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铁案

⑴ 公检法三家为什么会一起徇私徇私枉法将冤案做成铁案

因为都吃了被告的黑钱，作为鬼，不敢不推磨，这是司法不独立，没有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必然的结果，真心在帮你期待采纳，

⑵ 司法解释的存在问题

中国现行的刑法实施者，也就是主体是法官，可是多数时候又会受到上级总站，或者其它部门，通过历史的解释，习惯于探求立法本意，对立法资料极其青睐。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法官尽量不自己解释刑法，遇到以前没有处理过的案件，许多法官都总是习惯性地感叹“对这个问题最高法院要是有司法解释就好了，我们也不会挖空心思去想了，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也不会承担任何风险，不会遭到别人的攻击，或者质疑。”如此我们法官的职业，他们对国家的法律是忠诚吗？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吗？
有些时候由于新生事物刚刚出现，而且确实又没有刑法条文，或者司法的解释，或者是受某一方面的需要，运用刑法惩罚犯过罪行的人，如果是出于某种需要，当然无可厚非，如果临时通过有关部门或者司法部门的协调，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重新立法，这样出台的刑法，是不是适应法律本身的功能，这就需要好好理解和推敲。
也就是遇到这些问题，即使没有刑法条文，迫不得已要对刑法做出解释，法官都并不首先去考虑刑法学理论上对类似问题是否有研究;如果有研究，存在哪些对立主张，这些对立的见解中哪些是合理的。法官在自己解释刑法时，对探讨立法者的原意情有独钟，对刑法规定背后存在立法者原意深信不疑，法官也会因为自己的职业道德，他们也会设身处地地考虑立法者的立场并人为地事实上重复立法者的行为，对刑法学者的理论阐释反而兴趣不大。
这样的结果是法官无法真正依据案情，或者刑法的本身功能，而对于犯罪者进行有效的公正的审判，而是大约，或者差不多就可以了，只要不超出原则怎么审判都是正常的。
但是，主观解释，探求立法者原意的解释方法的缺陷是人们早就认识到的。所以真正的司法解释，是源于人们对刑法的认可，而且确实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具有现实指导性，而且切实指导法官对棘手的法律条文做出科学的标准。也这远比自己没有标准胡乱猜测要好得多。我们也就期望中国刑法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且尤其在我们国家这种法制状况下，尤其需要法官站在一定的高度，才能杜绝减少刑法的滥用性。 表面上有司法解释，有一个完整的标准，而实际上无意中向一线法官灌输了判决无需说明理由的错误观念。法官总是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解决疑难案件。一旦有司法解释，法官直接根据司法解释做出判决，而无需进一步解释判决理由。试问这样的司法解释，究竟真正能够起到统一性，而且符合所谓的标准，不会导致刑法自由量刑的危害。
其实在几乎所有的法官看来，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是理由，就是上方宝剑，就是法官的标杆，这样法官往往在审理案件时，即使错了，那是上级的标准，与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法官不会搞标新立异的事情。这样又减少了麻烦，而且还可以推卸责任，当然毫无必要再向被告人、辩护人详尽解释判决理由;而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释时，也是不需要公布其理由的，有的解释明显是武断的。
由此结局就是，对于疑难案件的处理，很多时候是在不需要说明理由的情境下进行的，也不管被告人不服，这就是铁案标准。事实上，除了最高法院，许多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甚至基层法院都在以“答复”、“会议纪要”、“指导意见”的名义制定实质上的司法解释——定罪量刑规范，法官只需要依葫芦画瓢就可以了，他们不需要独立思考，也不需要更新刑法理论知识，不需要说明判决理由。你说这是法官的法律知识的更新了，还是时代真的让法律完善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司法解释，这种运作模式，由此培养了一些日益懒惰、缺乏风格、毫无理论底蕴的法官。在这些法官看来，既然判决不需要说明理由，刑法理论拿来干什么?你说这样刑法功能意义还很大吗？这样法官审判出来的案件能不能对社会具有危害性，我们不能想象的。
3、司法解释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司法解释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法律适用中的困惑。如同法律本身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一样，司法解释永远也无法解决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固有矛盾。在法律被遵守、被执行和被适用过程中，通过对法律文本的解释，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立法的不足与欠缺，使法律趋于完善。但是，与立法一样，司法解释作为人的认知基础上的法律再造，同样不能跳出立法本身所面临的窘境，在解决现有法律的漏洞和矛盾的同时，必然会形成新的漏洞、新的矛盾。
4、司法解释不是最佳手段
司法解释并不是实现正义的最佳手段。法律本身可能有漏洞，通过司法解释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立法上的漏洞，但是，司法解释在本质上是一种“事后法”，是在纠纷发生以后创制出来的新的法律规则。将纠纷发生以后创制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已经发生的案件，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现代法治原则。 法院的基本职能是司法而不是立法。现代权力分工的目的在于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在充分发挥不同的国家权力在调控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并使不同的国家权力之间形成某种张力，以使它们能够相互制约、相互平衡，防止权力本身可能对社会成员合法权益的侵犯和损害。正是在这一理念下，才有了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分，并分别交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在任何时候，司法权以及作为司法权的行使者的法院，其最基本的职能在于通过适用法律以制裁违法，平息法律纠纷。创制法律规则是立法机关的事务而不是司法机关的事务，法院不能超越自身职能的范围越俎代庖地代替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即便是承认法院通过对法律文本的解释以完善、补充法律，这种完善和补充也只能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否则它也就不具有合法性。而一个合法性存在疑问的司法解释即便能够在短期内弥补法律的不足，填补法律漏洞，对一个法治社会这是无法容忍的。其对法治原则的背离，对法治所造成的危害都是无法估量的。
从实务上看，司法解释在个别时候非但没有解决法律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在消除既有矛盾和困惑的基础上往往是又增添了新的矛盾，新的困惑。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司法解释的作用，合理界定其在国家法治进程中的地位，使司法解释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良性运行。

⑶ 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一字之变有何深意

扫比打更有深度，力度，扫指的是一大片，可见对这件事的重视。

⑷ 形容案件的成语

【对簿公堂】：簿：文状、起诉书之类；对簿：受审问；公堂：旧指版官吏审理案件权的地方。在法庭上受审问。

【老吏断狱】：吏：司法官；狱：案件。老司法官判断案件。形容有丰富经验的人，判断是非又快又准。

【南山铁案】：指已经判定、不可改变的案件。

【判冤决狱】：判：评判；决：判决；狱：案件。评判冤案，判决官司。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鸳鸯：鸟名，比喻夫妻。乔太守审理案件时将错就错，乱点鸳鸯，将三对夫妻相互错配。比喻胡乱指挥。

【上方宝剑】：尚方署特制的皇帝御用的宝剑。古代天子派大臣处理重大案件时，常赐以上方宝剑，表示授于全权，可以先斩后奏。现用以比喻来自上级的口头指示或书面文件。

【私设公堂】：私：私下，暗地里；公堂：旧指官吏审理案件的地方。指私下非法地设置审讯室。

【铁案如山】：铁案：证据确凿的案件或结论。形容证据确凿，定的案象山那样不能推翻。

【未了公案】：公案：案件，问题。没有解决的案件或事情。

⑸ 怎样才能避免类似赵作海冤案的再次发生

河南省高级法院的张立勇院长向新闻界表示，造成这起错案的公检法三机关都有责任，并誓言“对不负责任的审判人员追究责任”。商丘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宋国强说，现在可以认定，此案存在刑讯逼供。
记得在多年之前参加上海召开的一个有关湖北“佘祥林冤案”的研讨会上，我曾提出：我相信，如果我们严格执行当时那些被许多人认为并不完善的法律规则，这起冤案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还说：如果我们现行司法运作的机制不改变，严格依法司法的理念不确立，可能促成司法违法的机制因素不消除，哪怕今后的法律再完善，类似佘祥林那样的冤案还会不断发生。
人们虽然十分关心和同情冤案当事人赵作海的处境，也急切地想知道他在那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九次有罪供述”的细节及缘由。不过，大家其实早已心知肚明，具体案件的情节虽然千差万别，但冤案形成的机理大体如一，那就是：虽然我们的法律特别是刑事诉讼法早在1996年就进行了修改，但不少司法工作者的法治观念却并无与法同行、与时俱进，刑事司法的运作机制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有的甚至依然故我。所以，在关注赵作海等这样一些冤案当事人惨痛命运的同时，如何使司法者乃至整个政法系统真正确立起现代法治理念，如何从制度层面上彻底革除旧有的司法运作模式，又如何使我们的刑事司法真正步入符合司法规律的良性轨道，才是法律工作者和司法改革的设计者、决策层应该着力反省和深思的问题。
我们的司法机关近年来不断力求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达到统一。但“社会效果”似乎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标准，甚至常常被庸俗化。如果把被害人家属的“强烈要求”等都不加分析地视作应当追求的社会效果，就非常容易造成误判，使执法陷入困境，甚至使非法律因素介入司法变得更加便捷和有机可乘。在刑事诉讼的控辩审三者关系上，应当形成合理的“等边三角形”诉讼结构，法院必须依法独立地进行裁判。而现在，辩护一方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难以形成对控方的有效制衡，同样需要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创新。
应当看到，冤假错案的形成是一个法律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仅仅从某一个方面去进行评判或修正，都不能从各局部关联性的整体视角上去根本性地解决问题。现在最为迫切的，还是应当从加强依法司法的观念，消除可能促成司法违法的机制因素入手。所谓法官办案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其实就是要从遵守法律的程序和证据规范开始。经不起现行法律评判的案件，又怎么能够成为“铁案”并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呢？过去的“佘祥林案”和如今的“赵作海案”，其实都是背离了当时法律基本要求的错误判案。

⑹ 现代社会的刑事司法理念是什么

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被中外长期司法实践证明了的司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理性观念。它的内涵十分丰富，独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等都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本文侧重于仅就公正与效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文明司法以及刑罚轻刑化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科学内涵进行阐述，并就如何进一步树立和贯彻这些理念进行理性思考。
一、公正与效率的理念———“现代刑事司法的永恒主题”
“公正与效率”意味着司法不仅要追求公正，而且要追求有效率的公正；诉讼不仅要讲求公正，而且要讲究效率。它反映了司法的本质及特征，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内容。只有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践这一永恒主题。
1.公正与效率理念是一个法制化的命题。“公正”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其古老在于它是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一个永恒命题；其常新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圈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其概念既有历史内涵又有现实意义，可谓见仁见智。正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言：“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之形状，并具极不相同的面貌。”①而司法公正主要指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解决纷争的公正。它是“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它包括与司法权运作有关的各种因素，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从实体到程序，从静态到动态，均达到合理而有序的状态。”②
“效率”的概念也如此，被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广泛应用而又赋予不同的内涵。它既有时间和速度的内涵，又有成本和效果的内涵。而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司法领域已逐渐认识到法院讲的公正与社会上及传统观念中的公正内涵是不同的。法院讲的公正就是“司法的公正”，这个公正是由法律来规范和调整的，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的，是以证据裁判为原则的，是以法律事实为依据的。而一般道德观念意义上的公正则不同，如通常说的“杀人偿命”就是一般道德观念上的公正。但是就司法公正而言，当杀人这一事实进入诉讼程序以后，还要看案件事实，看犯罪情节，纯看定案的证据等等，总之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不能认为，法院对杀人者不判处死刑就是司法不公；相反，法院对有法定从轻情节或证据有问题的杀人者不判处死刑则恰恰体现了司法公正。可见，我们讲的司法公正与德观观念中的公正有时也会存在很大的反差。因此，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要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首先必须把什么是司法公正这一问题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2.公正与效率理念是一个科学化的命题。公正与效率理念的科学性在于它反映了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即法院必须奉行被动性，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能主动要求当事人来打官司，更不能“无案找案”甚至“无案造案”；同时，司法审判还奉行中立性原则，法院和法官相对诉讼双方，应该不偏不倚。
3.正确把握公正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公正是法律的首要价值。刑事审判必须做到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应用法律，严格执行罪行法定、罪行相适应及无罪推定等原则，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也就是首先应当确保公正。效率理念则要求以最小的司法投入获得最大的司法效果，以最短的诉讼时间实现诉讼目的。公正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公正，效率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效率，公正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因为“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由于刑事审判涉及可能剥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甚至生命，因此在刑事审判中，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公正是诉讼的灵魂和生命。古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相对于公正而言，效率只是“鱼”而不是“熊掌”，故决不能用通过牺牲公正的方法来提高效率。所以效率应当绝对服从并服务于公正。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效率，案件的质量就很有可能得不到保证，最终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司法资源进行纠错，这不仅有损公正，而且效率价值本身也得不到实现。所以，“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是最有效率。而不公的裁判甚至枉法的裁判不仅不能及时解决冲突和纠纷，而且会诱发社会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社会的无序和混乱状态的加剧。因此它是最没有效率的”。③
同时，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必须强化效率意识，尽可能地提高审判效率。在新世纪之初，最高人民法院着重提出司法效率问题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之所以说它具有时代特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讲究高效率，人们追求的是高效率的司法；之所以说它符合世界潮流，是因为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提高司法效率。因为面临大量的诉讼案件，提高效率是社会的需求。所以，不讲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
公正与效率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公正，效率就失去意义；没有效率，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正。二者必须协调发展，单纯追求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都是对整个司法价值的损害。
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有罪则判，无罪放人”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同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要依法惩治犯罪，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而且要依法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全国人大已经批准我国加入《国际人权最低保障公约》，“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已载入宪法。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我们必须强化人权保障意识。我们树立这一理念，就是一要坚持“有罪则判，无罪放人”的原则；二要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三要做到严格执行审限，防止“两超”案件发生。
1.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坚持“有罪则判，无罪放人”原则。“有罪则判，无罪放人”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即法院对于刑事案件经过审理后，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依法作出有罪判决；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依法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特别是应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申请回避、辩护、举证、最后陈述、上诉等各项诉讼权利，在整个审判活动中真正体现依法保障人权。为充分体现依法保障人权，两高两部制定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其实质就是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进一步落实辩护制度，强化人权保障意识，促进司法公正。
3.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严格执行审理期限，严防“两超”案件发生。人民法院依法惩罚犯罪，必须在法定时限内审结案件，才能确保刑罚产生预期的打击和威慑作用；同时，对于在法定时限内，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终止诉讼程序，宣告被告人无罪。这是法律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具体措施，也是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办案的必然要求。严禁随意延长羁押期限或者变相超期羁押被告人。
贯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切实解决超审限和超期羁押问题。造成“两超”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上不重视的原因，有审限意识淡薄的原因，有防范机制不全的原因，但笔者认为立法上的不足也是造成“两超”现象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审限非常短，一般案件的审限仅一个半月。若扣除双休日，一般案件的实际工作日仅有23天；二是审判期限与羁押期限相联系，因此在审限内不能审结案件也就自然对被告人造成了超期羁押；三是无论案件的繁简，都实行一样的审限，很不科学。上述因素造成的后果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法院老是违法，总是出现超审限和超期羁押问题。但深究原因，与立法不完善息息相关。为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刑诉法时应从立法层面对此加以解决：一是延长审理期限。纵观世界各国，英美法系的国家没有审判期限，办理一个案件法官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用多长时间；大陆法系国家虽有审判期限，但它比我国的审限要长得多。因此，我国的刑事审判期限应该有所延长。二是建立除依法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外，以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强制措施制度。三是将审理期限与羁押期限相分离，并根据繁简分流的原则改革、完善审限制度。四是建立刑事预审程序，严格案件交付审判的条件。当然，在刑诉法没有修改之前，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繁简分流，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深化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三、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理念———“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不仅要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而且要严格执行刑诉法的规定，这是公正司法的起码要求。司法公正不仅包括实体公正，而且包括程序公正。西方有句古老的格言，即“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刑事实体公正表现为有罪必罚，无罪不罚，罪刑相适，罚当其罪。而程序公正则表现为诉讼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合法性。我国传统刑事诉讼观念将程序仅仅视为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和工具，其自身的价值长期受到漠视。实际上，程序公正是现代法治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理念，程序不仅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和保障，而且还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内涵，它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马克思曾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作过精辟论述，指出：“审判程序和法二者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就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部生命的表现。”④这一论述非常清楚地说明，刑诉法和刑法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说明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方法和任务的统一。
从一定意义上讲，刑事程序法律的精神就在于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突出注重人权保障。从目前的现状看，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因此，“二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制定刑事证据规则，依法排除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辞证据，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进一步落实保障人权和无罪推定原则。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探索和研究。
四、独立审判和居中裁判的理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法”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司法原则，既是司法公正的必要保障，又是人民法院的法律职责。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强化中立裁判意识，既重视控方的意见，又重视辩方的意见，保持不偏不倚，平等地对待控辩双方，居中裁判，才能充分体现公平和正义。为保证独立审判和居中裁判，对具体案件不能搞公、检、法“联合办案”，因为这不符合司法审判的中立性原则，也不利于公正司法；法院也不能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提前介入。
五、文明司法的理念———“形象公正同样重要”
刑事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刑事审判法官应当牢固树立文明司法的理念，无论是开庭审判、调查取证还是宣判、执行都要注意文明司法，在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同时，要做到形象公正。由于刑事被告人具有特殊的诉讼角色和社会身份，法官在语言、表情上表现出来的先入为主的情绪，都有可能给人以不公正的感觉，影响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度。因此要把形象公正作为转变审判作风、展示文明形象的重要内容，采取切实措施抓出实效。
要做到形象公正，要做到文明司法，首先在程序上必须公正，做到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做到依法保障人权和居中裁判。其次，就是要坚决摈弃和杜绝司法活动中不文明的做法。过去，有的地方通过捆绑、游街等形式，来营造“严打”声势，展示“严打”的威力，其做法已不适应历史进步和法治文明的要求，应当坚决摈弃和杜绝。集中统一宣判、集中统一执行死刑等不文明做法，也要坚决废止。
六、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如何正确适用刑罚不仅是个严肃执法的问题，也是一个刑罚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为此，必须树立正确的刑罚指导思想和科学进步的刑罚观，树立正确的刑罚价值取向。
1、树立正确的刑罚观必须高度重视量刑问题。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人认为刑事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在法定刑幅度内轻一点、重一点没关系，特别是在“严打”中，认为重是方法问题，轻是立场问题，不论对象，一律从重判处，没有做到罚当其罪，这是错误的。量刑是适用法律的重要方面，同样关系到案件的公正与否，量刑失当，该重而轻，该轻而重，或者同一类案件在不同地区量刑结果出现较大差异，甚至同一法院对同一类案件作出差异较大的判决，都会削弱和降低刑罚的适用效果及功能。只有严格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准确量刑，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效能，实现刑罚的目的。
2、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就是要逐步走轻刑化的道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曾指出的：“历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从未使决心侵犯社会的人回心转意。”⑤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刑罚的轻刑化是一种必然。产生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犯罪的增加决非判得不狠、不重。严刑峻法固然有其威慑犯罪的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杜绝犯罪的发生。长期实行重刑主义，必然会使刑罚的负面作用逐步积累起来，形成危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处罚不当，尤其是轻罪重判，很容易使罪犯及其家属、亲友对国家、社会产生不满甚至仇视心理。这些人集聚得越多，对国家和社会的威胁也越大。所以我们必须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正确地运用刑罚这一手段。
首先应当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并逐步减少死刑，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正在于此。死刑问题，人命关天，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迄今为止，人类设计的司法制度还不尽完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美，无论标榜多么公正的法官，都可能会因为错误的证据、虚假的事实而作出错误的死刑判决。”而死刑是剥夺被告人生命的刑罚，一旦用错，将无法弥补和回转，因为人死不能复生。毛泽东曾指出：“凡介于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⑥在刑事审判中，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把每一起死刑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只能是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判处死刑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缓。不能为了所谓“平民愤”就把可杀可不杀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还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案件，要注意宣传法律和刑事政策精神，引导社会公众观念的转变。
其次，要依法充分适用管制、缓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监禁性还是非监禁刑，都是我国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有效手段。对于那些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分子适用监禁刑甚至生命刑是必要的，而对于一些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小且有悔改表现、不关押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同样有利于贯彻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消除罪犯的对立情绪，增强其接受教育改造的自觉性，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也有利于减少犯罪分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的机会，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有着长远的重要意义。同时，还可以减轻监押负担，降低刑罚成本，合理分配有限的刑罚资源。对此我们应及时更新观念，对于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是很深，或者确有悔罪表现，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特别是罪行较轻的初犯、偶犯和未成年罪犯，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充分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

⑺ 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谁最厉害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审理刑事案件，审理民商案件，行政案件的任务。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看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刑事公诉，对法院公安的司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等职责。公安局是政府的职能部门，担负维护社会治安维护交通秩序，户籍管理，刑事案件侦查等任务。按级别排，应为法院，检察院，公安局。

⑻ 是干扰司法审判，还是阻碍舆论监督

是干扰司法审判，还是阻碍舆论监督，其判断的标准在于，在宏场法治精神和公平正义精神的前提下，把握好适度原则，以适度为衡量标准。司法过度阻碍则是阻碍舆论监督，舆论缺失了法治精神过度行为而障碍了司法公正则是干扰司法审判。

公平正义是法律的基本精神，人民法院应该努力把每一个案件都打造成赢得群众信任、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品案、铁案，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也是我们共同的利益所在。

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用法律的尺度，认真负责谨慎地发表自己对某一案件的看法，这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而任何背离法律准绳的声音，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损害法律的尊严。

法官不受任何影响和干扰依法办案，是神圣职责；以自己的言行支持法院依法办案，是每个公民的责任。近来，互联网上经常有一些为犯罪嫌疑人开脱，或提前“定罪”的现象，有的甚至舆论一边倒，来势汹汹。这种试图以“舆论审判”来影响甚至左右司法审判的现象，引起了人们对于“舆论审判”和司法审判关系的深思。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于实现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动司法改革和公正司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武器越锐利，用起来就越要当心。舆论表达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难免产生一些消极的东西，这些消极的东西如果影响了司法人员对案件的正确判断，就必然影响司法公正。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法院独立办案，不仅不能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影响，同样也不应该受“舆论审判”的影响。法治社会不仅要求审判的公正,更要求对司法权威的维护。法官不受任何影响和干扰，依法办案，是神圣职责；以自己的言行支持法院依法办案，也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公众积极参与舆论监督，是社会的进步，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积极成果。要努力发挥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首先，需要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少一些偏激义愤，多一些成熟理性；其次，要引导公众用法律的观点看待问题、分析问题，使网上的言论在推动民主法治建设中更多更好地发挥“正能量”；第三，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的力度，公开也是有力的舆论导向。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通过及时公开公众关心的司法信息，不仅可以让公众有机会和途径了解结果的由来，将正义以公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且可以防止独立公正审判受其他因素所左右。

人民法院要在密切关注司法舆情的基础上，正确分析，宽容对待，既不能对舆情无动于衷，也不能为舆情所左右，影响对案件的依法独立公正审判。

公平正义是法律的基本精神，人民法院应该努力把每一个案件都打造成赢得群众信任、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精品案、铁案，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也是我们共同的利益所在。

⑼ 【求助】谁看过《铁案风云》这部电影谢谢！

影片中的人民陪审团制度反映出了美国的民主政体和司法体制：一、司法专权也属于国家权属益中的一种权利，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美国司法机关仅指法院，不包括检察院，在美国政体中，检察院属于行政机关范畴；他们三权分立指的是“立法权--国会、行政权--行政机关、司法权--法院)；人民陪审团可以有效的监督法官、监督国家司法权的行使。二、人民自主决定权的表现(即人民决定自己行为的对错和自己的生活环境及方式)，俗话说得好“解铃人还须系铃人”，犯罪来源于社会之中，一个人有没有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只有和他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的人民知道，因为人民陪审团是来自社会的临时普通大众(作出决定即要解散)，人民陪审团代表人民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监督国家司法权的行使，防止国家司法腐败与垄断；同时人民陪审团作出的决定指导人民以后的行为，如人民陪审团认为某种行为是犯罪，那么以后这种将会指导人民行为，因为这是人民自己作出的选择决定，它会成为判例。

⑽ 12·13山西讨薪亡人事件的司法答疑

疑问一：为何案发天后才立案？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茂玉回答，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是有法定条件的，在立案之前，需要进行必要的初查，以获取相关证据。小店区检察院接到报案，时间是2014年12月13日19时。初步判断，认为该事件背后极有可能隐藏职务犯罪，因此，小店区检察院于案发当晚即展开初查。2014年12月14日，市检察院听取汇报后，认为案情重大、后果严重，决定抽调两级院办案力量，成立专案组。从12月13日到12月25日，检察机关的取证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仅需要反复比对、研判的视频资料就调取了11段，时长达11小时51分钟。2014年12月25日深夜至2014年12月26日凌晨，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后，决定立案侦查，2014年12月26日对王文军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 。
疑问二：是否故意为涉案民警减轻罪责？
案件不以故意伤害罪立案，是不是故意为涉案民警减轻罪责？周茂玉回答，以什么罪立案侦查，取决于案件证据。现有证据表明，王文军在出警过程中，违反公安机关执法办案规定、滥用执法权，发生周秀云非正常死亡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其行为已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条件。如果以故意伤害罪立案，前提是取得法医鉴定结论，证明周秀云的死亡与王文军的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法律明确规定，查明死亡原因应当进行尸检。为了确保公平公正，他们根据家属意愿，提供了四家全国著名鉴定机构(河南科技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供其选择，也同意由其自行选择鉴定机构 。
周茂玉说：“我非常理解受害者失去亲人的痛苦心情，同样对发生这种严重事件非常愤慨，也非常理解大家希望从重从快处理涉案人员的心情，但是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必须于法有据。现有证据只能以滥用职权罪立案侦查，待尸体检验鉴定结果出来后，如果涉及故意伤害或者其他犯罪，将依法一并予以追究 。”
疑问三：为什么仅对3人立案？
周茂玉说，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应当依法受到追究。立案侦查的，是因为获取了比较扎实的证据。正在对其余民警进行逐一甄别，涉嫌犯罪的将依法坚决查处，绝不姑息迁就 。
疑问四：案件何时能够侦查终结？
周茂玉回答，截至目前，检察机关共收集固定书证48份，证人证言46份，犯罪嫌疑人供述14份，同步录音录像18次36盘17小时。检察机关将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立场，依法尽快查明真相。办案过程中，将依法及时公布案件进展信息 。
他说：“作为检察长，我将以对人民群众、对法律、对案件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此案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在此，我向大家郑重承诺：对于我所经办的案件，我将终身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