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发展史

1. 简述中国古代刑法总则的发展变化过程

中国古代刑法制度主要就体现在五刑制度的变化上
五刑的概念很早就形成了，夏商刑制就有所谓的“墨、劓、刖、宫、大辟”五刑。或者这时的五刑是比较简陋的，但是以五种刑罚为体系的概念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
西周沿用了五刑的概念，中期，周穆王命司寇吕侯制定《吕刑》，将五刑统一为“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的体系，使其更为完备。
而到了东周秦朝时，由于周时定型的社会结构的解体，要求新秩序的呼声就大起来了，因此各类变法活动就在各国兴起。在法律方面，原来的旧的传统西周社会的五刑体系就不够用了，因此五刑体系就逐渐在变法中消亡了，秦朝的刑法体系就包括七类：死刑、肉刑、流刑、徒刑、侮辱刑、财产刑、其他刑等。变化的具体原因就不再讨论，而汉承秦制，也延续了这种混乱的刑罚体系。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改进，新的五刑制度初步形成。根据《晋书•刑法志》记载，首先是曹魏的《新律》，“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曹魏的刑制虽然没有完全形成五刑制，但也向着刑制改革迈出了一大步。
西晋的《泰始律》又将曹魏的七种三十七等刑罚简化为五种。即死刑三等、髡刑四等、赎刑与罚金各五等，另加杂抵罪若干等。
《北魏律》定刑为六，计：死、流、宫、徒、鞭、杖。《北齐律》承其后，确立了完整的死、流、徒、鞭、杖。
最终定型五刑体系的是隋唐时期，唐律最终将其定型，确认为笞、杖、徒、流、死五种二十等，而且疏议也对这些刑种做出了儒家化解释：
笞刑五：笞一十。赎铜一斤。笞二十。赎铜二斤。笞三十。赎铜三斤。笞四十。赎铜四斤。笞五十。赎铜五斤。
【疏】议曰：笞者，击也。又训为耻，言人有小愆，法须惩诫，故加捶挞以耻之。汉时笞则用竹，今时则用楚。故《书》云“扑作教刑”，即其义也。汉文帝十三年，太仓令淳于意女缇萦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帝悲其意，遂改肉刑：当黥者髡钳为城奴令舂，当劓者笞三百。此即笞、杖之目，未有区分。笞击之刑，刑之薄者也。随时沿革，轻重不同，俱期无刑，义唯必措。《孝经援神契》云：“圣人制五刑，以法五行。”《礼》云：“刑者，型也，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孝经钩命决》云：“刑者，型也，质罪示终。”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百王之所同，其所由来尚矣。从笞十至五十，其数有五，故曰“笞刑五”。徒、杖之数，亦准此。
杖刑五：杖六十。赎铜六斤。杖七十。赎铜七斤。杖八十。赎铜八斤。杖九十。赎铜九斤。杖一百。赎铜十斤。
【疏】议曰：《说文》云“杖者持也”，而可以击人者欤？《家语》云：“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国语》云：“薄刑用鞭扑。”《书》云：“鞭作官刑。”犹今之杖刑者也。又蚩尤作五虐之刑，亦用鞭扑。源其滥觞，所从来远矣。汉景帝以笞者已死而笞未毕，改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奕代沿流，曾微增损。爰洎随室，以杖易鞭。今律云“累决笞、杖者，不得过二百”，盖循汉制也。
徒刑五：一年。赎铜二十斤。一年半。赎铜三十斤。二年。赎铜四十斤。二年半。赎铜五十斤。三年。赎铜六十斤。
【疏】议曰：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又“任之以事，置以园土而收教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此并徒刑也。盖始于周。
流刑三：二千里。赎铜八十斤。二千五百里。赎铜九十斤。三千里。赎铜一百斤。
【疏】议曰：《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盖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义也。
死刑二：绞。斩。赎铜一百二十斤。
【疏】议曰：古先哲王，则天垂法，辅政助化，禁暴防奸，本欲生之，义期止杀。绞、斩之坐，刑之极也。死者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与万化冥然，故郑注《礼》云：“死者，澌也。消尽为澌。”《春秋元命包》云：“黄帝斩蚩尤于涿鹿之野。”《礼》云：“公族有死罪，罄之于甸人。”故知斩自轩辕，绞兴周代。二者法阴数也，阴主杀罚，因而则之，即古“大辟”之刑是也。
这一体系自唐定型后，在其后的时代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即便是少数民族政权，虽然也有不同，但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在创立刑制的时候，也是使用的五刑体制的。

2. 如何认识“中国法制史就是一部刑法史”的说法

一、 正确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制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从理论上讲，似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都认同对其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在论及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优良传统时，仍是泛泛而论、空洞无物，而在说到其消极因素时却生动具体，给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华”的感觉，好像一部中国法律史除君主专制、刑罚残酷、控制和镇压人民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除了对基本的法律资料了解和研究不够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为主的框架，还没有完全按照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去审视中国法律史，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还没有给予恰当和充分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如何对待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思想影响，传统法律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毒瘤，属于被肃清的对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篡党夺权，批孔批儒，中国历史被全面歪曲，更谈不到传统法律文化有什么优良传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期以后，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二十多年来法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凡是有建树的学术成果，其成功之处都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评析传统法文化，注重依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结论。但也应当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学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论仍有市场。表现在脱离历史实际，把中国传统法制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物，割裂二者的传承关系，简单地以现代法学理念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旧的“以论代史”研究方法的影响，不是论从史出，而是摘录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去证明自己预设的、批判传统法制的观点。受这种非科学的思想方法论的影响，就很难对中国传统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法制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实事求是原则运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历史实事为根据，客观地再现中国法制史的面目，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古代法制在推进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国传统法制漆黑一团，都是落后的、反科学和反民主的东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种是苛救古人，无视古今法制的概念、内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现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绘和拔高古代法制。这两种倾向都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制史，也无法区分古代法制的精华与糟粕，达不到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在这两种倾向中，前一种倾向是主要的，应特别注意予以克服。
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研究中国法制史，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评价中国传统法制。中国古代法制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尽管古代法制与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来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但它总体上是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中华法系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为发达，并对周边国家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评析中国古代法制，应该说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学的发展观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认识中国法制史。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社会在进步，法制也随着不断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使当代中国的法制，也与历史上的法制在许多方面有着传承关系。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的进步否定古人的贡献。而应当以科学的发展观，对历史上的法制产生的原因、社会作用、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其三，要用辩证的而不是绝对的观点去研究中国法制史。对于中国古代法制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应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科学的分析。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消极的部分，在当时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古代法律注重礼教，维护等级制度，致使法有等差，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抛弃的。但是，礼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则，亲属相容隐不为罪的原则，仍有借鉴的价值，不能因其属于礼教范畴一概否定。总之，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学科的内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区分古代传统法制的精华与糟粕，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服务于当代法制建设。
二、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
要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史，必须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一个全面认识。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律典是国家的刑法典，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律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只是诸多法律中的一种。从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仅名目繁多，有关法律形式的名称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如秦有律、命、令、制、诏、程、式、课等；汉有律、令、科、品、比；晋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视编敕、又有断例和指挥；元有诏制、条格、断例；明、清两代于律和各种法律形式的单行法外，广泛适用例等。此外，历朝还颁布了多种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规。每一种法律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是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令”是指国家组织制度方面的规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的办事细则，各种法律形式共同组成唐朝的法律体系。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时，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视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如按内容分类，是由行政、经济、刑事、民事、军事、文化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法律，其体例结构既有综合性编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类单行法律法规。以明代为例。除《大明律》、《问刑条例》和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外，有关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有数十种之多，如《诸司职掌》、《六部条例》、《吏部条例》、《宪纲事类》、《宗藩条例》等。明代还制定了不少经济、军事、学校等方面的单行法规，制定了《教民榜文》这类民间诉讼和乡里管理的单行法律，县以上地方长官或衙门还以条例、则例、禁约、告示等形式颁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规。要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须对各种形式的法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种法律都进行深入研究，但起码应做到不能把中国古代法律仅仅理解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仅仅理解为是打击犯罪。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时，应充分评估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如北魏拓跋氏创立的《北魏律》，宗承汉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结构体系和基本内容都为隋唐律奠定了基础，唐律实际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综合体。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与元代的条格相同，说明明初修律时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经验。满族入关前的一些民族习惯和行为规则，也融进了大清律、例。对于少数民族贵族集团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客观地论述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与法律的功能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层社会原因，都是为了解决某些社会矛盾，适应时局的发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必须正确分析社会矛盾。传统观点在阐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时，往往把当时的社会矛盾概括为阶级矛盾。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并非只存在阶级矛盾，还有大量的并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各类社会矛盾，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平民与平民之间的矛盾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还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在社会矛盾之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针对性也是很具体的。在分析古代社会矛盾时，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用于解决阶级矛盾、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予以评判。但对于那些用于行政、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管理以及处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对外关系方面的法律，就应当按照历史实际客观地阐述当时的社会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因其内容不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西晋的《晋令》，南北朝时期的《梁令》，隋朝的《开皇令》、《大业令》，唐代的《贞观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内容都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详细规定了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属于令典性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条法》、明代的《诸司职掌》、清代的《钦定吏部则例》，其内容是有关国家官制及其职掌的规定，是吏治方面的单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国家经济管理职能方面的法律，内容也十分丰富，其内容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各个方面。就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汉以后各朝，都制定了盐法、茶法，禁止私人经营，实行国家专卖。唐代的两税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条鞭法，也都是为了简化税制、减轻人民负担，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两代颁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为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及时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可以说，历朝颁行的上千种法律，每一种法律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这些法律共同发挥着维护统治集团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实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协调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权益等各种功能，因而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区分法律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正确地评价不同形式、不同内容法律的历史作用。
传统观点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阶级性而否定法律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是许多著述忽视了对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还在评价律典与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关系和历史作用时，把两者对立了起来。如在对宋代的编敕、元代的条格、明清的条例等论述和评价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对后者采取贬低或否定态度。事实上，律典的刑事职能，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替代古代国家的行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多种职能。律典颁行后，因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历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时局变化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以补充律典的不足。离开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实践的许多方面也很难操作。因此，我们绝不能贬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两代为例。虽然在某一时期也曾出现过“以事制例”、“条例浩繁”的弊端，但从现知的数百种条例来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补律”的立法原则制定的，与律文和律义冲突的条例极其罕见，这就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
四、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法律作为历朝治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但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发展史，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便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观点去论证和阐述中国法制史。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学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阐述它的发展线索。然而对于中国法制史的发展阶段的断限，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的泛称，至20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关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国自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无传承关系的问题。对于这一争论，包括中国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是否存在奴隶制法制的问题，应继续予以探讨。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标准划分法制的发展时期，古今法制存在着传承关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法律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国古代法律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有的学者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国法律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也有学者则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上古到尧、舜为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两代成绩斐然，仅现见的这类单行法规就达上百种。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颁行了许多重要的法律，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夏、辽、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习惯，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制度的发展。
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法制史必须与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相结合，这样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对立法司法的影响。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这种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经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实践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不断开拓了律学研究的领域，在应用律学、比较律学、律学史、古律辑佚和考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辨疑》，张楷的《律条疏议》，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觿》，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互动关系，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史。
五、实事求是地评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诉讼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明德慎刑”、便民诉讼和慎刑等司法指导原则，建立起诸如起诉与管辖制度、上诉与直诉制度、听诉回避制度、会审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审判监督制度、司法官员责任制度、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等相当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审判中确立了区分公私罪、首犯与从犯、过失罪从轻、自首免罪或从轻、二罪俱发以重论、刑事年龄责任等一系列详细的审判原则，这些制度和审判原则与现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其中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长期以来，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了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但与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较，司法研究仍显得滞后。加强对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产物。我们在研究这类制度时，必须结合时代条件做出有分析的、恰当的评价。比如，人们通常把“司法与行政合一”概括为古代法制的特征，认为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诚然，在现代法制建设中，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行政干涉司法，清除历史上“司法与行政合一”的消极影响。但在评价古代这一制度时，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却是不公允的。其一，这种概括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古代地方的司法与行政机构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机构，如唐代设有大理寺，明清两代设有刑部、大理寺，专主司法审判和覆核，称其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当。其二，对地方官府的司法与行政合一，应就这种机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确分析。就县级机构而言。当时各县管辖的人口有限，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县官的主要职责是理讼和征收钱粮，每县只设几名官员和数额有限的吏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设立行政与司法、立法分立的庞大机构。其三，就古代知县的审判权限而论，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诈伪和奸、盗等重大案件，对刑事案件只有判处笞、杖刑的权力；对于徒罪以上案件，则只能拟出审判意见，供上级官府复审。至于流罪以上案件，决定权在中央司法机构，死刑案件还需经中央司法机构复审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们在阐述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一”这一历史现象时，应客观地阐述其历史面貌，正确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说明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不能继续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罚”概括古代司法审判的状况，不加区分地把历朝司法都描绘为君主专横、官吏任意用法、冤狱泛滥。这种结论缺乏历史根据。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司法腐败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一君主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滥杀官吏和臣民的问题。但纵观一部中国司法制度史，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对“一任刑罚”。从现存的历代判例判牍看，司法审判程序是很严格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是依法进行的。因此，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情况，应依据史料作出具体的有分析的判断，而不能笼统地概括为“一任刑罚”，全面否定。
要科学地认识和阐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把立法与司法结合研究，把司法制度与判例判牍结合研究，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结合研究。民事诉讼是司法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存在的争议也较多。现存的民事诉讼资料相对较少，且散存在历史档案、地方志、古人文集、野史笔记和判例判牍中，应当加强这方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3. 我国法律发展史

中国法学历史法学产生的两个基础性条件。

1、律发展到一定程度 。

2、一批专门研究法律的人。

中国法学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先秦时期。

2、秦汉至清末。

3、清末至中华民国。

4、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4. 中国大陆刑法典从清代到现在有哪些

1、清代《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于1908年完成，但由于守旧派的反对，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公布。不久清王朝即告覆亡，该律并未施行。它采用资产阶级的刑法体例、刑罚制度和刑法原则。在刑法体例方面，分总则、分则两篇。

在刑罚制度方面分主刑、从刑两种，主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包括褫夺公权和没收。 在刑法原则方面，采用了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此外，还根据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情况，规定了有关妨碍国交、妨碍选举、妨碍通讯、交通以及妨害卫生等方面的犯罪。

2、北洋政府《暂行新刑律》

《暂行新刑律》是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对《大清新刑律》稍加删改而制定的刑事法规，于1912年4月30日颁行，内容与《大清新刑律》基本相同。

1912年3月，袁世凯发布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此处所指“新刑律”，即清末修律公布之《大清新刑律》。据此命令，北洋政府法部随即拟定《删修新刑律与国体抵触各章条等并删除暂行章程文》，并附列删除各章条目，经呈袁世凯批准，并通令各司法衙门遵行，是为《暂行新刑律》。

后1914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以“重典”威慑人民，颁布《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15条，增设了一些罪名，并加重了原来的许多刑罚。此外，北洋政府还在1915年和1918年先后拟定了两次刑法修正草案；但均未颁行。

3、国民政府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

该刑法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共48章，387条。1935年1月1日又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刑法,即所谓新刑法。其中总则编12章99条,分则编35章258条。

列举了诸如窃盗、杀人等罪名，并针对各罪内容特别规定。学说上一般把刑法分则按照侵害法益的不同分为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数部分；在个人法益方面又常再细分为生命、身体法益、自由法益和财产法益等。

原则上本法总则部分的规定适用於所有法律的刑事规定（其他法律的刑事规定称附属刑法，即刑法以外之特别刑法），在分则的部分则列举了基本的刑事处罚规定。

4、国民政府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

新刑法标榜“从轻主义”,对一般轻罪的处罚比旧刑法规定的有所减轻,但对于所谓触犯反动统治秩序的行为则从严、从重处罚。

同时吸取了德、意、日帝国主义国家刑事立法政策中所谓“社会防卫主义”和“主观人格主义”精神，宣称犯罪原因在于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因素，主张应以主观的犯罪动机，而不是以客观的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对所谓“内乱罪”以及“外患罪”、“杀人罪”、“强盗罪”等“危险极大”者，皆规定了惩罚“预备犯”、“未遂犯”和“阴谋犯”的条款。

特别增加了“保安处分”专章,对于所谓有犯罪行为或有“犯罪嫌疑”“犯罪危险”的人,可以借口预防“犯罪”或“再犯罪”,实行“社会防卫”手段,令其入感化教育处所。

5、新中国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

在 1950 年，我国就在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刑法大纲草案是对新中国各项法律的高度概括，是日后刑法修订的基础

6、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5. 中国刑法史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阶段是哪一个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宣告了新中国刑法学的诞生。从此,新中国刑法学的命运就和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1949年10月到1957年上半年,是新中国刑法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它为刑法学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刑法学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是阐释有关法律的著作和教材。①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前苏联的刑法教科书, ②发表了一些刑法学论文,这些论文对刑法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例如,刑法的溯及力问题、犯罪的概念问题、因果关系问题、刑罚目的问题、死缓制度存废问题以及反革命罪等问题。
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刑法学研究的状况,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全面批判、彻底否定剥削阶级的旧法观点,介绍和引进前苏联的刑法理论。这一时期的刑法学研究初步勾勒了我国刑法学特别是刑法学总论的轮廓,对我国刑法学总论和分论的一些问题有了具有一定深度的论述,为我国社会主义刑法学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二是参与和配合《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1979《刑法典》的最初孕育起草过程中,我国刑法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立法建议,并从刑法理论上加以阐述。对一些问题,还展开了激烈讨论,这些研讨无疑推动了刑事立法的发展进程。

6. 中国历代刑法

到底中国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酷刑，又是怎麼执法呢？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真的光看就腿软！

◎剥皮

历史上最爱搞剥皮的人是明太祖。由於他是贫民出身，最恨贪官污吏，一旦被他抓到贪污，下场通常就是剥皮，他即位之初，曾抓到一对父子贪污，震怒之下，下令剥皮。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

「剥皮实草」则是后来的事，并且有规定，贪污多少两银子以上就处以此刑。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从这里撕开，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

◎腰斩

电视上的包青天，开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把人头塞进去，刀起头落，彷佛中国式的断头台。但是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包青天那三把铡刀其实是腰斩用的，也就是一刀下去，就要把人分成两段。

由於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能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大家可以算算看一共要多少时间，而这段时间受刑人又得受多少苦痛。

◎五马分尸

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著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不要以为这没什麼，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

另外常听到的「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不过历史上有一段记载，恐怕比大卸八块还惨。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餵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凌迟

说到凌迟处死，那可就不简单了。以前听人家骂「杀千刀的！」意思就是诅咒这个人给凌迟处死。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记得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

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

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刽子手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刽子手也要受刑。

◎缢首

在国外，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罚。在国外来说，多半是使用绞刑台，绞刑台的构造是在受刑人脚站的地方有个活门，等绳子套好，活门一开，受刑人就两脚悬空。

不过这样子处死的受刑人通常不是窒息而死，而是因为颈椎被拉断了，因此不会死得太痛苦。三毛就是这样自杀的，据说这样子自杀，只需要13公分的空间就足够把颈椎拉断。不过，中国人就没那麼人道了，中国人的绞刑是用弓弦缢杀..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后面开始旋转那张弓。弓越转越紧，受刑人的气就越来越少，最后终於断气...

◎请君入瓮

「请君入瓮」这句成语也是从酷刑来的..那是唐朝时代，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中有位酷吏叫来俊臣，崇尚严刑峻法，对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对待。

方法是找个大瓮，把人塞进去，然后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热。温度越来越高，受刑人也越来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话，往往就被烧死在瓮里...

后来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就把来俊臣找来，问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麼办？

来俊臣很得意的把这个方法说了出来，武则天就淡淡的说了句：「则请君入瓮」，把来俊臣烧死...

◎阉割

谈酷刑，大概绝对不能不谈阉割。而中国的历史上，有关阉割的东西可以写成一本书。阉割的历史非常久远，有简单的有复杂的。

简单的就像阿拉伯人，只要犯了强奸罪，人家就会帮你准备一块木坫，叫你把小弟弟搁在上头，然后一斧头剁掉。

复杂的就像中国人，由於代代都要靠宦官来服伺后妃（以免皇帝戴绿帽子），所以阉割的历史久远。中国人的阉割可讲究了。

首先要拿绳子把小弟弟绑起来（包括子孙袋）让血液不流通，自然坏死，然后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

割掉了以后拿香灰一盖，止血，还得拿根鹅毛插在尿道里。等过了几天把鹅毛拿掉，如果尿得出来，阉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来，这个人就算废了，大概最后会死於尿毒症吧。所以如果是要阉来当宦官的话，最好趁年纪还小就阉掉，年纪大了危险性高很多。

◎刖刑

关於刖刑，大家的说法不太一样。有人说是把膝盖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说是把膝盖骨削掉，以后者比较可信。总之，刖刑是一种类似截肢的酷刑。

战国时代，孙膑受师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听说他名字本来叫孙宾，受刑之后，才改为孙「膑」。如果是把膝盖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间失去了保护，这个人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要出入行走都得靠拐杖。

◎插针

用插针当酷刑？没错，人身上有几个地方，针插下去可是会哭爹喊娘的。插哪里呢？插手指甲缝。俗语说：「十指连心」，被针插进指甲缝可会痛得椎心刺骨，不信你试试看。

以前这招也是用来逼供的，不知道为什麼，特别喜欢用在女生身上，有可能是因为女生的忍耐力比较差吧。不过也听说女生耐痛的能力比男生强，生孩子那种痛都撑得过来，男生绝对没办法。

这种酷刑很早以前就有人用了，很多笔记、小说里面都有提过。而且现在还有人在用。

◎活埋

活埋是战争时常用的手段。因为省力，速度也快。对日抗战时，日军就常用这招，另外一些第三国家的游击队也常用，所以常常有新闻报导在什麼地方又发现千人冢....

中国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过没听过有什麼名人受过这种刑罚。比较狠一点的，会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头，然后开始凌虐..

◎服毒

服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较人道的方式..中国古代的毒药中，最有名的应该是「鸩」这种毒药，成语中的「饮鸩止渴」便是源自於此。

据说这是一种鸟，鸟的羽毛含有剧毒，只要把羽毛泡在酒里，立成毒酒，饮之立毙。其次应该就是砒霜。这种毒药中外皆有使用，以前拿来毒老鼠，当然，要人死也是很好用的。而且据说砒霜没有什麼特别的气味，长期少量加在饮食中人注意不到，自然一步步被毒死....

◎棍刑

这里要说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
这里说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从人的嘴里插进去，整根没入，穿破胃肠，让人死得苦不堪言。历史上没有看过用这种刑罚的记载，不过金庸小说「侠客行」里有提到，还给这种酷刑起了个美名叫「开口笑」。
另外红楼梦里，尤二娘「吞金」自杀，就是类似的原理，利用金子的重量，吞进去之后，也是穿破胃肠而死。

这种酷刑还有变形，就是对待淫妇用的「木马」。（满清十大酷刑那部电影里有）也是拿根木桩，从下体插进去，由於木桩在木马上，人又坐在木马上，身体的重量会往下落，木桩便会慢慢穿入，也让人死得很惨...

◎锯割

把人用铁锯活活锯死，其惨状似乎与淩迟、剥皮也在伯仲之间，难怪在地狱酷刑中，就专门有把人锯开的酷刑。锯割刑罚的惨像，千百年来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十分恐怖的阴影，使人畏惧震惊。

◎灌铅

这种酷刑，就是用铅或锡灌入受刑人的肠子里，锡的熔点是摄氏二三二度，铅的熔点是摄氏三二七点四度，无论灌锡或灌铅都能把人烫死。而且溶化的锡或铅一入肚腹就会凝固成硬块，这种重金属的坠力也能致人死命。

◎梳洗

这里说的梳洗并不是女子的梳妆打扮，而是一种极残酷的刑罚，它指的是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

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间杀猪用开水烫过之后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早就气绝身亡了。

7. 试述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演变 ......

刑罚是对犯罪分子进行刑事制裁、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工具。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开始，犯罪现象就从来没有消退过，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消失。自从国家正权的建立，就代表着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报复，国家成为了唯一有权行使刑罚权的主体，从此，人类告别了原始社会时期的血亲复仇，人类向文明和理性迈进了一大步。
由于原始社会的报复思想的痕迹依然存在，所以在最初的奴隶社会时期，刑罚多为肉刑，较为野忙。对于夏代和商代的刑罚制度，目前还缺乏有效的考古证据，仅能根据史书记载略知一二。在西周时期，礼法并存，统治者实行“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刑事政策，认为治国应当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一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奴隶制五刑，即墨、劓、刖、宫、大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经济形态向封建制经济形态过渡的一个时期,而战国时期被多数历史学家定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一时期,刑罚制度主要还是沿袭了西周的刑种,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大量的成文法出现并向社会颁布(在这以前的朝代中,由于受当时宗教思想的影响,统治者制定法律但不公之于众),如<<铸刑书>>\<<竹刑>>\<<铸刑鼎>>和<<法经>>,其中以魏国法家改革派李悝颁布的<<法经>>影响最大.
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改法为律,同时规定了什伍连坐的制度,把全国百姓五户编为一伍,十户编为一什,在什伍组织中,一人犯罪,其他人必须向官府举报,否则要连坐受刑.按照秦国的法律,告奸者与杀敌一样受赏,而匿奸者与降敌同罪.
秦朝统一以后,基本上沿用了原来秦国的刑种.当时全国统一的法典是<<秦律>>.秦朝的法定刑有黥刑\劓刑\徒刑\宫刑\死刑\罚金刑\株连刑等等.其中的徒刑非常完善,从重到轻分为:(一)城春(男犯)城春舂(女犯)(二)鬼薪(男)白灿(女)(三)隶臣(男)隶妾(女).其劳役的时间和劳动强度依次递减,且女犯的劳动强度小于男犯.这一徒刑不仅有效地惩罚了犯罪,同时也给当时修筑长城等大型工程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秦朝的法律过于严苛,这是导致秦朝迅速灭亡的一个次要原因.所以后来的西汉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实行了较为宽松的刑事政策.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下令废除肉刑制度的皇帝,他将斩左趾改为了笞五百,把斩右趾改为了弃市.汉景帝继续执行废肉刑的政策,他下令废除了宫刑(但宫刑在汉武帝时期又恢复了),同时规定笞刑不得超过二百,行刑时不得换人,以尽最大限度防止受刑人死亡的情况.

汉亡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300多年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这一时期,各个割据政权虽然在法律制度上多有变革(如改变刑法典的结构,魏律将具律改为刑名,<<泰始律>>增加了法例,<<北齐律>>将名和例合并,置于律首;增加了若干保护封建统治阶级特权的法律制度,比如八议制度\官当制度,等等),然后在刑种上没有多大改革.
隋朝时,中国终于确立了封建制五刑,从而奴隶制五刑彻底结束.隋文帝制定了<<开皇律>>,减轻了刑罚的残酷性,规定灭族刑仅适用于谋反\谋大逆和谋叛三个罪名,将笞\杖\徒\流\死规定为法定的刑种(即封建制五刑).唐代基本上继承了隋朝的刑罚内容,规定死刑只采取绞和斩两种方式(绞刑轻,斩刑重).当时全国的刑罚分为二十等,分别是笞十,笞二下,笞三十,笞四十,笞五十,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徒一年,徒一年半,徒二年,徒二年半,徒三年,流2000里,流2500里,流3000里,绞,斩.唐律还限制了刑讯制度,规定拷打犯人只能用杖刑,且所杖之数不得超过100下(对于轻刑犯,所仗之数不得重于可能判处的刑罚数目).

五代时期，统治者第一次执行了凌迟死刑。而这一制度被辽朝所沿用，并且第一次成为了法定刑。而且，这一时期宋朝的刑罚制度也趋于严苛，除了五刑以外，又出现了刺配刑，这是将古代的墨刑又恢复了，应当可以说是刑罚制度的一大倒退。
元朝统一以后，基本上沿用了自隋唐时期形成的封建制五刑的制度，不过元朝对于笞和杖刑的数目不一样，分别是十七、二十七、三十七，如此直至一百零七；同时，元朝废除了绞刑，死刑改为斩和凌迟两等。随后的明清两代沿用了元朝的死刑制度，用斩和凌迟两种方法执行死刑。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大兴酷刑，他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是法令不严，且执法不严，提出了“明刑弼教”的刑法思想，实际就是重刑主义，于是在制定了《大明律》以后又制定了“御制大诰”，在〈〈大诰〉〉里，大量的古代残酷刑罚被恢复，如剥皮、抽筋、枭首等等。由于明代厂卫制度的设立，锦衣卫有权在朝堂上实行廷杖，就是当场用大棒杖击大臣，受刑者大量死去。同时，明朝还发明了“立枷”，就是一个重达300斤的夹子，犯人一旦戴上，肯定会在三天以内痛苦地死去。
清朝继续沿用封建制五刑，并且废除了明朝的一些残酷的刑罚，但是仍然保留了凌迟。清代的刑讯制度也较为宽松，规定拷打犯人，每次杖刑不得超过三十，对于杀人、强盗等重刑犯，允许使用夹棍（夹男犯人的脚）和拶指（夹女犯的手指），但两种刑罚对于同一犯人均不得超过两次。

8. 中国历史上的刑法

前言 凌迟 车裂 斩首 腰斩 烹煮 剖腹 抽肠 射杀 沉河 绞缢 鸩毒 黥面 割鼻 截舌 挖眼 断手 刖足 宫刑
幽闭 枷项 笞杖 廷杖 鞭扑 人食 兽咬 拷讯 杂刑

9. 简述我国刑法的发展历程

这个有点复杂了

10. 我国法律的发展史是什么

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起点，中国法制历史传承四千余年，其总体的发展脉内络、相容互间渊源继承关系是异常清晰的。不过，四千多年间，朝代不断更替，政权屡经变更。所以从宏观上观察，各个时期法制的内容、特色也各有不同。按照发展的阶段及风格特色等粗略的标准来划分，中国法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早期法制、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和近现代法制三个大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