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国际化

Ⅰ 国家的刑法是什么

国家的刑法是一国规定什么是犯罪和如何惩罚犯罪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979年制定实施的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我国第一部刑法典。该法实施后，又制定实施了若干单行刑法，如1983年制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1997年，全国人大对1979年刑法典进行了修订，并废止了其他单行刑法。1997年刑法典生效后，仅于1998年制定了一个单行刑法，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至2015年，对1997年刑法典进行了九次修订。截止目前，我国刑法体系中，正在生效的刑法有一部刑法典、一个单行刑法和九个刑法修正案。

Ⅱ 《刑法》分为几大类

我国刑法分为十大类犯罪：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专章 破坏社会主属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Ⅲ 刑法的轻刑化发展趋势的理解

轻刑化是人类进一步走向文明的体现,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随着政治专经济的发展，加之国际形势属的影响,我国刑法典中的适用,也经历了由严到宽的过程,且有进一步轻刑化的趋势。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其刑罚的宽严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其刑罚的宽严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轻刑化符合我国刑罚的目的
二、轻刑化的现实表现及其作用
（一）我国现行量刑制度中轻刑化的体现
（二）现行刑罚执行制度中轻刑化的体现
三、轻刑化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一）轻刑化是我国古代统治者长久统治的奥秘 (二）严酷刑罚的历史教训更加突出轻刑化的重要性

Ⅳ 关于国际管辖的问题

历史上，随着国际犯罪的增长和恶化，国际刑法的两种实施模式，即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渐次形成。众所周知，前者在反对国际犯罪的斗争中一直处在补充地位，而后者则是其基本模式。

依作者之见，直接模式的存在和发展，受制于各国国内刑法的国际化程度，而间接模式则依赖于国际刑法的国内化程度。这两种趋势相互渗透，并相辅相成。但是两种趋势不可等量齐观。事实上，国际刑法的国内化是国内刑法国际化的一个基础条件。很明显，对国内刑法而言，把它们向国际刑法开放总比把它们集结化为国际刑法容易得多。因为国内法反映着一国的意志，而所谓的国内化对国家主权的震动较小；相反，直接模式的建立，其作为国内刑法国际化的目标，本质上意味着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刑事管辖权的一部分割让给国际刑事法院。源于强烈的国家主权观念，这在当今国际社会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对国际犯罪的刑事管辖权，是关涉国际刑法两种实施模式的首要问题。与这两种模式相适应，这种管辖权也可分为两类，即国际管辖权和国内管辖权。它们分别与国内刑法的国际化和国际刑法的国内化相联系。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两个问题：一，中国刑事管辖权体制述评；二，普遍原则在中国刑法中的地位和前景。最后附有一个简短的结语。
一 中国刑事管辖权体制述评
一般说来，中国在国际犯罪管辖问题上历来坚持两个彼此依存的观点。一方面，中国主张在现实情况下，国内管辖应当作为国际犯罪刑事管辖的基本模式，而国际管辖则应作为补充模式；另一方面，中国认为就国内管辖而言，属地原则应当具有对其他原则的优先性。下面先谈第二方面。
国际犯罪的国内管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管辖原则的确立和管辖顺序的安排。
在中国的刑事管辖权体制中，属地原则被作为基础，而属人原则，保护原则和普遍原则被作为补充。关于中国属地原则的规定，1997年刑法典第6条第1款作了明确规定。关于中国的属人原则的规定，参见该法典第7条。至于保护原则，参见中国刑法典第8条。该法典第9条是关于普遍原则的规定。
如上所述，对国际犯罪的管辖顺序是国际犯罪国内管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换言之，如果这种顺序阙如，管辖权之间的冲突将在所难免。在作者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要在国际层面上建构一些规定，以便在不同管辖权发生冲突时具有优先管辖权的国家得以确定。然后，各国应把公认的关于管辖顺序的国际刑法纳入各自的国内刑法。如此，对特定国际犯罪具有最优先管辖权的国家可以起诉和审判这一罪案，而其他相关各国则不能再行使所谓的管辖权；假如罪犯不在这个国家控制之下，它应当享有引渡罪犯的请求权，而被请求国，即使它本来具有对该案件的管辖权，也应当履行它的引渡义务。只有这个具有最优先管辖权的国家放弃管辖权，其他相关国家才能按照优先性依次填充管辖主体的空缺，从而获得优先管辖权。在国际刑法的现行规定中，这样一个优先原则的缺乏，可以说是一个遗憾。一些国家以及一些学者认为，建立这样一个优先原则是不现实的，因为引渡的一般规则是如果在引渡的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的话，被请求国不会引渡一个人到请求国。即便有这种观点，建立上述优先原则的必要性仍然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承认。既然如此，各国就应当遵循合作精神，努力达成合意，以便尽快确定这一原则。虽然目前缺乏这样一个原则，但人们还是能透过国际刑法关于国内管辖的规定看到上述原则的雏形。无疑，在各种管辖原则中，属地原则总是被安排在第一位，其后总是依次为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被置于最后的也总是普遍原则。因此，“或引渡或起诉”不能颠倒为“或起诉或引渡”。这一立法方式表明上述优先原则正在形成，这不过尚未成为一个强行规范。鉴于领土、国民和国家利益对主权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在自己领土上发现特定的国际罪犯但没有基于属地原则，属人原则或者保护原则的刑事管辖权的国家，仅仅能够在具有优先管辖权的相关国家都放弃它们对于特定案件的管辖权或者未能在特定期间内提出引渡请求时，根据普遍原则行使管辖权。

以下这个网站有讲解,你可借鉴一下.

Ⅳ 刑法学前沿问题

刑法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对保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利益乃至促进社会发展均至关重要。
目前，改革和开放在继续进展与深化，法律调整需要加大力度，法治建设需要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法学研究面临挑战与发展机遇并存之局面。
未来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应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先进的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经验，促进中国刑事法治的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进程.
（一）在形事政策上,对传统型犯罪的惩治与防范问题
惩治与防范犯罪乃刑法的宗旨所在，也是刑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使命。从今后十年的发展趋势看，下列传统型犯罪的惩治和防范仍应作为刑法研究的重点：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渎职犯罪；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等。对这些犯罪的有效惩治和防范，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有利于廉政建设，亦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
（二）在经济方面,注重对新型犯罪的开拓研究
当前国外出现的一些新的犯罪类型，如计算机犯罪、环境犯罪、与生物工程有关的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等，在我国尚不十分严重，但是刑法学对它们的研究不能因此而放松，而应当进行超前性的探讨。当然，这种研究应结合我国的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不可盲目追随国外。
在新型犯罪中，法人犯罪问题应受到重视。就世界范围来讲，英美法系较为普遍地承认法人犯罪，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亦有承认法人犯罪的某些迹象（如法国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新刑法典就用大量篇幅规定了法人犯罪）。但是，从实务上考察，如何真正使法人承担刑事责任并达到刑罚之目的，在两大法系中仍是问题。我国近年刑事立法中规定了诸多惩治单位犯罪的条款，但实际效果颇值得怀疑。刑法理论上关于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争论尚未见分晓，仍有待于深化。
（三）法治文化视角上,不断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研究刑法问题
自从五十年代不分良莠地全面移植原苏联刑法理论之后，中国刑法学便向其他国家的刑法理论关闭了大门，而只是致力于将原苏联的刑法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对其他国家刑法学研究的资料之占有相当有限。近些年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所据资料亦以二手货为多，而且很不系统。既然对其知之不多，便很难予以研究和借鉴。随着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中国刑法理论落后于国外刑法理论的现象亦愈加明显。对国外先进的刑法理论借鉴不多，对国际刑法学术交流活动参与不够，是中国刑法学的一个重大缺陷，这使得我国刑法理论患营养不良和视野狭窄的弊病。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得以全方位地展开，刑法学也被推到对外开放的前沿。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国际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外国刑法学应当成为今后刑法学研究的重要领域。1997年和1999年中国将分别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将变成现实，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交流与和平统一的步伐也正在不可逆转地迈进，因而关于港澳台地区刑法与全国性刑法的效力范围及其冲突与解决等问题，亦将成为刑法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与此同时，还应加强与国外境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学术研究合作,真正解决人治与法治的问题

Ⅵ 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

一、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

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为维护人类和平、安全与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虽然这些努力远没有达到人类所期望的结果，但毕竟在维护和平的进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常设国际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国际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Justice）等国际性特殊机构，以及一些区域性机构，如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和欧盟（European Union）等机构的建立。特别是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之后，国际社会惩治国际犯罪的意识更为浓烈，国际刑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国际法委员会在起草编纂国际刑法典草案的同时，国际社会及时组织审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种危害人类的犯罪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些具有示范效应的国际刑法基本原则，如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国家之间刑事司法合作与协助条约及协议原则等，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其现实作用。由此观之，国际刑法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国际刑事实体法和国际刑事程序法的演进史，或者是国际刑事法典编纂和国际刑事审判发展的演进史。这一历史进程总体上沿着一条从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的曲线发展，在总体发展趋势下分析，国际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者的发展又非同步进行。

（一）国际刑法发展的肇端（1919年以前）

从实体上考察，国际社会对国际犯罪的认识肇始于17世纪习惯国际法对海盗罪（Piracy）的认识，“海盗一直被认为是逐出法外之人，一种‘违反人类的罪行者’。按照国际法，海盗行为使海盗丧失了其本国的保护，因而丧失其国家属性；而且他的船舶，或者飞机，虽然过去可能具有悬挂某一国家旗帜的权利，也丧失了这种权利。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是一种‘国际罪行’；海盗被认为是一切国家的敌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辖权的任何国家’加以法办”。2自1841年至1982年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可适用于海盗罪的国际性法律文件，虽然当时海盗罪行少有发生，但1937年9月14日的《尼翁协议》（Nyon Arrangement）认为“海盗”是一种“恐怖主义”的行为，并将该罪行列入国际犯罪种类之内，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最早认同的典型的国际犯罪。因此，在以后界定国际犯罪种类时常以海盗罪作为蓝本，即考察犯罪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性和国际谴责性。3此后，贩卖奴隶行为4和战争行为5应受国际谴责的特征逐渐显露出来，因而成为国际社会谴责的对象。这些罪行不仅危及国家利益，而且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然而，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尚未考虑从事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

从程序上考察，国际社会对国际刑法的认识可以追溯到1474年，当时27名圣罗马帝国法官审理了皮特。冯。哈根巴士（Peter Von Hagenbush）允许其军队实施强奸、杀害和掠夺无辜平民财产的行为，并因这种行为侵犯了“上帝和人道法”（Laws of God and Man）而认定其有罪。6这次审判尝试被国际社会视为国际刑事审判的序幕。然而，由于当时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性审判或司法机构均未诞生，所以这项审判属于在“非正式”场所中进行的审判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Carnegie Endowment建立了一个唯一具有国际特色的非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调查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针对平民和战犯实施的那些应受指控的暴行。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开始时，为了向西方国家提供一个“受影响地区正在发生事件的清晰的、可靠的画面”，该委员会调查了冲突的整个过程及个人行为。巴尔干委员会组织了几个事实调查团，在事后根据他们发现的事实作出了实质性的报告，并于1914年7月递交了这些报告，同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报告的作用便成为历史的缩影。7

因此，从形式上看，国际社会对国际刑事程序法的认识似乎早于实体法。尽管实体意义上的国际刑法或程序意义上的国际刑法都没有进入规范化的过程，即既没有进行国际罪行实体法的编纂，也没有从事正规的国际性刑事审判，但这一时期国际刑法的雏形已露端倪，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刑法完全呈现出一种独立发展的态势，并且努力试图形成一种集中立法和审判机构的模式。这种发展态势显示了基于国家调查和执行的多边法律文件或机构的增长，与国际领域犯罪作斗争的政治必要性相比，法律在这一领域的独立发展已经有力地说明一般国际刑法的发展。8多边公约的增长赋予国际刑法广泛的内涵，使国际刑法摆脱了仅适用于危害人类罪方面典型案件的局限性。一些新的国际公约已经涉及非普通的国际犯罪、长期存在的焦点问题、引渡制度等，特别是那些真正具有高度国际政治寓意的国际犯罪。

（二）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一次高峰（1919—1955）

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这一期间是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国际刑法进入发展高潮的直接诱导因素。此时，国际刑法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发展并驾齐驱。从实体上讲，人类社会认识到战争罪行和反人道主义罪行的严重危害结果，进一步明确战争罪和违反人道主义罪属于严重的国际犯罪；从程序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战胜国经过多方妥协最终达成《凡尔塞条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战争发起者责任与刑罚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895名应受指控的战争罪犯名单，并希望通过协约国军事法庭进行一次较为正式的国际刑事审判，即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序言中马顿斯条款的规定，起诉1915年在土耳其境内实施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土耳其官员以及其他实施“违反人道主义罪行”的个人。9 尽管由于当时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协约国的审判活动没有成为现实，特别是莱比锡的审判。10因此，有学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家们的目光短浅和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倾向，已经使国际刑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11但这一时期国际社会所作的努力已经表明国际社会惩治严重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犯罪的强烈愿望，从而使国际刑法呈现急速发展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国际刑法的发展达到第一个颠峰，同时也为国际刑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这一时期，实体法上除了强调战争罪、反人道罪、危害人类罪及侵略罪等严重国际犯罪以外，还肯定了灭绝种族罪等其他国际犯罪。从程序上讲，纽伦堡审判12和东京审判13不仅在社会意识上获得了成功，而且满足了民众企盼和平与惩治战犯的渴望。纽伦堡法庭宪章及其审判活动，以革新的方法创制了解决武装冲突的法律，创设了新的国际法原则-纽伦堡原则（其中包括著名的个人责任原则）。14尽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属于事后的立法行为（ex post facto legislation），没有依据当时国际社会广泛崇尚的罪刑法定原则（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15 但是纽伦堡审判的合法性却毋庸质疑。因为在纽伦堡审判之前，国际社会已于1928年订立了旨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或称《巴黎条约》）。在签署条约的63个国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国家作为缔约国对条约的内容及宗旨显然有明确的认识。虽然《凯洛格—白里安条约》中没有刑事罚则的规定，但纽伦堡审判恰好弥补了该公约的这一缺陷，这也正是纽伦堡审判发展国际法的功绩所在。虽然东京审判略晚于纽伦堡审判，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传统国际法基础上审判那些违反战争法规或习惯的普通战争犯罪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相同，而且还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审判实例，然而，这些原则的确立是对纽伦堡原则的扩展，特别是有关“共同阴谋”进行侵略的理论，东京审判较纽伦堡审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不仅把国际刑法的发展推向高峰，其深远意义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是促使联合国将注意力转移到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问题。1948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要求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6研究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价值性和可行性，联合国大会在审查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后得出结论，建立这样一个法院既值得又可行，并决定由联合国17个成员国组成一个国际刑事司法协会，筹备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具体事宜，该协会于1951年提交了一份规约草案，1953年委员会第二次修订这一草案。1953年规约草案规定建立一个常设法院，法院将对任何“自然人”（natural persons）包括国家元首和其他政府机构人员所犯“国际法公认”的罪行具有管辖权（这些罪行通常认为是在《惩治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法典草案》（以下简称《法典草案》）中规定的具体犯罪）。17法院将根据罪行发生地国家以及罪犯的国籍国根据“公约、特殊协定或根据单方声明”授予法庭的管辖权来行使属人管辖。二是促进有关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有学者指出，历史上编纂罪行法典的设想总是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设想相伴而行，但是在两个设想之间却没有必要的联系。假如国际刑事法院没能建立，那么国际刑法典没有法院的建立便无处施行。通过国家之间合作或依赖地方诉讼的“间接执行”，很难化解公众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愤慨。18

我们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段较短的期间之所以被誉为国际刑法发展的一次高峰，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国际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发展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刑事审判的希冀，步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刑事审判实际操作，进而转入呼吁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这种思维变迁业已表明国际刑法在程序上的行进步伐，在此期间进行的国际刑法典编纂工作同样说明国际刑事审判对实体刑法的迫切需求。自1924年以来，国际刑法学协会一直致力于筹建国际刑事法院和编纂国际罪行法典工作，直至纽伦堡审判时，方始加快实现这种愿望的进程。1946年第一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确认了“纽伦堡宪章和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所承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191947年联合国大会指令国际法编纂委员会（即国际法委员会的前身）20制定一部总的关于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21决议授权进行工作的内容包括：（1）制定纽伦堡法庭宪章和法庭判决中所承认的国际法的一些原则；（2）起草一部关于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明确指出与第（1）部分提及的内容相一致的地方。22 两年后，国际法委员会遵照决议的精神开始制定“纽伦堡法庭宪章中的基本原则”，并起草“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3 委员会下设一个附属委员会，任命一名专门的报告起草人，起草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4 1954年草拟的法典草案虽然仅有5个条款，列举了13种独立的国际罪行，但是国际罪行法典草案的积极编纂和国际刑事审判的成功进行共同构筑了这一时期国际刑法的繁荣景象。

（三）国际刑法发展的低谷（1955—1992）

如果说是国际性历史事件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那么自国际社会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战犯之后，国际社会似乎度过了一段虚假平和时期。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没有所谓巨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所以国际刑法的发展亦随之处于低迷阶段。

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国际性的刑事审判，国际法委员会仍在继续从事一些有关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正如国际法委员会在1984年的报告中所说，“委员会编纂国际刑法试图遵循的程序是：详审认为构成国际犯罪的违反国际制度（公约、宣言、决议等等）的行为，选择其中一些最为严重的行为，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际犯罪都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危害。”25而且国际法委员会还在1988年《法典草案》中，将“offence”易为“crime”，26目的在于增强对犯罪行为严重程度的认识；由于侵略罪的定义迟迟没有定论，乃至影响了整个法典的编纂进程。

这几十年中，尽管国际社会在编纂国际法和创建国际法院方面的兴趣较低，但有关国际犯罪种类的界定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逐渐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极其严重的国际犯罪转向一些新型的犯罪，诸如侵略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离罪、国际恐怖主义罪行以及非法贩运毒品罪等。1990年，国际社会已经着手处理出现的两类新型的国际犯罪，即环境犯罪27和盗窃核武器和核材料罪。28 这一时期，联合国仍在认真努力编纂国际罪行法典，并积极筹划国际刑事法院建立进程，尽管“冷战”阻碍了这一进程的推行，但自1990年以来国际刑法的发展已逐渐走出低谷。

（四）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二次高峰（1992—1998）

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际性武装冲突，1994年卢旺达境内的武装冲突中也出现了灭绝种族罪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再次推动国际刑法朝着一个新的峰值迈进。这一时期国际刑法发展的显著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国际刑事特设法庭的建立。1992年10月6日安理会正式通过第780号决议建立前南斯拉夫调查战争罪行专家委员会，这个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前南斯拉夫冲突中的“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和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调查和取证工作。291993年2月22日，继专家委员会递交第一份临时报告后，30安理会第808号决议明确规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1993年5月25日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CTFY，以下简称前南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继前南法庭建立之后，1994年7月安理会通过第935号决议，旨在调查卢旺达内战期间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建立了卢旺达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专家委员会，其中包括调查可能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的专家委员会。同时安理会第995号决议批准了卢旺达法庭规约和审判机制。

我们认为，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的建立及运作是国际刑法在程序方面的重大发展，这两个法庭的建立从本质上巩固和发展了纽伦堡、东京审判中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这些进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渊源上的进展。两个法庭都是联合国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并根据安理会决议设立的国际特设法庭，因而两个法庭对及时有效地解决当时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发挥了积极的功效。31二是拓展了国际法原则。两个法庭在纽伦堡法庭和远东法庭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将只由冲突一方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扩展为不受限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无论其为冲突任何一方均应承担刑事责任。三是进一步糅合国际法和刑法的基本理论。在诉讼活动中，两个法庭合理使用的一些原则沿展了国际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诸如并行管辖权的行使问题、32一罪不二审原则的明确适用、33强调司法独立的原则、34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和国际司法协助等。

其二，罪行法典草案的编纂与草案的通过。经过国际法委员会、国际刑法学协会等国际性机构积极努力，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国际罪行法典草案的编纂和颁行工作顺利完成。1991年《法典草案》的文本正式形成，联合国综合各方提出的意见不断对草案进行分析修订，并于1996年正式通过了《法典草案》。该《法典草案》是历史上确定国际犯罪种类最多的一次，共包含了26种国际性犯罪。35这部法典的制作摆脱了原有国际公约不含刑罚特征的弊端，吸收了现代国际公约及国际刑法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有关刑罚适用的规定和特点，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以及应受到国际刑事审判的国际犯罪等。同时，该法典还充分展示了国际犯罪行为的固有特征：（1）构成国际罪行禁止性行为的明确规定，或依照国际法构成的国际犯罪；（2）通过确立禁止、预防、起诉和惩罚及类似的义务，来间接认可行为的刑罚性；（3）禁止性行为的犯罪化；（4）起诉的义务；（5）惩罚实施禁止性行为的义务；（6）引渡的义务；（7）在起诉、惩罚（包括刑事诉讼程序的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义务；（8）刑事管辖根据的建立（刑事管辖的理论或刑事管辖的优先）；（9）国际刑事法院或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10）取消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36《法典草案》的编纂与通过不仅满足了国际刑事审判活动的法治需求，而且还为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提供了属物管辖的选择空间。

其三，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诞生。1992年11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际法委员会开始根据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组成的工作组的建议，起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994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出台，国际社会于是加快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进程，1995年联合国成立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1996年10月28日筹备委员会向联合国第51届大会递交了报告，请求扩大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并决定于1998年完成统一的公约文本、规约和附加议定书。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外交官大会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被正式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诞生是国际刑法发展的里程碑。这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各学术机构和国际法委员会积极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在世界各国渴望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共同期待下，克服各种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别，求大同存小异的结果。从规约制定的过程及其内容上看，国际法委员会希望尽可能地体现不同的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作为创立国际刑事法院依据的主要法律文件，规约确立了严格的诉讼机制和行政机制，其细微之处囊括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各个环节。这不仅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是国际法在实体和程序上有效结合的典范。

罪行法典草案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诞生足以表明这一时期国际刑法发展的丰硕成果。那么，此后国际刑法将如何发展，是平稳直线发展，抑或有所振荡，则取决于国际关系格局以及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

Ⅶ 1997年刑法取消了1979年刑法的哪些内容

-1997年3月14日通过、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现行刑法典97刑法典确立的“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三大原则，深入人心。

-十年间，国家立法机关先后通过了6个刑法修正案、3个单行刑法和9个刑法立法解释文件，并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了一些刑事条款，97刑法典进一步完善。

97年来新刑诉法实施十年程序公正推进司法文明

97刑法特色鲜明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实施，共有条文192条。此后，从1979年到1996年，17年间，国家立法机关先后通过了25部单行刑法，并在百余部非刑事法律中规定了刑事条款。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法治建设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1979年的刑法典，很多条文已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新刑法典的诞生。

1997年3月14日，新刑法典在修改原有刑法规范的基础上，应运而生。这部于同年10月1日实施、被称为97刑法典的法律，条文增加到452个，其修改幅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在立法史上十分鲜见。

与此前的刑事立法相比，97刑法典特色鲜明：

●实现了刑法典的统一性和完备性。新刑法典整合了各种刑法规范，包括单行刑法，为我国刑事法制的统一和有效运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取消了类推制度，确定了三大现代刑事法治原则。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三项基本原则，突出了刑法人权保障的功能。

●促进了中国刑法的国际化。增设了普遍管辖规则并扩大了中国刑法的域外管辖权，增设了一些国际罪行和当代新型犯罪。

●提高了刑法典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注意了体系结构的完备，在条文设置上、用语的表述上，力求具体、细密，繁简得当，便于实际应用。

●注意了法律之间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与其他非刑事法律规定的刑事条款，衔接有序。

新刑法典有破有立，新修改的条文中透露出新的时代特征。比如，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反革命罪的提法与新的形势已不相适应，97刑法典第一章罪名便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了原来的“反革命罪”；由于不再搞阶级斗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刑法典删掉了79刑法典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一词，而在第二条保留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原来法典中的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97刑法典也将其更名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罪名比原来增加了近十倍。

Ⅷ 新刑法从哪些方面借鉴了国外经验

新刑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此同时，它亦重视借鉴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有益经验，并为适应国际性的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增长的新态势与加强国际刑事合作的需要，努力使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相衔接，具有开放性刑法的特点。其重视借鉴与衔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新刑法确立了三项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一律平等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的主要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世界各国刑法普遍公认的一项法治原则。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因为当时受“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的影响，刑法分则部分只有103条，估计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洞，使法律适用上发生困难，故规定了以有严格控制的类推作为补充。从立法精神看，基本上仍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亦很少适用类推处理案件。此次刑法修订，刑法分则条文增至345条，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幅度的规定力求明确、具体、完备。因而对罪刑法定原则采取更为彻底与明晰的态度，并在新刑法第3条明文作了规定。同时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74条规定的类推制度。

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一律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三大原则是人类法律文化的结晶，是刑法理论研究发育成熟的优秀成果。罪刑法定原则体现新刑法既要实现惩罚犯罪，维护法制，保卫社会的任务；亦须重视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防止任意入人于罪或滥用刑罚，两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的立法意旨。适用刑法一律平等原则表明任何人犯了罪，不论其性别、出身、民族、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职位高低、功劳大小，都要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利用特权或财富徇私舞弊，对定罪、量刑或执行刑罚施加影响，致使罪犯得以逃避刑罚的制裁。至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亦称罪刑相当或罪刑均衡原则，则是在前两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在刑法学发展史上，它是经过长期探索的过程，先是西方刑事古典学派主张“刑罚与犯罪相对称”(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第65页。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出版)以收一般预防犯罪之功效。其后刑事社会学派崛起，提出“刑罚个别化”的理论，倡导重视行为人个体情况，以预防重新犯罪。从当今世界各国刑法的现状看，一般采取折衷(并合)主义，即以罪刑相适应为基础，辅以刑罚个别化的多种措施。我国刑法在罪刑关系上亦采此主张。前者表现为刑罚的轻重应以犯罪的性质及社会危害程度为主要依据，做到罚当其罪，不得轻罪重判，重罪轻判。后者表现为适用刑罚时还必须考虑影响刑事责任的诸种因素，如初犯或累犯，是否自首、立功或有悔罪表现，以及行为人的其他个体特征(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恰当地确定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充分运用缓刑、假释、减刑、死缓等刑罚制度，使刑罚公正，合乎情理，有效地发挥其预防犯罪的作用。刑法基本原则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确立上述三大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 (二)关于单位犯罪。从我国刑法不规定单位犯罪到规定单位犯罪，并列入刑法典，是我国刑事立法上的重大突破。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的行为。我国刑法用“单位犯罪”不用“法人犯罪”，是因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比法人犯罪宽泛，它既包括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也可包括非法人单位和法人的分支机构以及某些经济实体。确定这样一个适用范围比较符合实际需要，适应当前法人制度还不够健全和非法人单位违法行为又较严重的情况。同时，也考虑到原有单行刑法一直沿用单位犯罪这个概念，继续使用，符合习惯。

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在刑法理论上一直存在着争论。从世界各国立法上看，英美法系国家较早规定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英国于1889年颁布解释法，规定“关于刑罚适用，如果没有特别规定，法人一概予以处罚”。美国最高法院亦有给法人定罪处以罚金的判例。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稍晚，如二战后的日本仅在经济行政法中规定对法人的刑事处罚。1994年法国颁布新刑法典，立法上确认“法人对相应的犯罪应负刑事责任”，并在总则中专节规定“适用法人之刑罚”。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法人犯罪，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1987年制定《海关法》，作出单位可以成为走私罪的主体，从而为我国刑事立法规定单位犯罪开创了先例，以后陆续又有12个单行刑法及个别附属刑法规范分别作出了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此次修改刑法典，在总则和分则中对单位犯罪作出明确规定，既是近年来处理单位犯罪的司法实践经验总结，又明显吸收了外国关于法人犯罪的立法经验。

 (三)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此次修改刑法把“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既是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发展的需要，又是采用国际通用的罪名，便于国际交往，有利于同这类严重犯罪的斗争。

过去刑法用反革命罪，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继续沿用这个罪名，出现明显的缺陷。反革命罪构成内容不合理，以有无反革命目的定性，由于目的与行为联系的复杂情况不易正确界定，而有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又不能包括进反革命罪，已不能适应当前的犯罪情况。纵观世界各国，对于危害国家领土完整、颠覆国家政权、从事间谍活动等犯罪，都是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或国事犯罪。反革命又是个政治概念，如果罪犯在国外，称反革命犯有可能被误解为政治犯，若罪犯所在国拒绝引渡，势必造成司法协助的困难。改用“危害国家安全罪”，还可以涵盖反革命罪不能包括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与国际上通用的罪名相一致，也是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借鉴。

 (四)关于国际犯罪。国际犯罪是指严重危害国际社会根本性利益，依据国际公约确定为犯罪，应予刑罚惩罚的行为。对国际犯罪世界各国必须联手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刑事措施，方能有效地控制与制止。我国1979年刑法通过以后，相继加入或批准了多项防止与惩治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或加入国对此类国际犯罪行使普遍管辖权，并在国内法上将所禁止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承担“或者引渡或者起诉”的义务。这次刑法修订在国际犯罪方面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刑法总则中确立对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新刑法第9条)，这是对我国刑事管辖权范围的重要补充。它表明对在我国境外发生的国际罪行，不论犯罪人是哪国人，其侵害的是哪个国家或个人利益，只要其进入我国领域，即可依照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增设对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既是表明我国坚决反对恐怖主义活动和认真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一贯立场，同时又是为了与我国所签署批准的国际公约产生的国际义务相衔接，全面地反映我国刑法的实际适用范围。二是在刑法分则中补充规定有关国际犯罪方面的条款。此次刑法修订中十分重视如何将国际公约所禁止的危害行为予以犯罪化的问题，除了国内法中已有可适用的条款外，增补新罪有：劫持航空器罪，危害航空安全罪，劫持人质罪，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洗钱罪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当前国际性的或跨国实施的犯罪时有发生的情况，使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相衔接，有利于开展国际刑事合作，维护我国的权益，并发挥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Ⅸ 刑法 跨国犯罪的定义

跨国犯罪

当犯罪行为、犯罪交易违反一个以上国家的法律时，犯罪学家将其称为跨国犯罪 (Transnational Crime) 。为打击跨国犯罪，第55届联大于2000年11月15日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该公约于2003年9月29日正式生效。以下是联合国将跨国犯罪分为的17大类：

一、洗钱

洗钱的目的是要把非法获得的资金变为合法资金。大部分现金是靠受贿、贪污、黑市交易、逃税，特别是靠走私武器、销赃、倒卖文物及贩毒等不正当手段赚取的。

最典型的洗钱法是把“黑钱”转移到国外去，通过多次国际汇款，把现金转入国外的帐户，这样就再也无法查出钱的来源。经过这些处理，非法得来的现金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合法投资。

二、恐怖行动

所有反对国际恐怖行动的国家政府长久以来一直希望，既然问题能够通过谈判和签协议来解决，那么恐怖行动定会越来越少。但每次调解都未能使谈判双方满意。结果，恐怖行动依然故我，而且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和通信工具，作案越来越容易。同时，那些坚决打击恐怖分子的国家，应该随时准备对付恐怖分子出人意料的行动。

目前，无法立即建立保障逮捕或审判国际恐怖分子的国际机制。犯罪学家仅仅是刚开始试图研究这一不受国籍限制的犯罪问题。

三、盗窃文物和艺术品

这类犯罪潜在地威胁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早在埃及法老年代，陵墓和纪念碑就遭到了破坏。随着作案手段的完善，人们对文物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文物运输更为便利，这就使国际窃贼能制定出一整套办法，从而使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失去珍贵的文化遗产。犯罪分子每年偷盗价值45亿美元的艺术品到国际市场上卖。有4．5万件被盗艺术品（1997年）在追查中，而且，每月平均要增加2000件新被盗的艺术品。

四、侵犯知识产权

侵犯知识产权包括侵犯版权以及非法使用保护版权的标志和商标等。犯罪分子非法复制受保护的作品并将其低价销售，主要是在经济欠发达国家销售。生产国蒙受的损失很难用金钱来估算。据美国软件制造商协会统计，仅非法被使用的软件一项，每年就造成75亿美元的损失。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是很难伪造保护产权的标志的。因为这需要巧妙的协调和组织有序的销售系统，这往往需要串通政府人士。

五、非法买卖武器

如果没有武器制造者和销售者的国际网络，地球上任何一处都不会发生武装冲突。这些非法制造和销售武器者的活动规模很难统计清楚。其实，在这个阴暗的交易世界里，扮演主要角色的人并不多，但参与这项危险游戏的人想出了许多狡猾的计谋，他们和政府机构结成同盟，共同行事。尽管武器和军备的来源受到严密控制，但仍难有非法买卖武器的准确消息。

六、劫机

无论是70年代还是80年代，劫机事件一直没有销声匿迹。偶尔会有劫机犯是为索取赎金，但一般说来劫机犯会提出恐怖分子爱提的典型的政治要求。他们想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声势，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

打击劫机者的行动往往迅速而颇有成效。今天，劫机的威胁仍未彻底消除，尽管这类事件发生的频度降低了。

七、海盗

这种形式的犯罪似乎早已被世人遗忘。70年代中期又死灰复燃，有人用快艇或者渔船从南美或中美洲向美国非法贩运毒品，海盗们在公海或港口将这些贩毒船截获，杀死船主和水手。类似这样遇难的船只已有数千艘。

抢劫船只现象蔓延到狭窄的通航运河。成千上万个来自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不愿放过利用满载珍宝和货物的船只发财的机会，这些船只往往停泊在港口或低速航行。今天，这种形式的犯罪已日益减少。

现在还有这样一种说法：东南亚的海盗行为被一些同军队有联系的犯罪集团操纵。犯罪学家得出结论：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海盗袭击现象绝非偶然，这些犯罪分子的行动显然受同一个中心控制。

八、抢劫地面交通工具

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劫持货车可以算是偷窃行为。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货车长途跋涉从东欧到西欧，或从中亚共和国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都是常事。遗憾的是，货车失踪事件的发案率和货流量的增长成正比。
究竟这类犯罪的规模有多大，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容乐观，由于边境越来越开放以及团伙犯罪日益严重（尤其是在东欧国家），这种犯罪今后将更为猖獗。

九、骗保

保险业现已成为国际性的行业，因此，在任何一个国家骗保都会涉及该国的每个居民。世界各国因这类犯罪而蒙受的损失难以估量。但目前，澳大利亚每年因保险业诈骗损失17亿澳元，美国每年损失多达1000亿美元。

犯罪团伙通过联合保险领域的一些小型经营者或打入保险界的途径参与保险业诈骗。

十、计算机犯罪

守法的商业组织和政府机构刚刚涉足计算机服务领域，黑手党的魔爪也伸了过来。犯罪团伙之手伸向了国际互联网络。尽管现在很难判断，国际互联网络受刑事犯罪的侵害有多大，但犯罪团伙正充分利用该网络的各种功能。

目前犯罪学家只对那些为个人牟取暴利而非法利用国际互联网络的个体犯罪进行了研究。每年，因计算机犯罪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亿美元。严峻的形势要求人类刻不容缓地寻找保护这一领域的方法。

十一、生态犯罪

全人类都是生态犯罪的牺牲品。忽视生态标准、同建设监督生产系统的人相互勾结的企业是这类犯罪的主要肇事者。当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在发展中国家，要么没有生态监督机制，要么就是形同虚设，为外国生产者所控制。贫困的人民更青睐能保障他们就业和国民产值增加的工业化，更希望环境清洁。犯罪团伙在这一领域找到了机会，特别是在运输和藏匿危险品方面。

十二、贩卖人口

这类日益猖獗的犯罪包括贩运非法移民、卖淫女，贩运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到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充当劳工或从事家庭服务，贩卖儿童供人收养，等等。犯罪分子从中牟取暴利。

有许多法律规定取缔这类犯罪。随着一些国家边境日渐开放，这方面的法律也日益严格。但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力图到相对富裕的国家，这个问题依然严峻。非法贩运人口多由犯罪团伙操纵。通常，那些滞留在发达国家的人都没有正当工作，他们渐渐成为受剥削的阶层，参与犯罪，破坏社会秩序。

十三、人体器官交易

众所周知，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是在1954年进行的。迄今为止，全球已经做了近50万例肾脏移植手术。移植成为医学界一个密不可分的领域，提供器官的行业也应运而生。

美国大约需要1．2万个人体器官。因此，非法提供移植的器官能带来高额利润。这种交易也渐渐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为得到供移植的器官，犯罪分子不惜杀害无辜。更为可悲的是，贫穷家庭的孩子为了少得可怜的酬金把自己的器官当作商品。

新闻媒介披露非法交易人体器官的犯罪行径后，一些国家建立了专门委员会来制定整顿这一领域的法令。大量的资料显示，从第三世界国家非法购买人体器官受西欧一些国家犯罪团伙的控制。

十四、非法贩卖毒品

在全世界流通的毒品价值有3000亿—5000亿美元。1961年的世界毒品公约和1988年的联合国反对非法贩卖毒品公约，为国际监督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以下原因，对贩毒的监督难遂人愿：

——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联合国不能监督打击贩毒的国际文件的执行情况；同时，国家和地区性的禁毒计划得不到拨款，无法发挥效力；

——各国对待打击贩毒的态度相去甚远。一些国家坚持禁止，而另一些国家则主张控制和容忍。

——许多国家缺少执行国际协定所必需的法律和技术基础。

十五、虚假破产

日益国际化的贸易把虚假破产从局部犯罪变成了国际性的犯罪。目前尚未统计这种犯罪的实际规模。抽样调查表明：黑手党在购买企业后使其破产，获益颇丰。今后必须由各国联手才能改善这种局面。

十六、参与合法经营

贩毒集团和其他犯罪团伙控制着大量企业。据粗略统计，仅靠毒品交易的收益就能向合法的市场投入2000亿—5000亿美元的资金。犯罪经营的增幅和合法经营的增幅成正比。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从理论上说，整个世界经济处于犯罪团伙控制下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很难断定，公司老板与毒品贩子是否有联系，也不知道犯罪分子是否会为藏匿赃款而收买企业。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每天在各国间流动的资金，有一半是在经济特区“洗钱”。

十七、贪污受贿，向社会活动家、党务活动家、官员行贿

目前在一些国家，向官员行贿不受处罚，但其他种类的贿赂均属刑法典规定的处罚范围之内。犯罪人员打着代理费、咨询费、中介费和法律咨询等幌子行贿。行贿受贿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

商人和投资商经常说，如果不违反业务所在国的政治和经营规则，就无法搞好生意。

Ⅹ 求国际刑法的特点，急！

一、扩袭展了国际犯罪的主体类型
二、丰富了普遍管辖权的理论
三、强化了国际刑法预防犯罪的功能
四、加剧了国际刑法两种实现方式发展上的不平衡
五、加强了国际刑法的刑事司法合作
六、增强了国际刑法规范的“硬度” 法律\\教@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