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相关论点
⑴ 刑法到底采用谁的观点和理论 周光权还是张明楷
理论之争一时还不会有定论，司法实践中，每个法官都按照自己的理解独立裁判。
⑵ 刑法论文写什么比较好
论教授淫乱罪这个罪名该部该在刑法中取消。
⑶ 对于学习刑法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刑法和民法是最重要的两大实体法，条文多，知识量大，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至于怎么学习，提供以下建议：
1.先把基础理论掌握好。如果你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就应该充分利用好学习资源（包括课堂的和图书馆等），将刑法学教材吃透，建立起最基本的刑法学知识体系；如果非法学专业，付出就要相对多一些，可以选修或者旁听相关课程。
2.多看法条。刑法这门部门法是很庞大的，除本身外还包括八部修正案和各种司法解释，由于刑法本身的严肃性和调整手段的特殊性，需要学习者多看相关法条，至少大致掌握不同情况的不同界定和规制模式。由于刑法本身的条理性、逻辑性很强，在掌握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去掌握相关法条，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3.学以致用，多理论联系实际。多看案例书，或者相关电视节目（如《今日说法》多为刑法案例），尝试自己分析实际问题，提出个人观点或者解决方案，逐渐培养起刑法思维，增强运用刑法的能力。
4.既品味经典，又接触前沿。一方面，可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刑法学相关名著，最好是法学大家的经典之作；另一方面，鉴于刑法内容庞大，流派甚多，加之这些年修改较为频繁，建议多关注学科前沿，及时更新知识，积极进行研究。
5.实习锻炼。有时间和机会的话，实习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法院、检察院和律所，最好选择专业对口的实习岗位，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实战经验。
⑷ 学习刑法的方法有哪些
刑法和民法是最重要的两大实体法，条文多，知识量大，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至于怎么学习，提供以下建议：
1.先把基础理论掌握好。如果你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就应该充分利用好学习资源（包括课堂的和图书馆等），将刑法学教材吃透，建立起最基本的刑法学知识体系；如果非法学专业，付出就要相对多一些，可以选修或者旁听相关课程。
2.多看法条。刑法这门部门法是很庞大的，除本身外还包括八部修正案和各种司法解释，由于刑法本身的严肃性和调整手段的特殊性，需要学习者多看相关法条，至少大致掌握不同情况的不同界定和规制模式。由于刑法本身的条理性、逻辑性很强，在掌握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去掌握相关法条，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3.学以致用，多理论联系实际。多看案例书，或者相关电视节目（如《今日说法》多为刑法案例），尝试自己分析实际问题，提出个人观点或者解决方案，逐渐培养起刑法思维，增强运用刑法的能力。
4.既品味经典，又接触前沿。一方面，可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刑法学相关名著，最好是法学大家的经典之作；另一方面，鉴于刑法内容庞大，流派甚多，加之这些年修改较为频繁，建议多关注学科前沿，及时更新知识，积极进行研究。
5.实习锻炼。有时间和机会的话，实习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法院、检察院和律所，最好选择专业对口的实习岗位，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实战经验。
⑸ 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 （1）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2）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3）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但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今依然“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见，争论纷纭不休，到现在依然持续，未能达成普遍共识。 有关刑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分歧，要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认定的依据以及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等方面，后二者尤其为论争的焦点。 其实, 刑法基本原则之所以到今天尚不能明确，与人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角度有重要关系。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虽然属于刑法学问题，研究着眼点却不宜囿于刑法学这一端口。欲看得清楚而符合其真实的状态，就须全方位地进行多维捕逐。 故此，笔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韪而试从各个角度诸如法理学、刑法学、比较研究等对该问题详作推究。 一.法律基本原则法理探究 关于法律原则，国内外学者的认识颇为纷纭。依照英国法学家沃克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法律原则就是：许多法律推理所依据的前提，不断地、正当地适用于比较特别和具体规则解决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确地解决的案件的一般原则。可见，这主要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所作的诠释。而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法律原则即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它规则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 。我国学者一般也都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 。从而不难看出，法律原则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包含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这才使得法的原则具有“内容的明确化程度较低” 非常抽象、较为稳定、覆盖面广 的特点。而且因为它是对法律基本规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备这样基本功能：（1）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对法律制定和法律规则理解具有指导意义。（2）可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3）直接作为审判依据.以上这些，究其实质，乃是法的原则的内容施加于立法、司法活动的状况。 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则可以做出如下分类：（1）按原则产生基础的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是国家关于必须达到的目的或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反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发展目标、战略措施或社会动员等问题。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性质中产生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被奉为法律公公理的法律原则。这是法律原则最通常的涵义。（2）按原则的覆盖面的不同，可分为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原则。基本法律原则是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某一法律领域的法律规则的基础或出发点。（3）按法律原则内容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实体性法律原则和程序性法律原则。实体性法律原则指规定实体法律问题的原则，其功能为调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性法律原则是程序性问题的原则，具有调整程序上权利义务的功能。 当然，法律原则按照不同的标准（如按照法律部门的不同）还可以做出其它的分类，不一而足。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意厘析的问题主要是法的原则和基本法律原则这两个基本概念，即这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法的原则是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显而易见，法的原则是立足于“法”而非“部门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因而它属于整个宏观法领域，可以说是万法之本，基础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法律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共处的问题，因为其本身即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并不会增生出任何新的涵义。而通常所谓的基本法律原则是相对于具体法律原则而言的，不过，就目前理论界的认识而言，实际上普遍存在将法的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混谈的问题，甚至在解释这一概念的涵义时也模糊不清，所谓“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 “对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准则” 之类阐述，都不能清楚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更无从确定与法的原则的分界。 实际上，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是不能等而一视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的研究背景，严格地说，是迥然有别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则是着眼于具体法律部门进行探究时的用语，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等等说法；也正是基于此，这一概念才有“具体法律原则”这一相对的概念，因为在宏观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具体法律原则。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差异之处。此外，二者在调整范围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法的原则所能作用的范围显然大于基本法律原则；在稳定性和抽象性上，后者也是显然逊于前者。 不过，这两个相形迥异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二者存在共性与个性上的联系。其一，离开法的原则，基本法律原则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则正是法的原则在部门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样，撇开基本法律原则而言法的原则也是空谈，因为法的原则之所以存在于法学领域，正是人们对各种部门法的各种规律认识的更深层次归纳提炼，各部门法是其存身的载体。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围上亦有相竞合之处，即很多情况下，二者都要依托于法的概念和规则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其三，在法的适用过程中，法的原则有助于或会影响基本法律原则的适用；而且有些情况下，基本法律原则就是法的原则的套用。 二.刑法基本原则探究 1. 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见仁见智，观点纷纭，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 ；也有学者主张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并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则” ；也有人将刑法基本原则定义为“正确、科学地进行刑事法律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贯穿整个刑事法律活动过程、体现在刑事法律活动各个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动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或准绳” 或“在制定和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 。 上述几种观点中，除了第三种观点更侧重从法律适用角度予以阐释而外，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出入，其实只是具体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笔者拟参酌以上观点稍作补充而将其定义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贯穿于形式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始终的根本性准则。 不难看出，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之所以众说不一，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标准的认识存疑而致。 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则是法的原则表现于法律部门中的情况，故而它只能为部门法所特有；它有别于具体法律原则，故更为抽象深刻；法的原则是对法律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因此体现于部门法中必然是部门法的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有意识掌握的产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必将对法律规范的制定、适用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具体说来，刑法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以下根本特性：（1）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为许多部门法所共同具备，否则不属于刑法基本原则。（2）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则，是刑事法律活动根本依据。（3）它贯串全部刑事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的全局，指导整个刑法立法、司法活动。（4）它是刑法领域中的规律的总结根本价值追求，而不属于具体现象或某方面活动规则。 尤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则的特性是有机联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为判断标准时必须满足全部要求，否则不能确认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那么，究竟刑法基本原则包含那些具体内容？按照法学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原则为刑法基本原则似乎已成公论；有的学者还提出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奉之为刑法基本原则必不可少的内容。 依笔者愚见，虽然学界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前三项内容多持认同态度，从学理上讲，也不敢苟同。因为学者们之所以终于认可了适用刑法平等原则，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规定为理由，落入“律学”的故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权衡，虽然这一内容已被我国刑法典奉为基本原则规定于条款之中，它的问题依然明白可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根据其涵义，显然是宪法基本原则活剥下来而置于刑法之中的结果，尽管其长期适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可以作为刑法的一个基点，但这毕竟是不审慎的，从法理而言，如此搬用并不符合立法科学，故不可助长。据笔者看来，若改作“刑法平等适用”或许更能为刑法所接受。 至于罪责自负、主客观相统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刑罚个别化能否树为刑法基本原则，笔者愿就此试作分析。罪责自负的涵义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行为人本人而不能株连无辜 。对于这一原则，我们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具体分析。先看其是否贯穿刑法规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通常，如果一种原则存在于刑法规范之中，也就会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因为刑事司法活动必定要遵循刑法规范的规定，但将二者换位则明显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在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规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为二者的遵循关系是单向的，不能颠倒逆转。而从法理角度讲，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规则、原则和概念。一种原则如若贯彻于刑法规范的全程，定然会对刑法规则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从前提、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方面作用于刑法规范；从而不难明晓，刑法基本原则发生作用的对象也须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论年龄大小、行为能力有无等状况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并非“有罪的人”。以此为绳墨，不难看出，罪责自负不能符合。因为罪责自负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是“罪”而无涉于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后果；而且其针对的也只是认定为有罪的人，不然也谈不上“自负”，也就是说，若此“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等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涉及，因无行为能力人很多情况下是不会治罪的，何言株连不株连等等问题。有人认为罪责自负是贯穿于法律适用全过程的原则，依笔者所见，连这种观点也是不确的。因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责”也可以不负，比如身患绝症的被判为有罪的当事人或孕妇。也就是说，罪责自负甚至连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也会缺席，何言基本二字。 循同样的思路，笔者认为惩罚与教育结合，其实也“只有在非刑罚处置措施和量刑与行刑的规定中有充分体现，换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义而非根本意义，既无实在法所赋予的实然性，也难于成为理念法的内容，因此也不具有应然性，它实际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杀’‘两少一宽’等政策一样，不具有全局性意义。” 也谈不上基本。 刑罚个别化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处”。关于这一概念的所指，有学者认为“即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要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之效。由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无与大小，取决于犯罪人诸方面的‘个人情况’，因而，为了正确适用刑罚，就必须对犯罪人进行‘人身调查’，即对犯罪人的个性、身心状况、境遇、经历、教育程度等‘个人情况’进行调查。” 后来，有人提出刑罚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生活需要而给予个别待遇的制度，即刑罚的执行，必须依据犯罪人的年龄、性别、性格特征、生理状况、犯罪性质、犯罪严重程度、人身危险性等给予不同的处罚改造方式。” 总而言之，甚至可以视之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演化或支原则。 唯主客观相统一尚有可讨论的价值。“我国刑法从犯罪概念到犯罪构成原理、从犯罪构成规定到犯罪形态的规定、从社会排险行为的判断与处置到对罪犯的量刑与行刑，无不体现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对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也是刑事司法从愚昧走向科学、文明的结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应然结果，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必然结果。” 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认为仍须讨论，是因为这一原则也难脱引申“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说。 2. 下面，笔者拟对上文业已论定的原则用比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讨 。 从法律体系上看，刑法属于具体部门法，宪法则归于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畴，与之可相对照的是私法范畴的民法。故以下笔者将着眼于这两个角度，从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基本与民法基本原则两方面进行对比剖析。 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比较 宪法基本原则略述 人民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宪法通行的原则，故本文只就此立论。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它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主权在民”学说，认为一切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而非主权在君或主权神授。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已经不是单纯针对神权、君权意义，而是进一步发扬了人民主权说，将人民定义为权力的来源，是对人民根本地位的确认。基本人权原则系由西方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说演化而来，主要强调人有不可剥夺的生存、发展、财产、自由、反抗压迫等权利。法治原则亦称宪法至上原则，诞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其内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弃基于特权、特殊身份等对人的人格及基本权利采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当今社会，该原则更为发展丰富，具备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含义。 二者之比较 首先，性质之比较。 在性质上，宪法基本原则更具根本性、政治性、优位性。因为宪法基本原则是国家根本大法建构的础石，故而更为根本，堪为宪法国家法律体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则只是宪法治下的刑法部门的根本准则，之间明显存在层级差异。另一方面，宪法是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权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确定的根据和蓝本，其基本原则起着全方位统摄的作用，故而有着极强烈的政治制色彩；刑法基本原则较之则当然逊色。再者，宪法基本原则概括了一国社会的总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发挥作用无疑都须遵循，可以看出宪法进原则相比之下更为优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可作为行为人某种或某一系列行为的参照标准进而约束其行为；宪法基本原则常常不直接作用于人的一般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基本原则大多关乎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其次，效力之比较。 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别是极为显豁的。效力，从法理上讲，指的是法律制度对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约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调整内容、制定过程的重大和严格，地位自非同一般，这就使得作为其根本内容和指导方针的宪法基本原则也具有类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门法律的制定实施均须以之为根本准绳。刑法基本原则作为部门法的重要部分，其约束力面积和程度远不及前者。因此，从效力上看，宪法基本原则相比之下明显大得多。 再次，功能之比较。 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内在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 ，属于一种可能。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较，一则，宪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一般只具单重性，亦即刑法的基本原则的功能通常都具有保护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损抑，如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一般都起到保障国家权力归于人民、保护公民的基本人身财产等权利、保障法治实现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则却具有双重功用，它的实现既有保护一方相对人的正当权利的可能，同时也有损抑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的可能；对同一方当事人而言，既会造成积极后果，也会造成消极后果。二则，在功能的实现方面，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诉诸立法，刑法基本原则则既可以立法为径，也可以司法为径；之外，宪法基本原则还可以灌注于其它部门法以实现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三则，二者在宏观的结果方面也是有差别的。宪法基本原则所涉多为社会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与效能所系也为大端，一旦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必为重要后果；而从整体观之，刑法基本原则并不及于社会的根本方面与极重要领域，故其功用表现出的社会效果自难及前者的高度。 最后，价值之比较。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价值乃是客体（如法的原则）相对于主体（主要为人）的有益性以及从而产生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认识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宪法实基本原则的价值所向具有更强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控制政权，其目标和价值观最易于渗透于宪法基本原则的创设和采用上；刑法基本原则于此则远没有这样鲜明，这正是预防和打击犯罪无国界的印证，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认识和理念所旨。第二，在宪法基本原则的价值体系中，民主、自由、平等处于根本地位，是其它价值目标的生发点和归宿，并且一致地体现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的趋势；而在刑法基本原则价值体系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义和人道，且张扬公权力，突出公权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其它价值目标皆隶属这两方面。第三，宪法基本原则主要强调宪法的一般价值。宪法基本原则所提及的“人”“公民”等价值主体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个集合或是全体人，是在法哲学意义使用的，过滤掉了人的个体性征；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以此为价值罗盘，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与适用衔接的，而适用则是与具体案件、具体行为人打交道的过程，故而必当注重区别人的各方面的具体差异，由之矢中公平、正义等价值之的。 不过，作为法的原则的宪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原则虽存在各式各样的不同之处，却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属部门法的基本准则，都体现了法的原则；除此而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则必定对位在普通部门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则的产生、发展、演变等等方面有所作用，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讲，则有刑法基本原则反作用于前者；但后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 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宪法基本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无论在性质上、效力上、功能上还是价值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别。在认识到二者的联系的同时，不论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认定还是适用上都应予必要的注意。
⑹ 急求刑法周光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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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请给我一篇正规的刑法论文！
摘要：共犯关系脱离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但我国刑法理论对此缺乏充分的研究。为了合理地处理实践中出现的共犯关系脱离行为，需要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构成要件和罚则进行合理的界定。
关键词：共同犯罪；脱逸；成立要件
所谓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意，并终止与其他犯罪人的共犯关系，从而对脱离后其他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共犯关系脱离所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需具备什么条件脱离者才对其他共犯者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对此，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理论界也鲜有人论及。笔者拟对此问题及相关内容加以浅析，以期裨益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
一、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成立条件
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有的学者认为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本人放弃共同犯罪的故意；二是本人中止自己的行为；三是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努力；四是在某些场合让其他行为人知道自己脱离共犯关系。笔者认为，根据以上要件，在某种情况下，无疑会扩大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外延，而在有的情况下，则又不适当地缩小了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范围。具体说来，首先，论者并没有限制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成立阶段。根据论者提出的四要件，在犯罪发展的任一阶段，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但是，笔者则认为，在直接实行者着手实行犯罪后，即使一部分共犯人自动放弃犯意，并有脱离共犯关系行为的，也不能解除他们的共犯关系。其次，第三要件即“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或防止结果的发生作出了努力”是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充分而非必要要件。因为脱离共同犯罪关系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在有的共同犯罪如平等型的共犯关系中，只要有消极的脱离行为即可，而无须实施积极的脱离行为。
以上两种情况其实是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问题。在此需将共同犯罪关系脱离与共同犯罪中止区分开来。前者是指共犯人脱离了共犯关系，因而对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后者则是指共犯人并没有脱离共犯关系，对他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仍然承担共犯责任，只是应从轻处理。可见，在理论上，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当然，共犯关系的脱离与共犯的中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两者都发生在犯罪过程中，都是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意；在表现形式上，一些犯罪中止行为就是一种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因此共犯关系的脱离必然有着共同犯罪中止的某些特征，但是它毕竟有着自己的特定构成要素，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应具备以下条件：
1、发生在直接实行者着手实施犯罪以前。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犯罪阶段要求。
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成立阶段，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发生在共同犯罪人着手实行犯罪前、直接实行者实行犯罪后以及既遂后的继续犯场合等三个阶段。笔者认为，这是从形式意义上来理解共犯关系脱离的。就脱离者而言，在犯罪的发展过程中甚至犯罪既遂后的继续犯场合，他都可以有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但是这种脱离行为是否能解除共犯关系尚需要实质地进行判断，即共犯关系的脱离并不是以脱离者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的，需要结合共同犯罪关系的实质来认定。一般说来，只要直接实行者已着手实施犯罪，共犯关系就不能解除。因为，根据刑法理论，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已形成共犯关系。如同犯罪既遂后的恢复原状不能改变行为的犯罪性一样，成立共犯关系后就不可能再解除。具体说来，在复杂的共同犯罪中，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共犯从属性说，教唆犯和帮助犯的犯罪性和可罚性取决于正犯是否已着手实行犯罪。只要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三者就形成了共犯关系。而就共同正犯而言，由于各犯罪人基于意思联络而成为同心一体，因此只要一部分正犯已着手实行犯罪，即使其他正犯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不影响共同正犯的成立，即一部分正犯的行为就是共同正犯的行为。这也正是对共同正犯实行“一部行为负全部责任”的理论基础。因此，成立共犯同犯罪关系的脱离必须发生在着手以前。当然在着手后，共犯仍有脱离行为，但这是涉及到是否成立中止犯的问题。
2、脱离者必须自动放弃犯意。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主观要求。
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也有论者认为，只要在着手前切断因果关系，即使不是基于任意性，也不影响。笔者认为，既然脱离者在处理上不承担共犯关系责任，那么就应对其成立要件做出严格的限制，即脱离者应自动放弃犯意。但关于自动性，德、日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多种观点：主观说认为，由于认识外部的障碍而停止的场合以外，是自动放弃犯意。限定主观说主张只有放弃犯意即后悔而中止的场合，是自动放弃犯意。客观说主张按照社会一般的观念，以客观的判断为标准认定障碍的性质。折衷说主张在一般经验上对意思给予强制影响的情况为动机以外的场合是自动放弃犯意。通说认为折衷说比较妥当。我国理论界关于自动性的观点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指在行为人能够将犯罪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而停止犯罪行为。这表明只要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能够完成犯罪，即使客观上难以完成犯罪，也不影响自动性的成立。
3、行为人必须有脱离共犯关系的行为。
这是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实质性要件。何谓脱离行为?笔者认为，应以是否切断脱离者已经实施的加功行为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原则。只有切断了与此后其他共犯者的行为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脱离者才不负共犯刑事责任。基于这一原则，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将脱离行为分为消极的脱离行为与积极的脱离行为。前者是指脱离者将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或者单纯地撤回自己的加功如帮助者将其提供的工具索回，就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这种脱离行为一般是针对平等型的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人之间不存在领导、制约关系。如普通的共同正犯，或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消极地位的帮助犯、胁从犯以及犯罪集团中的一般参加者等。由于这些犯罪人对犯罪的实施并不起主导、支配地位，因此只要消极地将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对方或者单纯地撤回自己的加功，一般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加功行为对正犯的影响。内心的脱离或单方面的脱离是不能成立共犯关系脱离的。因为二人以上基于实行一定犯罪目的而成为同心一体。如果某一共同犯罪人有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但是却并没有传达给其他共犯人，那么对于其他共犯人来说，这种同心一体的联系仍然存在。当他实行犯罪时，与脱离者也依旧存在着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因果联络。因此只有将脱离共犯的意思传达给其他共犯人，这种同心一体才能解体。对于传达脱离的方式，通常是以明示的方式做出的，如明确告诉对方自己决定从犯罪活动中退出来，并中止了犯罪行为。对于以默示的方式表达脱离犯罪活动的意思，如从犯罪现场离去、帮助者没有按约定提供工具或出现在现场，如果同时符合其他条件，也不失为一种脱离行为。日本的一些判例就肯定了这一方式。例如共谋强盗并实施了预备行为后，其中一人悔悟，从犯罪现场离去。对于这一案例，福冈高级法院昭和28年1月12日判决认为：虽然行为人既没有阻止其他共谋者的犯罪行为，也没有明确表示脱离的意思，但是当剩余的共犯者不仅认识到了脱离者的脱离事实，而且认识到只能由自己来完成共谋的犯罪事实时，可以说共谋者接受脱离者默示的意思。因此脱离者只对当初共谋的强盗预备负刑事责任，而不承担强盗共同正犯的刑事责任。
所谓积极的脱离行为就是指脱离者采取措施阻止他人犯罪或为此做出了真挚努力的。这种脱离行为是针对支配型的共同犯罪人而言的，即在共同犯罪中起着领导、指挥、主动等地位或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如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教唆犯等。由于这类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人，只要单纯地将自己脱离共犯关系的意思传达给其他共犯人就可以脱离共犯关系，他们还必须采取积极的作为将自己给予犯罪实行的效果予以消除才能成立共犯关系的脱离。从国外的立法规定及司法实践来看，将下列行为认定为积极的脱离行为：(1)使其他共犯者确定地放弃犯意。如日本1976年松江地方法院的判决“当脱离者作为共谋者团体的头目可以强制支配其他共谋者的地位时，倘若脱离者没有恢复到不存在共谋关系的状态，就不能说解除了共谋关系。确定地放弃犯意是否要求其他共犯者必须真正放弃犯意。”笔者认为只要其他共犯者答应放弃犯意即可。至于是否真正地放弃犯意并不影响行为人脱离共犯关系。因为脱离者已将自己给予犯罪实行的效果予以消除。(2)向国家有关机关告发、举报的，如俄罗斯刑法第205条规定，参与准备实施恐怖行为的人员，如果及时提前报告权力机关或采取其他措施预防恐怖行为的发生，如果其行为没有别的犯罪构成则免除刑事责任。这种行为既可以作为第一种行为失败后实施的一种补救行为，也可以单独实施。(3)其他阻止犯罪实行的行为，如向被害人通报等。
二、脱离共同犯罪关系者的处罚
对于脱离后其他犯罪者实施的犯罪行为，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脱离者不承担共犯责任，这与共犯处罚的根据密切相关。关于共犯处罚的根据，理论上有责任共犯说、行为价值惹起说、惹起说等不同观点。虽然观点聚讼，但在对待脱离者的刑事责任上，则无论根据哪一种理论，都可以得出脱离者不对他的犯罪行为负共犯责任的结论。如惹起说认为共犯之所以处罚是因为与共犯者共同惹起犯罪结果。根据这一理论，在共犯关系脱离的情况下，脱离者不仅与其他共犯者解除了意思联络，而且给予他人实行犯罪的效果予以消除。因此与正犯惹起的犯罪结果就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也不对其承担共犯责任。
对于脱离者脱离前的行为，从司法实践与有关国家的刑法规定来看，一般也是免予处罚的。这有理论上的依据和刑事政策上的考虑。从理论上来说，脱离者的行为是着手前的预备或阴谋行为，对法益的侵害并无实质的危险，同时脱离者又系自动放弃犯意，主观恶性较小。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的要求，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对于构成犯罪的，也应当从轻处罚。从刑事政策上来说，这样处理无疑是给犯罪者“架设后退的金桥”(李斯特语)，对于鼓励犯人改过自新，瓦解、分化和打击犯罪组织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并不是说脱离者可以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笔者认为，结合具体案情，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给予适当的处罚：(1)预备行为构成犯罪的。如甲、乙为了抢劫成功，事先各自购买了枪支。但在实施抢劫前，甲因惧怕而放弃犯意，并没有参加抢劫。甲的行为构成菲法买卖枪支罪。(2)共谋实行重大的犯罪活动，并进行了预备活动。如共谋抢劫国家金融机关、爆炸国家重要设施、部门等。是否属于“重大”的犯罪，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使用的犯罪方法等。(3)为阻止他人实行犯罪做出了诚挚的努力，但并没有真正阻止他人实行犯罪者。如被教唆者虽然答应放弃犯意，但是仍然实施了教唆的犯罪的。须注意的是，即使是应追究以上行为的刑事责任，也应从轻处理。即将共犯者的脱离作为从轻处理的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三、共同犯罪关系脱离的立法评价
从世界各国刑法规定来看，多数国家对共犯关系的脱离没有作明文规定，只是司法实践中的解释问题，如日本。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对共犯关系脱离的条件及责任作了规定。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立法方式：一是规定在总则中，如美国模范刑法典。该法第206条第6项第C款规定，在实行犯罪之前，终止共犯关系且将共犯关系给予实行犯罪之效果完全予以消灭或给予执法机关适时警告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其罪之实行作适当的努力，不能作为他人所实行之罪之共犯。第503条第6、7项规定，行为者共谋实行实质犯罪后，在能确认其在完全而自动放弃犯罪目的的状况下，阻止共谋目的之达成，即为积极抗辩。共谋者之一，纵有废弃其合意，如未将合意之废弃告知共谋之对方，或向法律执行机关申告共谋之存在以及自己为共谋之一员时，对该人之关系上，不得认为共谋已终结。二是规定在分则，这是针对特定的共同犯罪制定的。如法国1994年刑法典第422条规定，恐怖活动之正犯或共犯，如其告知行政当局或司法当局，从而得以制止犯罪行为，或者得以避免犯罪造成人员残废或永久性残疾，且在相应场合，得以侦破其他犯罪的，其所受自由刑减半。三是总、分则结合式。即既在总则中作出一般性规定，同时又对分则中的特殊的共同犯罪专门作出规定。这种立法体例为多数国家刑法所采纳。如1976年的西德刑法典第31条规定：犯罪之不发生，非由于中止者之所致，或犯罪之发生，与中止以前加功行为无关者，如中止者确曾因己意而尽力谋犯罪之防止，亦足免罚。同时分则第129条对脱离犯罪集团作了规定，如自动将其所知犯罪行为之计划，于尚可阻止其实施之适当时机内报告官署者，法院得依其判断减轻或免除。此外，1997年的俄罗斯刑法典也采纳了这一立法体例。综观各国关于分则的规定，可以发现有以下特点：(1)其适用对象是有组织的共同犯罪，特别是恐怖活动组织犯罪；(2)客观上必须是积极的脱离行为；(3)在处罚上，从宽有两个层次：一是从犯罪组织中退出来则给予从轻处罚，二是如果他们对侦查予以积极帮助的则对其免除处罚。在分则中针对特定的共同犯罪另作专门规定是伴随着有组织犯罪的猖獗而采取的一项策略。实践证明，奖赏脱离者或称“悔过者”的刑事政策在侦查期间打击最为恐怖的有组织犯罪形式是极为有用的。“悔过者”或更确切地说司法机关的合作者，在与通常的有组织犯罪特别是黑手党犯罪的斗争中无疑是有意义的。
我国的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没有对共犯关系的脱离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这种情形可以按预备犯的中止犯处罚。这样看来，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似乎意义并不大。因为与国外的刑法规定不同，在我国对于预备犯原则上是可罚的，而且中止犯不仅可以发生在实行阶段，在预备阶段也能成立。所以，外国刑法中的关于共犯关系脱离的情形，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其实是共犯中止犯的问题。但是，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出发，笔者认为，在理论上还是有必要将共犯关系脱离作为共犯论体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予以研究。因为共犯关系脱离之所以不适合我国主要在于我国刑法对预备犯的规定过于宽泛。首先，我国刑法原则上处罚一切预备犯；其次，我国刑法并未限定预备犯的成立范围，不仅包括自己预备，也包括他人预备。这样共犯就有成立预备犯并受到处罚的可能。然而，在目前各国刑事立法中，多数国家是将预备犯的处罚严格限制在少数严重的犯罪中，即预备犯原则上不处罚，如法国、日本、韩国、德国。同时在理论上，多数学者也主张预备犯只能以自身的行为为前提，他人预备行为不能包括在预备行为中。可见，我国刑法对预备犯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这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也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不一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应改进我国关于预备犯的立法，即只处罚少数严重的犯罪的预备行为。笔者赞同这一见解。若从这一立场出发，则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就具有了刑事立法上的根据。不仅如此，提出共犯关系脱离的概念更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举一不恰当的比喻来说，共犯关系犹如民法上的合伙，有其成立、变更、撤销的情形。因此，在共犯的本体论中，应包括共犯关系成立即共同犯罪的成立、共犯关系的变更如实行过限、共犯关系脱离等内容。因此，将共犯关系脱离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予以研究，可以推动我国共同犯罪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最后，从性质上看，共同犯罪关系的脱离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小于共同犯罪中止，是一种应当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因此，将共犯关系脱离在立法上予以明文化，不但可以增强司法操作性，而且能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同时也使刑法关于共犯的规定更趋完善。
那么，在上述三种立法体例中，哪一种立法体例比较适当?仅在总则中做出一般性的规定，固然具有其长处，但是由于没有区别对待不同的共同犯罪形式，必将不利于打击、分化和瓦解有组织犯罪，毕竟有组织犯罪的惩治是当前刑事司法工作的重点；分则性规定虽然突出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但是对于一般共同犯罪缺乏规定。比较起来，总、分则结合式就比较可取。它可以克服两者的缺陷，同时又取两者之长。这种立法体已为新近制定或修订的刑法采纳。具体言之，一方面在总则中规定着手前脱离共犯关系的，免予或减轻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分则中第一百二十条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第二百九十四条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规定特殊脱离行为，即实施恐怖活动犯罪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者，在逮捕或追诉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处罚：(1)解散或决定解散犯罪组织的；(2)不是发起者或首要分子，并且退出该组织的；(3)以任何方式阻止犯罪集团犯罪的。
仅供参考，原创进空间问
⑻ 刑法观点展示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关这个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不同做法，学理界也有不同的观点
学理界的不同观点大多都是张明楷，周光权提出
司法考试中的考点就在于，你要知道每种不同的观点结论，和该结论的理由
⑼ 你好，我写个毕业论文，想涉及刑法中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不知怎么找到论点，您能否给与相关的帮助，谢谢
可以从预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量刑、青少年犯罪的审判、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