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善良

Ⅰ 拿破仑民法典的内容~~~全部都要。。

编辑词条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被中国人知晓，大概是在清末洋务运动之后。有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说：清末一场科举考试中，有点洋务知识的考官出了个作文命题为“项羽与拿破仑”。一位饱读经书的考生提笔苦思，实在无法理解这个题目的含义，于是写道：“项王力拔山兮气盖世，岂畏拿一破仑乎？”不要笑话这个被闭关锁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所害的旧知识分子。
拿破仑于1821年病死圣赫勒拿岛，他在临死前说：“我一生四十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拿破仑法典》(又称《法国民法典》或《民法典》)。是中国法学教育中民法学的必讲课程，但只有民法硕士研究生、博士生才有可能会去通读它长达2281条的条文。在我们兴师动众起草《中国物权法》的时候，我们不由得要想起这个法典。因为眼下我国的民法学者在争论的好多民法物权原理，200多年前这个法国皇帝组织的法学家已经解决好了。
1789年6月，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宣布，“所有各类赋税与奉献，凡未经议会正式明确批准者，在全国各省份概予停止”，国王也无权决定税收。国王路易十六为此大怒，解除了主张税收权归议会的财政总监内克的职务。
国王与国民议会的矛盾激化了。7月，巴黎城被起义者控制。巴士底狱被攻克。以“谁有权决定赋税”为起因的法国大革命就这样全面爆发。1792年9月，统治法国上千年的君主制被废除，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1799年拿破仑乱中夺权，发动“雾月政变”，成立执政府。
10个月后，他下令成立由四名委员组成的“民法起草委员会”，规定委员必须在11月内完成民法起草。起草委员会按期完成了民法草案，经大理院和上诉院研究修改后，提交参政院讨论修改。参政院围绕民法草案，共召开了102次讨论会，拿破仑亲任主席并参加公议97次。法典最后经立法院一致通过。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了这部人类历史上的典范性法典。被拿破仑任命为民法起草委员的四人是大理院长特龙谢(Tronchet)、罗马法专家马尔维尔(Malleville)、政府司法行政长官普雷阿梅纳(BigotdePréameneu)、及海军法院推事波塔。
《拿破仑法典》又称为《法国民法典》，它是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产物，于1804年公布施行。经过多次修订，现仍在法国施行。它最初定名为《法国民法典》 ，1807年改称为《拿破仑法典》 ，1816年又改称为《民法典》，1852年再度改称为《拿破仑法典》，但从1870年以后，在习惯上一直沿用《法国民法典》的名称。
法典内容 《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3月21日通过。法典除总则外，分为3编，《法国民法典》第一版封面共2281条。第一编是人法，包含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民事权利主体的规定。第二编是物法，包含关于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在静态中的民事权利客体的规定。第三编称为“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编。内容颇为庞杂：首先规定了继承、赠与、遗嘱和夫妻财产制；其次规定了债法，附以质权和抵押权法；最后还规定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实际上，该编是关于民事权利客体从一个权利主体转移于另一个权利主体的各种可能性的规定。
立法原则 这部法典可以用3项原则予以概括：自由和平等原则、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
①就自由和平等原则来说，该法典包括两条基本的规定。第11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关于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②就所有权原则来说，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添附于该财产的一切物。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用益物权和地役权，这对小农经济是重要的。
③契约自治，或称契约自由原则，规定在第1134条中：“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除非该契约违反了该法典第6条所说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才不具有法律效力。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的一致，其目的在于产生某种法律上的效果，或者将所有权从一人移转于他人，或者产生某些债务，或者解除当事人先前缔结的债务，或者只是改变已经存在的一些约定。该法典赋予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于法律的效力，来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产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法律地位。所以，契约自治，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一经合法成立，当事人必须按照约定，善意履行，非经共同同意，不得修改或废除。契约当事人的财产，甚至人身（该法典原来规定了对违约债务人的民事拘留），都作为履行契约的保证。基于这些观念，立法者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契约义务的强制履行、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履行迟延、债务人的破产程序等等。
在《法国民法典》中用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之债，可见契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契约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个原则，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随着100多年来法国政治、 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该法典也经过100多次修改,以不断适应新的情况。其中较重要的有:1819年的法律废止了第726、912两条,从而使外国人在继承法上和法国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1854年的法律废止了第22～33条的民事死亡制和第2059～2070条的民事拘留制；1855年的《登记法》改进了关于抵押权的规定。1871年开始的第三共和国得到巩固以后，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法典改革运动。该运动主要针对婚姻法和亲属法，结果，关于结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修改，特别是放松了对于父母同意的要求，对当事人较为方便。离婚制度一度于1816年废除，1884年得到恢复，但基于夫妻共同同意的离婚到1945年才得到恢复。关于亲权的行使，发展了加以控制的制度，并且在1889、1910、1921年的《受虐待或遗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亲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予以剥夺或限制。由于战争的结果，1923年的法律曾对收养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正，1966年的法律再次进行了修改。关于夫妻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由于1891、 1917、 1925年的法律补充规定了对配偶遗产的一部分享有用益权而有所扩大。1965年的法律根本变更了在丈夫单独控制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废除了奁产制，并且许可妻子在不经其夫同意下开立银行帐户，并管理其个人财产。1970年的法律废除了丈夫是一家之长的原则。最后，1972年的法律废除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不平等地位。
法典的影响该法典在不少资产阶级国家里有颇大的影响。首先，在1804年原属法国因而自该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属于它的效力范围的一些国家中适用，比利时和卢森堡现在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法典。该法典在法国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现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该法典为基础，部分以《巴黎习惯法》为基础。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自1825年起采用了该法典，不过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其次，有些国家以该法典为蓝本制定本国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麦民法典》是依据该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也是以该法典为范本的 。最后，还有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在编纂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该法典的影响，如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拿破仑法典》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第一部民法典，原则鲜明，编排合理，逻辑严谨，语言简洁，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诞生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制定的。而且这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也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借鉴和效仿。随着拿破仑在欧洲的军事扩张，《拿破仑法典》也被应用到法军所到之处。由于该法典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因而对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立法规范的作用，从而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意义，其内在的价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夺目。
《拿破仑法典》目录：
总则 法律的公布、效力
第一编 人
第一章 民事权利的享有及丧失
第二章 身份证书
第三章 住所
第四章 不在
第五章 结婚
第六章 离 婚
第七章 父母子女
第八章 收养与非正式监护
第九章 亲 权
第十章 未成年、监护及亲权的解除
第十一章 成年、禁治产及裁判上的辅助人
第二编 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
第一章 财产分类
第二章 所有权
第三章 用益权、使用权及居住权
第四章 役权或地役权
第三编 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
总 则
第一章 继 承
第二章 生前赠与及遗嘱
第三章 契约或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定
第四章 非因合意而发生的债
第五章 夫妻财产契约及夫妻间的相互权利
第六章 买 卖
第七章 互 易
第八章 租 赁
第九章 合 伙
第十章 借 贷
第十一章 寄托及讼争物的寄托
第十二章 赌博性的契约
第十三章 委 任
第十四章 保 证
第十五章 和 解
第十六章 民事拘留
第十七章 质 押
第十八章 优先权及抵押权
第十九章 对于债务人不动产的强制执行及债权人间受分配的顺位
第二十章 时 效

Ⅱ 民法典的特点及局限

《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3月21日通过。法典除总则外，分为3编，《法国民法典》第一版封面共2281条。第一编是人法，包含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民事权利主体的规定。第二编是物法，包含关于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在静态中的民事权利客体的规定。第三编称为“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编。内容颇为庞杂：首先规定了继承、赠与、遗嘱和夫妻财产制；其次规定了债法，附以质权和抵押权法；最后还规定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实际上，该编是关于民事权利客体从一个权利主体转移于另一个权利主体的各种可能性的规定。
《法国民法典》是一部早期的资产阶级民法典，与当时的自由竞争经济条件相适应，体现了“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预”这样的立法精神。其中的基本原则：全体公民民事权利平等的原则、绝对所有权制度、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原则等，这些都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自然法领域中的“天赋人权”理论在此民法典中的体现。而私权神圣的核心就是所有权绝对。
立法原则

《法国民法典》可以用3项原则予以概括：自由和平等原则、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
自由和平等原则
该法典包括两条基本的规定。第11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关于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所有权原则
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添附于该财产的一切物。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用益物权和地役权，这对小农经济是重要的。
契约自治原则
或称契约自由原则被规定在第1134条中：“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除非该契约违反了该法典第6条所说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才不具有法律效力。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的一致，其目的在于产生某种法律上的效果，或者将所有权从一人移转于他人，或者产生某些债务，或者解除当事人先前缔结的债务，或者只是改变已经存在的一些约定。该法典赋予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于法律的效力，来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产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法律地位。所以，契约自治，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一经合法成立，当事人必须按照约定，善意履行，非经共同同意，不得修改或废除。契约当事人的财产，甚至人身（该法典原来规定了对违约债务人的民事拘留），都作为履行契约的保证。基于这些观念，立法者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契约义务的强制履行、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履行迟延、债务人的破产程序等等。
在《法国民法典》中用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之债，可见契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契约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个原则，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Ⅲ 哪些行为属于故意违背善良风俗致人伤害

违背善良风俗故意致人损害与纯粹经济损失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于飞
内容提要:"背俗故意致损"，是在权利和利益区分的基础上进行侵权法思考必然会遭遇的一个问题。德国民法典立法者设立第826条时,并不具有利用该条将法律与道德、习惯等法外规范相连通的直接目的。第826条的功能在后世学说的解释中形成了形式功能与实质功能两大功能群。试图为"背俗"设置实质判断标准的实质功能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批判,并且在学说上出现了将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作为第826条核心功能的观点。故意要件的本质是在缺乏社会典型公开性的纯粹经济损失领域维持行为人的预见性。法解释对该要件有所软化,但不宜将故意降低为重大过失。背俗要件的判断标准存在于判例之中。应当借鉴动态系统理论,以本土判例为素材,建构我国的"背俗故意致损"判例类型。
一、问题的提出
违背善良风俗故意致人损害，是德国侵权法关于过错责任的"三个小概括条款"之一（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三个小概括条款"系在权利与利益区分保护的基础上，将一般侵权行为划分为"过失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性法律"和"背俗故意致损"三个基本类型。其中，"过失侵害权利"原则上保护绝对权，"背俗故意致损"虽在形式上可以同时保护权利和利益，但由于"过失侵害权利"在权利保护上的要件要求更低，故"背俗故意致损"实际上仅对利益保护有实践意义。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沿袭了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使我国的过错责任一般条款更接近于法国模式，即"一个大概括条款"。在该概括条款中，权利（绝对权）和利益形式上受到平等对待，同受过错责任之保护。因此，我国基本法律层面未出现专门保护利益的"背俗故意致损"的规定。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第1条将人格权利与人格利益区分为两款，并为侵害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特设"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要件。参与起草该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称，"《解释》参考有关国家和地区立法将侵权行为类型化的方法，将侵害隐私纳入违反公序良俗致人损害的侵权类型中予以规定同时涵盖了不能归入第1款'权利侵害'类型中的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案件类型。……鉴于我国法律没有'公序良俗'的提法，《解释》根据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采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德'的提法，其规范功能与'公序良俗'原则基本是一致的。
确立"背俗故意致损"侵权类型的出发点是侵权法上权利与利益的区分保护。王利明教授明确表示，"民事权利与民事利益在民法中享有不同的地位，较之于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对民事利益的保护应受到严格的限制。"[2]2009年民法学年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侵权法中，债权和利益与绝对权相比，在保护的程度和构成的要件都是不同的"。[3]侵权法上权利与利益的区分保护已经在民法学界形成了一定共识。权利与利益区分的原因，在于保护程度与保护要件的差异。权利依过错责任全面保护当无疑义。问题在于，如何对利益进行妥当的、有别于权利且弱于权利的保护？此时，"背俗故意致损"这个前人实践已久、具有加强要件的保护方法就会跃入我们的眼帘。若对利益再作进一步深究，又可将其区分为权利之外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人格利益由于其高位阶性，已被普遍认为应当受到类似权利的保护。通过转化为一般人格权（德国）或人格权（我国台湾），人格利益已被纳入过错责任的保护范畴。当今真正被留在"背俗故意致损"侵权类型中受保护的，主要是各种非因侵害绝对权而导致的财产利益损失，也即纯粹经济损失。于是，"背俗故意致损"对利益加以保护这一问题，就基本转化为"背俗故意致损"对纯粹经济损失加以保护的问题，"背俗故意致损"与纯粹经济损失也就直接勾连了起来可以说，"背俗故意致损"是在对权利、利益设计不同保护条款以及讨论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方法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侵权法上的权利与利益有区分的理由，也有区分的方法。[7]然而，若欠缺了对"背俗故意致损"这个问题的透彻说明，权益区分的侵权法保护体系便总是会在"如何保护利益"这个问题上遇阻，过错责任一般条款与纯粹经济损失这两大热点领域，内部始终会存在盲点或灰色区域本文意图追本溯源，以"背俗故意致损"条款的诞生地及发展最成熟的地域德国的相关法解释为背景，探究该条款的机理和操作方法，尤其试图结合纯粹经济损失保护进行讨论。

二、"背俗故意致损"的功能变迁

从字义上看，"善良风俗"似乎具有明显的道德色彩，也多有学说认为"背俗故意致损"的功能是继受道德等法外规范。[8]若要将"背俗故意致损"的主要功能定位于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不能不有一个透彻的解说。"对于善良风俗诸概括条款，非历史的意义追寻是不恰当的，这些概括条款作为空白公式，具有纯粹的工具品格，只有在历史背景中才能明确其功能。
（一）德国民法典立法者的初衷
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债法部分起草人库贝尔，于1882年向民法典第一草案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包括20个简明条文的侵权法草案，并附有近80页说明，被称为"库贝尔草案"。[10]库贝尔草案第1条第1款规定："以故意或过失的不法作为或不作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人，应向该他人负损害赔偿义务。"以后世眼光来看，这一过错责任的"统一条款"显然更接近于法国的过错责任一般条款模式。然而，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正是在认为这一"统一条款"对受害人保护不够全面的前提下，对该条款进行一系列补充和修正，最终却形成了实质保护范围更狭窄的"三个小概括条款"模式。
为了给受害人提供足够的保护，立法者增设了"背俗致损"条款。其思考的出发点是：原则上应当认为，凡行为未不法造成他人损害的，即属于一般行为自由领域。但立法者在这里又考虑，是否一般行为自由范围内的活动一概不产生责任。出于最大程度地救济受害人的目的，立法者遂认为，该范围内仍存在一个保护例外，此即加害人行为违反善良风俗。[11]最终立法者在第一草案中增设了"背俗致损"条款，即第705条："即使是基于一般自由而被允许之行为，若该行为导致他人受损并且违背善良风俗，则一样具有违法性。"
第二草案对"背俗致损"条款又作了两点调整。其一，立法者将基于一般行为自由的行为与行使权利的行为区分开来。对于前者，行为人有可能因违背善良风俗而负赔偿义务，而后者则不会因此产生责任。其二，立法者将过失违背善良风俗的赔偿义务删除，仅保留了故意的情况。[12]立法者增设"背俗致损"条款，本意是扩大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而这两点修改实际上限缩了赔偿的可能性。可能立法者觉得这一步跃得有点过大，因此又往回走了两小步。由此形成了第二草案的"背俗故意致损"条款即第749条："其行为非为行使其享有的权利，而是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人，对该他人由此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
在帝国议会委员会的讨论中，由于众议员格约伯的反对，一般行为自由与权利行使这一区分被取消，[13]但故意要件被保留了下来。最终形成了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加损害于他人的，对该他人负损害赔偿义务。"
从以上可以看出，立法者只是在追求法典条文对应然调整领域的周延覆盖。"背俗故意致损"起源于立法者对原"统一条款"可能存在保护不足的担心，因此在一般行为自由范围中又划出一块可导致责任的领域，后又对该领域反复进行调整，最终形成第826条。与道德、社会相连通之类的功能并非立法者的直接目的。
那么立法者有无在"违背善良风俗"的判断上对法官设置实质性标准？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立法理由书》中宣称，"在个案中检验，是确认过失违反善良风俗还是否认之，这正是法官的任务。"[14]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议事录》中记载，"该原则射程甚远，其适用要求谨慎小心，然而人们似可相信，法官知道如何完成该原则赋予他们的任务。"[15]可见，立法者并未对何为违背善良风俗预设实质性标准，表现出对法官的充分信任。
（二）学说对第826条功能之整理
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第826条有补充功能、合法化功能与限制功能。补充功能是指，第826条能够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无法适用的情况下，仍基于一定前提产生损害赔偿义务。合法化功能是指，第826条使判例能够灵活发展法律体系以适应价值观的变迁，故对法律续造有合法化功能。限制功能是指，第826条的强要件可以防止侵权责任的泛滥。
多伊奇、阿伦兹认为第826条有克服功能与发展功能。克服功能是指，一个形式上的法律权限不可以以背俗的方式去滥用，典型如一个以背俗手段取得的判决不可以要求强制执行。依发展功能，背俗性是形成中的违法性，若某种行为尚未被立法者确定为违法，便可利用背俗性加以规制。[17]
《埃尔曼民法典评注》认为，第826条具有补充功能、克服功能、发展功能、合法化功能。其中发展功能又引用了托伊布纳（Teubner）的再分类，细分为继受功能（Rezeptionsfunktion）和转化功能（Transformationsfunktion）。[18]托伊布纳所著的《概括条款中的标准与指示私法诸善良风俗条款具体化中经验社会研究的可能性与限度》一书，是研究善良风俗条款功能的重要著作。该书的主要内容即是详细阐述善良风俗条款的三个功能继受功能、转化功能与授权功能（Delegationsfunktion）。继受功能是善良风俗条款的"最初功能"，系指通过善良风俗概括条款继受既有的、法外的"社会规范"。而若这种现成的社会秩序规则尚不存在，法官须在"集体价值观"中探索并进行规则的"编制"，以形成判决的基础，此即转化功能。从以上两功能中，授权功能也自然凸显出来，善良风俗条款据此将立法者的工作委托给了法官，从而使该条款成了一个纯粹的授权规范。[19]为便于以下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前述功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式上、体系上的功能，如对第823条进行补充（补充功能），用严格要件来限制侵权责任（限制功能），排除主体以背俗方式利用一项法律权限（克服功能），授权法官进行实质性立法活动（授权功能）。另一类是实质性功能，即试图建立违背善良风俗的实质性判断标准。实质性功能主要反映在发展功能及其两项子功能继受功能和转化功能之上。在此，违背善良风俗须依据社会规范、集体价值观这些与习惯、道德密切相联的因素来判断。
必须强调，以上整合德国学者论述的努力，只是为了帮助认识。事实上，德国学者对以上功能群也存在诸多质疑，尤其表现在对实质性功能的批判上。道德与习惯是解释善良风俗的两条基本进路，[20]德国学者对这两条进路都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指摘。

对于道德进路，学者从多元社会中支配性价值确认的困难性上提出质疑。拉伦茨、卡纳里斯称："何种社会道德是决定性的，并不清楚；直接不批评地继受居优势地位的社会道德，恐怕也与法律秩序的任务及正义观念不符。"[21]《埃尔曼民法典评注》对善良风俗的传统解释"一切公平合理思考者的正当感受"[22]及相关转义评论道，此类解释"至少部分地陷入以下错误：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常常不可能形成道德标准上的一致意见。此外，也不能把对行为的法律判断建立在法律共同体成员的感受之上。作为法官理性论证的基础，该标准过于不确定"。[23]

对于习惯进路，《埃尔曼民法典评注》在否定了经验确认的社会道德的作用之后，同样认为社会一般习惯的确认没有意义，甚至认为"拒绝真正的习惯，并且在有必要时把真正的习惯宣告为第826条意义上的背俗，恐怕这样的善良风俗标准在此才真的适宜"。[24]

与我们可能较易接受的、将家庭法作为善良风俗主要适用领域之一的观念[25]不同，德国学者通常不把家庭法列入第826条的判例类型。[26]司法实践中，"对于在家庭法领域适用第826条，联邦最高普通法院持最大的保留态度"。[27]真正适用"背俗故意致损"的主要是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中，决定人们判断的主导因素显然是利益而不是道德。这又构成了对实质性功能进行批评的另一个主要来源。

埃塞尔（Esser）、威尔斯（Weyers）在讨论第826条的适用时说，"在抵押品转让与被延长的所有权保留的冲突中何者具有优先地位，同一债务人的某个债权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损及他人并使自己获得保障，或是反之被他人优先？此处的判断标准并非通过道德解释，毋宁说是通过经济政策判断而确立的。"[28]更典型的例子是竞争法。德国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以"违背善良风俗"作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根本标准，正是在此善良风俗遭到了可能是最激烈的批评。施里克（Schricker）在引述鲍姆巴赫（Baumbach）的观点基础上作以下评论，"德国竞争法中的违背善良风俗'扮演了可怕的、灾难性的角色'。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是一个'招致不幸的规定'，是'不确定性的不竭之源'，在此'道德歇斯底里在放纵狂欢'。……不公正的判决会由此产生，此种判决将与道德无关的事物强制于美德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进行裁剪。"[29]2004年修订的德国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将包含有"善良风俗"概念的第1条废止。

虽然托伊布纳把实质性功能（继受功能）看作第826条的"最初功能"，但他显然对于形式性功能（授权功能）更重视且评价更高。他从三方面总结了善良风俗的理论发展，"善良风俗诸概括条款在内容上从善良风俗发展到公共秩序，在具体化的方法上从继受技术发展到利益衡量，在功能上从引致规范发展到授权规范，以上发展变化可以一言以蔽之：'善良风俗'的标准变成了'良好秩序'的指示。"[30]以实现国家所意图的良好秩序为目的，以授权规范为手段，以利益衡量为具体措施，这些形式功能的注入实际上已经排挤了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引致。但是，托伊布纳并不打算否定实质性功能，而是力图将其与形式性功能统合起来。旧事物受到了新事物的冲击，但至少在托伊布纳看来，旧事物还未过时，新旧事物应当妥协共存。然而，托伊布纳的著作出版于1971年，40余年过去了，第826条的功能还在继续变迁并且已臻新境。

（三）对第826条功能的新定位--纯粹经济损失保护

在2009年出版的《慕尼黑民法典评论》和2010年出版的《侵权法》（与科茨合作）教科书中，瓦格纳阐述了其对第826条功能的认识。

瓦格纳针对法院就善良风俗树立的诸如"一切公平合理思考者的正当感受"等实质性标准，作出如下批评："事实上，在多元社会及复杂的经济法律关系中，查证'市民'对正当行为所持的观念，一般是不可能的。甚至就算能够查明，此类观念恐怕也意义不大，因为恰恰无法以相关交往领域的某种特定行为的普遍性来排除背俗性判断，正如对一种'陈规旧习'的接纳并不能阻碍将其评价为过失一样"。[31]可以理解，以一般社会公众的普遍价值观来解释善良风俗，至少会遇到以下三个难解之处：其一，多元社会中，普遍价值观是否存在？其二，即使存在，是否可以查证？其三，即使可以查证，也不能因为一种观念或行为方式被普遍接受，而认为它一定合乎善良风俗，反之，这种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恰恰可能是背俗的。

对于继受功能，瓦格纳认为这种观点会"诱使谨慎的一般主体把道德观运用于纯粹财产利益之侵权保护中的困难领域"。[32]纯粹经济损失保护领域的困难之处在于利益计算，而非道德判断。

于是，瓦格纳认为第826条的唯一功能即纯粹经济损失之保护。"第826条的功能在于，对那些不能受到一般侵权保护的、受歧视的纯粹财产利益，在它们未被承认处于保护性法律范围内的情况下，仍能获得一个可选择的侵权法上的财产保护。"[33]或者换个角度，第826条的功能在于，"把纯粹财产损害选择性地纳入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从而把合法的、不产生侵权责任后果的纯粹财产损害与应当避免的、由加害人承担后果的纯粹财产损害区分开来"。[34]

德国侵权法过错责任的"三个小概括条款"中，第823条第1款的过错责任原本只为法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即我们所说的物质性人格权）和主观绝对权利（所有权与其他权利，后者仅指类似于所有权的财产权）提供保护。非物质性人格利益及纯粹财产利益，在缺乏保护性法律的情况下，就只能从第826条寻求救济。然而，二战后非物质性人格利益形成了"一般人格权"，成为第823条第1款"其他权利"之一种，脱离了第826条。于是，第826条只剩下纯粹财产利益这一项调整范围。接下来，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纯粹财产利益又发展成为"营业权"，也成为"其他权利"；竞争领域中的纯粹财产利益则被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独立出来予以特别规制。于是，第826条对纯粹财产利益的调整也被分裂。但无疑问的是，营业权要求一个"经营相关性侵害"要件，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调整竞争领域中的纯粹经济损失问题，当上述特别条件不能具备时，"第826条仍然扮演了一般的侵权法上概括财产保护的基础规范的重要角色"。[35]

以不引致任何法外判断标准的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作为唯一功能，堪称第826条功能上的一个重大革新，因为在纯粹经济损失之保护上，不涉及道德性判断，只有经济上利害得失的考量。本来第826条的绝大部分适用领域就是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中，就应当以经济的方式言说。决定性、主导性的标准就应当是"利"与"不利"，而不是道德上的"善"与"非善"。德国民法典立法者设立第826条的目的是为了立法周延，与社会、道德相连通并非其直接追求；纯粹经济损失之保护只是一个体系确定后附带产生的后果。而现在德国学者正是要把这一附带性后果作为目的，意图以此清除在法律解释长河中附着在第826条船体上的、不适宜的历史沉积物。

三、"背俗故意致损"中的故意要件

正确适用"背俗故意致损"，以求妥当实现其纯粹经济损失保护之功能，要求准确把握其两个核心要件故意和背俗。这两个要件都充满了困惑和争议。故意要件中的典型问题可以列举如下：立法者为何要设立故意要件？当下第826条故意要件的妥当解释论又该如何构成？它是不是严重限制了第826条的适用范围及对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范围？实践中，显然有很多纯粹经济损失判例仅以过失为要件，这些判例又如何与第826条中的故意要件相协调？

（一）故意要件的发生

前文已述，"背俗致损"最初出现于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5条，而该条文中是不包含故意要件的。在"帝国司法部预备委员会"草案第705条中，出现了故意要件，理由是该要件符合"理论与实践中的通说"。[36]第二草案沿用之。

在第二草案的讨论中，普朗克（Plank）委员提议回到第一草案的方案，即将故意要件删除，使故意与过失的背俗致损都能产生侵权责任，但因未过半数而被否决。理由是过失背俗致损的情况很少发生，且与公共道德并非严重相悖。[37]然而，过失违背善良风俗致人损害是否很少发生，德国民法典立法之时的情况可能难以考证，但至少与当下情况明显不符。专业人员的"错误信息"责任常常是依过失发生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也一样被评价为违反善良风俗。

（二）故意要件的必要性

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5条未设故意要件，这一史实总不免使后世学者产生"该要件并非必不可少"的遐想，尤其在判例屡屡突破故意要件时更是如此。瓦格纳即对第一草案第705条十分肯定："该草案若能成为法律，德国法就能拥有一个既精确又有灵活性的侵权法了，而这样的侵权法能为一般财产保护和一般人格保护领域中的法律续造留下空间。"[38]缺乏故意要件的第826条还能否妥善完成对纯粹经济损失的选择性保护？瓦格纳认为："第二委员会并未充分注意到，第826条确切地说第一草案的第705条中已经有了一个用以排除对纯粹财产的一般过失责任的过滤器，也即背俗要件，因此出于同一个避免责任泛滥的目的，根本不需要再去设置另一个补充性限制，即故意致损要件了。"[39]

本文认为，瓦格纳的观点可容商榷，故意要件对于第826条纯粹经济损失保护功能的妥当实现仍有重要意义。容分三点详述之：

1．对行为人合理预期的维护

纯粹财产利益为何不能如绝对权般受到过错责任的全面保护？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权利有社会典型公开性，而纯粹财产利益则无。[40]所谓社会典型公开性，是指某类型侵权法保护对象对社会一般主体而言的可感知性或可识别性。[41]行为人在可识别某保护对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预见自己行为的损害后果，也才能够要求其防免。对能防免而未防免者科以责任，才有意义。若令主体就无法预见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人们就无法通过加强注意来避免这种损害再度发生，社会损害总量就不会因这种制度设计而减少；主体只能通过减少行为来降低赔偿机率，从而造成对行为自由的过度限制。

纯粹财产利益一般不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故不宜概括地赋予侵权保护。然而，若加害人存在致损故意，则其无论如何都能预见到损害。如债权欠缺社会典型公开性，在侵权法中属于纯粹财产利益。但若加害人在个案中有损害债权的故意，自然仍能预见损害的发生，故不能免于损害赔偿。质言之，"背俗故意致损"中的故意，用意不在于惩罚主观恶性，而在于在缺乏社会典型公开性的纯粹财产利益领域，依靠加强主观要件来维持行为人的预期。

第826条若缺少了故意要件，理论上将导致人们在无法预见的情况下，大量承担纯粹财产利益领域中的侵权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第826条有通过强要件来防止侵权责任泛滥的限制功能，诚有道理。

2．维持"三个小概括条款"的侵权法体系

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看似列举了一张权利清单，但却留有一个弹性阀门，即"其他权利"。二战以后，德国侵权法最重要的修正，就体现在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这些原本属于第826条保护的利益，披上了"权利"的外衣，成为"其他权利"的一员，受到过错责任的保护。

然而，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原本是不具有归属效能、排除效能和社会典型公开性这些权利特征的利益，披上权利的外衣并不能改变其内质。它们一方面不具备明确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另一方面"总是与加害人同位阶的财产利益和自由利益相冲突"，[42]如一般人格权总是与他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艺术创作自由相冲突，营业权保护总是与自由竞争相冲突等。由于缺乏明确的内容和边界，立法者便无法事先对"何为侵害权利"进行明确规定；由于总是与其他同位阶利益发生千变万化的冲突，结果只能放手让法官在个案中利益衡量，去个别判断行为的违法性。于是，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侵害中的违法性，不是被引征的，而是被"积极确定"的；它们属于所谓"框架权"。[43]

一旦第826条中去除了故意要件，其核心要件就剩下"背俗性"。前文已述，背俗要件现在越来越远离道德等实质标准，呈现出纯粹的工具品格。褪去了实质性标准的背俗要件，与作为自由裁量工具的框架权中的违法性，已经没有实质区别。于是，框架权依"过失＋积极确定的违法性"来保护，纯粹财产利益依"过失＋积极确定的背俗性"来保护，结果一切纯粹财产利益都变成了框架权，都在实质上成为"其他权利"，德国式"三个小概括条款"也就坍塌了。这样的第826条就沦为第823条第1款的一部分。

3．法史原因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一些著述认为第826条的渊源是罗马法上的"恶意诉讼"（actiodoli）。[44]而恶意诉讼中，故意显然是不可或缺的要件。除非能够有力地证明这一制度渊源关系不存在，否则否定第826条中的故意要件显然有困难。

（三）故意要件的法解释论

首先，间接故意即可满足该要件，在这一点上德国学者没有争议。

其次，故意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或者说，第826条要求对什么有故意？这里不要求行为人对背俗有故意，即不要求当事人明确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善良风俗，而只要求对评价为违反善良风俗的事实有所认识。这实际已经突破了民法的故意理论。依通说，民法上的故意不仅包括事实因素，还包括违法性认识。[45]第826条的故意实际降低了该要件的严格性。可以想见，由于个人价值观念的差异，要求背俗认识等于许可加害人以个人内心评价为由而免责，并不合理.
来源:《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Ⅳ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民法典是什么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是《法国民法典》，也称《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是1804年法国颁布的，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

《拿破仑法典》总共分为三大部分，2281条法律条文。第一部分是人法，其中都是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第二部分是物法，是有关各类财产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部分是获取各类所有权的方法的规定，具体包括继承、遗嘱、还债、赠予、夫妻共同财产等相关法律条文。

(4)民法典善良扩展阅读

历史背景

1799年11月9日，雾月政变爆发的当天晚上，拿破仑便下令起草民法典。1800年，雾月政变刚刚结束，拿破仑成了法国的最高统治者。随后，他正式命令大理院长特龙谢、罗马法学家马尔维尔、政府司法行政长官普雷阿梅纳和海军法院推事波塔这四位法律专家开始起草民法典。

拿破仑对这部民法典相当重视，曾多次亲自参与一些法律条文的讨论。在具体制定法典的过程中，几位法学家在他授意下，始终坚持资产阶级革命者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提出的相对理性的原则。

法典草案在一年之后完成，拿破仑命人将其送往枢密院和各个法院，这些政府部门为了审核、修改草案，总共召开了102次讨论会，其中有97次是由拿破仑亲自主持参与的。

经过三年半的修改、讨论，于1804年3月15日由立法院通过，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以《法国民法典》的名称正式颁布施行。1807年这部《民法典》被命名为《拿破仑法典》，包括总则、三编（35章），共2281条。

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七条如何理解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二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物权法》第七十一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释义：
第七十一条 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业主对专有部分行使所有权的规定。
●立法背景
有些业主虽然买了房，但不太清楚所购买房屋的所有权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使用自己购买的房屋是否不受任何限制。
●条文解读
本法第70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本条则对这一所有权的具体权能作出规定，即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按照这一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属于自己所有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可以直接占有、使用，实现居住或者营业的目的;也可以依法出租，获取收益;还可以出借，解决亲朋好友居住之难，加深亲朋好友问的亲情与友情;或者在自己的专有部分上依法设定负担，例如为保证债务的履行将属于自己所有的住宅或者经营性用房抵押给债权人，或者抵押给金融机构以取得贷款等;还可以将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出售给他人，对专有部分予以处分。国外也有相关之规定，例如瑞士《民法 典》第712条a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建筑物区分所有人对建筑物的特定部分享有独占使用和内部改造的特别权利。法国1965年《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第9条规定，区分所有权人对于建筑物中的专有部分享有自由使用的权利。
业主的专有部分是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共有部分不可分离，例如没有电梯、楼道、走廊，业主不可能出入自己的居室、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没有水箱，水、电等管线，业主无法使用自己的居室、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因此，建筑物的专有部分与共有部分具有一体性、不可分离性，故业主对专有部分行使所有权应受到一定限制。对此，本条规定，业主行使专有部分所有权时，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例如，业主对专有部分装修时，不得拆除房屋内的承重墙，不得在专有部分内储藏、存放易燃易爆危险等物品，危及整个建筑物的安全，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国外立法例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规定，例如《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法》第6条第(一)项规定，区分所有权人不得为对建筑物之保存有害的行为，或其他有关建筑物之管理或使用违反区分所有权人共同利益的行为。《德国住宅所有权法》第13条第(一)项规定，各住宅所有权人于不违反 法律 或第三人权利的范围内，得自由处理特别所有权内的建筑物部分，如予以居住、使用、租赁或以其他方式予以利用，并排除他人之干涉。专有所有权的行使须受以下限制:(1)保护建筑物的使用目的;(2)保护建筑物的基础、结构、牢固及安全;(3)保护建筑物美学上的外观;(4)保护其他住宅所有权人的安全、安静及住宅环境秩序;(5)维护善良风俗、习惯及住宅居民的作息和名誉。《瑞士民法典》第712条a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区分所有权人有自由管理、利用并装饰自己房间的权利，但不得妨碍其他区分所有人行使相同的权利，并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坏建筑物的公用设施，或影响其使用及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