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搭便车

Ⅰ 免费搭车发生事故，能否要求司机赔偿损失

［案情回放］

龙武的家位于山区，每次回家都要搭乘从平原地区开往山里的班车，路上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由于路途远，山路崎岖，每天往返于山区与平原之间的班车只有几趟。

一天，龙武正在家里休假，公司打来电话说有一笔重要的生意要谈，需要龙武在第二天上午准备出谈判的相关资料，为下午的谈判做好准备。龙武无奈，只好在第二天早上起个大早去公司加班。

不巧的是，第二天下起了大雨，时间太早又没有班车经过，正在龙武着急之时，路上开过来一辆运货物的大货车。龙武见车上只有司机一人，便将车拦了下来，请求司机带自己一段。司机郭旭东告诉龙武，由于路太难走，又下着大雨，怕出危险，不愿意让其搭便车。但龙武一再请求，希望郭旭东能帮自己一个忙。禁不住龙武的请求，郭旭东答应让龙武搭车，但提前说明，路面实在太难走，如果因为搭乘发生了什么事故，自己不负赔偿责任。

急于搭车下山的龙武二话没说便答应了郭旭东的要求。货车开到一处山路的拐弯附近，因为路面较窄，且路上积水很深，正巧对面驶过来一辆大货车也要拐弯，为了躲避这辆大货车，郭旭东将车驶上了人行道。因为雨太大看不清路，郭旭东将一名路上走的行人撞倒，又撞到了路上的护栏，货车受损，龙武也因此而受伤，住院治疗了几天，花去了医疗费几千元。

龙武出院后，要求货车司机郭旭东赔偿自己的损失。但郭旭东却表示，自己和龙武事前有约定，出了事故自己一概不负责任，而且龙武也一口答应，所以自己不同意龙武的请求。龙武见协商不成，便将司机郭旭东起诉到法院。

［专家点评］

在本案中，由于当时天下着大雨，山路又不好走，郭旭东出于安全考虑开始并没有答应龙武的搭车请求，龙武确有急事在身，经过龙武的一番请求，郭旭东才答应其搭乘自己的火车。龙武和郭旭东之间虽然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但实际上形成客运合同关系。该合同由于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因此两人之间的运送合同是有效的。

在该运送合同中，郭旭东加入了一条，即如果因为搭乘出现了意外，一律由龙武负责，龙武由于搭车心切就答应了郭旭东的要求。郭旭东与龙武之间的这一约定构成了合同的免责条款，但由于该免责条款违反了民法自愿、公平的原则并且排除了郭旭东应当承担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合同法》第53条的规定，该免责条款应该认定无效。龙武虽然是免费搭车，郭旭东仍应承担将其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由于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龙武人身损失，违反了合同义务，郭旭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由于龙武是免费搭车，郭旭东在搭车前已反复提醒其危险性，对于损害的发生龙武也有过错，可以适当减轻郭旭东的责任。

Ⅱ 现在跑顺风车合法吗

私家车自用可以来，但自收钱载客是不合法的（挂靠有资质的公司是可以的如滴滴打车）相关法律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拓展资料

顺风车是没有运营的资格的顺风车被称为黑车。因为黑车缺少相关手续，对乘客的安全没有保证，会影响正规出租车的利益，所以不被政策所允许。

国家鼓励公民出行选择有安全保障的正规出租车。如果公民出行明知是黑车仍然选择乘坐，法官在对事故的发生原因及行为人的过错程度进行确认，要求有过错的公民为自己的过错“买单”。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Ⅲ 路上捎同事一段，若发生交通事故，免费“搭便车”出事谁负责

上下班路上，开车捎同事一段儿、或搭了同事的便车是日常时有发生的事儿，亲朋好友出行互相搭乘也属正常。若在搭载的过程中，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搭便车的人还受了伤，那原本利他的小事儿很可能就演化成了纠纷。

2016年11月17日下午17时许，黄黄（化名）搭乘范范（化名）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行驶至海门市北京路路段左拐弯时，与对向直行的由罗罗（化名）驾驶的小型客车发生碰撞，造成车辆不同程度受损，黄黄倒地受伤。黄黄随即被送往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好意同乘”写入民法典，让善意供乘人的责任减轻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让司法实践和人们的出行有了明确指导，也是倡导乐于助人的良好道德风尚的具体体现。

Ⅳ 司机因为做好事让路人搭顺风车，路人不小心踩到油门导致事故这样的责任该谁来负担

搭便车，复属于民法上的”好意施惠“，制若司机对于路人所遭受的损失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一般情况下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这个案例中，司机无故意和重大过失，相反路人踩到油门导致其自身受损，很显然路人是有重大过失的，故不得要求司机承担赔偿责任而应自负其责。

Ⅳ 免费让路人搭车算不算无因管理

既非无因管理，抄亦非无袭偿运输合同。
免费让路人搭车的行为，在民法理论上被称为“好意施惠”，详细内容有兴趣的话不妨阅读王泽鉴教授的民法总则。
说到好意施惠和无因管理，私以为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无因管理是事实行为，可以不依当事人的意思直接、当然地发生债权债务关系，而好意施惠则既不会产生合同之债也不会产生无因管理之债，双方当事人并无任何法律上的瓜葛，易言之，好意施惠乃适法行为，并不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具体来说，仅仅免费让路人搭车，在施惠者和受惠者之间并不产生权利义务关系。
不知道这样的解答是否让你满意？祝好

Ⅵ 搭便车出车祸谁的责任

假如在免费搭乘便车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对于搭乘者受伤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侵权责任法》第48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民法总则》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

因此对搭乘人因交通事故致损的责任承担区分以下情况：

若事故是由其他车辆的原因(全责)造成搭乘者伤害的，则自然由其他车辆担责。

若搭乘车辆有过错的，其驾驶人或所有人、管理人有过错的则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搭乘人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减轻驾驶人或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比如：若搭乘人明知搭乘车辆存在违法情况(如无照驾驶、酒后驾驶等)，则应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责任。再比如：若因搭乘人的原因(搭乘人驾驶、干扰、指使等)造成事故的，则搭乘人与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按比例担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善意搭乘者的赔偿不包括间接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搭便车”的责任承担只字未提，但却规定：在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且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后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由此可见，搭便车、搭顺风车的虽然是助人为乐的行为，但免费让别人搭乘并不表示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或所有人、管理人就不承担责任。所以，我们一旦同意别人搭乘，车主就有安全注意、谨慎驾驶的义务，这项义务不以车主的助人为乐行为有所减轻。

Ⅶ 搭顺风车遭遇车祸是否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搭顺风车的行为属于好意同乘行为。行为人侵权的需要承担民是赔偿责任。
所谓“好意回同乘”是指经同答意无偿搭乘他人车辆的行为。其法律义务是车辆驾驶人不得损害同乘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好意同乘”时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无偿搭车者损害的，应当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车辆驾驶人有重大过错的除外。无偿搭车者有过错的，应相应减轻本车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Ⅷ 民事诉讼法的知识框架

1991 年我国颁行的《民事诉讼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为解决群体性纠纷，吸收借鉴美国的集团诉讼和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的立法经验,确立了我国群体诉讼的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1992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该制度进一步作了具体规范。

一、代表人诉讼制度对解决群体性纠纷的重要意义

群体性诉讼制度的主要功能是:

1. 解决主体众多与诉讼程序空间容量有限的矛盾, 扩大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

2. 保证诉讼标的相同或者属于同一种类的纠纷能够获得相同的裁判, 避免法院做出矛盾的判决;

3. 增强单个受害者抗衡现代高技术企业或者行业等具有强大实力的组织的能力, 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4. 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1]

二、现阶段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局限性

（一）、从诉讼成本来看 [2]

有人认为诉讼成本是“生产正义的成本”, 包括国家负担的“审理成本”和由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3] 从审理成本方面看

（1）法院立案审查工作繁重。法院需要对众多当事人一方的诉讼标的是否相同或者属于同一种类,诉讼请求或者抗辩方法是否相同，还要审查代表人是否适格等，极其繁杂。

（2） 受理人数不确定的案件后不仅需要进行不少于30日的公告, 而且还要对陆续前来的当事人进行审查和登记。

（3）, 当事人如果不能推举出合适的诉讼代表人, 法院还要与全体当事人商定或者遴选诉讼代表人。

（4）法院必须对代表人是否忠于职责进行监督。

（5）, 案件审结后每当有当事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起诉的, 法院都要对其请求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

显然, 在这种制度约束下, 代表人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愈多, 法院的上述工作任务就愈重, 法官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法院的投入成本也愈大。

1、 从诉讼成本方面说

（1）, 在提起诉讼之前, 意图提起代表人诉讼的当事人必须与其他当事人联络, 征求各个当事人提出诉讼的意向、其后要彼此商谈具体的诉讼请求、推举适当的诉讼代表人选, 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物色满意的代理律师等;

（2） 在提起诉讼后, 举凡诉讼请求变更或者放弃、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进行

和解和撤诉等诉讼事项发生, 都必须在所有的当事人之间征询意见并达成共识, 才能做出相应的诉讼对策, 而涉及诉讼代表人变更的, 又必须重新确定代表人。

（3） 交通费、律师代理费等等诉讼费用。代表人诉讼涉及的受害人愈多, 搜寻有关信息和达成诉讼合意就越困难, 当事人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也就越大。

过高的诉讼成本为纠纷当事人提起代表人诉讼设置了难以跨越的门槛。

（二）、从当事人适格的角度来看

传统理论强调诉讼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这样的当事人才是适格当事人。传统的民事诉讼主体适格理论在现代型诉讼中同样受到了冲击和挑战。现代型诉讼的特点是: “纷争当事人一方常常是数量众多且处于弱势的受害者, 从而在人数和利益等方面具有集团性行业扩散性。”4[4] 作为现代型诉讼的集团诉讼也往往超越个人的利害关系, 其争议因具有公共性而得以社会化和政治化, 即群体性纠纷的大量出现, 已经使单独个人的私益问题, 变成了一个广泛的公益问题。5[5] 而传统的诉权理论及当事人适格问题则关闭了公共利益保护之门。一定程度上也关闭了个人权益保护之门。2000 年发生的日本“东芝”笔记本电脑、“三菱”汽车事件中,众多中国消费者无法通过便利有效的群体诉讼机制来实现对其受损权利的救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事例。[6] 我国代表人诉讼中有关当事人适格的规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7[7]

(1)在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中,用以最终确定人数的权利登记制度存在负面作用。由于群体诉讼多为“小额多数”之诉,在信息不发达地区或权利意识不强烈的情况下,会出现许多受损者没有机会或不愿意进行权利登记的实际情况,这样就会导致登记的赔偿总额与违法者的非法所得之间出现较大的差异,从而放纵违法者。

(2)代表人的诉权需要经由其他成员的明示授予而获得,对对私人利益的侧重保护,导致群体诉讼的提起困难重重。由于群体纠纷涉及的利益主体范围广,规模大,要求代表人只有在获得其他当事人一一授予的诉讼实施权的情况下才能以“集团”的名义提起诉讼,无疑是一项复杂又艰巨的工作,而且在某些群体纠纷中当事人并不是可以完全确定的情况下,要想获得所有当事人的明示授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3)代表人需要由经过权利登记的全体当事人明示授予其诉权与法院生效判决对那些未经权利登记的人具有“间接”拘束力存有制度上的矛盾,容易产生“搭便车”的懈怠诉讼心理。可能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大家谁都不先提起诉讼,等着直接适用判决,个人私利得不到保障的同时,社会利益被破坏殆尽。

（三）、从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产生及权限角度

1、 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产生：

我国诉讼代表人产生需要经被代表人的推荐、商定及授权。但群体诉讼人数众多且不确定性以及分布的广泛性, 就决定了充分的授权是不可能的, 而且取得意见一致的授权更是有很大难度。即使实现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授权, 也仅仅是登记范围内权利人的授权,因为代表人并不能代表那些受到侵害却没有登记的人们, 而他们及其受到的侵害却是客观存在着。可以说,这个制度设计的本身就是以牺牲权利人的部分诉权的行使为代价的。

2、 诉讼代表人诉讼代表人的权限：

民事诉讼法规定:“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人同意。”使代表人在诉讼中处分实体权利困难重重，由于代表人诉讼中当事人人数中众多,居住分散,处分实体权利要征得全体当事人的同意,不仅代表人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造成诉讼拖延,增大了诉讼成本,而且当事人人数众多,极易造成意见不统一,使得代表人无法行使代表权,最终导致代表人诉讼无法进行。具体来说：

（1）、诉讼代表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分离最终导致诉讼代表人的诉讼权利难以保障。诉讼代表人不享有实体处分权, 便无法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判断, 自主地行使权利, 维护己方合法权益。代表人的权限权相当于委托诉讼代理中的一般代理,忽视了代表人的当事人身份。

（2）、诉讼代表人缺乏实体处分权, 不能对实体问题独立做出让步和谅解, 而要征求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一旦有人执意反对, 调解结案便成泡影。.为调解结案设置了障碍。其诉讼权利充其量不过是被动地把各当事人意思表示收集后代为转告而已。

（四）、从诉讼标的同一的角度 [8]

诉讼标的同一或属于同一种类的这一诉讼要件,导致代表人诉讼的提起要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 条、第55 条规定,当事人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诉讼标的为同一或同一种类的,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的。这两条规定表明,我国代表人诉讼适用范围是以诉讼标的同一或同一种类为前提,共同诉讼人之间不能因存在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提起代表人诉讼。实践中因同一事实造成众多当事人损害时,不同的当事人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定,可能有的用合同关系起诉,可能有的用侵权行为起诉,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不同一,也不是同一种类的,这样就导致造成众多当事人损害的事实相同,诉讼标的并不同一或同种,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尽管受害人众多,也因不符合代表人诉讼的要件而不能提起代表人诉讼。

(五) 从判决效力具有间接扩张性角度 [9]

判决效力具有间接扩张性导致“搭便车”的心理普遍存在,从而使代表人诉讼提起困难重重。我国民事诉讼所讲的判决效力间接扩张是指在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中,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认定其请求成立的,裁定适用人民法院已作出的判决、裁定。这样规定有利于维护同等情况得到同等对待这一司法统一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但是,判决效力的间接扩张极易助长当事人“搭便车”的心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诉讼,而且他们还可能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而对于因同一事实遭受损害的未参加登记的当事人来讲,在胜诉之后再行起诉,法院可直接裁定适用原裁判,这部分人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同等的利益,这样做的后果会导致遭受损失的当事人都不先起诉,都等“搭便车”。从当事人的心态看,谁也不愿意费力地带头到法院起诉,而让他人坐享其成,分享利益。

(六)从上诉角度 [10]

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人民法院裁定适用已作出裁判不得上诉,这一规定与二审终审制度相冲突。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允许当事人提起上诉的裁定有四种:不予受理的裁定,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裁定和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据此,对代表人诉讼中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时,人民法院所作出的适用原裁判的裁定是不能上诉的,这种裁定是解决实体问题的,并且裁定所适用的案件均为民事权益争议案件,并不属于一裁终局的非民事权益争议案件,不允许当事人上诉,这与二审终审制度是相冲突的。

（七）、从管辖角度：

级别管辖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还是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如果二级人民法院都可管辖,应如何分工;地域管辖上,适用一般地域管辖的规定,还是适用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代表人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关于代表人诉讼案件的管辖，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如果众多的当事人已向同一法院起诉或者被同一原告向同一法院提起诉讼，且该法院有权进行管辖的，当然就不存在什么管辖疑问。但现实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人数众多，往往可能会分散在许多法院管辖区之内，甚至跨县、跨省，而不便于集中进行诉讼，直接套用传统的民事诉讼管辖规则，对于代表人诉讼来说，就可能会显得过于原则而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如民事诉讼管辖规则对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案件的管辖是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这在侵权行为地较为分散的情况下仍优先适用，显然不利于充分保障全体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也不利于人民法院集中调查取证、审理案件从而使案件得以全面合理有效地解决。

三、我国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完善

(一) 适用范围要扩大。

我国诉讼代表人适用范围是诉讼标的同一或同类,而不涉及同一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这就把诉讼代表人制度作为一种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的特殊处理形式,限制了诉讼代表人制度的适用。而依通说,所谓的诉讼标的就是发生争议并提请法院裁判的民事法律关系,即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就产生了尽管有相同的事实问题,但当事人依不同的法律规定,比如有的依合同关系,有的依侵权行为而提起的诉讼,都不能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这必然把诉讼代表人局限于狭窄的范围。所以应从宽理解为有同一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就允许适用诉讼代表人制度。

(二) 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在登记权利时,程序要件应有所放宽。

如上文所述,我国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适用时要经过权利登记使人数确定化,而对于未登记并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也不主张权利的人则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不加保护。而现行的美国集团诉讼制度则采取相反的作法,凡是没有申报退出将自己的实体权利作出处分的权利人,一律视为当事人并加以保护或拘束。相形之下,我国现行的代表人诉讼登记程序与美国1938 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申报加入”相似,而该规则已被1966 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所抛弃。这种抛弃是讲究实证的美国人利弊权衡的结果。采取登记或申报的做法各有利弊,登记之后虽然确定了当事人,但是对于没有登记的权利人不但没有保护,而且会使侵权人因此而获得非法利益。而申报退出的做法虽然有嫌于忽略当事人的实体处分的权利,但是相对于集团诉讼对于公益特殊的保护和预防功能,前者应该让位于后者。

（三）、扩大诉讼代表人诉讼权利

1、在对诉讼代表人的资格予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赋予其更为广泛的诉讼权利，在诉讼中留给其更为广泛的活动空间。在我国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框架下，诉讼代表人在诉讼活动中的诉讼行为所受的限制比较大。其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代表人在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方面没有自主权。从立法者的考虑来看，是为了防止因诉讼代表人的恶意行为而给其他当事人造成损失这一情况的发生。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安排是不符合群体诉讼制度自身的内在机理及其宗旨的。这是因为，群体诉讼制度的目的本来就是为解决大规模纠纷而设立的，而且群体诉讼制度的价值所在就是其效率性和经济性。诉讼代表人可以看成是被“浓缩”的当事人，要保证整个诉讼活动真正富有意义，就必须赋予其充分而全面的诉讼权利，其中就包括处分权，尤其是实体处分权。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诉讼代表人的“代表”作用。倘若对代表人的行为做出较大的限制，不给予他充分的意志自由，无疑会束缚其手脚，不利于其能动作用的全面发挥。更为重要的是，关键时刻要求代表人征求被代表人同意或授权的做法势必造成诉讼的延误，同时也造成不必要的程序耗费，和设立群体诉讼制度的初衷相悖。尤其是在当事人一方人数特别多，分布特别广的情况下此种做法更是行不通，或者成本相当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美国集团诉讼的某些处理方式，赋予代表人在法院的监督下行使处分权（尤其是实体处分权）的权利，从而使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彻底从共同诉讼的框架中走出来，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名副其实的大规模群体纠纷解决机制 [11] 2、加强对代表人资格的审查和监督

不断扩大代表人诉讼权利尤其是实体性处分权利，要求诉讼代表人能够本着被代表人利益行为。因此，对于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资格、诉讼能力以及必要的责任意识等问题有待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予以明确和具体化，法院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待增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对诉讼代表人的条件做出明确规定，显然不利于对代表人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作为合格诉讼代表人，尤其在前述扩大其诉讼权利的基础上，应该具备起码的条件，才能为被代表当事人利益不受侵害提供保障。包括：1.诉讼代表人与其他成员应具有共同的利益；2.具有诉讼行为能力；3.能公正善意的维护所代表全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另外，“当代表人没有很好履行代表职责时，被代表的当事人应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更换代表人；同时人民法院对此也应承担必要的监督职责，在审理中发现诉讼代表人不适格的，也有权通知当事人更换代表人。” [12] 此外，对于诉讼代表人的失职或者与对方当事人串通损害被代表人利益的恶意行为，必须要有相应的、及时的救济措施，比如人民法院可以宣布其恶意的诉讼行为无效。在诉讼代表人的产生问题上，应该更为充分的尊重当事人意志。当出现推选或者商讨不出诉讼代表人的情形时，人民法院不应强行指定，而应告知这些当事人可以分别进行诉讼。

(四) 赋予某些团体以诉权

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 但个人权利的实现往往须通过其所在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实现,所有团体的行为最终可归结为组成团体的个人的行为 [13] 。所以可借鉴德国的做法, 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 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在某些领域设立团体诉讼, 基于团体章程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直接起诉。如果当事人不能或无法选择诉讼担当人, 则可以由法律或法规规定的某个机构作为其诉讼担当人 [14]。可优先赋予消费者保护团体和环境保护团体以诉权, 赋予其直接提起侵权之诉或不作为之诉(停止侵害) 救济的权利 [15]。在证券集团诉讼中, 可仿照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做法, 专门成立一个“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机构 [16] 。直接代表股东的利益, 代表股东从事诉讼活动。

（五）对民事诉讼法立法空白问题的构想

1. 管辖问题。

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案情简单、诉讼主体较少、诉讼标的不大的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主体特别多、标的额巨大,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地域管辖适用民事诉讼法一般规定

2. 上扩问题。一审判决后,部分代表人上诉,部分放弃上诉的,部分上诉诉讼代表人的上诉行为对全体成员发生效力,上诉法院应当通知放弃诉讼的其他诉讼代表人参加上诉审,如其不愿参加,可以上诉的部分代表人作为上诉审的诉讼代表人,二审判决的效力及于全体;一审判决的,全体诉讼代表人放弃上扩,群体中部分当事人不服原判,部分当事人无上诉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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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民法典一千二百一十四条怎样理解

《民法典》就原《侵权责任法》

有哪些具体修改

1、在侵权责任的构成方面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条对于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要件进行了完善，由“侵害民事权益”变为“侵害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这一改变更加符合法律实务中对侵权行为进行责任认定时的操作，比如行为人高空抛物，这就是一个侵权行为，但是下方无人，或者抛出物没有伤到他人，没有造成损害结果，那么就不能追究其民事侵权责任行为。但也要注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规定“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躲过了民事侵权责任，却触犯刑法，一样被法律所制裁，高空抛物不可取！

2、新增“自甘风险”的相关规定，回应实践问题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是一条完全新增的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

“自甘风险”原则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是一个备受瞩目的事情，最关注这一问题的，莫过于体育法律界的朋友们，体育类活动是最容易造成人体损伤的，小伤自然不必多说，但时不时发生的严重损伤，非常容易引起侵权责任纠纷，体育活动的组织者，特别是校园体育活动的组织者校方，都会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束手束脚。例如体育老师组织学生折返跑导致学生摔倒受伤、公司组织员工进行足球比赛队员鼻骨受伤断裂等案件，都有判定学校或组织者甚至参与者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可能这些实务判例中有多方面的考虑才让组织者承担了部分责任，但不可避免的是普通大众看到这种新闻时并不会仔细研究其中的判决依据，只会记住事件的起因和结果，那么就会导致文体活动的开展大大受限，大家都对这样的事情畏之如虎，体育课换成数学课，周末运动俱乐部换成上网打游戏，不利于全民身心的健康发展。

因此，这次立法将“自甘风险”纳入是一次极大的进步，体现了法律对体育行业的时代关怀，对于促进全民理性、积极地参加体育活动，提高体育活动效率和质量，加强和完善体育法治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正是组织文体活动可能带来风险，只有释放这样一种风险，才能够激发更多举办活动者的热情。但注意，这一条文也不是所有组织或者参与者的“免责尚方宝剑”，任何组织或者参与者也都应当尽到自己的应有义务，在大街上组织踢球，怂恿喝了酒后进行跑步等剧烈运动，那么等到的很有可能就是《民法典》的侵权责任惩罚。

3、新增“自助行为”条款，并明确了其限制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条同样也是一条全新的法律条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何为“自助行为”，根据法律条文的描述，不难想到留置权，留置权的定义是指债权人因合法手段占有债务人的财物，在由此产生的债权未得到清偿以前留置该项财物并在超过一定期限仍未得到清偿时依法变卖留置财物，从价款中优先受偿的权利。实务中常常引用留置权的纠纷就有交予维修物品又不支付维修费用的案件，比如维修手机，维修过后不支付费用，维修方不返回手机，对手机行使留置权。那么“自助行为”与以前《担保法》及《物权法》所规定的留置权有什么区别呢？

此前，早在我国2009年以前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第三稿就删除了第一、二稿中有关民事自助行为的规定，其原因就是该“自助行为”条款实为免责条款，有着它存在的必要意义，但不同于留置权要求“债权人已经合法占有债务人的财产，且财产与债权属同一法律关系（如上述维修手机，手机交予维修人被合法占有，拖欠的维修费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自助行为”不要求基于合法途径占有侵权人财物，可以直接“扣留”，更不要求所占有财物与侵权行为有直接关系。因此，这样的免责条款很有可能受到滥用，所以被删除。

但是，“自助行为”在生活中却是存在并具有合理性的，例如有人想吃“霸王餐”，在饭店用餐后声称没钱，拒绝买单。饭店限制其离开，并打电话报警，这种行为即为民事自助行为，缺少对这样行为的法律定义与限制的法律体系就是不完整的。所以此次民法典修订，再次将“自助行为”条款加入侵权责任篇，同时为了防止滥用，明确了适用条件为“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并规定“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同时并不赋予受害人百分百的免责权力——“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人身损害赔偿新增“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计算标准，而原《侵权责任法》未规定赔偿“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故《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在人身损害赔偿费用中进行了新增，将司法解释中的“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纳入了立法，提升了立法层级，现在被明确的可以合法主张的费用有：“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5、完善了对侵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赔付顺序规定

原《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先按照所受损失进行赔偿，所受损伤难以确定的，按照侵权人获得的利益进行赔偿，这样会出现一种情况即被侵权人能举证的所受损失小于侵权人所获利益时，被侵权人的权益无法得到完全保障，侵权人也得不到应有惩罚，有可能使得侵权人更加肆无忌惮。因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对此进行了完善，所受损失与所获利益为同一赔偿顺位，按照最高的进行赔付，进一步保障了被侵权人的完整权益。

6、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四条纳入立法

我们时常看到有“熊孩子”毁坏他人物品被索赔的新闻，但这类新闻大多因为熊孩子毁坏的物品价值高昂，不好好管教“熊孩子”的“熊家长”心有不平，不愿赔付的时候才会闹上新闻甚至诉至法庭，这样的“熊孩子”数不胜数，但是生活中往往有的被毁坏物品可能价值并不高昂，可对拥有者来说却可能有重大意义，可能是亡故的亲友遗物，也有可能所看重之人赠与，被毁坏了心痛无比却不能获得多少赔偿，“熊孩子与熊家长”也不能得教训长记性。因此司法解释就对此进行了规定，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则提升了其立法层级，明确了特定物损害的精神赔偿责任。所以，应当管住自己，更应当管住孩子，不要随便损坏甚至翻动别人的物品。

7、明确了委托监护的侵权责任

上一条说了“熊孩子”造成他人损害时监护人需要承担责任，那么如果监护人委托他人进行监护时“熊孩子”造成他人损害该怎么办呢？《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委托他人监护的情况下，无、限制民事行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依然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受委托人则承担过错责任，即有过错才需承担责任。

8、新增关于侵害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

各种科技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越发突显，知识产权的侵害行为也越来越多，但是很多知识产权的价值很难衡量，实务工作中对于侵害赔偿数额也难以确定，因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新增条文“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进一步提高了恶意侵害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体现了法律随时代在进步和完善。

9、履行工作或因劳务致他人损伤，一样有可能要承担责任

我们都知道，单位的工作人员或者个人劳务关系中的劳务方在履行工作职责的时候造成他人损害的，都是由单位或者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与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新增规定，在用人单位或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劳务方进行追偿。因此，在生活工作中，谨慎总不是坏事。

10、明确承揽活动中，定作人只承担过错责任

不同于单位工作关系与个人劳务关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除非定作人的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才承担相应责任。

11、为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完善了侵权处理法律指南

现如今网络发展迅速，在大数据网络背景下，人们的隐私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网络用户利用网络的侵权行为也越来越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至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可谓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指南，完整规定了在侵权行为发生后，权利人有权如何应对侵权行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初步侵权证据与权利人真实身份信息），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怎样配合维权的同时（及时采取措施，否则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不因为一方“保障权利”而“侵权”另一方（被指侵权用户享有声明权，可以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证明，并提供真实身份信息），这几条有关网络侵权的规定是也是《民法典》里字数最多的几条法律条文，完美体现了一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12、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责任明确

《民法典》侵权责任篇第五章交通事故责任共修改了6条条文，新增4条条文，主要对各种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责任承担进行了明确，首先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的，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的，由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所有人与管理人只承担过错责任；盗、抢机动车的，由盗、抢人与车辆驾驶人（盗、抢人与驾驶人不是同一人的）承担连带责任。

大家非常关注的非营运车辆与无偿搭车人损害的问题，即俗称“搭便车”问题，明确了“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体现了法律对保护受害者权益和鼓励助人为乐二者之间的平衡。

新增条款明确了交通事故损害后的赔偿优先顺序：强制保险---商业保险---自行赔付。

13、遗失病历不再是医疗事故中的借口

《民法典》侵权责任篇第六章医疗损害责任赔偿修改了7条法条，主要是进行一些表述上的完善，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医疗机构的过错推定条款。因为在实务工作中，发生医疗事故时，要进行责任认定，病历记录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但是详细的医疗记录由医疗机构保管，常常出现医疗机构以遗失为借口逃避法律责任。因此在《民法典》的立法过程中，明确遗失、伪造、篡改或违法销毁病历资料的，均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除此之外，本章新增了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对患者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以及侵害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14、破坏生态“罪加一等”

《民法典》于一千二百二十九条至一千二百三十五条以新增“破坏生态”为污染后果或新增整条法条的形式，对当前社会发展中，无视生态环境的侵权行为进行了严格约束，同恶意侵害知识产权一样，被侵权人还有权提出惩罚性赔偿，进一步加大了侵权人的违法成本，不但如此，国家机关或相应的合法组织还有权要求侵权人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或承担修复费用，以及相关的一切损失与调查、评估鉴定费用、防止损害扩大费用等。所以，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牺牲环境进行发展早已不可取。

15、“高空抛物”明令禁止

最开始我们就说过了“高空抛物”问题，这一行为不但触犯了刑法，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必然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鉴于实际生活中，高空抛物的事情时常发生，《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法条第一句即“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当抛掷物或坠落物致人损害的，整栋楼的“连坐”义务也不是开玩笑的，该法条规定在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以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但也新增了补偿人可以再向侵权人进行追偿的规定。同时物业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防止事故发生而未采取的，也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法条的最后还新增了公安机关的调查义务，明确应当由公安机关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避免因“连坐”导致承担赔偿责任的普通老百姓无法找到真正侵权人而权益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