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一司法破肚
Ⅰ 法律之门的博西格诺《法律之门》书评
法律是什么？千百年来，尽管人们在理论上为法律绘制了各种令人向往的图谱，然而实践中的法律却往往不以人的观念为转移。其实，法律生存于各种力量的撕扯之中，每一种力都承载着现实的社会要求，而每一种要求在不同的情景和观点下都有其应被满足的理由和价值。读美国学者博西格诺的著作《法律之门》，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领悟各种关于法律的困惑。
一
法律在理论和实践上矛盾重重。
“法律即是正义”是西方自然法学者的重要思想。那么，法律如何实现正义？概言之，制定法律要体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实施法律要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体系的存在将基于身份、财富、权力乃至性别差异造成的不平等现状固定化。立法无法做到“人民公意的表达”。在简单社会形态中，人们可以熟知社会中的大部分法律，但是在今天，人们实在不太可能知道大部分影响他们生活的法律，就更谈不上对它们的认同。正如哈特所言，“现代社会的实况无疑是：一般公民有很大一部分（或许是多数），对于法律的结构，或其效力判准，根本没有概念。他所遵守的许多特定、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而言，可能只是笼统的‘法律’一字而已。”（〔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第148页，许家馨、李冠宜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0年版）于是，立法成为实现少数社会精英分子意愿的过程。为了使法律对自己或其所属的集团有利，有权力的人会在立法过程中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例如，法律上的税收制度杠杆并没有使收入和财富趋于平等，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呈现加剧趋势；像企业偷税、证券内幕交易、合同诈骗、贪污挪用等所谓的“绅士犯罪”，其待遇绝对不同于像盗窃、抢劫之类的穷人犯罪；而在强奸案中，通常是根据（男性）强奸者的心态而不是根据（女性）被害人的心态来确定犯罪，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暴露了法律中的性别偏见。
“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是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典型话语。这意味着法的确定性，而不是正义，成为法的最高价值。法律实证主义认为：（一）法律由一系列已知的、确定无疑的规则构成。尽管法律体系中还包括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技术等要素，但是法律规则确实是法律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二）确定的规则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能够产生合理预期。（三）法官从确定的规则中能够推出具体的法律判决，由此可见，法官的判决是可预见的。然而，在日常的个案中，我们发现单从规则本身去精确预测判决结果的可能性很小；为了达成预测的目的，我们有必要学会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因为法官对围绕事实的具体生活情境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案件的结果。法律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也是一种意义体系。法律规则不会等在那里自动地适用于案件，法之所以是“活法”，正是缘于其意义的释放。法律适用是一个“法之意义”释放和加工的过程。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意义的释放主体是法官，无怪乎霍姆斯说，法律是“对法官实际上将要做什么的预测”。如果我们承认个案对于规则的特殊性，那么我们也要承认法官的个人价值立场及见解在其判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那些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偏见”），是其判断的入门。可以说，法官的判决归根结底是他整个生活历程的产物。（《法律之门》，第33页。以下引自本书的内容只标明页码）我们还发现，法官们在向规则顶礼膜拜的同时，也将既定的规则开膛破肚。与普通人对规则的践踏相比，法官只不过是让规则在庄严的司法过程中“死”得更为尊严。于是，传统的司法裁量过程：“事实?规则）判决”，质变为“事实?态度）判决”。
二
孟德斯鸠说，法是一种理性存在。爱德华·科克说：理性是法律的生命。在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与法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如《牛津法律大词典》中的描述：“由于长期的自然规律思维的延续，理性已成为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因素。尽管自然主义法学派仅将理性特征赋予人类理性的自然法，但自然法和实在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人们在进行现实立法的过程中，其立法原则也蕴涵着理性，并将它作为自己的评价和伦理基础。”（《牛津法学大词典》，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51页。）然而，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守法行为与其说来自于法律理性魅力的感召，倒不如说有赖于法律背后的暴力支撑；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普通人对法律的认知中，暴力因素是一个值得人们高度警戒的“雷区”。尽管法律暴力一向遭受人们的质疑，但是没有暴力支撑的法律，就好像没有武装的战士一样，失去了胜利的保障。法律暴力即使在最常见的司法过程中也发挥着作用。审讯过程好像是一次次文明的对话，然而，这种“交谈”作为法律暴力实施的前提条件，本身即是暴力的运用，它为法律暴力的实施寻找正当合理的理由。我们可以对法律暴力的受害者表示某种同情，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恐怖的平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们所期望和渴求的那种公正。因此，法律暴力“不是对它力量的颂扬，而只是不得不予以容忍的一个因素，一个难以解说的因素。”（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1979?? p． 9．）
亚里士多德说，“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法律规则的普遍性、明确性、连续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对抗着混乱和无序。“正如人们所知，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所关注的是建立人类行动或行为的模式，而且只有使今天的行为等同于昨天的行为，才能确立起这种模式。如果法律对频繁且杂乱的变化不能起制动作用的话，那么其结果便是混乱不堪，因为无人能够预知明天所将出现的信息与事件。”（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然而，在现实中，法律一般是指一种司法体系，而秩序是指一种行政体系、一种国家的特殊秩序，典型地被看作一种等级秩序。这种权威性等级秩序保障规则从权力的顶端逐级向下贯彻而得以实施。但是，在很多场合，法律的实施并非利用这种纵向权力模式，而是横向权力模式，它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在制度上控制其他人。比如，近期在全国各级法院中流行的“司法公正，一心为民”的口号，正是横向权力模式在法律实施中的表达。所以，米歇尔·福柯认为，“法律和秩序的调和，一直是那些人的构想，而现在必定还是一个梦想。法律与秩序是不可调和的，当你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它仅仅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将法律结合到国家的秩序之中。”（第274页）
法治常被理解为“法律的统治”，法治政府则是“规则的政府而非人的政府”。翻开法律思想史，关于法治的定义比比皆是。在对法治的通常理解中存在一个前提预设：法律是自然的。像其他自然规律一样，法律是社会中的固有部分，社会必须尊重法律的运行。然而，这一前提预设面临的难题是：法律不同于其他自然规律，它要求用人的努力来维持其存在，而其他自然规律则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法律，非人创造则不能诞生，非人实施则不能运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任何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然而，说“法律依赖于人”同样是有问题的。如果法律的存在和运行依赖于人，那么人应当具有创造和操作法律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要先于法律而存在。如果人的本性中具备这种能力，那么法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由此可见，法律与人的关系，就如同鸡与蛋的关系一样存在循环。
三
对司法过程的理论想象无法掩盖其所面临的困境。
司法过程在理论上是法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所经历的步骤是：确定法律事实，寻找法律依据，最后通过三段论的推理得出结论。然而，心理学家所描述的常人的判断过程却并非如此。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判断的过程很少是从前提出发继而得出结论。判断的起点正与之相反——先形成一个不确定的结论；一个人通常是从这一结论开始，然后努力去发现能够得出该结论的前提。如果他不能如愿以偿的发现适当的论点用以衔接结论与他认为可接受的前提，那么，除非武断或愚蠢，他将会摒弃这一结论而去寻求另一结论。（第27页）由此可见，结论（或目标）在判断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点在律师的思维方式中比较明显。结论对律师来说不再是一个选择性问题。律师为其委托人的利益工作，因而就必须从确保其委托人胜诉的结论（目标）出发来剪裁、组织案件事实，以便能够从他所渴求的结论（目标）倒推出他认为法庭乐于接受的某个大前提。既然法官是人，他的思维方式也应当不会违背这种常人的思维方式。哈奇逊法官以其切身体验告诉我们：“法官作出决定，的确是通过感觉而不是通过判断，通过预感而不是通过三段论推理，这种三段论推理只出现在法庭的意见中。”（第29页）“在感觉或‘预感’自己的判决时，法官的行为精确地与律师对案件的处理相一致，只有这样一个例外：律师已经在其观点中预设了目标——为委托人赢得诉讼——他仅搜寻和考虑那些确保他走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的预感，而法官仅负有漫游着去作出公正判决的使命，他将沿着预感引导的道路前行，无论到达哪里……”（第29页）法官在司法裁量过程中所运用的法律论证方法，也明显说明了“结论（目标）的统治地位”。法律论证的本质特征是：一方面，具体的判决发生在论证之前，另一方面，须对判决进行论证。由此可见，实际的判决过程似乎应当是：“确定问题→设定目标→寻找选择方案→评价选择方案→落实一个选择方案”。在整个过程中，法官的主要工作是：想象可能的案件判决方案，以便落实一个最佳的选择方案。
司法裁量过程在理论上是法官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形成案件判决的过程。本杰明·卡多佐在其《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从分析一个司法判决得以形成的方法入手，描述了法官在审理案件中选择、平衡与应用各种法律方法以得出判决的整个过程。在他看来，司法过程事实上就是法官运用各种方法对不同的考虑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酿造”一种奇怪的“化合物”的过程。为此，他详细阐释了案件的各种裁决方法：逻辑方法，历史、传统和社会学方法，以及遵循先例（司法过程中的下意识因素）。卡多佐的贡献在于，为现代法律的内在矛盾提供了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一位司法技艺娴熟的法官更容易切中法律问题的要害，然而，在司法过程中，一旦技艺和工艺占了统治地位，就会导致文牍主义的结果——对于所有遭遇这一结果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正如法国法理学家Jacques Ellul所言：司法要素（主要指组织机构）已不再承担寻求正义或者以任何方式创制法律的责任，它承担适用法律的责任。这种作用能够纯粹是机械的，它不需要哲人或者有正义感的人，它所要的是一位优秀的技师，他明了技术原理、揭示规则、法律术语，以及推演结论和发现答案的方法。但是法律人有着某种顾虑，他们无法做到从法律之中完全剔除正义而又不使良知感受痛楚。（第53页）正义感对法律人来说至关重要，“法官的良心是社会正义的最终保障”（西方法谚）。在司法裁量过程中，正义感促使法官对所有相关的材料都必须审慎地进行整理、筛选和检视，也许这一切不足以影响案件的最终判决，但却迫使法官必须使自己的判决免于任何可能的错误。所以，柏拉图主张，一个好的法官一定不是年轻人，而是年纪大的人。因为只有年纪大的人才懂得正义是怎么回事。（柏拉图：《理想国》，第11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抗辩式审判方式在理论上更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抗辩式过程的逻辑预设是，“真理越辩越明”，在案件双方都寻求胜利的“对抗”中，裁判机关能够发现更多的事实。然而，在充满火药味的庭审中，我们也许会离真相越来越远。法官所确定的法律事实是在法定范围内认可的并为一些证据所支持的事实，也就是说，“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载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那么，证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否可信？就证人而言，“陌生的环境及其伴随的焦虑和匆忙，证人可能受到的哄骗或威吓，缺乏足以唤起可以澄清每一难题的那些回忆的提问，以及交叉询问所造成的混淆……都可能引发重要的错误和忽略。”（第451页）就律师而言，法庭不是他的主人，他的忠诚只针对他的客户。尽管法律确实要求律师尽其官方职责，但这一职责就是将自己奉献于客户。在激烈的庭审对抗中，律师职业的道德观发生了质变：正义在于对你的友人为善而对你的敌人为恶（苏格拉底）。尽管法律不允许律师在法庭上编造谎言，但是不说不利于自己当事人的话却是他的义务；尽管律师明知自己的当事人有罪，但是他还是要挖地三尺般地去寻找辩护理由，事实上，为了实现每一个人的辩护权，为了使律师更愿意承接案件，法律不得不将案件是否有理的问题模糊化，也就是说，“不清楚案件是否在理的，不是律师，而是法律”（第444页）。英美法学家经常以一种类似市场竞争的方式来比喻庭审过程中的证据确认——“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听信谁的证据，听信多少，就如同是一位顾客，而诉讼双方或他们的律师就如同推销产品的厂家极力要在法庭这个‘市场’上向其预期的顾客（法官）推销他们的产品；这种竞争被假定为会产生最好的结果。”（苏力：《关于抗辩制改革》，载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庭审是令人反感的，因为它意味着对人、财、物等资源的实际占有将成为左右有利证据的重要因素。
现代高新技术正大踏步地向法庭走来，庭审过程因此而增加了许多高科技因素。科学必然使审判过程做到准确无误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实验室比法庭更适合于解决社会纠纷，科学人士所拥有的特殊技术使他们比法官更有资格评价事实、意图或动机之类的法律问题，由此证明自动售货机式的纠纷解决方法是可行的。然而，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废弃法官、法院，而代之以科学技术的诊断来处理社会问题？“公众本能地期待司法运作不仅仅是为了引出真相和适用法律，而且还要满足社会和共同体其他的价值。”（第505页）在接受科学技术的诊断时，人便失去了他的主体性，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承受科学技术对其意志及其他隐秘的侵犯。“每一技术都磨蚀了人的尊严，它所导致的不尊严即使未成为流行病，至少也成为了传染病。”（第505页）尽管我们传统的司法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在其前行的每一步都没有将对人的尊严的忽视视为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毕竟，尊严与真相的天平如何倾斜，终归要有赖于一个社会是选择效率还是选择自由。
Ⅱ 纪然冰命案二十年是真是假
纪然冰命案二十年：美丽的青岛姑娘纪然冰偶然邂逅台湾最大的电子通讯设备老板彭增吉，相处三年并在美生有一子，孩子仅五个月，母子两人被残忍杀害。美国警方以涉嫌谋杀逮捕了彭增吉的台湾妻子林黎云。
本案的判决结果：
2002年6月29日上午，洛杉矶东南的橙县高等法院第36庭， 法官宣读了拖延8年之久的判决：因被告林黎云的律师与检方律师达成了认罪协议，林氏承认蓄意杀害纪然冰母子，加上一项使用致命武器罪，因此法院裁决判处林黎云有期徒刑11年；但考虑到林氏从1994年被捕以后已经被关押了7年，因此她符合保释条件，法院同意她仲秋时出狱，不日将由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遣返台湾。
孽海情缘 震惊两岸
命案三次审判落下帷幕，这桩离奇案件实际是一出错综复杂的婚外情悲剧，里面交织着爱恨情仇，贯穿着邪恶与毒计，充斥着悬念和争斗，它还挑起过加州侨界中来自两岸的侨社的对立情绪，引发了对台商“包二奶”现象以及婚姻伦理道德方面的激烈争论。此案绝不亚于一部好莱坞电影。事实上，早有人将它写成了一本书，叫作《海外孽缘》，还有香港导演将它拍成了电影，叫作《情人的情人》……
剪不断理还乱是情仇
1991年，年方23岁、美丽迷人的青岛姑娘纪然冰，在担任公关工作的青岛王朝酒店邂逅时年58岁的台湾富商彭增吉，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堕入情网，无法自拔。 彭增吉是台湾电子通信业的大老板，拥有数亿家财，在大陆、台湾、美国和马来西亚等地均开有工厂，事业发达，如日中天；得意之余，常年奔波在外地的他早就耐不住内心寂寞，逐渐忘却了当年助自己白手起家、一起艰苦创业的结发妻子林黎云。年轻漂亮的纪然冰不仅貌若天仙，而且聪慧能干，温柔可人，令彭某一见倾心。而纪然冰也是个事业心极强的女孩，希望能背靠大树好乘凉，开创一番事业。很快，两人便开始了一段终将酿出苦果的孽情。 纸里包不住火，彭增吉的婚外情很快被妻子林黎云发现了。回想当初夫妻二人相亲相爱、艰苦创业的情景，林黎云怒不可遏，她将仇恨全部记在了丈夫的情人——纪然冰的身上。林黎云多次逼迫丈夫和纪然冰剪断这段错乱情缘，但都没有什么结果。在彭增吉的安排下，1990年底纪然冰到彭在上海开办的公司当起了总经理秘书。1992年，彭增吉又安排怀有身孕的纪然冰来到美国加州，瞒着林黎云过起了金屋藏娇的生活。翌年，她搬入彭在洛杉矶东南的橙县为她租的一套公寓中，并在三月份产下一个健康可爱的男婴，取名纪启威。这套房子与彭增吉在当地购买的另一套别墅相距不到5公里。
谁杀害了纪然冰母子
1993年8月18日，彭增吉从大陆回到洛杉矶，探望纪然冰和五个月大的儿子纪启威。到了橙县，彭增吉发现纪然冰住的豪华公寓大门紧锁，他在门口徘徊八小时之久，晚上十一时推门入内，却发现纪然冰母子在公寓惨遭毒手！纪然冰身中19刀，横尸客厅沙发，浑身血污，双眼未闭，死不瞑目；而残忍的凶手连5个月大的纪启威不肯放过，用T恤衫塞住他的嘴巴、并用毛毯和枕头蒙住他的脑袋将其活活闷毙！这桩重大凶杀案震惊了当地，牵动了美国西海岸华人社会的关注。 极度恐慌的彭增吉向美国警方报了案，橙县警方随即对这桩令人发指的重大凶杀案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取证。警方判断，案件发生在17日晚上11点至18日凌晨，并排除了彭增吉的作案可能。由于本案凶手是预谋杀人，又是戴手套作案，现场未留任何直接证据，使警方的调查缉凶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橙县警局拥有最先进的DNA检测仪器，法医从纪然冰左臂上一块留有咬痕的皮肤上提取了唾液残留物，进行了DNA检测，其结果与彭的妻子林黎云的血样DNA相符，于是警方认定林黎云为此案凶嫌。
警方还发现，林黎云在纪然冰母子遇害前3天从台湾来到橙县，住在离纪的公寓不远的别野里，而她在早些时候接受警方的询问时，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纪的住处，却又没有通过测谎试验。警方还发现林的左脚受了伤，她谎称是摔了一跤，并说她在洛杉矶读书的大儿子可以作证，实际上她儿子的证词说没有看见母亲摔倒过。 为了早日找到凶手、洗脱嫌疑，彭增吉配合美国警方，从台湾将其妻林黎云劝说回美国，接受DNA测试。1994年1月8日林黎云被捕。橙县检察当局随即以谋杀罪对林黎云提起诉讼。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官司正式拉开帷幕了。
这其实就是华人版“辛普森案”，若走美国之外的法律程序，相信结果完全不同。
1994年5月24日，橙县地方法院初审，检方获胜了。同年8月，法院裁决林黎云故意杀人罪成立。检方证据：
首先，纪然冰左臂皮肤上的咬痕的DNA检测结果与林相符；
其次，只有林黎云才有杀死5个月大的婴儿纪启威的动机；
第三，林黎云对纪然冰早已怀恨在心，曾多次威胁过她，在1992年在橙县家中的冲突中，林黎云用剪刀剪破了纪然冰的全部衣服，上衣都剪在胸部，裤子和裙子则剪在下部，这显示了她的暴力倾向；
第四，在林被警方逮捕后与彭增吉的谈话中承认到过纪的寓所，双方发生争斗，并亲眼看着纪死亡。
初审中检方获得的一个重要胜利就是，法官判定林黎云在警局被捕后与丈夫彭增吉的一段谈话录音可以作为证据。当时彭对妻子的被捕感到突然，于是急切地用方言询问妻子是否去过纪然冰的寓所，是否杀过人。在场的警察听不懂两人的对话，于是就录了下来。这段不经意的录音后来却成为判案的关键之一。在这段对话中，林黎云基本承认她就是杀人凶手。她说是纪然冰用孩子逼她离婚，然后还打她，后来是纪“自己弄自己”，跌倒在刀尖上死亡的。
此案疑点多多。警方一度怀疑林黎云单独一人无力杀死身材比她高大健美的纪然冰，当时在洛杉矶读大学的林黎云大儿子可能是同谋，但后来因缺乏证据而没有立案。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彭增吉为妻子高薪聘请来的大律师薛曼却在一审中咬定彭增吉才是杀人真凶，认为彭在报案前曾在纪的寓所外徘徊了8个小时，这违反常理，他可能是面临妻子的压力以及与纪关系恶化而杀人灭口。但这个理论未获得警方和检方的赞同。
橙县高等法院在1995年3月正式开庭审理此案，由7女5男组成的陪审团对检辩双方的举证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听证。尽管证据确凿，但由于两名陪审团员认为林黎云无罪，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致使该案宣布流审。根据美国法律，在刑事案件中，只要陪审团无法达成全体一致的意见，那么案件就流审。 橙县检察局重新提起起诉，1996年2至4月在橙县高等法院进行重审。最后陪审团一致认定此案证据确凿，林黎云杀人罪名成立，因此法官约翰·雷恩判处林黎云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百万美金换回自由身：偷录证据，不得作为定罪证据。
林黎云并不甘心在铁窗中度过余生，并委托律师一直上诉，1999年9月30日终于时来运转——加州第四区上诉法院裁定：
1、警方在侦办此案过程中录下嫌犯与家人对话的行为是非法的，属于违宪获取证据，“侵害了被告（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这卷录音不得作为呈堂证据。
2、法院认为，警方在林黎云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连续对林黎云盘问了九个小时之久，侵犯了个人隐私权，因此，要求圣塔安那高等法院收回对林黎云“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判决。
高等法院推翻了二审判决，将案件发回橙县高等法院重审。 2000年1月19日，加州最高法院再度拒绝审议橙县地检署要求恢复圣塔安那高等法院对林黎云谋杀案的判决上诉。1月24日，橙县地检署宣布，第三度起诉林黎云，但不能再使用“录音带”作为证据。 检方于今年3月对林黎云提起第三次起诉审理。
此时，林黎云的辩护律师巴奈特，请来了美国最著名的法医兼病理学家巴登(MichaelM.Baden)以及享有国际声誉的刑事科学鉴识家李昌钰。
巴登早年曾替前总统甘乃迪和大明星梦露验过尸；李昌钰则是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刑事鉴识专家。他们曾携手替辛普森案的辩方作证，使被告脱罪。此次这两位大牌专家提供的证词，无疑将对陪审团产生具大的影响。
巴奈特的辩护策略是一口咬定彭增吉为杀人凶手，为此他需要把纪然冰的死亡时间定在1993年8月18日下午，这样彭增吉才有可能作案，而且命案现场还要有男人的物证。 巴登推论，由于纪然冰被害时遭开膛破肚，创口细菌感染，加快了尸体肌肉从僵硬至软化的过程，所以她应是8月18日下午二时至四时之间被杀。
李昌钰指出，命案现场还有一个男人。因为李昌钰“发现”沙发上沾有血迹的枕头上面有一个“大手印”，而且不是女性的。他提出了几点疑问，现场客厅咖啡桌上的碗里有一些苹果皮，但是纪然冰的胃里却没有发现苹果的残留物，是谁吃了苹果呢﹖餐桌旁的凉鞋上有血迹，但是餐桌周围都没有血迹，凉鞋上的血从何而来﹖林黎云的个子比较小，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一进门就控制了纪然冰，使她无力反抗，这个人是谁呢？ 而此时，检方手中唯一的直接证据就是林黎云的DNA，也就是纪然冰手臂咬痕上的唾液，经检验与林黎云的DNA相符。但是它只能证明案发时林黎云在场，却不能证明一定是她杀了纪然冰。
检察官使用了很多的情境证据，把林黎云同纪然冰的情敌关系、双方以前的谈判争吵、私生子将来要分配财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得出结论，只有林黎云才有杀人动机。 纪然冰母子命案本是一起普通的情杀案，并非智能型的高科技犯罪，但是辩方以百万美金请来美国司法界首席法医兼病理学家巴登和享有国际声誉的刑事鉴识学家李昌钰，被检方讥为“杀鸡用牛刀”。
牛刀上阵，为的是对陪审团施加影响，裁定被告无罪。十二位陪审员，只要有一位持有这种想法，此案就可能流审，被告就可能脱罪，因为橙县地检署不可能第四度起诉林黎云，所以检察官莫尔可的压力很大。 曾为辛普森案作证的刑事检测专家李昌钰，依据现场警方报告和证据，提出现场还有第三者作案的设想，并把凶嫌指向男性。这与辩方律师认定凶手是纪然冰的情夫彭增吉十分吻合。他们声称，彭增吉因为怕与纪然冰继续交往影响自己在大陆的事业而下此毒手。经过三个月的激烈舌战，最后，十二名陪审团员中有四人认为林黎云无罪。本案再一次流审了。
考虑到此案已耗资数百万美元，重新起诉又无获胜把握，检察官莫尔科终于失去了继续起诉的勇气，决定退让。 6月29日，经过讨价还价，检辩双方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认罪协议：林黎云承认犯下两项较轻的气愤杀人罪，以换取她立刻保释出狱。在美国，气愤杀人罪的最高刑期为十一年，法官以两项罪名合并判处林黎云十一年监禁。由于林黎云持台湾护照，并非美国公民，按照美国移民法规定，必须递解出境，并永远不得再进入美国。
尽管莫尔科声称这个结果达到了“合理的正义”，但这位资深的检察官的话充满了对美国法律弊端的无奈。 在29日的审判现场，当法官佛洛伯德一项一项询问林黎云是否承认检方起诉的携带致命武器攻击他人致死时，林黎云一边回答是，一边不断用纸巾拭泪。最后，法官宣布两项罪名合并执行十一年监禁，由于林黎云已服刑七年半，在狱中表现良好，可以出狱，接受移民局递解出境。听到这里，林黎云破涕为笑、如释重负，与辩护律师拥抱，显得非常轻松。
Ⅲ 古代赫梯人，亚述人的历史谁能说明一下！
赫梯人居于安纳托利亚高原，既是现在的土耳其北部。我们是从考古遗迹和文献中认识赫梯人的，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由北面移居至安纳托利亚。赫梯人用象形文字记下公众事务，以楔形文字记载其他事迹。埃及人也以文字和图画记下赫梯人的事迹。
源于赫梯国家的形成
赫梯位于小亚细亚的卡帕多细亚，在哈里斯河（今土耳其基齐尔-伊尔马克河）流域。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是山脉围绕的高原，畜牧在赫梯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业依靠河溪和水池灌溉，发展十分有限。但境内有银、铜、铁等丰富矿藏，是发展金属冶炼的有利条件。赫梯处于黑海、地中海和两河流域之间的要道上，很早就和外界发生贸易联系。赫梯族是操印欧语的部落，最早出现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二千纪之初。他们的语言是涅西特语。赫梯国家是由许多相互混合的部落建立的。
公元前19—18世纪之交，赫梯人形成第一批部落联盟，并有设防的城市。其中，以库萨尔、涅萨和察尔帕为最重要。库萨尔王阿尼塔在各部落联盟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毁灭赫梯原先的土著部落的堡垒哈图沙，征服涅萨，并定都于此。
在形成中的赫梯国家实行对外侵略。赫梯王塔巴尔纳约当于公元前1640年征服小亚细亚东部，其子哈图喜里又攻略哈图沙。这时，操涅西特语的赫梯部落与原先的土著部落已经统一。穆尔西里一世继承先辈诸王的侵略政策，趁喜克索斯人势力削弱和巴比伦国家内外交困的机会，约于公元前1600年征服喜克索斯人的北方据点哈尔帕，稍后，又于公元前1595年左右洗劫巴比伦。
在穆尔西里一世统治晚期，王室贵族不断倾轧。大约由于王位继承问题，穆尔西里一世本人也在宫廷阴谋中死去。被征服地区重新独立；骚动、叛乱和反抗在赫梯国家持续了几十年。因此，约当公元前1535年，国王铁列平不得不对国家制度作重大改革。铁列平力图杜绝贵族纷争，借以保证国家的稳固。他的改革从王位继承制度着手，规定国王的嫡长子是王位的优先合法继承者；如无嫡男，依次由庶子和嫡长女婿递补。这就确立了王位世袭制，防止贵族的争夺。铁列平还禁止王族仇杀。国王若犯此法，由贵族会议审讯，并得依法处死。贵族会议保留很大的权力，不经同意，国王无权处死任一兄妹。古代的“潘克”也继续存在。参加潘克的成员限于军队中的特权分子、国王卫队、千夫长以及参加贵族会议的贵族，它是国家统治机构的一部分。铁列平的改革标志着赫梯国家形成过程的完成。
梯国家的强盛及其溃亡
公元前15世纪末至前13世纪初，赫梯国家鼎盛。国王苏庇路里乌玛（约前15世纪末至前14世纪前期）利用米坦尼宫廷政变和叛乱，占领米坦尼的大部分领土，并和埃及争夺叙利亚。当时，埃及正陷于内部宗教斗争，无力东顾；叙利亚各地也竭力想摆脱埃及的统治。赫梯因此能够顺利地征服叙利亚和腓尼基。此后，赫梯和埃及、亚述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约公元前1312年，赫梯王穆瓦塔尔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争夺叙利亚，会战于卡叠石，互有胜负。约公元前1296年，两国缔合，叙利亚大部分归赫梯所有。自埃及在叙利亚和腓尼基的势力削弱以后，赫梯是雄视西亚的一大霸国。
但是，赫梯国家是在征服过程中形成的军事联合，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境内各部落之间的语言和生活方式都不相同，边疆和外藩地区的统治者掌握有行政、司法、军事大权，离心力很大。因此，国家的分合往往受到某个国王的军事成败的影响。与埃及战争以后，不久就开始衰弱。公元前1296年的和约，规定双方在发生内乱时互相援助。可见其内部已不稳定。到公元前13世纪末，海上民从博斯鲁斯海峡侵入赫梯，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各臣属国家也群起反抗，赫梯国家便在内外交迫中崩溃了。
赫梯崩溃后，只有在陶鲁斯山至叙利亚一带，还残存下一些使用象形文字的赫梯人小国，其中以巴美塔和卡尔赫美什么最为重要。公元前8世纪，各赫梯小国都被亚述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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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人是居住在两河流域北部（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地区）的一支闪族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非闪族人融合了的闪族人。在人种上有着许多闪族的特点：长脸钩鼻、黑头发、多胡须、皮肤黝黑。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比其他游牧民族更崇尚武力，更喜好穷兵黩武。
有人说，亚述人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战争的艺术。的确如此，亚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亚述时期留下的浮雕作品，几乎全是与军事有关。亚述人的军队是整个西亚最强大的。亚述军事力量之所以强大，一是由于亚述人的军事理念和军事素质。在亚述人的观念中，国家和军事几乎是同一个词，或者说，国家就是一架巨型的战争机器，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和进行对外扩张是国家的首要任务。二是他们的作战技术。在几千年前亚述军队就有骑兵、步兵、工兵等各兵种。作战时，将这些兵种作适当编组，发挥各自的威力。亚述人还用急行军来争时间、抢速度，懂得使用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这种战术，就是拿破伦后来克敌制胜的法宝。三是因为亚述拥有先进的武器和优良装备。铁制武器的使用使亚述人的扩张几乎具有战无不胜的威力。在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王宫的一个武器库里，就发现了近两百吨的铁制武器，有铁剑、弓箭、撞墙锤、战车、盾牌、盔甲等。有了上述条件，亚述军队在整个西亚纵横驰骋，铁马啸啸，几乎无坚不摧，无垒不克，下图描绘了亚述军队攻打一座城池的情形，右边一辆装有攻城锤的战车撞击着敌方的土坯城墙，并掩护着后面的弓箭手前进；左边的亚述士兵手持盾牌，登上攻城的云梯，向守城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
亚述人可以说是恐怖主义的始作俑者。在历史记载中，亚述士兵被描述为凶猛残暴、杀人如麻，他们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片哀鸣。亚述将士功劳的大小，以所斩敌人的首级的多少为标准。因此，所掳战俘，大多斩首。对战败一方的贵族，处置更为残忍：有割耳割鼻的，有断手断脚的，有五马分尸的，还有剥皮剐肉的，令人触目惊心。而且，这些酷刑的记载并不是来自敌方骇人听闻的传说，而是亚述人自己史官的记载。这说明在亚述人看来，这不是残暴，而是体现了亚述士兵的英勇，是一种荣耀。
亚述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尚武的民族，具有黩武的习性呢？是由于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其他民族不同，还是因为种族的特性？关于这一点，美国文化史教授伯恩斯提出了他的看法，我们认为是较有说服力的。他阐述道：
亚述人是一支出色的武士民族，这不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不同于所有其他的闪族人，而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环境有特殊条件。他们的国土资源有限，又经常受到周围敌对民族的威胁，这就养成了他们好战的习性和侵略的野心。因此，无怪乎他们对土地贪得无厌。他们征服越多，就越感到征服之必须，才能保住其已经获得的一切。每一次成功都刺激着野心，使黩武主义的链条拴得更牢。
亚述由于武力至上，所以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以模仿巴比伦为主。如医学、天文学等。不过，亚述人曾将他们所见的植物一一记录下来了，这对以后植物学的发展大有好处。亚述对人类文化重要贡献是他的图书馆，单是阿述巴尼帕的图书馆就有3万块泥简，这些泥简都分门别类，并附有标签和王印。泥简大部分为年代不祥的代抄本，其原本大都来自巴比仑。所有图书中，文学作品极少，历史著作多为年代大事记，也可称战争大事记，所记大都千篇一律，记胜不记败，记好不记坏。但他们对自己的野蛮血腥行为则不以为耻的记下来了，恐怖的亚述人认为这是值得炫耀的“好事”。图书馆的其它图书有档案、天文、星相、医学、药方、圣词、帝王世系及神的谱系等。图书中还有一篇阿述巴尼帕的自述。大体内容是：“我，阿述巴尼帕，觉得有博览群书的必要，读书乐趣无穷，读书可扩充知识及技艺，可养成一种高贵的器度。”看来，这位杀人魔王的性格还比较复杂，一边对反叛者变着花样施酷刑，一边还要当文明君主。英国著名浪漫诗人拜仑曾为他写过一个戏剧化的故事。
战争给亚述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也给亚述的王公贵族带来了享受的机会。亚述的首饰设计精巧，家具雕琢精致，并嵌有金银珠宝。不过，亚述的音乐绘画大都沿袭巴比仑旧调。浮雕中的人像也粗劣呆板，大多是络腮胡子、大肚皮、短脖子的千人一面形象。也有一些浮雕刻有亚述人正对俘虏进行剥皮拔舌、开肠破肚、剜目斩首等景象。动物雕刻则惟妙惟肖，可谓刻狮像狮，刻马像马，栩栩如生。二者为何有如此大的差距，有人认为雕刻人顾忌多，不敢刻得真，刻得像。不过，也可能是艺术家审美观不同，认为大肚皮，短脖子就是美男子。
由于亚述人的黩武主义特征，亚述人称霸的时期比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任何时代更有特殊性。他们的血腥也使亚述人成为西亚人民痛恨的一支民族。他们留下了一些后裔，是现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约瑟夫·凯勒的著名小说《第22条军规》中的约塞连就是亚述人。
Ⅳ 推荐下类似《法医秦明》的刑侦电视剧
自从看了《法医秦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看了很多刑侦剧。今天安利四部必看的悬疑刑侦剧，剧中的情节紧凑合理，案件发展的合理有序，精彩的让人欲罢不能。
《白夜追凶》
《犯罪心理》
《重生之门》
《罚罪》
1、《白夜追凶》
该剧讲述了刑侦支队队长关宏峰为了洗脱弟弟关宏宇的杀人罪名，一路破获多起案件的故事。
简评：个人心中最好的悬疑剧没有之一，服化道剧情演员演技，没的说，七案紧扣主案的高完整度剧作，杀人回忆长镜头开篇，互换身份、双雄对立又联合的黑色电影设定，沉稳的本格推理和布局，社会事件与警界内幕的影射，出色的动作音乐！真的很不错。
以上就是我推荐的四部悬疑推理片了，都是超级好看的，可以试一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