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的本位

❶ 我国民法的性质是什么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中的市民法(jus civile)。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万民法(jus gentium)与自然法(jus naturale)之区分。市民法调整具有罗马市民资格者的各种法律关系，万民法调整罗马市民与异邦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自公元3世纪起，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对立逐渐淡化。罗马法中完备的平权主体法律规范，经过罗马法复兴运动复苏。在欧洲法典化运动中，先后产生了《法国民法典》（又名拿破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法典。在对《法国民法典》的引进中，日本学者津田真道错误地将“市民法”一词翻译为"民法"。清末变法，由中国学者直接抄自日本，译作今称。但也有学者认为，民法一词并非来自日本，而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在我国古代典籍《尚书》中就已有“民法”一词。《尚书·孔氏传》：“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做明居民法一篇亡”中的“民法”一词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我国民法的起源（实际上，中国真正开始出现成文的民法法典，是在1929年五月，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近代以后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使用的民法一词，如法语中的droit civil，德语中的Bürgerliches Recht，荷兰语中的Burgerlyk Regt等都由市民法转译而来。

而民法依法源不同，分为直接与间接法源。在台湾，民法第一条便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即是对民法的法源规范。当中的法律、习惯、法理即为直接法源，此外尚有所谓的间接法源，指学说与判例而言。现今大陆法系民法在内容分为物权法、债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等等。英美法系民法在内容上包括契约法、财产法、家庭法、侵权行为法、信托法等等。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法、商法也属于民法范畴。

关于如何规律司法上的关系，立法上有采“民商分立”制度，即除规律个人关系的民法法典外，另立规律商事交易的“商法法典”。如德国、法国、二战前的日本，在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国民政府立法之际，决定仿照瑞士“民商合一”制度，即于民法法典外，不另立商法法典。现今中国广义的民法，除民法法典外，另外还有其他关于私法事项的法律，称为特别民法。除公司法等商法外，另外尚包括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婚姻法、继承法等。狭义的民法仅指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止于成文的民法法典。不包括婚姻法和属于传统商法内容的法律、法规。

民法典是按一定的体例、系统地将民法的各项制度编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尚未颁行一部系统完整的民法典。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完善民事立法，民事活动急需要规定一些基本行为准则，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于1986年制定并颁布了一部《民法通则》。从中国民法通则的内容来看，尽管其条款较之于各国民法典的条文要简略得多，但是民法通则基本上概括了商品经济活动的一般行为准则，它不仅包括了一些民法总则的规范，而且也包括了民法分则的部分内容。

❷ 我国的民法解释为什么相对不发达

跟传抄统思想有很大关系，袭
我们民族盛行重刑轻民思想，长期以来以义务为本位制，提倡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个人利益为次。个人的权利不受重视。
而民法是以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调整对象，没有刑法、行政法更能体现上下级关系，所以倍受冷落。

❸ 我国民法的首要原则、核心原则是什么

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1.平等原则2.自愿原则3.公平原则4.诚实信用原则5.公序良俗原则
其中"平等原则"是我国民法的首要原则.

❹ 民法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中国民法典的基本理念有以下五个：
（一） 人权主义
所谓人权主义， 是指以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 体现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 将私权利作为人权的基础权利。人权主义是21 世纪的人文主义。人权主义的民法典， 实际上就是私权神圣的民法典， 它是民法权利法性质的必然要求， 即民法典全面确认民事主体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权利， 确保民事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剥夺。具体而言， 民法典首先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民事权利体系， 坚持除物权、知识产权实行权利法定主义外， 其他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 严格实行任意主义， 摒弃权利必为法律明文确认的僵化观念； 其次， 对不同主体的民事权利给予同等的保护， 确认私力救济制度， 完善公力救济制度， 实行彻底的全部赔偿规则； 再次， 明确规定类推适用在民法上的价值及其司法适用； 最后， 确认法院（法官） 不得以法无明文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而拒绝审判。
（二）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 即私法自治， 是指民法范畴内， 民事主体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 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预。换言之，民事主体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断， 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行为、自己负责， 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围内， 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种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在因彼此间的权益发生纠纷时可以选择纠纷的解决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实质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场经济中， 当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识， 自主地进行民事活动，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享受自己行为带来的利益， 承担自己行为的风险。意思自治能确保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意思自由， 使之既不受其他当事人的非法干预， 也能抵御不当或者越位的国家权力的干扰， 从而使市场的各种资源配置趋向优化， 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贯彻这一理念， 民法典应当将协议、合同、契约三个概念统一， 恢复《民法通则》中的合同概念， 使一切民事法律行为皆受意思自治规则的调整， 全面落实契约（合同、协议） 自由； 在调整契约（合同） 关系方面， 尽可能多地设置任意性规范， 使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优于任意性规范和法律推定条款。当然， 这里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 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三） 利益衡平
利益衡平是指当事人之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应当符合公平的价值理念。利益衡平是古今中外立法、司法的一个根本规则， 是民法精神和社会公德的要求。舍却利益衡平， 民法将不成其为民法。基于利益衡平理念， 民法典一是应确认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情势变更原则； 二是要保障交易安全特别是强化对善意的当事人的保护， 建立善意当事人保护的一般规则； 三是确立自然人债务的法定免除制度， 规定一定期限内（如15 年） 债务人确实无力偿付债务的， 债务人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主张免除债务； 四是在体现利益衡平理念的同时， 注重效率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 注重鼓励交易、物尽其用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即制定所谓的“绿色民法典”。
（四） 规范科学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法律对现实的迁就、法律规范的通俗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困扰我国民事立法的突出问题。不顾法的自身的科学性而一味地迁就现实的立法观显然是不足取的。长期以来“法律越通俗越好”的所谓流行观点也必须加以改变。在法律规范的科学性与通俗性发生矛盾时， 我们应当舍弃法的通俗性而保全法的科学性。因为，法律再通俗， 它仍然是相当专业的， 其中最通俗的法律概念比如合同、所有权、保证、继承、收养等， 对一般的人来说， 都难以准确理解。众所周知， 英美法是专家法， 其法律规范主要存在浩如烟海的判例文献中， 普通老百姓是难以知晓的， 但在英美等法治国家里， 普通人是如何行为的呢？ 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实际上， 文本法并不等于生活法（实际在民众中起作用的法） .文本法再通俗， 永远也达不到生活法的通俗程度。基于此， 民法典应当采取区别作法， 将涉及民众基本私权利的规范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表达， 而对除此之外的其他规范则以科学性为唯一目标。坚持规范科学的理念， 民法典还必须以我国本土的活的法律规范为基础并吸收国际上的通行规范， 既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际， 更要着眼于将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法域”统一， 即应在未来四法域统一的框架下来设计民法典的基本结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
（五） 民商合一
民商合一抑或民商分立， 这是当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重大问题。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思维偏好、世界法律的发展趋势看， 我国民法典应当以民商合一为一基本理念。坚持民商合一， 并非轻视或者否认实质意义的商法存在， 而是基于法的自身的规律性和逻辑性的考虑， 反映的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特殊地位的覆灭、民法与商法的融合。贯彻这一理念， 民法典应当： ①将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交易安全、交易迅捷、严格责任主义确定为基本规则； ②确认非法人组织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 专章规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非法人组织的主体法规则， 甚至可以赋予合伙企业以法人资格； ③不区分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民事权利与商事权利、民事时效与商事时效， 不设商事法院或者商事法庭； ④明确国际商事惯例在民法渊源体系中的地位， 适当吸取国际商事惯例的可行规则， 将之直接规定在民法典中； ⑤不制定商法典， 也不必制定商事通则， 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海商法、破产法、企业登记法、会计法等仍作为民事单行法存在。

❺ 民国时期民商法中的社会本位原则，求高手解答一下，能说明下和国家本位，个人本位有什么区别，

国民政府民事立法社会本位指导原则

社会本位观念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对传统私法理念的修正突出地表现在以下的法律思想中：对无限财产制限制的主张；对契约自由或私法自治某些限制主张；无过失责任及严格责任思想的确立，等等。

1.限制个人财产权的指导原则

保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不仅是社会对近代民商法的基本要求，即使是在法律社会化的潮流中也是民商法的基本任务，只是在时代的发展中，人们对财产权保护的要求不象自由化时期那样的绝对化，而是认为财产所有权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应当具有社会性。基于这样的思想，十九世纪晚期各国民商法对所有权设有一定的限制措施，要求权利的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的滥用。在美国，如果说十九世纪是最大限度地放任获取和使用财产，那么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它的范围开始逐渐缩小了。一个法理学家在这一情况时说：“过去，财产价值高，人的价值低，现在，财产的价值低了，而人的价值提高了。”在二十世纪，美国的法院倾向于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则，倾向于对财产权作必要的限制，制止所有人以反社会的方式使用财产。在这段时期，尊重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祉，被强调为所有权行使的指导原则。

中国民商法对所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的思想在立法者的立法说明中有较为明确的体现。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说：“我们通常所说的所有权，乃物权的一种”，“但所有权固该尊重，而为社会一般公益起见，法律上也应同时予以相当的限制。”“法律之所以要保护各个人生命财产之安全，其最高的目的，由于为社会的安全，而不是纯粹为个人的安全。所以个人的利益，必定置诸社会公共利益之下，一切权利之行使，只能在法律范围之内，便是所有权亦须受此限制。” 在《民法》的立法说明中立法者就物权所应受到的限制以土地为例进一步说明道：对于土地所有权，“如果漫无限制，也会损及公益的”，“所有人固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涉，但他人的干涉，如果无碍于其所有权的行使时，所有人也不能加以排斥”，对于因为公益事业而为之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损害，立法者解释说：“土地所有人对于他人直接间接之动作，侵害其支配者，自可以加以禁止，但在工业大兴以后，事实上便无法完全维持此种私权了。如煤气、蒸气、臭氧、烟气、灰屑、喧嚣、振动等等。”又如装置电线占了土地所有者的地上权，铺设地下水管占了土地私有权的地下权，建立公共设置而征地，人民到所有者的山林、荒地刈取杂草、树枝，寻找并请求索还遗失物，土地所有者不得拒绝、干涉和阻碍。不仅如此，立法者还主张对所有权的取得以及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都要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在立法者看来，对土地所有权作出一定的限制具有两层意义：第一，防止土地所有者为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第二，积极地通过限制和干预，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总之，南京国民政府物权法的制定，“是根据党义，以社会利益为生，采取各国法理之长。”

2.防止契约自由滥用的指导原则

契约理念的变化是这一时期民法发展变化的最显著的表现。有人撰文描述这种现象时说：“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亡”。事实上，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契约在西方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死亡，除了对社会重大利益及公共政策着眼点方面的私人商业活动受到部分的限制之外，一般的经济主体对普通的商业活动及其私有权利仍不受拘束，缔结契约时仍享有完整的自由。1981年哈佛大学的查理斯弗雷德在其Contract as Promise 一书中强调，契约法庞大复杂，并未死亡，不能对契约中的某些缺点加以攻击，就认为契约法已经完结。“20世纪以来，法学界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过分强调契约的自由了”，法律文化的这一变化被描述为“从契约到身份”。契约自由原则，是自由竞争时期市场经济必然产物和本质特征，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济上的要求和精神上的理想，这一时期里民商法对契约自由不加限制地表现为经济上的放任主义，它带来的结果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一方面，无限制的契约自由给公共道德、公共秩序等带来一些损害，(法学家们对这些现象的思考导致了类似于《德国民法典》中第138条、第242条、第126—129条等条款的出现)，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受到失业威胁的工人来说，“契约自由”无异于一种为摆脱饥饿而出卖权利、自由的委婉辞令。由于经济主体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悬殊，所谓的完全“自由”的契约在经济生活中已经给人们的权利带来诸多的损害，伴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缔约能力的不平等日益突出，公众对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契约自由虽仍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已经不是从前的状况，而是在多方面受到限制，例如对契约的某些条款加以明确的限制规定，舍弃契约的形式公正而以“事实上的契约关系”作为判决的依据，国家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对契约的自由从形式到内容加以限制。在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民事立法原则也同样规定：“契约自由，不得违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风化。”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胡汉民在立法院讲述《民法债篇的精神》，作为立法者对民法债篇的解释。其解释“系完全依据总理三民主义之“王道精神”，注重弱者之保护”，，胡汉民解释说，“盖以”“债权”二字，意为专指保护债权人”，胡汉民认为“债务人常处于经济上弱者之地位，法律如不究其理由，专为保护债权人，斯为霸道”，因此《民法债篇》不采用一般所惯用的“债权篇”，而用“债篇”为名。在立法说明中胡汉民列举了雇佣、租赁、赠与、著作权合同等几个例子来说明国家对于私人契约行为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例如租赁一事，“在许多国的都市都无不拼命保护所有权人，把所有权看得神圣非常。承租人本已是经济上的弱者，如此却逼到他弱而又弱。现在我们不然”，第一，在法律上明白规定，买卖契约不能破坏租赁契约，这已是所以保护承租人的了。其次，租赁物如遇损害，如被火烧，必须承租人有重大过失时，才对于出租人负赔偿之责；倘不管他有无过失，租赁物一有损害，即须赔偿，那就不王道了。”对于土地的租赁契约，立法者基于国民党“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所采取的也是这样的主张：“如耕地之承租人，因不可抗力致收益减少全无时，可以请求减少或免除租金”，并且明确主张“这种租金减免请求权，不得预先抛弃”，从而避免耕地承租人无知地抛弃此种权利。3.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指导原则南京政府立法者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思想较典型地体现出其社会本位的特点。立法者在《民法债篇的精神》中说明道：“如因故意过失而予人以损害时，照理应由加害人负赔偿之责，但有时损害的发生和扩大，被害人也有相当的过失，那就不能专归责加害人了。”“又如债权者对于债务者的行为，认为有妨害其债权时，得请求对于此种行为加以制止，此为保护债权者一方面的，但有时债务者虽有过失，致发生对方的损害，而其事件于债务者本身并无利益，那就不能专责债务者怎样赔偿了。”基于以上思想，立法者主张在司法实践中如遇到类似的案例应采取这样的作法：法官可以酌情，减轻或免除加害者、债务人赔偿或处分，而并不一味以压迫债务者为能事。“普通债务者负了债，照理是应依契约按价偿还的，但有时债务者没有依照契约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的失却，事实上以不是故意的过失，那么，法官也可斟酌其经济情况，于不甚损害债权人利益之相当范围，令其分期偿还。”而对于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立法者说明道，这种人“在许多的法律中”，对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时，“他是可以完全不负责任的。好象一个精神错乱者，在他无意识的行为中，致他人受了损害，他可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被害人所受的损失倘若很大，甚至承当不起，难于恢复原状时，加害者固然毫不负责，此外更无负责之人，事理岂不太不公平?被害者岂不太失保障了么?”因此，主张规定：这种损害，虽然法定代理人对于行为人已尽了监督之责，法院仍得因被害者的请求，斟酌两方经济情形，判定赔偿。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欧美，国家要求和鼓励个人进行风险投资以建立新企业、开发新领地，因此，以个人为焦点的社会经济伦理观受到挑战，人们试图修正过错责任原则而以无过失责任原则取代之。十九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不断向新领域开拓，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给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副产品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绝对责任原则在客观上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侵权行为法中责任原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发展变化，过失责任原则作为近代私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得以确立，是私法社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德国，交通事故严格责任的立法是从普鲁士时期1838年的《铁路法》最初确立的。在英国，1868年上议院通过的赖兰兹诉弗莱彻案(Rylands v. Fletcher)案件首次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上议院在其后的判决中又把严格责任原则扩大到新的领域。在美国，二十世纪初期已经有几个州采用了英国赖兰兹诉弗莱彻案所确立的严格责任原则。1909年，纽约州制定的《劳工赔偿法》规定了雇主对发生于雇佣过程中的损害事故负严格责任。南京政府立法院向国民党中央会议提交的债编立法原则说明书中，对侵权行为的无过失责任也有类似的立法思想。以雇佣契约为例，受雇人因执行职务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由雇佣人与行为人连带负损害赔偿的责任。但雇人已尽监督之责的，可不负赔偿责任。在某种情况下，单由受雇人负赔偿之责，超越其经济承受能力时，法院得因其申请，斟酌雇佣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雇佣人为全部或一部之赔偿。对于这样的思想，胡汉民曾举例加以说明详细：“例如某人用一个汽车夫，平时开车本来很好，人也可靠，一天忽然因喝酒闹出祸来，损害了人的生命，在雇佣人方面，原可不负什么责任，但是受雇人情形很苦，而被害人尤其可怜时，法官为主持公道计，可以斟酌双方经济情形，使被害人得到相当赔偿”。

❻ 为什么说民法是以民事权利为本位的

民法最基本的职能在于对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这就使民法具有权力法的特点。无论民法在历史上是以义务为本位还是以权利为本位，或以社会为本位，民法都强调对私权的充分保护。民法确认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人格权，通过对人格权的保护而对主体的人格予以了充分的尊重，同时民法赋予了主体广泛的财产权利，如债权、物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等，并为这些权利提供了充分保护；民法是以平等的商品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在法律上的表现必然是以权利本位为基点的权利和义务的有机统一。无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所有制的社会基本的共性：即民法以权利为核心，换言之，民法就是一部权利法。

我国民法所确认的自然人所享有的人身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都是自然人的基本权利，民法在内容上不仅对各项民事主体的权利要实行平等的保护，而且民法通过民事权利的保障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价值以及生活的安定，同时还扩大到对宪法及其他法律所确认公民享有的各种经济文化权利（如劳动权、自由权、环境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的保障，当公民的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均可借助侵权行为法获得救济。民法保护民事主体各项权利的功能，集中体现了法律的基本价值。

❼ 怎么理解民法的本质和本位

法的本位是法律的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基本任务，或者回说以何者为中心民法本位，答一种是义务本位观点，认为，自然人在社会中各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形成不同的等级。一种是权利本位观点，认为，人来到世上是来做人的，自然人各个体都享有做人的资格。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是权利本位主义。
我理解就是人在这个社会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民法的基本内容,给民法奠定基础的东西.

而民法的本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维护民事关系~来保证统治阶级的统治.

❽ 民法的权利本位，义务本位，社会本位的演变顺序是什么

所谓民法本位，是指民法的基本观念，其实质是指民法的直接根据，即立法理由，是民法的一种价值取向，具体说来，也即民法的利益选择问题，特别是当个人利益、家族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民法所表明的一种态度。
一、我国民法本位的演进
（一）中国古代的义务本位
在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伦理等级关系，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人只是整个家族的一分子。这一时期的民法设计以义务为中心，法律中多为禁止性规定和义务性规定，且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分，其目的在于对不同身份的人课以不同的义务，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义务本位观又可称为身份本位、等级本位。法律就是通过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义务，来确认他们的不同身份和等级。妻子对丈夫、子女对家长、奴隶对主人、臣民对君王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义务为链接。义务本位的法律的实质是：法律之确认少数人乃至一个人享有完全的权利资格，多数人不享有或只享有不完全的权利资格。
（二）清末民初的权利本位
清末，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时期，权利本位的民法盛行。在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的努力下，以权利本位为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民法规范，但没有真正贯彻下去。虽然这些以权利本位为原则的民法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以丰富人的品格内涵为指导思想，它表现为法律是确认和保护权利的基本手段，法律是权利的载体，法律通过规定人的权利实现人的人格。权利本位的法律实质是：法律确认所有的人都享有人的资格，承认所有的人都是人。虽然清末民初的权利本位并不完全体现西方的权利本位，但结合当时的环境，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本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国家和社会本位法律观为理论基础，受西方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确立了“社会本位”的立法原则。这一立法思想被充分贯彻到民事立法中去，立法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谋公共的幸福为前提。传统民法的三大原则即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削弱或限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本位仅仅是直接从西方移植过来，它所经历的社会环境变化与西方不同。这或许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法实施不理想的原因。
（四）新中国的国家、集体本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计划经济时期，对西方权利本位作了深刻的批判。在实际的运行中，片面强调国家、社会利益，在法律思想上表现为“彻底的社会本位”、“极端的社会本位”。纵观我国民法的发展史，民法本位多是义务本位，或与义务本位貌异神合的所谓“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缺失，民法衰微，民众权利主体意识淡薄，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法治现代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