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司法救济

❶ 人权的国内法保障主要包括哪些环节

人权通常是指普遍的人类权利,不论其管辖范围内或其他因素,诸如种族、国籍或宗教。回被多数国家认同答的人权立法包含如下：安全的权利；自由的权利：有关自由的范畴，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政治的权利；诉讼的权利；平等的权利；福利（经济）的权利；民族的权利：有关群体免受种族屠杀和其建立民族国家之权利。
人权的国内法保障主要包括立法的保障、司法的保障、执法的保障。
立法的保障由宪法、民法、刑法等法律的订立来确定、实现并保护公民的人权。
司法的保障是后续的救济，保障公民在人权受侵害时有得到救济的权利。
执法的保障是国家通过行使公共职权，保障公民的人权得以实现。

❷ 人权如何在行政法、刑法和民法中得到落实

直接咨询律师都OK

❸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有何重大意义

应当把“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改革部署，放在《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个战略部署中来认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来把握其基本特点和重大意义。

一、把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与增进人民福祉、维护人民权益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从司法为民的角度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使发展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执政理念。通过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等改革措施，不断改进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的有关制度和程序，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群众在司法过程中依法享有更加充分真实的人权，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此，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仅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且从人权司法保障和救济的重要方面贯彻了整个改革的战略部署。

二、把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从司法人权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的角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司法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体制改革，尤其是司法体制中有关人权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毫无疑问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热切期待改革的重要领域。《决定》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等改革作为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体现了以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改革完善为重点和突破口之一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在宪法框架下和法治轨道上积极稳妥扎实有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有益实践。

三、把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从尊重保障人权的角度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根据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建设法治中国，就是要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的基本方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设法治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护人民权益，实现到2020年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目标。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既是法治中国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司法体制和人权保障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按照《决定》的要求，健全社区矫正和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和律师制度等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必然有助于完善法治中国的制度基础，有助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有助于建立更加完善的人权保障体系。

四、把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从司法人权保障的角度推进司法体制的深化改革。

《决定》把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列为现阶段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在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后，将法治建设的重点从改革开放前30年的以立法为中心转向宪法法律实施的重大布局调整。法治中国建设的上述主要任务，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围绕宪法法律实施展开的。

根据《决定》的部署，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当下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既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艰巨任务，又是检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好坏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不能有效维护人民权益、保障司法人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群众就有理由认为这一改革是不成功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一场更深刻的司法体制改革，我们必须站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更加积极稳妥、更加求真务实地参与并推进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❹ 国家为什么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私有财产权——国家强化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优先相结合

本次宪法修正强化了对私有财产保护，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不受侵犯，包括不受私有财产权主体以外的个人及其他组织的侵犯，更是指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只要是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都在国家保护之列。我国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很长的历史阶段，由于受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长期忽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因此在宪法中强化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把“私有财产权”抬到一个神圣、至上的地步。近代宪政史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私有财产权从神圣到不神圣，从至上权利变为相对权利。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是一种合法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但它不是位阶最高的权利，不能用它排斥公民的其他权利。相反，当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和人的生存权、生命权、平等权、人格尊严权发生冲突时，它还必须做出适当的让步。生存权、发展权是我国人民的首要人权，当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生命权、平等权、人格尊严权和私有财产权发生冲突时，国家应优先保护前者，对后者作必要的限制。宪法关于社会权的规定就体现了这个基本理念。本次修宪在强化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同时，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依照法律程序和依法给予补偿的条件下，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少数人群的权利——国家实行积极的差别待遇

这里所说的少数人群，也可以表述为弱势人群，主要指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华侨、归侨、侨属等。我国的少数人群与他们对应的多数人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家庭各方面应该享受同等的权利，在社会理念上为全国人民广泛认同，同时我国宪法与法律也有明确规定。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人群比较多数人群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活上存在实际的差距，这些差距会妨碍他们享受到实际的平等权利，所以我国为了帮助少数人群在各方面享有实际的平等权利，对他们的权利实现给予特殊保护，对他们实行积极的差别待遇。以国家对少数民族权利的特殊保护和积极差别待遇为例。在政治权利上，我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而且少数民族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又受到特殊保障。国家还重视保障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真实实现，实行了积极帮助的政策，帮助、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并动员和组织汉族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国家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体育活动等。国家对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华侨、归侨、侨眷的权利也实行特殊的保护。法律规定，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减员下岗中，对华侨、归侨、侨属不能下岗。对老人、儿童、残疾人，我国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的文化传统，国家对他们权利的特殊保护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支持。


获得救济的权利——强化人大职能和扩大司法救济范围

我国各国家机关均负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职责，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侧面也都负有对被侵权人实施救济的职责。就当前来说，我国的权利救济应突出在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强化人大职能，一是扩大司法救济的范围。强化人大在人权救济上的职能，最主要的是强化我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人权保障、人权救济上，要认真履行其监督职责。这里可以分作两个方面讲。第一个方面，对各级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职责。我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社会权的实现，需要国家采取相应措施去保障。这里的国家主要指承担日常行政管理事务的各级政府。怎样监督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保障人权的实现呢？由公民直接提起司法诉讼的方式不现实，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侵犯，用司法裁判代替政府政策的制订，潜伏着司法专横的危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国家在保障生存权、发展权、社会权上的政策行为不具有可司法性。可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此职责，督促政府为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社会权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在必要时，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可以直接做出决定，由各级政府执行。第二个方面，对于具体侵犯人权的案件当然不可能都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来承担救济职责，但它们选择典型案件，对相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质询，以至依法组成调查委员会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做出决定，也是一种必要的方法。西方一些国家对影响重大的侵犯人权案件特别是涉及到政府的案件由议会直接组织调查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扩大人权的司法救济范围，当务之急是把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政治权利纳入司法保护范围。我国公民民主权利与政治权利如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除个别案件外，我国的司法保护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我国选举法规定，人民代表的直选中，选民对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在经过申诉程序后，对选举委员会对申诉的处理意见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国刑法、选举法还对破坏选举行为规定了惩罚措施。除此而外，司法保护几乎不进入公民政治权利领域。

如我国宪法规定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成员由居民民主选举产生。我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与自治组织只是指导与协助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不能撤换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成员，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十分普遍。首都北京就曾发生乡政府撤换村民委员会主任的事件，被非法撤换的村主任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政治权利，从县法院告到中级人民法院，均不予受理，该主任的合法权利也就失去了最后得到救济的机会。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准备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政治权利是一种可诉的、可救济的、可司法性的权利，为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因此，从保障人权出发，从履行国家义务出发，都应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❺ 怎样维护自己人权

我国人权法律保障体系初步形成，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随着人权入宪，必然带动人权法律保障方面的新法律草拟出台，本届政府将审议60件法律法案，包括物产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劳动合同法、农民权益法等 等，一个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人权法律体系会建立起来。
目前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可以将人权的法律保障划分为人权的宪法保障、人权的行政法律保障、人权的民事法律保障和人权的刑事法律保障。
我个人认为，最好在宪法人权原则指导下起草一部专门保障人权的人权法，旨在全面保障人权。在其下面是各类各种人权保障的专门性法律。
过去在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是要通过普通法律具体化，并且通过普通法律的实施得以实现，如果普通法律没有规定，宪法不能直接去诉讼，这样可能在实际中形成空档漏洞，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完全维护。应该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既然中国宪法没有限制适用，各级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诉讼。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可以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不一样，主要会从人权方面考虑。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享有人权，这体现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国家因紧急状态克减一些权利义务，这也是《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但有些权利是不能克减的，比如生命权、人格权、不受酷刑权。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制定紧急状态法，这个紧急状态法会参照有关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
司法救济通过法院的诉讼救济还是最重要的一种维护人权的手段。但维护了法律只能说绝大多数情况下维护了人权，还不能将两者划等号。维护人权最根本的是全民的人权意识，人人都在社会上维护人权，包括维护自己的人权，维护他人的人权。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氛围。
目前中国尚无反家庭暴力法、反性骚扰法，这是法律缺陷，但是家庭暴力与性骚扰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盲点。家庭暴力案受害者，可以让公安机关出具伤情法医鉴定委托书。可以提起刑事诉讼或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若公安机关认为家庭暴力就是家务纠纷，只要不出现重伤就不宜介入。则属渎职的行为。至于性骚扰案受害者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中国应当就反性骚扰制定一部具体的法律，在法律规定中明确禁止性骚扰，并就实体与程序问题做出具体规定。比如实行部分举证责任的倒置。
犯了罪的人仍然是人，仍然是保证其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当然，被依法剥夺的权利除外。即使判处死刑生命权被剥夺，在未执行前仍享有人格尊严的权利。这点符合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中的规定。符合我国的监狱法有关罪犯权利条款中规定的具体内容。
艾滋病人的人权问题，涉及到少数人的权利和多数人权利的问题。我们已经走进一个权利时代，权利成为我们时代重要的标识，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贯彻维护多数人权利的同时也关怀少数人的权利，以避免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有些人说得了艾滋病的人应该枪毙。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
否认乞丐权就等于取消了乞丐的生存权。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有些人愿意选择乞丐这种生存方式，别人也就应该尊重这种选择，法律也应该尊重这种选择。有这个权利并不意味着不重视社会救助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并不意味着乞丐永远去乞讨或者人人都要去乞讨，也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对其加以约束或者限制。从某种程度来说，对行乞者的宽容程度，也是反映一个地区人口素质的重要表现。
打了半死，分给我哦..

❻ 司法救助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省委政法委日前制定出台《安徽省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实施细则(试行)》。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的基准、限额以及各种情况下救助标准的确定原则等。

细则首先规定，国家司法救助资金额度以作出救助决定时的案件管辖地所在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一般不超过36个月的工资总额。因损失特别重大，生活特别困难，案件特殊情况等确需突破救助限额的，应严格审核控制。救助金额不得超过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判决给付或者虽已判决但未执行到位的标的数额。

在救助标准金额的确定原则方面，细则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致使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因案件无法侦破造成生活困难的;或者因加害人死亡或没有赔偿能力，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以其伤残等级或损伤严重程度计算国家司法救助金额度。其中，6级伤残的救助金额为职工月平均工资×12个月;伤残每提高一级，增加3个月救助金。重伤一级的救助金额为职工月平均工资×18个月至22个月;重伤二级的救助金额为职工月平均工资×12个月至16个月。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中未确定重伤级别的，参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计算救助金。细则还对下列情况下的救助金额标准作了明确:举报人、证人、鉴定人因举报、作证、鉴定受到打击报复，致使重伤或严重残疾，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等，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造成申请执行人生活困难的;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无法经过诉讼获得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在标准救助金额的基础上，救助额度同时根据救助申请人的生活困难程度和过错责任及实际获得赔偿情况进行增减调整。其中，生活非常困难、特别困难的，救助金额在标准金额基础上分别上调10%、20%;当事人过错责任未达一半、一半以上但无重大过错的，救助金额在标准金额基础上分别下调10%、20%。

为鼓励各地用足用好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细则还规定，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分配与各地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相挂钩。本年度国家司法救助资金使用率100%的地区，下一年度司法救助资金拨付额增加20%;使用率为80%以上的地区，下一年度司法救助资金拨付额不变;使用率为60%以上的地区，下一年度司法救助资金拨付额减少20%至10%;使用率低于60%的地区，下一年度司法救助资金拨付额减少30%。

❼ 司法救济一般由什么主导并通过公正的审判来实现

人民法院主导
司法救济么 就是诉讼程序救济呗

❽ 如何维护人权

我国人权法律保障体系初步形成，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随着人权入宪，必然带动人权法律保障方面的新法律草拟出台，本届政府将审议60件法律法案，包括物产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劳动合同法、农民权益法等 等，一个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人权法律体系会建立起来。

目前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可以将人权的法律保障划分为人权的宪法保障、人权的行政法律保障、人权的民事法律保障和人权的刑事法律保障。

我个人认为，最好在宪法人权原则指导下起草一部专门保障人权的人权法，旨在全面保障人权。在其下面是各类各种人权保障的专门性法律。

过去在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是要通过普通法律具体化，并且通过普通法律的实施得以实现，如果普通法律没有规定，宪法不能直接去诉讼，这样可能在实际中形成空档漏洞，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完全维护。应该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既然中国宪法没有限制适用，各级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诉讼。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可以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不一样，主要会从人权方面考虑。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享有人权，这体现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国家因紧急状态克减一些权利义务，这也是《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但有些权利是不能克减的，比如生命权、人格权、不受酷刑权。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制定紧急状态法，这个紧急状态法会参照有关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

司法救济通过法院的诉讼救济还是最重要的一种维护人权的手段。但维护了法律只能说绝大多数情况下维护了人权，还不能将两者划等号。维护人权最根本的是全民的人权意识，人人都在社会上维护人权，包括维护自己的人权，维护他人的人权。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氛围。

目前中国尚无反家庭暴力法、反性骚扰法，这是法律缺陷，但是家庭暴力与性骚扰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盲点。家庭暴力案受害者，可以让公安机关出具伤情法医鉴定委托书。可以提起刑事诉讼或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若公安机关认为家庭暴力就是家务纠纷，只要不出现重伤就不宜介入。则属渎职的行为。至于性骚扰案受害者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中国应当就反性骚扰制定一部具体的法律，在法律规定中明确禁止性骚扰，并就实体与程序问题做出具体规定。比如实行部分举证责任的倒置。

犯了罪的人仍然是人，仍然是保证其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当然，被依法剥夺的权利除外。即使判处死刑生命权被剥夺，在未执行前仍享有人格尊严的权利。这点符合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中的规定。符合我国的监狱法有关罪犯权利条款中规定的具体内容。

艾滋病人的人权问题，涉及到少数人的权利和多数人权利的问题。我们已经走进一个权利时代，权利成为我们时代重要的标识，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贯彻维护多数人权利的同时也关怀少数人的权利，以避免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有些人说得了艾滋病的人应该枪毙。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

否认乞丐权就等于取消了乞丐的生存权。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有些人愿意选择乞丐这种生存方式，别人也就应该尊重这种选择，法律也应该尊重这种选择。有这个权利并不意味着不重视社会救助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并不意味着乞丐永远去乞讨或者人人都要去乞讨，也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对其加以约束或者限制。从某种程度来说，对行乞者的宽容程度，也是反映一个地区人口素质的重要表现。
打了半死，分给我哦..

❾ 请结合<人权宣言>内容，说明政府、法律与人权之间的关系 要简洁

法国宪法权利存在于《人权宣言》之中

《人权宣言》是法国现行宪法的序言，其内容就是宪法权利。《人权宣言》执事正式而完整的名称应是《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它体现了人权与公民权理论属性的差异。 （37）37但是〈宣言〉并未认可这一差异，其所列举和确认的是既作为人，又作为公民的个人权利，是那些属于理论上的人，同时又得到社会认可和有效保障的权利，是那些既属于自然状态又须得到社会保护的人的权利。

人权是作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无需以加入某一政治社会为前提，脱离政治社会亦不受影响。公民权指作为某一政治团体成员的个人所享有的权利，权利的享有以来政治社会的成员资格。 （38）38公民权似乎是政治社会的某种权利让与，让与这种权利的政治社会同样有权依其意愿收回或限制这种权利。但是〈宣言〉否认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认为列举的所有权利是指受到社会承认和保证的自然权利。在此，公民权与人权已毫无差别；公民权就是得到保护和确保的人权，就是自然权利。〈宣言〉第二条中就指明了自由权、所有权和安全都是人权。其中自由权和所有权是人权； （39）39安全则是一项公民权，它并非一项特别的权利，只不过是由“社会”承认并确保的自由权和所有权。 （40）40

《人权宣言》未提及个人参与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治权利。狄骥认为，极有可能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议会成员认为这不是权利的行使，而是在履行一种职责。“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政治权利确实是权利的话，那么她也只是一种被让与的、而非人本质所固有的权利，国家可以按其意愿在确定某些有利的保留条件的基础上授予这些权利。因此，这些权利也就不能在限制国家权力之中得到表述。” （41）41

《人权宣言》没有把平等权列为自然权利。 （42）42这是因为，人民担心平等权有可能成为政府专制的借口，狄骥认为：“任何专制政府都把将所有个人置于同等的地位作为自己的目标。借用这种虚假的人类的绝对和天生的平等原则，国家为强加给人们的沉重的独裁压迫找到了表面上为之辩解的理由。与之相反，个人活动的自由发展和政府的宽容大度滋养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精神上、物质上的差异，而国家的饿义务就在于制定与这些先天或后天的差异想适应的法律。” （43）43如果将平等权规定为一项权利，则个人有权使国家在可能的范围内消除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 （44）441789年《人权宣言》认为国家并没有消除事实不平等的义务，而只有确保所有人受到同等保护的义务。言称平等原则只是想确认所有公民都能在人身和所有权方面以同样的方式受到法律同等程度的保护，而并未承诺所有公民完全享有同样的社会特权。人人都有权成为所有者；但并非人人都有权拥有同等的财富，因为假如财富的占有是劳动的结果，那么既然不可能人人都有同样的才干，当然就不可能创造同等的财富，只是所有者无论大小贫富，都必须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受到法律同等效力的保护。由此可以看出，《宣言》确立和保护的平等仅仅为形式平等，而非实质平等。所以，《宣言》没有包含社会权利。 （45）45

4 .宪法典中的“公民基本权利”是德国宪法权利的法律表现

德国现行宪法确立了自然权利观。自然权利观将宪法中的公民权利视为自然法的体现，因此是不可剥夺的、不可转让的，其实质是不得以公权侵犯。这一基本权利观是俾斯麦宪法和魏玛宪法背后所没有的观念的支撑，因此在这另部两部宪法中，基本权利没有获得不可剥夺的属性。

自然法背景的法哲学基础表现为宪法一系列条款的规定：（1）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2）因此之故，德国人民认为，不可侵犯、不可转让的权利，是每个共同体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3）下列基本权利作为直接强有力之法律，对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都有约束力。第19条（2）规定，“任何情况下，不得侵犯基本权利的实质内容。”第79条（3）规定，“基本法之修正案影响到……第一条所镇定的各项基本原则的……不可采纳。”
确立基本权利的自然法观在于确认了基本权利的绝对性和不可剥夺性，是自由价值对民主的抵制。如果一项权利是多数通过的法律赋予的，这项权利同样可以另外一个多数否决它，则基本权利或者人权就是可以剥夺的，这在民主主义体制中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倾向，也是人格化的国家的一种职能。但是，如果基本权利的法哲学基础是天赋的人权观，则任何机构，包括国家都不可以法律的方式剥夺或限制基本权利，从而使基本权利获得了对抗多数的属性。因此，尽管自然法观的基本权利在许多方面是不可证明的，但在保障人权方面，基本权利的这一认识却是有益的。这也是德国宪法比起俾斯麦宪法和魏玛宪法在意义上进一步的一种表现。

社会权利在德国是否获得宪法地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德国宪法第20条规定，“德国是一个社会的联邦国家”，但在其条文中并没有具体规定公民的社会基本权利。 （47）47两德合并引发了对社会权利宪法地位的新争论。作为社会主义宪法原则体现的东德宪法包含了劳动权、教育权、休假与保养权、保护健康和劳动的权利、年老或患疾病时受国家扶助的权利、住宅权等社会基本权利，虽然这些权利在东德的实施效果存在疑问。但是1992年德国工人联合会发布了“作为全德宪法的宪法政策指导方针”，其中提出了在基本法中强化这些权利并使之具体化的方针，并且“评议会宪法草案”也规定了这类权利。目前有人认为，德国宪法第20条的规定仅为一抽象原则，如果将之具体化，则是固定了国家目标，不利于加强议会的裁量权，提高议会的权威性。如果规定了这些内容，随形势变化可能导致人们对政治的不信任。赞同者认为，所谓“社会的联邦国家”不应只是抽象的原则，应在基本法中导入具体的社会基本权利，这既是广大民众的要求，也有利于东德与西德的真正融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宪法权利是绝对的，有些则是相对的。“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权利，或者宪法权利，都代表了反对政府的道德权利。” （48）48如选举的权利，如果国家根据修改程序，把国会议员的任期从两年改为四年，这一修改是为了社会利益，那么政府修改法律变更权利的具体内容也不是不可以的。“我们称之为基本的那些宪法权利，如言论自由的权利，应该是强硬意义上反对政府的权利。” （49）49因此，一方面必须对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权利增加一些普遍的限制，从而大大减少这些权利的实际运用；另一方面，宪法必须写入或隐含有关非常时期的特别条款，在多数派最不能理智地理解自己所持观念的对抗性质时，因而也是少数派最需要保护的时候，依据这些条款剥夺多数派的权利。
四、宪法权利的救济方式
“从来政府以一纸公文宣布人身自由应有权利的存在，并非难事。最难之事是在如何能见诸实行。倘若不能实行，此类宣布所得无几。” （51）51宪法权利需要特别机制予以保护。如果缺乏一种机制以确定基本权利何时受到侵犯，那宪法权利等同虚设。所以，宪法权利的重要之处在于它由法院来实施。“权利法案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将由法院来实施”，“独立的法院将把自己看成是以一种特殊方式保护那些权利的捍卫者。” （52）52很多国家将保护宪法权利的只能赋予法院承担。不同模式的宪法权利的救济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没有依靠司法审查，英国依赖普通贫农感法院的救济，欧陆国家则是由独立机构进行。其中欧洲模式被称为“集中型”，审查权只限于单一的司法机关；而英美则被称为“分散型”，把控制权赋予某一法律体系中的所有司法机关。 （53）53

1.司法审查是美国宪法权利的实现方式

严格而言，美国并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宪法诉讼”。因为美国并没有设立欧洲各国那样的宪法法院，所有的案件都是普通法院审理的。这方面依赖于美国的三权分立，及美国发展的独特救济手段，即依赖司法审查和司法命令来抵制政府的行为，甚至抵制国会的法令。

在美国制宪者的心目中，对个人权利的重视与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一直是相伴而生的。麦迪逊清晰地认识到“民主对个人自由一直是不友好的”。 （54）54为了制约民主可能产生的暴政，用什么方法来抑制这一倾向呢？对该问题的思考伴随着如何实施《权利法案》。因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条款体现在《权利法案》中，如果法案不能得到有效实施的话，则个人自由就是一纸空文。“当麦迪逊提出后来作为联邦《权利法案》的建议性修正案的时候，他明确地承认，这种新的保护将由法院来实行。对他而言，司法审查就是宪法结构中的一个隐含的内容。” （55）55

此外，实行这一模式的还有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它们引进了美国模式，但也没有完全仿效美国。希腊、瑞士也都是建立了美国式宪法权利保护制度的国家。

2.普通法院救济使英国宪法权利获得现实性

英国尽管没有美国意义上的司法审查，但法院一直是个人权利的保护者。“在英宪之下，法律以全副精神注意救济方法。这就是说，法律务须有一定方式进行，然后法律下之权利方见尊重，然后名义上的权利可化成实在权利。” （56）56英国普通法院发展了独特的诉讼程序，出庭状就是人身权利的救济方法之一，依靠这种方法，抵制公职人员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人身自由应有权利得以强制执行。 （57）57

人身自由在英国包含这样的含义：一个人的权利，非依据法律，不能屈于逮捕监禁或任何淫威严刑之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限制个人的人身自由：一是被告发的人必须被传到法庭受讯；二是已被判为有罪。但是，如果一人受到非法逮捕或者监禁，则可以用检举或者起诉的方法为自己解脱，或者可以用出庭状的方式为自己开罪。出庭状是指当个人被非法拘禁时，自己或请他人向法院发出的要求得到公正审判的请求文件。法院接到出庭状后，必须要求将被拘之人带到法庭审理此案，如果审理的结果判明被拘之人是无辜的，则可以将此人立即释放。因此，出庭状是法院使用的一种保护个人不受非法拘禁和保护人身自由的一种重要诉讼工具。英国言论自由也通过人身自由的方式予以保护。

目前，《欧洲人权公约》的实施对英国宪法权利的救济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8）58（1）《公约》对议会至上原则形成挑战，法院须审查议会立法与《公约》是否相符。人权法案规定：“法院或法庭在决定一个与欧洲人权公约有关的问题时，必须考虑任何出自人权公约的法院和制度的法律性主张及其相关程序。” （59）59（2）英国法院可以直接强制执行《公约》所规定的权利。人权法案第3条要求，各级法院检查议会立法及其授权立法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 ，不论该立法或授权立法是在人权法案通过之前或之后生效。人权法案第4条授权法院在议会立法与《欧洲人权公约》不一致的情况下有权作出不相符的宣告。
人权法案在英国宪法地位中的确立，意味着议会有关人权的立法将受到法院的司法审查，也即英国的一会主权将受到进一步限制。而且，如果申诉人对本国法院的判决不满，还可以寻求欧洲人权法院的救济。虽然在理论上欧洲人权法院不是英国的上诉法院，也不属于英国法院体系的一部分，但在实践中当事人可以寻求更高一级的司法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