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令状

❶ 令状主义规则的含义

令状主义，即原则上由法官事先批准，一切侦查行为必须接受司法审查，给予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以司法救济，使侦查这一类最容易侵犯个人权利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受到独立、公正的法官的审查，以司法权抑制侦查权。

❷ 人身保护令的简介

人身保护令是司法令状的一种。司法令状是由法官根据行政机关及其人员的版申请签发的一权种命令，根据这一命令，该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在办理该刑事案件中被授予某一权利（如进行有证逮捕、有证搜查）或者进行某一行为（如根据人身保护令释放被拘禁者）。司法令状制度体现了司法权对于行政的监督，对于保障公民自由权利则是一个优良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原理在于：法院在保障人权方面具有特殊作用，这就是对其他国家机构行使权力的有力制约。
人身自由是公民参加社会活动和享受其他合法权益的基础。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权利最容易受到损害的群体，对他们人权保障力度的强弱，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发展水平、民主进步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修正案中，对《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了一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在我国人权保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刑事诉讼法》也应当响应《宪法》新规定。应从立法上完善对被羁押者的司法救济制度，加强对司法机关（在中国指的是行使法律监督、审判权的检察院和法院）的监督，效仿欧美建立自己的刑事诉讼人身保护令制度。

❸ 司法令是什么意思

西方国家的令状制度，亦称强制侦查令状制度、司法令状制度，是指侦查机关只专有在获得法属官签发的令状后，才有权实施扣押、搜查、监听及拘捕等强制侦查行为的制度。它要求侦查机关必须得到授权，才能实施相关强制侦查行为。侦查人员即使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强制侦查措施，也必须事后得到司法官员的认可，否则应立即纠正，且所取得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2] 一个国家的法律并不是始终连贯的，虽然建国后及现行法律对人身保护令制度没有规定，但这一进步的制度曾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有过短暂的出现

❹ 令状主义的中国令状

西方国家的令状制度，亦称强制侦查令状制度、司法令状制度，是指侦查机关只有在获得法官签发的令状后，才有权实施扣押、搜查、监听及拘捕等强制侦查行为的制度。它要求侦查机关必须得到授权，才能实施相关强制侦查行为。侦查人员即使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强制侦查措施，也必须事后得到司法官员的认可，否则应立即纠正，且所取得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一个国家的法律并不是始终连贯的，虽然建国后及现行法律对人身保护令制度没有规定，但这一进步的制度曾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有过短暂的出现。
民国时期，中国曾效仿英美法系，先后于1927年2月5日制定了《保护状条例》、1935年6月21日颁布了《提审法》。
最早提出建立这一制度的进步人士是章士钊。有感于孙中山（1866～1925）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缺失，章士钊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的次日，上书大总统，建议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他写道：“人身自由权者，即民非违法，无论何人不得拘执之、羁禁之，及用他法以侵害身体之自由。如身体之自由无故而被侵害者，无论其为何人，被侵害者皆得控之，向索名誉金，或治以相当之罪也。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惟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者友皆得向相当法庭呈请出庭状。法庭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庭状者乃法庭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时期内，率被侵害者出庭，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此处的“出庭状”即人身保护令。尽管随后的《天坛宪草》吸纳了一些内容，但还没有颁布实施。北洋军阀统治末年，北京摄政府公布了《保护状条例》，该条例全面规定了申请保护状的条件、格式、受理机关、授受办法、违法拘禁和责任等事项。1928年北洋军阀政府灭亡后，《保护状条例》即自动失效。
1935年，伴随着民国新一轮的立宪热潮，《提审法》应运而生。1935年6月21日中国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提审法》，并于1946年3月15日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对1936年颁布的《五五宪草》也有一定的影响。可惜的是，《提审法》如同《保护状条例》一样，司法实践中从未启动过，成为一纸空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时期旧有法律被废除，人身保护令制度也被付之一炬。1978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终于从无到有。但是，直至最新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审前超期羁押问题仍没有规定有效的对策。虽然在2007年有学者重新关注起人身保护令制度，重新思考这一制度与我国的司法的融和，重新考虑再一次引进这一良制应对我国审前超期羁押这一毒瘤。但这一与我们分别近一个世纪“古老”制度能否适应现代中国的土壤？是需要适当改良还是仅需简单“移植”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国侦查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只有逮捕需要检察机关的批准，其他涉及人身自由的拘留，涉及财产权的搜查、扣押，涉及隐私权的监听等强制措施均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此种做法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已出现诸多弊端，建立强制侦查令状制度已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1．保护人权的需要。人身自由权、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宪法的最高保护。实践中，侦查机关对上述权利能自行处置，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滥用监视居住措施、滥用搜查、扣押措施等现象大量存在，屡禁不止，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屡屡被轻易地剥夺，而现行司法体系对此并不存在一种有效的审查机制。
2．实现分权制衡，防止权力滥用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义在于如何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制约公共权力。强制侦查权是重要的公共权力，它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警察的权力越大，公民的权利往往就越小，相反亦然”。侦查权作为公权力中潜在危害性最大的一种，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而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对权力进行结构性的分离，并进行相互的制衡。为防止强制侦查权的滥用，就必须对侦查权进行分权，并进行制衡。具体来说，就是强制侦查权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应该分开，并相互牵制。侦查机关作为强制侦查的执行机关，必须向另外的机关申请司法令状后，才有权实施拘留、搜查等强制措施。
3．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审判或被释放。”我国政府已经于1998年10月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建立强制侦查令状制度，达到国际人权保护标准，可为早日实施这一公约创造条件。 在实行令状制度的国家一般由具有司法性质的法官来签发令状，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由检察官签发。 国外实行逮捕与羁押分离的措施，逮捕往往需要得到有权机关的司法令状方可实施。而逮捕的期限相对较短（往往为几十个小时），期满必须放人。如果要转为羁押，必须经法院的审判。所以，对于逮捕权的控制，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引入一个中立的、有权威的裁判者（通常是法院或法官）行使对侦察权的司法审查，以保障人权，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而我国则较为特殊，对侦查机关扣押、冻结财产，拘留犯罪嫌疑人等强制措施仅由做出行为的机关自行决定，惟有一项权力--逮捕需要经检察机关的批准，而这种“批准”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即检察机关毕竟是公诉机关，操持逮捕批准权不如法院行使该权利公允、居中，且整个过程没有赋予被羁押人司法救济的途径。因此有人建议效法西方制度，把批捕权交给法院行使，这样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制约原则。笔者却认为，依我国的司法现状，全盘吸收国外经验会造成水如不服。 因为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若由法官签发令状存在诸多的问题：
1．需要“再造一个审判机构”。若由法院对强制侦查进行司法审查，为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必然要在我国现行的审判机关内“专设独立的预审法官序列”。这实际上是再造一个审判机构，我国法院的审判工作已不堪重负，积案情况十分严重。再造一个法院系统，在物质及人员配备等方面的耗费巨大，不切合实际。
2．审判机制及配套制度无法实现法官独立。令状制度要求预审法官独立，以防止“先定后审”，影响公正审判。但我国的体制是“法院独立”而非“法官独立”，我国审判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审判委员会，而非法官个人。此外，法官的任职制度、考核制度及职业道德培养等离法官独立都有非常大的距离。
3．不符合宪政体制。由法官签发令状对强制侦查进行审查，是审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这种制度的设想实质是将检察机关纳入行政权的范畴，是在“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基础上的设计，不符合我国宪政体制。
4．法官不中立之严重后果。将拘留权、批捕权、搜查权等侦查控制权交给法院，法院无疑要在审判前对案件事实进行实质审查，法院批准逮捕的案件，必然影响法院事后对案件的判决。尤其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法院批准逮捕的案件，如果作出无罪判决，法院还需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这种“责任”对法官个人的声誉、升迁、经济收入都有影响。而且法院对自己决定拘留、逮捕的案件进行审理而作出终局性的裁决，实际上做了“自己的法官”，违反了程序正当原则。在这种不正当的程序及“利害关系”下，法官显然难以中立，更倾向于作出“有罪判决”。
正如哈罗德·伯尔曼在注释苏联法中的“国家崇拜”时指出：“每一行政执行机关都拥有受其上级机关控制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每一机关的管辖虽然受地域限制，但是就它所可能做的事的性质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受限制的。这意味着，对权力腐败和滥用权力的控制，主要是由那些处于命令链条得更高环节来作出的，而不象这个国家（美国），更多地是由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那些限制性规则来作出。” 正因为此，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缺乏法院控制侦查、对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的机制，因为侦查权在传统上被视为行政权，侦查机关也就是行政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制约来自侦查机关内部，通过侦查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来控制的，同时也包括由被名之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来监督而不是由中立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进行。 我们在借鉴他国司法经验的时候，不是要照搬照抄他们的制度，而是吸收该制度的合理内核和精华。西方法治国家令状制度的精髓是“分权制衡”，其作用和目的是“制约公权和保障人权”。笔者认为，由谁来拥有强制侦查的审查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谁行使此项权力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在我国，建立由“检察机关”签发强制侦查的令状制度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符合刑事诉讼发展的规律和司法现状，也是由我国宪政体制所决定的。
1．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强制侦查进行监督具有正当性和应然性。《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无违法进行监督。”强制侦查在侦查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侦查活动中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关键，对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是检察机关实现监督权的重要形式和应有之义。
2．检察官具有客观公正义务。我国《检察官法》规定，检察官履行职责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不得徇私枉法；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检察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检察官是社会公益的代表人”，检察官除了保护国家和公共的利益外，并没有其他的利益诉求。
3．有利于建立合理而有效的侦查程序诉讼结构。我们对诉讼程序构造的研究大多基于“控、辩、审”审判阶段三角理论的视角，如果站在侦查程序的视角，就可以发现，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同样构成了以检察官为中心，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为相互对立的三角诉讼结构。在侦查程序中，侦查人员构成控方，犯罪嫌疑人及律师构成辩方，而检察官则是侦查程序中唯一的裁决者和监督者。在大多数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实际上行使着“裁判”的职能。因此，从我国的宪政体制出发，通过强化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制约，建立以检察官为中心，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及律师为另外双方的侦查程序诉讼结构，让检察官成为“法官之前的法官”是完全可能的，这既符合我国二元司法的架构，也符合检察权程序裁判的特点。
4．具有本土资源优势。我国的检察机关一直拥有对侦查机关的批准逮捕权——这一最重要的强制侦查批准权。因此，这一本土资源是我们在考虑建立现代法治意义上的令状制度时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这一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强制侦查控制制度的机构基础、人员基础、历史文化基础及刑事诉讼习惯。而且利用这一本土资源创建新的制度也是简单易行的，这就是在我国现有批捕权审批的基础上，扩大强制侦查的审查范围，构建起以批捕权为基础、由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强制侦查全面审查的法律制度。 由上所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制侦查令状制度，就是在我国的宪法框架内，根据刑事司法规律和法治现实的要求，建立能够切实保护人权的强制侦查检察审查制度——我们暂称之为检察批准书制度（或如有些学者所称的“检察司法令状”制度），即由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申请批准书的方式来实现对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具体设想如下：
1．批准书的申请。在刑事诉讼中首先要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实施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侦查行为之前，原则上必须向检察机关申请“批准书”。考虑到我国法制的现状和保证公安机关侦查效率的需要，对法律控制的范围尚不宜过宽，可赋予侦查机关一定的自主决定权。可以先对涉及人身自由的强制侦查进行法律控制，而对涉及财产权利的强制侦查措施实行报备案制度，采用事后审查的方式。
2．批准书签发的主体。签发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考虑到改革与继承的关系，具体落实到侦查监督部门。签发时应举行“听审”，听取侦查机关申请的理由和辩方的抗辩，并作出是否签发的决定。批准书的内容必须明确，具体说明侦查行为实施的对象以及执行的时间和有效期等。
3．申请批准书的例外。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如果遇有紧急情况，可以不需要预先申请，直接实施相应的强制侦查行为。但在采取措施后，必须立即报告检察机关，以确定其采取的措施是否合法。如果确认不合法，则应立即解除。但对于“紧急状况”应明确规定，可以参照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先行拘留的有关情形的基本规定执行。
4．权利的救济。犯罪嫌疑人对检察机关的批准书不服的时候，可以在法定时间内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批，应作出撤销的裁决，申诉人并有权得到赔偿。对检察机关的裁决经申诉后仍然不服的，则可参照2006年施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来进行裁决（利用“人民监督员制度”来审查强制侦查的制度，与英国充当“治安法官”的“太平绅士”审查制度不谋而合，这是可利用的又一司法资源）。
5．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申请批准书，又不属于法定的例外情形，侦查机关实施强制侦查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应视为非法，确定无效。

❺ 名词解释 德国联邦法院 英国令状制度

联邦宪法法院是最高司法机构，主要负责解释《基本法》，监督《基本法》的执行，有16名法官，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各推选一半，由总统任命，任期12年。正、副院长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轮流推举。此外设有联邦法院（负责民事和刑事案件）、联邦行政法院（负责一般行政司法案件）、联邦惩戒法院（负责公职人员违纪案件）、联邦财政法院（负责财政案件）、联邦劳工法院（审理劳工案件）、联邦社会法院（审理社会福利纠纷）和联邦专利法院（审理有关专利问题的案件）。各级法院设检察机关，任务是对违法、犯罪提出起诉，但不受法院的管辖，不干预法院的审判工作，也不独立行使职权，而受各级司法部门的领导。联邦行政法院设联邦最高检察院，由联邦检察长和数名联邦检察官进行工作。

普通法中的令状制度
李红海
普通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制度是令状制度。所谓令状，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条子”，起初它由国王或教皇基于臣下的申请而针对某一特定主体（主要是权贵）发出。在12世纪初期以前，无论从内容还是用语方面，令状都反映了统治者的权威及命令式的口吻，如“你必须将某物返还给某人”。但自亨利二世起，这些令状不再直接命令相对人如何做，而是要求他们到王室法官面前解决争讼，由法官而不是国王决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分配。从此，令状由直接分配权利义务的“命令书”演变成了启动诉讼的司法文书——这便是在普通法法庭上开始诉讼的起始令状。我们把令状的这一发展过程称之为行政令状的司法化。此时，起始令状成为在王室法庭开始诉讼的一个必备的条件，国王通过自己的文秘署签发令状，当事人需出钱购买，因此它成为王室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但其意义却并不限于或不主要限于财政方面，而主要在争夺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方面。
王室通过颁发令状使普通法法庭的管辖权不断扩大，同时事实上也是在剥夺其他法庭的管辖权。我们通常所能想像得到的方式是，文秘署不断地基于各种案由为各种案件签发不同的起始令状，允许它们在王室法庭审理；又因为王室法庭与其他法庭相比有很大优势，如采用更理性的陪审方式来裁断事实问题，王室更能保证判决的最终执行等。因此人们不管遇到什么纠纷都纷至沓来，而原本依据“习惯”或“法律”对这些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却“吃不饱”了。这就是起始令状对于王室法庭司法管辖权的直接扩大，也是最常规的方式。
令人更感兴趣的是通过一些技巧达到此目的的间接方式。通过令状来获取司法管辖权的措施主要有：1．“无须应诉”。即被告在未见到王室令状时，无须出席在封建法庭开始的针对他的自由保有地的诉讼，这为封建法庭审理原来“当然”属于它的案件设置了前提条件，即需要王室令状开始诉讼。2．被告的选择权。在庄园法庭开始的地产权利诉讼中，被告可在传统的决斗裁断和王室法庭的陪审裁决之间进行选择。鉴于决斗结果的不可预见性，多数当事人会选择在王室法庭进行诉讼，这在实质上限制或剥夺了庄园法庭在这一问题上的管辖权。3．移卷令和错判令。这是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将案件移至王室法庭进行审理或改判的令状。4．在某些诉讼上设立前置诉讼令。如在涉及可能是教会地产的纠纷中创设地产性质令状，遇此纠纷时首先由12名邻人组成陪审团在王室法官面前决定该争议地产的性质。若为世俗保有性质，则归王室法庭审理，否则归教会法院。5．还有些令状通过转换问题的重点来获取管辖权。由此可以看出，令状在国王手里是一种便捷的文书工具，他可以直接规定，也可以采取各种间接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
起初令状是针对个案签发的，因此差异很大。但后来类似案由多次出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令状的格式化及随之而来的格式诉讼。每一类案由及相应的诉讼都采用相同的程式，这便是普通法中著名的格式诉讼。而格式诉讼发展的一个极端的后果是，只有符合了既有令状的格式才可能获得普通法的救济，而如果得不到普通法的救济，即使你说自己有再多的权利，也只能是虚权利而已。因此，后来在普通法中出现了如下的观念和公式：没有令状就没有救济，有了令状才有救济，有了救济才有权利，最后的等式就是有令状才有权利。反观大陆法的观念通常认为，人的权利或者来源于立法的规定，或者来源于某些先验的观念，它不因是否存在司法救济而受影响，这体现了一种立法至上的立场，而与普通法的司法中心主义形成了对比。
王室法庭为扩展自己的司法管辖权而不断签发新令状的做法，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害了贵族领地法庭的管辖权，使其收入减少。这激起了贵族们的不满，1258年的《牛津条例》宣布停止签发新的令状；若必须签发，要经贵族组成的大谘议会同意方可。新令状的停止签发意味着新的不法侵害无法得到救济。于是负责签发令状的文秘署官员就套用以前类似案件的令状格式，签发令状以开始诉讼，这类诉讼被称为类案诉讼或例案诉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有身体接触的侵权之诉中发展出对无身体接触的侵权行为的救济。衡平法是新令状停止签发后的另一个新生事物，虽然这二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联系，但后者无疑是导致前者产生的重要因素。
令状制经过漫长的发展，这一主宰中世纪普通法诉讼方式的制度，最终在1875年英国司法改革时被废除。这次改革规定，今后所有的诉讼都采用统一的方式进行，即各种诉讼在起诉条件、传唤方式、诉答方式等方面，都采取和我们今天类似的方式，这样也就在体制上实现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统一。不过诚如梅特兰所言：“我们虽然埋葬了令状制度，但它却仍从坟墓里统治着我们。”由令状制度所导致的对权利的分类、对不同法律原则的适用，都对今天英国法律的发展产生着影响。

❻ 西方政治及宪法制度（围绕行政，法院，公民分析）

就政治体制而言，西方所有国家都是实行议会民主、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制度。但在具体的组织方式上不同国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国的总统制模式、英国、德国的议会内阁制模式和法国的半总统制模式。
一、美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基本特点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总统制的国家，在其早期的权力构架中，并没有政党的因素，只是在后来政治角逐中，政党不断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点是：
1、总统候选人由政党推荐产生，总统在全国由全体选民直接投票、间接选举产生，当选总统并不一定是得到绝对选票多者，而是为获得选举人票更多者，哪一位总统候选人只要获得270张选举人票即当选美国总统。当选总统所在的那个党即为“执政党”，上台组阁行使行政权。总统还是行政首脑，直接控制着行政机构，并且还是三军总司令。
2、美国的政党体制相当松散，政党存在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各类选举的工具，选举之后，政党作为一种组织体系作用相当微弱，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选举党”。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两党制国家，但它不同于西欧国家的两党制，它不是以意识形态划分的，而是按照区域和利益集团来划分，两党从本质上讲都是代表不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在美国的权力体系中，从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绝大部分权力都由两党人士掌控，第三党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对共和、民主党构成实质威胁。
3、美国的国会即众议院、参议院议员一般由政党推荐参选，由全民投票直接选举产生，拥有立法权。除个别当选议员是第三党、独立人士外，大部分议员都由共和、民主两党所得，并组成各自的党团。众院议长由多数党资深议员出任，参院议长由副总统兼任，另设临时议长。与西欧国家不同，即便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席位也未必是执政党，只有总统所在的党才是执政党。在总统任期的中间，还有中期选举，主要是改选部分参议员和众议院全部改选。
4、美国的总统尽管名义上是所在党的领袖，但当选后更多的是以“全民总统”的面目出现，其政党背景和痕迹淡化，没有哪一个美国总统全面领导过一个党，他难以通过党组织来控制国会、州和地方公职人员。美国总统不由国会选举产生，他不对国会负责。
5、这一政治体制模式的优点是：美国总统的权力较大，总统受政党的约束小，独立性较大，有利于较快地作出政治决断，提高执政效能。其弱点是：美国三大权力体系的相互制约与牵制明显，造成一些体制消耗。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但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国会可以弹劾总统；总统可以任命最高法官，最高法院又可以裁决国会和总统的法律、决定是否违宪。
二、英国、德国等政治体制模式的基本特点
这类国家的政党政治及政权构成模式在西方较为普遍，包括如英国、德国、瑞典、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和西欧大陆的多数发达国家。它们基本上都是属于责任内阁制政体，是典型的议会民主制政体，其基本特点是：
1、政党获得权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即获得下院即众议院议席的多数。议员候选人大都由政党推荐或具有政党背景，多党参加的竞选是体现其所谓民主制度的重要方面，一般都设定了3－5％的门槛票，并实行以多数代表制为主的选举制度，更有利于大党获得多数议席。一般是由获得下院相对多数的党领衔组阁，并由该党的领袖出任政府首脑。但也有议会的少数党组阁的现象，这尤其是在多个党进入了议会，且无一党获得议会相对多数的情况下更有可能。
2、国家的权力体系以内阁为核心，内阁拥有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内阁对议会负责，受议会制约。内阁不仅拥有行政权力，而且具有立法建议权，由执政党所控制的议会多数保证立法的通过。内阁总理或首相有很大的权力，他不仅能够挑选阁员，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甚至可以解散议会，宣布提前进行大选。
3、总统或国王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职位，并无真正的实权。在这一政体中，国王均为世袭制，总统多为间接选举产生，如由国会议员投票选举产生。总统或国王作为国家元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象征性、礼仪性意义，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介入政党间的权力调解，平常较为超脱，不承担具体责任。
4、政党大都是一个相对严密的组织体系，但右翼比左翼要松散。政党无论是作为群众党还是精英党，大都有一个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乃至还有一套党的外围组织如工会、青年、妇女组织，对本党执政起着一种辅助作用，甚至可以对政府形成某些牵制。
5、这种政权模式的优点是，无论是体制形成还是实际运作都相对民主、公正，更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和周全。但缺点是，体制或制度容易模式化，导致官僚主义，影响执政效率。
三、法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基本特点
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不同，法国的政权模式是一种“半总统制”模式，既有总统制的特点，又有议会制的特征，其主要特点为：
1、总统候选人由政党或政党联盟推荐，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从原来的七年减为五年，同议会、政府任期同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权力不如美国总统大，但又远远大于内阁制国家的总统或国王。他掌管着国家的外交和国防大权，决定包括经济社会事务在内的各项大政方针，实际上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但他不是行政首脑，也不具体负责经济社会事务），主持内阁会议，享有对政府官员的任命权，并有权解散议会，宣布提前大选，还可施行宪法第16条规定的非常权力。
2、政府由获得下院即国民议会多数的政党组成，总理也由该党领袖出任，并由总统任命，政府主要职责是管理经济与内政事务，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议会可以质询并弹劾政府。
3、法国的总统和议会一般都实行两轮投票制（总统如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超过50％的多数，就不必再进行第二次投票），总统、议员都是由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相对多数的候选人出任。如果总统与获得议会多数的党不是同一个党，便会出现“左右共治”的政治现象，但一般都把在政府中当政的党视为执政党。近20年来，法国几次出现了这种“左右共治”的现象。
4、这种政治模式的优点是，权力相对分散，不易于导致专制和专权，总统握有一定的实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其缺点是，行政权力的分散使得政府权威较弱，不利于国家管理，而且“左右共治”现象又导致了政党间的争权夺利，损害了政党的形象，也不利于社会问题的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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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有个时候,突破法律的那些不合时宜的规定,是可以允许的做法吗

A 正确理解“司法能动主义”的改革探索

20年来的法律改革经验表明，立法机关在推动制度变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呈现出逐渐萎缩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立法机关所颁行的基本法律，往往都是对那些已经富有成效的改革经验的立法确认，甚至就连立法机关对宪法的修改也具有这种确认既有改革成果的性质。另一方面，一些制度变革的推动者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在现有法律没有发生修正的情况下，通过在部分司法机关开展试验的方式，对一些制度设计进行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尝试。这些改革试验尽管在“合法性”上存在着争议，有时被视为“背离了现行法律的框架”，却对于中国诸多领域的制度变革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法院和检察机关在制度变革的推动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努力，对于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持续不断的改革探索，使得一种“司法能动主义”的改革道路得以形成。

例如，早在2000年前后，部分基层法院就开始试行“普通程序简易审”的程序改革，最终推动那种“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得以确立。从2000年以来，一些基层检察机关和基层法院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对于那些被害人与被告人双方就民事赔偿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采取“和解不起诉”或者从轻处罚的处理方式，这一制度逐渐被各地、各级司法机关所采纳。早在2005年前后，最高法院就在若干个地方法院进行了量刑程序的改革试点。按照改革者的设想，量刑制度改革最终的目标是逐步实行适用于全国各级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和“量刑程序”。不仅如此，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少年司法改革走过了一条基层法院进行探索、最高法院吸收成熟经验的改革道路，在诸如圆桌审理、法庭教育、延伸帮教、社会调查报告、合适成年人、量刑答辩等一系列方面取得了制度创新。甚至在较为敏感和复杂的少年罪犯的“前科消灭”方面，一些地方司法机关都在进行改革探索，并取得了初步的经验。

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则更是对二十多年来农村土地承包改革试验结果的立法总结。应当说，没有这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和探索，立法机关就不可能制定出这部法律。从时间顺序上看，先有农村土地承包改革试验，后有这部土地承包法；从两者的关系上看，农村土地承包改革试验所产生并不都是成功的经验，土地承包法不过是将那些较为成熟、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给予法律规范化罢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似乎发现了另一条推动制度变革的道路，那就是“相关制度改革试验先行”、“立法机关将成熟的改革经验总结成为法律规范”的变革之路。这一改革道路吸收了“立法推动主义”的有益经验，那就是强调立法机关的中立性和利益无涉性，强调即便是改革试验也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并保证这些改革试验有效地得到总结和提炼。这一改革道路也吸收了“司法能动主义”的改革思路，那就是强调制度变革的探索性、自下而上性和渐进性，发挥司法机关在发现和创制新制度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任何制度变革除了要考虑制度本身的内在正当性以外，还要关注制度实施的社会效果，使得那些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能够化解矛盾的制度设计，最终被转化为国家的法律规范。

但是，鉴于现行立法方式具有各种不可克服的缺陷，依靠这种立法方式来推进制度的变革，又是不合时宜的。从立法技术层面来看，立法机关应当抛弃那种“宜粗不宜细”的立法观念，不再仅仅满足于法律的颁布和法律体系的完善，而应将法律的可实施性视为立法的生命和灵魂。法律规范要得到有效的实施，不能过分依靠相关细则、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甚至地方性法规，否则，立法机关颁布的基本法律就有可能被这些规范性文件所架空，而变成一纸空文。而从立法的指导准则来看，立法机关应当放弃那种动辄“为变法而修律”的想法，真正从“制度变革的推动者”变成“改革经验的总结者”。立法机关应当保持谨慎的立法态度，尽量不在法律中确立那种未经任何试验、也无从考察其实施效果的新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虚置化和法律失灵的问题，使得立法机关所颁行的法律都是可实施的法律。与此同时，立法机关也应当保持一定的开放性，秉承对法律实施中的问题与改革试验中的经验同时兼顾的原则，及时而有效地将那些成熟的改革经验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规范，从而促进法律制度的健康发展。

不仅如此，为避免司法机关的改革试验各行其是的局面，立法机关有必要颁布专门的法律，对这种改革试验活动加以引导和规范，确定这种改革试验的时限、地域范围、改革措施与现行法律的关系以及改革经验的总结方式，为司法机关的改革试验设置“特区”，并设定明确的限制性规范。而司法机关在进行特定改革试验之前，也应当向立法机关进行呈报，并遵守相关的授权立法条款。另一方面，在相关改革试验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司法机关应当对改革的经验作出总结，并呈报立法机关作为立法的依据和参考。而在立法机关尚未就此确立为生效法律规范之前，司法机关在向本系统推行相关改革经验之时，应当报请立法机关批准。这既体现了对改革试验效果的慎重态度，又显示出对立法机关以及国家现行法律的尊重。

从这一角度来看，司法机关所进行的诸多改革试验，包括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程序、量刑程序、刑事和解程序以及少年司法程序，都不应当停留在地方司法机关提供改革经验、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司法解释的阶段，立法机关进行全面的经验总结，将其中较为成熟的部分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这在新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时已有所体现。

在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方面，立法机关一方面可以针对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研究相应的立法方案，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改革动向，作出经验的总结，从而设计出一种既能解决律师辩护难题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例如，越来越多的地方法院开始在民事诉讼中实施调查令制度，对于律师调查取证遇到困难的，经过律师的申请，发布旨在强制被调查单位或个人接受调查的司法令状。这一改革尽管在合法性上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却对于解决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难问题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又如，一些地方为避免检察机关滥用对辩护律师的刑事追诉权，要求对那些辩护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罪的案件，一律要经过省一级检察机关批准，才能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这种改革探索对于有效遏止个别检察机关任意对律师采取刑事追诉行为的现象，维护辩护律师的法律安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再如，早在十多年前，一些地方就建立证据展示制度进行了改革试验，确立了一种旨在激励检察机关保障律师阅卷权的互惠机制，也就是在检察机关向律师全面展示案卷材料的前提下，要求律师也要向检察官展示本方掌握的无罪证据材料和线索。这种互惠机制的设置要比那种单纯强调检察机关证据展示义务的制度设计，更有利于调动检察官保障律师阅卷权的积极性。

很显然，中国制度变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表明，立法推动主义不可能是中国制度变革的惟一道路，司法机关主导的改革试验虽有其内在的局限和不足，却不失为一条引导法律制度取得健康发展的道路。立法机关应当接受一种“立法改革探索先行”的思路，允许司法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相关领域的制度变革试验，并将其中富有成效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立法机关应当放弃那种动辄从西方法律制度中进行移植和借鉴的立法思路，而更多地关注本土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对于那些经过试验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改革经验，立法机关应当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规范化的改造，经过立法技术的转化使其转变成为新的法律规范。换言之，立法机关应当在制度变革进程中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和位置，从改革的推动者转变为改革的关注者、研究者和总结者。

“徒法不足以自行”。经验表明，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通过立法先行的方式加以推动，而只有首先在司法过程中展开相关的改革试验，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对于那些经验表明不具有切实可行性或者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的改革措施，及时地予以抛弃，而对于那些具有良好社会效果的改革措施加以总结，并将其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制度。这才是法律制度得以稳步发展的正常道路，也是制度变革取得成功的基本规律。

❽ 警察权的概念

探讨规范监督警察权力之路
《南方周末》报道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和其他7名警察勾结黑社会违法犯罪一案显示：警察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假案，枪杀和陷害无辜，反而作为“打黑除恶首战告捷”的案件上报获得嘉奖；一个副局长可以获取1000多万美金和3000万元人民币的非法所得。可见警察的权力很大，而且相对缺乏监督。为此，我们应当认真
检讨如何从体制上限制公安机关及其警察的权力。

警察权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因此，警察权是否得到应有控制，是国家文明的标志之一。现在，世界各国已经探索出了一套制约警察权的共同规律，我国应当借鉴。

首先，应当摒弃长期以来形成的公安中心主义。我国很多地方由政法委书记或者政府副职兼任公安局长。这是中国特色官本位的产物：因为根据一府两院都是人大产生的平行机构的政治体制，检察院和法院是与政府平行的，只比政府低半级，而公安机关则只是政府的一个局，比政府低一级，这样公安机关比检察院和法院就低了半级。很多地方为了让公安机关与检察院、法院在行政级别上平起平坐，就让公安局长兼任政府副首长或者政法委书记。这种体制导致了司法和行政权力行使中的所谓“公安中心主义”，即由于公安局的级别太高，而使法院、检察院和其他单位对其难以监督。

其次，公安机关的多种权力应当内部分立或者分离给其他单位。我国目前的公安机关是一个拥有众多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二者界限不清的单位。从内部职能的分立来看，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应当分立，以避免在两类案件间自由裁量，形成容易产生腐败的空间。另外，有些本不应当由公安机关行使的权力应当从公安机关中分离。如侦羁分离和侦鉴分离，即借鉴外国经验，将看守所和鉴定机构从公安机关中分离出去，这样可以使公安机关权力缩小，也使侦查多一道其他机关的监督。

再次，应当加强对公安机关的专门监督。我国对公安机关的专门监督机关是人民检察院。可是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以前，除批准逮捕过程中的审查以外，公安机关的其他侦查行为，没有任何专门监督行为。我国也没有对警察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是指对于警察的强制侦查行为和强制性措施都应当有法院的事前批准并颁发令状才可以进行；特殊紧急情况下没有事前的批准，也应当在采取这种措施以后的12或者24小时内到法官面前接受中立的法官的事后审查。我国应当建立完善的司法令状制度或者司法令状与自始至终的检察监督制度相结合的双重监督制度。

最后，应当通过公民的人权来制约警察的权力。在侦查程序中，国家应当通过立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从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基本的权利包括律师在场权、沉默权、由律师进行的调查权。另外，国际准则规定媒体在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的过程中，可以进行独立调查；有权接受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揭发警察的违法行为。舆论监督是防止警察腐败的重要途径，而这在我国却恰恰存在很多局限，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媒体对警察的监督权利。

以上关于防止警察滥用权力的对策，并没有超出权力哲学的一般规律：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但对于手中有枪的警察而言，后果则可能会更严重。

❾ 电视里常常有陪审团出现，请问他们是什么性质，怎么组成，什么作用的啊

陪审团的基本作用是认定案件事实。在有陪审团的诉讼中，法官不认定事实，法官的基本作用是控制诉讼程序，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

陪审员是由电脑从一个由符合条件的人组成的“后备军”里随机抽中的，跟彩票一样。当陪审员与选举不同的是： 选举是自愿的，愿不愿投票悉听尊便。但当陪审员是义务，一旦抽中，除非特殊情况(需提出证明)，没跑。你休想“蒙混过关”，否则以违法论处，违者将受到从罚款到被起诉的惩罚。

被抽中当大陪审员的机率比审判陪审员低。当一次大陪审员要当四个星期。

大陪审团是专听刑事案的。所有刑事案件在进入审判之前得先到大陪审团听证。 某人控告某人涉嫌刑事犯罪， 检察官认为可以立案，即收集各种证据。 但是，检察官不能决定该案件证据是否足够进入审判，这个决定必须由大陪审团做出。大陪审团由23人组成，其中包括正负“头人”和两位自愿担任的书记。 听证时必须有至少16人在场，听完后必须12人投票通过。如果通过，该人即被正式起诉，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有罪。如果案件进入审判，则由另一个陪审团—12人组成的审判陪审团—在听完双方律师的辩论后,决定该人被控的罪名是否成立。也就是说，一个犯罪嫌疑人要经过两个陪审团, 共35人的听证才能被定罪。而民事案件则不必经过大陪审团这道程序。

一般认为英国是现代陪审制的母国。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在民事诉讼中逐渐淘汰陪审团，至1993年根据新的法律民事陪审团的适用仅涉及公民名誉的案件。另外，适应控制犯罪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英国的近代警察制度和检察制度相继得以发展。终于，英国于1933年基本废除了起诉陪审团——即大陪审团（1948年正式废除），而代之以检察官制度。并于1948年，法律准许以简易程序对轻罪进行审判，无须陪审团参加，这使审判陪审团的适用范围锐减。据80年代中期的一个统计，如今英格兰和威尔士，有陪审团参加审判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的5%，其中刑事案件占4%，民事案件占1%。[1]如此，陪审制在英国,看来确是衰落了。不仅如此，自19世纪后期以来，陪审制事实上是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地趋于衰落。然而，陪审制在英国历史上（乃至一度在世界范围内）曾长时间的兴盛却亦是历史事实；并且即使陪审制在英国业已衰微，但仍被认为是普通法的一大传统性特征,它使得英美的司法程序迥异于以大陆法系国家为典型的司法程序,并由此发展出了英美法独特的证据规则。而对于大陆法系，虽然在19世纪初期也曾尝试着引进英国式的陪审团制度，但是不多久即“蜕变”成了参审制度或者其他样式；有的甚至根本无法正常运作，以至于不得不忍痛废弃。可见陪审制度对于英美国家具有独特的适应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特的制度功能与特征。出于陪审制度之于英美法系具有如此特征性的意义，以及其历史命运之今昔巨大反差，笔者一直对这样的问题深感好奇：“作为英美法一大特色的陪审制度到底是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形成的？ ”虽然，现在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对陪审制度大致的来龙去脉进行过概略探讨，但是，至今为止尚未见学者对“陪审制度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形成”这样的基本问题进行过较为清晰的研究与叙述。笔者认为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或许可以告诉我们陪审制度为何在两大法系命运截然不同，以及为何昔盛今衰。法国哲学家 德日进说：“过去已经向我们显示如何建设未来。”[2]历史对于我们永远是一种可敬畏的并因此值得我们去挖掘与反思的存在。

是为本文写作的初衷。

英国陪审团的原初——团体证人

近现代陪审制度成型于英国，并且自英国遍传世界各地，这为时人所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英国是近现代陪审制的母国。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历史判断决不意含着英国的陪审制是源于其本土的。当然，许多学者谈到陪审制起源一般总是从古希腊雅典与古罗马的民众陪审法庭说起，笔者对这样的方法也心存疑虑，因为它们不久即从历史上消失，与现今世界各国的陪审制实无历史联系[3]。因此，我们理应直接从英国的陪审团着手去寻找其起源与传承。

英国陪审制度的起源问题似乎相当模糊，研究者的意见分歧较大，有的追溯其源于盎格鲁——撒克森时期的类似做法，有的倾向于认为它是由诺曼输入。我们确实可以在盎格鲁——撒克森国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的法律中找到这样的规定：“在每个百家村(wapentake)的集会上，得由十二个年长的乡绅及邑长(reeve)一起手持圣物宣誓，不起诉无辜者，不隐匿罪恶者。”[4]这的确很象后来的起诉陪审团。另外，十世纪早期，法兰克王国的教会法院偶尔也有过将某人有罪或无罪的问题交给十二人组成的民众团体裁决的作法，而英国的教会于Dunstan和Oswald时期也曾借用过法兰克教会的这种作法。[5]尽管如此，由于它们都不具有固定性，而更多地带有偶然作法的性质，因而大部分研究学者（包括权威学者）仍倾向于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陪审团是诺曼征服后由威廉一世从法兰克的诺曼底公国引进来的,而上述类似作法充其量不过是为陪审团制度的引入准备了一些有利条件而已。[6]

据记载，至少从公元8世纪起，法兰克皇帝和国王就曾经传唤邻居调查陪审团（Inquest或 Inquisitio），让他们回答一位巡回王室官员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地习惯所确认的王室权利和违反王室命令的问题。史料表明，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在当时主要是为恢复王室土地之权利而采用的。由于当时王室土地时常为私人所占据，国王为清查土地占有状况，而命王室官员赴各地探求事实，以恢复王室土地之权利。为了有效地获取证据和事实，王室采用了邻居调查团作为推问方式。后来国王将这种推问方式（邻居调查团）扩及于有关民人身份租税调查等方面。[7]法兰克国王的这种邻居调查团之推问方式初独为国王特权，国王凭借这种推问方式有效地维护和伸张王室的权利，[8]地方封建权威（如封建领主）[9]断不能使用。因而，这种调查陪审团实际上是当时国王面对众多封建地方割据势力而采用的用以伸张王室权利的手段。同时显然，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仅是提供证据实情的证人，而非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团。[10]

后来从北方来的诺曼人从法兰克人手中接过了这种办法，也使用邻居调查陪审团。[11]但是，诺曼人具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他们将调查陪审团的使用范围加以扩大，把它作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来运用，中央政府派往地方的王室官吏向当地人调查时，可召集调查陪审团，后者要发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不管是行政官吏或司法官吏都可以采用这种调查陪审团来获取有关信息资料，[12]比如行政官吏向其询问土地占有以及财产等经济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司法官吏责令其提出犯罪嫌疑人或就犯罪指控是否真实发表意见等。通过这样的作法加强了中央王权对全国的控制与管理，不久，诺曼底公国便确立起了一套中央机构体系。[13]可以说，这种调查陪审团事实上也是诺曼王室面对封建状况而努力确立其体系化的官僚管理机构的一种手段，是中央王权向地方封建势力进行权力盘剥（中性）的一种有效方式，如同法兰克王室所作的那样。

诺曼统治者将调查陪审团作为政府管理的一般方式的这样一种作法，在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后不久，便被引入英格兰的实践，最著名的就是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对征税人口的调查统计。[14]在这次全国性的”摸底”调查中,王室官吏广泛地采用了十二人邻居调查陪审团，调查陪审团必须如实回答王室官吏提出的问题，否则要受罚。这种邻居调查陪审团能够快速有效地给王室官吏提供其所需要的详实信息,因而邻居调查陪审团对威廉如期完成他的调查计划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末日审判书》肯定了威廉征服英格兰后对土地的占有，剥夺了广大农民的权利，对英格兰的集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5]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由从地方民众中召集的十二人调查陪审团又在王室为自己攫取权力的艰难路途中扮演了”开路先锋”的尴尬角色。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调查陪审团在性质上仍是团体证人。当然，如前文所交代，威廉及其后来者在王室的各项行政事务中广泛地采用了这种团体证人，因为凭借它来获取王室行政所需的各种信息是如此地有效，王室行政因此富有效率。并且王室通过派遣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在地方上召集这种调查陪审团来查问有关地方官员有无违犯王室的不轨行为，借以控制、监管地方的行政与司法活动。陪审团对英王室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直至14世纪，由于有地方各郡代表参加的议会的出现，使得国王无需派官员四处奔跑，即能在议会上获取其所需的全国各地之信息；加之兼负行政职责的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越来越不受民众欢迎，应公众的强烈要求很快被司专职审判的巡回法官（justices of assize）所取代；[16]并且王室的专业化、规范化运作的官僚机构体系在全国也已基本建立，原来的取证方式（调查陪审团）也多少有些难以适应这种专业化及规范化运作的需要，故而，在14世纪王室行政事务中的调查陪审团逐渐地衰微，调查陪审团演变为主要与司法审判相关了。

当然，调查陪审团并非直到14世纪才被引入司法审判。如前所述，诺曼征服后的英王室一开始从诺曼底引进十二人调查陪审团就是为了在政府管理中广泛地加以运用的。但是史料表明，直到亨利二世，调查陪审团才被固定地应用于英格兰的司法审判中。[17]之前，司法审判中运用陪审团（jury）的事例较少，据记载亨利二世之父安茹公爵杰佛里曾在重要的民事案件中采用过陪审团。可以肯定的是亨利二世对于十二人陪审团绝对不会陌生，无论是在行政事务中，还是在司法审判中。但是，在亨利二世之前，王室的司法权一直是非正式的，司法权几全操于地方封建势力手中，王室干预地方司法被认为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不可容忍的。[18]这严重阻碍了王室集权。并且“司法中有大钱”（英格兰格言），司法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因此，无论从政治上谋略，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司法权对于英王室无疑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亨利二世在英国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国王，为了盘剥地方封建司法权，伸张王室司法权 ，他对传统的“令状”进行了微妙而又是根本性的变革——即将令状“司法化”。

令状（writ）初为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后继者统治英格兰时，王室对全国进行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令状由王室颁发，命令封建领主和郡长等纠正处理那些引起国王注意的不法行为（有碍国王安宁的行为）。这些令状种类较多，每一种都设计用来解决国王所干预的个案。因此，这些令状实际上是国王向地方渗权的有力工具。由于这些令状负载着国王向地方下达的行政命令，收到令状的封建领主必须着手处理令状所指向的引起国王注意的不法行为。因此，这个时候的令状是行政化的。但是亨利二世为了更深入地插手地方事务，伸张王室司法权，他将原行政令状予以“司法化”——令状不再单纯地命令地方封建领主如何如何做，而是命令其将不法行为所涉之当事人传唤到王室派遣的法官面前进行诉讼，由王室法官着手审理裁决案件。这样就使得对不法行为的最终处理权事实上转移到了王室手中。这是一种王室对地方权力的绝妙篡夺。也正因此，国王的每个令状就引起一起诉讼，而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命令，在这个意义上说，国王的令状“司法化”了。这种司法化的令状所带来的明显后果是王室的司法权得以伸张，拿到司法令状的纠纷（是民事纠纷，刑事案件通过重罪上诉或大陪审团提起，不通过司法令状提起）当事人只能到王室的法官面前进行诉讼。

为了改革的有效性，他还把调查陪审团与他的‘司法化’的令状制度结合起来。这样，每一类根据国王的司法令状可由王室法院或法官管辖的民事案件，均得采用十二人陪审团审，以询问陪审团作为取证方法，而不得适用宣誓断讼法或神裁法等原始的取证手段，由此全体公众可以在王室管辖范围内的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主要涉及土地诉讼）中将调查陪审团作为正规的制度予以运用。同时，亨利二世还辅之以王室定期地往地方派遣巡回法官（justices in Eyre）制度。这样亨利二世就确定了王室对颁发令状和对陪审诉 讼的专有管辖权，使王室司法权获得正当性。[19]由此，王室法官主持的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中，使用十二人陪审团来审理案件[20]成为制度性作法。

❿ 陪审团的性质在法庭上的作用谢谢了

陪审团的基本作用是认定案件事实。在有陪审团的诉讼中，法官不认定事实，法官的基本作用是控制诉讼程序，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