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司法
㈠ 简述秦朝司法机关
先秦：西周时期有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秦朝建立后，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地方的司法机关由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父母官）——郡守和县令兼任。
两汉：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
南北朝：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隋唐：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宋元：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古代司法机关的发展变化，体现出皇权逐步加强的趋势，司法机关一直隶属于行政，最终隶属于皇帝，说明了司法仅仅是君主专制的一种工具，司法的独立是很难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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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皇权与相权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
从宰相制度的兴废看，其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其演变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期、创立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黄帝至西周时期为萌芽期。在史书中，这一时期已有宰相名称如“相”、“百揆”、“宰”的记载。这些职位实际已有辅助君王处理政务的职责，但尚未作为正式官称，所以也还谈不上建立宰相制度。西周是典型的分封制国家，天子分封他的宗族成员后，天子与诸侯国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天子只管辖王畿地区，诸侯国对天子没有交税的义务，中央的财政开支靠王畿地区提供，诸侯国只是上贡，交一些土特产品；再就是军事义务，遇有战争，天子可以借用诸侯国的军队，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关系。在西周以前那种政治形态下，不可能产生宰相制度，所谓国家实际上是大家族，天子就是大家族的首领，身边只需要少量家族重要成员和近亲帮助处理事务即可，真正核心的行政运转体系在卿大夫那里，具体权力是在家臣手中，家臣是处理家族事务的总管。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形态下，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一个很系统的中央管理体系，更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宰相制度，但行政权力的萌芽和后来的中央政府的萌芽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的家臣制度。
春秋至秦为创立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其中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变化有：（1）世卿世禄体系被官僚体制冲击，形成了以官僚体制为主、世卿世禄为辅的政治体制。（2）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所冲击，乡里制度、郡县制开始建立，形成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并重的体制。（3）中央集权开始形成。因为政事繁多，国君一人难以应付，就出现了以宰相为首的朝官集团。为适应这种政治体制变化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已普遍设立相职，建立起各自的宰相制度。各国招贤纳士，选贤用能，一批贤相名宰应运而生，活跃在周秦之际社会剧变的历史舞台上。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完整成熟的宰相制度便水到渠成，正式创立，成为后世沿袭相承的定制。春秋时期，以世卿、世大夫执政，当时所称的相，逐渐成为一个固定官名。到了战国，世卿制度被打破，相职在诸侯国内普遍设置。丞相作为官称，始于秦国，后来也被他国采用。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宰相制度的普遍实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时，便确立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秦朝的宰相仍沿袭统一前的叫法，称“丞相”。秦朝开始实行一相制，也曾置左右丞相。
汉初至武帝时为鼎盛期。在秦统一中国、实行丞相制度后，相权日强。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更是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鼎盛时期。丞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与当时的皇权基本上处于平等状态。萧何、曹参等一批名相出现，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就在君相“坐而论道”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由于相权的膨胀使皇权受到威胁，皇帝便想办法制约相权，宰相也就很快迎来厄运。仅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期的百余年间，相权虽然很大，但宰相被杀的也达30多人。而且在汉武帝之后，由于加强了皇权，抑制了相权，相权就再也没有翻过身来。可见，宰相制度的萌芽和创立时期虽然很长，但它的鼎盛时期却很短暂，不足百年。在宰相制度走向鼎盛的汉朝，宰相已从一相发展到三公。其演变的特点是：（1）宰相人数多变。从西汉前期1人，到西汉后期和东汉时三公皆为宰相。（2）办事机构庞大。汉朝设丞相府（相国府），三公并相时期，宰相办公处称为“三府”：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司空府。最后改定为太尉府、司徒府和司空府。西汉丞相府属员多达300多人。（3）职责权限大。西汉时期宰相的职责无所不统、无所不包，几乎参与所有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还掌握选用官吏、总领百官朝议和奏事、执行诛罚、主管郡国上计与考课、封驳与谏诤等权，还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军事权。在两汉时期，宰相涉权之广、职权之重，是后代宰相无法比拟的。（4）出身杂。由于两汉选官途径广泛，宰相出身也杂，从布衣到宗室，各种出身都有。（5）相权开始受到皇权的制约，其主要措施就是提高尚书台地位。
魏晋至宋为调整期。两汉时期，由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迅速暴露，宰相制度很快便进入调整期。调整的核心是，皇权不断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但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特点和喜好，控制相权也就有不同的办法，因而宰相权力时而强化，时而又被弱化。第一次调整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内外朝的设立，皇帝开始靠身边的心腹办事机构控制相权，但心腹办事机构日渐坐大后，又形成一个实际的行政中心，分割甚至取代了相权，最后形成了互相消长的内外朝。在进入调整期后，宰相制也屡有变化，最重要的是多相并存、三省出现。曹魏时，凡任录尚书事、尚书令及尚书仆射者，便成为宰相，执掌政柄，但这时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在名义上仍不失为宰相之号。至两晋时期，中书监、令便取代了宰相的职位。宋齐梁陈并相沿袭。这时所谓宰相，除录尚书事、尚书令、仆射及中书监、令外，还有侍中。北魏、北齐时，因魏晋以来的门下省逐渐发展起来，侍中权柄尤重。后周改制，以大冢宰为宰相，不久又置左右丞相。隋朝废三公，三省长官为相，称为“真宰相”。唐朝前期确立三省制，中后期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制。唐朝是宰相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宰相机构之变化与宰相名称之多变均较复杂。三省制度是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到唐朝才真正得以确立。在唐代的中枢机构中，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长官称尚书令，左、右仆射为之副。中书省是秉承皇帝意旨掌管国家机要大事、发布政令的机构，其长官称中书令。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凡朝廷有军国大事，则中书出令（决策），门下封驳（审议），尚书受而行之（执行）。所以人们也简称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机构。又因尚书省下设有六部，故习称“三省六部制”。唐初右仆射加“知政事”身份，参加政事堂会议，也是宰相。中书令迁右仆射，不加“知政事”亦为宰相。李世民继位后，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从贞观元年起，以他官预宰相事便经常出现。一是以资格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参议得失”等名号而预宰相事；二是给一些资格较老的元勋功臣加“平章事”或“同三品”名号，使其可以继续预闻宰相事务。宋朝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目的是分散相权。北宋沿袭唐代后期制度，设置中书门下省。在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差别，使正宰相事权更为分散。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事。
元至清末为衰落期。因为宰相制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从元朝开始，宰相制度便进入衰亡期。金朝罢中书、门下两省，实行一省制，以尚书省总揽政务。元朝开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为两省多相制，又以中书省取代尚书省。明朝从废丞相到实行内阁制，使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官制发生了最重要的变革。明洪武元年设左、右丞相，丞相之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为其属员。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挠政为名，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废丞相，使六部直隶于皇帝。废除宰相制后，相权被分于六部，国柄则集于皇帝一身。明成祖时，在洪武年间设立殿阁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内阁。阁臣权力虽比宰相权力小得多，但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清朝从三院长官到内阁大学士，再到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内阁政务大臣，宰相权力日趋淡化，皇帝集权则达到极点。而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古代的宰相制也终于走到它的历史尽头。
㈢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西周时期
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时期，就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
战国时期
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鲁国则设有大司寇一职。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
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在县乡两级，则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基层治安机构——亭。亭是秦汉时代政府的末端组织之一，遍布全国，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处，大致每十里(相当于3公里)设置一亭。亭本来是为军事交通设置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兼具军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层政府机构，兼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 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三国两晋南北朝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隋唐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清
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
㈣ 作为司法机构的明代大理寺，是如何在人治社会中维护皇权的呢
明代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对于自身的司法也有着独特的结构和风格特点。明代的中央司法机关分为三个：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这三个不同的司法机关有着不同的职责，刑部主要是受理全国的重大案件都察院更多的是纠察，大理寺则是审理驳正。大理寺司法机关是专门审判的司法机关最早在北齐设立隋唐沿用但是到了明代的时候出现了不同的职责。
结论
农民起义的朱元璋靠着武装打了天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对于元朝统治的不足也是深有体会。所以在于法律上依旧是利用重点治理。将大理寺分为了两个左右寺分管全国的案件，将全国案件在大理寺中进行复核很大程度上就避免了冤假错案。再加上都察院和刑部发挥着监察审判的职能这对于地方吏治来说是一个很大程度的改善。
明朝大理寺存续了很久这种司法制度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之中人治社会永远大于法治社会所以大理寺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司法机构但是依旧是为皇室服务所以很难保证公平但是对于皇权还是有监督作用。
三司的设立与运行在社会上也是极大保证了司法秩序，也给司法公正奠定了基础。这些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司法机构，设立之初就包含着可以最大化减少冤假错案、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与愿望。遗憾的是，明代社会关系复杂，尤其在宦官猖狂的时期，大理寺并不能完全履行职能，实现司法公正。
㈤ 皇权是否受到有效的限制
材料A:许多中学历史参考书都将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混为一谈，使学生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搞不清谁是谁非。在此，笔者对这两个概念作一甄别。
君主专制是指中央政权或地方政权掌握在君主手中，是非民主的政治体制，而中央集权制则是指地方政权直接归属中央，尤其是财政、政治、军事等大权。君主专制政体包括中央集权制，但并非必须中央集权，也可以实行分封制、郡国制；中央集权制并不代表君主专制，也可以不是君主专制政体，如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大都采用中央集权制。一般情况下，实行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都实行中央集权制，在封建社会尤其明显；而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也是以君主专制政体为主，在古代尤为如此。随着社会发展，君主专制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并逐渐演变成为其他政体，如君主立宪制。
君主专制政体，在封建社会时期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它的不断发展，使君主的权力不断得到扩大和强化，国家稳定性也越来越大。如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宋朝的三司三使制、元朝的中书省制、明朝的内阁制、清朝的军机处设立等等，这些都是君主专制有效的政治统治模式。它解决的是君主个人专权与大臣民主集中的矛盾，也是君主与大臣的权力分配问题。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民主之上的现象越来越遭到人们的反对，因此，君主专制政体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它必然会被民主政治所取代。资本主义发展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出现的事实很快便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
中央集权制解决的则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它的不断加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它的加强，使地方的权力逐渐缩小，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中央集权制度，从秦朝的郡县制发展到汉朝的刺使制，再到宋朝的三司三使制，地方权力基本上被削弱；到元朝明清时期的行省制，中央集权制度最终定型。虽然，中途有些政权也试图实行分封制、郡国制，但结果都失败了。这说明中央集权的确立、发展和强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君主专制虽然有利于中央政权的稳定，但更容易造成君主的独断专行，使国家的兴衰成败维系于君主个人品质的优劣。同时，权力的过度集中，更容易导致朝中百官、王公贵戚争权夺利。而民主制则以公共意志取代了个人意志，公众权利通过宪法限制君主个人的意志对国家的不良影响，从而尽量地避免了频繁的政变与屠杀。中央集权制虽然容易形成集权，但它避免了频繁的地方叛乱或分裂活动，从而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只有不断的完善与发展中央集权制，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虽然实行不同的政体，如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总统制、共和制……但大多以中央集权制为主要的管理体制。
你在辩论的时候一定要分清两者关系,别被人抓住尾巴.
材料B:
从中国角度而言,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创立了有效统辖地方的中央集权制度，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分封制，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基础。但是，这里旧制度的“废”与新制度的“置”，不可能一步到位，还会发生反复。于是，自秦朝之后经由汉唐，到宋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势力之间，进行了长期激烈的较量和斗争。
一、七国之乱与汉武帝的集权措施
汉初，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诸侯王国名义上受朝廷节制，但它们有割据之实，专制皇权不能施行于王国所属的郡县。汉初王国问题成为西汉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尽管汉高祖所封同姓王曾一度起过拱卫皇室的作用，但诸侯王国带有割据性质，伴随其实力的增强，他们往往发展成为对抗朝廷的力量。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担忧，建议对这种势力加以控制，文帝的时候，就有贾谊上《治安策》，提出把大的诸侯国变成几个小的以削弱其面积及实力。景帝的时候，御史大夫晁错又上《削藩策》，提出削夺藩王的封地。景帝接受他的建议，着手削藩，这引起了诸侯的不满，景帝三年，当下令削夺吴王刘濞的一些封地时，刘濞即与另外六国联合起来反叛，史称“七国之乱”。景帝先是杀晁错，后派兵平叛。七国之乱是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结果，平叛后，朝廷称平乱的余威，免除了各王的行政权，使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为后来汉武帝进一步解决封国问题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以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继续打击地方势力。
西汉以来，丞相多由功臣、列侯充任，权力极大，他们既能参与制定重要政令、辅佐皇帝总管全国政务，又能督察中央百官和地方告官，直接影响到皇帝的集权。为了加强皇权，限制相权，汉武帝亲自过问政务、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之外，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充当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献策，发号施令。这些侍从包括尚书令、侍中、常侍等，由他们组成“中朝”，于是，在朝官中形成了中朝、外朝之分。中朝逐渐成为中央实际的决策机构，直接听从皇帝指挥。而原来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就成了“外朝”，其实际职能也逐渐退居到执行政务的地位。
汉武帝时，为了加强对郡国的督察，将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没有固定治所，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考察吏治，奖惩官员，断治冤狱。刺史位卑权重，出使时代表中央，但不直接处理地方行政事务。刺史的设立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汉武帝时，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有些王国仍然威胁着中央政权。于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后又酹金夺爵，王国问题得到解决。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巩固了统一，但也带来一些弊端。“中朝”的权力越来越重，逐渐为外戚和宦官与闻政事提供了空间和环境。中朝官地位越来越高，而其职又多引用宦官与外戚担任，因此，自霍光辅政，至于东汉，终于造成了外戚与宦官专政的局面。不论外戚和宦官，都是作为中朝官而专朝政的。到东汉时期，刺史逐渐演变成郡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建制，形成威胁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势力。
二、藩镇割据与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唐朝中期以后至五代十国大分裂，长达二百余年，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是当时无法避免的政治问题。唐朝在军队的兵力部属上出现一个失误，就是把军政的重点放在周边。方镇地方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安史之乱的发生，根本上就是节镇之兵“外重内轻”发展的结果。安史之乱后，藩镇凭借军事力量割据一方。唐朝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只能采取忍让姑息的政策。但朝廷越姑息，节镇越跋扈，其权力不断膨胀，地方行政、司法、财税大权被他们完全操纵。尽管后来有些皇帝企图削藩，但已无能为力。近三百年的大唐一统政权，在藩镇割据中被吞噬，分裂成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国。五代十国里，比较有作为的是后周世宗，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结束分裂局面奠定了基础。
三、宋初中央集权的强化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是，宋太祖却常常陷入彻夜难眠的思考之中，思考如何避免步唐朝后撤，又如何避免再次成为短命的王朝。这种彻夜难眠的思考，引出了宋太祖与赵普等大臣的历史性对话，引发“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喜剧，引发了宋太祖一整套强干弱枝、加强中央、削弱地方计划的出台。
961年，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的大权。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率，撤销殿前都点检，分由三衙统领禁军，但无发兵之权，发兵权掌握在直接向皇帝负责的枢密院手里。打仗时，由皇帝临时任命将军，枢密院调兵出征，打仗时将帅也无自主权力，要严格按原计划行事，不得应变，并受到皇帝派遣的监军的制约。在兵力部属上，采用“守内虚外”的原则，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守各地，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
宋太祖通过分化事权削弱宰相的实权，陆续解除节度使的权力，在地方上，规定州郡长官不能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且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归朝廷，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又设通判，使其互相强制。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无法与朝廷对抗。
宋朝还将地方的财权收归中央，分全国为15路，设转运使将州郡的财赋收归中央。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基本解决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威胁中央政权的现象，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再没有发生汉代“七国之乱”、唐代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那样的内乱。但这些措施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弊端和负面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全国只有皇帝有权，其他人人无权，遇事则人人可以不负责任，政治上因循苟且，萎靡不振。官僚机构臃肿，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从中央到地方，增加了很多新的机构，机构重叠，造成衙门多而效率低。军队战斗力衰退。财政危机严重。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巨额兵饷和俸禄成了北宋财政上无法承担的负荷。纵观北宋一代，是“积贫积弱”“富而不强”的一代。
（三）巩固小结：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斗争经历了汉、唐、宋上千年时间方告一段落。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除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外，还突出体现在皇权为核心的中央中枢权力体系的调整和完善上。
㈥ 关于古代的司法制度的问题
历代抄的司法制度都不同，但一般的民事纠纷都是县太爷审理（县太爷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师爷啊，押司啊，主簿啊一票人呢）
刑事案件一般归刑部，核定死刑犯要皇帝亲自画红圈
行政案件由监察机构审理（如明代的监察院，清代的大理寺）
㈦ 唐朝皇帝是否干预司法
皇权下，你问是否干预，多少都会有的啦。而且干预应该是中性词，有好的干预，也有坏的。
唐代是我们伟大的历史时期，已经做的非常让人佩服了，甚至有很多值得现代借鉴的地方。在当时可是世界领头羊哦。
一、中央司法机构与职官
(一)大理寺
大理寺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职掌与审理中央百官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以上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判决后须直接奏请皇帝裁决后方能生效。同时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
大理寺之职官，《新唐书·百官志》说：“大理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五品下，掌折狱详刑。”下设有：大理正2人，从五品下；丞6人，从六品上；大理司直6人，从六品上；评事20人，从八品；主薄2人，从七品上；狱丞4人，从九品下；录事2人，府28人，史56人，狱史6人，亭长4人，掌固18人，问事100人等及其他属吏200余人。
(二)刑部
刑部为尚书省所属六部之一，是唐朝中央最高司法行政机关。除主掌司法行政事务之外，并参与比大理享有更高的审判权。具体职掌复核大理寺流刑以下案件及州县徒刑以上案件。如复核中发现疑点，流徒以下案件可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或自行复判，而死刑案件则移交大理寺重审，上奏皇帝核准。其职官设置，《新唐书·百官志》载：“刑部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律令、刑法、徒隶、按覆谳禁之政。”可见尚书、侍郎乃为刑部主官，下设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刑部司职权高重，人员较多，以郎中、员外郎为主官，并有主事，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等属官；都官司以都官郎中、员外郎为主官，并有主事、令史、书令史、掌固等属官；比部司以比部郎中、员外郎为主官，并有主事、令史、书令史、计史、掌固等属官；司门司以司门郎中、员外郎为主官，并有主事、令史、书令史、掌固等属官。
（三)御史台
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它始自秦汉。由于李唐统治集团十分重视“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使御史台监察机构与制度更趋完备。
唐代的中央三大司法机关，平时各司其职，如遇特别重大案件，须由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形成最高审判组织，叫做“三司推事”制度。如审理中意见分歧，则上奏皇帝裁决。另外，如有地方上的重大案件不便解送中央审判的，则由中央派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大理寺司直、评事等官为“小三司使”，代表“三司使”前往审判。有时还由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御史台御史，共同组成特别法庭，负责审理所谓的申冤案件，叫做“小三司”。
二、地方司法机构与职官
(一)州
州是唐代地方行政机关，也是司法机关。在今陕西境内有岐州、华州、同州、京兆府、彬州、泾州、陇州、绥州、延州、庆州、鄜州等。
州设刺史1人，察冤滞，听狱讼。而州又分上州、中州、下州。上州(户满四万以上为上州)剌史1人，从三品。属官有司户参军2人，从七品下。佐3人，史7人，司法参军事2人，从七品下。佐4人，史6人；中州(户三万以上)剌史1人，正四品上。属官有司户参军事1人，正八品下。佐3人，史5人。司法参军事1人，正八品下，兼掌司士事。佐3人，史6人；下州(户不满三万者)刺史1人，正四品下。属官有司户参军事1人，从八品下，兼掌司兵事。佐2人，史5人，帐史1人。司法参军事1人，从八品上，兼掌司士事。佐2人，史4人。
剌史主管一州行政与司法。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据《唐六典》卷30载：“剖断人之诉竞。凡男女婚姻之合，必辩其族姓，以举其违。凡井、田利害之宜，必止其争讼以从其顺”。而司法参军(亦称法曹参军)，则受理刑事案件。《唐六典》卷30载：“法曹司法参军事，掌律、令、格、式，鞫狱定刑，督捕盗贼，纠逖奸非之事，以究其情伪而制其文法。赦从重而罚从轻。使人知所避而迁善远罪”。此有民刑分理之意。当然，参与审理诉讼案件的属吏还有许多。
(二)县
县，是唐代地方基层行政机构，也是司法机构。
县设县令(长)一人，职掌一县之行政与司法，下设若干属吏，分管狱讼。而唐代之县，又分京县、畿县、天下诸县等。《唐六典》卷30载：“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诉讼之曲直必尽其情理……。”又据《旧唐书·职官二》载：“凡三都之县：在内(京城内)曰京县，城外(京城之外毗邻地区)曰畿，又望县(历史上有名的大县)有八十五焉(如华阳、合阳、郑……等县)。其余则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皆为下县。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里正为唐代受理人民诉讼之基层，但仅限于民事纠纷，对刑事诉讼，里正则无审理权，须送报县官审理。
(三)府
府是州的别名，设于首都和陪都。唐代的“三都府”，即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京城长安为京兆府，地位最为重要，所谓“京兆尹天下取则之地”，被视为全国之楷模。府各设牧一人，从二品；尹一人，从三品。职掌“清肃邦畿，考核官吏，……录囚徒，恤鳏寡、阅丁口，务知百姓疾苦…有不孝悌悖礼乱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绳之。……其贪秽、谄谀、求名、徇私者，亦谨而察之；……若狱讼之枉、疑，甲兵之征遣”。属吏有司录参军事2人，正七品上；户曹参军事2人，正七品下；法曹参军事2人，正七品下；典狱十八人；问事十八人等。
（四)都督府和都护府
唐朝在西北和东北边疆地区分设都护府与都督府，其司法管理机构大抵相当于州制。
都督府分为大、中、下三等。据《文献通考》卷60职官考15说：“唐武德五年，以洛荆并幽交五州为大总管府；七年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太极初以并益荆扬为四大都督府，开元十七年加潞州为五马；其余都督定为上中下等(上都督府五，中都督府十三，下都督府十六)。”据《唐六典》卷30载：“大都督府都督1人，从二品；长史1人，从三品。”“中都督府都督1人，正三品。别驾一人，正四品下。”下都督府与中都督府相同。
都护府：《文献通考》载：“唐永徽中于边方置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护府后，又加单于北庭都护府。”《唐六典》说：“大都护府大都护1人，录事参军事1人，户曹参军事1人，法曹参军事1人。”
注：
岐州统扶风、眉、普涧、麟游4县。
华州统郑、华阴、下邽3县。
同州统冯翊、合阳、白水、澄城、韩城、夏阳6县。
彬州统新平、三水、永寿、宜禄4县。
泾州统安定、灵台、良原、临泾、潘原5县。
陇州统千源、千阳、南由、吴山、华亭5县。
京兆府统万年、长安、蓝田、渭南、昭应、三原、富平、栎阳、咸阳、高陵、泾阳、云阳、兴平、户、武功、好畤、周至、奉先、奉天、华原、美原、同官22县。
㈧ 汉朝的皇权与法制之间的联系
第四章 汉朝的刑事法律制度
一、法律思想
1、汉初盛行黄老之术
黄老，是先秦道家的一个派别，“黄”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指春秋末期的老聃。该学派以黄老之言作为自己学派的指导思想，所以称为“黄老”。黄老学派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学派，形成于战国中期。在西汉初期的政治法律思想中，黄老思想最为盛行，其自身理论也相应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黄老思想的核心是“清静无为”，具体到统治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
黄老思想在汉初盛行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在经过秦的暴政、反抗秦暴政的农民大起义、楚汉战争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与民休息、恢复社会生产是当务之急。同时，汉初的统治者亲历过秦末农民大起义，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横征暴敛和苛酷刑罚所将导致的严重后果。而黄老思想的贯彻运用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于是取之、推广之。
2、西汉中期以后儒术独尊
至汉武帝时，西汉王朝经过六十年的休养生息，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相应的凸显出来。包括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之间的尾大不掉的矛盾、由于土地兼并盛行所引起的商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匈奴之间的民族矛盾等。而汉初的黄老之术
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法律思想来解决眼下的各种矛盾并继续推行其统治。而经过改造的新的儒家学说由于极力倡导维护“大一统”和“专制皇权”，得到了汉武帝的首肯。那种原来只是表达一种政治伦理思想的儒家一家之言，通过政治力量的大力扶持，被迅速推崇成为政治、社会乃至家庭生活的最高准则，儒术独尊的局面因而形成。
二、立法概况
汉初六十年，以“约法省禁”为原则的，萧何作律九章、叔孙通修补《傍章律》十八篇；
西汉中后期，立法数量繁多、刑罚严峻。“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刑法志》）
东汉时期，立法再度由繁至简——由简至繁。
三、刑事法律制度
1、刑名
（1）侵犯皇权与危害国家政权的犯罪
危及政权的犯罪，包括谋反罪及与之相联系的首匿罪、通行饮食罪等；
侵犯皇帝人身安全的犯罪，包括阑入罪（擅自进入皇帝居住的地方）、失阑罪（对阑入者未加制止）、犯跸罪（因过误冲犯皇帝出行的仪仗车骑）等；
侵犯皇帝权威的犯罪，包括违反诏令罪、矫诏罪、逾制罪等等；
侵犯皇帝尊严的犯罪，包括不敬、大不敬、腹诽罪等；
危害中央集权的犯罪，包括阿党罪、附益罪、非正罪（非嫡系正宗继承爵位）等；
（2）危害人身安全犯罪
杀人罪，分为谋杀、贼杀、斗杀、戏杀、误杀、使人杀人、轻侮杀人、复仇杀人、狂易杀人等；
伤害罪，分为斗伤（双方在斗殴中造成一方伤害）、贼伤（采取各种形式故意致人伤害）、盗伤（因抢劫或盗窃致人伤害）；伤害保辜制度，即伤人者在一定期限内即“辜期”对受伤者的伤势负责，如在期限内因伤势恶化而死亡，则伤人者以杀人罪论处。
（3）侵犯官私财产犯罪
强盗罪
窃盗罪
（4）思想言论方面的犯罪
诽谤妖言罪
非所宜言罪
左道罪
（5）经济犯罪
盗铸钱罪
私冶铁煮盐罪
（6）职务犯罪
选举不实罪
贪赃受贿罪
故不直（故意使无罪之人受刑罚或故意使轻罪之人受重罚）与故纵（故意使有罪之人得减免刑罚）
（7）军职犯罪
2、刑罚
（1）制度
分死刑、肉刑、身体刑、耻辱刑、徒刑、流刑、财产刑、赎刑
（2）原则
上请，是汉律中赋予贵族官僚的一项法定特权。凡宗室贵族及六百石以上官犯罪，执法官无权擅自判决，而需“上请”皇帝裁夺，由皇帝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减免刑罚。上请制度源于儒家礼所强调德等级名分，是“尊尊”原则的具体体现。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确立上请制度。
听赎，适用于各种刑罚，包括死刑。汉律进一步确认了由来已久的以钱、物收赎的原则，同时允许以爵赎罪。
恤刑
亲亲得相首匿，汉宣帝时以“诏”形式确立该项法律制度。
（3）执行
在死刑的执行上，确立秋冬行刑制度
萧伯符主编《中国法制史》学习笔记（4）-汉朝的刑事法律制度
㈨ 明朝加强君权的措施（从政治、司法、思想几个方面）
政治：在中央废除丞相，分权六部，设内阁；在地方，设三司，分管财政、检察、司法和军政；
司法：增加对君权的法律保障，比如设置了许多针对保护君王的法律。
思想：八股取士，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中取材等等！
㈩ 关于中国古代的司法权问题
"法自君出"
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皇帝可修改、废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后)皆须皇帝裁决、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以礼教为指导原则
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在这种原则下，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七弃三不去"、"八议"以及丧服制度等相继入律，并为后世法典所沿用。礼教力倡"无讼"、"息讼"，也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非常淡漠。
以刑法为主刑
法律以刑法为主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古代没有部门法的划分，历代法典--律遂通称刑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统统规定于此，统称犯罪，处以刑罚。一部律中，实体法与程序法也不区分，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混一，作证与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无视下民的主体权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这种意识，并以"对簿公堂"为耻、为累，一般民事纠纷也无关政权安危大局，商品经济又长期不发达，如是等等，致使中国古代民事立法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口含天宪"
司法从属于行政皇帝"口含天宪"，握有国家最高司法权。历代中央虽设司法机构，但辅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内阁大臣等，完全可以过问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机构长官也可干预或参与司法，而司法长官一般无权过问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长官即兼理同级司法审判。
狱讼是否得平，自汉以来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项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