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茂辉民法

A. 写一篇法律专业毕业论文，关于用益物权的。请高人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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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用益物权的内容

摘 要：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内容，用益物权作为以所有权为基础而产生的物权，其内容亦包括这四项内容。本文认为，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通常体现为直接占有，在特殊情况下也表现为间接占有；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包括生活性使用、经营性使用、公益性使用三种形式；用益物权的收益权能虽是重要权能，但并不是各类用益物权的共有权能；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体现为法律上的处分而不包括事实上的处分。

关键词：用益物权、占有权能、使用权能、收益权能、处分权能

用益物权的内容，也就是用益物权的权能。关于用益物权的内容，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二权能说、三权能说、四权能说等不同的主张。我认为，用益物权因种类的不同，其内容会存在着差别。但就用益物权的整体而言，其内容应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每一种具体用益物权的内容都包括这四项权能，具体用益物权的权能只能依该用益物权的特点而定。

一、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

占有是对物的实际管领和控制。在一般情况下，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只有在移转占有归用益物权人时，用益物权才能够行使和实现。例如，不转移土地的占有，建设用地使用人就不能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不移转农地的占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就无法耕作土地。那么，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是限于直接占有，还是包括间接占有呢？对此，学者的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应仅限于直接占有，间接占有因不直接占有实体物，无从加以使用收益；[①]也有学者认为，在用益物权中，标的物必须移转给用益物权人占有，包括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②]我认为，用益物权的实现通常须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前提，但在用益物权的存续期间，用益物权并不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必要。在实践中，用益物权人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或者基于其他原因，也可以将用益物转移给其他人占有。因此，用益物权中的占有权能通常表现为直接占有。但在特殊情况下，用益物权的占有权能也可以表现为间接占有。例如，在典权中，典权人承典房屋后在不转移直接占有房屋的情况下，即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典权人仅取得了出典房屋的间接占有。因为出租典物是典权人的一项权利，也是一种使用收益的方法。再如，建设用地使用人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用益物权人对土地的占有也属间接占有。

占有权能是用益物权的基本权能，是使用、收益权能的基础。外国法上的地上权、永佃权、用益权、使用权与居住权等，我国法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都具有占有的权能，当无疑问。但是，地役权是否具有占有的权能，学者间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积极地役权还是消极地役权、继续地役权还是非继续地役权、表见地役权还是非表见地役权，均不以占有供役地为前提，地役权并不包括占有的权能；[③]有学者认为，地役权包括占有的权能。[④]我认为，地役权的种类不同，其是否具有占有权能的情形也不同。有的地役权没有占有权能，如眺望地役权、采光地役权等，就没有占有的权能；有的地役权则具有占有权能，如引水地役权、排水地役权、搭梁地役权等，就具有占有的权能。因此，一概否定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不妥的。那么，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具有独占性呢？对此，学者间的认识也有分歧。有学者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故地役权人不仅可与供役地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而且也可以与其他地役权或其他用益权人共同使用同一土地。[⑤]我认为，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是否独占性，也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地役权的占有权能没有独占性，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形下，个别地役权的占有权能具有独占性。例如，根据个别地役权的特质，如不具有独占性则无法行使地役权的，则该地役权的占有即具有独占性。同时，如果当事人约定地役权人的占有具有独占性的，则占有权能即具有独占性。

既然用益物权的标的物通常需要由用益物权人直接占有，那么，标的物转移占有的方式除现实交付外，简单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观念交付是否允许呢？所谓简易交付，是指以当事人双方设定物权的合意代替该财产现实移转占有的交付方式。可见，简易交付就是简化了的现实交付，因此，简易交付对用益物权标的物的占有移转也是适用的。例如，某甲将自己的房屋借给某乙使用，后双方协商就此房屋设定居住权或典权，则双方达成居住权或典权合意后，该房屋即视为交付占有。所谓占有改定，是指物权的设定人仍直接占有标的物，而由权利人间接占有该标的物。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典给某乙，同时又约定某甲再租赁30天。可见，在占有改定的情况下，标的物的直接占有并没有发生移转，用益物权人仅取得了标的物的间接占有。这种以占有改定方式交付标的物的，也是应当允许的。当然，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而言，占有改定的交付方式通常是不允许的。所谓指示交付，是指当财产由第三人占有时，物权设定人以对于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以代现实交付。例如，某甲将房屋出借给某乙，然后又将该房屋为某丙设定居住权或典权。那么，某甲能否以对某乙的房屋返还请求权让与某丙以代替房屋的交付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在用益物权设定后，如果设定人将对第三人行使的返还请求权移转给用益物权人，即移转间接占有时，也必须由用益物权人行使该返还请求权以取得对物的直接占有，由其在实体上支配标的物。[⑥]这种观点虽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实际上是承认了指示交付的有效性。我认为，指示交付也可以适用于用益物权标的物的移转占有。但是，如果因用益物权设定人的原因，导致用益物权人不能行使返还请求权或行使返还请求权无效果时，应由用益物权设定人对用益物权人所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当然，以占有改定、指示交付方式移转用益物权标的物占有的，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或者用益物权的设定目的。

二、用益物权的使用与收益权能

用益物权是以使用收益为目的而设定的用益物权，因此，可以说，使用与收益是用益物权的核心权能。

使用是指按照物的性能和用途，对其加以利用，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系对物的具体利用，本质上是实现物的使用价值，故使用权能是一种事实上的权能。使用是直接作用于用益物权标的物上的权能，是各类用益物权所共有的权能，因此，在德国民法上，用益物权在法学中的直接意义就是使用权，即以使用为目的而利用他人之物的物权。[⑦]用益物权的使用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生活性使用，即用益物权人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使用用益物。生活性使用一般为单纯使用标的物，不伴随收益权能。例如，宅基地使用权人对宅基地的使用，居住权人对房屋的使用等，都属于生活性使用。二是经营性使用，即以营利为目的而使用用益物。经营性使用由于是出于营利目的，因此，常伴有收益的权能，有时也有处分的权能。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土地的使用，其目的在于获取一定的农产品；建设用地使用人在土地上开发建筑房屋，其目的在于出售房屋而营利。因此，这些使用都属于经营性使用。当然，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将所建筑的房屋出售后，房屋所有人因居住房屋而使用建设用地的，则属于生活性使用。三是公益性使用，即用益物权人是出于公益目的而使用用益物。例如，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用地属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的，这种使用即为公益性使用。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0条规定：“收益是指物的或者权利的果实以及依物的或者权利的使用方法所取得的利益。”因此，收益是指收取标的物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这里的经济利益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而且包括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于收益权能在用益物权权能中的地位，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应当兼具使用和收益两项内容或目的；[⑧]另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不必同时兼具使用和收益两项内容或目的。[⑨]我认为，通过具体分析各种用益物权，可以发现，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收益权能有如下三种情况表现形式：一是仅有使用权能而无收益权能，如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居住权一般无收益权能；二是仅有收益权能而无使用权能，如农村土地承包权人转包后，即仅有收益权能而无使用权能；三是既有使用权能又有收益权能，这种情况最为常见，如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可见，收益权能并不是各种用益物权所共同具备的权能。至于何种用益物权具有收益权能，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三、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

在用益物权中，用益物权人除对用益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能外，是否还包括处分权能呢？对此，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用益物权的权利内容不包括处分权，其内容为对于标的物的占有、使用、收益，不包括法律上的处分。具体而言，在用益物权设定后，物之所有人并没有将其所有权的处分权能移转给用益物权人。用益物权人虽然不具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但土地使用权、典权等可以转让，也可以设定抵押，对用益物权本身进行处分。[⑩]另一种观点认为，就法律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没有移转所有权的处分权，但权利人有权利处分权，即移转权利和设定负担的权利，如转让、设定抵押等；就事实处分而言，因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往往是对物加以利用的条件，使用和收益权能在很多情况下是与事实处分权能相结合才能实现。例如，为了在土地上营造建筑物、种植粮食，就必须对土地进行打地基、翻土、修田垄等，这就属于对土地的事实上的处分，不许为这样的处分对土地的利用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用益物权中是应当包含对物的事实上处分的内容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讨论用益物权处分权能时，通常讨论的是权利人能否对其享有的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加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处分。从这一角度出发，就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不能对标的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就事实上的处分而言，为了使用和收益的目的，法律一般允许用益物权人对标的物进行改良或保存行为，但不允许对其标的物进行显著的变更或毁损。当然，这种观点也不否定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权本身的处分权能，即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或者权利性质的特殊要求，权利人原则上可以对权利本身进行处分。[？]可见，这种观点是以对用益物的处分为前提来讨论处分权能的。

从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其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对于处分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应当首先明确处分的含义和对象。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教授指出：“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作用于某项现存权利的法律行为，如变更、转让某项权利、在某种权利上设定负担和取消某项权利等。处分的对象永远是一项权利或一项法律关系。所有权人处分其所有权的处分行为，如移转动产上的所有权以及在所有权上设定有利于第三人的限制物权（如设定用益权、抵押权或质权）等。”[？]关于处分的对象（标的或客体）问题，涉及到权利客体问题。对此问题，拉伦茨教授从三个层次上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标的，属于狭义的权利客体。这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有体物以及在其上可以有效成立一个第三人的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无体物，因此，属于某人所有的物就是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第二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主体可以法律行为予以处分的标的。这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权利和法律关系。德国民法在使用“标的”（标的物）这一词语时，总是把它和一个处分的法律行为、或者与一个处分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也就是处分标的的意思。因此，在某物上存在的所有权作为处分的标的（可以处分的对象）就是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有权中，所谓的处分应是对所有权的处分，而不是指对所有物的处分。第三层次的权利客体即第三顺位的权利客体，是指作为一个整体并且可以被一体处分的某种财产的权利或者某种特殊财产的权利。因此，财产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处分的标的。[？]从拉伦茨教授关于权利客体的三层次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处分的标的只能是权利或法律关系，而作为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不能作为处分标的的。当然，拉伦茨教授所指的处分，是仅就法律上的处分而言的。若就事实上的处分而言，处分权能应指向物本身。

在我国民法上，学说上一般认为处分是所有权的核心权能，因此，只在论述所有权的权能时加以说明。我认为，处分作为支配物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为所有权所独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也应具有处分权能，只是它们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通说认为，处分不仅包括事实上的处分，也应包括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是指对物进行消费，即通过事实行为使物的物理形态发生变化，从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法律上的处分是指对物的权利的处置，即通过法律行为使物的权利状态发生变动。拉伦茨教授所指的处分，指的就是法律上的处分。法律上的处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法律处分，是指对标的物的权利（如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处分；广义的法律处分，除包括狭义的法律处分外，还包括对标的物设定负担，如在标的物上设定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在物权的处分权能上，法律上的处分的对象应是权利，而事实上的处分的对象是物本身。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具体分析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问题。

就法律上的处分来说，如前所述，它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权利的处分；二是对权利设定负担。就对权利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自然不能享有处分用益物所有权的权利，否则即构成无权处分。但是，用益物权人应当享有对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即有权将用益物权移转给他人。因为用益物权是一种非专属的财产权，通过处分用益物权可以实现用益物权人设定权利的目的。“处分权的缺失有悖于用益物权的支配权属性，会影响到物的使用权效率。” [？]因此，法律应设计具体的规范调整用益物权的移转问题。当然，法律也可以根据某种特殊的原因，限制用益物权的移转，如居住权就是一种不具有移转性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在转移时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就对权利设定负担而言，用益物权人有权以用益物权为客体设定抵押、租赁等权利。例如，我国现行法规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也可以出租。那么，用益物权人是否享有在用益物上设定负担的权利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人不可以就标的物设定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但可以在其享有的用益物权上设定次用益物权，该次用益物权是以既存的用益物权为其客体的。[？]我认为，由于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只享有定限物权而没有所有权，所以，用益物权人一般不能以用益物为客体设定负担，如以用益物为客体设定地上权、抵押权、租赁权等权利。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基于用益目的的需要，用益物权人也可以在用益物上设定负担。例如，用益物权人可以就用益物为他人设定地役权，典权人可以就典物设定典权即转典。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些情况下，用益物权人所设定的用益物权的客体并不是原用益物权人所享有的用益物权，它的客体与原用益物权的客体是相同的，都是原不动产。

就事实上的处分来说，由于它是对标的物进行实质上的变形、改造或毁损，因而，一般情况下，这种处分权能非属所有人不可，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也享有事实上的处分权能。对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尽管用益物权人对用益物加以利用往往需要对物进行一定的变形、改造，如建造房屋需要打地基、耕植农作物需要修田垄等，但这实际上是用益物权人实现使用、收益权能的前提条件，是用益物利用的一种形式，属于用益物的改良行为。用益物的改良与用益物的事实上的处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德国民法典》第1037条第款规定：“用益权人无权对物进行改造或者重大变更。”第2款规定：“在不对土地的经济用途进行重大变更的范围内，土地的用益权人可以为了采掘岩石、砂砾、沙士、粘士、陶士、泥灰岩、泥炭或者其他土壤成分而设置新设备。”前者规定的用益物的事实上的处分，属法律禁止之列；后者规定的是用益物的改良，属法律允许之列。[？]

注释：

[①]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②] 屈茂辉：《用益物权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③] 刘凯湘：《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3页。

[④]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修订三版），台湾文太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26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⑤] 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53页。

[⑥] 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页。

[⑦] 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⑧]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页。

[⑨] 屈茂辉：《用益物权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⑩]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页。

[？] 钱明星：《论用益物权的特征及其社会作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第18页。

[？] 尹飞：《物权法·用益物权》，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

[？]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79页。

[？] 钱明星、李富成：《中国物权法的观念》，载蔡耀忠主编：《中国房地产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页。

[？] 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研究》，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12页。

[？] 我在给研究生讲课，有学生认为物的改良行为应属于事实处分的下位概念，因此，对用益物的改良即属于事实上的处分。但我认为，物的改良与事实上的处分是不同的。前者是在不毁损物的本体的情况下，对物加以改善，以使其增加价值和使用价值，如为房屋的客厅铺设地板；而后者是对物的本体的毁损或变更，或将房屋拆除。因此，应当将物的改良与事实上的处分区分开来。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所有权的权能不仅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还包括改良等其他权能。

其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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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用益物权制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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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用益物权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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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国古代拾金不昧的故事

秀才何岳，自号畏斋，曾经在夜晚走路时捡到200余两白银，但是不敢和家人说起这件事，担心家人劝他留下这笔钱。第二天早晨，他携带着银子来到他捡到钱的地方，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寻找，便上前问他，回答的数目与封存的标记都与他捡到的相符合。

那人想从中取出一部分钱作为酬谢，何岳说：“捡到钱而没有人知道，就可以算都是我的东西了，（我连这写都不要），又怎么会贪图这些钱呢？”那人拜谢而走。

他又曾经在做官的人家中教书，官吏有事要去京城，将一个箱子寄放在何岳那里，里面有金数百两，（官吏）说：“等到他日我回来再来取。”，去了许多年，没有一点音信，（后来）听说官吏的侄子为了他的事情南下，但并非取箱子。

（何岳）得以托官吏的侄子把箱子带回官吏那儿。秀才何岳，只是一个穷书生而已，捡到钱归还，短时期内还可以勉励自己不起贪心；金钱寄放在他那数年却一点也不动心，凭着一点就可以看出他远过与常人。

(2)屈茂辉民法扩展阅读：

拾金不昧指的是拾到东西并不隐瞒下来据为己有，多用来指良好的仆人道德和社会风尚。

金：原指钱财，现泛指各种贵重物品；昧：隐藏。

典故出处：清·吴炽昌《客窗闲话·义丐》。

原文：

“乃呼里长，为之谋宅于市廛，置货立业且表之以额曰‘拾金不昧’。”

白话文释义：

于是让里长为他在集市中购置了溢出房子，置办货物和产业，并且在门楹处表字“拾金不昧”。

例句：

小刚把拾到的一百元钱交给了民警叔叔，他的这种拾金不昧的行为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C. 人大的研究生学院收专科生吗有什么特殊要求想考法硕，但是没有关于法硕专业的本科教科书，怎么办呢

首先，专科生考研必须满足毕业两年（或以上）并达到本科同等学力才能参考。其次，有些学内校对专容科生考研有自己的要求，如本科主干课程通过的门数，英语达到本科水平，或者提交1-2篇论文等。

程序：先是根据要求参加报名，一般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然后是参加1月份的全国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2天），这也就是初试。

初试过后，等待成绩和分数线的划定。如果初试通过，会接到复试通知书，到学校参加复试。

复试一般包括笔试和面试。专科生一般会加考两门。

复试后还有调剂，即第一志愿未被录取，调到其他志愿。

复试通过即可被录取。（要过一段时间，接到录取通知书）。
想考人大，没问题，好好学，我们专科生人才也是很多的，加油！

D. 湖南大学法学院的师资力量

李步云：著名法学家，法治、人权领域权威，“法治三老”之一，首倡“依法治国”。
杜钢建：著名法学家，法治、人权、宪政领域新兴权威。原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屈茂辉：著名民法学家，湖南大学法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法学院院长 ，民商法学科学术带头人。
李良栋：著名民主理论研究专家，湖南大学民主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原任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政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王晓晔：著名法学家，国内反垄断法权威，湖南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原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经济法教研室主任。
张智辉：著名法学家，首批“当代中国法学名家”，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中国检察官协会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秘书长等。
邱兴隆：著名刑法学家，“三湘刑辩第一人”、主张废除死刑。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科学术带头人。曾任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
刘定华：经济法专家，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
段启俊：刑法学专家，湖南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黎四奇：经济法专家，湖南省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石柏林：法理学、行政法学专家。博士生导师。宪法与行政法学学科带头人，湖南法理学会副会长。
王远明：经济法学家，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湖南省诉讼法学会副会长。
郑鹏程：经济法专家，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人才，湖南省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谢佑平：著名诉讼法学家，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人才。 醒龙奖学金：由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湖南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邱兴隆及其夫人捐资50万元人民币设立。主要面向湖南大学法学院有志于刑法学学习和研究的优秀学子，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旨在通过奖励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培养众多刑事法律方面的优秀人才。
研究生奖学金：主要面向研究生，分为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总覆盖70%以上。其中科学学位研究生全部享有奖学金、专业学位推免生全部享有奖学金。

E. 屈茂辉的学术成果

1．《现代物权法》，与王果纯教授合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专家民事责任论》，独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用益物权论》，独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中国国有资产法研究》，独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5．《网络侵权行为法》，与凌立志合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物权法·总则》，独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7．《用益物权制度研究》，独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
8．《合作社法律制度研究》，率蒋学跃、王泽功合著，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年版；
9．《物权法原理精要与实务指南》，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
10．《民法总则原理》，与许中缘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中国合同法论》，执行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民法学》，与刘定华教授共同主编（第二），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02年第2版；
3．《中国合同法学》，独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中国民法》，主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担保法实例说》，率肖君拥合著（第2版增加张怡超），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2003年第2版；
2．《帮你讨个说法》丛书主编，湖南大学法学院2000年版；
3．《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例说》，率王喜军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发表论文120多篇，仅选择代表性论文40篇
1．《论物权行为及我国立法选择》，独著，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核心期刊）1994年第1期；
2．《民法是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李双元、屈茂辉，载《人民日报》1994年5月4日理论版；
3．《质权基本问题研究》，独著，载《法学家》（核心期刊）1994年第1期；
4．《地上权若干理论问题研究》，独著，载《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核心期刊）199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法学》1995年第9期复印，《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5年第6期摘登；
5．《我国物权法若干基本理论研讨》，独著，载《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核心期刊）199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6年第4期复印；
6．《关于物权法制定中动产所有权原始取得方法的探讨》，独著，载《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核心期刊）199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7年第8期复印；
7．《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质驳议》，独著，载《法制与经济》1998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4期复印；
8．《农村承包经营权改革问题探析》，独著，载《农业经济问题》（核心期刊）1998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1998年第6期复印；
9．《论当代中国商法的性质、地位和体系》，独著，载《法学家》（核心期刊）1998年第4期；
10．《宪法应确认多种分配方式》，第一作者（二人合作），载《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核心期刊）1998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1998年第6期复印；
11．《律师职务损害赔偿责任探讨》，独著，载《法律科学》（核心期刊）1999年第3期；
12．《市场交易的内在需求与物权行为立法》，独著，载《中国法学》（权威期刊）2000年第2期；
13．《借款合同三论》，第二作者（二人合作），载《中国法学》（权威期刊）2000年第6期，《法学文摘卡》2001年第1期摘登；
14．《我国国家所有权的征收取得制度探讨》，独著，载《求索》（核心期刊）2001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1年第6期复印；
15．《论权利抵押权》，独著，载《法商研究》（核心期刊）2001年第2期；
16．《法定地上权探讨》，第一作者（二人合作），载《法制与社会发展》（核心期刊）2001年第3期，《法学文摘卡》2001年第3期摘登；
17．《转租制度若干问题研讨》，独著，载《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2001年第12期复印；
18．《国有资产取得制度探析》，屈茂辉、张红，《中国法学》（权威期刊）2001年增刊，《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2002年第2期复印；
19．Internal Demans of Trade and Legislation Concerning the Juristic Act of Real Right, CHINA LEGAL SCIENSE 2001.
20．《论营业质权》，第一作者（二人合作），载《法学评论》（核心期刊）2001年第6期；
21．《用益权的源流及其在我国民法上的借鉴意义》，独著，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3期（5月）；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8期复印；
22．《论人役权的现代意义》，独著，载《金陵法律评论》2002年春季卷；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10期复印；《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5期转载；
23．《企业用益权制度的几个问题探析》，独著，载《求索》（核心期刊）2002年第4期（7月）；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11期复印；
24．《经营性国有资产代表人制度探讨》，第一作者（二人合著），载《政法论坛》（核心期刊）200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3年第4期复印；
25．《动产交付制度研究》，独著，载《中国法学》（权威期刊）2002年第4期；
26．《论征收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第一作者（二人合著），《法学评论》（核心期刊）2003年第2期；
27．《教育合同订立问题研讨》，第一作者（二人合著），《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3年第10期复印；
28．《民法典总则的功能与体系》，第一作者（二人合著），《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4年第6期复印；
29．《物权公示方式研究》，独著，《中国法学》（权威期刊）2004年第5期。
30．《类推适用的私法价值与司法运用》，独著，《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31．《 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研究》，独著，《河北法学》2006年第5期；
32．《物尽其用与物权法的立法目标》，独著，《当代法学》2006年第4期；
33．《论民法上的注意义务》，独著，《北方法学》2007年第1期；
34．《不动产登记申请的法理与规则》，独著，《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35．《受害人近亲属缺位的死亡赔偿法律问题》，率武彬合著，《法学》2008年第2期；
36．《动产交付规则的解释与适用》，独著，《政法论坛》2008年第6期；
37．《中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率周志芳合著，《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
38．《论计量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率张杰、张彪合著，《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39．《继续性合同:基于合同法理与立法技术的多重考量》，率张红合著，《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
40．《民法实证研究中的计量方法》，独著，《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F. 拾金不昧与有偿招领的关系

有偿失物招领制度，指的是有偿失物招领相关部门通过一些手段或线索联系到失主，找到失主后向其收取一定报酬给予拾获人报酬的制度。有偿失物招领，指的是有偿失物招领公司或失物招领网站利用失物的线索联系到失主，找到失主后向其收费，利润分配多采用环卫工和公司"三七开"的形式，很多网友指责有偿失物招领行为是一种社会公德的退步，是对"拾金不昧"的传统道德的颠覆。
"拾金不昧"一直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规范社会基本行为的。应该说，由于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大多数人一直都是把拾金不昧当作传统美德而不是法律义务来看待，当作最基本的公共道德来遵守。但在近些年，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究竟是用道德的温情来熏陶还是法律的戒尺来确立拾金不昧的意识，时常引起争议。
有学者认为，在古代拾金而昧同样要受到处罚，而到了现代社会，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其实也早已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拾金不昧实际上是法律的起码要求，否则就意味着违法侵占。
调查结果也显示，当我们一厢情愿地期待单纯用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时，拾金不昧现象如今并不尽如人意，人们对丢了东西能否找回来的期望值已经大大降低。拾金不昧是停留在道德层面还是纳入法律范畴去宣传教育、规范行为，已成为一个难题。
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认为，"拾金不昧"不是一般的社会道德准则，而是属于传统道德底线，是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防线。只有寻找道德和法律的契合点，让这种社会意识从孩提时代扎根，成为人们必备的素质，才能更好地发扬光大。
拾金的补偿问题
拾金不昧需不需要补偿
对于失物复得，一般失主肯定对归还者表达谢意。如果主动要求取得补偿、索要报酬会不会变味，随着不断增多的失物归还索要补偿事件见诸报端，中国人几千年拾金不昧的品质，在今天的社会里反复遭受着"拷问"。
作为规定有形物的归属和法律关系的基本法，物权法草案无法回避拾金不昧这一话题。草案规定: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这是中国首次立法对拾金不昧者进行经济补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兴富就认为，凡是捡到东西了，都要给钱，不给钱就可以留置，这与传统的社会公德是相互矛盾的，还是应该大力提倡拾金不昧。复旦大学高丽建副教授也认为，从经济学角度讲，遗失物付费也许是合理的;但如果什么事情都用金钱量化，无疑会导致我们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失落，也会让一些高尚行为庸俗化。
也有专家认为，现行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等于把道德要求写进了法律，这显然拔高和夸大了普通人的思想觉悟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这容易导致拾得人失去归还的动力。北大法学院教授王轶认为，草案写进了归还遗失物有权索取必要费用的新规定，是把公民由假想中的道德圣人恢复为普通人。
拾金不昧应该怎样补偿
物权法草案在规定遗失人须支付保管费等必要费用的同时，还规定若未支付必要费用，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有权留置遗失物。其实，调查发现多数人在自己丢掉东西失而复得后，愿意给返还人适当补偿或者馈赠，但人们经常困惑的是究竟该补偿多少。
补偿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实际生活中也不是完全依照现行民法通则执行，而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按总额的百分比来支付;有的支付费用的同时适当小额酬谢;有的按照悬赏广告的承诺来支付。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屈茂辉认为，应大胆借鉴德、日等地民法中关于遗失物拾得者的补偿立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则认为，物权法作为基本法只是确定拾金不昧者可以获得赔偿这一原则，具体的操作是很复杂的，不同的物、不同的情形，可以通过法院判例来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对拾金不昧者的补偿，物权法只是规定一个原则，而具体如何补偿主要还是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
物权法草案最后如何从法律上规范拾金不昧行为，还有待审议。人们期待通过后的法律给"拾金不昧"带来一种适应现代社会、更易于为遗失人和拾得人接受的全新内涵和理念

G. 古人的美德，中国古代拾金不昧的故事有哪些

古代拾金不昧的故事：

有一卖菜人早起去集市上菜。半路上捡到一沓钱，趁着天黑，就把钱揣了起来。天亮以后，查了一下，好大一笔钱，有十五两银票。拿了一张半两的，买了两贯的肉，三贯的米，放在挑担里，也没有买菜，就回到家中。把事情如实告诉了老母亲。

其母不信，怒说："你在欺骗我啊，就算是有人丢的，也不会丢这么多，一两张也就罢了。不是你偷的吧？如果真是捡的，就赶紧给人家送回去。

“的确是捡的，但是送给谁，怎么还啊？”

“你在哪里捡到的，就在哪里等着失主回来，然后还给他！”母亲说。

“我们家一辈子都没有过一次买这么多米和肉的时候，你一次买了这么多，一定会招来祸端的。”母亲马上催促儿子回去还钱。

回去，果然看到失主在寻找。卖菜人敦厚，没有追问失主丢失钱物多少，直接就把东西还了。旁边看热闹的人觉得，失主应该拿出一些银两，有所表示。

没成想，事主竟是一个吝啬小人。“我丢了三十两银票，如今只拿回来十五两，怎么奖赏啊。”事主说自己拿回的钱数不对，卖菜人一时语塞，双方争辩不休，告到了衙门。

审案者觉得，卖菜人说得诚恳，于是暗地里叫人请来他的老母亲，了解了情况，果然一致。于是升堂结案：失者失银票三十两，拾金者捡到十五两。

“这样看来，买菜人捡到的十五两，并不是丢钱人所丢的钱。这十五两，看来是老天赏赐给这位慈祥仁义、知书达理的老母亲的。”-审案者把钱给了卖菜人，命其拿回去孝敬贤母。

又对丢钱人说：“你丢的是三十两，应该是丢在了别的地方，自己再去找找吧！”-于是，呵斥他离去。

围观的人无不拍手称快。

(7)屈茂辉民法扩展阅读

拾金不昧的补偿问题

对于失物复得，一般失主肯定对归还者表达谢意。如果主动要求取得补偿、索要报酬会不会变味，随着不断增多的失物归还索要补偿事件见诸报端，中国人几千年拾金不昧的品质，在今天的社会里反复遭受着“拷问”。

作为规定有形物的归属和法律关系的基本法，物权法草案无法回避拾金不昧这一话题。草案规定：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这是中国首次立法对拾金不昧者进行经济补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兴富就认为，凡是捡到东西了，都要给钱，不给钱就可以留置，这与传统的社会公德是相互矛盾的，还是应该大力提倡拾金不昧。

复旦大学高丽建副教授也认为，从经济学角度讲，遗失物付费也许是合理的；但如果什么事情都用金钱量化，无疑会导致我们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失落，也会让一些高尚行为庸俗化。

也有专家认为，现行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等于把道德要求写进了法律，这显然拔高和夸大了普通人的思想觉悟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这容易导致拾得人失去归还的动力。

北大法学院教授王轶认为，草案写进了归还遗失物有权索取必要费用的新规定，是把公民由假想中的道德圣人恢复为普通人。

拾金不昧补偿标准

物权法草案在规定遗失人须支付保管费等必要费用的同时，还规定若未支付必要费用，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有权留置遗失物。其实，调查发现多数人在自己丢掉东西失而复得后，愿意给返还人适当补偿或者馈赠，但人们经常困惑的是究竟该补偿多少。

补偿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实际生活中也不是完全依照现行民法通则执行，而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按总额的百分比来支付；有的支付费用的同时适当小额酬谢；有的按照悬赏广告的承诺来支付。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屈茂辉认为，应大胆借鉴德、日等地民法中关于遗失物拾得者的补偿立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则认为，物权法作为基本法只是确定拾金不昧者可以获得赔偿这一原则，具体的操作是很复杂的，不同的物、不同的情形，可以通过法院判例来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对拾金不昧者的补偿，物权法只是规定一个原则，而具体如何补偿主要还是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

物权法草案最后如何从法律上规范拾金不昧行为，还有待审议。人们期待通过后的法律给“拾金不昧”带来一种适应现代社会、更易于为遗失人和拾得人接受的全新内涵和理念

H. 拾金不昧者到底该不该得报酬

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的物权法草案从法律角度提出，拾金不昧者可以获得保管费等必要的费用或报酬。
对于失物复得，一般失主肯定对归还者表达谢意。如果主动要求取得补偿、索要报酬会不会变味，随着不断增多的失物归还索要补偿事件见诸报端，中国人几千年拾金不昧的品质，在今天的社会里反复遭受着“拷问”。
作为规定有形物的归属和法律关系的基本法，物权法草案无法回避拾金不昧这一话题。草案规定：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这是中国首次立法对拾金不昧者进行经济补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兴富就认为，凡是捡到东西了，都要给钱，不给钱就可以留置，这与传统的社会公德是相互矛盾的，还是应该大力提倡拾金不昧。复旦大学高丽建副教授也认为，从经济学角度讲，遗失物付费也许是合理的；但如果什么事情都用金钱量化，无疑会导致我们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失落，也会让一些高尚行为庸俗化。
也有专家认为，现行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等于把道德要求写进了法律，这显然拔高和夸大了普通人的思想觉悟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这容易导致拾得人失去归还的动力。北大法学院教授王轶认为，草案写进了归还遗失物有权索取必要费用的新规定，是把公民由假想中的道德圣人恢复为普通人。
拾金不昧应该怎样补偿
物权法草案在规定遗失人须支付保管费等必要费用的同时，还规定若未支付必要费用，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有权留置遗失物。其实，调查发现多数人在自己丢掉东西失而复得后，愿意给返还人适当补偿或者馈赠，但人们经常困惑的是究竟该补偿多少。
补偿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实际生活中也不是完全依照现行民法通则执行，而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按总额的百分比来支付；有的支付费用的同时适当小额酬谢；有的按照悬赏广告的承诺来支付。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屈茂辉认为，应大胆借鉴德、日等地民法中关于遗失物拾得者的补偿立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则认为，物权法作为基本法只是确定拾金不昧者可以获得赔偿这一原则，具体的操作是很复杂的，不同的物、不同的情形，可以通过法院判例来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对拾金不昧者的补偿，物权法只是规定一个原则，而具体如何补偿主要还是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
物权法草案最后如何从法律上规范拾金不昧行为，还有待审议。人们期待通过后的法律给“拾金不昧”带来一种适应现代社会、更易于为遗失人和拾得人接受的全新内涵和理念。

I. 你认为对拾金不昧者应该给予经济补偿吗为什么

对于失物复得，一般失主肯定对归还者表达谢意。如果主动要求取得补偿、索要报酬会不会变味，随着不断增多的失物归还索要补偿事件见诸报端，中国人几千年拾金不昧的品质，在今天的社会里反复遭受着“拷问”。
作为规定有形物的归属和法律关系的基本法，物权法草案无法回避拾金不昧这一话题。草案规定：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这是中国首次立法对拾金不昧者进行经济补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兴富就认为，凡是捡到东西了，都要给钱，不给钱就可以留置，这与传统的社会公德是相互矛盾的，还是应该大力提倡拾金不昧。复旦大学高丽建副教授也认为，从经济学角度讲，遗失物付费也许是合理的；但如果什么事情都用金钱量化，无疑会导致我们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失落，也会让一些高尚行为庸俗化。
也有专家认为，现行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等于把道德要求写进了法律，这显然拔高和夸大了普通人的思想觉悟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这容易导致拾得人失去归还的动力。北大法学院教授王轶认为，草案写进了归还遗失物有权索取必要费用的新规定，是把公民由假想中的道德圣人恢复为普通人。

拾金不昧应该怎样补偿
物权法草案在规定遗失人须支付保管费等必要费用的同时，还规定若未支付必要费用，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有权留置遗失物。其实，调查发现多数人在自己丢掉东西失而复得后，愿意给返还人适当补偿或者馈赠，但人们经常困惑的是究竟该补偿多少。
补偿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实际生活中也不是完全依照现行民法通则执行，而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按总额的百分比来支付；有的支付费用的同时适当小额酬谢；有的按照悬赏广告的承诺来支付。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屈茂辉认为，应大胆借鉴德、日等地民法中关于遗失物拾得者的补偿立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则认为，物权法作为基本法只是确定拾金不昧者可以获得赔偿这一原则，具体的操作是很复杂的，不同的物、不同的情形，可以通过法院判例来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对拾金不昧者的补偿，物权法只是规定一个原则，而具体如何补偿主要还是靠当事人之间的约定。
物权法草案最后如何从法律上规范拾金不昧行为，还有待审议。人们期待通过后的法律给“拾金不昧”带来一种适应现代社会、更易于为遗失人和拾得人接受的全新内涵和理

J. 湖南大学847民法教材是王利民主编的吗

应该是屈茂辉 中国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