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民法典

① 关于刑法文章的读书笔记 2000字左右

你好。

最近，我读了张明楷教授的《刑法的基本立场》一书。这本书于2002年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1万4千字。按照本书的内容提要的说法，本书旨在促进中国刑法学派之争的形成，作者以刑法规范为根据，以学派之争为主线，对刑法学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表明了基本立场：客观主义、实质的解释论、结果无价值论、客观的未遂犯论、部分犯罪共同说、并合主义等。

在通读全书之后，总的感觉是这本书是刑法学界很有特色的一部理论著作。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比较全面的阐述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并且从自己坚持的基本立场出发去解释具体的法律条文，讨论具体的疑难问题。在论证自身具体观点的合理性时，非常注重前后立场的一致和自身理论体系的和谐，避免出现立场对立的具体结论。这在国内刑法学者中是不多见的。大多数学者在研习刑法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就事论事，首先形成一系列的具体观点，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初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而这种体系又很少被自身刻意疏理，显得模糊而杂乱，甚至穷其一生也不能形成统一的刑法立场。张明楷教授在这方面受德日刑法的影响比较深，注意总结自己的根本出发点，重视对刑法学领域中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思想相对成熟之后即表明自己的理论倾向性，因此在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就有了理论的归宿，这在刑法学界是领风气之先的。当然，是否需要明确的理论立场，在研究到什么阶段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我国的刑法学界是否象德日那样需要有对立的刑法学派，这些问题都尚无定论，还需要历史的检验。

在读过了张明楷教授的书之后，我对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结合几年的学习经历，隐约感到，一个刑法学者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立场，是需要多年的积累和反复的思考的，在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下，恐怕能总结出自己的基本立场的学者不会很多，应该是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理论体系的少数资深学者。对一个刚刚入门的年轻学者来说，似乎不宜先入为主，给自己设定下主观主义或者是客观主义的框架，这样可能会束缚手脚，反而不利于开拓思路，找到自己真正认同的基本立场。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刑法学界的旧派与新派的比较和分析。同时，作者对中国刑法学界的理论研究特点作了必要的论述。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虽然我国刑法理论一直声称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在事实上却与重视主观内容与心态的主观主义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

本书的第二部份，是犯罪论当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在权衡两者的利弊得失的同时，作者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客观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认为，从我国新旧两部刑法的立法思路的变迁来看，旧刑法更多地体现了主观主义的刑法理论，而新刑法则有意的向客观主义倾斜。作者对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的立法态度表示了赞赏，同时对传统理论当中包含的比较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提出了学理上的批判。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论述如何解释犯罪构成要件的问题。作者全面论述了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实质的解释论的立场。在作者看来，实质的解释论侧重于犯罪的本质，有利于确定犯罪的合理范围，这样研究时也更有深度，也是更接近立法原意的。从作者前后的刑法立场来看，作者提倡实质的解释论，这与作者认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之间，显然作者更看重的是犯罪的实质概念，即法益侵害。

本书的第四部分，是关于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比较和分析。因为作者坚持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法益侵害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所以在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间理所当然地会选择结果无价值论。作者认为，提倡结果价值论，有利于合理控制犯罪的范围，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没有发生实际危害结果的行为不受刑法的制裁。此外，在判断正当行为是否成立时，其客观的危害结果是重要的判断指标。在紧急避险当中，受到损害的法益和被避免发生损害的法益相同时，根据结果无价值理论，这样的结果是法益并没有受到损害，因此不能认为是犯罪。对于传统理论当中一直主张按照犯罪未遂处理的对象不能犯和工具不能犯，作者认为，根据结果无价值理论，这些行为根本不可能造成实际的客观危害结果，根本没有任何法益受到损害，因此不能作为犯罪处理。

本书的第五部分，是客观的未遂犯论与主观的未遂犯论。作者认为，从实质上看，新刑法采取的是客观的未遂犯论。作者在两者之间倾向于客观的未遂犯论，基于这一基本立场，作者提出了在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方面的一系列的新观点。作者主张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标准，更多的包含了客观行为，特别是实际的危害结果和危险性的要素，与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的传统理论差别很大。

本书的第六部分，是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作者论述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表明了自己赞同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立场。作者认为，在数个行为人基于不同的犯意同时对某一法益实施侵害行为的情况下，不同的犯罪构成之间的重合部分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在教唆犯教唆之罪与被教唆者所犯之罪不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教唆之罪与实际实施之罪的重合部分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

本书的第七部分，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共犯从属性与共犯**性。作者论述了共犯从属性理论和共犯**性理论的含义，并且评价了中国刑法学界某些学者主张的共犯从属性与**性两重性理论和共犯**性理论。作者认为，这些理论不符合刑法的从属性理论和**性理论的基本含义，是不可取的。作者在共犯理论上坚持既非**性，也非从属性，更非两重性的立场。

本书的第八部分，是关于刑罚的基础理论。作者论述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以及作为折中理论的并合主义，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并合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认为，1997年通过的新刑法体现的正是作为折中理论的并合主义。

读完此书之后，我认为其中最值得赞赏的是作者论述基本理论问题时和谐统一的思路，以及研究具体问题时表现出的大局观。当然，这不是说有了统一的严密的基本立场作基础，就足以保证具体结论的科学性。事实上，在作者为说明基本立场而列举出的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时常可以见到抽象理论指导下的简单推理，这就直接影响了最终结论的科学性。这些现象主要出现在作者简要论述的一些问题中，而对诸如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停止形态中的未遂犯等问题的论述还是相当细致的，经得起推敲。

从我自身的理**底和学术心得来看，对本书作一个整体性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各种刑法基本范畴，虽然偶有心得，但是似乎还没有能力深究其利弊得失，在自己的头脑中也尚未形成自己确信的所谓基本立场，在考虑具体问题时常常在两级之间摇摆，以求实现某种体现公正的平衡，然而心中又不免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种理想状态下的平衡是否存在，如何才能实现？因此，就我自身的学力而言，只能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一番评论，这些问题主要是我自己平时也曾经考虑过的一些问题。在作者论述的各个刑法基本范畴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法益理念。作者极力推崇法益理念，将其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并且直接指导刑法解释的推理过程，甚至在诸如工具不能犯的评价等问题上都坚决贯彻法益理念。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我在以前的学习过程中，包括在去年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都在思考法益（犯罪客体）在刑法理论中的重要性的问题，深感理论界对客体，特别是个论中的具体犯罪的客体研究得很不够，而且在研究构成要件诸问题时一般也很少考虑法益的意义。张明楷教授宣扬的法益理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值得提倡的。张教授在书中写道：“由于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故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意味着发挥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即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符合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设立该条文的目的得以实现。”（第128页） 我觉得，在司法实务界和刑法理论界都存在着轻视法益的风气。司法实务界轻视法益，其实无可厚非，毕竟实务中依据的是现有的规范，自由发挥的空间似乎不大，而且法益本身过于抽象，理论研究不充分，立法上也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规定，所以难于取舍，只好敬而远之。而刑法理论界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多从法益的角度考虑具体问题，似乎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例如诉讼欺诈问题，理论界讨论的比较多，在研究究竟应当认定为何种犯罪时，似乎更多的是依据惯常的思维方式，先找出可能构成的犯罪，然后在分别分析是否符合其构成要件。这种思维方式在实务部门中是很有效的，有利于快速的解决具体的案件。

但是，在作纯粹的超然于立法之外的学理研究时，不妨先从这种行为的本质特征入手，分析其主要侵害的是哪些社会关系，然后对这些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作出权衡，根据重法益来确定犯罪的性质。经过不太成熟的思考，我认为诉讼欺诈行为侵害了败诉一方的财产所有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严重的法益侵害发生在诉讼过程中，行为人的虚构事实、编造伪证的行为直接侵害了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威，应当属于妨害司法罪的范畴。对民事诉讼中的诬告和伪证行为，也许现有的条文中没有对应的规定，但这是立法完善的问题，不应成为否定其犯罪性质的依据。[1]当然，我作出这样的论断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恐怕经不起推敲。

当然，对张明揩教授提倡的法益理念，也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和甄别，其中一些结论在我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在论述紧急避险中的法益衡量问题时，张明揩教授认为：“当价值一百万元的甲利益与价值一百万元的乙利益发生冲突，保护甲利益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损害乙利益时，从整体上来考察，行为人所实施的避险行为对法益实际上没有造成新的损害。即使行为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人的同等利益，也只是道德上与民法上的责任，不能因此追究刑事责任。”我认为，这段论述从推理的过程到最终的结论，都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张教授倡导的法益理念的。法益的衡量应当是具体的，因为每一个具体的法益受到侵害之后，都有一个具体的承担者，这是不能抵消的事实。提倡法益保护，其基本出发点正是充分保护社会个体的具体法益免受侵害，因此对法益受侵害的情况作总体的评价是不符合法益理念的。在紧急避险中，最终受到侵害的法益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同时避免了同等的法益就认为没有法益受到侵害。因为作为无辜的第三方，他的法益受到刑法的保护，侵犯其法益的行为均有可能构成犯罪。紧急避险最终不构成犯罪，并不是因为行为人没有侵害任何法益，而是事出有因，考虑到行为人不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所以法外施恩，这是刑法对人性弱点的容忍。因此，牺牲他人的同等法益，实质上仍然是侵害了他人的法益。此时的行为是刑法难以容忍的，既然损害他人法益并不能在总量上减少损失，为什么还要损害他人的法益呢，自己承受同样的损失即可，因此法外施恩的理由并不充分，原则上还是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只不过在处理时从轻发落。如果按照张教授的观点处理，在同等法益是人身权利时其不合理性则更为明显。一个人为了避免自己死亡而杀死另一个人，难道不是犯罪吗？被害人的生命难得不是受到侵害的法益吗？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有什么权利将死亡的结果转嫁于他人？如果此时行为人的杀人行为是紧急避险的话，被害人就无权对杀害自己的行为进行正当防卫了，保护自己生命的行为反而可能构成故意犯罪，刑法的公正性价值又从何体现呢？

在这本书中，让我比较感兴趣的理论问题是张明揩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理论。这种理论以犯罪共同说为基础，认为“二人以上虽然共同实施了不同的犯罪，但当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犯”（第262页）。这种学说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同时犯的刑事责任问题和共同犯罪中各个行为人最终罪名不一致时的刑事责任问题。我从总体上对部分的犯罪共同说持否定态度，下面分别加以分析。部分的犯罪共同说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数人同时实施类似犯罪行为的情形。“甲以杀人的故意、乙以伤害的故意共同加害于丙时，只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但由于甲具有杀人的故意与行为，对甲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第262页）这种行为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时犯。按照传统理论，同时犯由于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成立共同犯罪，分别定罪量刑。事实上，行为人的行为对其他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实施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数个行为之间的相互补充、配合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仅仅依照各自的行为分别定罪，似乎不能表明这种共同侵害的严重性，也不利于打击实践中的趁火打劫的现象。但是，我并不认可部分犯罪共同说。我认为，应当运用犯罪共同说对同时犯进行全新的审视。所谓的同时犯，可分为事先预谋的同时犯和临时起意的同时犯。对于有预谋的同时犯，虽然数个行为人没有就某种具体犯罪达成共同犯意，但是对对方的意图是了解的，也明知自己实施的另一种犯罪行为对其的帮助作用。因此可能在实施一罪的同时构成另一罪的帮助犯，除非数个犯罪行为之间不具有客观上的关联性，即数个行为之间没有相互帮助的实际作用。而部分犯罪共同说所指的具有重合的构成要件的数个犯罪，肯定是具有这种关联性的。此时行为人对帮助他人的结果所持的心态，应当是放任的。这样，在每一个行为人身上存在着两个犯罪，本罪的实行犯（直接故意），他罪的帮助犯（间接故意），成立想象竞合。对于没有预谋的同时犯，也可能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形成帮助故意，成立他罪的帮助犯；或者是为了实施自己决意下的犯罪行为而放任帮助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结果，此时可能成立片面共犯，对片面帮助之罪的心理态度是间接故意。在最终的罪数形态上，有可能构成想象竞合。

实际上几种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几乎相同的，都是行为人实施的本罪是最终的定罪罪名。区别在于推理过程不同，罪数形态不同。当出现不同于典型的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时，差别就表现出来了。例如，甲乙二人分别以杀人和伤害的故意打击丙，甲朝丙的头部重击一下，打偏，乙朝丙的大腿打击，击破股动脉，导致丙因失血过多而死。甲的行为实质上是杀人未遂，乙的行为实质上是故意伤害致死。如果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两罪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在哪呢？重行为只导致了轻结果，轻行为却导致了重结果。究竟在什么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呢，恐怕只能在故意伤害（排除致死结果）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可是这个共同犯罪的罪名对甲和乙来说都不合适。我认为，还是认定为甲构成杀人未遂和故意伤害致死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乙构成故意伤害致死和杀人未遂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比较合适。

2、存在转化犯的情形下。“甲邀约乙为自己的盗窃行为望风；乙同意，并按约定前往丙的住宅外望风；但甲在犯盗窃时，为窝藏赃物……而当场使用暴力，乙对此一无所知。……如果采取部分犯罪共同说，那么，甲与乙便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对乙就必须追究盗窃罪的刑事责任，但由于甲的行为另成立抢劫罪，故对甲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抢劫罪。”（第269页）对此结论，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我认为，并不是只有部分犯罪共同说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传统的犯罪共同说也同样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刑法第25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不仅可以表现为最终的定罪罪名，同样可以表现为犯罪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共同犯罪形态。在上述例子中，乙的帮助行为和甲的实行行为成立盗窃罪的共同犯罪，无论从主观方面的共同盗窃故意来看，还是从客观方面的共同盗窃行为来看，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之所以最终没有认定为同一罪名，是因为甲在构成了共同盗窃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使自己先前的盗窃行为转化为抢劫行为。从发展过程来看，甲的入室盗窃行为与乙的室外望风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甲之后实施的暴力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行为，单独对此承担责任。只是一般情况下的实行过限导致行为人成立数罪，对因实行过限行为而转化为重罪的则少有论述。而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盗窃罪与抢劫罪的重合部分，因此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这实际上是把甲的先盗窃后转化为抢劫的行为和乙为协助甲盗窃而望风的行为看成是两个**的行为，否认客观上曾经存在过的共同盗窃的事实，然后在抽象意义上比较两个罪的构成要件，认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其中的重合部分，进而认为两者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这是不符合案件发展过程的实际情况的。此外，判断两个罪的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盗窃与抢劫仅仅是行为方式不同，不能简单的得出盗窃加暴力等于抢劫这样的结论。

3、教唆未遂的情况下。这主要是指被教唆人所犯之罪不是教唆之罪，而是与之有关之罪。“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只要被教唆的人所犯之罪，在规范意义上包含了教唆犯所教唆之罪，那么，教唆犯与被教唆犯便在两罪性质重合的部分成立共同犯罪，一方面，对教唆犯不能适用刑法第29条第2款；另一方面，对教唆犯应当适用刑法第29条第1款，即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第283页）作者认为，甲教唆乙盗窃，结果乙在盗窃过程中转化为抢劫，则抢劫包含了盗窃，因此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对甲认定为盗窃罪，乙认定为抢劫罪。我同意这样的结论，但是认为依据传统的犯罪共同说的理论完全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理由与上述第2种情况相同。由于在乙的行为发展到盗窃阶段时成立了共同犯罪，甲教唆的内容得以实现，对此时的甲乙都可以认定为盗窃罪。因此尽管最终甲乙两人被认定的罪名不同，仍然应当认为乙曾经实施过甲教唆的犯罪，因此，对甲不能适用第29条第2款。

反过来看，如果教唆之罪包含被教唆人实际所犯之罪的话，如何处理呢？根据张明楷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说，在被包含的实际所犯之罪的范围内仍然成立共同犯罪，对实行犯以该罪论处，对教唆犯则认定为重罪。“如果甲教唆乙犯抢劫罪，而乙仅犯了盗窃罪，那么，虽然也可以认定甲与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但由于应当认定甲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而乙的行为并不包含抢劫，故对甲仍应适用第29条第2款。”（283页注1） 我同样同意这样的结论，但不认可论证的依据。部分犯罪共同说所说的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构成共同犯罪没有任何依据，已经完全脱离了共同犯罪存在的基础。从主观上看，双方没有就盗窃达成共同的犯意，客观上，仅仅是乙实施了盗窃行为，甲对此毫不知情。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何来盗窃罪的共同犯罪？张明揩教授依据的仅仅是观念上的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共同犯罪的认定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而且会产生许多矛盾。既然认定甲和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必然得对两者都以盗窃罪论处，同时又因为甲教唆的是抢劫罪，所以对甲认定为抢劫罪。那么甲身上的盗窃罪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仅以抢劫罪论处？在甲的身上只有一个抢劫教唆行为，根本不存在盗窃向抢劫转化的情形。因此，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甲似乎应当构成抢劫与盗窃的想象竞合，这样的结论显然更让人难以接受。可见，部分犯罪共同说中所指的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是观念上的，虚无飘渺，有时可以决定教唆者的具体罪名，有时又可以决定被教唆者的罪名，莫衷一是。

我认为，在上述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共同犯罪，是单独的以教唆形式构成的此罪和以单独实行行为构成的彼罪，对教唆犯应当适用第29条第2款。这也是该款规定的初衷，第1款规定的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而第2款规定的就是个人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教唆人与被教唆人的行为没有本质联系，不具备构成共同犯罪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基础，不能成立共同犯罪。教唆犯因**的教唆行为符合了该罪的修正构成而成立该罪，适用第29条第2款[2]。被教唆人以其实际实施的犯罪定罪。

综上所述，我认为，张明楷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说，主要缺欠有二：一是对共同犯罪的认定过于理想化，只考虑不同犯罪之间构成要件的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忽视了犯罪行为实施的实际过程；二是认定构成要件之间的重合部分有时难以界定，前文提到的故意杀人未遂与故意伤害致死之间的重合部分，就很难取舍，此外，说抢劫包含盗窃还算差强人意，那么盗窃与诈骗、敲诈勒索等侵犯财产罪之间，又是怎样的包含关系呢？恐怕一时之间很说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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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来看，我也认为诉讼欺诈不能构成诈骗罪。在诈骗活动中，常见的是被害人与实际控制财物的人是同一的。当然，也可以是不同一的。在不同一的情形下，我认为，要成立诈骗罪，必须在财物的实际控制人和受骗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或者是类似的人身关系，使得他们形成利益集合体。也就是说，实际占有人按照被骗人的指示交付财物，自身不承担损失或者有权向被骗人索赔，或者与被害人共同承担损失。诉讼欺诈则不具有这些特点，法院依据国家强制力从被害人手中取得财物，实际上就是受了行为人的欺骗凭借自己的公权力强行剥夺被害人的财产权。而法院并不实际占有财物，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任何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和这种行为相类似的是，作为**第三方的甲受了乙的蒙蔽，要求丙向甲偿还并不存在的欠款，并发出威胁，最后强行从丙处取走财产，这恐怕很难被认定为诈骗罪，因为受骗的甲和受损失的丙处于不同的角色之中，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管理财产的委托关系，财物与其说是被骗走的，不如说是被受骗的人抢走的。

[2] 此时的停止形态，我认为应当是教唆之罪的预备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在没有该罪的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单独追究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从犯罪预备的构成要件来看，教唆他人就是寻找共同犯罪人的过程，是在为犯罪创造条件，理应认定为犯罪预备。29条第2款的处理原则实际上也与犯罪预备的处理原则近似，只是略严，不能免除处罚，不妨将其视为刑法对以教唆形式实施的犯罪预备行为的从严处罚的特例。所以应当仅适用29条第2款的处理原则，不必再适用第22条第2款关于犯罪预备的处理原则。

有问题可以继续联系我。

② 民法典之前公民享有姓名权吗

当然有了，民法典是明年1月份实施，要看最高院的解释和相关的司法解释。

③ 求罗马法对中国的影响借鉴 西法大流传的答案是什么

影响：中国当今的法律制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沿袭大陆法系的做法，当然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改动。而大陆法系直接渊源于罗马法，所以中国的法律制度间接地受到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系，又称大陆法系，而我国又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因此可以看出罗马法对我国法系影响至深。罗马法第一次调整了社会关系的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罗马法物权诉讼和一般诉讼的区别，提出了对物之诉和对人之诉，从今天我国的法律制度来看，都有所体现罗马法系的这些理论。从法制精神来说，罗马法更加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加尊重私权，更加强调权利观念，它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人治思维，这些精神在清末的时候被传入到了中国，从思想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在《大清民律草案》中体现的尤为明显。首先，《大清民律草案》从立法结构上继承了罗马法的立法结构，总则部分继承了罗马人法的特征，详细规定了自然人、法人，限制了行为能力人等的权利及义务，债务部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契约自由原则也加以继承其精髓。在《大清民律草案》之前，我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民刑不分，但《大清民律草案》对我国法制建设又是一个跨越，在中国近代法制建设过程中，也借鉴了罗马法中的精髓，在我国民法体系中，体现出了公法和私法的不同特点，民法是私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像罗马法系《十二铜表法》中所确立的私有制原则、时效制度、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制度在我国民法体系中都有所体现。总而言之，罗马法作为世界上的发达法律体系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各国的立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④ 建筑的毕业论文怎么写额谁帮忙教教...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施工的现状与问题 【摘要】作者根据多年来专职从事建筑智能化系统行业的实践和体会，认为工程质量存在不少问题，现状不容 乐观。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五个不到位，即设计不到位、施工不到位、监理不到位、检测不到位、验收 不到位。这五个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质量。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行业主管 部门、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单位、招标代理单位、施工单位、设备材料供应单位、监理 单位、检测单位、质量管理部门等，特别是行业企业、行业从业人员、行业专家，大家共同努力，为 提高行业信誉，提高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质量尽一份力。 【关键词】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 设计 施工 现状 问题 1 概述 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建筑智能化 系统工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行 业。从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到广大建设单位、行业从 业人员，均认为在现代建筑中，智能化系统技术的应 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建筑智能化 系统工程设计施工的现状存在着很多问题。根据本人 多年来专职从事这个行业的实践和体会，本人认为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概括起来说有五个不到位，即设计 不到位、施工不到位、监理不到位、检测不到位、验 收不到位。五个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建筑智能化系统工 程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从目前已建成的工程项目看， 能够达到功能要求的，建设单位满意的较少。这需要 广大从业企业、从业人员及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努力。 2 设计不到位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单位主要是建筑设 计院和系统集成商。无论是设计院，还是集成商，在 从事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中均存在各自的弱点，以致 由于设计问题影响到工程质量。 （1）建筑设计院专业配套，人才济济，但主要集 中于建筑、结构、水、电、暖五个专业，能从事建筑 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的人员缺少。目前从事智能化设 计的人员主要是从电气专业转行而来，虽然两者有所 相通，但专业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更何况智能化 技术并非专一，有建筑设备监控、通信、计算机网络、 布线、安防监控、防盗、门禁、停车库管理、公共显 示、电视、广播音响、多媒体会议、机房工程等。本 身又涉及到弱电系统的各子专业，要有这么广泛知识 面的设计人员十分困难，而且这些人员要懂技术，还 要熟悉设备产品。虽然有的设计院领导重视智能化系 统设计，抽调设计人员组建专职的建筑智能化设计研 究所，但要完全符合工程设计要求也做不到，以致设 计院的设计图纸及设备材料表达不到施工招标的要 求，更谈不上能指导施工。如果由电气专业设计人员 兼设计智能化，则施工图质量问题更严重。 （2）系统集成商智能化系统设计人员大大多于 建筑设计院，且大多对智能化系统各子系统技术比较 了解，对设备产品也比较熟悉。问题在于这部分人员 走出校门后未经设计培训，对建筑设计不够了解，施 工图设计质量较差。而且由于建筑设计中建筑、结 构、水、电、暖各专业均由设计院设计，系统集成商 只搞智能化设计，与各专业配合困难。本人曾受建设 单位委托，审阅过几家系统集成商的智能化系统工程 施工图，均存在较大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系统 集成商并非勘察设计单位。但他们取得了建筑智能化 系统工程专项设计资质，成为专项设计单位，也有建 设口主管部门发的出图章。其实与建筑设计还有很大 差距，这些企业甚至对校审也无规定，我至今未见到 过系统集成商设计项目完整的校审单，在图签栏中签 字的校对、审核、审定人甚至可能连图纸也未看过。 系统集成商企业领导对参与施工招投标投标文件比较 重视，对于设计目的也想从建设单位中取得施工标， 所以对设计并不重视。 （3）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设计依据主要是国 家现行标准规范和建设单位的投资情况、功能需求。 目前国内关于智能化系统技术的规范很多，但我认为 这些规范功能论述较多，做什么谈得较多，但怎么做 不够具体。智能化系统设计人员手头缺少一本类似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这样一册工具书。目前国 家现行智能化系统技术设计规范并非覆盖智能化技术 的子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多 媒体技术、一卡通技术、公共显示技术、系统集成、 机房工程等均缺少相应设计规范。 （4）根据有关部门规定，建筑设计施工图必须经 具有审图资格的审图公司审查，经审查合格才能取得 施工许可证。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施工图经审图公司 审查的极少，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一方面部分工 程项目在土建施工开始后才进行智能化系统工程设 计，由系统集成商设计的工程项目施工图更不会送 审；部分建筑设计院设计的智能化系统工程施工图如 果送审也由于审图公司未配备相应智能化设计审图人 员以致走过场。施工图设计质量未得到有效监督。 （5）建筑设计一般有三个阶段：方案设计、初步 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前两个阶段一般要经规划部门、建 设部门组织的评审。由于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未与 建筑设计一道委托，以致滞后未参加评审。部分工程项 目智能化设计与建筑设计同步进行，但由于参加评审者 为有关主管部门，如规划、建设、环保、消防、交通、 市政、电力等，连电信、广电部门也未参与，以致智能 化部分无人评审。如果建设单位重视智能化系统设计， 组织有关部门、行业专家进行智能化系统工程专项评 审，则必定对后续的施工图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3 施工不到位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施工单位是系统集成商， 系统集成商在智能化系统工程质量方面具有重大责 任。系统集成商承担深化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安装 调试试运行，并要负责质保期内维护、业主管理人员 培训等，其在工程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影响施工质量 的原因也很多。

⑤ 民法总则修改的认识3000字论文

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认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关键词] 公法;私法;法律规范体系 [摘要]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国法学界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过多 强调民事关系的国家意志性,忽视对公民和法人意志的尊重。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我 们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观点,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本文主要从民法的平等、自愿、公平等基本原则的角 度来讨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格局开始分解,民事方面和商事方面的立法 逐渐增多,我国法学理论中的否认公法与私法划分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我国的 法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修正原有的观点,接受公法与私法相对独立的事实以及私法优先的观点。 一般认为,公法主要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公权。公法通常包括宪法、 行政法、诉讼法、刑法、税收法和军事法等。私法主要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权利称为 私权。私法通常特指民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中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最早提出公法与 私法的划分是古罗马的法学家马尔比安。他认为,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罗马人的法为私法[1]。 而最初的划分意义只在于使研习法律的人们便于认识法律、了解法律规范体系,后来法学家们认识到, 更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有利于研究法律的价值导向。由于《罗马法》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商品经济的法律 ——《拿破仑法典》的基础,因而,它的很多原理又为后世的许多民法系国家所普遍效法。 为什么从罗马法学家开始,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家们都十分推崇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笔 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体现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固有本质或它的相对独立性“异化”;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体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公权关系的法律对体现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权关系的法 律侵扰,以便建立起泾渭分明的部门法体系。那么,为什么公有制国家建立后,要极力摒弃公法与私法的 划分呢?究其原因,正像列宁所说是为了扩大国家干预私权关系的范围,包括国家拥有废除私人合同的 权力,以便形成苏维埃国家赖以存在的公有制基础。从客观上看,列宁不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布尔 什维克党消灭私有制,实行土地、银行、矿产、运输等企业逐渐国有化的纲领和实践是一致的。因为不这 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难以在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空地上建立起来。而我国法学理论在相当 长时期内也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这与两个原因不可分:其一,马列主义经典之理论对我国约束太深; 其二,列宁的这一理论恰恰符合我国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 干预的法律要求。其实,恩格斯早就有公法与私法的观点,在论述法律产生时就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 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 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 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2]这一体现历史和逻辑统一 的论述,不仅充分说明了在法律的进程中私法先于公法,更蕴含着一个深刻的观点,即公法、公共权力是 为私法而设立的。而我们过去却恰恰忽略了这一论述对法律分类的意义。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在现代国家 一切法律规范,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的一方,而且因其所属不同而各有不同的效果。如何确立公法和私 法的划分标准,大致有三种学说,其一为利益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者为公法,以规定私人利益者为私 法;其二为意思说,即规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力服从关系的意思为公法,规定有关公民相互间平等关 系的意思为私法(这也是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性质为区分标准的法律关系说);其三为主体说,即公法主 体至少有一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者,私法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种学说为法学家们普遍认 同。要正确认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笔者认为还得从民法的有关基本原则上加以考证。 一、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平等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概念。我们在此讨论的是私法主体所 涉及的法律地位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 等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能够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作为民事主体当事人,是财产 在静态中的所有者,在动态中的交换者,而不是国家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上级下级。即使是国家作为民事 主体,也必须受民事规范的约束,与其他民事主体保持平等地位。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在受到侵 害时,平等地位受到法律保护。自然人生而平等;法人不论行业、性质、财产状况,人格也一律平等(法人 的人格平等是法人地位平等的依据)。从平等原则中就能让我们领悟到,私法的法律关系是法律地位平 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与公法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凭藉公共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是截然不 同的。 不过,民事主体在人格上的平等,不等于在实际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每个当事人所享有的具体民事 权利和民事义务都是一样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各个当事人根据法律和自身的意志享有不同有 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尤其是对法人而言,在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上,还要受法人本身性质、法律 和行政命令以及法人的目的范围等限制。 二、自愿原则。《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它是指民事主体在从民事活动 时,应当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志,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某种民事关系。该原则的确立就是 要赋予民事主体在法定范围内享有广泛的行为自由,实际上也是私法所奉行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体 现。通过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学习和认识,可以概括出意思自治在三个层面上的内涵:第一,从法哲学和 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3],意思自治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哲学思潮的直接产物,这大致可定义为,每个社 会成员依自己的理性判断,管理自己的事务,自主地选择,自主地参与。黑格尔曾在《权利哲学》里指出, 国家应当赋予其公民以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的同时给予个人以自由缔结契约的权利[4]。第二,从公法与 私法划分角度来看,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其基本含义是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 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 法主体自愿达到的协议优先于私法的适用,即私人间协议中变通私法。意思自治是罗马法时期公法与私 法划分理论的直接产物,它以承认民法是私法为理论前提,成为民法的精髓。随着现代民法的发展,私法 自治分演为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民法基本原则。第三,从冲突法角度来看[5],意思自治 是指为当事人协商选择处理纠纷所适用的准据法的权利。意思自治原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商品经 济的客观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由于该原则恰恰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个人本位和自由主义 的思想,所以被《拿破仑法典》以来的近现代民法始终奉为一项神圣的法律准则。但随着现代国家干预主 义的兴起,哲学上个人主义和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衰落,也必然导致意思自治原则的削弱。从本世纪开始, 民法上的契约自由原则受到冲击,民事主体之间的交易自由不得与公共利益、道德规范和占支配地位的 公共政策相矛盾、相抵触,许多国家的法律对以损害或侵扰社会其他成员的方式使用私人财产的行为作 出较为严厉的处罚规定,按照被其他商人或整个社会认为是完全不公正的惯例而进行的商业活动则受 到法律的限制。这样,就使得意思自治原则因注入新的内容而所改变。 三、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法律的一个理念是追求正义的实现。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平等等价 值内涵,是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私法自然也将公平和正义作为其最终的理想。 《民法通则》第4条还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该原则要求民 事主体应以公平的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应根据公平原则,使案件的处理既符合法律又公平合理。 公平正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就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来说,公平正义理念的要求体现在:第 一,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为其每个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公平平等的机会,为其每个成员利益的获取 和合理分配提供手段及程序规则,并且在利益分配和公平的实现出现不均衡时能够予以有效补正及救 济;第二,社会关系主体即社会成员的交易活动应当遵循普遍公认的行为准则,主体实现经济目的的手 段应当是正当的、合理的,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并且自觉接受社会义务的约束。 根据《民法通则》第4条的规定,民事活动还应当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该原则在要求民事主体在从 事移转财产等民事活动中要实行等价交换。任何一方不得无偿占有、剥夺他方的财产和侵害他方的权 益,如果构成对他方的损害,应负损害赔偿的责任。笔者认为,该原则已涉及到交换对等之平等领域的有 关问题。例如在交换的交易中,人的正义感在某些情形下要求在允诺与对应允诺之间、在履行与对应履 行之间达到某种程度的平等。一般说来,合同当事人是通过行使其私人自治权来确定他们各自履行行为 的价值的,这与公法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来确定公民行为价值是显然不同的。 虽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以其不同的性质、内容来进行的,但从以上所讨论到的民法有关原则上考 证,法律确实有公与私之分。不能把公法领域的强制性原则适用于平等、自愿、互利的私法领域,换言之, 要收缩行政权力在私人或民间领域不适当的延伸和干预。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分 离,有利于明确私人的独立地位,私人权利义务的协商性以及民事权利不可侵犯性,尊重公民和法人在 民事交往中的意志;也有利于树立私法是公法及整个法治的法律基础的观念。 [参考文献 ] [1] 潘念之.法学总论——国外法学知识译外[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C].第538-539页. [3] 姚辉.民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 [4] 〔德〕黑格尔.权利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 江平,张礼洪.市场与意思自治[J].载法学研究,1993,(6)

⑥ 民法学包括总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人身权，侵权责任法构成。各个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有不少学生问我，学习民法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却并不好回答。因为它所涉及到的问题，往小的方面说，涉及到民法学在私法领域的一般法性质；而往大的方面谈，则涉及到民法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甚至是关系到市民社会的孕育、成长与构成。前者涉及民法学的内部关系，后者涉及民法学的外部关系。而事实上，除此之外，它还涉及到民法思维及其研究方法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就更加宽泛和宏大了，这里我们先放在一边。

先让我们从民法学内部知识体系谈起。

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Civil Law）是调整私人之间一般社会生活的法律，是私法的一般法。"民法规定的主要内容为权利义务主体（自然人与法人）、财产关系（以所有权、契约及各种交易为中心）、身份关系（以婚姻、家庭制度为中心），以及权利义务的变动。"[1] 因此，传统民法学的研习主要集中在民法总则、物权法、债的关系法（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为主）、亲属法和继承法。过去，研习民法学专业的必修课一般要求有三门，即民法总则、物权法和债法，就是建立在这种基本看法之上的。但我认为，由于民事责任和法律关系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侵权行为法也应该作为一门单独的必修课予以重视和研习。同时，随着近年来人格权的扩张，人格权法也逐渐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从规范内容上看，这些也的确应该成为私法领域中最重要的"普通法"。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家教育部门最近将民法学学科名称定名为"民商法学"；法院系统也将过去所谓的"经济审判庭"统统改为"民事审判庭"，其实这是对过去盛行的"经济法"观念的一种"矫枉过正"。国家教育部门将民法称为民商法，是意在强调有关商事法的内容并不当然地是"关涉经济的"，也并不当然地就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是要将商事法的内容明确地纳入民法学的研究之中。[2] 自然，民法学与民商法学两说，也并无二端。

德国法学大师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年）说过，"商法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私法本质，为那些精于识别自己的利益并且毫无顾忌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极端自私和聪明的人而设计的。"因此，"至少在个人主义的法律时代，商法总在不断扮演一般私法的开拓者和急先锋的角色。"[3] 更有甚者，自从1894年德国学者李查（Jakob Riesser，1853－1932年）撰文《德国民法草案关于商法的理念及其影响》提出"民法的商化" [4]（Komuerzialiscerung des buger luheu Rechts）之后，在日本学者的倡导之下，民法与商法相互浸润、交融，甚至在商业社会中大有"本末倒置"之虞。但潜心于具体制度的研习者们却认为，商事法兼有公法的性质："在商事法中，已有甚多公法的规定，例如公司法上之登记程序及各项罚则、保险法中有关保险业的罚则等，已形成商法公法化。"[5]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是一致的：极大的自由导致极度的不安，要求用明确的形式抽象于实质之外，以便利于社会经济和贸易交往；而经济交往的便捷又对交易安全、秩序稳定和公共利益形成一定的威胁。商法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两极中发展和变化着的。实际上，在洛克、休谟等启蒙思想家开创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理论中，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私权从来就没有"绝对"过，只不过在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或"本位"的时候，我们将之定位为"权利"，称之为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拉德布鲁赫的这一论断："商法与劳动法构成现代私法两个对立的极点，即个人主义和社会的极点"[6] 。当然，在瑞士民法典出台以后，经过对民商合一问题的长时间、反复地讨论，商法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情形并未出现，而民法沦为私法的"特别法"的危险也已经基本上消除了。但这种现象却提示了我们，即使是在研习传统民法学的时候，对商事法学的学习和关注确实是不可缺少的。

经济法（Recht der wirtschaft，Economic Law）概念为德国学者倡导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高度集中，出现了大量的"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康采恩"（Konzern）等独占或联营的经济形式，这种情况不仅损害了其他的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经济竞争秩序也构成了威胁。于是，各国纷纷出台对经济实行积极干预和统制政策，从而出现了一些经济规制方面的立法。另外也有人认为，这种规模庞大的经济组织的日益壮大，也最终会影响到了平民政治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提出经济法概念的社会背景。不过，由于这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与资本主义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因此虽然它在战时经济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经济法的明确概念和地位一直处于某种未定状态。拉德布鲁赫教授说，"经济法究竟是一个新的法律领域，或者不过是一种法律思想方法在各个领域的适用，尚可争辩。"[7] 但是，在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国家规制经济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促使经济法学在这些国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值得欣慰的是，由于经济法之"独立性"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中关于企业及其经济行为的特别法"[8] ，这与民事主体制度、商法中企业组织及活动（特别是公司法）发生交叉现象，影响到商事法律体系的周延性，而且因为它在本质上不能与商事法进行区别，因而经济法大有"回归"民商法的趋势。

另外，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确立了经济法的核心内容――即反垄断法与限制竞争法的法律地位。但在我看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利用了公权力对民事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了干预，但其价值目标依然是为了追求其他民事主体的自由而真实的意思表示，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效的个人主义竞争秩序。商务部最近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3稿）第1条说明了"反垄断"的目的，即"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草拟稿第3条具体列举的禁止垄断情形为，"是指下列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一）经营者之间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调一致的行为；（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三）企业过度集中；（四）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可见，在反垄断法（即与竞争秩序相关的经济法）的价值追求中，同样体现着市民法所蕴含的"私法精神"。说明这些，不是为了跟经济法学去"抢地盘"，相反，是意在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与民法学关系紧密，甚至是密不可分，也是我们不得不研习的内容；同时，它还是我们对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观察和理解的新的视角。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法与私法之间，还存在"社会法"（Sozialrecht，Social Law），例如上面提到的经济法，以及工会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等。这种法律观点认为，公法关注的是国家，私法关注个人，而社会法则关注社会本身。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域研究也可以称之为"社会法学"。梅迪库斯教授认为，私法和公法之间存在的实体性质的差异在于：在私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通常是那些自由的、不需要说明理由的决定；而在公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那些受约束的决定。并且，只有在权利被滥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例外的规定。而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将私法中受到约束的那一部分分离出来，单独称之为"社会法"是没有必要的，其后果就是，"大概就难以确定私法中是否存在一些可资明确界定的部分了。因为在私法中，也到处存在着对权利滥用行为的监督审查。"[9] 这种社会法学的提法，不同于我们经常谈到的法学流派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或"社会法学"（社会法律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社会法的产生是国家在社会化加剧以后推行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结果。这里，以社会保险为例，来说明这种社会法产生的情况。1845年普鲁士工业法设立劳工强制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立法的开端。1883年，铁血宰相俾斯麦（Karl Otto E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年）在德国推行《疾病保险法》（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次年颁布了《劳工伤害保险法》（Unfallvericherungsgesetz）。1988年又颁布新法，对公务人员、军人的灾害加以扶助。至1889年另行颁布《残疾老年保险法》（Invalidit?ts und Altersvessecherungsgestz），德国社会保险法的基础奠定。在西方诸国之中，德国向来以保守、注重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其传统，因此这种社会保险政策在19世纪末就基本上确立了。相较而言，其他西方国家，大多数是在20世纪上半叶才陆续推行的。法国的社会保险，肇始于1930年举办的综合性社会保险，如疾病给付、生育给付、残废给付、年老给付、死亡给付等，但最初并不包括失业和劳动伤害保险。不过，其后又逐渐增进，凡65岁以上退职及劳动伤害的补偿，均列入社会保险之列。英国在1912年实施国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及失业保险（unemployment insurance），在1925年又实施国民共醵年金（contributory pension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便将这些保险统合为"国民保险"（National Insurance），并于1946年8月制定《国民保险法》。美国在1935年才有《社会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联邦政府除了资助各州进行失业保险以外，同时进行全国性的老年、遗嘱及残废保险（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ASDI）。日本1927年1月1日施行《健康保险法》；其后，船员保险（1939年）、劳动者年金保险（1942年，现改为"厚生年金"），也相继实施。[10]

当此之时，我国正处在战乱频仍之际，政府无力推行这些社会福利政策。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体制之下，一切仰赖单位和政府，也无需什么社会保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其实，除去行业管理以外，这些社会政策，从法律关系上多涉及雇佣合同、保险合同和损害赔偿等问题，是属于民法学的基本内容，只不过其中有一些特殊的条款或规定而已。[11]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国家教育部门将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也明确地放在了民商法学研究之中。我记得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证书上就已经很复杂地进行了这种注释："民商法学专业（含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方向）"。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是作为经济法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事实上也不过是一种经济政策，也应该是作为社会法的一种。当然，理顺这些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即使现在仍然有些模糊、不清晰的地方，研究其中的内容却是民法学不可忽视的部分。

环境法学和科技法学是较为独特的两个学科。从自然资源所有和利用、环境侵权与救济的角度来说，作为民法学的一个分支，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了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像2003年9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12] 第3章对建设单位附加一些社会义务，也并非有碍私法本身的性质。最近，我们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法》的建议，认为气候资源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13] 但是，在这些相关规范中，不少是行政性规范。而且，有大量的诉讼（特别是集团诉讼）问题，杂揉其间。这是我们在理解环境法学的时候需要有清醒认识的。同时，国家教育部门对这个学科的正式定名为"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其目的是出于对日益恶化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政策。

在科技与法律问题的讨论中，各国政府都以科研自由和促进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宗旨。我国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也是意在推行科技发展的促进政策。在最近参加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法制建设研究中，我建议考虑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基本法》。不过，无论这个建议是否被采纳，一种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发展纳入国家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框架的新的发展观，将日渐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之中，而且会见之于不久的将来。例如，我认为，即使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中，我们也要树立一种大的科技安全观和发展观。比如对于国家信息安全问题，要像2000年《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构想》[14] 一样，突破了传统消极信息安全观的狭隘内涵，着眼于各种利益――即个人、社会、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平衡，建立了积极信息安全观和信息安全保障的理念。从宏观上，将公民权利、信息产业、政务公开和信息系统等与信息安全和信息安全保障相关的内容整合起来，不仅符合信息社会发展的特征，也反映一个走向权利时代的新的价值取向。这种变化体现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指导思想上，即由过去的"管理法"向管理、指导、服务相结合的法律保障体系转变。其实，科技发展中也同样存在技术犯罪，但由于其间没有多少特殊的法律上（――多为技术方面）的问题，而国家颁行中小型企业技术促进法、国立科学研究组织法、风险投资基金法、科技创新条例等，以及网络侵权、电子合同和基因隐私等问题，实则是属于民商事制度的延展。作为一种国家促进科技进步的社会政策，也可以纳入"社会法"的谱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家教育部门将这一学科纳入了行政法学的范围，另外一些关于技术证据的问题纳入了诉讼法学。这种考虑，大约也是因为早期科技法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行政性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但近年来的科技法学研究正在逐渐改变这种现象。

知识产权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新型学科。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为知识产权是否具有"国家授予性"和行政法特征进行争论，基本上确立了其权利性质为私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但是，其中所涉及到的行政审查（特别是一些实质性审查）和程序性规范，确实是令研习民法学的人感到一些不适应或难以理解的现象。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是强调知识产权与传统财产权的统合，试图建立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新的财产权权利体系；一是强调知识产权法的独特性，试图在权利客体、内容、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寻找知识产权法的独立品格。另外还有一个引起政府和企业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国家或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这个问题更多地涉及国家促进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政策，应该是科技法学（或社会法学）研究的问题。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能够形象地说明两者的关系。科学技术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两位官员在一起聊天，科技部的仁兄说，"如果我国科技创新不够、产业技术发展乏力、专利申请少，国务院就要打我们的板子；如果我们知识产权法制不健全、专利申请审查有问题，那么国务院就要打你们的板子了。"这话虽然不一定十分符合法治原则，但大致意思也即如此。

尽管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特别是由于TRIPS的影响），知识产权法在财产和贸易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知识产权所具有的身份性质，不应该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忽视的问题。而且由于知识产权在财产法和身份法两个方面的特点，比较契合传统民法学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知识产权法学一直是作为民商法学专业下的一个研究方向。诚然，最近知识产权法学者们（特别是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一些学者）提出要将知识产权法学作为法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独立于民商法学之外（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还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倡议和呼吁），甚至是上海市提出"知识产权兴市"战略、并试图将知识产权作为与法学一级学科并列的一个学科，但是，这种学科本位主义和国家或地方发展战略不会影响到民法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内容和构成。

民事交往中的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往往称为"国际私法"问题。其中，其基础性规范为冲突法规范。在时下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讨论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晚近国际私法的集中化的发展趋势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保留国际私法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设专篇专章的立法形式；另一种是制定专门性的国际私法法典，即法典化。韩德培先生建议不纳入民法典而单独进行"法典化"，并主持了起草了"国际私法示范法"，六易其稿，凡5章166条：总则；管辖权；法律适用；司法协助；附则。[15] 国际上采取这种模式的，典型的有瑞士、罗马尼亚、意大利、列之敦士登和突尼斯等。但我国2002年12月提交人大审议的民法草案并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这也是许多国家采取的一种立法模式。诚然，立法与学科研究是有区别的。这种讨论，也不影响民法学必须对此予以研究。就我个人来看，"从具体内容上看，国际私法不外乎包括法律适用、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三大部分，这些都是民事法律适用的基本规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早先的国际私法方面的立法大都是散见在《民法典》或单行的民事法与商事法之中。即使是今天国际私法领域出现了集中化的发展趋势，而其中之一的立法形式仍然是在《民法典》中设专篇专章规范，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国民议会1991年12月18日通过的新的《民法典》第十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1992年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篇等。"[16]

大家听了我的这些观点以后，可能会觉得其中有一点、甚至是含有不少"学科沙文主义"的味道。其实我只是想说明，在民法学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中，需要研习的内容非常宽泛。而且，事实上我还只是从一个横断面说明了民法学的知识结构问题，如果我们从纵向来看，它还包括我们习惯于将它们看成是历史学范畴的法律史问题（特别是罗马法）。关于私法史，既是民法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方法论的学问。就我个人的观点，仅从横断面或平面的角度来看，民法学的内部知识结构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当然，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划分，并不表明民法学内部就存在这样一个泾渭分明的知识体系，它们之间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彼此交叉或游离于这一框架之外的现象。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从民法学的角度出发，厘清相关学科关注的方向和视角，并为民法知识的梳理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甚至是可以进行批判的坐标。如此而已！

一、 传统民法学

（一） 民法总论

（二） 人格权法

（三） 亲属法

（四） 继承法

（五） 物权法

（六） 债的关系法总则

（七） 合同法

（八） 侵权行为法

（九）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二、 商事法学

（一） 商法总论

（二） 公司法

（三） 票据法

（四） 保险法

（五） 金融法

（六） 证券法

（七） 海商法

三、 知识产权法学

（一） 知识产权法总论

（二） 专利法

（三） 著作权法

（四） 商标法

四、 经济法学

（一） 经济法学基础理论

（二） 反垄断法

（三） 反不正当竞争法

五、 社会法学

（一） 社会法学基础理论

（二） 劳动法

（三） 社会保障法

（四） 环境法学

（五） 科技法学

（2003年11月12日初稿于武汉；同年12月28日修改、定稿于北京）

作者简介：易继明，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私法》编辑部主编。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1] 施启扬：《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6月增订10版，第1页。

[2] 我国台湾学者对我们过去的学科划分和研究内容，几乎形成了一种普遍看法："商事法系指一切有关商业事务的法律。由于商业事务涵盖于各类型企业的经济生活之内，故有以经济法替代传统上商事法的名称者，举凡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等，统称为经济法，如中国大陆是。"参见刘渝生：《商事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再修订初版，第1页。

[3]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2－73页。

[4] Der. Enfluss. Haudelsrechtlicher Ideen, auf den, Entwurf, eines burger-lichen Gesetzbuchs fur das. Deutsche Reich, 1894.

[5] 刘兴善：《商事法》，台北：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第3－4页。

[6]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6页。

[7]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页。

[8] Kaskel, Gegenstand und Systematisher Anfbau des Wirtschaftser echts als Rechtsdisziplirs und Lehefach. JW. 1926. S. 11. ff, insbes S.12.

[9] 参加〔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7－11页。

[10] 参见何孝元（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六册•法律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6月初版，第172页。

[11] 例如，拉德布鲁赫教授认为，劳动法以民法的思想取向为前提条件。但是，民法单单规定了具体的缔约人和具体的劳动契约，对企业的联合一致也毫无所知；劳动法不同于抽象的民法，它把人具体化为企业主、工人、雇员，不仅有个人，还有工会和企业，不只有自由订立的契约，还有构成所谓自由契约背景的重大经济上的权力斗争。因此，"劳动法的特征恰恰在此：更接近生活真实。"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81页。

[12] 2002年10月28日9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同日，第77号主席令颁布。

[13] 这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科技发展法制和政策研究专题组"未来20年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课题研究（本人主持）的子课题研究报告成果。专题组组长为罗玉中教授；子课题报告人为国家气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志强高级工程师。

[14] 该《框架》于2000年6月23日由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通过，2000年9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发布。该《构想》分为4部分共11章，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或称"概念性的文件"）。《框架》虽然是基于发展本国信息产业和避免对国外计算机、电信技术装备以及软件的依赖，但实际也是在信息领域实现俄宪法中关于公民私生活、个人机密和书信秘密不得侵犯等规定。在西方国家的信息安全领域，一般也要将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如隐私权、言论自由等）与政府政策的信息安全、信息系统的安全，以及保障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例如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从1970年年代就以欧美为中心展开了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1995年10月发布《个人隐私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它就比较全面地阐发了利用市场机制保护个人隐私的新思路。

[15] 参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6] 易继明：《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2卷/总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8－29页。
易继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教授

⑦ 有哪些和民法相关类书籍值得推荐

非常推荐大家去读一读《民法总则的诞生：民法总则重要草稿及立法过程背景介专绍》，这是属一部对我来说值得一看再看的书。在《民法总则》将要正式实施之际，首推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杜涛先生的这本《民法总则的诞生》。作为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人员，杜涛先生一直从事民法总则的立法起草及讨论工作，应该是了解民法总则各个条文来龙去脉以及逐条逐字修订最全面的立法工作者之一。相信本书将会给民法学者提供最为权威的立法文献以及法律条文的起草、借鉴、修改及由来的重要参考资料，也为《民法总则》实施中将遇到的司法实践问题找到相关的理论根据以及使用办法。

⑧ 学法学是不是压力很大

如果有哪个留学党告诉我他在美国读法律，合合菌一定是先膜拜膜拜再膜拜，这货绝壁学神！而且是个很有耐心，对学术研究具有奉献精神的学神！第二，我会向他表示深深的同情，因为在美国读法律，实在是……太辛苦了！没日没夜的读书背法律，人都要傻了。真的是心疼他们！

3. 对任何法律都抱有一种“神经质”的敏感

不知道你看过律师相关的美剧没？里面的那些律师好像真的是百事通，对什么细节都能信手拈来。

美国的法学院相当重视学生们对细节观察的培养。对法律一知半解的学生们是拿不到律师资格证的，只有那些对无论是宪法，州法，地方法都了如指掌的人才有望成为优秀的律师。

所以，法学院的学生们经常天数天地在图书馆里研究一个案子。

一名资深的法学院学者说，优秀的法学院学生们能对历史上记载的所有重大案件倒背如流！法学院学生们，你们可以吗？

4. 总有些亲朋好友咨询法律建议

但，法学院学生们并不乐意……

在法学院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好像懂得越多，反倒还越不自信了。

法学院的学生，因为长期学习一些很复杂，争议很大的案子，在面临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反倒是有点儿措手不及，容易想很多。

而且，法学院的学生会学习到这么一件事：你给别人法律建议，你就得承担相应责任。

了解到这一点的学生们，对于给亲戚朋友们相关建议的这一事儿，就变得更犹豫了！不是不想给，是给错了负不起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