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变革
❶ 从民商法角度论城乡统筹建设走社会主义新农村道路
背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文件提出 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解读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就农村论农村,不能认为是农业、农村、农民的事,而应该站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大格局中,统筹谋划和建设,加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力度,加大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大全社会对“三农”的扶持力度。
首先,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入用于农村的比重。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投资制度上表现为“重工轻农”。现阶段,大多数农村经济薄弱,许多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基层政府无力向农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农民收入水平偏低,自我筹集资金能力差。因此,必须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大对“三农”的支持保护力度;调整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把建设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完善和强化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支农能力。
其次,要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下大力气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和政策限制,赋予农民平等的公民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公平的发展机会,加快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乡居民地位平等的经济社会体制。第一,改革现行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赋予全国公民平等择业和选择居住地的权利。第二,着力培育城乡统一要素市场。第三,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拓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途径和模式,逐步在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实现城乡统筹。
此外,要加大城市人才、智力资源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加大城市科技、教育、医疗等方面对农民群众的服务。发挥城市经济辐射带动力强的优势,引导城市要素资源“下乡”,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带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关键要有投入保障
背景 当前农业基础比较脆弱,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仍在扩大。
文件提出 要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总量要高于上年。
解读 这几年,中央和地方都增加了对农业农村的投入,但与农业农村发展的要求相比,与国家财政每年增收的规模相比,农业农村投入还是偏低的。而且,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中,包括大江大河治理和重大生态建设等关系全局、并非农业单独受益的投入。即使考虑到用于农村教育、卫生、道路等方面的支出,国家财政专用于农村的支出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相比也很不相称,农民享有的公共服务与城镇居民相比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如不果断采取重大措施,在增加投入上来点大的动作,将难以完成建设新农村的历史任务。
财政性建设资金的增量部分要向农村重点倾斜。“多予少取放活”,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关键是要下决心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向,由以城市建设为主向更多地重视农村建设转变。
金融机构要切实履行支持“三农”的职责。只要在县和县以下有吸收储蓄的,都应当将一定比例的资金以贷款等方式用于农村。以市场化等方式引导邮政储蓄资金有效返回农村。实行差别税率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扩大经营。充分发挥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作用。通过财政贴息、支持保险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特别是金融资金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国家政策性银行要开办中长期农村建设专项贷款。
我国人均GDP按汇率算已经达1000美元以上,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是就业结构变革的加速期,也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的时期。
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仍然突出。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工农、城乡关系,已经成为繁荣农业经济,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乃至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而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于,长期稳定地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 林毅夫
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最主要问题是农村发展水平低,而农村发展水平低的核心问题是农民收入水平低。要提高农民的收入,不能单靠增加农业生产。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大,增产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很多,造成“谷贱伤农”。
要长期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农村劳动力逐渐、大幅度地转移到城市来的政策环境,因为劳动力转移出来,就从农产品的生产者变成需求者,供给减少了,需求增加了,农产品的价格才能提高。要创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就要在城市里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而发展中小企业关键是使它们在金融方面得到有效服务,能够给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是地区性中小银行,因此让它们发展就显得很重要。劳动力要流动,除了在城市里要有就业机会,还必须让农民有能力在城市就业,这就非常需要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培训水平。
应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让东部退出粮食农产品的生产,这样就会给中部粮食主产区创造更多商品粮需求,商品粮价格就能维持较高水平;同时东部对矿产需求增加,就会给西部产区创造市场。要建立这样的市场,应该制定一个全国农用地向非农用地转移的配额,分配到各省区,允许配额拍卖。东部向西部购买,农业生产就会向中、西部集中。同时配额拍卖,也为中、西部提供资金。
加速科技的投入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要保证让农民的商品率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加大科技投入。
发展城乡良性互动战略
全国政协常委、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赵勇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是实施城乡良性互动战略。
要把城乡良性互动战略确立为一项新的国家战略,使这一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国家战略一同实施,形成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有效结合的浓厚氛围。
要建立城乡良性互动预警机制。运用城乡良性互动理论建立评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状况新的指标体系。除借鉴国际上的计算方法外,应充分考虑我国城乡之间的购买力分布、城乡产业结构、城乡市场需求平衡以及二元结构的动态发展等,引入新的修正系数,以建立和确定城乡良性互动的预警指标,分季度或年度由权威部门发布,以及时把握城乡关系现状和走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要制定有利于加速城乡良性互动的政策措施。在财政政策上,确保财政支农力度刚性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在产业政策上,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着力扶持建筑业和制造业;在体制改革上,要积极推进税制和户籍、土地管理制度等改革。
要大力扶持农村各类市场、社会主体发展壮大。应大力培育发展农业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协会,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使农村各类市场主体充满内在活力。
抓好几个“统筹”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城乡发展中的不公平现象造成了城乡差距的日益拉大。如不打破城乡间的壁垒,农村难以发展,社会也难以稳定。为了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一定要改变以前“城乡两策,重城抑乡”的思路,针对存在问题调整政策,向农村倾斜,以促进二元结构的淡化和转变。在城乡统筹的大循环中,做好以下工作:
要进行几个“统一”。统一城乡税收标准,减轻农民税收负担;统一城乡贷款利息,增加针对农村的贷款资源;统一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让农民有病不敢进医院成为历史;统一城乡教育,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持,保证教育均衡发展;统一城乡户籍,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一就业制度,彻底开放城市劳力市场,在工资待遇上逐渐拉平城乡差距。
要抓好几个“统筹”。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当前应着重抓好农村道路的建设,强化对农村道路的投资和管理;统筹城乡财政投入,应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统筹城乡市场经济,向农村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农村公司制的合作组织,发展订单农业;统筹城乡公共设施建设;统筹土地使用,制定土地转让法律,使农民得到足够的补偿;统筹社区建设,改善农村环境,进行村庄的合理规划。
调整结构 加大农业投入
全国政协委员 段应碧
落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关键是要下决心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和信贷资金投放结构,向农村倾斜。去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占7.2%,国家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农业占5.2%,乡镇企业占4.8%,同农业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虽然农业比例较大,接近30%,但其中70%是国债资金,很不稳定,并且大多用在大江大河治理等项目上。不下决心对三个结构调整,目前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的趋势就不可能扭转,建议:
建立政府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各级政府都要做到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幅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新增财力要向“三农”倾斜,中央提出,教育、文化、卫生新增事业费主要用于农村,可以考虑明确规定比例。
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调整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部分的提取方式和提取比例;建立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利益调节机制,从主销区筹集一些资金,用于主产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
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农村。改革农业发展银行,使之成为农业政策性银行。恢复农业专项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由农业发展银行按政府意向操作,财政负责贴息。
❷ 从法律变革角度看,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商鞅在秦国两次发布变法令。第一次是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这回次变法的重点是答,打击奴隶主旧贵族的政治势力。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其主要内容有四:
1、“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索隐》:“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这是整顿户籍,设立连坐法,防止隐匿坏人。
2、奖励告奸。“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3、奖励农业生产。
4、奖励军工。
第二次是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这次变法的重点是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变法的具体内容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主要有一下四点:
1、鼓励农业生产。
2、取消分封制,普遍建立郡县制。
3、废除井田制,建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实行按亩收税,并准许土地买卖。
4、统一度量衡制度。
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改变革的原因与意义
(一) 完善公司的设立制度,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
通过降低公司设立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来降低门槛,股份有限公司取消了关于公司股东(发起人)应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在五年内缴足出资的规定;取消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一次足额缴纳出资的规定,采取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的方式。简化公司设立的程序实行准则主义,进一步明确公司设立的各项责任。
(二)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
除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有另行规定的以外,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分别应达3万元、10万元、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以及货币出资比例。
(三)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不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此次修法为推进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制基础和保障。工商总局也将研究并提出修改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的建议,同时积极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并完善文书格式规范和登记管理信息化系统,此点值得关注。
《公司法》修改的积极意义
(一) 有助于鼓励个人创业,刺激个体经济的发展
认缴制的正式登台,体现了决策层制度创新的变革理念和放宽公司设立门槛的监管思路。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取消首期至少出资20%及剩余注册资本须在2年内到位的要求、不再要求提供验资报告等,将使设立公司更为便捷,成本更为低廉,这也将更好地鼓励个体以及大学生进行创新,不断刺激个体经济的发展,也将有助于提高我国整体创新力。
(二) 实行认缴制,促进我国信用体系逐步建立
受认缴制影响最直观的首先是企业的信用结构。在实缴制下,注册资本“雄厚”对公司债权人和交易对象来说是一种宣示公司实力的方法,重要交易的前期调查中也必然包括对方注册资本到位状况。但是在认缴制下,任何一个人均可以成立一个注册资本为100万元、1亿元甚至更大资本的公司,因此注册资本的这一层含义也将失去意义。在此结构下,重大交易中,对控股股东的背景及信用调查成为重中之重,对律师的法律尽职调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地,政府也将会随之逐步建立市场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的信用体系。近期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判决书、诉讼执行结果等全部进行网上公布,这次新修改的《公司法》也将更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的信用体系。
(三) 带动其他部门法的修改,“抽逃注册资本”等成为历史
认缴制同时标志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定位和服务理念开始变化。不但营业执照不再记载实收资本,公司设立及增资时的验资程序也将随认缴制的实施而取消。同时,刑法上的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等与注册资本相关联的条款将被修订。除了行政、刑事领域的变化之外,民事领域的现行法律规则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例如,原本公司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董事、高管所负有的督促股东及时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将得到缓解,股东们互相之间对出资不到位所负有的连带责任也将由于认缴制的出现而变得模糊起来。
通过本次修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关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的设立,年检等将会变得更为便捷,三部外资企业法废除亦指日可待。
《公司法》修改在其他方面的影响
(一) 关于行政对市场的干预可能继续存在
修改后的公司法依然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在相关立法中,相关部门会不会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的决定中继续设置或者抬高实缴资本或者最低限额的门槛,如在银行、保险、融资、担保、信贷、典当等行业,这无疑还需要有一套制约机制。按照以往和现行实际,估计立法机关和政府不会放手,行政干预还会继续存在。
(二) 对公司经营运作产生诸多影响
债权人难以确定公司实有资产,交易会更加谨慎。由于可以认缴形式设立公司,故而公司是否实际具有相应资产,债权人难以确定;由于实收资本不在登记事项中,因此债权人很难简便可行地查悉交易对方的实有资本情况,从而导致交易上的风险难以把控,某种程度上对交易会更加谨慎。从另一方面讲,股东认缴出资的行为构成对公司的承诺,形成了公司对股东的债权。若届时公司无资产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债权人可通过公司行使代位权和追索权,将债务人直接转变为股东。
新法对股权转让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认缴未实缴的情形下,股权转让后,新股东取得的股权是一种不完全或有瑕疵的股权。如果股权转让的标的包括原股东对公司应尽的实缴义务,则股权转让的受让
❹ 论述清末法制变革的成败得失
《论述清末法制变革的成败得失》
1、清末变法修律的主要内容:
一是制定了《大清现行刑律》。这是清政府于1910年颁行的一部过度性法典。在《大清律例》上稍作修改而成;
二是制定了《大清新刑律》。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罚典。1911年正式公布,预定宣统五年正式实施,但未正式实施;
三是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民法草案,未正式实施;四是制定了一些主要的商事立法。颁布了《钦定大清商律》等法规;五是修订了主要的诉讼法规。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等;六是诉讼体制发生了变化。调整了司法机关,改革了诉讼制度等。
2、清末变法修律的特点:
一是在立法上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同时又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即“参酌各国法律”进行变法修律,但又不能违背“中国数千年相传之礼民情”。这是清朝变法修律的基本特点;
二是在内容上表现出封建专制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混合。即大量使用了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使得保守落后的封建法律内容与先进的近代法律形式同时存在;
三是在法典编纂上,改变了“诸法合一”的传统形式 ,明确了各部门之间、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分别制定或起草了有关宪法、刑法、民法、商法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
四是清末变法是清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被迫进行的。因而根本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3、清末变法的影响:
一是导致了中华法系的解体;
二是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三是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代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
四是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❺ 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改革(变法)
1、管仲改革
管仲改革又称管仲变法。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
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

2、李悝变法
李悝(kuī)变法是指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文侯当政时,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李悝在政治上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
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3、吴起变法
吴起变法,指公元前386年—前381年,楚悼王当政时,任命吴起为令尹,对楚国政治、法律、军事等实行改革的变法运动。
经过变法,楚国国力逐渐强盛,在公元前381年,联合赵国大败魏国。但楚悼王去世后,吴起变法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
4、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卫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
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5、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又称王莽新政,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的“托古改制”。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
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王莽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开始进行的全面社会改革。
❻ 商法产生的历史
商法的历史发展与独立成因
商法,又称商事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事交易主体及商事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关于商法的起源,现代大多数民商法学者通常认为,近代商法实际上形成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自治城市,其最早的形成是商人习惯法,即商人法。
(一)中世纪的商法
商人习惯法是商法的最初形式,但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④。中世纪的欧洲(约395—1500)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商品经济极为潺弱,主要表现为自已自足的手工业经济,同时也是农业社会。11世纪后期,以农为本的欧洲进入了发展时期,伴随着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欧洲大量的剩余商品涌向东方市场,商品经济开始迅速发展活跃。这种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发展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新兴城市的商业贸易的繁荣,随着地中海沿岸城市的成长,行业分工细化和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调整商人内部经济关系的自律组织——商会。此间,数个单一的商人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已成为众多阶层中的一个独立阶层,他们迫切需要对其利益给以法律上的保护,以实现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的自由。然而,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实际上仍是处在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很多商业城市的贸易状况与封建法制的实际状况,极端的不协调,有关保护商业活动的一系列条件均缺少必要的法律反映,许多国家的法律甚至对商人还加以种种歧视。正是贸易发展与封建法制处于尖锐的矛盾斗争之中,商会不得不另立规范以求发展。在商会自身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权和裁判权,有条件的利用商事生活习惯订立自治规范,并实施于本商会内,于是该种规范经11世纪至14世纪实行数百年后,终于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即商人习惯法。
(二)近代商法
近代商法是以中世纪商人习惯法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进入16世纪后,孕育已久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开始萌芽,并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此相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封建割据势力日渐衰落,这促使统一的民族国家逐步形成。与此相适应,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开始被废弃,这就形成了民族国家制定统一法律和商人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条件,新生资产阶级必然首先要关心制定自己的法典,以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在这一形势下,欧洲的德国、法国率先开始了本国商事法律统一运动。与此同时,同处欧洲的英国和其他欧陆国家也制定了商事法,由此推动了国家公力干涉促使“商法国民化”的过程。
(三)现代商法
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如火如荼并逐个成功,封建专制的社会关系被彻底粉碎,整个社会随之发生了根本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完整的商品市场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19世纪初,欧洲大陆国家相继开始了大规模的法典制定活动,至此以后,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⑤。
可以看出,商法的产生,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产生的根据原因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掌握了一定经济基础、积累相当物质资料的商人形成一种势力,他们要求脱离封建领主的司法管辖及宗教势力的支配,对商品生产交换用一个统一的社会规则进行概括,以保护和发展自由贸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必然发展成为国家制定的统一的商事法律。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地中海海上贸易随之遍及世界角落,各国政府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大力推行促使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了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商业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各国纷纷制定了商法。由此可见,商法只所以迅速在各国法典法,只不过是各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法律化。
法国学者丹尼斯·特伦曾指出:商法的形成实际上来自于实践,它们的系统化过程不是民法学者的传播,而是由于推行者的努力⑥。
参考资料:http://www.studa.net/faxuelilun/060627/11434953.html
❼ 中国史上,有哪些改革(变法)是成功的
1、中国古代变法
(1)春秋——管仲改革、“相地而衰征”.
“相地而衰征”实质上承认了什么?
(2)战国——魏国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齐国邹忌变法,秦国商鞅变法(内容、作用).
商鞅变法中使社会性质发生变革的最根本的一项措施是?
(3)新——王莽改制(背景、中心内容、结果).
(4)北魏——孝文帝改革(背景、内容、作用).
孝文帝改革中使社会性质发生变革的最根本的一项措施是?
孝文帝改革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是?
(5)北周武帝改革
(6)后周——世宗改革(内容、作用).
(7)北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时间、背景、内容、作用、失败原因).
庆历新政的中心措施是?
在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中心措施是?惟一不能增加政府财政收的措施是?对大地主触动最大的一项是?最能体现地主阶级属性的是?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
(8)金世宗改革:
提倡开荒,利用黄河故道实行屯田,招募农民垦种,遇到荒歉年,减免租税.改革使北方经济得到发展.
(9)明朝——张居正改革(内容、作用).
归纳:中国古代的四大改革
指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变法.
基本原因:一是因为新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的要求,如商鞅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二是因为社会矛盾激化造成,例如王莽改制前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改制中又激化了民族矛盾,王安石变法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变法中又引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措施包括:(1)改革生产关系,如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开阡陌;(2)限制贵族特权,如商鞅 变法和王安石变法;(3)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而在调整中照顾农民利益,如商软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4)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如商 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
结果:全部都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改革不成功的都导致政权衰弱,如王莽改制和王安石变法;改革成功的都出现国运强盛、社会进步,如商 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
2、近代中国的变法和革新
(10)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和清政府“新政”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为适应外国侵略者需要而进行的,措施主要是加强军事、经济力量;对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调整政策服务于政治目的、为了加强统治,但是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结果都失败,因为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随着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而告终结,“新政”中加重剥削促使人民不断反抗,不久清政府就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
(11)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而发起,维新思想宣传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变法沼书的颁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但是由于缺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勇气,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脱离了人民群众,在封建顽固势力镇压下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封建专制统治和自然经济强大,维新派没有在人民支持下推翻封建专制而获得政治统治权,变法诏书中没有涉及议会宪法等维新派政治主张,外部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相反在加紧侵略中国,都是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12)清政府“新政”
3、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新中国建立后,受苏联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和“左”烦思潮的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体制弊端显现;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思想解放和确立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决策,为中国当代的改革铺平了道路;20多年来的改革,使中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有了蓬勃发展,国际地位提高,祖国统一大业迈大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以上的改革都是从狭义上来讲的;从广义上讲,凡是统治阶级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的调整,都称得上改革.
❽ 北洋军阀时期的民商事立法及特点
(一)民法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
北洋政府建立之初,仍然承认民商法的独立地位,但考虑到大清民律草案未正式颁行,故将《大清现行刑律》以及《户部则例》中的有关涉及到民法的内容,如服制、田宅、婚姻、钱债、户口、田赋等,作为《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直接加以援用。,北洋政府大理院曾以判例的形式对此有过明确规定:“民国民法典尚未颁布,前清之《现行律》除制裁部分及与国体有抵触者外,当然继续有效。至前清《现行律》虽名为《现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有关民、商事之规定,仍属不少,自不能以名称为刑事之故,即误会其为已废。”
以《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来应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事行为和民事纠纷固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发展和变化,法律与现实生活的矛盾甚至冲突时有发生。众所周知,《现行刑律》是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下制定的,它坚持的是男尊女卑、等级身份等原则和精神,因而势必要与《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中所确立的平等、自由等社会价值与理念发生冲突。加之原有的法律中涉及民事的内容规定又过于简陋,根本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不得已,北洋政府又采取了另一办法进行补救,即通过司法手段,而非立法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引用民商习惯、大理院判例和法理作为办案依据。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传统民商习惯和大理院判例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法源,两者相互配合,弥补或修改原有法
律的不足和过时的法律条文。
从1914年起,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开始了民法典的编订工作。到1926年先后完成了亲属、总则、债、物权、继承等编的二稿或三稿草案,制定了《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不动产登记条例》、《验契条例》、《森林法》、《矿产条例》等单行民法。
(二)商法
在商法方面,北洋政府没有制定统一的商法典,但却制定了大量的单行的商法规,如《公司条例》、《商人通例》、《公司注册规则》、《商标法》、《著作权法》、《证券交易所法》、《物品交易所法》、《会计师暂行章程》等。不仅如此,《票据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也起草完毕,但未及颁行。
四、特点
(一)创新和继承并存
北洋政府时期法律制度是在晚清法制变革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成的,同清末所制定的同类法规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中行政法规创新之处较多,而刑事法律、民商类法律继承有余,创新不足。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实施情况较差
尽管从文本上讲,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已经基本完善,但由于北洋政府时期就本质而言,是武夫专制的时期,封建军阀对法律实施的干涉时有发生,加之政权更迭过于频繁,因而上述法律规定大都并未真正实施,法律制度相对完备,但法律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微弱,这一点在北洋政府时期反映得极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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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贸易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存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知识产权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作用更加显著,随着加入世贸组织,重视和加强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培育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对于我国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知识产权理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和企业的战略高度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关键词] 知识产权保护保护战略
知识产权主要指个人及其组织在脑力劳动方面创造并完成的智力成果而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它具有无形性、双重性、确认性和独占性的特点。根据我国知识产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有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在当今知识经济社会显得非常重要,它不但激励发明,创新知识,而且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快配置技术创新资源,促使新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本文从知识产权理论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国家和企业的战略高度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知识产权保护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对国际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反映,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只有物质资料生产才能产生剩余价值,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非物质经济本身不产生剩余价值,只有参与物质生产部门的价值分割才能产生价值。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压低物质部门的产品价格,而提高与知识相关的非物质经济部门的价格,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取得较为有利的地位。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上把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相提并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1994年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第十回合谈判过程中,形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TRIPS》协议;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TRIPS》协议同时生效,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TRIPS》协议也当然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准则。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1.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
众所周知,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商品和服务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其中涉及知识产权的商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且这个比重还在不断攀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大量成功地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建立并实行了知识产权制度,为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投资活动奠定了基础性的保障制度。只有在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中,国际贸易和投资才能得到有效发展。
2.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
在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工业都将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创造新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第二阶段,国内市场饱和,向国外市场出口;第三阶段,对外投资,向外国市场提供产品;第四阶段,外国生产,向母国市场出口。从发达国家角度说,当处于产品周期的二、三阶段时,它会极力支持自由贸易;而当到了第四阶段时,国内市场的产品为进口产品所替代时,该国产品的市场地位开始衰落,其市场占有率受到挑战。此时,它会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在贸易政策中会极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挂钩,通过强制性措施来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设法减慢产品周期的步伐。这对在技术上处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有失公平的。这样知识产权的保护无疑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贫富差距愈加严重。
二、当前我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世界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建立和制定了相关法律制度,取得了世界各国公认的成绩。但从我国社会还正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制度还有待完善,在国际贸易中,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
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我国企业每年取得省部级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有几万个项目,而申请的专利数却不到10%,企业较为重视有形资产的保护,却忽视了其作为无形资产的保护,从而导致我国每年有很多知识产权被“抢注” 。所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已成为企业家的共识,加强企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和“分水岭”。目前,我国缺乏一套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如山西老陈醋商业秘密泄露事件的发生;景泰蓝、宣纸等民族绝技的泄密,国内大量的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因此,在大力保护国外的驰名商标时,应加强对国内驰名商标的扶植与保护。
2.知识产权人才缺乏
国内大多数企业尚未建立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没有专门负责知识产权工作的人员,真正了解和懂得知识产权知识的人才不多。企业万一牵连到知识产权争端,要么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要么要支付高额费用聘请外部人员应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包括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产权谈判及分析工作,因为专业人才的缺乏而无人胜任。
3.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亟待完善
我国有些法律和TRIPS相关法律还有很多不同甚至有许多空白。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的一种合法垄断。一些跨国公司企图利用知识产权中的非法限制和排斥竞争实现其垄断地位。针对滥用知识产权的非法垄断行为,许多发达国家都通过制定反垄断法进行制约,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反垄断法,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中也没有可操作的反垄断条款。这样,我国企业在遇到知识产权争端时就可能遭遇不利的被动状态,从而在国内市场上对其他企业的垄断行为束手无策、在国外市场上遇到严格的反垄断法控制而使自身陷入尴尬境地。
三、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各国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制度,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我国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系统工程,虽然我国政府在这方面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真正从国民意识上重视知识产权问题还需一个过程。就目前看,应该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实施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1)政策倾斜,资金扶持。政策上要从笼统扶持转到重点支持专利项目上来,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专利项目,建设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民族工业群体。同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专利制度各项奖酬的兑现,重奖一些重大发明专利技术。在资金上,面对“入世”后的新形势,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利基金,以财政、企业为主体,广开资金来源,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重点支持那些有广泛的市场前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技术,如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新产品开发项目等各种科技和经济计划项目。
(2)加强立法,完善法律。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定要以鼓励创新、优化环境为宗旨,进一步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抓紧修订和完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等的立法。 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决好知识产权纠纷。积极发挥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和区域协作执法机制的作用,打击和防范群体侵权、反复侵权行为。巩固知识产权重大案件联合督办制度以及与外国政府、国际组织间的沟通对话机制。加强“奥运会”和“世博会”等各类展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我国农业技术、农用工具、农药化肥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认真落实知识产权司法解释,依法追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
(3)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科技以人为本,人才是国家的第一资源。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谁占有的人才越多,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取得胜利。近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加大了对中国本土人才的争夺,中国企业如果还不加强对人才的重视,将会失掉企业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同时,企业还应该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结构变革,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要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人才队伍培养工作,特别是加大知识产权工作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力度,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水平,造就一支包括各类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内的规模宏大的知识产权队伍。继续加强对各级政府领导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知识产权宣传与培训工作。
(4)突出特色,借鉴经验。发展经济有特色,保护知识产权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国和地区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重点和方向。近年来,美国将打击盗版等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其中媒体盗版是重中之重。同时,它们根据现代标准改进美国知识产权法规——特别是刑事惩处手段,包括通过修订及更新美国签署的双向司法援助及引渡条约,让盗版者及伪冒者在美国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国也应注重在寻求传统知识资源的联合保护。当发达国家对全球现代工业知识产权“圈地运动”基本完成后,我们的“传统知识”便成为新世纪圈地运动的新目标。中国应当积极运用现行知识产权法律机制,对传统知识资源进行保护的同时,积极寻求国际联合集团式的保护。
2.实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1)树立品牌 ,增强意识。知识经济时代,品牌之“名”越来越在于产品的知识含量之高,企业应保持产品在知识含量上的优势来谋求产品的竞争优势,只有企业掌握了过硬的知识产权,才能在市场上推出叫得响的民族品牌,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有了自己叫得响的民族品牌,更应该树立品牌保护意识,洞悉跨国集团在我国运用的品牌战略,以品牌的国际化带动知识产权战略。不仅要利用国内的资源条件和市场,更要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与市场,进行跨国经营,使我们的品牌发展成为全球化品牌。由于我国的一些企业在早些年没有商标保护意识,大量的国内驰名商标被在国外抢注,例如“同仁堂”“青岛啤酒”等,使这些企业在国外的发展受到了重重阻力,因此我们要吸取这些教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驰名商标的保护问题。否则无异于在扼杀企业在国外的发展之路。
(2)加强申请,促进保护。据报道,仅加入世贸以来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经济赔偿累计超过10亿美元。因此我们应从多个角度、立体地实施专利保护战略。实施专利保护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护身符已是我国企业的当务之急。
第一,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机构,建立专利信息中心收集信息,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网,通过专利信息中心,对与本企业产品相关的专利作分类管理。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表明,每年新技术发明创造的90%以上都会在专利文献中检索到,所以我们可以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专利资料库,对相似技术进行排查并通过专业人员对相关内容进行侵权分析,在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使企业的研发人员了解本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为创新项目提供方向,保持研究开发中的合法性。
第二,提高专利申请率,设置专利网战略。对每一项创新方案都申请一项专利,并在基本专利的周围设置大量原理基本相同的不同权利,并且技术开发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因此当一个企业拥有自己的自主专利权时,应通过不断改进原有技术而获得网状的专利保护范围。
(3)加大创新,提高效率。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必须加快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增加知识产权的产出量,形成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一要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确立知识产权的概念,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文献,注意发现、申报和形成知识产权;二要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使技术中心成为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载体,成为吸引、凝聚科技人才,调动和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平台;三要加强产学研合作,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共同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研究所和实验室,共同培养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1]田晓菁: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摩擦及应对策略[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
[2]黎 奔 刘路遥 卢鹏论:WTO框架下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滥用问题[J].商场现代化,2007(1)
[3]丁永刚 张海鹏:论国际贸易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存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7(5)
其他相关文献:
1.《知识产权与国际竞争》 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中国:直面国际经济摩擦》刘力 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
3.《知识产权学术前沿问题研究》南振兴 中国书籍出版社
4. 《以制度和秩序驾驭市场经济》 洪银兴著 人民出版社
5.《WTO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研究》唐民皓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6.《我国知识产权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李浩 《国际贸易问题》2005/11期
7.《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式跨越》刘勇 《国际技术贸易》2005/3期
8.《跨国集团在华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吕文举 《国际技术贸易》2005/4期
9.《知识产权保护的“西学中用”》 《国际技术贸易》2006/1期
10.《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 郑成思 《新华文摘》2006/15期
11.《知识产权-民营企业出口绕不过的壁垒》 夏瑞林《对外经贸实务》2004/6
12.《建立大类出口商品技术标准预警机制的建议》 江榕 《对外经贸实务》2003/9
13.《广州市大类出口商品技术壁垒预警机制的建立及改进》 江榕等 《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4/11期
❿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哪几次改革
一、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自救运动、自强运动。是世纪60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
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币制改革
1935年国民政府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1935年11月 4日起实行。中国疆城辽阔﹐货币制度一直很复杂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易。
并且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1933年3月﹐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制﹐虽对货币制度进行了一次改革﹐但整个中国的币制仍非常紊乱。
四、土地改革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村举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
1947年11月至12月,一个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很快在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等老解放区,东北等半老解放区,以及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江汉、桐柏等新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
五、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
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在城市,国营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得到了明显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