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宽泛

Ⅰ 《最新工伤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的几个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于2014年9月1日起施行。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精神，对于依法正确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一、司法解释的起草背景
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对工伤保险制度作了一些新的规定。随后，国务院对《工伤保险条例》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1年1月1日起实施。随着新修订《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工伤保险参保范围进一步扩大，参保人数也不断增加，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数量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据统计，近几年案件数排在各类行政案件前4位。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涉及民生，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 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相关行政案件审判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解决纠纷的难度日益增大，已经成为当前法院审理案件和化解矛盾的重点难点。为了妥善处理工伤保险行政纠纷，依法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统一司法尺度，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依法保障工伤职工权益、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求，经反复调研并征求各方意见，制定出台了本《规定》。
二、关于影响工伤认定的特殊情形的认定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了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具体条件，同时该条例第十四条的部分内容和第十六条也明确出现“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醉酒或者吸毒”和“自残或者自杀”等特殊情形时，职工虽然符合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但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规定》第一条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关于不认定工伤或者不视同工伤的特殊情形的认定问题。本条主要明确以下几点内容：
1. 因特殊情形不认定工伤或者不视同工伤的，必须提供特殊情形存在的证据。有些工伤认定案件中，因没有有权机关出具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醉酒”、“自杀”等特殊情形的认定意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往往以无相关认定意见，无法判断是否属于特定情形为由，长时间中止工伤认定程序或者不认定为工伤。我们认为，因存在特殊情形而排除工伤认定，社会保险部门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必须以能够证明存在特殊情形的证据为依据，如果没有相关证据，而职工受伤害符合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条件，则应当认定为工伤，不能以没有有权机构的法律文书为由拖延认定或不予认定。
2. 特殊情形是否存在，原则上应当以有权机构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判断依据。特殊情形是否存在，涉及到特定部门或者特殊机构的专业分析和权威判断，如交通事故责任、自杀、醉酒等，专业的权威机构判断或者经诉讼程序对证据严格审核后认定的事实，属于公认的证明力较高的证据材料。当然，也不排除上述法律文书出现错误的可能，本条同时也规定了出现相反证据的处理方式。
3. 没有有权机构或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结合相关证据作出事实认定，但是，涉及到“故意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和结论性意见为依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无权认定。主要考虑到，虽然特殊情形的认定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特点，但在当事人无法获得相关法律文书或者法律文书内容不明确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基于履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的需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行使调查核实权对是否存在特殊情形的作出的明确认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核。
三、关于工伤认定中出现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争议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
人民法院在受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后发现职工或者用人单位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在处理方式上应当区分情况分别对待。第一种情况是，职工和用人单位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提起行政诉讼前已经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正在审理的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第二种情况是职工和用人单位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没有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时一并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审查。
主要考虑到，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已经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了判断，进入到行政诉讼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以对社会保险部门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进行审查，职工或者用人单位无需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另行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另外，效率和便民问题也是处理方式选择上的重要考量因素。《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认定程序应当尽可能简便。如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了判断，在行政诉讼中再要求原告或者第三人另行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中止行政诉讼，必然会因繁多的程序导致效率低下，往往耽误了受伤职工及时的治疗和康复，也导致在实践中很多劳动者因程序繁杂而放弃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匆忙和用人单位达成不平等的协议，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不利于职工权益保护。一并进行审查，有利于防止用人单位因工伤认定对己不利时，故意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借此拖延行政案件的审理，损害工伤职工合法权益。同时，鉴于《劳动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有关“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原告或者第三人在提起行政诉讼前已经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中止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审理。
四、关于特殊情况下如何确定用人单位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职工只有一个工作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是工伤发生时职工的工作单位，但在特殊情况下，工伤发生时与职工存在工作关系的单位有两个以上，如何确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规定》第三条概括了下列情况下确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的规则。
1.职工与两个以上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应当以发生工伤事故时，职工实际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此种情况下，难以区分多个劳动关系的主次，工伤认定应当以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界定责任主体。
2. 指派、派遣关系情况下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的确定，主要考虑了职工与指派、派遣单位以及实际工作单位形成的双重工作关系，与第一项规定中的多个劳动关系存在区别。职工与多个用人单位形成的多个劳动关系之间互相独立，无法区分主次，而在指派、派遣关系中，两个用人关系存在主次区别，职工与指派和派遣单位之间的用人关系是主要的、独立的用人关系，而与被指派或被派遣到的实际工作单位之间的用人关系是因指派和派遣而形成的次要的、附属的用人关系，不能独立存在。另外，劳务派遣关系中用人单位的确定，除考虑以上因素外，还考虑了《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
3. 存在转包关系的情况下，发生工伤事故时用人单位的确定，以有利于保护职工为原则。本规定是对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5月25日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关于“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规定的发展，也吸收采纳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的精神。
4. 挂靠关系中用人单位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2006]行他字第17号批复《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请示》已经予以明确。关于挂靠经营过程中，聘用的人员与挂靠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存在不同认识。我们认为，本条规定主要是从有利于职工的角度出发，其原理与转包关系中无用工主体资格组织或个人聘用的人从事发包工程遭受工伤情况下的用人单位确认相同，不以是否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为前提，这是对工伤保险条例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之外的特殊情形处理。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挂靠人是自然人，单位挂靠不能适用本条;二是仅适用于挂靠人聘用的人员，不包括挂靠人。
由于转包关系和挂靠关系中职工和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对职工造成伤害的实际侵权人仍然是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自然人。确定用工单位和被挂靠单位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虽然有利于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但在责任的承担上，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会出现免除实际侵权人赔偿责任的不公平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司法解释明确了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实际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后，可以根据实际支出的工伤保险待遇，向实际侵权人行使追偿权。
五、关于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在工伤认定中所起作用的问题
法律法规对 “工作原因”、“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以下简称为“三工”)规定的比较原则，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和较高的适应性，能够满足不断发展的实践需求;但是由于比较原则容易产生分歧，容易导致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规定》第四条明确以下情况可以认定为工伤：
1.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工伤认定的“三工”要素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件，是认定工伤的充分条件。即使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但只要是工作原因，同样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在工伤认定中一方面是补强工作原因，另一方面是在工作原因无法查明时，用以推定是否属于工作原因。因此，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职工伤亡的亦应认定为工伤。
2. 职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关于职工在参加本单位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受到伤害是否认定工伤的问题，争议较大。我们认为，如果属于用人单位强制要求或者鼓励参加的集体活动，这些活动可以被认为是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属于工作原因，由此受到的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3. 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对工作场所的认定，既不宜过于宽泛也不宜过于狭窄。实践中将完成工作所应当经过或可能经过的区域确定为工作场所比较合理。这里所说的“为履行工作职责应当经过或可能经过的场所”是对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因其与工作职责有直接关联，应当认定为工作场所。因此，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4.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和涉及的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此项既为兜底条款，也是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规定作出的进一步解释。
六、关于“因工外出期间”的规定
关于“因工外出期间”的认定。“因工外出期间”属于“工作时间”的一种特殊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里的“因工外出期间”和通常意义的“工作时间”是不同的。通常意义的“工作时间”是指《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项、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工作时间”，多数发生在工作场所或工作岗位内，而“因工外出期间”则发生在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之外，是用人单位为了工作指派职工或者职工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或工作岗位以外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活动期间。因此，“因工外出期间”可以从职工外出是否因工作或者为用人单位的正当利益等方面综合考虑。为了更好地明确“因工外出期间”的有关情形，本条第一款列举了三种情形：(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的活动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期间。此为兜底条款。
关于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的工伤认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如何理解这里所规定的“工作原因”，存在较大争议。我们认为，“因工外出期间”较之一般工作时间存在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这些风险由职工承担不甚公平;2010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是指由于工作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包括事故伤害、暴力伤害和其他形式的伤害。既包括与工作直接有关而形成的伤害，也包括开展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伤害，如外出途中产生的伤害，因住宿、餐饮等场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产生的伤害等。因此，这里的“工作原因”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只要不属于职工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的，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
七、关于上下班途中的规定
人民法院对“上下班途中”的认定至少应当考虑以下三个要素：一是目的要素。即以上下班为目的;二是时间要素。即上下班时间是否合理;三是空间要素。即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的路线是否合理。
为了更好指导下级法院，《规定》第七条列举了 “上下班途中”的具体情形：
1. 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和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提供的居住地或者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实践中，工作地的认定较为简单，而职工的居住地，认定起来往往非常复杂。我们认为，鉴于“上下班途中”的情况复杂，对“居住地”应当作广义的理解。所谓的“居住地”除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外，还应当包括以下居住地：单位宿舍或者配偶、父母以及子女居住地等等。凡是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和上述住所地或者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原则上应当认定为“上下班途中”。
2. 在上下班途中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须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内未改变以上下班为目的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在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职工在上下班途中绕道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我们认为，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应当视绕道的原因而定。对于绕道的原因，实践中有因客观原因(突发事件、交通堵塞、天气恶劣等)而绕道，也有因私事而绕道等多种情形。因客观原因绕道的，原则上要认定为“上下班途中”。而因私事而绕道的，不能一刀切，如职工在上下班途中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须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内未改变以上下班为目的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应当视为“上下班途中”，其他原则上不宜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前者如接送孩子上学、去菜市场买菜等绕道，后者为下班后朋友聚会等等。
3.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途中。此项为兜底条款。
八、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的规定
根据2010年《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对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的1年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是否可以适当延长则没有明确规定。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除斥期间，不能延长;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属于除斥期间，可以适当延长。我们认为，国务院法制办(国法秘函[2005]39号)《对〈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六十四条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时限问题的请示〉的复函》明确“申请工伤认定时限应扣除因不可抗力耽误的时间”，由此可见，该条规定的不是除斥期间，申请时限依法可以延长，但应当有正当理由。《规定》第七条将延长的正当理由明确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用人单位等不当致使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耽误工伤认定申请等情形。
九、关于第三人侵权情况下，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问题
关于职工因第三人侵权受到伤害，如何处理第三人侵权赔偿责任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关系，争议较大。因第三人侵权导致职工工伤的，根据侵权责任法和社会保险法的规定，职工既可以向侵权的第三人要求民事侵权赔偿，也可以向工伤保险基金要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从而出现民事侵权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如何处理的问题。对于这两种法律关系如何处理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单赔，认为受伤害的职工只能在民事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中选择一项，如果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基金就取得了对第三人的代位追偿权;如果工伤职工追究第三人民事赔偿责任的，不能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第二种意见主张补差，应当实行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赔偿相结合，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民事侵权赔偿超出工伤保险待遇的部分，归工伤职工所有。第三种意见主张双赔，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除工伤医疗费用外，工伤职工可以同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和获得民事侵权赔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双赔”或者“一补一赔”。主要理由如下：
1. 理论上，工伤职工可以同时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和请求民事侵权赔偿。一是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性质不同。工伤保险待遇属于公法领域的补偿，人身损害赔偿则属于私法领域的赔偿，二者不能混用，也不能相互替代。二是工伤保险金是用人单位而不是侵权的第三人缴纳的，那么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不能免除接受用人单位工伤保险金的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受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义务，否则工伤保险基金便拥有了“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特权。
2. 法律规定上，除工伤医疗费用外，法律不禁止工伤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再获得民事赔偿。《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了构成工伤应享受相关待遇，没有规定第三人侵权工伤应当扣减第三人赔偿部分，也没有规定工伤基金或用人单位追偿权(除工伤医疗费用)。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受伤职工只能得到一份赔偿或者补偿，司法解释限制受伤职工只能得到一份赔偿，甚至只能先请求民事侵权赔偿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3.在程序上，设计民事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双向就高补差的程序过于复杂，缺乏操作性，难以切实保障职工权益。极易导致工伤职工一方面因侵权赔偿不能及时到位，而另一方面又因民事先行而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两难境地。
4. 现实情况中，由工伤职工向侵权第三人主张民事赔偿责任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一是在实践中，侵权人具有完全赔偿能力的并不多。即使法院判决侵权人支付赔偿金，也难以执行到位。从实际情况来看，侵权人的赔偿往往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二是工伤职工打民事官司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金钱成本。如果把打官司的成本除去，受到工伤的职工即使打赢官司，扣除成本后所获得的利益是有限的。三是民事诉讼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工伤职工存在举证不能而无法获得民事赔偿的巨大风险。
上述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上述三种模式在其他国家也都有所体现。《社会保险法》制定时，这个问题也存在较大分歧。《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鉴于这一问题争议较大且属于立法权限，本着不突破司法权，不逾越基本法理的原则，最大限度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出发，《规定》第八条明确：一是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是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是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上述规定，充分保障了工伤职工取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十、关于因申请人或者用人单位提交虚假材料导致工伤认定错误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法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改变后原告不撤诉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当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在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因工伤认定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导致工伤认定错误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改正且在作出原工伤认定决定时无过错，是否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规定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在实践中争议较大。一种意见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规定，应当作出确认原工伤认定决定违法的判决;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种情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毕竟在作出原工伤认定决定时无过错且依法予以改正，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妥。我们认为，造成工伤认定错误的原因，既有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工伤认定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客观方面的原因，不同原因处理的方式应当不同，否则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其积极改正错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时有赖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如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尽到法定调查核实的义务，主观上不存在导致错误认定的过错，则可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判决工伤认定违法

Ⅱ 一个法律有两个司法解释的时候，以哪个为准 比如“职务侵占罪”中，“数额较大” 最高法的解释是5

不构成！最高法的解释只是宽泛的法律规定或建议，但涉及到金额的以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及可支配收入进行相应规定——也就是说各地对于涉及经济的案件，立案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Ⅲ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如果一个人同时像很多人借贷，然后经营不善人跑了怎么办

你说的这个也太宽复泛了制。关键要看借贷是干什么用的。
如果这个人是借钱来做正常生意，那他不构成犯罪，顶多就是民事责任，赔钱。
如果是借钱用来再借贷给下家，那他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要坐牢的。
如果是以做生意为由借钱给自己挥霍了，那他可能构成诈骗罪，也要坐牢的。

Ⅳ 破产什么情况下个别清偿会使债务人财产受益急寻答案

论破产程序中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的立法完善

作者:黎晨辉 陈洲 来源：广州市律师协会网站

(本论文荣获广州市律师协会二OO九年度理论成果三等奖）
内容摘要：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规定在我国属于破产撤销权制度中崭新的内容，在实务操作中引发了众多争论，因此，有必要对该撤销权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并予以完善。本文拟在对比各国对破产程序中撤销个别清偿行为不同规定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利弊，最终提出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
关键词：破产程序 撤销 清偿行为 立法完善

200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新破产法”） 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与旧破产法相比较，增加了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对个别到期债务进行清偿可予撤销的新制度，在我国属于破产撤销权制度中崭新的内容，在实务操作中引发了众多争论。因此，有必要对该撤销权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并予以完善。
本文主要通过介绍各国破产法关于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的不同规定，比照分析我国破产法现有规定的利弊，提出完善破产程序中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相关立法的建议。
一、各国破产法关于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的规定
关于破产程序中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的规定，各国的立法及学说均不一致，归纳起来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
否定说认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不构成撤销权的原因。因为债务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是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即使清偿行为发生在破产程序开始前的临界期间内，亦不得对之行使撤销权。1我国台湾、英美等国家的立法采此说。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规定，对到期债务的清偿不属于可撤销行为，因此时的清偿属于债务人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台湾地区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对于已届清偿期之债权为清偿结果，致其剩余财产不足清偿其他债权时，虽有主张此时亦得为撤销，然依债务之内容为清偿者，应不为有害行为。盖清偿已存之债务为债务人义务之履行，对于债务人的总财产并无所增减。债权人平等之原则并非限制债务人之自由为清偿，债权人如欲求平等比例之清偿，则应依破产程序为之。”
肯定说认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在受清偿的人有主观恶意时，可行使撤销权。这是因为，在破产宣告前的临界期间内清偿到期债务有其特殊性。当债务人明知自己将被宣告破产时，可能与关系较近的债权人恶意串通，待其债权到期时先为清偿，然后才申请破产。这显然不利于公平保护一般债权人，特别是当法律没有规定债务人在出现破产原因有法定申请义务时更是如此。所以，若债权人明知债务人即将开始破产程序或与债务人串通诱使债务人对其清偿时，为维护法律的公平，应撤销该清偿行为。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采此说。3例如，法国司法重整与司法清算法规定，债务人在停止支付后清偿未到期债务的行为无效；债务人在停止支付后清偿到期债务，如果受偿人知道停止支付事实的，法院可以撤销。又如，日本破产法规定，以下两种行为可撤销：第一，债务人在停止支付或提出破产申请后的所实施的，且受偿人在接受清偿时明知停止支付事实或明知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事实的；受偿人为债务人的亲属或共同居住的人，视为明知。第二，债务人在停止支付或提出破产申请后或此前三十日内所实施的，且该清偿行为本来不应该此种方式或在此期限内进行。
二、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及其弊端
我国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显然，我国对撤销个别清偿行为是采用肯定说。笔者认为，我国破产法对个别清偿行为行使撤销权的规定，是为了公平地保护全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同样顺序的债权人得到平等的对待，但是，由于该规定先天存在诸多缺陷，而致在实务操作中引发众多问
题，表现如下：
（一）没有规定行为人的主观恶意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
如前所述，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虽采用肯定说都规定了对到期债务的清偿，在受清偿的人有主观恶意时，可行使撤销权。但他们都强调了对这类撤销权的行使要求受清偿人主观要件上要有恶意。通常认为，所谓恶意不仅要求债务人已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仍对个别债权人予以清偿，而且应要求接受清偿的债权人也明知债务人不能清偿的事实。而我国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对债务人和受清偿人主观恶意却没作任何规定。这显然与国外立法例有明显区别。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破产临界期内的个别清偿行为，存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相互串通的可能性极大，但假如不对各方行为人主观要件进行规制，将破产临界期内的个别清偿行为不由分说地一律准予撤销，对受清偿人而言，显然有失公允。特别是对受清偿人来说，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之前，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在债务人偿付能力状况上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难保证在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每个债权人都能了解债务人的真实财务状况。而要求债务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是受清偿人的法定权利，如果不分受清偿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而一律准予撤销，对受清偿人是十分不公平的，也不利于整个市场经济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
（二）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适用范围过于宽泛
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文义上看，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包含如下成立要件：1．时间须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2．债务人须已经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资不抵债情形；3．对个别债权人进行了清偿（有别于新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四项，此处应理解为清偿的是到期债务）；4．不属于纯令债务人财产受益的行为。仅从文义上去理解该条规定，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的范围过于宽泛，而在实践中，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很长的时间内，债务人往往早已是负债累累，为了寻求起死回生之道，债务人往往还要继续融资、经营，甚至支付一些维持企业生存必须的开支，从而存在较多个别清偿行为。如果这些行为都属于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那么就诚如中国人民大学王欣新教授所指出的：“所有债权人依法本应得到的安全清偿都将变成不确定的，这对人们的经济活动预期将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正常的债务清偿活动将无法进行。”笔者同意此观点，如果不对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范围作收窄解释，则将对整个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和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难以想象的不利后果。
（三）除外条件没有统一标准
我国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这个除外条件没有统一标准，在实务中很容易引发不同理解。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交易行为复杂多样，对“财产受益”的理解，也因人而异。有法官撰文指出，如债务人欠某债权人到期债权100万元，债权人承诺只要归还90万元，余10万元就放弃。假如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为使债务人财产受益而不得撤销的话，那么，债权人在得知债务人正在准备破产时(通常债权人能提前获知)，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以放弃少量债权而获取大部分清偿。甚至，只要预估其受清偿额高于在破产分配时实际受偿金额，即可进行交易。该法官进一步指出，这种局面恐怕不是立法者制订“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的初衷。4
三．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主要存在上述三大弊端，应尽快加以解决，使该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真正落实公平保护所有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为此，笔者建议，应尽快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个别清偿行为可撤销的具体司法标准。该司法解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增加债务人和受清偿人的主观恶意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如前所述，笔者认为行为当事人的主观要素对撤销权的行使十分重要，鉴此，在将来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笔者建议应增加债务人和受清偿人的主观恶意为行使撤销权的要件，即清偿行为须有主观恶意，且系债务人和受清偿人双方均具有主观恶意时，破产管理人才可以行使撤销权且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和受清偿人的主观恶意负有举证责任。
（二）缩小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应对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应当采取限缩解释方法，以利于对个别清偿行为进行严格的甑别，来区分不应当被撤销的一些个别清偿行为。应当被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除了符合前述文义规定的四个要件之外，笔者建议还应同时满足如下情形：
1．个别清偿行为令个别债权人获得多于未个别清偿时该债权人从债务人财产分配中依法可以获得的利益；2．个别清偿行为令债务人财产受损，以至于其他债权人可获得得的利益减少；3．不属于维持企业存续的、非为经营性的债务的个别清偿；4．不属于对正常经营行为中的正常清偿。
（三）明确适用除外条件的统一标准。到底那些情形属于或者应视为“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笔者认为应规定统一的标准。在现阶段可采用列举式方式规定“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情形，笔者认为可借鉴美国破产法偏颇性清偿的例外规则，将下列情形解释为属于“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1．为了取得新价值而同时发生的交易行为。若双方当事人基本上是同时发生交易，并且交换的目的是为给债务人增加新价值，那么这种转让就是不能被撤销的。2．对正常（业务）债务的正常清偿。即“对正常经营债务的正常清偿”不属于优惠性交易行为，不能予以撤销。3．授权担保利益。授权担保利益或价款担保权益是指债务人为提供新价值的人在担保物上设立的协议担保，从而使债务人可以购买或者获得作为新价值的财产。4．借新债还旧债的行为,即债务人通过清偿旧债同时从债权人处获得后来的新价值，后来新价值与清偿两者相抵，没有偏颇性后果的出现,不能予以撤销。5、税款、社会保险费、抚养金及人身伤害赔偿费用的支付等行为。通过上述列举式规定,笔者认为有利于司法实务中统一适用标准，避免任意理解。

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破产案件受理前六个月内，债务人对个别到期债务进行清偿可予以撤销的制度在我国属于崭新的法律制度，而我国的企业破产法正处于从初步成型走向规范的路程中；这就需要我们在企业破产实践中，多借鉴国外的经验，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深入研究，并予以完善，从而使这一制度真正实现公平保护所有债权人利益的目的，保障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和企业的正常经营。

Ⅳ 四川省工伤假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于2014年9月1日起施行。正确理解和适用这一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精神，对于依法正确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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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解释的起草背景
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对工伤保险制度作了一些新的规定。随后，国务院对《工伤保险条例》
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1年1月1日起实施。随着新修订《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工伤保险参保范围进一步扩大，参保人数也不断增加，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数
量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据统计，近几年案件数排在各类行政案件前4位。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涉及民生，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 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相关行政案
件审判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解决纠纷的难度日益增大，已经成为当前法院审理案件和化解矛盾的重点难点。为了妥善处理工伤保险行政纠纷，依法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统一司法尺度，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依法保障工伤职工权益、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求，经反复调研并征求各方意见，制定出台了本《规
定》。
二、关于影响工伤认定的特殊情形的认定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了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具体条件，同时该条例第十四条的部分内容和第十六条也明确出现“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醉
酒或者吸毒”和“自残或者自杀”等特殊情形时，职工虽然符合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但也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规定》第一条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关于不认定工伤或者不视同工伤的特殊情形的认定问题。本条主要明确以下几点内容：
1. 因
特殊情形不认定工伤或者不视同工伤的，必须提供特殊情形存在的证据。有些工伤认定案件中，因没有有权机关出具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醉酒”、
“自杀”等特殊情形的认定意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往往以无相关认定意见，无法判断是否属于特定情形为由，长时间中止工伤认定程序或者不认定为工伤。我们认
为，因存在特殊情形而排除工伤认定，社会保险部门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必须以能够证明存在特殊情形的证据为依据，如果没有相关证据，而职工受伤害符合认定为
工伤的其他条件，则应当认定为工伤，不能以没有有权机构的法律文书为由拖延认定或不予认定。
2. 特
殊情形是否存在，原则上应当以有权机构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判断依据。特殊情形是否存在，涉及到特定部门或者特
殊机构的专业分析和权威判断，如交通事故责任、自杀、醉酒等，专业的权威机构判断或者经诉讼程序对证据严格审核后认定的事实，属于公认的证明力较高的证据
材料。当然，也不排除上述法律文书出现错误的可能，本条同时也规定了出现相反证据的处理方式。
3. 没
有有权机构或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结合相关证据作出事实认定，但是，涉及到“故意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
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和结论性意见为依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无权认定。主要考虑到，虽然特殊情形的认定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特点，但在当事人无法获得相
关法律文书或者法律文书内容不明确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基于履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的需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行使调查核实权对是否存
在特殊情形的作出的明确认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核。
三、关于工伤认定中出现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争议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
人民法院在受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后发现职工或者用人单位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在处理方式上应当区分情况分别对待。第一种情况是，职工和用人单位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提起行政诉讼前已经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正在审理的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第二种情况是职工和用人单位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没有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时一并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审查。
主
要考虑到，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已经对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作出了判断，进入到行政诉讼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以对社会保险部门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进行审查，职工或者用人单位无需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另行申
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另外，效率和便民问题也是处理方式选择上的重要考量因素。《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认定程序应当尽可能简便。如
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出了判断，在行政诉讼中再要求原告或者第三人另行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中止行政诉讼，必然会因繁多的
程序导致效率低下，往往耽误了受伤职工及时的治疗和康复，也导致在实践中很多劳动者因程序繁杂而放弃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匆忙和用人单位达成不平等的协议，造
成更多的社会矛盾，不利于职工权益保护。一并进行审查，有利于防止用人单位因工伤认定对己不利时，故意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
借此拖延行政案件的审理，损害工伤职工合法权益。同时，鉴于《劳动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有关“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原告或者第三人在提起行政诉讼前已经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中止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审理。
四、关于特殊情况下如何确定用人单位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职工只有一个工作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是工伤发生时职工的工作单位，但在特殊情况下，工伤发生时与职工存在工作关系的单位有两个以上，如何确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规定》第三条概括了下列情况下确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的规则。
1.职工与两个以上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应当以发生工伤事故时，职工实际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此种情况下，难以区分多个劳动关系的主次，工伤认定应当以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界定责任主体。
2. 指
派、派遣关系情况下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的确定，主要考虑了职工与指派、派遣单位以及实际工作单位形成的双重工作关系，与第一项规定中的多个劳动关
系存在区别。职工与多个用人单位形成的多个劳动关系之间互相独立，无法区分主次，而在指派、派遣关系中，两个用人关系存在主次区别，职工与指派和派遣单位
之间的用人关系是主要的、独立的用人关系，而与被指派或被派遣到的实际工作单位之间的用人关系是因指派和派遣而形成的次要的、附属的用人关系，不能独立存
在。另外，劳务派遣关系中用人单位的确定，除考虑以上因素外，还考虑了《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
3. 存
在转包关系的情况下，发生工伤事故时用人单位的确定，以有利于保护职工为原则。本规定是对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5月25日劳社部发
[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关于“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
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规定的发展，也吸收采纳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
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的精神。
4. 挂靠
关系中用人单位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2006]行他字第17号批复《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
问题的请示》已经予以明确。关于挂靠经营过程中，聘用的人员与挂靠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存在不同认识。我们认为，本条规定主要是从有利于职工
的角度出发，其原理与转包关系中无用工主体资格组织或个人聘用的人从事发包工程遭受工伤情况下的用人单位确认相同，不以是否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为前提，这是
对工伤保险条例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之外的特殊情形处理。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挂靠人是自然人，单位挂靠不能适用本条;二是仅适用于挂
靠人聘用的人员，不包括挂靠人。
由于转包关系和挂靠关系中职工和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
人单位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对职工造成伤害的实际侵权人仍然是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自然人。确定用工单位和被挂靠单位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的用人单位，虽然有利于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但在责任的承担上，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会出现免除实际侵权人赔偿责任的不公平现象。为解决这一
问题，司法解释明确了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实际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后，可以根据实际支出的工伤保险待遇，向实际侵权人行使追偿
权。
五、关于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在工伤认定中所起作用的问题
法律法规对 “工作原因”、“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以下简称为“三工”)规定的比较原则，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和较高的适应性，能够满足不断发展的实践需求;但是由于比较原则容易产生分歧，容易导致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规定》第四条明确以下情况可以认定为工伤：
1. 职
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工伤认定的“三工”要素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件，是认
定工伤的充分条件。即使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但只要是工作原因，同样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在工伤认定中一方面是补强工作原因，另一方面
是在工作原因无法查明时，用以推定是否属于工作原因。因此，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职工伤亡的亦应认定为工伤。
2. 职
工参加用人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关于职工在参加本单位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加其他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受到伤害是
否认定工伤的问题，争议较大。我们认为，如果属于用人单位强制要求或者鼓励参加的集体活动，这些活动可以被认为是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属于工作原因，
由此受到的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3. 在工作时间内，职工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
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对工作场所的认定，既不宜过于宽泛也不宜过于狭窄。实践中将完成工作所应当经过或可能经过的区域确定为工作场所
比较合理。这里所说的“为履行工作职责应当经过或可能经过的场所”是对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因其与工作职责有直接关联，应当认定为工作场所。因此，职工来
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因工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4.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和涉及的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此项既为兜底条款，也是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规定作出的进一步解释。
六、关于“因工外出期间”的规定
关
于“因工外出期间”的认定。“因工外出期间”属于“工作时间”的一种特殊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
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里的“因工外出期间”和通常意义的“工作时间”是不同的。通常意义的“工作时间”是指《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项、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工作时间”，多数发生在工作场所或工作岗位内，而“因工外出期间”则发生在工作场所
和工作岗位之外，是用人单位为了工作指派职工或者职工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或工作岗位以外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活动期间。因此，“因工外出期间”可以从职工
外出是否因工作或者为用人单位的正当利益等方面综合考虑。为了更好地明确“因工外出期间”的有关情形，本条第一款列举了三种情形：(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
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的活动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期
间。此为兜底条款。
关于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的工伤认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五)项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如何理解这里所规定的“工作原因”，存在较大争议。
我们认为，“因工外出期间”较之一般工作时间存在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这些风险由职工承担不甚公平;2010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是指由于工作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包括事故伤害、暴力伤害和其他形式的伤害。既包括与工作直接有关而形成的伤害，也包括开展工作
过程中所发生的伤害，如外出途中产生的伤害，因住宿、餐饮等场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产生的伤害等。因此，这里的“工作原因”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只要不属
于职工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的，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由于工作原因
受到伤害”。
七、关于上下班途中的规定
人民法院对“上下班途中”的认定至少应当考虑以下三个要素：一是目的要素。即以上下班为目的;二是时间要素。即上下班时间是否合理;三是空间要素。即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的路线是否合理。
为了更好指导下级法院，《规定》第七条列举了 “上下班途中”的具体情形：
1. 以
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和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提供的居住地或者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实践中，工作地的认定较为简
单，而职工的居住地，认定起来往往非常复杂。我们认为，鉴于“上下班途中”的情况复杂，对“居住地”应当作广义的理解。所谓的“居住地”除住所地和经常居
住地外，还应当包括以下居住地：单位宿舍或者配偶、父母以及子女居住地等等。凡是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和上述住所地或者居住地的
合理路线的途中，原则上应当认定为“上下班途中”。
2. 在上下班途中从事属于日常工
作生活所必须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内未改变以上下班为目的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在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职工在上下班途中绕道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我们认
为，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应当视绕道的原因而定。对于绕道的原因，实践中有因客观原因(突发事件、交通堵塞、天气恶劣等)而绕道，也有因私事而绕道等多
种情形。因客观原因绕道的，原则上要认定为“上下班途中”。而因私事而绕道的，不能一刀切，如职工在上下班途中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须的活动，且在合
理时间内未改变以上下班为目的的合理路线的途中，应当视为“上下班途中”，其他原则上不宜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前者如接送孩子上学、去菜市场买菜等绕
道，后者为下班后朋友聚会等等。
3.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途中。此项为兜底条款。
八、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的规定
根
据2010年《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对工伤职工或者其
近亲属的1年工伤认定申请法定期限是否可以适当延长则没有明确规定。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除斥期
间，不能延长;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属于除斥期间，可以适当延长。我们认为，国务院法制办(国法秘函[2005]39号)《对〈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七条、第六十四条关于工伤认定申请时限问题的请示〉的复函》明确“申请工伤认定时限应扣除因不可抗力耽误的时间”，由此可见，该条规定的不是除斥期间，申
请时限依法可以延长，但应当有正当理由。《规定》第七条将延长的正当理由明确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原因”。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和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用人单位等不当致使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耽误工伤认定申请等情形。
九、关于第三人侵权情况下，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问题
关于职工因第三人侵权受到伤害，如何处理第三人侵权赔偿责任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关系，争议较大。因第三人侵权导致职工工伤的，根据侵权责任法和
社会保险法的规定，职工既可以向侵权的第三人要求民事侵权赔偿，也可以向工伤保险基金要求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从而出现民事侵权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如何处理
的问题。对于这两种法律关系如何处理存在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单赔，认为受伤害的职工只能在民事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中选择一项，如果享受了工伤保
险待遇，工伤保险基金就取得了对第三人的代位追偿权;如果工伤职工追究第三人民事赔偿责任的，不能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第二种意见主张补差，应当实行工伤
保险与第三人侵权赔偿相结合，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民事侵权赔偿超出工伤保险待遇的部分，归工伤职工所有。第三种意见主张双赔，根据《社会保险法》第
四十二条规定，除工伤医疗费用外，工伤职工可以同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和获得民事侵权赔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双赔”或者“一补一赔”。主要理由如下：
1. 理
论上，工伤职工可以同时主张工伤保险待遇和请求民事侵权赔偿。一是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性质不同。工伤保险待遇属于公法领域的补偿，人身损害赔偿则属于
私法领域的赔偿，二者不能混用，也不能相互替代。二是工伤保险金是用人单位而不是侵权的第三人缴纳的，那么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不能免除接受
用人单位工伤保险金的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受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义务，否则工伤保险基金便拥有了“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特权。
2. 法
律规定上，除工伤医疗费用外，法律不禁止工伤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再获得民事赔偿。《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了构成工伤应享受相关待
遇，没有规定第三人侵权工伤应当扣减第三人赔偿部分，也没有规定工伤基金或用人单位追偿权(除工伤医疗费用)。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受伤职工只
能得到一份赔偿或者补偿，司法解释限制受伤职工只能得到一份赔偿，甚至只能先请求民事侵权赔偿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3.在程序上，设计民事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双向就高补差的程序过于复杂，缺乏操作性，难以切实保障职工权益。极易导致工伤职工一方面因侵权赔偿不能及时到位，而另一方面又因民事先行而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两难境地。
4. 现
实情况中，由工伤职工向侵权第三人主张民事赔偿责任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一是在实践中，侵权人具有完全赔偿能力的并不多。即使法院判决侵权人支付赔偿金，也
难以执行到位。从实际情况来看，侵权人的赔偿往往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二是工伤职工打民事官司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金钱成本。如果把打官司的成本除
去，受到工伤的职工即使打赢官司，扣除成本后所获得的利益是有限的。三是民事诉讼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工伤职工存在举证不能而无法获得民事赔偿的巨
大风险。
上述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上述三种模式在其他国家也都有所体现。《社会
保险法》制定时，这个问题也存在较大分歧。《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
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鉴于这一问题争议较大且属于立法权限，本着不突破司法权，不逾越基本法理的原则，最
大限度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出发，《规定》第八条明确：一是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
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是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
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未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尚未获得民事赔偿，起诉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是职工因第三人的
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
用除外。上述规定，充分保障了工伤职工取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十、关于因申请人或者用人单位提交虚假材料导致工伤认定错误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法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改变后原告不撤诉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应当作出确认违法的判
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在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因工伤认定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导致工伤认定错误的，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改正且在作出原工伤认定决定时无过错，是否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规定
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在实践中争议较大。一种意见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规定，应当作
出确认原工伤认定决定违法的判决;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种情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毕竟在作出原工伤认定决定时无过错且依法予以改正，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妥。我们认为，造成工伤认定错误的原因，既有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工伤认定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客观方面的原因，不
同原因处理的方式应当不同，否则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其积极改正错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时有赖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
料，如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已经尽到法定调查核实的义务，主观上不存在导致错误认定的过错，则可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判决工伤认定违法

Ⅵ 法律解释中的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究竟怎么区别最好举例子。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类推解释，而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并不仅仅是用语界限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但不禁止扩大解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扩大解释的结论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如何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就成为重要问题。

关于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从理论上可以列举许多：其一，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并未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而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其二，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其三，从与立法者的意思的关系上说，扩大解释，是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确化；类推解释，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张解释者自己所设定的原理。其四，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界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其五，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尽管如此，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仍然难以区分。例如，“卖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间有偿的性行为、“同居”是否包括通奸行为、“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就存在疑问。笔者认为，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考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一个行为的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为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不管处罚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释为犯罪。因为即使危害再严重的行为，如果事先没有将其可罚性告知国民，就不得对该行为定罪科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般人都能预想到的含义（核心部分）；第二种情况是一般人都难以想到的边缘部分；第三种情况是上述二者的中间部分。在第一种情况下应当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种情况下原则上应否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对于第三种情况，则应通过考虑处罚的必要性来决定。例如，盗窃、诈骗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所以，对“财物”有作广义或扩大解释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过一般人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是否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进而判断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一种解释结论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断解释结论是否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的重要线索。因为当解释结论被一般人接受时，就说明没有超出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当一般人对某种解释结论大吃一惊时，常常表明该解释结论超出了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例如，旧中国与国外刑法都将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无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国的新旧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论千篇一律地将本罪定义为“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然而，将不退出解释为“侵入”是存在疑问的，可是人们却习以为常而没有异议。由此看来，一种解释结论被人们接受的程度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要强调的是，就某种解释结论而言，不仅要考虑刑法学家、司法人员的接受程度，更要考虑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为一种解释结论能够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着这种解释结论没有超出其预测可能性。犯罪可以大体上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认识自然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不致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一般人难以认识法定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容易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所以，相对于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而言，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可以略为缓和、宽泛。

第三，解释结论与刑法的相关条文内容以及刑法的整体精神相协调时，不宜认定为类推解释。当扩大解释与相关条文产生冲突，与刑法的整体精神相矛盾时，很容易形成类推解释。例如，当刑法条文一直明确将两种现象分别规定时，如果某个分则条文只是规定了一种现象，那么，原则上就不能将没有规定的另一现象解释成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现象，或者说不能将该分则条文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其没有规定的现象，否则，会被人们视为类推解释。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准自首的主体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主体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规定的对象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条规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这说明，刑法严格将罪犯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区别。因此，当刑法明文将犯罪主体限于“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时（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条），不能将“罪犯”解释为罪犯、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否则便有类推解释之嫌。不过，刑法对“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规定，则并不限于已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这种解释不是类推解释，甚至不是扩大解释。再如，将盗窃罪、诈骗罪对象的“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刑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等）是协调的，不会产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是将“同居”与“结婚”并列规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这表明“同居”与“结婚”的危害相当。如果将通奸行为解释为“同居”，则意味着通奸与结婚行为相当，这显然是不协调的。

第四，某种解释结论符合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因而符合刑法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时，不应认为是类推解释。任何用语的含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社会生活中仅有女性向男性卖淫时，将“卖淫”解释为“女性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男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即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务的事实时，解释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释结论，而应将“卖淫”解释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异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但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同性恋现象时，法官必须重新将“卖淫”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他人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概言之，社会生活事实发生了变化，相关的用语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与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所作的解释，不能称为类推解释。因此，组织男性为男性提供性服务的，当然成立组织卖淫罪。

第五，某种解释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应当根据本国的刑法及其用语进行判断，而不能根据外国刑法用语得出结论。例如，日本学者牧野英一认为，具有事务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价值也是财物，根据这一学说（事务管理可能性说），像债权这样的权利也是财物。这种观点之所以没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的普遍认可，是因为日本刑法明文将财产罪的对象区别规定为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既然如此，当然不能认为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不难看出，日本等国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之所以认为“财产性利益”不包含在“财物”的概念中，是因为其刑法明文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列规定。在我国刑法没有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列规定的情况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释。直截了当地说，在刑法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不可能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但在刑法没有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反过来也能说明这一点。例如，德国、日本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而是将通常的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将利用机动车抢夺的解释为抢劫。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似乎在进行类推解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将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或抢劫。再如，我国刑法常常将伪造与变造并列规定，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伪造并不包含变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罗斯刑法分则条文只使用伪造概念而未使用变造概念，但刑法理论仍然认为伪造包含变造，而这种解释并不被认为是类推解释。所以，在国外属于类推解释的，在中国不一定属于类推解释；反之亦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某种解释是类推解释还是扩大解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用语含义问题。换言之，某种解释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刑法用语的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得出结论。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是用语的问题，而是如何考量法条目的与行为性质，如何平衡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问题。相同类型的行为，既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释为犯罪，也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释为犯罪。所以，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并无绝对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对的区分标准。
转自邹建章博客 请采纳

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有哪些

级别管辖是指审判管辖中的一种，亦称为审级管辖、事务管辖。各级审判机构对第一审案件回管辖范答围的划分，主要根据案件性质、情节轻重和影响范围大小来确定。《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八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一)重大涉外案件；(二)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第十九条，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一)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二)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的案件。

Ⅷ 法律能不能随意解释为什么

法律不能随便解释。只有正式解释才是有权解释的主体，有法律效力。一般人是不能解释的，或者说解释了也没有法律效力。法律解释分为以下几种：（一）按照解释主体和法律效力的不同，法律解释可以分为正式解释和非正式解释
正式解释又称有权解释或官方解释，（单选）是指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作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正式解释又可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多选）
1.立法解释。广义的立法解释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对其制定的法律规范所进行的解释。
2.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规范的有关问题所进行的解释。在我国，司法解释又可以分为两种：（多选）一种是审判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对具体应用法律的有关问题所进行的解释。 这种解释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第二种是检察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检察工作中对具体应用法律的有关问题所进行的解释。这种解释对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3.行政解释。行政解释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处理其职权范围内的行政事务时，对具体应用法律的有关问题所进行的解释。在我国，行政解释分为两种：一是国务院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及国务院所属各部门（一定要注意）对如何具体应用行政规范所作的解释；二是地方人民政府对如何具体应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所作的解释。
4.非正式解释，又称无权解释。指未经授权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对法律规范所作的没有法律效力的解释。非正式解释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任意解释，是指公民、当事人、辩护人、代理人、社会组织或未经授权的国家机关，（不是所有的国家机关的解释都是正式解释）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另一种是学理解释，是指有关专家、学者在学术研究、法学著作、法学教育和法制宣传中，对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
（二）按照法律解释的方法不同，可以将法律解释分为语法解释、系统解释、历史解释和逻辑解释
1.语法解释，指从语法结构和文字字义等方面阐明法律规范的含义。如：比如物权法。
2.系统解释，指分析某一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联系，以及在它所属的法律部门、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阐明法律规范的含义。比如：合同法中的规范与民法通则中的规范的关系。
3.历史解释，指通过对法律规范制定的历史条件及其与历史上同类法律规范的比较，阐明该法律规范的内容与含义。如：类推与比附。
4.逻辑解释，指运用形式逻辑的规律和方法分析法律规范的内容，阐明其立法精神与含义。
（三）按照法律解释的尺度不同，可以将法律解释分为字面解释、限制解释和扩充解释（多选）
1.字面解释，指严格按照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所进行的解释，既不扩大也不缩小。
2.限制解释，指为了符合立法原意，对法律规范作出窄于其字面含义的解释。如：“本公园禁止车辆进入”，这里的车辆排除自行车。
3.扩充解释，指当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比立法原意狭窄时，为了符合立法原意，对法律规范作出较字面含义范围宽泛的解释。

Ⅸ 法律问题，在线等！！关于法律解释的

学理解释是指专家学者从法律理论/各家学说的角度对法律所作出的解释,没有法律专强制力,不是法官审判案属件的依据,不具法律约束力,但是从法律的渊源及将来的发展来看,学理解释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学发展的推动力量.

任意解释是非正式解释的一种,一般的个人、群众组织、诉讼当事人、辩护人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说明,反映该个人或团体的法律意识和愿望。这种解释无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以便使法的创制和实施更符合实际生活的需要,避免差错。

任意解释比学理解释更宽泛。

Ⅹ 罪刑法定原则 中的禁止类推解释

禁止类推解释不是禁止一切类推解释。它不禁止扩大解释。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都允许扩大解释但不允许类推解释。原则上不允许类推实务中也不允许类推解释。

禁止类推和类推解释不是一个概念。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类比解释，而类比解释与扩展解释的界限不仅仅是词语的使用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础是民主和尊重人权原则。合法性原则禁止类比解释，但并不禁止解释扩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扩大解释的结论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对区域分类的解读和拓展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解释扩张和类比解释的限度来看，理论上可以列举很多：首先，在形式上，解释扩张所取得的结论不超过刑法的可能含义，而是在《刑法》的“范围”内得到解释。近似律和结论的类比超出了该术语的可能性。其意义在于超越刑法的“范围”。

其次，从解释的角度来看，刑法解释的扩张侧重于刑法本身，它仍然是对刑法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侧重于刑法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

第三，从立法者的意义上看，扩大解释是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确；类似的解释，除了立法者的意思之外，还主张解释者自己设定的原则。

第四，从理论上讲，解释扩张是刑法概念的扩张性定义，它使刑罚行为包含在概念中，类比是承认某一行为不是刑罚的对象，而行为则是刑罚的目的。基于与刑法规定的类似行为同样的邪恶性质。惩罚对象。

第五，实质上，解释的扩展不超过公民预测的范围；类比解释超越公民预测的范围。然而，类比解释和扩展解释之间的界限仍然是难以区分的。例如，“卖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间的性，是否“同居”包括通奸，以及“财产”是否包括财产利益，这一点值得怀疑。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有些解释是类比解释或扩展解释。换言之，如果刑法处罚原则禁止了某种解释，则有必要通过权衡刑法的目的、刑罚的必要性、国家预测的可能性、协调CR的规定等来得出结论。刑法的解释结论与语言的核心意义以及刑法的发展趋势之间的距离。在许多情况下，它甚至不是一个措辞的问题，而是如何考虑法律的性质和行为的性质，以及如何平衡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相同类型的行为可能被解释为犯罪，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很小，不被解释为犯罪，或者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因此，类比解释与扩展解释之间没有绝对的固定界限。

拓展资料：

类推解释：类推解释是指对于相类似的案件应作相同处理，其法理基础在于平等原则，也是正义的要求。目前理论界支持的广义说认为，类推解释是指在一个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情况相似，但根本不可能为该法条的字面含义所包容的前提下，以其相似性作为援引某一法律规定为依据的解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