，对于实行教区管理制的天主教(其于2003年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常务委员会和主教团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天主教教区管理制度》)，由于该宗教特殊的教务管理传统，贯彻《民法总则》不能简单套用上述“双重法人制度”。而是尊重该宗教业已完善的教区/团体管理制度，由教区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民政事务部门进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中国天主教教区管理制度》第5条)，并由教区管理委员会协助主教做好对神职人员、修女的灵修培养和日常管理，以及教区的经济、财务管理以及牧灵工作的开展(《中国天主教教区管理制度》第31条)。此外，在主教指导下从事日常牧灵工作的教堂、会所，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核准登记且具备法人条件的，办理法人登记，但其是否具有支配、管领宗教财产的权利，需征询和尊重天主教爱国会的意见。

第四，为探索实施宗教院校法人制度开辟了法律空间。

除上述两类法人主体外，根据《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第14条的规定，宗教院校也可以申请法人登记。

总之，在《民法总则》时代，如何进一步完善宗教主体的三类法人，成为宗教事务法治化的新课题。

(作者冯玉军 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⑹ 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依法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取得什么资格

根据《民法总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取得捐助法人资格。

第九十三条设立捐助法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捐助法人应当设理事会、民主管理组织等决策机构，并设执行机构。理事长等负责人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捐助法人应当设监事会等监督机构。

第九十四条捐助人有权向捐助法人查询捐助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捐助法人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6)民法宗教扩展阅读：

《民法总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捐助法人的民事法律主体皆应是具备法人条件的主体，即应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经捐助而获得的财产或者经费。捐助法人是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或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

捐助法人的设立资本依靠捐助人无偿、自愿的捐助而获得，捐助人对于捐助法人不当然享有管理控制的权利，捐助后仅有权向捐助法人查询捐助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及透过法院撤销决策程序或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的决定。

捐助法人不存在成员或会员，即相当于是一财团式慈善性公益法人，捐助法人的核心是成立时的章程及捐助资产，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运作。

⑺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法律法规

1982年12月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通则》、《教育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告法》等法律还规定：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各民族人民都要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公民在就业上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广告、商标不得含有对民族、宗教歧视性内容。
1994年1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以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同年2月，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外国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国宗教界进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在中国，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任何宗教，都应当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这与联合国人权文书和公约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
国家在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同时，要坚决打击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

⑻ 《民法总则》确立宗教法人制度有何意

《民法总则》将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纳入法人制度范畴，构建了解决宗教组织从事民事行为和依法保护宗教财产的基础性制度，将对宗教事务产生重大影响。今后，包括宗教团体的组织程序、宗教法人制度的确立与分类，宗教财产占有、使用、继承的法律保护，宗教教职人员权益及社会保障、宗教慈善活动的法律规制、国法与教规的关系等突出的实践问题，都应按照该法的规定进行调整。

《民法总则》对法人制度修改最多。对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的确立，对于加强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和推进宗教事务法治化具有重大意义，

1、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我国法律法规对于宗教法人资格的规定并不完善。

仅在《民法通则》第77条规定：“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但无论是《民法通则》《物权法》，还是《宗教事务条例》，均未能赋予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宗教活动场所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没有开展民事活动的“合法身份”，权利和义务十分模糊。由此造成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宗教事务的良性发展。

2、《民法总则》对法人制度作出了如下两方面的创新和完善：

（1） 关于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民法总则》第90条、91条、95条，对社会团体法人制度的基本法律条件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虽未直接提及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概念，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时特别表示：“《民法总则》（草案）通过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因此，应当依据《民法通则》第77条的规定，仍依社会团体法人确定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宗教团体法人的设立制度、组织机构、财产管理与分配制度也都可以按照《民法总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宗教事务条例》的相关内容进行系统调整。

（2）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资格。《民法总则》第92条规定：“具备法人条件，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捐助法人资格。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申请法人登记，取得捐助法人资格。法律、行政法规对宗教活动场所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条确定了宗教活动场所属于捐助法人性质，第93条、94条进一步明确了捐助法人的组织机构、财产管理规则。

⑼ 宗教信仰的宗教政策

1.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原因
宗教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有其现实根源和理由，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基于这一现实提出来的。也就是说：通过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第55页）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阶级和剥削，但是，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存在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较之旧中国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和其他原因，人与人之间仍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我国社会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我国社会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将作为一部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长期存在。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需要，在一切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完全具备的时候，在“只有当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97页）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对待宗教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奋斗。
2.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通则》、《教育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告法》等法律还规定：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各民族人民都要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公民在就业上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广告、商标不得含有对民族、宗教歧视性内容。
中国政府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以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条例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由该场所的管理组织自主管理，其合法权益和该场所内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和干预。侵犯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将承担法律责任。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也必须遵守法律、法规。
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外国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国宗教界进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的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可以应省级以上宗教团体的邀请讲经、讲道，可以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可的场所举行外国人参加的宗教活动，可以邀请中国宗教教职人员为其举行洗礼、婚礼、葬礼和道场法会等宗教仪式，可以携带自用的宗教印刷品、宗教音像制品和其他宗教用品进入中国国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中国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与有关国际文书和公约在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基本一致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以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公民有宗教或信仰的选择自由，不得以宗教或信仰原因为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有宗教礼拜和信仰集会及设立和保持一些场所之自由，有编写、发行宗教或信仰刊物的自由，有按宗教或信仰戒律过宗教节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促进和保护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的人的权利等，这些内容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并得到实行。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在中国，任何人、任何团体，包括任何宗教，都应当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这与联合国人权文书和公约的有关内容是一致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提出：“有表明自己选择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规定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要的范围之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提出：“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制止。”无论信仰宗教的公民还是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也是一个现代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各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不同，这决定了各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践会有不同的特点。中国在强调保护信教自由时，也强调保护不信教的自由，把两者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而在完整意义上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更充分、更全面的保护。
中国政府认为，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是包括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和根本利益。因此，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们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
宗教要与其所处的社会相适应，这是宗教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人民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政府倡导宗教要与之相适应。这种相适应不是要求公民放弃宗教信仰，不是改变宗教的基本教义，而是要求宗教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与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相适应。这是符合信教群众和各宗教本身的根本利益的。
8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邪教组织，打着宗教旗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邪教组织的为首分子或歪曲宗教教义，制造邪说，蒙骗群众，抗拒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煽动推翻政府；或利用迷信，装神弄鬼，致人死伤；或聚众淫乱，诈骗钱财，严重危害人民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广大人民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对此深恶痛绝。中国司法机关对这类严重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违法犯罪分子依法惩处，正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和法律尊严，为了更好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正常的宗教活动。中国司法机关依法惩治犯罪，与宗教信仰无关，中国没有人因为信仰宗教被惩处。当今世界，任何法治国家都不会容忍这类打着宗教旗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3.宗教信仰自由的司法行政保障
和监督在司法保障方面，中国对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为有明确的惩处规定。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人民检察院也在《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决定》中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他人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如干涉他人正常的宗教活动或者强迫教徒退教，强迫公民信教或信某一教派，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影响很坏的行为，以及非法封闭或捣毁合法宗教场所及其他宗教设施的行为等，应予立案。在进入2000年来，中国司法部门依法审理了若干起违反国家有关法律、严重伤害教徒宗教感情的案件，对责任者予以惩处。
在行政保障方面，中国各级政府设立了宗教事务部门，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具体落实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不干涉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内部事务。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一样，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需依法向政府履行登记手续。宗教活动场所申请登记应具备基本的条件：有固定的处所和名称；有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有信教公民组成的管理组织；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有管理规章；有合法的经济收入。对不完全具备设立条件或在管理上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的宗教活动场所，政府部门予以暂缓登记或临时登记。对那些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如非法占用土地，违反城市规划法规，私自建立宗教设施的；假冒宗教教职人员擅自设立的；打着宗教的招牌，进行“驱魔赶鬼”等迷信活动的处所等，政府部门则不准予登记。宗教活动场所一经依法登记，便获取合法地位，其合法权益受到保护；遇有侵犯其权益的行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有权向政府有关行政机关申诉，直至向人民法院起诉，寻求行政和法律保护。对基督教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
作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的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有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法律规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实施监督。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中，有近1?7万名宗教界人士担任代表、委员。他们代表宗教界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参与国家大事和社会重要问题的讨论，并就政府涉及宗教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批评或议案、提案。仅1993年至1996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提案就达50余件。

⑽ 什么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版种宗教的自由；在权同一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我国的宪法、刑法、民法、选举法、兵役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都对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信教公民的平等权利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10)民法宗教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法律还规定：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各民族人民都要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公民在就业上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