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异刑

Ⅰ 中国刑法和日本刑法有什么异同

中国刑法与日本刑法相比，至少在传统上是大不相同的。但是，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体系地进行了重新编纂，分为第一编总则与第二编分则，总则又包括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二章“犯罪”、第三章“刑罚”、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在刑法的基本原则方面，还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这些近代刑法的根本原则，这一点又与日本刑法典的体系以及日本刑法学的发展方向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同时，中国刑法还把诸如单位犯罪、犯罪集团、量刑标准等写入了刑法典，日本刑法对此也一直在努力但始终未能实现。中国终于制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大刑法典。以上这些就是我的直观印象。
尤其是，中国刑法典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正面肯定了罪刑法定主义，我认为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如何把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联系起来，也就是如何使有关犯罪成立的第1编第2章“犯罪”体系化，还是一个问题。在日本，对于如何在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刑法体系，也展开了实质性的辩论，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谈到。在此想就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第1编第2章第3节“共同犯罪”这一点，就日本学界对于数人参与犯罪这种情况所研究的几个有关罪刑法定主义的问题作些介绍，进而从正犯与共犯的区别这一角度来做些探讨。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一样，在正面确定罪刑法定主义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犯罪论，也就是如何使得犯罪的成立要件体系化的问题。首先，想就这一点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例如，中国刑法典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般认为该规定还有这样一层含义，即“只要不是故意杀人，法官就不得适用杀人罪”，以及法官不得就杀人罪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其他刑罚，在此层面上，就可以理解为该条也规定了裁判规范，即对法官作了命令•禁止性的规定。把握这一点，进而认为刑法具有作为裁判规范的特性的观点在日本很有影响。
然而，在作为裁判规范发挥效用之前，刑法首先具有行为规范的功能，也就是对于一般国民而言，刑法是规定“不得杀人”的命令•禁止性规范，这也是我在犯罪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至于犯罪是否成立，首先应该从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的命令•禁止性行为模式，即根据是否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来认定。我认为，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对其进行是否应予以处罚这一实质性判断之前，首先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形式性判断，即该行为是否符合刑法所预先规定的命令•禁止性行为模式，只有在确定该行为是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之后，才能再作实质性判断。否则，就有可能对即便不是刑法所预先规定的行为，但仍以该行为性质恶劣、应予以处罚为由而认定为犯罪。只要是以罪刑法定主义为原则，就应以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性的要件。对于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还应再作该行为是真正应予以处罚的有害性违法行为，亦或是刑法上有必要追究责任的有资性行为这种实质性判断。这就是我的犯罪论观点，我把它命名为“形式性犯罪论”。
与此相反，还有一种观点在日本也很有影响，我称其为“实质性犯罪论”。该观点把刑法首先作为裁判规范来把握，认为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成立要件并不一定重要，充其量也仅仅是法官选择值得处罚的行为时的一个标准而已。形式性犯罪论与实质性犯罪论之间的对立在日本一直存在，尤其是近10年，围绕罪刑法定主义的争论益发尖锐，就如同以前的新派与旧派之间的对立一样。具体而言，我与东京都立大学的前田雅英教授就进行了广泛的辩论。我从赴日留学的研究人员处了解到，中国似乎也存在这种对立。
以构成要件为中心的犯罪论，用“三分法”对犯罪的一般成立要件进行了系统化，即将其分为构成要件、违法性以及责任这三个部分。按照其理论，某种行为要构成犯罪，首先必须是该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实施该行为，通常有发生有害结果的危险，构成要件正是把这种性质恶劣的行为予以归类成型。例如，中国刑法典第232条就对“故意杀人的”这种行为，以法条的形式作了明文规定，违法且有责之行为一旦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应该认定为犯罪。因此，在诉讼程序上，检察官只要对是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这一点作出立证，原则上即已足够。然而，具有第20条的正当防卫与第21条的紧急避险的事由时，则例外地认定其得以阻却违法性，不构成犯罪。还有，对于未满14周岁或有精神障碍的无责任能力人，即便能够认定其存在故意，也作为例外情况，认定其得以阻却责任，不构成犯罪。这种肯定犯罪成立要件的观点就是所谓“三分说”体系。
形式性犯罪论认为，对于判定是否构成犯罪，确定构成要件至关重要。正如前述，构成要件把存在形式多种多样的具有有害性、违法性、有责性的行为予以类型化，并以刑法条文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法律条文的内容可以通过解释而加以明确，形式性犯罪论的作法就是避开该行为是否有害而应予以处罚这一点，而首先从构成要件的用语本身去推导其内容。当然，用语本身的含义也并不一定是单一的。例如，对“脑死亡是否意味着人的死亡”这一点，在日本就见解不一。我认为，即便“脑死体”作为人的生命体还存在保存的价值，但也不能因此就认定“脑死体”不是“死体”。总之，对此应该按照社会一般观念或社会常识去判断。
形式性犯罪论还认为，由于刑法在规定构成要件之时，是使用社会一般人的语言而使之条文化的，因此，即便是对于条文的解释，也只能以当时的社会一般观念或社会常识为标准。这也就要求刑事审判人员应该加强自身修养，经常了解、并力图发现何为行为当时以及现在的社会常识、社会一般观念。以上述内容作为本文的基础，下面进入探讨的问题。

二、问题之所在

1．区别正犯与共犯的意义
上面谈到了我本人的犯罪论观点，它要求必须是以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基轴去认定犯罪。无论行为如何有害且性质恶劣，只要其事实不符合构成要件，就不能作为刑法意义上的对象来认定。换言之，只要没有出现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或行为，就不会产生犯罪的问题。在日本，把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称为“实行行为”，把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者称为“正犯”。“正犯”这一用语由德国的“行为者性”演变而来，“正犯”是与教唆犯、从犯，也就是与共犯相对应的概念，它被作为刑法条文用语而用在日本刑法典的第60条、第61条、第62条中。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与中国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有很大不同。在我看来，中国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主要分为主犯与从犯，只要能确定某种犯罪是在二人以上参与之下所实施，就可认定为是共同犯罪。并且，按照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参与者又分为主犯与从犯。主犯对全部犯罪行为承担罪责；而对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从犯，则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所成立之罪的法定刑。
使本无犯意者产生犯意并实施犯罪的，也构成共同犯罪；按照其所起作用，分别作为主犯或者从犯来处罚。中国刑法典第29条第2款规定了独立教唆罪，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中国刑法典在规定对共同犯罪的处罚时，按照行为人在其所参与的共同犯罪中所起的实质性作用，而分别作为主犯或者从犯来处罚，因此，中国刑法中的主犯与从犯可能分别相当于日本刑法中的正犯与从犯。但中国刑法按照“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分为主犯与从犯，并且还规定了独立教唆罪，因此，尽管与日本刑法中的“教唆”名称相同，但其实质内容却是大相径庭。
日本刑法典在第60条规定了相当于中国刑法中的主犯的共同正犯，即“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即只要不是“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就不能成立正犯。这是基于“犯罪只是在自己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即实行行为时下才成立”这一观点而形成的。因此，由是否在共同犯罪中起重要作用这一实质性要素所引导出的中国刑法中的“主犯”，在犯罪成立方面并不重要，这是因为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能否认定其共同实施了实行行为。如此，只要不存在正犯即实行行为，就不成立犯罪。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正犯”在日本刑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实行行为比其他任何要件都要重要得多”，甚至认为日本刑法是以此为前提而构建，亦不为过。
上面这种观点也贯穿于教唆犯和从犯。刑法第61条把教唆犯规定为“教唆他人并使之实行犯罪的”，因此，没有“实行行为”则教唆犯不成立；第62条把从犯规定为“帮助正犯者”，因此，从犯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这些立法都是以罪刑法定主义的构成要件观念为基础，对此，毋庸赘述。
今天所要探讨的正犯与共犯的区别问题也与此相关。正如前述，我拜读了中国刑法典中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但从中未找到正犯与共犯的观念，因而只能认为主犯、从犯的区别就在于各自在共同犯罪所起的作用的不同。换言之，区别主犯、从犯及教唆犯，并不是以是否共同实施了实行行为为标准，而是根据其对于完成共同犯罪所起的实质性作用。这与其说是犯罪成立上的区别，倒不如说仅仅是处罚上的区别而已，想必作如此认识也未尝不可。
日本刑法把共犯分为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这是从犯罪的成立这一角度出发所作的规定。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的区别，以及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时至今日，激烈的争论也未停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以罪刑法定主义的观点为基础而产生，也就是，只要首先存在实施了实行行为的正犯，才会构成犯罪，对行为人予以处罚也是以实行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只有对该实行行为施加了影响才会构成犯罪。
2．学说的展开
下面就迄今为止日本学者如何区别正犯与共犯这一点，扼要地作些介绍。
以前，主观说占据主导地位。主观说认为，以意欲完成自己的犯罪而实施行为的为正犯，以意欲加担他人的犯罪而实施行为的为共犯。其后相继出现了其他学说。客观说认为，对结果施以原因者为正犯，对结果仅仅施以条件者为共犯。限制性正犯概念说认为，以自己之手实施实行行为者为正犯，其他即便是把他人作为工具而利用的，也只是共犯。与限制性正犯概念说相对应，扩张性正犯概念说主张，凡对构成要件的实现施以条件者，均为正犯。行为支配说也很有影响，该学说认为，由于正犯的本质就在于按照自己的意思完成犯罪，因此，利用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而完成了犯罪的，亦为正犯。
3．形式说
形式性犯罪论以构成要件为基轴来构建自己的犯罪论体系，这一点通过上面的讨论已很清楚。按照形式性犯罪论的观点，认为“自己实施符合构成要件行为的，为正犯。”的形式说要更为妥当。所谓自己实施，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实施，因此，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自己的手去实施，因此，凡用自己的手去实施者为直接正犯，凡把他人作为工具加以利用而实施者，则为间接正犯。
与此相反，共犯则是自己不亲手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而是通过教唆正犯、帮助正犯来参与，也就是，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而参与完成犯罪。从此意义上说，要构成作为共犯的教唆犯、帮助犯，就必须存在自己实施实行行为者，即必须有正犯存在。从共犯以正犯的实行行为为前提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共犯从属于正犯。这一点与中国刑法典第29条第2款规定的独立教唆罪，也就是与处罚教唆的未遂的规定是不一致的。
中国刑法典第27条第1款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第2款还规定了刑罚的必要性减轻，这与日本对帮助犯的处理是相同的。对此，当然可以想见中国刑法中的从犯也是以正犯的存在为前提。基于此，我认为中国刑法也有不处罚从犯的未遂这一立法价值取向，各位以为如何呢？如确实如此，把教唆犯从正犯之中独立出来进行处罚，而把从犯隶属于正犯进行处罚的作法，难免不让人感到有欠连贯性。
三、共犯的处罚根据

1．学说的展开
想必已经清楚，中国刑法典中的“共同犯罪”就相当于日本刑法典总则第11章的“共犯”。在以“二人以上参与，其中至少一人实施实行行为而实现了犯罪”作为要件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刑法典第29条第2款规定处罚教唆的未遂即规定了独立教唆罪。在日本，为了解释现行法律，共犯独立说也曾影响甚广，该学说就主张对于教唆、帮助等共犯的处罚，应当独立于正犯。
就为何有必要处罚共犯即共犯的处罚根据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当前以“惹起说”影响最广。“惹起说”认为，根据就在于共犯对他人的行为实施了加担行为，进而惹起了法益受侵害这一结果的发生。由于刑法是以防止法益受侵害为目的，因此，把共犯所实施的对他人的法益侵害行为的加担行为本身作为处罚的根据，也就理所当然了。
2．共犯的处罚根据
问题就在于，某些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仅仅是施加了原因，对此行为进行处罚是否妥当。例如，教唆杀人的行为，尽管可以成为杀害他人的原因，但仅有教唆行为，还不太可能出现让他人现实死亡的危险。对此，倒不如说应该以让对方实施了刑法所预先规定的杀人的实行行为为必要。也就是，从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出发，只要没有现实地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就不得处罚幕后人。
我认为，通过正犯的实行行为而产生了法益受侵害的结果，这才是共犯的处罚根据。

四、共犯的本质及其从属性

1．是犯罪的共同还是行为的共同？
在共犯或者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应以何种共同内容为必要这一问题，其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日本刑法界曾一度认为应该以共同实现了诸如杀人或盗窃等特定的犯罪为必要，这就是所谓的“犯罪共同说”。但考虑到犯罪的本质部分是实行行为，相较共同实现特定的犯罪，我认为实行行为更为重要。例如一方是杀人罪，另一方是伤害罪，尽管分别是以实现不同的犯罪为目的，但二者的实行行为都是以对他人的身体施以危害行为为内容，二者在这一点上存在重合部分。我认为，在此重合限度之内把二者作为共同正犯处理也未尝不可。我称其为“部分性犯罪共同说”。这也适合于中国刑法典第25条所规定的“共同犯罪”。例如，在主犯以伤害为目的，结果却成立杀人罪的情况下，我认为，就主犯而言，应以伤害罪为限而作为共同犯罪来处罚。
2．共犯独立性说与共犯从属性说
在共同实施不同犯罪的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就每个犯罪而言，分别构成共同正犯或者共同犯罪。例如，教唆实施中国刑法典第264条规定的盗窃行为，但被教唆者却实施了第263条规定的抢劫行为，那么，作为共同犯罪成立抢劫罪，而教唆行为则构成盗窃罪的教唆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盗窃罪与抢劫罪是不同的犯罪，但在把他人的财物不法占为己有这一点上，二者的实行行为存在重合。教唆犯因重合行为，也就是从属于盗窃的实行行为而成立。在此情况下，共犯并不从属于正犯的罪名，而是从属于实行行为，这称为共犯的实行从属性。
只要没有现实地实施违反刑法所预先规定的禁止•命令的行为，就不应出现刑法处罚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要没有现实地实施实行行为，就不得对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本身进行处罚。总之，共犯独立性说并不妥当。

五、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

1．共同正犯是否是共犯
日本刑法典第6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由于正犯是自己实施实行行为者，所以，共同正犯当然也是正犯。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实行行为的，则都已经是正犯，那么，第60条并不一定再有必要去作所谓“都是正犯”的规定。也就是说，第60条很清楚地包含有这样一个立法趣旨，即尽管本来不能称之为正犯，但仍与“正犯”作相同的处理。因此，在甲乙二人均抱有杀害丙的目的，且各带凶器并摆开了架势的情况下，即便丙只是因甲的一击行为而死亡，二者也都应该对此负杀人罪罪责。虽然乙本来只是共犯，但如果二人以上的行为人结为一体实施行为，则使得结果的实现变得更为容易，也便产生了与正犯同等程度的危险性。在此意义上，其与利用他人的实行行为而完成犯罪的正犯即教唆犯、帮助犯有所不同。共同正犯处于正犯与共犯中间的位置，因而法律作了“都是正犯”这一规定。
2．实行共同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
二人以上结为一体，相互利用相互帮助而实现犯罪的，都是共同正犯。如此，则存在即便行为人不在犯罪现场也可以构成正犯的共谋共同正犯。所谓共谋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相互谋议实施犯罪，并由其中一部分人实现了谋议所决定的计划，从而认定全体共谋者成立共同正犯的情况。反对共谋共同正犯的观点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但判例很早便肯定了共谋共同正犯的存在，学界现在也基本上不再存在异议。
尽管如此，对于二人以上的行为人在现场结为一体实施行为的情况，以及虽经相互谋议却只有一部分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在要件上仍有必要加以区别。对此，我主张应该区分为实行共同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也有判例支持这种观点。在实行共同正犯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对共同实施犯罪这一点有理解即已足够，并无把共谋的事实作为要件的必要；而共谋共同正犯则是基于共谋的事实而产生相互利用相互补充进而实施行为的关系，因此，“共谋的事实”便尤为重要。
对于中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当然也可以认为包含着共谋共同正犯。第26条第1款所规定的犯罪集团与主犯、第2款所规定的犯罪组织以及第3款所规定的首要分子都是日本刑法中所没有的概念。但实际上如果有了这些概念，既可以对各个共谋者的性质及其作用予以细分，更可以对量刑予以定型，因而对于解释日本刑法也是大有裨益的。但要区分犯罪成立意义上的主犯与从犯，实际上却非常困难，因而也就容易使得二者的区别随意化，这也便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之嫌。
3．共谋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
由于中国刑法采取的是“凡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参与犯罪，均认定为共同犯罪”这一原则，所以我感觉中国并没有对共同正犯与教唆犯•从犯的区别问题展开特别深入的研究。确实，对于从犯、教唆犯，都是按照它们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加以处罚，这也容易让人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特别的研究。但第27条又规定可以减免从犯的刑罚，因此，界定作为其要件的“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含义就尤显重要；再者，主犯与从犯的区别既然在量刑上也有体现，因此就很有必要对此确定一个明确的标准。
在日本刑法中，由于教唆犯与帮助犯并不是正犯，所以，情节方面暂且不论，至少对于其行为本身是按照轻于正犯的犯罪来处罚的。与中国刑法一样，日本刑法规定对教唆犯处正犯之法定刑，因而也有观点认为区别教唆犯与正犯并无实质性意义。如上所述，按照通常的理解，教唆犯与帮助犯都是共犯，都是轻于正犯的犯罪，对它们的处罚都具有例外处罚的性质。在教唆犯的情况下，行为人使本无犯意者产生犯意，但仍然要以按照被教唆者自己的意思实施犯罪为必要；与此相对，区别共谋共同正犯与帮助犯则要困难得多。认为应该以犯罪所产生的利益为谁所有这一实质性观念去区别二者的见解，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判例的作法也近似如此。但我认为，仍然应该以是否可以认定存在相互利用、相互帮助这种关系为标准来进行判断。

六、正犯与共犯的区别

1．正犯的形态
至此，以构成要件在刑法体系中最为重要这一点作为前提，并以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实行行为、自己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者为正犯这一点作为基轴，探讨了几个与正犯和共犯相关连的问题，作为以上内容的归纳，再次想就正犯与共犯的区别作些整理。
所谓正犯，是指亲自实施构成要件该当行为，也就是亲自实施实行行为者。在通常情况下，实行行为都是用自己的手，借助工具而实施，这称为直接正犯。毫无疑问，不借助工具而利用他人实现犯罪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种情况是把他人作为工具来利用，从而完成犯罪。对此，在有“他人介入”这一意义上，可称之为间接正犯。
教唆犯的情况与间接正犯非常相似，在利用他人而完成犯罪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教唆犯的特征体现在使被教唆者产生犯罪意思即故意这一点上，因此，利用者是以被教唆者的犯罪意思或者故意为媒介而得以利用他人的。正因为是以被教唆者的意思为媒介，就不能完全按照行为者的意思来利用。从此意义上看，教唆行为虽然也是危险行为，但其程度并未达到实行行为所具有的可以使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因此，对教唆行为予以独立处罚，并无必要。
2．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别
在利用他人完成犯罪的情况下，问题点往往是如何区别教唆犯与间接正犯。间接正犯是利用被利用者，并使其按照利用者的意思去完成犯罪；而教唆犯则是使得他人产生犯意，并利用他人的犯意来完成犯罪。二者的根本性区别就在于，是否以他人的犯罪意思为媒介。因此，即便被利用者有自己本身的犯罪故意，但只要能够认定是按照利用者的意思完成了犯罪，就构成间接正犯。
3．共谋共同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
所谓共谋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通过共谋，建立一种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从而完成犯罪的情况。在共谋者中，当然包括具有主犯格的行为者。但对犯罪的成立而言，是否是二人以上结为一体而实施实行行为则尤显重要。是否是主犯，这在犯罪情节方面是重要的要素，在犯罪的成立方面则并不重要。
即便不在犯罪现场也可以成立共谋共同正犯，如何把它与不用实施实行行为就可成立的教唆犯、从犯加以区别，常常是研究中的难点。我认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社会一般观念，看根据社会一般观念，是否能够认定为是二人以上结为一体实施了实行行为。

七、结 语

以上走马观花似地探讨了正犯与共犯的区别问题。作为上述内容的结论，我认为，中国的“共同犯罪”的概念就相当于日本的“共犯”。对于相当于主犯的正犯，以及从犯、教唆犯，中日二国刑法均分别作了规定，从中也可以找出它们的共通之处，因而，二国间开展共同研究也完全可行。但二者之间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
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中并没有实行行为即“正犯”这一概念。我个人认为，为了更能在共犯理论中体现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很有必要引入正犯的概念，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该文是大谷实教授于2002年6月10日至13日访问武汉大学时，在法学院所作演讲的内容，本文在发表时做了适当的删改。
日本国学校法人同志社总长、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
【作者介绍】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在此作者对两国规定的比较认识有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理论上认为“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实施的是实行行为，只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是次要的，所以，也包括在日本刑法规定“正犯”的概念之中，并不完全等同于其刑法规定实施帮助行为（非实行行为）“从犯”的概念（编者注）。

Ⅱ 世界各地奇怪的刑法。

满清十大酷刑
<剥 皮>

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油，不好分开。

另外还有一种剥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用刀割个十字, 把头皮拉开以后，向里面灌水银下去。由于水银比重很重，会把肌肉跟皮肤拉扯开来，埋在土里的人会痛得不停扭动，又无法挣脱，最后身体会从从定的那个口「光溜溜」的跳出来，只剩下一张皮留在土里...

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

<腰 斩>

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

<车 裂>

即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 记得商鞅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

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

<俱五刑>

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凌 迟>

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记得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

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

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人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执行人也要受刑。发展成死刑的艺术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而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桢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卖国，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鱼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那种心理的痛恐怕远高于生理的痛。

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缢 首>

在国外，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罚。

中国人的绞刑是用弓弦缢杀... 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后面开始旋转那张弓, 弓越转越紧，受刑人的气就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气...

岳飞父子就是这样死在风波亭，（因为他是功臣，不能斩首，要留全尸）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这样给吴三桂亲手缢杀...

<烹 煮>

即「请君入瓮」那是唐朝时代，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中有位酷吏叫来俊臣，崇尚严刑峻法，对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对待。方法是找个大瓮，把人塞进去，然后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热。温度越来越高，受刑人也越来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话，往往就被烧死在瓮里...后来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就把来俊臣找来，问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么办？来俊臣很得意的把这个方法说了出来，武则天就淡淡的说了句：「则请君入瓮」，把来俊臣烧死...
<宫 刑>

司马迁就是受了宫刑，才会写出史记，也才会在「报任少卿书」里写出「身直为闺阁之臣」这样的句子。中国人的阉割可讲究了。首先要拿绳子把小弟弟绑起来（包括子孙袋）让血液不流通，自然坏死，后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割掉了以后拿香灰一盖，止血，还得拿根鹅毛插在尿道里。等过了几天把鹅毛拿掉，如果尿得出来，阉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来，那个人就算废了，大概最后会死于尿毒症吧. 所以如果是要阉来当宦官的话，最好趁年纪还小就阉掉，年纪大了危险性高很多。

此刑常被贵族冲抵死刑.

相对的女性为幽闭

<刖 刑>

关于刖刑，大家的说法不太一样。

有人说是把膝盖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说是把膝盖骨削掉，以后者比较可信。

总之，刖刑是一种类似截肢的酷刑。

战国时代，孙膑受师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 听说他名字本来叫孙宾，受刑之后，才改为孙「膑」。

如果是把膝盖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间失去了保护，这个人可能连站都站 不起来，所以稗官野史上说，孙膑受刑之后，上阵打仗连骑马都没办法，必须要坐车（马车或人力车）。

<插 针>

用针插手指甲缝。常用于女囚

<活 埋>

活埋是战争时常用的手段。因为省力，速度也快。

战争里的活埋，都是叫战俘自己挖坑，有时会先杀死俘虏再把他们推下去，但时间不够的时候（或是要省子弹时），就直接把他们推进去以后盖土。中国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不过没听过有什么名人受过这种刑罚。比较狠一点的，会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头，然后开始凌虐..
<鸩 毒>

鸩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较人道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毒药中，最有名的应该是「鸠」这种毒药，成语中的「饮鸠止渴」便是源自于此。

常用于赐死情况

<棍 刑>

即木桩刑. 这里要说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这里说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从人的嘴或肛门里插进去，整根没入，穿破胃肠，让人死得苦不堪言。

正史上没有看过用这种刑罚的记载，不过金庸小说「侠客行」里有提到，还给这种酷刑起了个美名叫「开口笑」。
<锯 割>

把人用铁锯活活锯死，其惨状似乎与凌迟、剥皮也在伯仲之间，难怪在地狱酷刑中，就专门有把人锯开的酷刑。然而，锯死活人不仅在传说的地狱中存在，在人间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三国时，吴帝孙皓的爱妾指使近侍到集市上抢夺百姓的财物，主管集市贸易的中郎将陈声原是孙皓的宠臣，他捕获抢劫者绳之以法。爱妾告诉孙皓，孙皓大怒，假借其他事端逮捕陈声，命里武士而烧红的大锯锯断陈声的头，把他的尸体投到四望台下。

<断 椎>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仇恨之极时，往往会想到要打断他的脊椎骨。打断脊椎骨确实是一种很解气的行为，因为人的脊梁骨若是断了，他也就一命呜呼了。在中国历史上，断椎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酷刑。据《商君书．赏刑篇》载，春秋时姬重耳打算明文规定刑律，使国内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们一同商议。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颠颉很晚才到，有人认为颠颉有罪，应该给以处罚。于是，姬重耳批准，将颠颉断椎处死。晋国的士大夫们都非常害怕，他们说：颠颉跟随姬重耳流亡列国十九年，功劳很大，现在偶尔有小过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刑罚，何况我们哪？从此人人畏刑守法。

<灌 铅>

在佛教关于阎罗的故事中，有阎罗黑白二相的说法，白相即为地狱之主，有百官所命，美女围侍；黑相即每天有两个时辰，要受铜汁灌肠之苦。与此相似，人间有灌锡或灌铅的酷刑。锡的熔点是摄氏二三二度，铅的熔点是摄氏三二七点四度，无论灌锡或灌铅都能把人烫死。而且溶化的锡或铅一入肚腹就会凝固成硬块，这种重金属的坠力也能致人死命。

汉代厂川王刘去的王后阳城昭信妒忌而暴虐。刘去宠爱另一位名叫荣爱的美姬，多次和她一块饮酒，昭信妒性大发，就向刘去说：“荣爱看人时，神色有些不正常，大概是和谁有私情”。刘去信以为真，他见荣爱正在给他绣衣领上的花纹，就一怒之下夺过衣服投进火中烧掉了。荣爱见刘去生气，非常害怕，投井寻死，刘去命令人把她捞出来，不幸没有死。刘去杖责荣爱，***她招认私情，荣爱受刑不过，胡乱说出和医生有奸情。刘去越发恼怒，就把荣爱绑在柱子上，用烧红的尖刀剜掉她的两只眼珠，再割下她的两条大腿上的肉，最后用溶化的铅灌入她的口中，这样一直把荣爱摧残至死。

<梳 洗>

这里说的梳洗并不是女子的梳妆打扮，而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它指的是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据沈文的《圣君初政记》记载，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间杀猪用开水烫过之后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早就气绝身亡了。梳洗之刑与凌迟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旧唐书．桓彦范传》记载，武三思曾派周利贞逮捕桓彦范，把他在竹槎上曳来曳去，肉被尽，露出白骨，然后又把他杖杀。

Ⅲ 刑法中最残忍的是什么

夹棍\钉指等在最后)凌 迟

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记得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 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
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人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执行人也要受刑。发展成死刑的艺术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而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桢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卖国，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渔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那种心理的痛恐怕远高于生理的痛。

剥 皮

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油，不好分开。
另外还有一种剥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用刀割个十字, 把头皮拉开以后，向里面灌水银下去。由于水银比重很重，会把肌肉跟皮肤拉扯开来，埋在土里的人会痛得不停扭动，又无法挣脱，最后身体会从从定的那个口「光溜溜」的跳出来，只剩下一张皮留在土里...
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

锯 割

把人用铁锯活活锯死，其惨状似乎与凌迟、剥皮也在伯仲之间，难怪在地狱酷刑中，就专门有把人锯开的酷刑。然而，锯死活人不仅在传说的地狱中存在，在人间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三国时，吴帝孙皓的爱妾指使近侍到集市上抢夺百姓的财物，主管集市贸易的中郎将陈声原是孙皓的宠臣，他捕获抢劫者绳之以法。爱妾告诉孙皓，孙皓大怒，假借其他事端逮捕陈声，命里武士而烧红的大锯锯断陈声的头，把他的尸体投到四望台下。

腰 斩

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

车 裂

即五马分尸,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记得商鞅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
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

俱五刑

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烹 煮

即「请君入瓮」那是唐朝时代，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中有位酷吏叫来俊臣，崇尚严刑峻法，对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对待。方法是找个大瓮，把人塞进去，然后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热。温度越来越高，受刑人也越来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话，往往就被烧死在瓮里...后来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就把来俊臣找来，问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么办？来俊臣很得意的把这个方法说了出来，武则天就淡淡的说了句：「则请君入瓮」，把来俊臣烧死...

宫 刑

司马迁就是受了宫刑，才会写出史记，也才会在「报任少卿书」里写出「身直为闺阁之臣」这样的句子。 中国人的阉割可讲究了。首先要拿绳子把小弟弟绑起来（包括子孙袋）让血液不流通，自然坏死，后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割掉了以后拿香灰一盖，止血，还得拿根鹅毛插在尿道里。等过了几天把鹅毛拿掉，如果尿得出来，阉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来，那个人就算废了，大概最后会死于尿毒症吧. 所以如果是要阉来当宦官的话，最好趁年纪还小就阉掉，年纪大了危险性高很多。

此刑常被贵族冲抵死刑。相对的女性为幽闭

刖 刑

关于刖刑，大家的说法不太一样。有人说是把膝盖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说是把膝盖骨削掉，以后者比较可信。总之，刖刑是一种类似截肢的酷刑。

战国时代，孙膑受师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 听说他名字本来叫孙宾，受刑之后，才改为孙「膑」。 如果是把膝盖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间失去了保护，这个人可能连站都站 不起来，所以稗官野史上说，孙膑受刑之后，上阵打仗连骑马都没办法，必须要坐车（马车或人力车）。

插 针

用针插手指甲缝。常用于女囚。

活 埋

活埋是战争时常用的手段。因为省力，速度也快。

战争里的活埋，都是叫战俘自己挖坑，有时会先杀死俘虏再把他们推下去，但时间不够的时候（或是要省子弹时），就直接把他们推进去以后盖土。中国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不过没听过有什么名人受过这种刑罚。比较狠一点的，会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头，然后开始凌虐..

棍 刑

即木桩刑. 这里要说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这里说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从人的嘴或肛门里插进去，整根没入，穿破胃肠，让人死得苦不堪言。

正史上没有看过用这种刑罚的记载，不过金庸小说「侠客行」里有提到，还给这种酷刑起了个美名叫「开口笑」。

断 椎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仇恨之极时，往往会想到要打断他的脊椎骨。打断脊椎骨确实是一种很解气的行为，因为人的脊梁骨若是断了，他也就一命呜呼了。在中国历史上，断椎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酷刑。据《商君书．赏刑篇》载，春秋时姬重耳打算明文规定刑律，使国内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们一同商议。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颠颉很晚才到，有人认为颠颉有罪，应该给以处罚。于是，姬重耳批准，将颠颉断椎处死。晋国的士大夫们都非常害怕，他们说：颠颉跟随姬重耳流亡列国十九年，功劳很大，现在偶尔有小过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刑罚，何况我们哪？从此人人畏刑守法。

灌 铅

在佛教关于阎罗的故事中，有阎罗黑白二相的说法，白相即为地狱之主，有百官所命，美女围侍；黑相即每天有两个时辰，要受铜汁灌肠之苦。与此相似，人间有灌锡或灌铅的酷刑。锡的熔点是摄氏二三二度，铅的熔点是摄氏三二七点四度，无论灌锡或灌铅都能把人烫死。而且溶化的锡或铅一入肚腹就会凝固成硬块，这种重金属的坠力也能致人死命。

汉代厂川王刘去的王后阳城昭信妒忌而暴虐。刘去宠爱另一位名叫荣爱的美姬，多次和她一块饮酒，昭信妒性大发，就向刘去说：“荣爱看人时，神色有些不正常，大概是和谁有私情”。刘去信以为真，他见荣爱正在给他绣衣领上的花纹，就一怒之下夺过衣服投进火中烧掉了。荣爱见刘去生气，非常害怕，投井寻死，刘去命令人把她捞出来，不幸没有死。刘去杖责荣爱，\*\*\*她招认私情，荣爱受刑不过，胡乱说出和医生有奸情。刘去越发恼怒，就把荣爱绑在柱子上，用烧红的尖刀剜掉她的两只眼珠，再割下她的两条大腿上的肉，最后用溶化的铅灌入她的口中，这样一直把荣爱摧残至死。

梳 洗

指的是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据沈文的《圣君初政记》记载，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间杀猪用开水烫过之后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早就气绝身亡了。梳洗之刑与凌迟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旧唐书．桓彦范传》记载，武三思曾派周利贞逮捕桓彦范，把他在竹槎上曳来曳去，肉被尽，露出白骨，然后又把他杖杀。

缢 首

我国古代初时的绞刑是用弓弦缢杀... 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后面开始旋转那张弓, 弓越转越紧，受刑人的气就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气...
岳飞父子就是这样死在风波亭，（因为他是功臣，不能斩首，要留全尸）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这样给吴三桂亲手缢杀...

鸩 毒

鸩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较人道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毒药中，最有名的应该是「鸠」这种毒药，成语中的「饮鸩止渴」便是源自于此。 常用于赐死情况
“凌迟”酷刑，亦作“陵迟”，是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有慢慢之意，又俗称为“剐”。因其规例在千刀之上，“凌迟”还可通称为“千刀万剐”。唐律尚无“凌迟”，五代才特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代中后期始用“凌迟”，但不常用。《宣和遗事》记章敦在越州时，专事惨刑，有“刀掊”、“钉手足”、“剥皮”、“斩颈”、“拔舌”，但不见“凌迟”。元代“凌迟”载于法典刑律，具体行刑较少。

只是到了明代，“凌迟”用语频繁起来，较为典型的是明代《瑞严公年谱》、《渔樵话郑本末》，其中对“凌迟”的详述，使人见其具体步骤——

“凌迟”时搭起一座棚子，棚前竖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杆，刽子手手持磨得锋快的铁钩、利刃，三声炮响后便开始，规例是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剐得肌肉如大指甲片，一条一缕，密麻丛集，犹如刺猬。初动刀时，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了。主要是因受刑者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血都从这里流出去了。“凌迟”后将受刑者五脏、躯体、头都吊在杆上示众，监刑官舞红旗，策快马，飞驰宫中，向皇帝报告刀数……

对犯人采取这样厉害的“凌迟”，是因明初朱元璋就执刑甚严，当时官员们竟用鸠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以免受酷刑折磨。据《明史》、《明实录》，当时刑法无所不用其极：

朱有熺以掠食人肝脑为能事，朱宪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剜目耳。还有的活埋露首，使其慢死，或让受刑人吃自己儿子被割下的鼻、舌。朱国桢《涌幢小品》说两广都督韩观杀人成性，竟用人皮当坐褥，吃人眼。夏允彝《幸存录》说一徐姓术士，因骂魏忠贤被捕，手足被钉在门板上，遍体浇上沥青，用椎敲，一会儿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

人皮

祝允明《野记》中的有关记载更让人惨不忍睹：

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去，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背悬之。有“称竿”，缚置竿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

即使一般的刑法，执行起来也十分残酷。如《诏狱惨言》，记叙明代镇抚最为普通的五种刑具：一种是“械”。坚木制成，长一尺五寸，阔四寸多，中凿两孔，着臂上，就是受刑时也不脱，杀人最便利。一种是“镣”。铁制，又称“锒铛”。长五六尺，盘左脚上，因右脚受刑不方便。

一种是“棍”。杨、榆木制成，长五尺，曲如匕，执手处，大似人小指，着肉处径可八九分。每用棍，用绳束其腰，二人踏绳的两端，使受刑人不得转侧。又用绳系两脚，一人负之背，使不得伸缩。

一种是“拶”。杨木制成，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刑者起，跪在索上，力束木的两端，随即用棍左右敲，使受刑者更加痛苦。

一种是“夹棍”。杨木制成，长三尺余，去地五寸多，贯以铁条，每根中各绑拶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绳索，仍用棍一具，交足之左，使受刑者不能移动。又用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的大杠，从右边猛力敲足胫，使足流血洒地……

这几种刑具，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基本的，看来简单，但用起来极苦，如明人所说：“棍则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便神魂飞越矣!”燕客《天人合征纪实》叙杨涟、魏大中等“六君子”在狱中受“棍刑”，毒打30棍，股肉就已经腐烂了，只得用帛急忙缠上。尤其是“受全刑”，即械、镣、棍、拶、夹棍等刑具同时上，被《明史·刑法志三》称为：“五毒备具，呼暴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

以至在明代，许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给他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种刑具和酷刑：阿里·阿克巴尔《中国纪行》说中国犯人在监狱中：

带着镣铐和链子，固定在铁桩上，头发也被拴在铁钉上。即使这样还不让他们自在，他们的脚被板夹住，背上和胸上缠着100码长的链子和刑具，恐怕要压断了肋骨。带着镣铐和链子的犯人，被强力推进高度只有一臂长，三角形的又小又窄的笼子里时，“为了关上笼子把他的头压低到和四肢挤在一起，好像没有骨头的一堆肉塞在笼子里，打开笼子后，这个人带着链子和镣铐被拉上来时，使我们吓掉了魂”。

克路士《中国志》这样说道：犯人“把指头放在棍里，然后使劲拉绳子使骨头嘎扎作响”，“足刑很厉害和痛苦，刑具是两块方木条，约四拃长，一边用一根绞链连接。他们拿绳系在另一侧，足踝夹在中间。他们用槌子打木条头”。

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记载：

官员一声吆喝，五六名刽子手就扑向可怜的犯人，马上把他按到地上，扒掉他的裤子。他这样面朝下爬着，一名刽子手紧紧按住他的脚，另一个按头，再一个高举上述的竹板或棍子，使劲打他大腿后的肉，直打到叫住手为止。他们每打五下，便转过身子好打另一边。这时候，另一名刽子手跪着大声报打的次数，那简直太野蛮，挨过六十下的人难逃一死。

这三位外国人看到的只不过是明代最最普通的刑法，但已使人真切感到其刑的残酷了!这些酷刑一般来讲，主要是对下层官吏和平民施行的，特别是对那些“犯上作乱”者。清嘉庆八年（1803），因刺嘉庆而被当场捉住的内务府厨役陈德，在审讯时就已经是彻夜熬问，拧耳跪炼，掌嘴板责，刑夹押棍……经嘉庆亲审，陈德被处以“凌迟”。据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宫闱秘史》载：

执行时，从陈德的耳、鼻、乳割起，左右臂上碎割，成鱼鳞形状。然后再右臂，再胸和背。一开始还见血，过一会儿血流尽了，只流黄水。当割完上身时，陈德忽然张开眼睛叫道：“快些。”监刑者却说：“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仍慢慢碎剐陈德!

以仁义自我标榜的嘉庆，对“大逆不道”者是从不心慈手软的，对陈德的“凌迟”，充分暴露了统治者对反抗者所能够采取的极端的报复手段。可是把所有的酷刑，都用“阶级斗争与压迫”来概括，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像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巢；王元吉当街而射，观人避箭；妲己置虿盆，观其楚毒以为乐；齐后主置蝎浴斛，令人裸浴，观其叫号则大喜……这些并没有直接刑事缘由的酷虐之刑，并不是阶级的、政治的影响，而是一种野蛮的文化观念的表示。《通典》记录北齐时对滥劣秀才饮一斗墨水的惩罚，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描绘了所谓的“炮烙”：“约高二丈，圆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门，将铜造成，如铜柱一般，里边用炭火烧红”，人被剥去衣服，“将铁索缠身，裹围铜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须臾，烟尽骨消，尽成灰烬”。但此酷刑并非用于反抗的平民，而是对付臣僚。徐学聚《国朝典汇》说嘉靖年间朱观淫戏无度，常使男女裸体群浴，无复人礼，“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他就加用“炮烙”。这表现了一种残忍的文化心态。而东林党人左光斗，也受“炮烙”，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说他“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这却是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所造成的。

所以，对酷刑要具体分析。而且，酷刑也不是单纯为摧残皮肉而设，酷刑施行的主要目的是警告，是示法。

《草木子余录》记述朱元璋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这一惨无人道的酷刑，从本质上讲是统治者企图以残忍手段奴役下属的意识的投影，但它冠冕堂皇地归入了法制的轨道之中，这在客观上对贪污受贿的官员还是有很大的震慑作用的，就像历史学家分析的那样：明初吏治之所以较好，这与朱元璋常用、大用酷刑，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了使更多的人服服帖帖，古代统治者将酷刑的主要目标定在平民百姓身上，这一现象在清代尤为突出。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真实地记述了道光年间四川的酷刑：监狱里的犯人，有的装入笼内，一日而毙，有的则用锅煮，“惨酷不可言状”。如捉到造反的“匪”，不问真伪，先打400小板，还有重打二三千小板再讯供，罪名莫定，就在大堂上打死，脑裂骨折……由于酷刑滥施，甚至错捉入狱的人，也往往被屈打成招。清代刘省三所写的公案小说集《跻春台》，其中有一篇《双冤报》，就描述了王氏和魏有仁这对男女表亲，在酷刑下被迫屈招的情形：

钉竹签十指鲜血喷，痛得奴死去又还魂。不招供太爷刑法狠，招得来又辱了先灵。……不得已把供来招认……这一阵夹得魂飞尽，痛得我屎尿一齐倾。想不招表嫂已招认，要辩脱除非问阎君。因奸淫谋毒表弟，大老爷施恩快松刑。

清代的官吏还挖空心思，不断在刑具上“推陈出新”。李伯元所写的《活地狱》，就较典型地反映出了由于刑具的厉害而造成的残酷景象：如，“一双铁鞋，放在火里烧红，着在脚上，这叫‘红绣鞋’”。其实这是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的义子许显纯发明的“红绣鞋”的延续。还有“过山龙”，“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所说的万历时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残酷，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再如行刑时最常用的板子。《活地狱》中已出现了铁板子，用它打人，“打上十几板子，大腿上的肉都会一片片的飞起来，连肉带血飞的满处都是。等到打至十几下，肉已飞完，便露出骨头。他此时便吩咐掌刑的，不要拿板子平打，却用板子横在大腿上乱敲，砍的骨头壳壳的响。有的还将骨头打开，骨髓标出来好几尺远……”

Ⅳ 刑法与刑罚的异同

您好！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的总称。具体说来，就是版掌握国权家政权的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根据本阶级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对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的总和。
刑罚，是指刑法规定的有国家审判机关依法惩罚犯罪分子的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方法。
刑罚以某种刑罚方法是只能单独适用还是既可以单独适用还是附加适用为标准，刑罚方法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种的。
希望能帮助你

Ⅳ 古代所有的刑法

01.<剥 皮>

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油，不好分开。

另外还有一种剥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用刀割个十字，把头皮拉开以后，向里面灌水银下去。由于水银比重很重，会把肌肉跟皮肤拉扯开来，埋在土里的人会痛得不停扭动，又无法挣脱，最后身体会从从定的那个口「光溜溜」的跳出来，只剩下一张皮留在土里...

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

02.<腰 斩>

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惨」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

03.<车 裂>

即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记得商鞅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

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

04<俱五刑>

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05<凌 迟>

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记得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

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

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人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执行人也要受刑。发展成死刑的艺术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而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桢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卖国，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鱼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那种心理的痛恐怕远高于生理的痛。

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06<缢 首>

在国外，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罚。

中国人的绞刑是用弓弦缢杀...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后面开始旋转那张弓， 弓越转越紧，受刑人的气就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气...

岳飞父子就是这样死在风波亭，（因为他是功臣，不能斩首，要留全尸）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这样给吴三桂亲手缢杀...

07<烹 煮>

即「请君入瓮」那是唐朝时代，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中有位酷吏叫来俊臣，崇尚严刑峻法，对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对待。方法是找个大瓮，把人塞进去，然后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热。温度越来越高，受刑人也越来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话，往往就被烧死在瓮里...后来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就把来俊臣找来，问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么办？来俊臣很得意的把这个方法说了出来，武则天就淡淡的说了句：「则请君入瓮」，把来俊臣烧死...

08<宫 刑>

司马迁就是受了宫刑，才会写出史记，也才会在「报任少卿书」里写出「身直为闺阁之臣」这样的句子。

中国人的阉割可讲究了。首先要拿绳子把小弟弟绑起来（包括子孙袋）让血液不流通，自然坏死，后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割掉了以后拿香灰一盖，止血，还得拿根鹅毛插在尿道里。等过了几天把鹅毛拿掉，如果尿得出来，阉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来，那个人就算废了，大概最后会死于尿毒症吧。所以如果是要阉来当宦官的话，最好趁年纪还小就阉掉，年纪大了危险性高很多。

此刑常被贵族冲抵死刑.

相对的女性为幽闭

09<刖 刑>

关于刖刑，大家的说法不太一样。

有人说是把膝盖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说是把膝盖骨削掉，以后者比较可信。

总之，刖刑是一种类似截肢的酷刑。

战国时代，孙膑受师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听说他名字本来叫孙宾，受刑之后，才改为孙「膑」。

如果是把膝盖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间失去了保护，这个人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所以稗官野史上说，孙膑受刑之后，上阵打仗连骑马都没办法，必须要坐车（马车或人力车）。

10<插 针>

用针插手指甲缝。常用于女囚

11<活 埋>

活埋是战争时常用的手段。因为省力，速度也快。

战争里的活埋，都是叫战俘自己挖坑，有时会先杀死俘虏再把他们推下去，但时间不够的时候（或是要省子弹时），就直接把他们推进去以后盖土。中国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不过没听过有什么名人受过这种刑罚。比较狠一点的，会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头，然后开始凌虐..

12<鸩 毒>

鸩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较人道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毒药中，最有名的应该是「鸠」这种毒药，成语中的「饮鸠止渴」便是源自于此。

常用于赐死情况

13<棍 刑>

即木桩刑。这里要说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这里说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从人的嘴或肛门里插进去，整根没入，穿破胃肠，让人死得苦不堪言。

正史上没有看过用这种刑罚的记载，不过金庸小说「侠客行」里有提到，还给这种酷刑起了个美名叫「开口笑」。

14<锯 割>

把人用铁锯活活锯死，其惨状似乎与凌迟、剥皮也在伯仲之间，难怪在地狱酷刑中，就专门有把人锯开的酷刑。然而，锯死活人不仅在传说的地狱中存在，在人间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三国时，吴帝孙皓的爱妾指使近侍到集市上抢夺百姓的财物，主管集市贸易的中郎将陈声原是孙皓的宠臣，他捕获抢劫者绳之以法。爱妾告诉孙皓，孙皓大怒，假借其他事端逮捕陈声，命里武士而烧红的大锯锯断陈声的头，把他的尸体投到四望台下。

15<断 椎>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仇恨之极时，往往会想到要打断他的脊椎骨。打断脊椎骨确实是一种很解气的行为，因为人的脊梁骨若是断了，他也就一命呜呼了。在中国历史上，断椎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酷刑。据《商君书．赏刑篇》载，春秋时姬重耳打算明文规定刑律，使国内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们一同商议。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颠颉很晚才到，有人认为颠颉有罪，应该给以处罚。于是，姬重耳批准，将颠颉断椎处死。晋国的士大夫们都非常害怕，他们说：颠颉跟随姬重耳流亡列国十九年，功劳很大，现在偶尔有小过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刑罚，何况我们哪？从此人人畏刑守法。

16<灌 铅>

在佛教关于阎罗的故事中，有阎罗黑白二相的说法，白相即为地狱之主，有百官所命，美女围侍；黑相即每天有两个时辰，要受铜汁灌肠之苦。与此相似，人间有灌锡或灌铅的酷刑。锡的熔点是摄氏二三二度，铅的熔点是摄氏三二七点四度，无论灌锡或灌铅都能把人烫死。而且溶化的锡或铅一入肚腹就会凝固成硬块，这种重金属的坠力也能致人死命。

汉代厂川王刘去的王后阳城昭信妒忌而暴虐。刘去宠爱另一位名叫荣爱的美姬，多次和她一块饮酒，昭信妒性大发，就向刘去说：“荣爱看人时，神色有些不正常，大概是和谁有私情”。刘去信以为真，他见荣爱正在给他绣衣领上的花纹，就一怒之下夺过衣服投进火中烧掉了。荣爱见刘去生气，非常害怕，投井寻死，刘去命令人把她捞出来，不幸没有死。刘去杖责荣爱，她招认私情，荣爱受刑不过，胡乱说出和医生有奸情。刘去越发恼怒，就把荣爱绑在柱子上，用烧红的尖刀剜掉她的两只眼珠，再割下她的两条大腿上的肉，最后用溶化的铅灌入她的口中，这样一直把荣爱摧残至死。

17<梳 洗>

这里说的梳洗并不是女子的梳妆打扮，而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它指的是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据沈文的《圣君初政记》记载，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间杀猪用开水烫过之后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早就气绝身亡了。梳洗之刑与凌迟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旧唐书．桓彦范传》记载，武三思曾派周利贞逮捕桓彦范，把他在竹槎上曳来曳去，肉被尽，露出白骨，然后又把他杖杀。

18<抽肠>

最后一个，很恶心的，是朱元璋用的，抽肠。看这个名字就有点受不了了吧。具体做法是立一个很高的竿子，上面装个类似滑轮的东西，一根绳子搭上，一边栓一个大石头，一个挂一个铁钩，然后铁钩从人的肛门插进去，挂到肠子上，石头下落，肠子就慢慢出来......，当然，人是活的。

Ⅵ 刑法的性质是什么

刑法的性质具有两 方面的含义：一是刑法的阶级性质；二是刑法的法律性质。
（一） 刑法的阶级性质
刑法是一个历史范畴，和其他法律一样，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刑法才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应运而生。刑法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制定的，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刑法规定的基本内容是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也就是通过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来为统治阶级服务。刑法的阶级本质是由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的，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刑法，包括奴隶制国家刑法、封建制国家刑法和资本主义国家刑法，尽管因国家类型不同和朝代更替使得刑法的内容和形式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反映剥削阶级意志并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们都 是镇压人民的工具。这就是剥削阶级国琛刑法的 共同阶级本质。当然，剥削阶级国琛刑法为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也处罚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犯罪人，也规定了一些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和条款，但这并不能掩盖剥削阶级国琛刑法的阶级性。与剥削阶级国琛刑法不同，我国刑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刑法，它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保卫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经济制度，保护广大人民当前及长远的利益。
（二） 刑法的法律性质
刑法的法律性质，亦即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之一部分所具有的特征。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之下有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基本的部门法律。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比较起来，有两 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更为广泛。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律都是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凡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例如民法是调整一定范围内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调整的只能是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在这一点上，刑法是一个例外。刑法不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而是以特定的调整方法使它在其他部门法律区别开来。刑法的调整对象不限于一类社会关系，而是调整各个领域的社会关系。公以调整对象为标准，无法把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区别开来。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只要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刑法就规定对这种行为予以一定的刑罚处罚，从而使这种社会关系进入刑法调整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刑法可以说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没有刑法作后盾和保证，其他部门法往往很难得到彻底的贯彻实施。就惩治违法行为而言，其他部门法可以说是“第一道防线”，刑法则充任“第二道防线”的角色。其二，刑法的强制性最为严厉。任何法律都具有强制性，任何侵犯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为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干预。例如，违反民法的，要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要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强制，都不及刑法对犯罪分子进行刑事制裁即适用刑罚严厉。刑罚不仅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 ，限制或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剥夺犯罪分子的政治权利，而且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正因为刑法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刑法的法律性质不同于其他法律，它是直接用来同犯罪作斗争的法律。

Ⅶ 秦朝的刑法有几种！

死刑来，肉刑，苔刑，徒自刑，迁刑，髡刑，罚金，赎刑，剥夺政治权利，或流放出境 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有夺爵、废、削籍几种。

Ⅷ 外国最残忍的刑法

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复制一大堆的人~~人家问的是外国最残忍的刑法~~~~`~我觉得是铁处女~
致命的拥抱：铁处女（Iron Maiden）

翻开拷问史，在众多关于拷问器具的记载当中，以人体形状为模型制作的器具最多。这种器具往往都有左右对开的两扇门，门里面装置有尖锐的钉子，一关上门，里面的人就会体会到铁钉刺穿身体的疼痛。在这类刑具中最为有名、而且不得不提的就是德国的“纽伦堡铁处女”。

让人意外的是，这种怪异的处刑工具竟然拥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最早的记载是一名公元前二零五年至一九四年，统治斯巴达的暴君那比斯（Nabis）。他经常会说：“如果我无法说服你，或许我美丽的爱琵加（Apega）可以。”然后，这个倒霉的家伙就会被领到一个以暴君美丽妻子为外型的雕像面前，雕像的双臂上有尖利的刀刃，受刑者就会在这致命的拥抱中被杀死。

接着，西班牙人为了拷问那些不愿意改信天主教的异教徒，也研发出了类似的工具来。这具雕像通常是由僧侣所雕刻，外面会披上薄纱，手中则拿着象征信仰的旗帜，外型则是代表着圣母玛丽亚。由于大多数的拷问室都在地窖中，受刑的异教徒必须走过一段长长的阴森、黑暗、潮湿的走廊之后，才会看到这个恐怖的刑具。行刑者会大声的念诵一段句子，其意为即使你是异教徒，圣母依旧愿意拥抱你。然后，装有尖刺的双臂同样会收拢，让受刑人的上身被刺穿。在这样的状况下，行刑人会继续审问犯人，要求他认罪，否则就会继续收拢雕像的手臂。

起初这种刑具只用来惩罚叛教或是污辱圣人的犯人，但稍后它也被用来当作处罚叛国和图谋不轨的刑罚。在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德国纽伦堡的铁处女了！至今大部分的铁处女外型都是仿造这台原型机所创造的，唯一可惜的是在同盟国一九四四年二次世界大战轰炸德国时将它毁掉了，因此目前并没有保留下来。德国人的手艺果然是最精巧，整个刑具可说是当时工艺的结晶！

由于史书中对该种装置的使用情况记载得不是很多，所以很难判断这种刑具的存在是传说还是事实。因为关于拷问的史料文献都是以19世纪的研究为基础，而当时的研究受浪漫主义思想和民间传闻的影响较深。而有关“铁处女”使用的记载很少，从1515年8月15日第一次使用该装置起，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当天，法官把受刑者关入“铁处女”中，门只是“稍稍”地关了一下：“钉子尖锐的前端慢慢刺入了那男子的身体，先是手腕，然后是脚等其它几个地方，接着是小腹、胸、膀胱和局部肌肉，接下来是眼睛、肩膀和臀部。看上去虽然很疼，但还不至于立刻要了犯人的命。这期间那男子不停地发出凄惨的叫声，显然他非常痛苦，就这样连续哀号了两天他才死去。”根据这篇文章的记载，恐怕当时的“铁处女”内侧各个地方都装有铁钉，靠改变钉刺的不同部位进行拷问，而且铁钉还是可以活动的，尤其是会引起剧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处的铁钉是可活动的，执行人故意把这些地方的铁钉稍稍向外拔了一点，这样可以延长受刑人的痛苦。

18世纪后，纽伦堡逐渐取消了审讯时实行拷问制度的习惯，在1784年出版的旅游指南中，明确记载有“‘铁处女’这一可憎的、令人战栗的拷问器具，成为了弗雷德利克_巴尔巴罗萨时代的古董”的字样。虽然该书把时代弄错了将近400年（弗雷德利克_巴尔巴罗萨时代比中世纪还要久远），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的“铁处女”已经成为博物馆中的收藏品了。

铁处女的外表像个人型棺材，内侧各个地方都装有可活动铁钉，靠改变钉刺的不同部位进行拷问。尤其是会引起剧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处的铁钉是可活动的。执行人故意把这些地方的铁钉稍稍向外拔了一点，这样可以延长受刑人的痛苦。该刑具有四个基本特征，这四个基本特征也充分显示了其非人道的特点。
一，若从小孔向里面钉入长钉会把受刑者的身体打通。为了增加受刑者的痛苦，还特地避开了受刑者的致命要害。由于该刑具是垂直放立的，因而受刑者在桶棺内完全是被铁钉悬挂起来的。
二，桶棺内的空间极其狭窄，这会不断地带给受刑者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三，这种刑具虽然四面也有对开的门，但即使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受刑者也跑不掉。
四，该刑具的桶壁做得很厚，不开门的话在外面是听不到受刑者的呻吟声和惨叫声的。而且假如中途把门打开，再关上时，铁针还会刺入受刑者身上同样的伤口之中，因此根本不要奢望能够减轻临死前的痛苦。

如果只有这样，德国其实也不配被称作世界工艺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在经过刚刚的一番折腾之后，很显然铁处女内部已经一片狼藉，要把尸体处理掉就成了很恶心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德国人在铁处女底下安置了一整条垂直的地道，行刑者只需启动机关，打开暗门，尸体就会直直落下。在地道的尽头则是一连串转动的刀刃，结合上尸体从高处落下的冲击和锐利的刀刃，这倒霉家伙的尸体就会被切成碎片，正好落入纽伦堡中的培革尼兹河，最后流入莱茵河中。行刑者最后只需要把血水冲入隧道中就可以保持干爽清洁。
取自http://ke..com/view/874666.html?wtp=tt

Ⅸ 古代刑法的刑法的来源

你好 根据题主的题意 有以下回答
我国刑法成文法典源于夏朝的“禹刑”，以后各代均有刑律。
据甲骨文记载，商代不但有了刑法，而且有了司法结构，设置了监狱，使用了刑具，并有了专门的司法人员。
《书、泰誓》：“罪人以族。”即一人有罪，刑及其家族。
《史记、殷本纪》：“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即炮烙之刑。足见商代刑罚之残酷。周朝制定了“九刑”。
《左传、昭公六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杜预注：“周之衰，亦为刑书，谓之《九刑》。”春秋时期，郑晋等国把刑法条文铸刻在鼎上，称之为“铸刑书”。
《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杜预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后来邓析又用竹简造刑法书，称为“竹刑”。
《左传、定公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预注：“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
战国时期，成文法典进一步增多。魏相李悝集各国法典之大成，制定了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等篇章的《法经》六篇。商鞅在秦变法时，在《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秦律》补充修订，刑法内容相当丰富，刑罚相当残酷，颁行全国。汉承秦制，成文法典洋洋大观，总称《汉律》。
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序》：“汉萧何作《九章律》，益以叔孙通《傍章》十八篇及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是为《汉律》。”晋、北齐、北周、梁、隋各朝代都有统一法典，虽原文佚亡，但篇目有史籍为证，斑斑可考。
以上为我对于题主关于“古代刑法的刑法的来源“的回答与归纳
有不对的地方其他答主可以进行补充与修改 题主觉得满意请采纳 谢谢

Ⅹ 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如何区分，各自有和异同谢谢帮忙！

罪刑法定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责刑相适应是指，刑罚有轻有重，要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