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刑法

1. 芬兰刑法中受贿量刑

刑事执法严格，重在定罪，罚金高昂
芬兰在调查、起诉涉及腐败犯罪中，其程序完全等同于其他类型犯罪，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预审调查法》和《强制措施法》规定的一系列规则和程序。芬兰刑事司法系统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其突出特点是重罪轻刑重罚，即入罪门槛低，重在定罪，刑罚的适用较为轻缓，但强调罚金刑的广泛适用。很少使用监禁刑处罚腐败犯罪的结果并未导致这类犯罪的增加，因为腐败犯罪被追查、起诉的高风险和严厉罚没的高成本往往使行为人不敢铤而走险去实施腐败犯罪。
对于公务员实施腐败犯罪的，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如果公职人员涉嫌违法，司法调查则被视为影响其履行职责，该公务员将被停职。而且被选为公职人员或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实施了加重贿赂犯罪，其公职身份和职权将被罢免；对于实施较轻微的与腐败相关的犯罪，法官对是否解除其公务员身份或职权享有自由裁量权。
同时，《芬兰刑法》对私营企业涉及贿赂犯罪的规定也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更严格，违反职责本身并不是犯罪的构成要件，在行为人履行职责过程中接受行贿者的好处便足以构成犯罪。因此，定罪的目的旨在保护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维护自由竞争机制。如2012年5月赫尔辛基地方法院对某一公司的6名职员发出调查令（该公司在赫尔辛基主要从事建筑业、提供工业设施、住宅物业维修和管理服务及绿植），调查他们在赫尔辛基城市建筑工程中的收受贿赂行为，该案至今尚未审结。
密切关注腐败犯罪高发领域
近年来，芬兰在政府采购、税收、选举、建设项目、体育以及政治等领域发生腐败犯罪的频率较高。
在过去的10多年来，芬兰出现了一系列涉及假球的案件，其中大多以球员和教练因受贿而踢假球以及通过博彩欺骗而定罪。芬兰刑法对实施商业贿赂和接受商业贿赂的作为和不作为腐败犯罪处以罚款和最高二年有期徒刑。在芬兰有关假球的案件，当涉及付给球员金钱以让他们输球时，则涉及腐败犯罪；当对涉及赌球并赢钱情况下，则被视为欺诈行为。
2008年法庭审理了尼斯辛伦案，教练和一名球员因实施操纵比赛和赌球行为，构成商业活动中的贿赂和严重欺诈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一个月和附条件监禁一年，并处罚金。2009年法庭审理了米特斯克案，该案中，守门员米特斯克收受贿赂，在比赛中故意懈怠守门，吸引了大量的投注，比赛后他的账户内被存入大量现金。由于守门员所属的俱乐部是一个商业实体，米特斯克的行为构成经营活动中的受贿罪，而被判处附条件监禁4个月，并处罚金。
2011年芬兰法庭审理的威尔森·拉吉·佩鲁马尔案，佩鲁马尔被指控行贿11名球员，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9名队员因欺诈行为而定罪，并分别判处附条件监禁5个月至20个月不等，其中3人被并处罚金。佩鲁马尔是新加坡籍人，持假护照来到芬兰，他在芬兰足球联赛中行贿来自路云尼米队的11名球员，诈骗赌注达数10亿美元，其行为震撼了当年的足球赛场。国际足球协会将该案作为全球打击假球和非法赌博行为的突破口，并由此启动了全球范围内假球事件的深入调查。

2. 求教刑法问题

这个问题是目前刑法理论中还存在争议的问题，仅仅从法律依据上并不能很好地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而必须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很多刑法教科书上也并未将此问题解释清楚，有朋友说既然是学法律的看书就知道了，我想，也许你对这个问题也还存在疑问吧。

一、关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问题
我国刑法中关于盗窃信用片并使用的行为规定在第196条第3款: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按盗窃罪定罪处罚。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该行为的规定，是沿袭了97刑法出台前的司法解释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规定的。对这种行为的定性最早做出卡片骗取财物如何定性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答复中指出，“被告人盗窃信用卡后又仿冒卡主签名进行购物、消费的行为，是将信用卡本身所含有的不确定价值转化为具体财物的过程，是盗窃行为的继续，因此并不另定诈骗罪，应以盗窃一罪定性”。之后，在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14条第2款采纳了上述司法解释的意见，规定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处罚。”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则吸收了《决定》中的相关规定，依然将其作为一个注意条款规定在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的第3款，以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员忽略。

但是理论界关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一直存在争议。很多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就王平盗窃信用卡骗取财物如何定性的批复中指出，被告人仿
冒卡主签名购物、消费的行为，是盗窃罪的继续。可见其是以“不可罚之事后行
为”为根据的。但司法解释却忽略了该行为与“事后不可罚行为”构造上的区别。“事后不可罚行为”，指行为人为了保全、利用或处分其前行为之不法所得，所为之后行为，如果并未扩大先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则为先前之犯罪所吸收，而不另行处罚。“事后不可罚行为”适用的前提为先前之行为构成犯罪，即使没有其后续行为，也可独立定罪。而盗窃信用卡的行为本身并不能成立犯罪，因为一张信用卡本身并不具有多少财产价值，充其量即为制造一张信用卡所需的成本费用。只盗窃信用卡而不使用，并不构成盗窃罪。即使盗窃信用卡本身构成犯罪，而“事后不可罚行为”也要求“事后之行为不得扩大先行为所造成的法益损害”。而盗窃信用卡后的使用行为中，即使其盗窃行为只侵害了公私财产权，而后的使用行为也必然要造成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亦即“扩大先行为所造成的法益损害”。可见，其后的使用行为不能包括在之前行为的评价中。该行为用“事后不可罚行为”来解释是不妥的。

另外，按照牵连犯的理论来解释该行为构成盗窃罪也不妥当。牵连犯是指以某种犯罪为目的实施的实行行为，与其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犯罪形态。牵连犯的基本特征都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数个相互独立的犯罪行为。而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过程中，盗窃信用卡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也就不符合牵连犯所要求的犯罪行为的复数性。

现在有些学者主张，对于盗窃信用卡使用应当分为两种情况处理”

一种是盗窃后在银行柜台取款或者在特约商户购物消费的情况，应定性为信用卡片诈骗罪，因该行为应归为“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行为。而根据国外刑法的规定。此种行为都归为诈骗行为。如按照法国判例，使用盗窃的信用卡构成诈欺罪。英国的信用卡诈骗罪在行为方式中也包括盗窃信用卡诈骗。芬兰刑法中也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归为“支付手段的欺诈罪”条款之中，“凡为本人或他人牟取非法利益，(一)未经合法持有人许可，超过合法持有人许可，或其他在无合法权利下使用支付手段的……以支付手段的欺诈罪论处……”。

第二种情况是在ATM机上提取现金或利用电话银行、网络银行使用信用卡的盗窃行为，应定性为盗窃罪。这种情况类似于自动贩卖机投入伪造硬币以窃取商品之行为，虽然存在欺诈，但机器没有陷于错误就不构成诈欺罪，而构成盗窃罪。但是，本来针对机器的行为应认为不是诈欺行为。因为指向陷于错误而处分的行为，不是欺诈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就像通常教科书列举欺骗财产所有人离开财产然后秘密窃取其财产一样貌似使用了诈骗的手段，但实质还是盗窃，因为银行决不可能让非法持卡人使用他人的信用卡和密码从自动取款机上取出现金的。行为人窃得信用片及其密码，即使合法持卡人发出挂失止付的要求，由于这之间还存在着通知上和挂失止付生效的时间间隔，行为人随时从自动取款机上取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而且风险较小。这样行为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信用卡内的资金，使合法持卡人信用卡中的财产面临着被严重侵害的危险。实践中发生的案件也多表现为不法分子盗窃信用卡和密码后，随即就将信用卡内的款项利用自动取款机提走。这种行为并不牵涉到信用卡的管理秩序，而仅仅只涉及到公私财产受损的问题。所以，对于在自动取款机上提取现金或利用电话银行、网络银行使用信用卡的行为，按盗窃罪定罪处罚更为准确。

当然，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或者刑法修正案出台之前，这些都为理论上的探讨，实践中还都应当以盗窃罪论处。

二、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规定，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犯罪，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按照通说，抢夺、诈骗、捡拾、侵占他人信用卡，本身是不构成犯罪的，只有在使用他人信用卡的时候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这也就明确说明了该种非法使用使用卡的情形显然属于冒用使用。实际上，国外很多国家的刑法中规定了“滥用信用卡罪”，将这种基于非法手段使用信用卡的行为都纳入该罪，减少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我国目前并未有此罪名，因此仍应当按照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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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求教一个刑法问题~~~

这个问题是目前刑法理论中还存在争议的问题，仅仅从法律依据上并不能很好地将这个问题解释清楚，而必须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很多刑法教科书上也并未将此问题解释清楚，有朋友说既然是学法律的看书就知道了，我想，也许你对这个问题也还存在疑问吧。

一、关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问题
我国刑法中关于盗窃信用片并使用的行为规定在第196条第3款: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按盗窃罪定罪处罚。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该行为的规定，是沿袭了97刑法出台前的司法解释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规定的。对这种行为的定性最早做出卡片骗取财物如何定性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答复中指出，“被告人盗窃信用卡后又仿冒卡主签名进行购物、消费的行为，是将信用卡本身所含有的不确定价值转化为具体财物的过程，是盗窃行为的继续，因此并不另定诈骗罪，应以盗窃一罪定性”。之后，在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14条第2款采纳了上述司法解释的意见，规定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处罚。”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则吸收了《决定》中的相关规定，依然将其作为一个注意条款规定在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的第3款，以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员忽略。

但是理论界关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一直存在争议。很多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就王平盗窃信用卡骗取财物如何定性的批复中指出，被告人仿
冒卡主签名购物、消费的行为，是盗窃罪的继续。可见其是以“不可罚之事后行
为”为根据的。但司法解释却忽略了该行为与“事后不可罚行为”构造上的区别。“事后不可罚行为”，指行为人为了保全、利用或处分其前行为之不法所得，所为之后行为，如果并未扩大先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则为先前之犯罪所吸收，而不另行处罚。“事后不可罚行为”适用的前提为先前之行为构成犯罪，即使没有其后续行为，也可独立定罪。而盗窃信用卡的行为本身并不能成立犯罪，因为一张信用卡本身并不具有多少财产价值，充其量即为制造一张信用卡所需的成本费用。只盗窃信用卡而不使用，并不构成盗窃罪。即使盗窃信用卡本身构成犯罪，而“事后不可罚行为”也要求“事后之行为不得扩大先行为所造成的法益损害”。而盗窃信用卡后的使用行为中，即使其盗窃行为只侵害了公私财产权，而后的使用行为也必然要造成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亦即“扩大先行为所造成的法益损害”。可见，其后的使用行为不能包括在之前行为的评价中。该行为用“事后不可罚行为”来解释是不妥的。

另外，按照牵连犯的理论来解释该行为构成盗窃罪也不妥当。牵连犯是指以某种犯罪为目的实施的实行行为，与其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犯罪形态。牵连犯的基本特征都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数个相互独立的犯罪行为。而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过程中，盗窃信用卡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能单独构成犯罪，也就不符合牵连犯所要求的犯罪行为的复数性。

现在有些学者主张，对于盗窃信用卡使用应当分为两种情况处理”

一种是盗窃后在银行柜台取款或者在特约商户购物消费的情况，应定性为信用卡片诈骗罪，因该行为应归为“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行为。而根据国外刑法的规定。此种行为都归为诈骗行为。如按照法国判例，使用盗窃的信用卡构成诈欺罪。英国的信用卡诈骗罪在行为方式中也包括盗窃信用卡诈骗。芬兰刑法中也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归为“支付手段的欺诈罪”条款之中，“凡为本人或他人牟取非法利益，(一)未经合法持有人许可，超过合法持有人许可，或其他在无合法权利下使用支付手段的……以支付手段的欺诈罪论处……”。

第二种情况是在ATM机上提取现金或利用电话银行、网络银行使用信用卡的盗窃行为，应定性为盗窃罪。这种情况类似于自动贩卖机投入伪造硬币以窃取商品之行为，虽然存在欺诈，但机器没有陷于错误就不构成诈欺罪，而构成盗窃罪。但是，本来针对机器的行为应认为不是诈欺行为。因为指向陷于错误而处分的行为，不是欺诈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就像通常教科书列举欺骗财产所有人离开财产然后秘密窃取其财产一样貌似使用了诈骗的手段，但实质还是盗窃，因为银行决不可能让非法持卡人使用他人的信用卡和密码从自动取款机上取出现金的。行为人窃得信用片及其密码，即使合法持卡人发出挂失止付的要求，由于这之间还存在着通知上和挂失止付生效的时间间隔，行为人随时从自动取款机上取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而且风险较小。这样行为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信用卡内的资金，使合法持卡人信用卡中的财产面临着被严重侵害的危险。实践中发生的案件也多表现为不法分子盗窃信用卡和密码后，随即就将信用卡内的款项利用自动取款机提走。这种行为并不牵涉到信用卡的管理秩序，而仅仅只涉及到公私财产受损的问题。所以，对于在自动取款机上提取现金或利用电话银行、网络银行使用信用卡的行为，按盗窃罪定罪处罚更为准确。

当然，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或者刑法修正案出台之前，这些都为理论上的探讨，实践中还都应当以盗窃罪论处。

二、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中规定，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犯罪，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按照通说，抢夺、诈骗、捡拾、侵占他人信用卡，本身是不构成犯罪的，只有在使用他人信用卡的时候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这也就明确说明了该种非法使用使用卡的情形显然属于冒用使用。实际上，国外很多国家的刑法中规定了“滥用信用卡罪”，将这种基于非法手段使用信用卡的行为都纳入该罪，减少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我国目前并未有此罪名，因此仍应当按照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4. 芬兰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

芬兰何以成为当今世界最廉洁的国家；芬兰一向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政府官员和公；有关专家认为，芬兰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上腐败程度；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芬兰法律专家认为，芬兰腐败案件少与公民的道德水准；芬兰人说话算数守信用，朋友之间相互信赖程度相当高；良好的教育环境使芬兰公民普遍具有法律常识，知法守；社会的透明与开放；透明和公开是芬兰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芬兰何以成为当今世界最廉洁的国家
芬兰一向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极为少见。全国各地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贿受贿案件不足10起，而且几乎没有大案。最近，总部设在柏林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了2003度世界各国腐败指数排名，芬兰连续第四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
有关专家认为，芬兰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腐败案件最少的国家，应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社会的透明与开放、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芬兰法律专家认为，芬兰腐败案件少与公民的道德水准以及民族的历史传统有着密切关系。长期以来，在北欧严酷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的芬兰人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性格：坚韧不拔、内向自律、善良宽容、诚信忠厚。至今，芬兰仍保持着纯真古朴的道德准则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例如，在芬兰各地超市里购买蔬菜、水果和糖果，普遍保留着自选、自称、自贴价签的自我服务购物方式，令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惊讶不已。人们在公共场所遗失的衣物几乎不会被过路人拿走，而是被放在明显之处等待失主自己来寻认。
芬兰人说话算数守信用，朋友之间相互信赖程度相当高，在口头上达成的君子协议如同正式签订的合同一样有效，使许多事情运作起来既简单又高效。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无形中会感到心灵得到净化与升华。相比之下，在芬兰，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等非劳动所得如同偷盗抢劫一般，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芬兰公民历来鄙视行贿受贿、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丑恶行为。人们不愿投机取巧，通过歪门邪道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习惯于通过脚踏实地的劳动和正当的努力去创造和获得财富。芬兰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马蒂·库西马基认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的最有效的手段。为达到某种目的向他人行贿，或替他人办事而索取钱财，都不符合芬兰人的思维方式。在他担任法官的30年里，没有一个人以任何形式向他行贿。
良好的教育环境使芬兰公民普遍具有法律常识，知法守法。芬兰儿童在初级学校就学习社会学课程，在高中学习法律知识。这样，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已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在芬兰，具有法律知识是各级政府部门录用工作人员的必要条件。所有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官员，一律要宣誓守法，并在任何时候都能清醒地意识到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并准确地把握社交和腐败的界线。

社会的透明与开放
透明和公开是芬兰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公共部门一切公开，接受市民和媒体的监督。政府档案馆以及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材料不仅对专家和研究人员开放，而且也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同时还提供资料查询、借阅和复印等服务。芬兰公民在需要时可以通过这一途径了解政府部门的有关情况，从而有效地防止政府部门产生腐败现象。
芬兰国家虽小，但社会的透明程度很高。在芬兰，不但不能开匿名账户，税收当局还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的情况。此外，每个芬兰公民和团体的收入及财产（资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加以公布。在公车管理方面，政府的透明度也相当高。芬兰政府机构公车数目极少，除总统外，在政府各部，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人享受配备专车的待遇，而且专车只限执行公务时使用。上下班用专车属于额外待遇，等于增加了个人收入，要照章纳税。其他部长在执行公务时，由秘书向政府办公厅申请用车。政府部门有义务定期如实地公布官员使用公车情况，媒体也有权查询。如果某政府官员多次使用公车办私事，将会被举报或被媒体曝光。
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
制定法律、严格执法，是防止和消除腐败的最有效手段。芬兰有一套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严格的法律法规，并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和完善。2002年6月，芬兰议会一致通过有关禁止议员接受贿赂的法律，该条款被纳入芬兰刑事法。如果议会议员接受他人贿赂，并答应按照行贿者的要求在议会中行事，就会被视为违法，并受到法律制裁，同时行贿者也将承担法律责任。受贿者和行贿者将根据情节轻重处以罚款直至4年徒刑。
芬兰的公务员法和刑事法中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接受贿赂，绝对禁止公务员利用职权谋取任何好处。如果公务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和他人索取或接受贿赂和其他好处，将以受贿罪处以罚款直至两年徒刑。其犯罪行为表明已不适合担任原职务者将被解职。如果公务员接受的贿赂和好处价值很大，或因受贿而给行贿者很大好处、给他人造成严重损失和伤害，将以严重受贿罪判处4个月到4年的徒刑，并免除其职务。向公务员和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行贿以达到某种目的、获得很大好处者，根据情节轻重也将被处以罚款直至4年徒刑。所有行贿受贿的钱物和其他好处，不论数额大小一律上缴国家。
芬兰的法律还禁止工商界在国内的经营活动中行贿和受贿，并同时禁止芬兰公司在国外通过行贿来促进其产品出口。芬兰公司在接待客户时，通常只向客人赠送价值不高的小纪念品。这样既可避免客人涉嫌受贿，自己也不会因行贿而违法。在某些腐败成风的国家，芬兰公司通常因不行贿而失掉许多项目和机会。即使如此，芬兰人也不会因眼前利益因小失大触犯法律。 但是，如果真要以身试法，芬兰的法律也是铁面无私的。2003年8月29日，芬兰海运局3名高级官员因受贿罪被赫尔辛基上诉法院判刑。这是近年来发生在芬兰的少有的严重腐败案件。据报道，这3人在1993年至1999年间代表芬兰海运局同挪威DSND船舶公司
签订出租多功能破冰船合同时，以极低费用出租两艘芬兰破冰船，使国家蒙受很大损失。而他们则在此期间接受对方贿赂，利用挪威DSND船舶公司提供的款项进行私人旅游，总金额达到近10万欧元。涉及此案的芬兰海运局总经理屈厄斯蒂·韦斯特里宁和副经理埃罗佩卡·科伊武迈基分别被判处4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韦斯特里宁同时被开除公职；原海运局运输部门负责人莱纳特·哈盖斯坦因接受贿赂情节较前两人严重，被判处10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他们3人还必须将其所获得的好处全部退给国家。

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芬兰的违法案件少，各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起着重要作用。芬兰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体制主要体现在政府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三个方面。
政府监督：议会督察员和政府司法总监是芬兰国家和政府机构中的最高监察官，一般由著名法学家担任。主要工作是依据宪法监督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政府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
根据宪法规定，政府司法总监有权出席内阁会议，监督总统和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是否合法，同时对政府各级官员进行监督，并有权随时要求政府官员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司法总监还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团体对官员及公务员的举报；对官员的不当行为提出警告；对严重违法的官员提出起诉。司法总监还可以根据舆论和媒体透露的有关情况立案调查。
新闻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芬兰国家小，有一点小事很容易被新闻界抓住。如果政府官员有不体面的事被媒体曝光，就会威信扫地，甚至被起诉。2002年5月，芬兰《晚报》披露，文化部长苏维·林登利用职务之便批准向奥卢市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赞助，帮助其扩建高尔夫球场，而她和她的丈夫及其数位亲属在该公司拥有股份。这种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立即遭到公众的强烈抨击。芬兰政府司法总监帕沃·尼库拉闻讯立即责成有关部门就此事进行调查。一周之内，林登便被迫辞职。
公众监督：在芬兰，官员的行为皆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任何公民都有权自由地检举和揭发违法的政府官员。芬兰政府为公民提供了各种机会，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对政府官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如果有人发现政府官员有渎职行为可向警方告发，或向其上司检举。如果这样做仍不奏效，还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另外，国家在采购物资和进行工程项目建设时尽可能公开招标，使行贿受贿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

5. 请教下国外有哪些关于野生动物伤人的相关法律

一、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中国规定
1997年《刑法》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第341 条,规定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三个罪名,在第346条规定了单位犯罪,在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二节“走私罪”第151条规定了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分述如下:
(一)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犯罪构成是: 1. 犯罪客体是国家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制度。犯罪对象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珍贵是指其价值高,濒危是指其有濒于灭绝的危险。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特定环境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如何界定,即在动物园或公园中经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以及科学研究过程中使用的野生动物,能否成为本罪对象。有学者认为,“现有关法律、法规未就捕杀野生动物的区域以及捕杀特定环境中的野生动物作出任何限制性规定,因此,无论行为人于何处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都可以构成本罪。”[ 2 ]笔者认为如此界定有利于有效打击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活动。2. 犯罪客观方面。本罪的行为方式包括猎捕和杀害。猎捕是指用器具、药物等狩猎、捕捉、捕捞野生动物,杀害是指杀死、害死野生动物。本罪属于选择性罪名,无论行为人是只有猎捕或杀害行为之一,还是行为人兼有猎捕与杀害行为,均只定一个罪,而不应数罪并罚。本罪属于行为犯,不以“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作为犯罪成立要件。司法实践中认定本罪的具体标准,是依据2001年《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下称林业局、公安部动物案件立案标准) 。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了三个量刑档次,即“基本犯”、“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2000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最高院动物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作出了明确界定,在解释的附表中按照涉案数量确定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量认定标准[ 3 ] 。3. 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对自然人犯罪按照法定刑量刑即可;单位犯本罪的实行双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341条规定的法定刑处罚。4. 犯罪主观方面只能出于故意,即明知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故意猎捕、杀害[ 4 ] 。
(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本罪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罪名,即第341条第1款:“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犯罪客体是国家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管理制度,犯罪对象包括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所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前已说明,此不赘述。所谓制品,系指制成品,即通过某种加工手段而获得的成品与半成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用死亡野生动物加工而成的制品,包括毛、皮、骨骼、角、牙、脏器、尸体等,以及其他有极高经济价值的部位,如犀角、象牙、虎骨等。二是用活的野生动物肢体或器官加工而成的制品,如麝香、熊胆汁等[ 2 ]。本罪行为是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故意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按照2000年最高院动物司法解释,“收购”包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运输”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出售”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 3 ]。本罪为选择性罪名,行为人只有“收购”、“运输”、“出售”三种行为之一的,定一个罪,行为人同时具有其中两种或三种行为的,仍定一个罪,不要数罪并罚。行为人只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或者野生动物制品的,或者将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同时收购、运输、出售,均只定一个罪,不要并罚。按照2000年最高院动物司法解释,本罪犯罪对象为野生动物时,其立案标准和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均同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了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标准。
(三)非法狩猎罪
刑法第341条第2款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侵犯的客体是国家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有关法律法规,如《野生动物保护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犯罪客观方面是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的行为。禁猎区,是指国家对适宜野生动物生息繁衍或者资源贫乏、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划定禁止狩猎的区域。禁猎期,是指国家野生动物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野生动物的繁殖或者皮毛、肉食、药材的成熟季节,分别规定的禁止狩猎的期间。禁用的工具,是指足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危害人兽安全的工具。禁用的方法,是指禁止使用的损害野生动物资源正常繁殖、生长以及破坏森林、草原等的方法[ 4 ] 。如何理解“情节严重”? 2000年最高院动物司法解释第6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狩猎‘情节严重’: (一)非法狩猎野生动物20只以上的; (二)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 (三)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2001年林业局、公安部动物刑事案件立案标准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 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20只以上的; 2. 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的;3. 具有其他严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的。该标准还规定,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50只以上的,为重大案件;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100只以上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为特别重大案件。本罪主体为自然人或者单位,主观方面是故意。
(四)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
刑法第151条第2款规定,“走私国家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较轻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各款的规定处罚。”与之相关的还有第155条“准走私罪”、第156条“走私罪共犯”、第157条关于“武装掩护走私”和以“走私犯罪和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的规定。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外贸易管制中有关禁止珍贵动物及其制品进出口的管理制度。犯罪对象是珍贵动物及其制品。根据2000年最高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 条规定,“珍贵动物”的范围跟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范围完全一样。本罪客观方面是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进出境的行为。本罪的立案标准、“情节较轻”、“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2000年最高院走私司法解释第4条有详细规定。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是故意。
(五)与上述罪名相关的几个问题
1. 行为人触犯上述罪名与其他罪名的想象竞合。根据2000年最高院动物司法解释第7 条规定,“使用爆炸、投毒、设置电网等危险方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者非法狩猎罪,同时构成刑法第114条或者第115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说明当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既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非法狩猎罪,又构成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罪名的时候,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罪处断。
2. 数罪并罚的规定。2000年最高院动物司法解释第8条规定,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和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
3. 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犯罪对象的其他犯罪。根据2001年林业局、公安部动物案件立案标准,如果行为人在盗窃、抢夺、抢劫案、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案、破坏生产经营案、聚众哄抢案、非法经营案、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案件中,涉及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陆生野生动物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特许猎捕证等犯罪对象的,分别执行盗窃、抢夺等罪名的相对应的立案标准。
二、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域外规定
在国外刑事立法中,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规定情况不一。有的国家专门规定了野生动物犯罪,有的国家则突破了“野生动物”的概念范围,将保护外延扩大到“动物”,凸显了这些国家强调“动物福利”的立法理念。现将有关国家的规定表述如下。
(一)美国。在1962年美国法学会拟制的《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中规定了“残害动物罪”( cruelty toanimals) ,是指行为人故意地或者轻率地使任何动物遭到残酷的虐待;或者使任何由他监管的动物遭到残忍的忽视;或者杀死、伤害他人的动物而没有得到主人的许可[ 5 ]。在美国,该罪从性质上归为损害道德的犯罪,属于四等犯罪(重罪、轻罪、微罪、违警罪)中的“轻罪”,刑罚不超过1年监禁。
(二)德国。1998年《德国刑法典》有关动物的犯罪主要是两处。一是分则第二十九章“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第329条和第330条。第329条第(3)款规定,行为人违反为保护自然保护区、作为自然保护区而暂时加以保护的地面或者国家公园而公布的法律规定或者可能实行的禁止规定: 1. 挖掘或者获取地下资源或者其他的土地组成部分; 2.从事掘沟或者碓砌; 3. 建成、改变或者除去水域; 4. 从泥坑、泥沼、沼泽或者其他湿润地带中排水; 5. 开垦森林; 6. 杀害、捕获、追捕在联邦自然保护法意义上特别加以保护的动物或者全部或者部分地毁坏或者移走其蛋卵; 7. 损坏或者移走在联邦自然保护法意义上特别加以保护的植物或者; 8.设立建筑物,和因此相当地妨碍其各自保护目的的,处5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钱刑。第329条第( 4)款规定,如果行为人过失地行使上述行为,那么刑罚为3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钱刑。第330条规定对特别严重的情形中的故意行为,处6个月以上10年以下的自由刑。特别严重的情形是指行为人持续地损害濒临灭绝的动物或者植物的存在或者出于贪利而行动[ 6 ] 。二是分则第二十五章“可罚的谋取私利”第292条、293条。第292条规定了“私自狩猎”,即行为人在侵害他人的狩猎权或者狩猎活动权之下: 1. 追捕、捕获、打死或者使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猎物或者2. 使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损坏或者毁坏处于狩猎权之下的物品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者金钱刑。在特别严重的情形中,处3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自由刑。第293条规定了“私自狩渔”,即行为人在侵害他人的狩渔权或者狩渔活动权之下狩渔或者使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损坏或者毁坏处于狩渔权之下的物品的,处2年以下自由刑或者金钱刑[ 6 ]。
(三)法国。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五卷《其他重罪与轻罪》全一章《对动物的严重虐待或残忍行动》规定的动物犯罪,有两个法条。第511 - 1条第1款规定,在并不必要的情况下,对家养、驯养或捕获的动物实行严重虐待或施以残忍行为的,处6个月监禁并科5万法郎罚金。第5款规定,开设任何新的斗兽场,处第1款规定之刑罚,第6款规定,抛弃家养、驯养或捕获的动物的,亦处相同之刑罚,但旨在放归繁殖的动物除外。第511 - 2条规定,不按照经最高行政法院提出资政意见后颁布的法令规定,在动物身上进行科学或实验性试验或研究的,处第511 - 1条规定之刑罚[ 7 ]。在《法国刑法典》第六卷《违警罪(条例部分) 》第二编《侵犯人身之违警罪》第二章《侵犯人身之二级违警罪》第二节《放任危险动物乱跑乱闯》第R622 - 2条规定,有可能对他人造成危险的动物,其看管人听任该动物乱跑乱闯的,处二级违警罪当处之罚金。在第六卷第二编第三章《侵犯人身之三级违警罪》第三节《刺激有危险的动物》第R623 - 3条规定,可能对人具有危险的动物,其看管人眼见该动物在攻击或追逐行人,反而刺激该动物,或者不对其加以制止,即使未造成任何损失的,处三级违警罪当处之罚金。在第六卷第五编《其他违警罪》第三章《三级违警罪》全一节《非故意伤害动物之生命或身体》第R653 - 1条规定,因笨拙失误、轻率不慎、缺乏注意、疏忽大意,或者不履行法律或条例强制规定的安全或审慎义务,偶然地造成家养、驯养或捕获之动物死亡或受伤的,处三级违警罪当处之罚金。第四章《四级违警罪》全一节《虐待动物》第R654 -1条规定,在并无必要的情况下,公开或非公开地故意虐待家养、驯养或捕获的动物的,处四级违警罪当处之罚金。第五章《五级违警罪》全一节《故意伤害动物生命》第R655 -1条规定,在并无必要的情况下,公开或非公开地故意杀死家养、驯养或捕获的动物的,处五级违警罪当处之罚金[ 7 ]。
(四)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1965年生效的《瑞典刑法典》第十六章《对公共秩序的犯罪》第13条规定,虐待、使过度劳累、忽视或以其他方式,故意或重大过失不正当地使动物遭受痛苦的,以残酷对待动物罪处罚金或2年以下监禁[ 8 ]。现行《芬兰刑法典》有三处规定了动物犯罪。一是第17章《侵害公共秩序的犯罪》第14条、第15条。第14条“侵犯动物福利”规定,行为人故意或有重大过失地采用暴力、加重负担、不提供必需的照料或食物,或者其他违反《动物福利法案》的方式,残酷地对待动物,或者对动物施加不必要的疼痛或痛苦的,以侵犯动物福利罪论处,处以罚金或者2年以下的监禁。第15条“轻微的侵犯动物福利”规定,鉴于疼痛或痛苦的状况或者其他犯罪情节,如果综合评定该侵犯动物福利的行为是轻微的,则犯罪人以轻微的侵犯动物福利罪论处,处以罚金[ 9 ]。二是第28章《盗窃、侵占和非法使用》第10条规定了捕猎罪,即凡不合理的在他人的捕猎区域捕猎,或在他人的捕鱼区域捕鱼,或以其他方式实施捕捉行为,或者是超越了其具有的基于法律、许可、协议或决议的捕猎或捕鱼权利,处以罚金。凡在其没有权利或不被允许的区域里,故意地且不合理地设置陷阱捕捉或杀死非受保护的动物的,也以捕猎罪论处。三是第48a章《自然资源犯罪》第1条规定了狩猎罪,第2条规定了捕鱼罪,两罪均处以罚金或2年以下的监禁。第4条规定了隐藏非法猎物罪,即对犯狩猎罪或捕鱼罪而获取的猎物而隐藏、获取、传送、运输和交易的,处以罚金或6个月以下的监禁。第6条规定了狩猎禁令,即被判狩猎罪的人可以被禁止狩猎1年以上5年以下[ 9 ]。
(五)国外刑法中动物资源犯罪的立法特点。国外刑法与我国刑法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1)犯罪对象的范围较广。美国规定为“任何动物”,德国规定是“在联邦自然保护法意义上特别加以保护的动物”、“濒临灭绝的动物”。法国将其规定为“家养、驯养或捕获的动物”。芬兰则将保护范围扩大为“动物福利”、“非受保护的动物”乃至“动物”。而我国是将犯罪对象严格限定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对上述范围之外的动物则没有列入保护范畴。(2)犯罪客观方面规定较为详细,许多在中国司空见惯的行为都规定为犯罪。美国刑法规定为“使任何动物遭到残酷的虐待”、“或者使任何由他监管的动物遭到残忍的忽视”、“或者杀死、伤害”。德国规定是“杀害、捕获、追捕”、“毁坏或者移走其蛋卵”,“追捕、捕获、打死或者使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猎物”。在法国刑法中“实行严重虐待或施以残忍行为”、“抛弃动物”,“在动物身上进行科学或实验性试验或研究”,“放任危险动物乱跑乱闯”,“刺激有危险的动物”,“造成动物死亡或受伤”、“虐待动物”、“公开或非公开地故意杀死动物”等都可构成犯罪。瑞典和芬兰的规定也同样细密。我国动物犯罪则局限于“非法猎捕、杀害”、“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非法狩猎”和“走私”等行为。( 3)犯罪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美国规定是“故意地或者轻率地”。德国既有“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可能实行的禁止规定而杀害、捕获、追捕动物或者全部或者部分地毁坏或者移走其蛋卵”的故意犯罪,也有过失犯罪的规定。法国刑法中“虐待动物”、“抛弃动物”、“放任危险动物乱跑乱闯”、“刺激有危险的动物”、“故意杀死动物”等犯罪显属故意,而“因笨拙失误、轻率不慎、缺乏注意、疏忽大意⋯⋯偶然地造成动物死亡或受伤”则属过失。瑞典、芬兰刑法也规定“故意或重大过失”均可构成。而我国刑法的几个罪名在主观方面都是故意,没有过失破坏动物资源犯罪的规定。(4)刑罚处罚都不太严厉,且注重财产刑的单处或并科。美国的“残害动物罪”属于“轻罪”,刑罚不超过1年监禁。德国对故意犯罪“处5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钱刑”,对过失犯罪处“3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金钱刑”,“对特别严重的情形中的故意行为,处6个月以上10年以下的自由刑。”法国“对动物实行严重虐待或施以残忍行为的,处6个月监禁并科5万法郎罚金”,其他情形只单处二级、三级、四级或五级违警罪当处之罚金。芬兰对侵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对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最重的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针对动物犯罪的行政处罚没有在《刑法》中规定,主要由《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来调整。
三、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司法建议和立法完善
(一)积极参与国际动物资源保护,加大国际合作力度
国际上对动物资源保护的重大意义认识较早,从20世纪初就开始制定一系列国际条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国际生物资源保护制度。1.野生动植物保护名单或名录制度。对需要特别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国际协定里加以列举,其意义是有利于各国密切合作而有所侧重地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稳定。2. 许可证制度。对拟参与国际野生动植贸易的主体实行准入限制,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规定了出口许可证、进口许可证、再出口许可证和其他有关证明书,其意义是有利于控制野生动植物的非法国际贸易。3. 保护野生动植物生境制度。“生境”是指生物体或生物群体自然分布的地方或地点。通过国际协定来确认、划定野生动植物的自然生存环境并予以特殊保护。中国除于1981年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于1992年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之外,对有的国际条约还没有批准。针对当前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跨越国界、形式多样且日趋猖獗的严峻形势,我国应积极应对,争取早日加入,参与国际动物资源保护,加大国际合作力度。4. 密切与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联系。目前世界上有许多有序运行的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World Wild life Fund)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IFAW) 、野生救援组织(Wild Aid)等。这些组织已成立几十年乃至百余年,具有丰富的国际动物保护经验,我国的相关动物保护组织应与之加强合作。
(二)树立刑法谦抑的现代理念,重保护,轻打击
关于刑法的谦抑性,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 10 ] 。我国学者也认为,“刑罚犹如双刃剑,用之得当,利国利民;用之失当,害民害国。用之得当的重要保证是刑罚权不得滥用,刑罚权受制约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5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最终目标是保护。惩罚犯罪只是保护的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在保护过程中通过打击野生动物犯罪而更加有效地预防犯罪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教育人们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如不吃野生动物,不穿戴野生动物皮毛制作的服饰等。促使行为人实施野生动物犯罪的原动力是牟取暴利,因此,加大经济处罚乃至财产刑的惩罚力度,也是阻止犯罪的重要措施。还要强化行政监管,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分别是林业和渔业行政部门,两部门要和其他行政、司法机关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加强行政处罚力度,把野生动物犯罪有效遏止在萌芽状态。
(三)处理好保护野生动物和动物致人伤害之间的关系
野生动物资源对于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但是最近我国出现多起动物致人伤害事件。2007年4月12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报道, 2007年2月22日昆明市动物园内游客小瑞欣在与老虎合影时突然发生惨剧,老虎将小瑞欣咬死。2007年4月30日《东方时空》报道,广西北海市银海区旅游度假村有一个鳄鱼湖, 9岁的刘海洋在湖边玩耍时被几只食人鳄拖进湖中吞食。据统计,中国每年发生十几起野生动物伤人事件。因此,如何加强野生动物管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协调好保护野生动物和动物致人伤害之间的关系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四)修订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
1. 及时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该法于1988 年制订,至今已近20年,许多内容的语言表述与现行法律极不协调。如该法第31条规定,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依照“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补充规定已被1997年刑法废除。该法第32条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30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里的“刑法第一百三十条”系指1979年刑法,现已修订为1997年刑法第341条。该法第3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情节严重、构成投机倒把罪、走私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投机倒把罪是1979年刑法中的罪名, 1997年刑法已废除,代之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等罪名。此外,《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发布于1992年,《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发布于1993年,均存在类似问题,亟待修订。
2. 定期核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该名录于1988年12月10日批准,距今已近20年。20年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急需纳入名录,以期得到重点保护。因此,应当尽快对《名录》进行重新审核修订。
(五)修订《刑法》及其配套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1. 将野生动物资源犯罪集中规定。目前,我国刑法中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非法狩猎罪规定在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而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罪则规定在分则第三章第二节走私罪中,这样规定显得分散,不够系统。从国外刑法规定来看,有的规定在“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专章中,有的称“对公共秩序的犯罪”,有的集中在“环境犯罪”或“自然资源犯罪”专章中。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将野生动物资源犯罪集中规定的立法思路有两种。一种是“小改”,即将第三章中的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纳入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之中;另一种是“大改”,即设置“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章,将环境犯罪全部纳入,以适应当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大量增加的形势需要。
2. 可以增设或修改相关罪名。其一,我国有些地方人们滥吃野生动物,易将动物病菌传染给人类。要改变这一不良习惯,单靠行政处罚远远不够,建议设立“滥食野生动物罪”予以规制。其二,随着动物园驯养动物、家庭自养“宠物”数量大量增加,许多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遭受侵害的案例频繁出现。诸如北京大学生刘海洋泼熊案、网上热炒的虐猫、虐狗现象等等,严重伤害公民爱护动物的情感,不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立法例,将“野生动物”外延扩展为“动物”,设置“虐待、残害动物罪”,以打击残害动物行为。其三,增设罪名保护动物生境或栖息地。其四,通过立法规制外来动物物种入境。据2007年4月14日《焦点访谈》报道,目前在一些城市的宠物市场或在互联网上,有人公开销售另类宠物,即从境外走私入境的外来动物,如巴西龟、大个子蟑螂等,有的生性凶猛,会攻击人类。对此类动物的监管目前很不到位,如果长此以往、任其自然繁殖,其危害是造成外来动物物种泛滥,破坏国内生态平衡。除采取措施严格管理动物进出口活动外,在刑事立法上要不要设置“非法引进境外动物物种罪”,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6. 1871德意志刑法典简介

全文358条，分总则，分则两编，总则5章，分则28章
总则5章,规定适用范围、犯罪、行为的后果、亲告和时效。分则28章，规定各种具体罪行和法定刑。这部法典是经过多年准备和反复争论后制定的，对各种犯罪行为规定得相当详细,不仅罪行种类较全,而且在每一罪行中又规定了在不同情节下法院应采取的措施，以减少分散的单行法规，并给法院以裁量的余地。该法典的主要特点有：①采取报应刑与矫正刑相结合的量刑办法；②实行多种多样的保安与矫正措施;③绝对废除死刑;④无期徒刑仅限于个别犯罪（如发动或准备侵略战争、谋杀、以灭绝种族为目的而杀人）；⑤严格限制适用短期自由刑（6个月以下）,而代之以罚金；⑥实行“日数罚金制”(Tagesbussensystem),即在刑法分则各条中只规定处罚金而不定数额，法院在判决时，根据罪行和被告经济情况,在法定幅度(5～360天,每天2～10000马克)内,宣告被告应处若干日罚金,每日罚金额为若干马克,共应缴纳罚金若干马克。日数罚金制原系1910年先在瑞典提出的,1921年5月芬兰刑法首先采用，后来墨西哥(1929)、瑞典(1931)、巴西(1935)、古巴（1936）、丹麦(1939)各国陆续采用。

7. 现在国家刑法是怎样对待未成的性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1月23日起施行）第六条：“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在此之前，关于已满14岁的未成年人与幼女发生性行为如何定罪处罚的问题，曾经有两个司法解释。其一是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14岁以上不满16岁的男少年，同不满14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奸淫幼女罪，责成学校和家长严加管教。”其二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对于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三个解释文字略有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已满14岁的未成年人与幼女发生性行为的刑事豁免增加了一个“偶尔”的条件。豁免条件更为严格。

也就是说，已满14岁的未成年人与幼女发生性行为不被认为是犯罪，需有四个应当同时具备的条件：不满16岁、偶尔、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除了不满16岁是清楚的，其余三个条件都是不明确的。偶尔是几次？情节轻微是否包括幼女“同意”的情况？造成严重后果是否包括处女膜破裂、怀孕？

对已满14岁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与幼女发生性行为，不一律作为犯罪对待，我是赞成的。这与《刑法》的有关规定并不冲突。《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岁未满18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就是说，已满14岁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他们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等危害严重的犯罪时，才承担刑事责任，而且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虽然也有强奸，但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强奸主要是指那种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手段而实施的强奸。

但我的理由以及我构想的豁免条件与《解释》不尽相同。我认为，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与幼女发生性行为，如果幼女是“同意”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对待。我所说的“同意”，对于幼女来说，并不是指法律认可的、在理性基础上的对性行为的同意，而是指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在对性有一定了解基础上的对性行为的同意。借用有关的术语，可以把这种“同意”称为“准知情同意”。这种“同意”的年龄底线大体在12岁左右。性生理学和性心理学研究揭示，12岁左右的幼女以及幼男处于青春前期，性生理已有相当发育，性意识已萌芽甚至觉醒，异性之间的吸引已被双方明显地感觉到。据美国的有关调查，60％的成年女性回忆她们在12岁之前就了解到有关性的事情；40％的女大学生回忆在12岁之前有过手淫经历。美国另有一项对9～15岁未成年人的调查，结果表明63％的男孩和14％的女孩在12岁之前发生过性关系。中国的女孩或者男孩也许不会如此早熟，但也不会晚许多。《大清律例》就把已满12岁作为幼女同意性行为的年龄，“奸幼女十二岁以下者，虽和，同强论”。

不必对已满12岁的未成年人有性的冲动大惊小怪。这样的性冲动是难以压制的。对性冲动的粗暴压制只能推波助澜。但是，为他们着想，对他们的性冲动以及由此发生的性行为也不能听之任之。父母的干预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父母的干预之外，法律也可以进行适当干预。但是法律处罚的，应当是那些已经被成年社会的污垢感染并已经表现出道德品质问题的未经对方“同意”而实施性行为的未成年人。已满14岁的未成年人与年龄接近的幼女发生双方“自愿”的性关系，不论偶尔或者经常，也不论处女膜是否破裂，是否造成幼女怀孕，我认为都无刑事处罚之必要（民事责任是另外的问题）。他们的性关系，大多属于早恋中的偷食禁果，虽然不智，但还有一些纯真。对行为人进行批评训诫足矣，当作强奸犯处罚则太苛严。我担心，他们会因为受到这样不能让他们信服的惩罚而敌视法律、敌视社会、敌视女性，进而发展成为真正的强奸犯。而且，对行为人的处罚还会对“被害”幼女的心理造成伤害。在我们这个社会，说她早恋性交与说她被强奸，对她的心理和名誉的影响有很大不同。遭此打击，她以后性观念、性心理的发展可能会发生扭曲。

而对于已满14岁的未成年人与不满12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不论经常或者偶尔，也不论造成什么后果，我认为都应以强奸罪或者猥亵儿童罪论处（在这里，“明知说”也是适用的）。12岁和14岁、18岁一样，只是一个法律的推定，并不是说，幼女12岁前后的性生理和性心理的成熟度会有天地之别。杜里奥·帕多瓦尼在谈到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时指出：“这种推定并不符合人格发展形成的渐进性（对特定事实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绝不是在刚满14岁的第二天就一下子形成的）；但是，这样的推定却为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必需，在刑事责任能力这个特别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上，更需如此。”

难题是，刑法如何把上述意思表达出来。有些国家想出一个办法。在有些国家，与幼女发生不构成普通强奸罪的性关系，双方年龄差距不大是刑事豁免的条件之一。例如，《奥地利刑法典》规定，与儿童发生性交或与性交相似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的年龄大于儿童的年龄不超过3岁的，性行为不存在借助物品的情况，且行为既未造成严重身体伤害，也未造成儿童死亡的，不予处罚，但儿童不满13岁者除外；对儿童实施其他性行为，如果行为人的年龄大于儿童的年龄不足4岁，且未造成儿童重伤害，也未造成儿童死亡的，不予处罚，但儿童不满12岁者除外。《瑞士刑法典》规定，与儿童发生性行为，如果双方的年龄相差不足3岁的，不处罚。为什么限定年龄差距？我分析，这主要是为了把利用智力和经验的优势诱骗幼女的情况排除于豁免之外。其次，这些国家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与我国刑法一样，也是有层次的。奥地利是14－18岁两档，瑞士是7－15－18岁三档。17岁少男与13岁幼女发生性行为，比14岁少男与13岁幼女发生性行为更有可能是诱骗的结果。《芬兰刑法典》没有限定年龄差距，也没有限定儿童年龄底线，但规定：与儿童发生性行为，如果双方的年龄、精神或者身体成熟状况没有巨大的差距，不构成犯罪。这些规定值得借鉴。

8. 现在在芬兰杀了人，法院会怎么判

1、中华人民共抄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具有属人管辖权，仍然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就本案而言适用232条或者234条予以追责。
此外，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境外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法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如果案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引渡条约的，则犯罪嫌疑人即便逃回国内也有可能会被通过外交手段，引渡回案发国受审，如果引渡回案发国受审，则适用于案发国的法律。
如果未引渡的，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司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7条

9. 卢建平的主要作品

1. 《比较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经济犯罪与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研究》（副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 《经济犯罪与侵犯人身权利犯罪的国际化及其对策研究》（副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金融法律实务》（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新刑事诉讼法释义》（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 《外国法制史——法国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7. 《比较犯罪学》（合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
8. 《经济法》（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年版
9. 《刑法国际指导原则研究》（副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 《经济法》第2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 《网络犯罪》，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
12. 《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3. 《刑事政策与刑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 《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第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解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16. 《刑事政策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 《挪用公款罪专题整理》（合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 《全球化时代的知识产权犯罪与防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 《刑事疑难案例研究》（执行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20. 《当代刑法学》（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 《外国刑法学总论》（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2. 《中国刑事政策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
23. 《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探索与实践》（执行主编），2009年版
24. 《刑法学各论研究述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5. 《不起诉实务研究》（执行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1. 《新刑法理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9年版
2. 《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中文类
1. 《要重视对我国国内法律冲突现象的研究》，载《法学研究动态》1989年
2. 《西方国家的法律膨胀现象》，载《法学研究动态》1989年4月
3. 《西方国家刑法发展的新趋向》，载《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2月
4.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载《浙江大学学报》1990年6月
5. 《行政监察法初探》，载《浙江大学学报》1992年9月
6. 《论行政刑法的性质》，载《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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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论犯罪经济人》，载《犯罪问题研究》，1996年
11. 《论法律与经济秩序》，载《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
12. 《法治与人性》，载《法治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13. 《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载《法学研究》，1997年
14. 《国有企业现状之法律分析与对策建议》，载《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
15. 《始发与未发-谈刑事侦察工作方针》，载《公安学刊》，1997年
16. 《经济国际化对犯罪国际化的影响》，载《浙江学刊》，1997年
17. 《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载《人民政权报》，1997年10月31日
18.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理论视野》，1997年
19. 《关于领导干部的法治观》，载《理论视野》，1997年
20. 《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载《浙江大学学报》，1998年
21. 《社会防卫思想》，载《刑法论丛》，1998年
22. 《论法治国家与刑事法治》，载《法学》，1998年
23. 《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载《刑事法专论》上卷，1998年
24. 《洗钱犯罪比较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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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身份问题》，载《人民检察》，1999年8月
27. 《面临有组织犯罪挑战的刑事司法体系》，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6期
28.《评中国的刑事法律改革》（法文De la reforme pnale en RPC），法国《L’Astre》,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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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日本被害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载《理论探索》2007年第5期，142-146
92.《论文答辩的技巧与方法》，载《法学家茶座》第13辑，2007年1月
93.《师范与规范》，载《法制日报》，2007年6月17日
94.《我在法兰西学院听课》，载《法制日报》2007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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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论我国第333条的立法完善》，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65-68
97.《从黑砖窑案看刑法244条之完善》，载《人民检察》2007年20期，55-57
98.《与众不同是一种权利》，载《法学家茶座》第17辑，2007年11月，62-65
99.《一种违法性认识理论的新主张及其在涉林案件犯罪故意认定中的具体运用》，载《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13-18
100.《和谐社会语境下犯罪被害人调查的意义及其方案设计》，载《犯罪研究》2007年第6期， 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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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长期合同与长治久安》，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5期，55-56
103.《从亚里斯多德到周秋田》，载《法学家茶座》2008年2月，第20辑，152-154
104.《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2期，63-72
105.《权利的双向寻租及法律规制》，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23-28
106.《传染病防止失职罪的主体范围研究》，载《人民检察》2008年6月第11期，41-44.
107.《知识产权犯罪门槛的下降及其意义》，载《政治与法律》第2008年第7期，16-21；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8年第10期，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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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政治系统理论视野中的刑事政策科学》，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1月，21-26
110.《完善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65-69
111.《通吃现象和腐败的马太效应的遏制》，载《人民检察》2009年2月第3期，41-42
112.《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载《南都学坛》2009年第3期，84-89
113.《我国被害人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河北法学》2009第5期，65-69
114.《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整体调整》，《青少年犯罪问题》，2009年第4期， 63-71
115.《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语境下中国死刑废止前景展望》，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10期，36-40
116.《选择的智慧与利益的博弈》，载《中国审判》2009年第6期，44-45
117.《中国有组织犯罪相关概念特征的重新审视》，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3-10
119．《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语境下中国死刑废止前景展望》，《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433-445
120. 《论我国刑罚结构的缺陷及其完善》，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7月第4期（第22卷，总112期），第5-10页。
121.《犯罪构成理论若干问题梳理》，载《南都学坛》2010年6期，第30卷总126期，80-84
122.《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典化》，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17期，9月，总581期
123.《海峡两岸涉黑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热点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6月，32-39
124. 《 社会敌意（社会冲突）的制度调控—兼论刑法的面孔》，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9月第5期（第22卷，总113期），第48-54页。
125.《城中村治理—撕开二元制度的面纱》，载《清风》2010年第12期，总第012期，第32-33页。
126.《加强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民生刑法之提倡》，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12期，总202期，三十一卷，第10-13页。
127.《风险社会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载《法学论坛》2011年。
128.《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与少年司法制度改革》，载《法治研究》2011年第3期，41-46
129 .《犯罪分层及其意义》，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147-149
外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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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文：当代中国刑罚政策的发展变革，日本北海道大学《北大法学论集》（ISSN0385-5953）第58卷第5号，2008年1月，101-117
10. 日文：民间社会在中国刑事政策体系中的角色转型，日本北海道大学《北大法学论集》（ISSN0385-5953）第58卷第5号，2008年1月，118-137
11. 法文：Le debut d’une autre longue marche, 载《欧洲法律与经济评论》(ISSN 1766-5914)，法国巴黎，2007年1月-6月，总13-14期，2008年6月出版
12. 英文：New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since 1997, 载《欧洲法律与经济评论》(ISSN 1766-5914)，法国巴黎，2007年1月-6月，总13-14期，2008年6月出版
13. 法文：Regards croises sur la reforme de la peine de mort en Chine, in Revue de sciences criminelles et de droit penal compare, 2008-3, septembre, 537-541
14. 英文：Death penalty in PRC:Quo Vadis?, in Revue juridique et economique Europe- Chine(ISSN 1766-5914), 2009-6, p131-153
15. 英文：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ISSN0009-4625/2009 ）, vol 41, no 4, The Debate on the aboli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 as applied to Economic Crimes in China, Summer 2009, pp66-79. SSCI.
16. 法文：La protetcion de la securite alimentaire en droit penal chinois,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economique,RIDE,2009
17. 英文：The 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Seminar on Major Issues about the ICC, Hainan, 9-12/2/2003
18. 英文：The Cyber-crime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 in PRC, 2003-4-9—11, Athens, Greece, AIDP Colloquium on Cyber-crime.(with Zhao Bing)
19. 西班牙文：La reforma del sistema de la pena de muerte en China antes de la ratificacion del pacto internacional de derechos civiles y politicos，in《Hacia la abolicion universal de la pena capital》, Valencia,,2010, pp311-340
20.日文：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整体完善，载日本北海道大学《北大法学论集》第60卷，第6号，2010年3月，第248-268页
21. 意大利文：La riforma della pena di morte in Cina(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in《Il diritto di uccidere》,Feltrinelli, Milano, 2010年6月，PP223-246
22. 法文：L’epee de l’academicienne de Mireille Delmas-Marty,14-mai-2009, La releve-Temoignage de LU Jianping
23. 韩文：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载《比较刑事法杂志》韩国比较刑事法学会，2010年第1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