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裁执分离

1. 听说 国家严禁强拆 有这个事吗

就是啊 不能强拆 我家现在也在遭强拆 怎么办

2. 最高院关于利息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

借贷纠纷案件判决主文不宜判决利息支付到清偿之日止

依照审执分离原则，审判员仅需对履行期届满之前的逾期利息计算方法作出判决即可，而对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无须处理，对此执行员按照判决书中确定的计算方法自行计算即可。

若审判员判决到 “实际清偿之日止”，则在逾期将会产生三次利息：

一、判决原文确定利息。

判决原文确定的从借款未支付利息之日到债务人的实际清偿之日。

二、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

从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期间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三、迟延履行期向白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从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期间按日万分之1.75计算。

显而易见，其中的一般债务利息被重复计算一次。究竟是重复在第一处还是第二处呢？第二处为法定计算方法，故不为重复，

第一为判决内容，理当纠正，故审判员仅需对履行期届满之前的逾期利息计算方法作出判决即可，而对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无须处理，

对此执行员按照判决书中确定的计算方法自行计算即可。否则，将加重了债务人的负担，也为债权人牟取不当高利提供了机会，有悖于立法本意。

(2)最高人民法院裁执分离扩展阅读；

借贷纠纷是指因借用他人财物不能按时归还，在借用人与出借人之间产生的纠纷。

一般借贷纠纷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应受民事法律调整，不产生刑事责任。但是，如果行为人以借贷为名，行诈骗财物之实，则应以诈骗罪论处。

而区分以借贷为名的诈骗罪与借贷纠纷的界限，最关键的是查明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要把贷款诈骗罪和借贷纠纷作区分，应重点把握以下三方面：

1、若发生了到期不还的结果，还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为诈骗贷款罪而应以借贷纠纷处理。

2、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

3、要看行为人于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偿还。如果行为仅仅口头上承认还款，而实际上没有积极筹款准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帐，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

3. 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执行的违法建筑,由镇政府组织实施后,非但不执行还给了办理国有土地证,触犯那条法律

对于违法用地的行政强制执行，目前最高法主导的工作机制是：“裁执分离”版，即权裁定行政机关的决定合法后，再将强制执行的权力授予行政机关。

1、在实践中，对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状等行为处罚类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实施“裁执分离”强制执行新机制，在裁定准予执行后，按照土地违法案件属地管理原则，由违法用地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强制执行。各乡镇、街道组织熟悉本地区民情社情、有较强防御风险和极端事件处置能力的健全执法队伍具体组织实施，国土资源部门应给予专业配合。

2、 修改之后的《行政诉讼法》没有采纳对非诉行政执行实行“裁执分离”模式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裁执分离模式探索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行政强制法》不但没有为该模式的探索提供依据，更未对其作明确规定。由司法解释确定的裁执分离模式与《立法法》关于政府职权的规定不符。由于缺乏依据和审查标准，其“政府实施行为”也难以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从实践需要、法院的承受力以及定位而言，裁执分离模式的提出具有合理性。应当通过制定法律，为裁执分离模式的实施提供法律依据。

4. 行政诉讼法的审裁分离

修改之后的《行政诉讼法》没有采纳对非诉行政执行实行裁执分离模式的建议。最高法主导的裁执分离模式探索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行政强制法》不但没有为该模式的探索提供依据，更未对其作明确规定。由司法解释确定的裁执分离模式与《立法法》关于政府职权的规定不符。由于缺乏依据和审查标准，其“政府实施行为”也难以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实践需要、法院的承受力以及定位而言，裁执分离模式的提出具有合理性。应当通过制定法律，为裁执分离模式的实施提供法律依据。

一、修改后的新《行政诉讼法》第97条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没有采纳裁执分离制度的建议。

裁执分离制度，即由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执行裁定，由行政机关组织执行。

其理由是，“2011年通过的《行政强制法》已经对执行体制作出了制度安排，司法实践如果确需建立裁执分离制度，也应该通过修改《行政强制法》来进行”。这一举措说明，我国非诉行政执行领域的基本制度并没有在法律上发生改变，目前在实践中实施的裁执分离执行模式未能在法律上得到确立。

二、新《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款第2项规定，“对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但权威观点认为，“本项中的行政强制执行，仅指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不包括法院的非诉强制执行”。这也说明，非诉行政执行裁执分离模式中的“政府实施行为”尚难以如同一些法官和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可以顺利地进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近年来，由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8条第1款的实施，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确定的“法院裁定、政府实施”的裁执分离模式不仅在学界被很多学者所推崇，而且在实践中也被各级法院积极实施，成为近年来行政强制执行领域的重大改革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从目前趋势来看，法院对实施这一模式热情非常高，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从房屋征收补偿领域向其他行政执法领域逐步拓展的趋势，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强制法》没有对“法院裁定、政府实施”的裁执分离模式作出规定；同时新《行政诉讼法》对实践中这一探索采取了冷淡的态度。

5. 拆迁的相关司法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依法妥善办理征收拆迁案件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实施以来，依法文明和谐征收拆迁得到社会广泛肯定。但是，今春以来，一些地区违法征收拆迁的恶性事件又屡有发生，并呈上升势头。为防范和遏制类似事件的继续发生，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学习培训
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和相关审判执行人员要认真学习领会《行政强制法》、《条例》和《规定》，全面理解掌握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立法背景及具体规定精神，认真学习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和《关于认真贯彻执行的通知》，特别是要组织基层人民法院搞好专门培训，切实把思想认识和工作思路统一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上来，在立案、审查和执行等工作中严格贯彻落实，不得擅自变通和随意解读。
二、抓紧对征收拆迁案件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同时，对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颁布施行后的执法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在自查的基础上，上级人民法院要派出督查组对排查工作进行监督指导，特别是对发生征收拆迁恶性事件的地区和城郊结合部、城中村改造、违法违章建筑拆除等领域，要进行重点检查。坚决防止因工作失误、执法不规范或者滥用强制手段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严重损失等恶性后果以及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三、认真研究解决征收拆迁案件的新情况新问题
当前征收拆迁主要问题集中在违法征收土地和房屋、补偿标准偏低、实施程序不规范、滥用强制手段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方面 。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当地实际，认真研究受案范围、立案条件、审理标准、执行方式等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补偿标准过低、补偿不到位、行政权力滥用等突出问题。对于审判执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汇报取得支持，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互动，积极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疏通行政争议化解渠道，努力实现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与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机统一，保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规范司法行为，强化审判执行监督
各级人民法院在办理征收拆迁案件过程中，立案、审查、执行机构要注意加强沟通配合，创新工作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办案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对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案件，要严格按照《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通知精神办理，严把立案、审查、执行关，切实体现“裁执分离”的原则，不得与地方政府搞联合执行、委托执行。要依法受理被执行人及利害关系人因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过程中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或者行政赔偿诉讼；对申请先予执行的案件，原则上不得准许；凡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须报经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批准方可采取强制手段；对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上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监督指导，防范和制止下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中的违法行为和危害社会稳定的情形发生。
五、建立完善信息和舆情报告制度
为便于了解掌握各级人民法院办理征收拆迁案件的信息和情况，要建立和完善征收拆迁案件信息和舆情报告制度，特别是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和会议期间，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按月搜集掌握辖区法院办理征收拆迁诉讼案件和非诉执行案件的情况。凡在办案中出现影响社会稳定重大隐患或事件的，有关人民法院必须立即向当地党委和上级人民法院如实报告有关情况，做到信息准确、反映迅速。上下级人民法院要畅通信息沟通渠道，随时掌握相关重要舆情动态，及时调查了解事实真相并采取应对措施，回应社会关切。要严格执行重大信息报告制度，对隐瞒不服、歪曲事实、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并予以曝光通报。
二○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6. 山东省高级法院关于依法推动不动产非诉执行案件裁执分离的意见

非诉执行案件审查通过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执行程序。第五内十容三条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五十四条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当事人仍未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向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向不动产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第五十九条因情况紧急，为保障公共安全，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立即执行。经人民法院院长批准，人民法院应当自作出执行裁定之日起五日内执行。

7. 仲裁裁决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能否再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如何处理

甲公司与乙公司的装饰装修合同明确约定仲裁作为争议的解决方式。后双方发生争议，仲裁委依法作出仲裁裁决。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甲公司向有管辖权的乙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受理后，作为被申请人的乙公司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裁定不予执行。甲公司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后乙公司又向乙方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对于是应受理该申请，以及受理后如何处理，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乙公司的申请，受理后裁定驳回乙公司的申请。理由是，《仲裁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当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没有规定其他条件。当事人的申请只要符合该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此其一。其二，《仲裁法》及《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两种申请受理的顺序，即申请不予执行，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后，不能再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但对申请受理后，直接驳回申请。理由是，根据《仲裁法》第63条及《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的规定，裁定不予执行司法审查的范围既包括实体、法律审查，也包括程序审查。《仲裁法》第58条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范围主要是程序方面的审查，不包括实体和法律方面的审查。既然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已包括了对程序方面的审查，因此，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与不予执行的法律后果完全相同，即裁定驳回乙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
另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不应受理乙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理由是，对本案情形，《仲裁法》及《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仲裁法》第59条规定申请撤销的仲裁裁决应当是生效的裁决。本案中，该裁决因人民法院不予执行的裁定生效而无效。对无效的仲裁裁决不能适用该条的规定，因此，对乙公司的申请人民法院不应受理。
上述观点各有道理。其中第一种观点中关于受理后驳回乙公司申请的理由合理、充分，值得赞同。第二种观点的理由也颇有道理。但均有不合理之处。其中第一种观点与诉讼结果的未知性不相符，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但受理后的法律后果是确定明确的，即驳回乙公司的申请，乙公司只能败诉，不存在胜诉的可能。同时，该作法有助长乙公司拖延执行程序正常进行的嫌疑。第二种观点从理论上可以讲得通，但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上看，有不足之处。从法律上说，《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1款规定，仲裁裁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就是说，仲裁裁决的执行，应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确定，《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有明确规定，即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条第2款的规定，仲裁机构作出的国内仲裁裁决申请执行案件的级别管辖，参照各地法院受理诉讼案件的级别管辖的规定确定。因此，对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的裁定可能是某一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也可能是某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但撤销仲裁裁决，《仲裁法》第58条第1款却明确规定只能向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此其一。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主体只能是被执行人，或者说是仲裁裁决对之不利的当事人；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人既包括仲裁的申请人，也包括被申请人。此其二。法律对两种程序的申请规定了不同的条件。此其三。因此，人民法院不受理乙公司的申请没有法律根据。从实践层面看，人民法院内部的分工和审执分离的原则，客观上不受理撤销仲裁裁决申请存在困难。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只有人民法院受理仲裁裁决执行申请人的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向被申请人送达执行通知后，才能提出。在此之前，是不可能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的。此时不予执行申请，只能向执行机构提出，勿须再经过立案程序。因此，立案庭可能不知道被申请人已经提出了不予执行的申请。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只能向人民法院立案庭提出，人民法院经审理符合立案的条件，就应当立案。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人，可能故意隐瞒仲裁裁决已被裁定不予执行的事实。因此，即使在本案中乙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与作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是同向乙方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该院不受理的可能性都不大，更何况，如果裁定是由不同的法院作出的，其难度更可想而知。所以，在本案中，人民法院不受理乙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没有法律根据，事实上也事可能。因此，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乙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但受理后，甲公司只要提供了生效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书，人民法院即可直接驳回乙公司的申请，勿须经过审理程序。
附带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8条第4款规定，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但当事人以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规定情形的为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第23条第4款规定，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一方当事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后，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该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24条规定，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以民诉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五）项规定情形为由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但对本案的情形却没有规定，建议对此作出规定。

8. 最高院法官解读新民诉解释如何处理执行程序中的四大疑难问题

文/赵晋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管理室主任

葛洪涛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管理室副主任
来源/《法律适用》2015年第4期

一、关于执行依据的明确性问题

启动执行程序，必须符合法定条件。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18条对执行案件的受理条件作了规定，其中第1款第4项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提出了要求，该项规定：“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但是，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执行依据不够明确的问题，其中既存在法律文书载明的权利义务主体不明确问题，也存在法律文书中的给付内容不明确的问题。

后一类问题更为突出，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法律文书的制作机关未严格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写明给付内容，导致法律文书主文存在瑕疵；二是由于有关实体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据此作出的法律文书缺乏具体的给付内容。

第二种情形在实践中更为常见，最为典型的就是合同继续履行类法律文书。这类法律文书的主文一般都表述为“合同有效，继续履行”。之所以如此，主要缘于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这类法律文书虽然符合有关实体法的规定，但由于其给付内容不明确，能否作为执行依据申请执行存在较大争议。比如实践中常见的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合同的判决，如果判决主文仅笼统表述为“合同有效，继续履行”，一旦进入执行程序，由于此类合同履行周期长，新生问题多，执行人员将不得不判断当事人之间具体的义务与责任，补充合同条款，处理实体争议，显然不符合审执分离原则。如不允许对该类判决申请执行，又会造成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无法通过公权力实现的问题，合同法关于“合同继续履行”这一违约责任制度也难以得到落实。

针对上述问题，《解释》对执行依据的明确性问题进一步作出了规定。该规定明确了三个问题：一是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中应载明明确的权利义务主体；二是执行依据不仅要有给付内容，而且给付内容应当明确；三是针对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特别强调了继续履行类法律文书中应当明确继续履行的内容。对于该条规定，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确认和形成类法律文书能否执行？

理论上一般认为，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没有给付内容，不能作为执行依据。但在我国执行实践中，一些法院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也允许对确认和形成类法律文书申请执行。比如，对于确认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房产为原告所有的判决，根据执行法的一般理论，不具有执行力，不能申请执行，原告可直接持该判决申请变更登记。但由于我国登记制度及实际操作还不完善，一些房屋登记机构不受理当事人的变更申请，而是要求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允许此类案件进入执行程序，让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通过执行程序完成权属变更登记，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二，执行依据不符合明确性要求的如何处理？

依据《执行规定》第18条的规定，如果执行依据不符合明确性要求的，在立案审查阶段即应裁定不予受理。但是对于已经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如果发现执行依据内容不明确的如何处理，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

从实践看，一些法院在执行依据不明确的情况下，并不是简单地驳回执行申请，而是先通过召集双方当事人协商或者征求执行依据作出机构的意见等方式确定执行内容，如果确实无法执行的，才裁定驳回执行申请或裁定终结执行程序。这种做法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讼累，也有利于更为彻底地解决纠纷，值得参考借鉴。

第三，关于合同继续履行类法律文书内容的明确性问题

本条对合同继续履行类法律文书提出了“明确具体履行内容”的要求，据此，司法解释施行之后，无论是人民法院作出此类判决、裁定、调解书，抑或仲裁机构作出此类仲裁裁决，不能再仅仅将主文表述为：“合同有效，继续履行”，而是需要同时表明需要履行的具体内容。对此，有关法律文书的制作部门应引起足够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条起草过程中，曾经有观点提出，对于合同继续履行类法律文书，应区分法院判决和其他法律文书，对其是否可以作为执行依据作出不同规定。继续履行合同是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违约责任承担方式，法律明确规定了不适宜判决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形，所以应理解为法院在作出此类判决之际，都对成本与收益进行了权衡，是法院认为其他违约责任不足于弥补当事人损害情况下的判断，原则上应当具有执行力，这一点在具体案件中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所确认。

但诸如调解书等其他法律文书的形成机制与判决显然存在较大差别。调解书系对于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的确认，法院在审查中通常并不涉及对合同履行成本、其他违约责任是否足以弥补当事人损失等因素的权衡。违约责任的主要形式应为损害赔偿，继续履行作为一种国家以强制力保障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应该具有严格的标准与补充性。赋予确认合同继续履行的调解书这种效力，并不符合立法目的。司法解释最终虽然未采纳该种意见，但其所提出的有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

二、关于特定物的执行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SPAN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PADDING-BOTTOM: 0px; FONT-STYLE: normal; MARGIN: 0px; PADDING-LEFT: 0px; PADDING-RIGHT: 0px; FONT-FAMILY: 宋体; MAX-WIDTH: 100%;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PADDING-TOP: 0px">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92意见”）第284条规定：“执行的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执行原物。原物确已不存在的，可折价赔偿。”《执行规定》第57条进一步明确规定：“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被执行人交付特定标的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被隐匿或非法转移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交出。原物确已变质、损坏或灭失的，应当裁定折价赔偿或按标的物的价值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

上述规定确立了执行程序中特定物执行不能时的折价赔偿制度。该制度的优点是，在交付特定物执行出现客观不能时，直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转为赔偿执行，有利于提高效率，尽快实现债权。

但这种做法也面临诸多问题：折价赔偿涉及实体法上的判断，执行程序中直接认定，超出了执行机构应有的职权范围，违反“审执分离”的原则。不仅如此，执行中直接确定赔偿数额，当事人缺乏充分的程序保障，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也容易引发新的纠纷。在交付特定物的执行中，将特定物毁损或灭失后的损害赔偿导入到诉讼，既是审执分离的要求，也是审执衔接的体现。

基于上述考虑，《解释》第494条将“92意见”第284条修改为：“执行标的物为特定物的，应当执行原物。原物确已毁损或者灭失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折价赔偿。双方当事人对折价赔偿不能协商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可以另行起诉。”这一规定，既坚持了实体问题通过诉讼解决的基本思路，同时，也允许在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折价赔偿，能够较好地兼顾“审执分离”原则与快速处理纠纷原则的平衡，避免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

三、关于对到期债权的执行问题

关于对到期债权的执行，“92意见”第300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执行规定》第61-69条对到期债权执行制度作了进一步细化。

到期债权执行制度的两大突出问题

司法实践中普遍反映，对到期债权执行制度存在两个突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三人借异议权逃避债务。根据《执行规定》第63条的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第三人一经提出异议，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保全债权的效力即告消灭。实践中，经常有第三人借此逃避执行。

第二个问题是第三人对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仍然提出债权不存在的异议。第三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债权，如果已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被执行人显然不应再对其予以否定。但是由于《执行规定》第63条规定了执行法院不审查第三人异议的原则，导致第三人异议给执行造成困难。

到期债权执行制度的存废之争

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最初条文设计是在原条文基础上增加两项内容：一是增加对债权执行与债权人代为诉讼之间的衔接，规定“第三人对于其债务提出异议，申请执行人认为第三人异议不能成立的，可以在15日内依照《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提起诉讼，逾期不提起诉讼的，冻结债权的裁定丧失效力。”二是增加规定“第三人所欠被执行人的债务已被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第三人不得提出债务不存在的异议。”

但是在司法解释论证过程中，关于对到期债权执行制度的存废出现了较大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92意见”关于第三人债权执行制度的规定存在法律上障碍，应予删除。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合同具有相对性，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要具有正当的理由；
第二，该条规定是在《合同法》生效之前规定的，1999年生效的《合同法》规定了代位权诉讼制度，用以解决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而对于次债务人的代位权利，合同代位权的行使，有明确的法定条件，只有符合条件时，才可以行使；
第三，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而不宜在执行中进行；
第四，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对到期债权进行执行，无法保护次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第三人债权执行制度应在保留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具体应当完善与代位诉讼制度的衔接、禁止第三人否定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的存在等内容。主要理由为：

第一，该制度以第三人不提出异议为前提，并未突破合同的相对性；
第二，该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恰恰是为了与合同法中代位权制度相配合，共同实现保全债权的目的；
第三，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大都规定了此项制度。

在讨论的过程中，上述两种意见相互影响，最终形成的《解释》第501条，实际上是两种意见的折衷，即在第二种意见的基础上，吸收了第一种意见关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内容。

相关权利人如何保护

关于如何保护相关权利人，也存在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赋予利害关系人与第三人同等的异议权，规定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得强制执行该债权。理由是如果通过代位权诉讼途径实现对第三人的债权，则第三人的其他债权人也能够通过加入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

另一种意见认为，相关权利人应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的途径进行权利救济。理由是，第一，法律规定了相关权利人权益的救济途径。对第三人到期债权执行制度中，第三人的地位特殊，应予以特殊保护。但是该制度中其他相关权利人，与其他执行程序中的相关权利人并无不同，不能享受特殊保护，而应通过《民事诉讼法》第225条“执行异议”、第227条“案外人异议”、参与分配制度、破产制度等予以平等保护。第二，如果规定相关权利人与第三人相同的异议权，实质上就架空了该制度。《解释》最终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理解和适用《解释》第501条规定，应当正确把握对债权执行的制度精神，既要促进申请执行人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的实现，也要注意保护次债务人、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而言，应注意如下问题：

第一，可以作为执行标的的债权仅限于到期债权，这一点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可以将未到期债权作为执行标的不同。

第二，冻结该债权需要作出裁定。原司法解释中对于债权的执行使用履行到期债权通知书，本条明确规定冻结债权需要作出裁定，从而一方面与查封、扣押动产、不动产等的的法律文书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使冻结债权的执行程序更为规范。

第三，人民法院可以通知第三人向被执行人履行，第三人对其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提出异议的，执行法院不得继续执行该债权，可以由申请执行人通过代位诉讼寻求救济。

第四，如果利害关系人对该到期债权有异议的，比如主张是该到期债权的真实权利人，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进行救济。需要注意的是，本条的利害关系人就是《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所规定的案外人。

第五，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第三人不能予以否认。这里只是规定当事人不能否认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但是如果第三人在法律文书作出后已经履行了该债务的，则有权提出债务已履行的异议。

对于到期债权执行制度，由于执行标的是具有相对性的债权，涉及到次债务人的权利保护问题，理论构成与程序操作都非常复杂。德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对此都用了大量条文予以规定。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债权执行制度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导致该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调研，争取早日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对此项制度作出更加系统、详细的规定。

四、关于执行程序与破产制度的衔接

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定位差异及司法现状

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均为强制实现债权人权利的程序，但二者有不同的功能定位：执行程序旨在对特定债权实现个别清偿，是对债务人个别财产实施的个别执行；破产程序旨在对全部债权实现整体清偿，是对债务人全部财产实施的概括执行。

在执行程序中，当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时，如果仍由在先申请的债权人优先受偿，将会导致在后申请的债权人得不到清偿，从而有违公平原则以及债权的平等性。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将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以确保债务人的财产在同一顺位的债权人之间公平分配。

然而，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看，相当一批资不抵债的执行案件难以正常转入破产程序，许多本应通过破产程序清理的债权债务迟迟停留在执行程序中，执行积案因此居高不下。《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全国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数连年低迷，2013年全国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数不足2000件，反映了破产法在现实中运行不畅、功能难以发挥的困境。

上述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从法律制度上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破产程序的启动程序仅限于当事人申请，执行转破产的途径不畅；二是依据《执行规定》第96条的规定，参与分配制度在例外情形下可以适用于企业法人，加之该规定在实践中经常被扩大适用，在后申请执行的债权人有机会在执行程序中按比例受偿，并将未取得执行依据的普通债权人排除于执行程序之外，因而往往不愿意启动相对复杂的破产程序。

《解释》关于执行转破产制度和限制参与分配对企业法人适用制度

针对上述问题，司法解释修改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呼吁建立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有效衔接的制度。《解释》充分吸收了这些意见和建议，用4个条文（第513-516条）对该问题作了规定。其中主要是包括执行转破产制度和限制参与分配对企业法人适用制度。

执行转破产制度

依据《解释》第513条的规定，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款规定情形的，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被执行人同意，应当裁定中止执行并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入住所地法院。

该条规定的根本目的是在当事人申请之外，增加启动破产程序的新途径。司法解释最初的设想是建立“强制移送破产”制度，规定执行法院对于符合破产条件的被执行人，可以直接移送破产管辖法院进入破产程序。但是由于破产法只规定了债权人申请与债务人申请两种破产程序启动方式，该方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最终未被采纳。

依据本条规定，在被执行人符合破产条件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如果要移送破产，必须征得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被执行人同意，当事人不同意的，执行法院不能径行移送。此外，依据《解释》第514条的规定，执行法院移送案件材料并不当然启动破产程序，最终是否受理破产案件还要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法院审查决定。为防止审查受理程序过分迟延，《解释》明确规定有关法院应在收到材料之日起30日作出是否受理破产案件的裁定，并通知执行法院。《解释》第515条则区分不同情形规定了破产案件受理与否及宣告破产对执行程序的影响：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裁定宣告破产的，执行法院应当分别解除保全措施、终结执行；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恢复执行。

参与分配对于企业法人的限制适用

如前所述，依据《执行规定》第96条的规定，“未经清理或清算而撤销、注销或歇业”的企业法人，可以成为参与分配制度的适用主体。从实践看，本条规定的适用范围相当广泛，主要原因是：第一，本条中的“歇业”并非规范的法律概念，对于资不抵债的企业法人来说容易适用；第二，当事人申请破产动力不足，当地政府基于各种现实考虑也不愿让企业破产，破产程序启动存在现实困难；第三，执行法院从公平保护债权人角度考虑，同时为了减少申诉上访压力，往往难以坚持按照采取执行措施的顺序实现债权。参与分配制度对企业法人的例外适用及实践中的扩大化，无疑是导致破产程序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解决这一问题，《解释》第516条规定，当事人不同意移送破产或者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就执行变价所得财产，在扣除执行费用及清偿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按照财产保全和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先后顺序清偿。

据此，对于不能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法人，执行中要贯彻“优先原则”，按照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实现债权。这一规定可以“倒逼”申请采取执行措施在后的债权人申请启动破产程序，有效解决破产程序启动难的问题。

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制度是《解释》中新增加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缓解执行积案与破产法运行不畅两个实践中的问题。但是破产程序运行不畅的原因纷繁复杂，增设该项新制度虽然会解决一定问题，但也绝非灵丹妙药，而且该项制度本身在实际操作中也可能会面临诸多困难，尤其是当案件难以进入破产程序，执行法院必须适用第516条对普通债权适用优先原则时，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对此，要加强执行法院与破产法院的衔接配合，一方面，执行法院应当充分认识到破产程序的功能，引导当事人同意后移送破产，对于不能进入破产程序的案件，依法适用《解释》第516条规定执行，以实现制度的倒逼功能。另一方面，破产法院对于执行法院移送的案件，经审查符合破产条件的，也要排除来自各方的影响，依法受理。对于有关部门基于社会稳定等原因干预破产的案件，要积极进行沟通协调，充分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今后则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执行和破产法律制度，进一步理顺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能够更好的各司其职，各尽其用，不仅使债权得到实现，而且使债权公平、高效的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