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精神姚辉

Ⅰ 民法的主要内容

一、在基本原则中加入“绿色原则”着力打造环保立法环境

《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二、完善了自然人制度强化了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

1、增加了对胎儿利益的保护

《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该条规定是在民法通则基础上新增加的一条规定，也是在起草、审议过程中受关注、讨论比较多的一条规定。

2、下调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

《民法总则》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3、完善了监护制度

（1）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

《民法通则》第十七条规定的被监护人范围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而民法总则抛弃了“精神病人”概念，表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从内涵而言，注重法言法语。

从外延而言，扩大了保护范围。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老年人因疾病等原因导致辨识、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欠缺的情形越来越多，另外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智力障碍和植物人，还有一些因生活态度与习惯不良而欠缺意思能力的人（如：浪费成性、酗酒成性、赌博成性、吸毒成瘾之人等）.

这些的生活习性与常人有异，其行为能力因为受到对某种物质依赖而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大多数国家都选择将其列为行为能力受限制的范围。

（2）确立担任监护人的范围和顺序

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3）删除了精神病人所在单位

第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 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

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4）增加了成年人意定监护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

三、完善法人制度进一步细分法人主体资格

第九十七条 有独立经费的机关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

第九十八条 机关法人被撤销的，法人终止，其民事权利和义务由继任的机关法人享有和承担；没有继任的机关法人的，由作出撤销决定的机关法人享有和承担。

第九十九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法律、行政法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条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法律、行政法规对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零一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

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四、完善民事权利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虚拟财产等方面的保护

1、对个人信息保护作了明确规定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此次将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内容写入《民法总则》，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了个人信息的归属关系，意味着个人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如果这种民事权利被侵害了，被侵权人有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这是法律随着社会经济变化而进行的重大调整。

2、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

（一）作品；

（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三）商标；

（四）地理标志；

（五）商业秘密；

（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七）植物新品种；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

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是指权利人依法就知识产权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民法总则》中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也为通过单行法规制知识产权预留了空间。

3、增加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

《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将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如：互联网账户、游戏装备、Q币等网络财产）写入《民法总则》，一方面顺应了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为虚拟财产多样化后进一步加强民法意义上的保护奠定了基础。

数据和虚拟网络财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物。

五、完善民事责任制度细化了不同情形下的责任分担方式

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关于民事责任，《民法总则》主要作了以下规定：

1、民事主体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列举了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惩罚性赔偿等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

3、为匡正社会风气，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不能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一直是公众的呼声。针对当前我国见义勇为引发纠纷的案例实际，《民法总则》将见义勇为的行为用法律形式予以鼓励和保护，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见义勇为行为的后顾之忧。

此外，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六、延长了诉讼时效期间进一步扩大了维权空间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该权利将不受保护的法律制度。关于诉讼时效，《民法总则》主要作了以下规定：

1、将一般诉讼时效的期间规定为三年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将现行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由二年延长至三年，这一变化能够适应社会生活中新情况的不断出现、交易方式与类型不断创新、权利义务关系更趋复杂的现实情况与司法实践，有利于建设诚信社会，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2、增加了特殊诉讼时效规定

《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以18周岁为起算点，在18岁至21岁之间，均可向法院主张权利。

如果期间有中止、中断的情形发生，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有延长的情形,那么还可以比21岁的时间更长。

增加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诉讼时效的特殊起算点，为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成年以后提供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1)民法的精神姚辉扩展阅读：

民法总则的八大变化：

一、《民法总则》变化一

自然人出生、死亡时间按照以下顺序认定:“出生证明记载→户籍登记或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其他证明”，改变了《民通意见》规定的“户籍证明记载→出生证明记载→其他证明”的顺序

二、《民法总则》变化二

第16条:胎儿在涉及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方面，视为具有权利能力，但其分娩时为死体的除外。

该规定将对胎儿利益保护的范围从《继承法意见》第45条确立的遗产“特留份”制度扩大到“接受赠与”。

三、《民法总则》变化三

自然人限制行为能力的年龄起点从《民法通则》中的10周岁改为8周岁。

如果不明白为什么如此修改，不妨走访幼儿园和小朋友侃侃，就明白其合理性。

四、《民法总则》变化四

(1)取消“有关组织指定前置”，有关当事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2)增加规定“临时监护人”。

(3)增加“未成年人父母遗嘱指定监护人”制度。

(4)增加“意定监护”，即完全行为能力人“未雨绸缪”，与相关主体事先协商确定自己日后的监护人。

(5)规定“父母、子女、配偶”的监护人资格与“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义务分离，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应继续履行相关义务。

五、《民法总则》变化五

(1)确立财产代管人“轻过失免责”规则。

(2)被宣告死亡人死亡时间的认定:一般情形为“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特殊情形为“意外事件发生之日”。

(3)规定撤销死亡宣告后婚姻关系自行恢复的例外情形:配偶申明不愿自行恢复。

六、《民法总则》变化六

《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于是存在“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实质区分。《民法总则》果断去掉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即只要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行为，都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七、《民法总则》变化七

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

(1)不再区分单方行为与合同行为。只要行为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在满足其他有效要件的前提下，均有效;而超出行为能力范围实施的行为，均效力待定。

(2)该规定结束了旧法时代对“单方行为”与“合同行为”效力区别评价的局面(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单方行为一律无效，合同行为或有效或效力待定)

八、《民法总则》变化八

《民法通则》中撤销权的行使期限采取一刀切的规范模式:主观标准1年。

《民法总则》将其分为三种情形:

(1)欺诈、显失公平——主观标准1年;

(2)胁迫——胁迫行为结束之日起1年;

(3)重大误解——主观标准3个月。

此外，上述三种情形均受最长除斥期间5年(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算)的限制。

Ⅱ 姚辉的代表性成果

1．《民商法学的突破与坚持》，载《法学家》2008年第1期。
2．《单双号限行中的所有权限制》，载《法学家》2008年第5期。
3．《情事变更重述》，载《中州学刊》2008年第5期。
4．《论民事法律渊源的扩张》，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1期。
5．《信用法律制度的若干前提性判断》，载《政法论丛》2008年第2期。
6．《震后重建中的若干民法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7月8日，第五版。
7．《中国民法的近代化及其当代课题》，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8．《动情，以法的名义》，载《判解研究》2008年第1辑。
9．《论特许经营权的法律属性》，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0．《物权立法的若干法政策学观察》，载《判解研究》2007年第3辑。
11．《关于民事权利的宪法学思维——以一般人格权为对象的观察》，《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2．《对话辨共识 争鸣求精进》，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
13．《人格权：何以可能》，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5期。
14．《企业征信体系的构建与法律规制》，载《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5．《让与担保规制模式的立法论阐释》，载《法学家》2006年第6期。
16．《论侵害生命权之损害赔偿》，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7．《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之研究》，载《判解研究》2005年第5辑。
18．《2004年民商法学学术研究回顾》，载《法学家》2005年第1期。
19．《期待物权观念深入人心》，载《法制日报》2005年7月20日，第1版。
20．《观念比法条更重要》，载《法学家茶座》第9辑，2005年10月出版。
21．《2003年民商法学学术研究回顾》，载《法学家》2004年第1期。
22．《法典化的趋同与鸿沟》，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2期。
23．《“人车之争”的民法解读》，载《判解研究》2004年第5辑。
24．《解读人格权法》，载《人民日报》2003年1月8日。
25．《诚实信用：民法的“帝王条款”》，载《前线》2002年第7期。
26．《民法上的“停止侵害请求权”》，载《检察日报》2002年6月25日。
27．《消费者是否有权对酒店说“不”》，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8月27日。
28．REC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 LAW：FOCUS ON DRAFTING THE CIVIL CODE AND JUS REREM , JOURNAL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AW,VOL.5,No.2,2001-2002.
29．《权利不能承受之轻》，载《民商法前沿》，创刊号，2002年第1期。
30．《悠着点儿》，载《法学家茶座》，创刊号。
31．《法官要讲理》，载《律师文摘》，2002年春季号。
32．《逝者如斯夫》，载《判解研究》2002年第1期。
33．《internet与表达自由》，载《判解研究》2001年第1期。
34．《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与担保物权法的课题》，载台湾辅仁大学《首届两岸民商法学术研讨会成果报告》，台湾2001年出版。
35．《关于人格权的两个日本判例》，载《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卷，第一辑。
36．《“大学汤”案》，载《法学前沿》第5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
37．《坚硬的婚姻》，载《法学前沿》第5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
38．《法律：法官的还是法学家的》，载《法学前沿》第4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39．《中国人格权法的发展及其现状》（日文），载日本《比较法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比较法研究所编辑出版，第34卷第1号（2000年）。
40．《宇乃月温泉案》，载《判解研究》2000年第1期。
41．《侵权法的危机：带入新时代的旧问题》，载《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二辑。
42．《人格权的研究》，载《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10月出版。
43.《大陆民法之发展及现状》，载台湾《万国法律》第100期特刊，1998年8月出版。
44.《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上） ，《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
45.《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下） ，《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
46.《担保物权与物权法》，《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47.《论一般人格权》，《法学家》1995年第5期。
48.《违约责任十论》，《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1．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法律硕士研究生用书《民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2．《民法教学参考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3．《新版以案说法·民法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4．《民商法司法解释精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
5．《民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6．《民法总论案例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7．《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8．《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Ⅲ 民法总则体现哪些新的立法理念和立法精神

作为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统领性规则，民法总则的通过和施行，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民法典编纂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民法总则以现代社会私法自治最重要的自由和平等为价值主轴，以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为民事活动的边界，以绿色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理念，引领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民法总则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创新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

民法总则彰显了权利本位的现代法治精神

民法是私法的基本法，它以对人的保护为核心，以权利为本位，系统全面地规定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在民事活动中享有的各种人身、财产权益。因此，民法典被视为现代法治文明的扛鼎之作，被誉为法治健全完善的标志。民法总则作为民事活动的统领性规则，充分彰显了权利本位的现代法治精神。

民法总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理念

民法总则把对人的权利的保护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对人的尊重保护为核心，民法总则扩大和调整了民事主体的权利保障范围。一是增加了对胎儿利益、个人信息、一般人格权、特定人格权的保护。二是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年龄从十周岁下调至八周岁。三是尊重被监护人的“自我决定权”。四是强化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中利害关系人的保护。民法总则的这些规定，强化了对人的自主性的尊重，彰显了人文关怀的现代法治精神和价值理念。

民法总则体现了中国特色和时代要求

民法总则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统领性规则，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保持了民事法律对人类生活所积淀美好价值的尊重。一是确立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宗旨。二是民法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守法原则、绿色原则等，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外在反映，直接反映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诚信、文明、法治等理念，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三是民法总则将民法法律渊源的范围扩大到民事习惯。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民事纠纷的处理，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实际上是以道德为核心，要求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应当尊重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新增绿色原则，反应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发展需求。

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是民法总则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又一个新突破。绿色原则的确立，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当下，调整民事主体利益关系离不开人与自然的视角。这一规定反映了具有先进时代特色的立法理念，既传承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又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党的新发展理念。

Ⅳ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精神

从上面已可看出，德国民法典在立法精神方面与法国民法典绝然不同。研究比较法学的人几乎都指出了这点。用最简单的说法，法国民法典是一部革命的法典，其特点是破旧立新。德国民法典是一部保守的、甚至是守旧的法典。法学家们对这一点说得很多，不必一一引用；K·茨威格特和H·克茨称德国民法典是“保守而又有特点的法典之一。”他们两次引用了拉德布鲁赫的话：“与其说（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的序曲，不如说是19世纪的尾声。”[2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认为，各国编纂法典（特别是民法典）有不同的目的，例如法国民法典兼有守成、统一和更新三重目的，而德国民法典的目的主要是统一[25]。都说明德国民法典的这一特点。
德国民法典的这一性格是与当时德国统治阶级——制定民法典的当权者——的性格分不开的。当时德国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融合而成的。它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守成”而不是“革新”。它要求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保留容克贵族的利益。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已提出的问题上，它也要求尽量维护现状，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再从制定法典这一点看，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要求，是“第三等级自下向上奋斗的结果”[26]。而德国民法典是由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制定的。这种不同当然对两个法典的性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下面提出几点，对此作一些具体的说明：
⑴首先是法典（国家)对教会的态度。法国民法典完全排除了教会在婚姻方面的势力，教会在法典中无存身之处。德国民法典迟了一百年，却做不到这一点。德国民法典第4编（《亲属法》）第一章虽然标题为《民事婚姻》，但在起草时实际是以基督教的宗教风俗观念为基础而制定的[27]。不过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这一章里，还有一节（最后一节）标题为“宗教的义务”。该节里只有一条（第1588条）：“关于婚姻的宗教义务，不因本章的规定而受影响。”这种规定分明是对宗教的妥协，甚至投降。而且这一条一直保留到现在。至于在婚姻、家庭和继承的其他方面，德国民法典也和其他欧洲各国民法一样，所有封建性的规定（如男女不平等、歧视非婚生子等），直到第二次大战后才有所改革。
⑵在民法典第3编《物权法》里，保留了一些封建土地制度中和封建财产制度里的东西。法国民法典消灭封建制度较为彻底，取消封建领主的一切权利。德国民法典一方面直接保留了日耳曼固有法（封建社会的法）中的某些物权制度（如土地的产物负担就是从封建的领主权演变而来的），另一方面允许州法中的某些物权继续有效（由民法施行法规定），从而使一些封建制度保存下来。例如封建社会所盛行的先买和买回两种制度，都为德国民法典所保留。德国民法典既在物权编中规定了物权的先买权（第1094条以下），又在继承编中规定了共同继承人的先买权（第2034条）。而先买权在法国民法典中已被取消。至于买回，法国民法典规定约定买回期间不得超过5年，超过5年的，应缩短至5年。此期间为严格的，法院不得延长之（第1660、1661条）；．而德国民法典规定对土地的买回期可以长达30年（第503条）。比较起来，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德国民法典虽在100年之后，都是落后的。
⑶制定德国民法典时，资本主义已走向垄断阶段，民法中已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但是德国民法典却对这些新问题视而不见，对这些新办法拒不接受。最主要的例子是：德国早在1838年已在普鲁士铁路法中规定了铁路危险责任，但德国民法典中仍不规定这种责任。德国民法典仍以过失原则作为侵权行为的普通原则。又如德国民法典只规定雇佃合同，而对于当时正在兴起的劳动合同关系不作规定，将之排除于民法之外。当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公布后，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已对该草案未能照顾到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出批评，但是以后的第二草案以及最后公布的民法典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民法典于1896年夏季在帝国国会通过时，社会民主党投了反对票，正是因为这个原故。[29]
德国民法典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些适应时代需要的规定，例如对民法三大原则（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的限制、对承租人的照顾（但如进一步规定“买卖不破租赁”，与其说是保护承租人，不如说是适应房地产资本家的利益）、设定一些“一般条款”等；但这些都只是当时已成立的法律关系的记录，没有什么新意。特别是在亲属法与继承法里，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相比，仍在踏步不前。正因如此，一些法学家在论及德国民法典时，除了经常引用拉德布鲁赫的那句警句之外[30]，还经常引用齐特尔曼的话：德国民法典是“一个历史现实的审慎终结，而非一个新的未来的果敢开端。”[31]这两人的话说得再恰当不过了。

Ⅳ 姚辉的人物简介

姚辉，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民商法教研室主任，2013年1月，挂职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Ⅵ 我是大一法学的孩子。。求推荐几本适合看的法律方面的书，求书名！谢谢！！

冯象《木腿正义》、林达《扫起落叶好过冬》
很好的书，推荐！

楼上说的书对于一个大一新生来说有些晦涩，
而这两本书是培养对法律的兴趣和初步感觉，毕竟学习任何东西都是以兴趣作为最好的导师。

Ⅶ 传统民法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民法的基本精神是对作为民法存在基础的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根本要求的体现，它贯穿在民事立法、司法、守法始终，具有普遍适用效力和衡平作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是民法的精神或理念。民法基本原则在内容上具有根本性，在效力上具有贯彻始终性，在形式上具有非规范性，在功能上具有补救性。

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立法准则的功能。民法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统帅和指导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的制定，以避免民法内部矛盾，从而保持民法体系的和谐一致，借以实现民法整体功能。

第二，具有行为准则的功能。

第三，具有法律解释准则的功能。由于成文法自身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一般规则对具体案件之局限性，有限规则对无限客体之局限性，模糊规则对确定事项之局限性，稳定规则对发展事物之局限性，刻板规则对丰富内涵之局限性），克服成文法局限的经常性手段是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7)民法的精神姚辉扩展阅读

民法基本原则:民法的"精神脊梁"

平等原则。民法总则第4条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平等原则意味着在民事活动中，一切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都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具体表现为：一是民事主体资格一律平等。自然人自出生开始直至死亡都享有民事主体资格，并且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二是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

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都应该经过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三是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平等地受法律保护。如若受到侵害，有权请求相对人采取补救措施，承担民事责任，必要时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和救济。

公平原则。民法总则第6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应本着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从事民事活动，而司法机关在裁判民事纠纷时，也应该本着公平的观念和要求。

基于公平原则，民事主体充分享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民事活动；民事主体在订立合同或者进行其他活动时，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应该具有对应性，不得显失公平；民事主体在承担民事责任时，若是过错责任，应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责任，若是无过错责任，应由双方合理分担损失；法院在处理民事案件时，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应适用明确规定的条款，没有明确规定或者无规定，且当事人也无约定时，则应依照公平原则作出裁判。

Ⅷ 姚辉的教育背景

1981年—1985年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本科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1985年毕业后分配专至江西财经大属学。
1988年—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198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民法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留民商法教研室。
1992年—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1992年在职攻读民法学博士学位，1996年以《人格权法》一文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日本东京大学（日本文部省奖学金博士后研究人员）

Ⅸ 民法总则修改的认识3000字论文

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认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关键词] 公法;私法;法律规范体系 [摘要]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国法学界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过多 强调民事关系的国家意志性,忽视对公民和法人意志的尊重。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我 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观点,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本文主要从民法的平等、自愿、公平等基本原则的角 度来讨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格局开始分解,民事方面和商事方面的立法 逐渐增多,我国法学理论中的否认公法与私法划分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我国的 法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修正原有的观点,接受公法与私法相对独立的事实以及私法优先的观点。 一般认为,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公权。公法通常包括宪法、 行政法、诉讼法、刑法、税收法和军事法等。私法主要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 私权。私法通常特指民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中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最早提出公法与 私法的划分是古罗马的法学家马尔比安。他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罗马人的法为私法[1]。 而最初的划分意义只在于使研习法律的人们便于认识法律、了解法律规范体系,后来法学家们认识到, 更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有利于研究法律的价值导向。由于《罗马法》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商品经济的法律 ——《拿破仑法典》的基础,因而,它的很多原理又为后世的许多民法系国家所普遍效法。 为什么从罗马法学家开始,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家们都十分推崇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笔 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体现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固有本质或它的相对独立性“异化”;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体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公权关系的法律对体现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权关系的法 律侵扰,以便建立起泾渭分明的部门法体系。那么,为什么公有制国家建立后,要极力摒弃公法与私法的 划分呢?究其原因,正像列宁所说是为了扩大国家干预私权关系的范围,包括国家拥有废除私人合同的 权力,以便形成苏维埃国家赖以存在的公有制基础。从客观上看,列宁不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布尔 什维克党消灭私有制,实行土地、银行、矿产、运输等企业逐渐国有化的纲领和实践是一致的。因为不这 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难以在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空地上建立起来。而我国法学理论在相当 长时期内也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与两个原因不可分:其一,马列主义经典之理论对我国约束太深; 其二,列宁的这一理论恰恰符合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 干预的法律要求。其实,恩格斯早就有公法与私法的观点,在论述法律产生时就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 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 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 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2]这一体现历史和逻辑统一 的论述,不仅充分说明了在法律的进程中私法先于公法,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观点,即公法、公共权力是 为私法而设立的。而我们过去却恰恰忽略了这一论述对法律分类的意义。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在现代国家 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的一方,而且因其所属不同而各有不同的效果。如何确立公法和私 法的划分标准,大致有三种学说,其一为利益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者为公法,以规定私人利益者为私 法;其二为意思说,即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服从关系的意思为公法,规定有关公民相互间平等关 系的意思为私法(这也是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性质为区分标准的法律关系说);其三为主体说,即公法主 体至少有一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者,私法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种学说为法学家们普遍认 同。要正确认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笔者认为还得从民法的有关基本原则上加以考证。 一、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平等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概念。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私法主体所 涉及的法律地位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 等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能够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作为民事主体当事人,是财产 在静态中的所有者,在动态中的交换者,而不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上级下级。即使是国家作为民事 主体,也必须受民事规范的约束,与其他民事主体保持平等地位。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在受到侵 害时,平等地位受到法律保护。自然人生而平等;法人不论行业、性质、财产状况,人格也一律平等(法人 的人格平等是法人地位平等的依据)。从平等原则中就能让我们领悟到,私法的法律关系是法律地位平 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与公法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凭藉公共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是截然不 同的。 不过,民事主体在人格上的平等,不等于在实际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每个当事人所享有的具体民事 权利和民事义务都是一样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各个当事人根据法律和自身的意志享有不同有 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尤其是对法人而言,在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上,还要受法人本身性质、法律 和行政命令以及法人的目的范围等限制。 二、自愿原则。《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它是指民事主体在从民事活动 时,应当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某种民事关系。该原则的确立就是 要赋予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享有广泛的行为自由,实际上也是私法所奉行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 现。通过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学习和认识,可以概括出意思自治在三个层面上的内涵:第一,从法哲学和 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3],意思自治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哲学思潮的直接产物,这大致可定义为,每个社 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地选择,自主地参与。黑格尔曾在《权利哲学》里指出, 国家应当赋予其公民以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的同时给予个人以自由缔结契约的权利[4]。第二,从公法与 私法划分角度来看,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其基本含义是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 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 法主体自愿达到的协议优先于私法的适用,即私人间协议中变通私法。意思自治是罗马法时期公法与私 法划分理论的直接产物,它以承认民法是私法为理论前提,成为民法的精髓。随着现代民法的发展,私法 自治分演为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民法基本原则。第三,从冲突法角度来看[5],意思自治 是指为当事人协商选择处理纠纷所适用的准据法的权利。意思自治原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经 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由于该原则恰恰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个人本位和自由主义 的思想,所以被《拿破仑法典》以来的近现代民法始终奉为一项神圣的法律准则。但随着现代国家干预主 义的兴起,哲学上个人主义和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衰落,也必然导致意思自治原则的削弱。从本世纪开始, 民法上的契约自由原则受到冲击,民事主体之间的交易自由不得与公共利益、道德规范和占支配地位的 公共政策相矛盾、相抵触,许多国家的法律对以损害或侵扰社会其他成员的方式使用私人财产的行为作 出较为严厉的处罚规定,按照被其他商人或整个社会认为是完全不公正的惯例而进行的商业活动则受 到法律的限制。这样,就使得意思自治原则因注入新的内容而所改变。 三、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法律的一个理念是追求正义的实现。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平等等价 值内涵,是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私法自然也将公平和正义作为其最终的理想。 《民法通则》第4条还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该原则要求民 事主体应以公平的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应根据公平原则,使案件的处理既符合法律又公平合理。 公平正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就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来说,公平正义理念的要求体现在:第 一,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为其每个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公平平等的机会,为其每个成员利益的获取 和合理分配提供手段及程序规则,并且在利益分配和公平的实现出现不均衡时能够予以有效补正及救 济;第二,社会关系主体即社会成员的交易活动应当遵循普遍公认的行为准则,主体实现经济目的的手 段应当是正当的、合理的,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并且自觉接受社会义务的约束。 根据《民法通则》第4条的规定,民事活动还应当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该原则在要求民事主体在从 事移转财产等民事活动中要实行等价交换。任何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剥夺他方的财产和侵害他方的权 益,如果构成对他方的损害,应负损害赔偿的责任。笔者认为,该原则已涉及到交换对等之平等领域的有 关问题。例如在交换的交易中,人的正义感在某些情形下要求在允诺与对应允诺之间、在履行与对应履 行之间达到某种程度的平等。一般说来,合同当事人是通过行使其私人自治权来确定他们各自履行行为 的价值的,这与公法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来确定公民行为价值是显然不同的。 虽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以其不同的性质、内容来进行的,但从以上所讨论到的民法有关原则上考 证,法律确实有公与私之分。不能把公法领域的强制性原则适用于平等、自愿、互利的私法领域,换言之, 要收缩行政权力在私人或民间领域不适当的延伸和干预。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分 离,有利于明确私人的独立地位,私人权利义务的协商性以及民事权利不可侵犯性,尊重公民和法人在 民事交往中的意志;也有利于树立私法是公法及整个法治的法律基础的观念。 [参考文献 ] [1] 潘念之.法学总论——国外法学知识译外[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C].第538-539页. [3] 姚辉.民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 [4] 〔德〕黑格尔.权利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 江平,张礼洪.市场与意思自治[J].载法学研究,19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