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历史

（1）原因：中国原有司法审判制度存在弊端（司法权由行政部门掌管，司法不独立）；西方审判制度和观念的传入；司法主权丧失（列强攫取领事裁判权）的刺激。（6分）
（2）内容：成产专门司法行政与审判机构；确立民刑分立原则；确定考试选拔法官制度；取消满洲宗室的司法特权。（6分，任意答三点即可）。
影响：确立了司法审判的独立地位；有利于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推动了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3分）

Ⅳ 5、 宋朝的司法制度的改革有什么历史意义

宋代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其专法制在历朝统治者的重视下属，适时创新、度时变法，很多方面表现出独特的个性色彩。正如徐道邻先生所言“宋代法制达到了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颠峰”，尤其是司法制度中创立的鞫谳分司制、翻异别推制、死刑复核制、法官回避制、司法检验制都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Ⅳ 中国法制史、论述清末法制改革

清末法制变革表现为

1．宪政改革

①宪政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是清政府主动制定的宪法性文件；“十九信条”全称《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其是清政府被动制定的宪法性文件。②宪政实施机构：主要表现在中央的资政院和地方的谘议局。

2．法律体系的改革

清末变法分为三种情况：清末制定并实施的、清末制定颁布但没有实施的、仅在草案阶段时清政府就被推翻而及出台的。

刑事法律的改革。《大清现行刑律》是清政府在变法过程当中得到具体实施的一个过渡性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这部法律得到了制定和公布，但在清政府统治时期没有实施。

民事法律改革。《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民法典草案，但其仅停留在草案阶段并没有实施；其采取的是德国法法典体系，分为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其中总则、债、物权三编是由日本人松岗正义等帮助起草的。

另外还有《大清商律草案》、诉讼法律、法院编制法这些变革。

3．司法制度上的变革。一方面是被动进行的变革，主要表现在领事裁判权制度和在领事裁判权之下建立起来的出卖中国司法主权的各种裁判制度。另一方面是清末清政府主动进行的司法改革，例如把刑部改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法院系统，把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地方设立高级审判庭、地方审判庭、初级审判庭，这套体制为中华民国时期的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

Ⅵ 中央什么时候提出的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

司法体制四项改革通过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并从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多个方面推动司法体制改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
一次次会议，一项项部署，努力把蓝图变成方案、把方案变成现实。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建立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执法司法公开全面推进……随着一系列带有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改革举措陆续推出，司法体制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向纵深推进。
司法体制改革意义：
1、司法体制改革要符合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模式，都需要对国家权力建立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以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由、秩序和安宁。至于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具体形式，则与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政治体制和本国国情等紧密相联。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权力统一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但并不是所有的权力都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行使，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设立的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既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又是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工作的监督机关。这是中国宪政制度在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
与西方宪政制度另一个不同的是，中国的检察机关是在人大之下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国家机关，它和审判机关共同构成中国的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的任务是以履行国家的法律监督为专门职责，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正确实施。这是中国宪政制度在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方面的又一个重要特色。
2、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是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2006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决定》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对发挥审判和检察职能作用、加强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中央专门就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做出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与深入贯彻好《决定》的精神和要求结合起来，推动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3、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社会转型中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大量地以诉讼形式进入司法领域，人民群众对通过司法手段维护合法权益和保障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
司法环境出现的这种新变化，必然要对司法工作提出相应的新要求。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适应这种新变化、新要求，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司法改革的根本出发点，牢固树立“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观念，改革的措施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期望，从人民群众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强烈的问题入手，从制约司法公正的环节入手，使改革的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切实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4、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出的新论断、新概括，也是对新时期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肩负着重大责任。要把司法体制改革放在党和国家政治文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局中来考虑，突破制约司法工作发展的体制性、制度性、机制性障碍，以更好地履行司法职能，使司法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强后盾，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5、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对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的领导来实现的。当然，党不是政权本身，不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党对各级政权机关、组织和团体等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支持和保证它们依法履行职责方面。在司法领域，党对司法的领导重点是对司法工作实行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职责。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的举措要有利于加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有利于确保司法机关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人手中，有利于切实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的历史发展

1949年10月30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1954年，中国第专一部宪属法颁布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同时在全国各大行政区成立了行政区司法部，大行政区撤销后，又陆续建立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地区、市一级设有专管司法行政工作的机构。
在建国初期的一年里，全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改革旧的司法制度，建立健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建立律师公证制度，创办政法大学，培养法学、法律专门人才，培训司法干部，开展法制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1959年，全国司法行政机关被撤销，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种状况整整延续了20年。
1979年9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决定，加强全国司法行政工作，重建司法部。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机构的通知》。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揭开了健康发展的新篇章。

Ⅷ （世界历史）晚清如何改革司法制度

清末法制变革概况
1.不平等条约对清末变法的影响。
2.清末修律的方针：内“参考古今，博容稽中外”
3.清末修律主要特点：(1)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借用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坚持中国固有的制度的内容，即成为清代统治者变法修律的基本宗旨。(2)在内容上，清末修订的法律表现出封建专义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3)变法过程中一直充斥着改革与守旧的矛盾与冲突。
4.清末修律的历史意义：(1)清末变法修律导致中华法系走向解体。(2)清末变法修律为中国法近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3))清末变法修律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现代的法律学说和法度。

Ⅸ 清末司法改革的特点及意义

首先，中华法系两千年的发展贯穿在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礼对法律的影响逐渐增大，从西周时期创制周礼，到西汉时期董仲舒进行春秋决狱改革，开始引礼入法，再到唐朝时期真正确立中华法系礼法合一的特征，礼在中国法律发展中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而在清朝，司法改革出现的礼法之争的主要争论就在于礼教制度是否应该继续存在，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法律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既礼法分离。中国的法律发展开始向西方看齐，开始向法律现代化迈出第一步。

其次，《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诉讼法，这两部草案是以资产阶级国家的诉讼制度和原则为基础的，是中国法律开始近代化的一个标志之一。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程序法草案，意味着诸法合一的中华法系开始走向瓦解，中国法律中开始有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区分。有助于人们司法观念的形成，并为中华民国时期诉讼法的修订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再次，清末司法体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行政与司法合二为一的传统与体现专制主义的审判诉讼制度，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并确立了一系列司法机关的新职能,开始引入西方近代社会的监察体系，拉开了中国近代司法的序幕，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虽然在清朝覆亡在即的历史背景下不可能全部施行，但却为民国时期司法机关体系的建立和近代意义的诉讼审判制度的缔造，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拓展：

清末司法改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改革司法体制内的弊端为主要任务，并没有触及到传统的司法体制的改革。第二个阶段从改革官制入手，全面移植西方的司法体制，以实现预备立宪的目的。本文主要选取第一个阶段《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制订过程和第二个阶段的司法体制改革进行叙述。通过这两个事件真实地再现清末司法改革的原貌，并着重讨论改革中出现的争议。

Ⅹ 中西方司法组织的历史发展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司法从国家产生之初便进入到人类的视野，有关司法的理念和制度设计不断地涌现，成为批判和建构的领域。现代司法文明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司法在变迁中，并不总是依照严格规定的发展路径按部就班的进行，而是根据时间、地点、国别、民族的差异产生出不同的发展路径。研究的任务就是建立司法变迁的一般理论，了解司法变迁意味着什么，变迁的方向、力量、方式何在。尽管如此，建构司法变迁的一般理论并非最终的目的，而是借助司法变迁的一般理论来解说中国的司法变迁过程。探索中国司法变迁的规律、方向、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期推动中国司法的继续发展。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
在司法变迁的理论框架一章中，将司法视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司法系统的结构可以区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司法的外部结构是指司法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权能，以及其与立法权力、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内部结构是指以司法权的运行为核心所构筑的系统，这一系统可以进一步分为几个层面。首先是司法活动所依据的裁判规则，这里将裁判规则理解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部分;其次是司法活动所赖以存在的组织;再次是为司法系统提供指引的价值;最后是司法所承担的角色。价值、角色、组织、规范构成了司法系统的内部结构。随后分析了变迁的三种解释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分化理论、理想类型理论，并得出了几个基本的结论。司法变迁是指结构的变迁，变迁的过程是司法系统的结构不断分化的过程，这种变迁生成了三种不同的理想类型-压制型、自治型、回应型。
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考察司法的历史变迁。对中国传统司法、清末司法改革、民国司法、建国后司法的发展和演变作了梳理。历史梳理的主要目的是揭示隐含在司法变迁过程中的方向、方式、力量。因此，这种历史梳理并非是对司法变迁过程的详细描述，而毋宁是历史学的理想类型。关注点在于探索中西方司法变迁司法系统的内外部结构的变迁，在规范、价值、角色、组织等层面的体现。
第三章的内容是对现今中国司法形态的考察。通过国家的类型、司法权力的组织、司法程序的运作三个层面来分析中国司法的形态。在中国司法的形态一章，并没有采用价值、角色、规范、组织的分类方法而是采用达玛斯卡的分析模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结构功能的分析方法和此种分析方法之间无内在的关联。制度化的司法形态是司法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经由理性设计和经验实践逐步地衍生出来的，这种集合了理性设计和经验实践的制度化形态包含着价值属性的内容，换句话说，司法的制度化形态是价值属性的载体。在司法权力的组织中，区分了科层型和协作型两种不同的类型，这种区分是对系统内部组织结构的进一步细化。同样，司法程序运行脱离不开司法系统结构中的角色和规范要素。在这种内在关联的基础上，
通过三个层面的分析，得出了中国司法的基本类型--科层型的政策实施型。由于采用静态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不能反映司法的变迁过程，所以这一结论并非是一种定论，而是进一步分析的起点。
第四章的内容是探讨90年代后期中国司法变迁中的问题。西方司法变迁的历史表明司法的变迁的方向就是确立司法的自治，司法变迁的一般理论也论证了社会要进一步的进化，法律系统的自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90年代后期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确立相对自治的司法，但是围绕着如何确立自治的司法却存在众多的争议，也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司法自治并未成为一种共识，司法自治和监督、民主的关系尚未理顺。为此，本章从概念界定、制度实践、价值冲突三个层面对司法自治在中国语境下如何实现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第五章的内容主要探讨回应型司法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司法变迁产生的影响。转型中国的特定历史场景造就了中国司法的多面性，一方面，司法试图脱离原有体制的束缚获得自治的空间;另一方面，随着转型时期政策的不稳定、立法滞后、群体性纠纷的大量出现，司法在尚未实现自治的情况下，不得不过早的回应社会需求。然而在原有的制度背景下，司法的运作表现出了资源的匮乏和能力的不足，这造就了中国司法发展的困境。应该说价值冲突、角色紧张、制度缺失构成了中国司法变迁中的主要问题。因此，在司法变迁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在社会转型期间，司法在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也需要保持适度的开放。通过保障公民诉讼权利，法律推理技巧的提升，个案正义的实现，价值的整合来适应变迁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