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起初

⑴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拿破仑的内外措施

拿破抄仑战争一开始是为了抵御各个欧洲强国对法国的侵略，是保卫法兰西国土的正义战争。但是，之后就演变成了拿破仑横扫欧洲的非正义侵略战争。
拿破仑在所到之处颁布资产阶级的法律基准——《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为欧洲破除封建束缚，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做出了贡献。
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具有革命和侵略扩张的双重性质。这一政权以革命战争的手段，维护了资产阶级利益，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又因战争的失败，葬送了帝国，使封建王朝得以复辟。
一方面，他前期所进行的战争，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并把大革命的思想和精神带到了法军所到之处，动摇了欧洲大陆的封建统治秩序，客观上有利于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农民的解放。而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洪流，是势不可挡的。
另一方面，他后期进行的战争，侵犯了欧洲许多国家，掠夺和奴役了这些国家的人民，具有侵略性，招致了人民的反抗并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此外，拿破仑是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就决定了他的战争必然要反映法国大资产阶级的要求，必然具有侵略性和掠夺性。

⑵ 对于拿破仑的评价

拿破仑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他一生亲自参加的战役达到60多个，而其指挥的多个战役，直到今天在军事史上依然有重要意义。但是他的征战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均衡，导致其他欧洲强权7次组成反法同盟，最终彻底击败拿破仑。在拿破仑战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新的欧洲秩序与均衡被很快重新建立起来。
虽然拿破仑曾经叱咤风云数十载，但是他的功绩是短暂的，在他退位后，法兰西共和国的疆域很快又恢复到他执政前的样子，拿破仑的戎马生涯对之后的欧洲历史并没有重大影响。唯一能让他载入史册的，是由他本人下令编撰的《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是很多现代民主国家法律体系的原型。
除此之外，拿破仑也是最早提出欧罗巴合众国构想并试图通过武力来实现的人。虽然他本人并未成功实现这个梦想，今天的欧洲正在朝向一体化的目标迈进。
拿破仑出生地科西嘉岛阿雅克修的拿破仑像
拿破仑为法兰西共和国带来了荣耀，法兰西共和国人民始终爱戴这位法兰西战士（有趣的是，他在18岁以前始终认为法兰西共和国不是他的祖国），1840年12月他的遗体运抵巴黎后，90万巴黎市民冒着严寒迎接他。而在多年后，拿破仑也赢得了对手的尊敬。1855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维多利亚女王携王储（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到老残军人院，女王让王子“在伟大的拿破仑墓前下跪”。
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又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年早已形成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⑶ 一道难题，求学霸指点，谢谢

(1) 官方答案：因为《法典》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第一部民法典，它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为后来专欧洲国家借鉴和效仿属 《拿破仑法典》又称为《法国民法典》，它是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产物，于1804年公布施行。经过多次修订，现仍在法国施行。
(2)拿破仑战争起初是正义的战争，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传播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但是后来他的战争带有侵略性质，给欧洲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最终激起人民百姓的反抗，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

⑷ 日本民法典的评价

日本移植外国法律的方式，今天看来，有的过于简单和草率。例如把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几乎逐条译过来，在旧民法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但这些都是限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得已的做法。就像本文中说过的，江藤新平急于翻译法国民法典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不应加以苛责。
在继受（移植）外国法的过程中，发现外国法与本国原有的国情有不合或冲突的地方发生争论甚至冲突，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日本的“法典论争”是一个典型例子。问题是如何判断所谓“国情”，对那种国情应持何种态度。在日本制定民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可说直到今天）维护固有的“淳风美俗”的说法。究竟什么是淳风美俗，一夫多妻（蓄妾)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风美俗”，正如中国在清末变法中，女人缠足、男人蓄长辫，三跪九叩首，这些是不是好的风俗习惯，都必须首先澄清。在日本，民法中的家制（包括家督继承）长期是激烈斗争的焦点，绝非偶然。日本明治民法的起草人之一穗积陈重认为日本的家制是日本优越于“万国”的所在， 二次大战后修改民法时，牧野英一（贵族院议员）坚决反对完全废除家制。 这些例子给人的教训都是重要的。
不论那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的。因而在继受外国法时，辨别自己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机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国的法律，当然不一定好；强调、甚至借口自己的特点，而拒绝接受先进的外国法律，也是不对的。
要敢于接受，善于研究，不断修改，这是继受外国法律很重要的原则。日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在民法中，日本仿照西方规定了收养制度，抛弃了东方原有的一种收养制度，直到1987年，又在民法中增订了一种“特别收养”，实际上是又恢复了东方式的一种收养。又如在民事诉讼法中，起初照搬了德国的证书诉讼与票据诉讼程序，1926年认为这种程序在日本没有必要，将之删除；到1964年，又将之恢复。 如果接受时犹豫不决，接受后发现缺点又不敢修改，是很不好的。……
日本在接受了外国法律后，很注意对之进行研究。在继受法律之后，日本接着就从事理论研究。不仅继受法律条文，也要继受法律条文后面的理论。日本学者（如北川善太郎）把日本法学界在20世纪对德国法学理论的研究称为“理论继受”。只有从理论上继受了外国法，外国法才能在日本扎下根来，日本又可在理论继受过程中，发现哪些东西适合于日本对日本有利，哪些不是的，这样又可以修改继受来的法律，使外国法律“日本化”。 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⑸ 古代国外一些杰出将领和他们的事迹

就举两个例子吧

1、凯撒 罗马
凯撒，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出身贵族。少年时期受过良好教育。前78年苏拉死后，凯撒积极参加反苏拉体制的斗争，崭露头角。前68～前62年曾任财务官、市政官、大祭司长、大法官等职。前61年出任西班牙行省总督,征服一些部落，聚敛大量资财。翌年回罗马,与庞培、克拉苏秘密结盟,史称"前三头同盟"。前59年在庞培、克拉苏和民主派支持下当选执政官。翌年任山南高卢(内高卢)总督后，利用山北高卢(外高卢)各部落间的矛盾，采取分化瓦解和武力征服的策略，经高卢战争最后征服山北高卢。其间，曾于前55年率军渡过莱茵河侵入日耳曼尼亚，两次渡海侵入不列颠。战争中，他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能征善战和忠诚于他的军队，并积累巨额财产，为其日后夺权打下基础。前53年克拉苏在帕提亚(安息)战争中战败身亡后，他与庞培及元老院的矛盾激化。前49年1月初，元老院在庞培支持下议决要凯撒任期满后交出高卢行省的统辖权和军权。他断然拒绝，于1月10日率军渡过鲁比肯河，进军罗马，迫使庞培偕大批元老逃往希腊。同年秋出兵西班牙，击败当地的庞培军队。前48年进军希腊，取得法萨罗之战的胜利，并挥师埃及追击庞培。在埃及卷入托勒密十三世与其姐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权力斗争，支持后者单独执政、成为埃及唯一国王。随后转战小亚细亚，击溃本都国王的军队。前46年进军北非,再征西班牙，清剿庞培余党后,于翌年凯旋罗马。经连年征战，凯撒获得终身独裁官、执政官、保民官等职,兼领大将军、大祭司长荣衔，并被尊为"祖国之父"，成为无冕之王。当政期间，实行一系列改革，改善行省管理制度，颁布反对行省官员勒索的法令，扩大授予罗马公民权的范围，建立退役老兵殖民地,实行自治市法，增设高级官职，扩充元老院等。此外,他改订历法，推行"儒略历"。作为军事统帅,他善于并用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分化瓦解和各个歼灭敌人；重视骑兵的作用，强调步骑兵协同作战；在兵力部署上建立了预备队，增大了战斗队形的纵深和稳定性。其代表作《高卢战记》、《内战记》是研究古罗马军事历史的重要文献(见凯撒的军事思想)。凯撒的独裁统治动摇了罗马的共和政体，激起贵族共和派的强烈反对。前44年3月15日,他在元老院议事厅被布鲁图、喀西约等人阴谋刺杀。

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出生于公元前102年， 正是罗马共和国发生严重政治危机的时代。这时，罗马的经济基础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它已经变成西方古典时代奴隶制度最发达的国家，原来的小农业已完全被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取代，直接的军事掠夺和以贡赋等方式向被征服地区进行的压榨，使地中海沿岸各地的财富大量涌入意大利，加速了罗马的社会分化。

经济上的巨大变化，自然要影响到罗马的政治生活，被征服土地在日益扩大、由雇佣军组成的常备军在不断扩充，奴隶人口在急剧增加，由失业小农民和释放奴隶构成的游民阶层也在大量涌向首都，这就需要大大加强国家机器才能应付，但这时的罗马国家体制却基本上还是当年台伯河上那个小公社的那套城邦制度。它那年年重选的文官政府、它那已变得臃肿不灵的公民大会和它那由少数世代掌权的豪门贵族垄断的元老院，根本无法适应这个局面。从公元前二世纪三十年代起，就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种种民主改革的方案，但都因为触犯豪门贵族的利益，因而受到盘据在元老院的一小撮所谓贵族共和派的反对，遭到失败。此后，主张民主改革的人前仆后继、奋斗不息，民主运动从合法的要求改良逐渐发展到采取阴谋暴动甚至内战的方式。公元前82年，豪门贵族的保护者苏拉用血腥的大屠杀镇压了反对派，民主运动才一时沉寂下去。但大屠杀并不能消除引起要求改革的根源，苏拉不久死去后，民主运动马上就卷土重来。这时，罗马贵族共和政府的颟顸无能、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军人的专横跋扈，已经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到公元前一世纪的七十年代，局势终于发展到极为可虑的地步。东方强邻的进攻和西方行省的割据都还在其次，严重的是地中海上的海盗横行和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起义。海盗横行不但使沿海地带民不聊生，连罗马也因海外的粮食运不来而有断炊之虞；奴隶起义使意大利遭到汉尼拔战争以来最沉重的一次兵灾，而且从根子上震撼了罗马的奴隶制度，打击了奴隶制经济。奴隶起义迫使奴隶主对剥削奴隶和经营田产的方式作出某些改变，也迫使奴隶主改变控制奴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迫使他们不得不变换已不能保障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共和政体。正象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凯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凯撒出身于罗马的一个古老但已中落的贵族家族，由于他和老一辈的民主派领袖马略和钦奈有亲谊，青年时代就受到贵族共和派的排挤，迫使他只能自始就站在民主派一边，逐渐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一面也按部就班地从财务官、工务官升到司法官。但在这时候，他除了在街头的游民阶层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以外，没有别的政治资本，为此他设法跟当时在军队中有极大势力的克耐犹斯·庞培和代表富豪们即所谓骑士阶层的罗马首富马古斯·克拉苏斯结成"三人同盟"。当然，这三个人代表的是三个不同利益的集团，只是因为同样受到把持元老院的贵族共和派的排挤，才凑合到一起去的。凯撒在这两个人的共同支持下，当选上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但由于元老院的掣肘，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这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政局动荡，罗马统治集团中无论那一派的领袖人物，都从实际经验中体会到，要掌握政权，必须先有一支武装力量，只有利用武力，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此，凯撒在执政官任期届满之后，竭力设法争取到高卢行省去担任行省长官，目的是趁在高卢的机会训练起一支自己的军队，作为政治上的后盾；同时，在高卢大事开拓疆土，掳掠奴隶，还可以为自己在罗马的奴隶主阶级中取得声誉，又可以乘机积聚起一大笔财富来作为今后政治活动的资本。

凯撒在公元前58年前往高卢，到公元前49年初方回意大利。他在高卢的九年中，据普鲁塔克说，曾经屠杀了一百万人，俘虏了一百万人。他本人和他部下的将吏都发了大财，使他能在罗马广施贿赂，甚至一直贿赂到要人们的宠奴身上。他还在平民中举办各种演出，发放大宗金钱，并在意大利许多城镇兴建大量工程，既讨好了包主的人，也讨好了因此获得工作机会的平民。这样一来，他在意大利公民中的声望，渐渐超出"三人同盟"中的其它两人，特别是他借高卢作为练兵场所，训练起一支当时共和国最能征惯战的部队，而且是一支只知有凯撒、不知有国家的部队。

凯撒的成功刺激了克拉苏斯，他在公元前63年赶到东方去发动对安息的战争，希望在那边取得跟凯撒同样的成功，不料全军覆没，死在那边。这就使得原来鼎足相峙的"三人同盟"，只剩下凯撒和庞培两雄并立，彼此日益猜忌，加上元老院中一些人的从中挑拨拉拢，庞培终于和凯撒破裂，正式站到元老院一边去，成为贵族共和派借以对抗凯撒的首领。公元前49年凯撒带着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意大利，庞培措手不及，带着全部政府人员和元老院仓皇逃出罗马，渡海进入希腊，听恁意大利落人凯撒手中。次年冬天，凯撒也赶到希腊，在法萨勒斯一战击败庞培主力。庞培逃往埃及，被埃及人就地杀死。凯撒在肃清了其他各地庞培余党后，重新统一全国。

凯撒一个行省一个行省地肃清庞培余党的过程，也就是扫除罗马贵族共和体制的残余影响，建立新的统治机器的过程。因而，被凯撒重新统一了的这个罗马国家，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软弱无力、遇事拖拖沓沓的旧的罗马共和国，它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的军事独裁国家，已经能够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那样地统一指挥全国了，这对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肯定是有利的。

凯撒从统一罗马国家到死去，还不到四年，但就在这样短的时。期内，他仍能完成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工作，最堪注意的有两个方面：首先，他象摧枯拉朽地破坏了旧的贵族共和体制，把军政大权集中于一身，基本上完成了向君主独裁制的过渡，把过去几百年发展中随时遇到问题、随时修修补补、牵强凑合起来的那些重床叠架、支离破碎的旧制度，作了一番整齐划一的工作。他把执政官、统查官、保民官、大祭司长等重要职务兼于一身，他把元老院降为咨询机构、他把公民大会当作可有可无的装饰品，都是为他后来的继承人把罗马变成披了共和制外衣的帝国开创了道路。次之，他企图逐步废除旧罗马作为一个城邦霸国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把意大利各城镇的地位提高到和罗马相等，把各行省的地位提高到和意大利相等，并且把公民权陆续给予罗马的各个行省——当然只给奴隶主阶级——使这个大帝国的统治集团基础更加扩大巩固。但这项工作仅只完成了一部分。过去他在高卢时就已经把公民权给了山内高卢人，后来还让他们的部分首领进入元老院，引起了那些把公民权视为禁脔，不愿别人分享的旧公民的不满，他们讥刺他：

"凯撒在凯旋式里牵着高卢人走，
却牵他们进了元老院；
高卢人脱下了长裤子，
反穿上了（元老们的）阔边长袍子。"

公元前44年，他制定适用于意大利各市镇的自治法，给它们跟罗马同样的地位；他恢复了意大利一向免除的关税；他还计划废除由商人承包征收行省税赋的办法，改由国家直接派人收取，取销行省人民最痛恨的一项秕政。难怪当时沸沸扬扬地传说他想把首都迁到亚历山大里亚去，把罗马改造成一个东方式的君主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降低了罗马城在国家中地位的缘故。

凯撒在公元前44年被贵族共和派的残余分子刺杀，结束了他忙碌的一生，他的嗣子、他姊姊的孙子该犹斯·犹理乌斯·凯撒·屋大维安弩斯，那奥古斯都，在凯撒奠立的基础上，彻底完成了把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改建成帝国的任务。

历来评论凯撒的人很多，大部分人都把他吹捧成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伟大的政治家、天才的统帅、作家、演说家等等，仿佛他是一个恁空建立了这个大帝国的人。其实，凯撒的一生斗争，只不过是奴隶主阶级中一个统治集团跟另一个统治集团为了该不该改变统治方式而作的斗争，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改善了这个奴隶制国家的处境，使奴隶制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可是受惠的仍然只是奴隶主阶级，根本没影响到当时广大奴隶阶级的命运。其次，他一生的成功，主要应该归之于他的恰巧处在罗马共和国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一时风云际会，机缘凑合，让他不自觉地完成了历史要他完成的事业，这里，他的个人品质象坚毅、机智大胆、圆滑等等，在其中只起了极其有限的作用，因而过分吹捧凯撒是不恰当的。正象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那样："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相反，也有一些人竭力诟责凯撒，说他镇压了民主运动，把他的取销行会组织、恢复意大利关税。减少发给贫民口粮分额等等，说成是背叛平民。这些责难往往是出于对罗马当时的所谓"平民"、"民主运动"等等名词作了过分现代化解释的结果。要对共和末年聚居在罗马的所谓平民、他们的构成、他们的政治作用和经济地位等等作一番分析，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而且也不是这里该做的工作，但至少可以肯定说，他们绝不是十八、九世纪的那种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的序言中引用过的西斯蒙第的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这就是关于他们的最中肯的结论。在公元前一两世纪中，他们在政治上从来没产生过一位自己的代表，也从来没提出过自已的一套政治纲领，他们一直是形形色色政治活动家手中播弄的工具。正跟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做现代无产阶级一样，我们也绝不可以把凯撒看做是路易·拿破仑甚或梯也尔一流人物。凯撒在这里，只是不多不少地做了当时其他活动家做过的事情，可以责备他的至多是他起初利用了他们、后来又离开了他们而已。而离开他们、甚或损害到他们，则是．当时不问那个民主派活动家一旦当权之后，势必难免的事情。特别是凯撒，只要从前面简单地举出来的他所致力的工作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是他这些工作的必然结果。首都的游民阶层久已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要减轻对行省的搜括、减少罗马这个城市的特权，就不得不采取一些对这些游民不利的措施，象发放给公民的免费口粮，被凯撒从三十二万份一下子降到十五万份，把这一过去一向认为是公民应享的特权严加限制，变成真正的社会救济，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建立了强有力的个人统治之后，公民大会连作为橡皮图章的作用都失去了，游民阶层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就宣告结束，用不着再竭尽国库所有去讨好他们，这正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从共和国向帝国过渡的必然结果。凯撒一生的所作所为可议的地方虽然很多，恰恰不在这一方面。

2、汉尼拔 腓尼基
罗马与迦太基两个古代地中海世界最强的奴隶制国家为了争夺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展开了长达一百多年的争霸战争，因罗马人亦称迦太基人为布匿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被称做布匿战争。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与迦太基双方都冉冉升起璀璨的新星，罗马出现了显赫一时的西庇阿家族，而迦太
基则拥有被称做“战略之父”的汉尼拔。
第一部分：布匿战争的背景

第一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3世纪中期，罗马完成了对意大利半岛的征服，其不断膨胀的大国霸权主义不可避免对地中海南岸的商业帝国迦太基产生威胁。于是，围绕着对西西里及其附近岛屿的归属权，公元前264年，两国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布匿战争。虽然迦太基拥有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并数次重创罗马海军。但是罗马民族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在遭受了比迦太基人更惨重的损失后，最终战胜了迦太基，取得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将西西里及其附近岛屿纳入罗马版图。

第二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218年，年仅28岁的汉尼拔从迦太基海外领地西班牙出发，倾入意大利本土，第二次布匿战争拉开了序幕。虽然号称“战略之父”的汉尼拔在意大利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连续大败罗马军，但由于迦太基政府内讧不断，他不能及时从北非得到补给以及援兵，而来自西班牙的援军又遭遇罗马的围堵，全军覆没，最终不得不放弃意大利，无功而返。随后在扎马会战中，汉尼拔败给了罗马著名统帅西庇阿，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败仗，也是最后一次败仗。迦太基无力再战，只得向罗马投降。罗马取得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最后胜利。因为这次战争始终于汉尼拔的活动为线索，所以这次战争也被称做 “汉尼拔战争”。

第三次布匿战争

经过前两次布匿战争，迦太基从一个实力强大的地中海强国沦落为惟罗马马首是瞻的附庸国，但其几百年建立的基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被摧毁的，它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盛。紧惕迦太基再次强盛的罗马，念念不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曾经差点攻打罗马城。于是罗马找了一个借口，要迦太基拆除港口，搬到北非内陆，迦太基拒绝，罗马随即对迦太基宣战。公元前149年，罗马军围攻迦太基城，迦太基平民与军队协同防御，罗马围攻了整整三年，仍没有攻破迦太基城。接着，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打败汉尼拔的西庇阿·阿非利加的过继孙子埃米利安·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小西庇阿）以强大兵力攻陷迦太基城，并将其夷为平地，幸存的5万人全部贬为奴隶。迦太基帝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此从世界上消失，罗马将整个地中海变为内湖。

第二部分：汉尼拔生平

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公元前247年—前182年），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年少时随父亲哈米尔卡·巴卡进军西班牙，终身与罗马为敌，在军事上有卓越表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率领军队从西班牙翻越庇里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进入义大利北部，在特拉比亚战役（公元前218年）、特拉西梅诺湖战役（公元前217 年）和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中击溃罗马人。坎尼战役之后，罗马人拒绝与汉尼拔发生正面冲突，并逐渐夺回义大利南部的要塞。公元前204年，罗马人在大西庇阿的率领下入侵迦太基本土，迫使汉尼拔回到非洲。公元前202年，大西庇阿於扎马战役击败汉尼拔。

战后，公元前196年汉尼拔成为迦太基的行政官，以帮助迦太基从战争的疮痍中恢复。公元前195年，罗马人迫使汉尼拔被驱逐。汉尼拔出走东方，流亡到塞琉西王国，直到公元前189年，罗马打败安条克，并要求引渡汉尼拔，汉尼拔逃到小亚细亚北部的比提尼亚王国。即使如此，罗马人仍然不放心汉尼拔，一直争取把他引渡到罗马受审，汉尼拔在公元前182年服毒自尽。

第三部分：汉尼拔的四次重大战役

1.特拉比亚之战

时间：公元前218年12月

地点：北意大利波河支流特拉比亚河畔

交战双方：迦太基统帅汉尼拔VS罗马执政官老西庇阿&罗马执政官森普罗尼乌斯

兵力：迦太基军34000人，罗马军40000人

过程简介：罗马执政官指挥不力，没有完全发挥出罗马军队的战斗力，汉尼拔以战象为冲锋主力，

撕开了罗马军的正面步兵主力，同时使罗马骑兵很快失去战斗能力，罗马步兵虽然英勇战斗，但随即遭

到汉尼拔步兵的包抄，结果罗马军大败，被迫撤离北意大利。

2.特拉西美诺湖之战（Trasimene Battle）

时间：公元前217年6月21日

地点：意大利半岛埃特鲁尼亚Etruria东部特拉西梅诺湖

交战双方：迦太基统帅汉尼拔VS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努斯

兵力：迦太基军人数不详，罗马军30000人

过程简介：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努斯缺乏战争经验，被汉尼拔引入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的平坦开阔

地。当罗马军沿着湖边大路前进，准备在前方迎敌时，汉尼拔的伏军却出现在侧面和后方。这就迫使罗

马军转向侧面背水而战。罗马军大批葬身湖中和大道上，执政官也战死。战斗从清晨开始几个小时就结

束了，罗马军15000人阵亡，其余幸存的士兵全部被俘虏。而汉尼拔仅损失1500人。

3.坎尼战役

时间：公元前216年8月2日

地点：意大利半岛坎尼城附近平原

交战双方：迦太基统帅汉尼拔VS罗马执政官瓦罗

兵力：迦太基军42000人，其中32000名步兵，10000名骑兵；罗马军73000人，其中步兵66000人，骑

兵7000人。

过程简介：汉尼拔把瓦罗引诱到坎尼城附近广阔的适宜骑兵作战的平原，以正面半月形的高卢步兵

对抗罗马的步兵方阵，战斗开始后，高卢步兵按照汉尼拔预期的开始后退，罗马步兵一步步前进，随后

汉尼拔巧妙地调动剩余步兵和骑兵自两翼飞速包抄罗马军，自敌方身后完成对罗马军团的包围。罗马军

团面对包围完全不能动弹，战斗变成单方面的屠杀，罗马军最后战死44000人，其中包括一名执政官与80

名元老，被俘10000 人。而汉尼拔仅仅损失了6000人。坎尼战役是西方军事史上著名的会战。

4.扎马战役

时间：公元前202年

地点：北非迦太基城以南50英里的扎马城附近

交战双方：迦太基统帅汉尼拔VS罗马执政官大西庇阿

兵力：迦太基军40000人，罗马军40000人

过程简介：西庇阿与汉尼拔棋逢对手，各人施展了自己的军事才能，摆开包围的架势。汉尼拔以层

出不穷的几层兵力对付西庇阿的进攻。最后西庇阿以骑兵优势包围了汉尼拔的后卫解决了战斗。坎尼战

役在迦太基本土重演，但这次得胜的是罗马人。

第四部分：对汉尼拔的评价

论将才，汉尼拔的战争艺术远远高于罗马的执政官们，只有小西庇阿可以与之相比。汉尼拔曾自比

仅仅排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之后，这并不完全是夸张。因为他的军队素质不能跟亚历山大的军队

相比，而他的对手又是比波斯人更骁勇善战的罗马人，他实际上单枪匹马地向古代最强盛、其政治、军

事基础最坚固的社团及其同盟提出了挑战，并且几乎将她摧毁，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罗马是一个远较迦太基强大的国家。他在这样的一种劣势中还能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汉尼拔，北非迦太基名将，位列西方古代四大名将的第二位，其他三位分别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大帝，罗马共和国末期无冕之王恺撒大帝，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一

⑹ 伏尔泰 巴士地狱 人权宣言 拿破仑法典历史小作文

人权宣言的核心是人权和法治,宣言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不可剥夺的人权,承认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家采取代议制组织形式,实行三权分立.人权宣言集中表达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政治主张,阐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民主法制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封建专制特权制度.独立宣言继承和发扬了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论证了独立战争的正义性,极大地鼓舞了北美殖民地军民的斗志,赢得了各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援.独立宣言提出资产阶级的人权和组织政府的原则认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民协议成立政府,任何政府如加害了人民的权利,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它,甚至推翻它.法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家伏尔泰(一六九四一一七七八)出身于巴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早年学过法律,在法庭和驻外使馆任过职,也有过从商的经历,是法国早期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勤于创作,发表了大量哲学论著、小说和剧作,并撰写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政论文、小册子和专论；伏尔泰的作品以当时法国社会蓬勃发展的反封建民主运动为背景,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许多文学批评家将他与歌德和托尔斯泰相提并论.我们认为在其作品中,哲理小说更能反映作者的哲学观和体现他反封建民主运动钓先锋形象,这种文学体裁是他讽刺抨击宗教偏见和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有力武器.为了理想的幸福,他历尽艰难险阻,几乎失去一只眼睛,但善有善报,在命运之神的安排下,查第格最终获得了王后的爱情和王位,他凭聪明才智与勇敢坚强终于赢得了美丽俊秀与鸿运财富.从小说结构上看,这种完美的结局与传统的冒险故事一脉相承.这部小说虽然采用了寓意故事的形式,作者还是极为成功地通过对主人公传奇经历的描写,无情地抨击了社会时弊,巧妙地嘲讽了不学无术之徒,达到了表达自己观点的目的,同时表现了自己的乐观主义态度.他在十一年以后创作的《老实人》,同样以故事形式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小说发表之际正是西方流行“先天和谐”论之时,支持和信奉这一乐观主义的人认为,任何不如人意的事都是暂时的,而完美则是永恒不变的定律,高度和谐与普遍幸福是世界各国社会生活的主流.伏尔泰本人起初也赞同这种观点.小说主人公“老实人”的老师庞格罗斯就是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由于伏尔泰哲学观的进一步成熟和对世事的深入了解,他为“老实人”设计的冒险经历和种种磨难极为有力地驳斥了认为一切均至善至美的“先天和谐”论.“老实人”本来深信庞格罗斯老师的教条：世间诸事的安排都是合理的,一切都和谐完美.然而事实恰好相反,在生活中,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地落在他头上,即使庞格罗斯本人也不能幸免.师生俩以及哲学家马丁和饱受磨难的老妇人所到的每一个地方,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无不说明世事并非和谐发展,人们的生活中非至善至美.“老实人”与居内贡达小姐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结成百年之好,然而,美丽的居内贡达不仅美貌不再,而且变得像一个爱唠叨的老太婆.他们的恋爱故事和不幸结局更是对庞格罗斯所推崇的理论的极大讽刺.伏尔泰在这部小说中刻意安排每—个故事情节,以揭露世界上的种种罪恶和不平,说明世界根本不是先天和谐,从而号召人们起来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推动社会进步.小说中对传说中的“黄金国”的描写尤为成功.“黄金国”是世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主义王国,在那儿没有宗教裁判所,没有战争和罪行,也没有议会和监狱,国王和普通百姓没有根本区别,黄金等同于路边卵石.“老实人”做客“黄金国”之后回到了灾难深重的人间社会,欺诈和掠夺世空见怪,贪婪和虚伪无处不在.两种场景的才比如此鲜明,含意如此深刻,令读者不得不为伏尔泰这一精心安排赞叹不已.读者终于明白,在伏尔泰所处的时代,科学和知识并不能带来幸福,所谓“至善至美”原不过是一种乌托邦而已.如果说伏尔泰在写《查第格》时对世界对命运充满乐观,那么在创作《老实人》时他的态度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作者简介伏尔泰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是世界不朽的文豪.伏尔泰1694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早年学习法律,也有过从商的经历.伏尔泰是法国早期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既有哲学论著、小说和剧作,也有许多切中时弊的政论文和专著.伏尔泰的作品以当时法国社会的反封建民主运动为背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伏尔泰的作品中哲理小说是独具一格的,哲理小说更能代表他的哲学观反映他反封建民主运动的先锋形象,是伏尔泰讽刺抨击宗教偏见和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有力武器.目录译序老实人查第格雅诺与科兰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耳杂和神甫古德曼小大人关于记忆的传说年收入四十埃居的人文摘书摘您认为人类总是像现在这样残杀吗?您认为人一直都是爱撒谎骗人、背信弃义、忘恩负义、邪恶懦弱、用情不专、懒惰好妒、嘴馋嗜酒、吝啬贪婪、凶残血腥、造谣生事、堕落、疯狂、虚伪而又愚蠢的吗?老实人在波尔多逗留的时间很短,只是卖掉一些黄金国的石子并订了一辆双从座的豪华马车,因为他与哲人马丁已形影不离.老实人依依不舍地把绵羊送给波尔多科学院.该院提出今年大奖的题目是：这头羊的毛为什么是红色的?最后,一位来自北方的学者夺得桂冠.他用A加上B减去C除以Z的公工式证明这头羊是红色的,它必定死于疱疮.一路上,老实人在客栈遇到的旅客都告诉他：“我们去巴黎.”这种大众化的热情终于引起他去看持这个首都的愿望,况且他们去威尼斯的,路线并不因此需要做很大的改变.一进入巴黎的圣·马尔索郊区,老实人立即感学自己好像身在威斯特伐利亚省最糟糕的村镇中.到达旅店不久,老实人就因为疲劳害了一场小病.由于他手上戴着一枚硕大的宝石戒指,还有人发现他的行李中有个沉甸甸的钱箱,所以他的四周立刻出现两名不召即到的医生、一些寸步不离的密友和两名指挥仆人热汤的虔诚的女士.马丁说：“我记得,第一次到巴黎我也生了一场病.可当时,我一贫如洗,所以身边既没有朋友、虔诚的女士,也没有医生,但我痊愈了.”然而,用了药、放了血,老实人的病情反倒严重起来.一名当地的教士跑来温和地问他是否要一张到另一个世界的通行证；老实人毫不理会.两名虔诚的女士告诉他,这是一种新风尚.老实人回答,他不是个赶时髦的人.马丁想把那个教士扔出窗外,那人发誓,将不会有人理葬老实人.马丁也起誓,如果教士继续打扰他们,就活埋他.争吵越来越激烈.马丁抓住教士的肩膀,粗鲁地把他赶出门外.这下事情可闹大了,警察局为此立了案.这句话的意思大致如此：走极端是错误的,应恪守中庸之道.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正常的度.不错,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这正适用于我的情况.可我现在却没有足够的钱鍸口度日啊.只要这些当权者在位两年,恐怕你就会饿死,我也会饿死,国家也就完了.不过,我们总还可以祈求上帝的保佑.回家路上,老实人深思着老头的那一番话.他对庞格罗斯和马丁说：“我发现,这个老头的生活比与我们同席吃饭的那六位国王可要好得多.,’庞格罗斯说：“所有的哲学家都认同,位高权重是件很危险的事：莫阿比特国王埃格隆被阿奥德谋杀；

⑺ 德国民法典的理论基础

德国民法典在法典编纂方面，主要以18世纪德国各邦的“德国普通法”为基础，已如前述。至于在民法理论和思想方面，可以说，德国民法典主要是以德国的潘德克顿法学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德国民法典是19世纪后半期最终完成的潘德克顿法学的产物。在这方面，德国民法典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构成比法国民法典远为复杂。这不仅是由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在时间上要迟将近一百年，而且是由于德意志帝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与帝国的统一过程方面与法国大不相同。
这里有必要简略地说一说德国的普通法与普通法学的形成，再说到所谓潘德克顿法学。
中世纪末期以来，德国在继受罗马法、教会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在全德国境内适用的法，称为普通法（Gemeines Recht）。与普通法相对的是地方特别法(Partikularrecht）。起初，普通法只居于补充地方法的地位。在普通法里，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私法占主要部分。由于这一部分主要来自罗马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中的《学说汇纂》（Pandectae），于是普通法中的私法部分又特称为潘德克顿。1495年，德国设立了帝国宫廷法院（Reichskammeryericht），作为帝国最高法院。法院中法官依普通法裁判案件，于是构成潘德克顿的内容的罗马法，在德国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北德在15世纪末，南德在16世纪中完成。
为了克服法律的分散状态，德国各邦从17世纪末期就开始编纂法典，其主要目的是要统一在各邦同时存在的地方法与普通法。法典编纂的成果就是前面所说的各种法典，这些法典都以“普通的”（Allgemeine）命名，表明其为施行于该邦的“通用的”法律。
在法典编纂的过程中，民法理论也大大提高了，民法学者日渐增多，这种理论形成为普通法学。由于这种法学主要是私法学，主要是罗马法与德国固有法相结合的产物，在17世纪就称之为“潘德克顿的现代运用”（Vsus modernus Pandectarum）。以后随着学说、判例的积累，这种研究越来越趋成熟。这时德国的法学研究中，自然法学派走向历史法学派，又由历史法学派产生了“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或“潘德克顿学派”[8]。潘德克顿法学的集大成者是著名学者温德莎德（Beruhard Windscheid，1817—1892），其代表作是《潘德克顿教科书》（Lehrbuch des Pandenktenrechts），该书共3卷，初版刊行于1862—1870年。
潘德克顿法学是由罗马法（学说汇纂）发展而成的体大思精的德国民法学。在这一学派里聚集着德国的一些有很高造诣的民法学者。
起草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委员会，以温德莎德为委员长，花了13年之久，草拟了德国民法典的第一草案。第一草案可说是潘德克顿法学的产物。以后第一草案虽经修改，但德国民法典是在潘德克顿法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一点并未改变。德国民法典的编制、结构、概念、语言，完全是潘德克顿法学的结晶。例如德国民法典分为主编，设置“总则”编，就是接受了潘德克顿法学的办法[9]。德国民法典和潘德克顿法学的关系，一位德国法学家海恩茨·体布纳说得很好：“从根本上说，这次法典编纂工作（指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引者）是沿袭（6世纪时）罗马法《学说汇纂》的产物，同时带来了《学说汇纂》的优点和缺点，……”[10]
总之，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有以上两方面的基础。我们要深入研究德国民法典，就应该对这两方面加以探讨。

⑻ 不满离婚判决刺杀法官事件反思：离婚冷静期制度还有必要继续吗

《民法典》草案征求意见的时候，离婚冷静期制度就曾掀起轩然大波，互联网上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然而最后的结局是包含它在内的《民法典》依旧高票通过。于是我们又懂了，很多时候当文书已经成文的时候，征求意见往往只是一个程序。

法已成典，如果任由制度的路径依赖和维护一纸颜面，那么离婚冷静期制度或许会成为比昔日“婚姻法24条”更令人绝望的伤疤。

⑼ 法人企业和非法人企业有分别是什么意思区别在哪里

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最主要的区别就是法人企业可以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

⑽ 怎样评价拿破仑

拿破仑有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从土伦战役到滑铁卢战役的23年期间，指挥了无数次战役，他多次在国内外击退反法联盟的入侵和镇压反动势力的叛乱，进行了七次与反法联盟的战争，而且大多数都是胜仗，其指挥的数次战役，在军事史上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打破了欧洲各国的权力均衡，沉重反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35]
但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并非都是正义的，战争的性质从自卫反击转变为侵略扩张。大体以1810年为分界点：
①前期：在这之前的战争是以正义为主的，他多次在国内外击退反法联盟的入侵和镇压反动势力的叛乱；由他所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沉重反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传播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客观上，有利于欧洲各国封建制度的土崩瓦解和当地人民的革命运动与解放战争（捍卫法国大革命成果的正义的自卫反击战争）。
②后期：在这之后则属于侵略扩张战争，拿破仑先后入侵西班牙，大陆经济封锁英国，进军俄国莫斯科。[31] 武装侵犯了欧洲许多国家的主权独立，掠夺了欧洲许多国家的财产，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导致了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
拿破仑·波拿巴（法语：Napoléon Bonaparte，意大利语：Napoleone Buonaparte，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即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I），出生于科西嘉岛，十九世纪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年－180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年－1815年）。
拿破仑于1804年11月6日加冕称帝，把共和国变成帝国。在位期间称“法国人的皇帝”，也是历史上自胖子查理后第二位享有此名号的法国皇帝。对内他多次镇压反动势力的叛乱，颁布了《拿破仑法典》，完善了世界法律体系，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对外他五破反法联盟的入侵，沉重反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他在法国执政期间多次对外扩张，发动了拿破仑全面战争，兼任意大利国王、莱茵邦联的保护者、瑞士联邦的仲裁者、法兰西帝国殖民领主（殖民地有法国殖民地、荷兰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等），欧洲各国除英国外，其余各国都向拿破仑臣服。他还分封他的兄弟约瑟夫、路易、热罗姆为那不勒斯、荷兰、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形成了庞大的拿破仑帝国体系，创造了一系列军政奇迹与短暂的辉煌成就。
拿破仑于1814年和1815年两度战败并被流放。1821年，拿破仑病逝于圣赫勒拿岛。1840年，他的灵柩被迎回法国巴黎，隆重安葬在法国塞纳河畔的巴黎荣军院（巴黎伤残老年军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