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的现实意义

『壹』 商法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具体作用400字以上

商法之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内容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商法中的一个“帝王条款”，它对于民事活动和商事活动的公平进行具有着普遍性的控制作用。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的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依照契约条款，更重要的是要依照其内心的诚实信念完成契约所规定的支付。所谓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树立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按照这一原则，商事主体在行使私法上的权利、履行私法上的义务时，应恪守信用、诚实为主。详言之：（1）应依照诚实信用的方式行使权利，商事主体行使财产权应尊重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并获得利益，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而滥用权利。（2）应依诚实信用的方式履行义务。如票据法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于订立保险合同时应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标的重要事实如实告知等。 诚实信用原则也是对法律规定不足的补救原则，具有较强伸缩性。这一弹性原则赋予司法人员一定自由裁量权，使其在法律规定模糊或法律规定不清时，从商法的宗旨出发，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合理地处理商事纠纷。

『贰』 公司法的社会现实意义

我国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得以初步建立的主要标志，与其说是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的建立，毋宁说是公司和公司制度的萌芽和发展。
我国《公司法》计有230条之多，颁布于1993年12月29日，距今已近9年。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公司法理论研究薄弱、起草时间仓促等原因，致使《公司法》条文存在着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差、法律漏洞较多的不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12月25日作出的《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增设了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放松了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和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允许在证券交易所内部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辟第二板块市场。这些修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毕竟不是对《公司法》的全面修正。《公司法》的修改既要立足于我国的公司实践，还要大胆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例、判例与学说，考虑到全球化时代和因特网时代的新情况，突出新公司法的前瞻性、可预期性、严谨性、开放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修改公司法是我国抓住“入世”机遇，保护国内外投资者投资热情的需要。在资本市场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已经变成没有国界和“国籍”的高度流通资源。川流不息的国际资本，总是倾向于流向那些法律环境比较好、投资预期比较稳定以及投资者的权利较有保障的国家和地区。如果我国《公司法》不作出相应调整，不但有可能导致国际资本流向其它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而使我国错过难得的商业机会；而且有可能导致国内民间资本的外流。虽然尚无确切的内资外流统计数字，但内资外流的现象已经存在，这与《公司法》的不完善不能说没有一点因果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利益屡屡受到损害，就是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也存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

修改公司法是我国资本市场走向法治的需要。现代公司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缩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衡量资本市场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看，公司法治的完善程度如何。为了更加公平、高效地协调好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雇员、供应商、债权人、竞争者、政府、社会中介机构等诸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通过建立健全主体制度、行为制度、权利制度和责任制度落实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其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公司的设立、投融资和治理结构等诸多领域能否摆脱人治的烙印，步入法治轨道，关键在于是否有一部现代化的公司法。

修改公司法是我国提高公司竞争力，乃至民族经济竞争力的需要。公司是民族经济的细胞。公司是否具有竞争力，取决于公司对资本、劳动力和管理等生产资源的整合和开发能力。公司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最大限度地利用法人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提高公司和投资者的商事活动效率。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无不是公司法健全的国家。

修改《公司法》应遵循的原则

（一）既强调公司与股东自治，也要维护交易安全。

新《公司法》与现有《公司法》相比，应当进一步突出公司自治与股东自治，加大民事法律规范、任意性法律规范和保护性规范的比重，并慎重拟订禁止性规范。为扩张公司的意思自治空间，新《公司法》应当允许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在不违反强行性法律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就公司内部的治理关系作出安排。新《公司法》还应废除或者限制传统的经营范围制度对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不合理限制。为保护投资者的投资自由，有必要简化公司设立、重组程序，对各类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乃至上市公司）的设立采取以登记制为原则，以审批制为例外的立法态度，限制审批制范围，取消不合理的登记前置程序，进一步扩大公司登记制的适用范围。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也应采取这一立场。原则上，对于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股权转让行为，都不应当再以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为生效条件。为确保投资者选择企业组织形式的自由，有必要承认一人公司等多种公司组织形式。又如，股东协议可以规定股东不按照出资比例享有分取股利。例如，甲乙两股东可以约定，出资比例为90％的股东可以享有60％的股利，出资比例为10％的股东可以享有40％的股利。

当然，为维护公司对外关系中的交易安全，《公司法》需要纳入一些必要的行政法律规范、强制性法律规范和管理性规范。例如，新《公司法》应当进一步健全公司资本制度，规范股东出资形式，强化资本减少限制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新《公司法》还应进一步改进公司公示制度，确保公司债权人和投资者的知情权。在扩张公司自治和股东民主范围的同时，更要注重强化登记机关和登记行为的公信力。公司财务会计制度也应进一步与国际会计标准接轨。

（二）既要大胆移植国际立法经验，又要着力解决国际立法经验的本土化。

公司和公司制度是舶来品。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留住内资，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尽可能多地参照国际惯例（并不一定写入WTO规则），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司法接轨。例如，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的协议》的内容只涉及与货物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效力问题，而未对成员国的一般投资政策作出系统规定。但为了强化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信心，我国《公司法》修改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的协议》的要求。而是要主动借鉴WTO主要成员国（包括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先进立法经验，构筑良好的投资法律环境。当然，对发达国家公司法经验的吸收借鉴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实现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在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外立法例（如英美法系的单层制与大陆法系中的双层制）进行借鉴时，应当本着洋为中用、择善而从、实用优先的原则，决定取舍。

（三）新《公司法》应当涵盖公司设立与运营中发生的主要法律关系。

新《公司法》既要解决好企业进入市场的问题，简化公司设立程序；也要解决好企业退出市场的问题，填补公司解散程序中的立法空缺，如清算人缺位的问题；更要解决好公司治理和投融资中的难点问题。例如，我国现行《公司法》以若干股东设立独家公司的“核心公司家庭”为假定调整对象。当时，立法者尚未预料到公司作为股东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复出资设立孙公司、孙公司又出资设立曾孙公司的“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公司家庭”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从规范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建立公司集团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制度、保护子公司债权人与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方面，实现对母公司利益、子公司债权人利益及小股东利益的均衡保护。从单纯规范单一公司，到同时规范单一公司与公司集团，反映了立法者对公司法律现象的认识规律，体现了现实经济生活对立法的迫切需要。对于现行《公司法》的漏洞均应予以弥补。

（四）既强调公司的营利性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也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公司法历来把最大限度地营利，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视为公司的最高价值取向。近现代公司法的历史就是一部为股东权保护而奋斗和努力的历史，公司法实际上就是股东权保护法。股东权的保护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股东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公司制度本身的存废，并进一步波及于公司的劳动者、经营者、消费者、债权人、交易客户、公司所在地居民、公司所在地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利益，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股东权保护所具有的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不言自明。

国际公司法学界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讨论日趋热烈，越来越多的人们呼吁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考虑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正确处理好强调公司社会责任与强调股东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将是修改《公司法》不断变革和前进的动力。强调公司社会责任与强调股东权保护在新《公司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例如，既要保护股东的权利（含自益权与共益权），也要强化股东的足额出资义务。又如，为制裁投资者在投资及经营中的欺诈行为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当导入公司法人资格否认理论或者掀去法人面纱理论，明确规定滥用法人资格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五）《公司法》的稳定性与开放性兼顾的原则。

为保护中外投资者的合理法律预期，《公司法》理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避免朝令夕改。因此，凡是看准的《公司法》制度改革，应当尽可能一步到位，避免由于逐步推出改革而干扰投资者对法律环境的长远预测。当然，实在不具备一步到位条件的立法改革，也应逐步推进，避免立法偏激冒进，缺乏可操作性。但立法者并非圣贤，无法对未来的公司法律现象先知先觉。因此，只能随着对公司法律现象的不断认识，而不断修改立法。例如，马车时代的公司法与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法应当有所不同。新《公司法》理应对股东大会的电子化等问题作出回应。难怪，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公司立法变化频仍。就《日本商法典》而言，近年来每隔一两年就修改一次，在1997年时竟然先后于5月、6月和12月修改了三次。

此外，《公司法》修改还应坚持保护股东权利与预防股东权利滥用相兼顾、立法目标理想化与公司现实多元化相统一、压缩行政权作用空间与鼓励司法权适当介入相兼顾的原则。

『叁』 结合当前实际,谈谈对商法的认识和理解

和世界比较接轨的法。

『肆』 学习国际商法的自己的影响或者心得体会 要现实意义的 不要官腔套话

对国际商法的认识 俗话说，编筐编篓，贵在收口。因此，在此时纵观本学期的商法学习就显得 尤为重要了。本学期，通过对国际商法的学习，很是受益匪浅，虽然我是一名国 际经济与贸易的学生，但经济贸易与法本就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国际商法 是法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入世，它在国际贸易实务以及商 事往来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下面，我就谈一下通过这半个学期的学习，我对国际商法的基本认识， 以及国际商法的一些基础知识。 一、 国际商法的概念 1、国际商法的含义 国际商法（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是调整跨国境的贸易活动的法律制 度和法律规范的总称， 主要包括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商业交易活动的私法规范和国 家对贸易活动进行管理的公法规范。同国际经济法的渊源一样，国际贸易法主要 表现为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和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立法、规章。 2、国际商法的特征 主体的普遍性 调整对象的广泛性 法律规范的多样性 二、 国际商法的历史渊源与发展 国际商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学学科，并且不断发展。其调整范围由原来的商事 交易范围扩大到贸易管理规范，从性质上已不再限于私法；由货物买卖扩大到技 术贸易、服务贸易。与国内法相比，其渊源不仅包括国家立法、国际条约，还包 括没有当然约束力的国际惯例。 商人之间的国际贸易越来越受到国家乃至国际组 织制定的规范的影响。自然人、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国家、国际组织，都是国 际贸易舞台上的主角。 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11 世纪起，随 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 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 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 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 体系。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 英国、德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 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 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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国界商事交易法 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各国商业的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国际商法 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具有国际性的商人法被纳入主权国家国内 法体系后，使得各国国内商法成为调整本国对外商事关系的重要规则。从 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直到 19 世纪末以前，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国内商事 立法一直是国际商法主要的法律渊源。国内法本质上属于主权法的范畴， 为法学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即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从这 一角度说，商人法的国内化实质上是从主权原则和民族主义出发的商人法 的民族化。从历史的观点看，这对促进本国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 常化起了积极作用，但以发展和未来的观点来看，却是与商事活动的国际 性、跨国性相违背的。由于各国内商法主要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制 定的，而不是从国际商事活动的需要出发。因此，各国的商法不但很难充 分涉及国际商事方面的问题，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规定甚至与传统的国际商 事惯例背道而驰。国家法越多，各国交往中的法律冲突也越多，在发展国 际贸易方面的法律障碍也越多。尽管这些法律冲突可以按照国际私法规则 予以解决，但毕竟给顺利进行国际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烦和障碍。因此，从 19 世纪末起，随着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 过渡，在国际商事交易活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积极介入了统 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工作，以双边条约或多边公约的方式推动着国际商 事交易规则的国际统一化进程，使国家成为推动传统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 要力量。 各国已在统一国际投资、国际货物、服务和资本交易、国际技术 转让与这些活动密切相关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财政制度、国际民事诉讼和 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参与制定的条约、公约已取 代国内立法和国际商事惯例成为国际商法最重要的渊源，正是在国家的推 动下，各国之间涉外商法的差异日渐缩小，国际商法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和 完善，国际商法统一化进程日益加快，为适应并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发挥 了积极作用。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商 事关系的主导因素。国际商法渊源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传统法学的变革，正 是在国家成为推动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的历史背景下，二战后兴起 了一门专门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重要而突出的法律关系，即以国家为主 体的法律关系的新兴的学科———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 将会推动国际商法在更高水平上的变革与统一化进程。目前，国际商法在 法律渊源方面已形成了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两者我们可合称为国际法渊源） 、国内法并存的局面。 三、 国际商法的作用 国际贸易法作为调整跨国贸易活动的规范，无疑具有广泛和重要的作用。概 括起来，至少应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贸易活动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国际贸易界普遍接受、遵守的国际贸 易管理也都是直接调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这是国际贸易法的最基本 作用。 第二，调整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第三，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贸易已不再单纯的局限于贸易，而逐 渐与环境、人权相联系。 第四，为解决国际贸易争议提供准则。 在贸易过程中一般会产生两种类型的贸易 争议：一类是商事争议，交易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权利与义务产生争议； 另一类是国家与国家间的贸易争议，主要因贸易管理而引起。 讨论国际商法的地位和体系， 必须把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区 分开。国际商法的渊源，指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其与国际商事法律规 范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们说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基于国 际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性质进行的分类，而非就其表现形式进行的分类。近代 以来国际商法的渊源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国际商法的独立性。相反，法 律渊源的丰富反映了国际商法体系在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在不 同的法律渊源间的相互作用下，国际商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四、 从合同法看国际商法 合同是现代社会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形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 产、分配、流通领域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合同。比如，公司厂房的建造、原材料 的取得、职工的雇佣、产品的销售、货物的运输与保险等，都要通过订立合同来 实现。由于合同至关重要，无所不在的作用，决定了合同法在国际商法中的地位 合同法构成许多商事交易的基础，其基本的制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要更 好的学习国际商法，就必须对合同法有一定的基础了解。 2、各国的合同法 在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如法国、德国等国的合同法 一般包含在民法典中。 在英美法系国家，合同法主要是以判例法的形式出现。这是几个世纪以 来英国、美国等国法院以判例形式发展而成的判例法。 中国现行合同法是 1999 年 3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1、合同法的重要地位该法从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合同法中吸纳了许多先进的制 度，在我国的合同法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合同的有效性及合法性 a 有效性： 各国法律通常规定， 只有合同同时符合以下四项条件， 才是有效合同： 当事人必须具有订立合同的能力； 合同的标的、内容必须合法； 合同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 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 b 合法性 各国法律通常规定，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必须合法，并且规定：凡是违反法律、 违反善良风俗与公共秩序的合同无效。 4、合同的签订 一般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步骤。 要约：为当事人一方向他方提出订立合同的要求或建议。提出要约的一方称 要约人。在要约里，要约人除表示欲签订合同的愿望外，还必须明确提出足以决 定合同内容的基本条款。要约可以向特定的人提出，亦可向不特定的人提出。要 约人可以规定要约承诺期限，即要约的有效期限。在要约的有效期限内，要约人 受其要约的约束，即有与接受要约者订立合同的义务；出卖特定物的要约人，不 得再向第三人提出同样的要约或订立同样的合同。要约没有规定承诺期限的，可 按通常合理的时间确定。对于超过承诺期限或已被撤销的要约，要约人则不受其 拘束。 承诺：为当事人一方对他方提出的要约表示完全同意。同意要约的一方称要 约受领人，或受要约人。受要约人对要约表示承诺，其合同即告成立，受要约人 就要承担履行合同的义务。对要约内容的扩张、限制或变更的承诺，一般可视为 拒绝要约而为新的要约，对方承诺新要约，合同即成立。 5、我国的合同法立法 我国合同制度的立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特别应当 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我国陆续 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 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 ，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也对合同制度作了大量规定，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后，这三部合同法的计划 经济色彩已显现出来，同时，由于三部合同法并存的弊端和冲突，显然已 经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切实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于 1999 年颁布和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 五、 小结 随着国际之间的日渐密切合作以及经济的进步，国际商法一定会更加完善和 全面。

『伍』 商法中的信义义务

忠实义务，又抄称信义义务袭，指董事管理经营公司业务时，毫无保留地代表全体股东为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自导利益与公司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后者优先。它源于作为受信人的董事与作为受益人的公司之间的信任关系。公司由董事控制，是董事决策公司应采取的行动。就关于公司而作出的任何行为而言，董事处在如同受托人一般的信义地位[1]。依诚实信用原则，公司对董事在法律或事实上产生信任，有所信赖；董事因接受公司信任而负有诚信、忠实、谨慎与勤勉等义务。公司对董事个人素质与品德等充分信任，董事在此关系中具有极强人身性。从权利义务一致看，法律及公司章程授予董事充分权力，董事应基于信任在法律上承担忠实义务。这主要包括：(1)在法律和社会道德允许范围内，遵守公司章程，董事为正当目的诚信行使职权，努力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2)尽力避免董事个人利益（含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若两者冲突，后者优先。了解忠实义务，须明确公司与董事的法律关系。

『陆』 商法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及作用

“商”在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倍受欢迎的字眼。经过长期的重农抑商的文化压抑，经历建国初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式的遏制商业时期以及长期计划经济时代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包括商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民众对“商”的期望甚高。然而“商”在我国现实中，实在是承受着太多的神话，仿佛任何事物和“商”沾上就灵了。在法学的研究中，商法也同样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本文对商法的学习研究，不仅仅是因为商法的热门，更多的是缘起于学术上对商法性质定位等问题的争论：如学者普遍认为民法和商法都是私法，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民法的一部分[1]；而有的学者否认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认为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从一开始就和民法毫无关系[2]；大部分的学者赞成商法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而有的学者主张商法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或者说是众多法律部门中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4]。此外，对于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商法的精神等问题也是争议的焦点。本文试图通过对商法的考察，研究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

一、商法概念的再澄清

商法概念在现实中着实混乱。与之相关的有商法、商人法、商业法、商事法、商贸法等，英文有Law Merchant、Business Law、Commercial Law等，尽管在《论商法》[5]一文中作者已经作了详细的辨析和论述，但是在此还是有必要进一步强调。

（一）商人法和商法

所谓商人法，是“中世纪期间有关商人、商业事务的习惯法规和原则的总称。”[6]因此，商人法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是对历史上形成的商人习惯法的总称。相对来讲，商法的概念更多的用于法律部门的划分争议以及法典的制定上，一般人们认为商法是“传统上指与民法并列，并互为补充的部门法，即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7]或者是“规范商人、商业组织和商业行为的特别法律”[8]。因此商人法和商法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商人法是一个历史上的概念，更为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商人习惯法，而商法是一个现实的法典意义上的概念，其最为本质的特点就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因此，如果严格按照法的定义来讲，商人法是习惯法而不是法，因为其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这一结论可以从后文对于商人法的发展历史考察中得出。

其次，商人法和商法的本质精神是不同的。从我们对商人法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得知，商人法的产生和发展，无不贯穿着实事求是、务实创新的精神。由于欧洲中世纪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商业行为不被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可，商业活动无法获得当时的既有法律保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商业在地中海沿岸或者整个欧洲大陆的复兴，需要有调整商人活动的规范，因此商人自发的从罗马法的万民法中寻求依据，并且直接适用到中世纪的商业活动中。这种活动完全是有了客观的需要以后才发掘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客观的活动。

但是与商人法这种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活动相反的是，商法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主观的活动，缺乏客观的现实基础。尽管在关于商法特点的论述中都提及商法规范的技术型、制度的有效性、方法的灵活性和适用的广泛性，但是考察商法产生的现实，其就是拿破仑为了解决军火供应中经常出现差错而影响其军事活动的问题，一怒之下制定的，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拍脑袋”法典。因此，法国商法典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社会需要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开出的花，其到现在虽几经修改，但只有数十条有效的条文。从这一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商法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或者说仅仅是个别人主观活动的产物，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需求。

（二）商法和商业法

在外文的翻译中，我们经常遇到英美法中的Business Law一词，此外还有Commercial Law。对于这两个词语的准确翻译，应该是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商法是大陆法系的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并不区分法律部门，因而没有法律部门划分意义上的商法的概念，而仅仅有Business Law的概念，其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与企业或者经营有关的法律。如果说将其翻译成为商事法还勉强说的过去，可以理解为与商业事务有关的法律，翻译成商法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考察英美法国家中的Business Law的概念，可以发现其中不仅规定了大陆法系商法中的公司或商事组织的内容，更多的是关于反托拉斯法、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内容，甚至包含了不动产和共有、遗嘱、信托、知识产权等内容，完全不是大陆法系所说的商法的概念。[9]如果强行的将Business Law与商法对应，则更多的情况下是会产生误解的。所以应该用商贸法的概念来表达Business Law，同时也区别商业法。

商业法概念的使用在我国也是一个不太准确的概念，因为我国使用商业法实际上是指“计划型经济商业法”的概念。“商业法通常指计划型经济商业法”，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商业立法。其立法的范围仅限于国内商业，其内容与传统的商法截然不同。它规定：（1）商业的作用和地位；（2）商业的基本任务和目的；（3）国家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和监督；（4）商业行为要在国家政策和计划指导下进行；（5）维护消费者的利益。”[10]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商业法和商法的内容迥异。商业法在实质意义上应该是以产业政策法为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再者，对于Commercial Law的翻译，有的称之为“商业法”，而有的直接称为“商法”。对商业法的概念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分析，不再赘述。而对于将Commercial Law翻译成商法的做法，有一点是必须要澄清的。现在有的学者将美国的《统一商法典》（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也称为商法，并且将其作为商法法典化的例证，[11]这是一种误区。尽管在翻译上我们可以笼统的称为“商法典”，但是就连这些学者自己都承认美国统一商法典“内容、体系与法、德、日等大陆法国家各异其趣”，怎么可以仅凭名称的类同而就简单的认为其是商法？事实上，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内容庞杂，既包括了商业票据、银行收款和存款、信用证、舱单、提单和其他所有权单据、投资证券等，又包括了货物销售（主要是关于合同的内容）、担保交易的内容，实则是关于商贸法规的总汇，而绝不是像某些学者称赞的那样是“现代商法产生的标志”[12]。

二、商法的存抑或亡

明确了商法的相关概念，进一步对于商法的考察，自然离不开对商法产生的历史进行考察。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商法的历史中得到很多内容，直接论证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问题。无论是主张商法在现代社会中还有用武之地，甚至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商法典的论点，还是主张商法在现代泛商化情况下逐渐消亡、民商合一、私法一体化的论点，都会从历史上商法产生的原因和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进行考察的，只不过其对于材料的掌握和分析不同，才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历史，然后回头看现代社会生活的情况。同时我们希望能够不再依托于法学教材中对商法发展的历史陈述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发现法学领域中对其的论述，大体上是使用的相同的材料。我们希望能够借用历史学考察的结论对这一过程作更为明晰的考察。同时，由于对这一过程的历史考察是一个极为宏观的视角，因此必须借鉴社会学的分析研究方法，更为明确的说就是使用社会结构理论进行指导。

（一）从历史考察商法的存在

1、近代商法的产生和发展

论及到近代商法的产生，通行的观点认为是商法起源于十一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各个自治城市。这个时间是处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中，是封建制度和教会制度极其盛行的时期，怎么会产生与封建法和教会法格格不入的商法，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到七世纪伊斯兰教徒入侵地中海盆地，使得地中海这个原来“罗马帝国的内陆湖”从东南西三面被封锁，欧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七世纪伊斯兰教扩张造成的地中海封锁，必然使上述商业活动迅速衰落。八世纪中的商业停顿使商人消失，由商人所维系的城市生活也同时趋于衰落。当然，罗马的城市还在继续存在，因为他们是教区行政的中心，……不过，这些罗马城市已经失去了经济的重要性与市区行政的意义。”[13]无论是试图从地中海北岸少数的朝圣者经过地中海到麦加朝圣的行为，还是在北海、波罗的海附近的海盗活动证明这个时期的商业存在，都是徒劳无益的。“从各种观点来看，九世纪以后，西欧在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社会。”[14] 与这个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就是封建势力、教会势力的昌盛，而商业在这个社会中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但是从上面的记载中，我们也发现了欧洲中世纪城市可以分为教区行政、市区行政和经济区三层意义。

但是商业的冲动是人类抑制不住的，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商业消亡以后，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商业活动都在九世纪以后慢慢复兴，这种复兴活动从南北两部刺激着西欧大陆的商业活动，而最早的商业复兴还是来自于地中海沿岸，也就是近代商法的发源地。

无论最初的商人是怎么出现的，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难以准确的回溯，但是有一点事实是可以知道的：根据Norman J.G. Pounds的估计，在1050年，西欧商人阶级数量达到几千人，而到1200年，它的数量竟达到几十万人。[15]在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商人作为地中海沿岸唯一的继续活跃的经济，是地中海沿岸唯一的显现出一丝人类文明曙光，但是其发展是经历了千辛万苦。主要的表现就是：

第一，商人在经济上拥有一定数量的财富，但是其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地位，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由于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依据城市为主的农业社会，所以城市生活对于人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商人进行商业活动、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是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所以在亨利·皮朗所说的作为教区行政中心的城市中，没有商人生存的环境。但是商人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而是自己创造了商业场所，并由此演变成为商业城市。这些城市通常是自治的，因为封建或者宗教的势力通常不涉及到此地，或者说有时封建或者宗教势力还需要依靠这些商人的帮助：一方面教会所需要的香料、奢侈品等需要从商人处得到，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的分裂状况也不容许封建势力过多得干预这些自治的城市。因此商人在这些自治城市中如鱼得水，飞速的发展起来。

第二，在意识形态上，欧洲中世纪教会法是禁止牟利行为的，这对商人的打击是巨大的。在奥里腊克的圣·格腊尔的传记中记载了的一段故事，表明了教会的道德标准和商业行为是不能相容的：圣·格腊尔从罗马进香回来，在帕维亚遇到一些向他兜售东方货物的威尼斯商人。他趁机将他在罗马购买的一件主教袍展示给商人，并且说明了是花多少钱买来的。商人们祝贺他作了一比合算的生意，因为他们认为同样的主教袍在君士坦丁堡要花更多的钱。格腊尔责备自己欺骗了卖主，立即将差额寄回去，因为他不愿意贪便宜而犯贪婪的罪过。[16]

商业行为谋取商业利益是违背教会法的，因此商人在经营商业的活动中在意识上并不是很坦然的。很多银行家和投机家的遗嘱中都说明了应该对那些曾经受他们欺骗的穷人赔偿并且将他们的一部分产业捐赠给教会。如康布雷主教记载的魏令波尔的故事：魏令波尔和一个富商的女儿结婚，并且将富商的经营大为扩充，他包揽了一个城门的税收，而且自己花钱修筑了桥梁，但是在死后还是将自己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教会。[17]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宗教宣扬的最终审判中得到赦

『柒』 概述商法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作用

商法之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内容
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商法中的一个“帝王条款”，它对于民事活动和商事活动的公平进行具有着普遍性的控制作用。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的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依照契约条款，更重要的是要依照其内心的诚实信念完成契约所规定的支付。所谓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树立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按照这一原则，商事主体在行使私法上的权利、履行私法上的义务时，应恪守信用、诚实为主。详言之：（1）应依照诚实信用的方式行使权利，商事主体行使财产权应尊重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并获得利益，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而滥用权利。（2）应依诚实信用的方式履行义务。如票据法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于订立保险时应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标的重要事实如实告知等。 诚实信用原则也是对法律规定不足的补救原则，具有较强伸缩性。这一弹性原则赋予人员一定自由裁量权，使其在法律规定模糊或法律规定不清时，从商法的宗旨出发，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合理地处理商事纠纷。

『捌』 商法在我国法律中的地位

我国按照法律效力的位阶，排序是，宪法，基本法，法律，法规，规章。商法属于基本法范畴，仅次于宪法。

『玖』 开设国际商法课程有什么意义

一、学习研究国际商法，有利于我们“引进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必须学会与国际商事主体打交道，以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中国《民法通则》第142条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国《票据法》第96条也规定：“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就为国际商事领域的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范对中国公民、法人有直接约束力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学习研究国际商法，有利于我们“走出去”。围绕国家战略与跨国投资设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提供法律保障，需要法律界定人士认真思考——国际商法不可或缺。

三、学习研究国际商法，有利于我们参与国际竞争并在竞争中胜出。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迅速崛起。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

附：国际商法典概念。国际商法（InternationalBusinessLaw）：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调整对象是国际商事关系，这种关系是各国商事组织在跨国经营中所形成的商事关系。
国际商法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有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的，即国际商事关系。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商事主体参与的商品流转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在空间上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国界，而且在内容上也以“商事”为质的规定性，从而决定了国际商法既不同于以主权国家地域内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内法体系，也与以国家之间非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