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明民法典

❶ 如何物权法

以下是中国最权威的民法学家对物权法的解读:

者：物权法从着手起草到最终通过，跨越14年，历经八审，这在我国立法史上是空前的。这部法律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大的关注？

王利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最根本的就是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物权法是一部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法律，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触动了社会的每个神经。可以说，大到一所房子，小到一针一线，都是物权法调整的对象。所以，在起草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争议，这是非常正常的。

记者：物权法审议过程中的一大亮点，是面向社会征集意见。这些意见对物权法的出台有何影响？

王利明：在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时，全国人大收到了一万多条，反馈的信息非常多。很多群众的意见都得到了采纳。应该说，物权法的出台，经过了立法机关、法学家和实务部门、社会各界充分交流意见，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几代中国法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树立了我国民主立法的典范。

记者：作为起草者之一，您如何看待物权法出台的意义？

王利明：物权法的出台是中国法律界的一件大事，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物权法的首要功能就是确认财产归属、平息冲突和纷争。一整套对财产予以确认和保护的规则，随着物权法的出台而形成，这必将为维护公民的切身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物权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这部法律的通过，为中国民法典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物权法有三大主要功能

记者：对许多人来说，刚刚出台的物权法还比较陌生。概括来说，物权法究竟是干什么的？

王利明：简单地说，物权法的主要任务就是讲物是谁的、怎么利用、在受到侵害以后怎么保护。所以，物权法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确认产权、保护物权、物尽其用。产权应该是物权法的核心。确认产权其实就是通过明确物的归属，从而定分止争。举个例子，商鞅在《商君书》里面曾经说过，为什么一个兔子奔跑，每个人都去追赶，不是因为兔子可以分为一百份，而是因为兔子的归属没有确定，所以，大家都去抢。但是，在归属确定之后，满街都是卖兔子的，却没有人去抢。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界定产权就是为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基础。

记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物权还是一个比较晦涩难懂的概念。物权法对物权具体是怎样界定的？为什么要保护物权？

王利明：所谓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财产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保护物权，就是在物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如何对权利人给予救济。英国学者洛克有句名言，没有个人物权的地方，就没有公正。现代西方法治正是在对财产权的切实保护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最经典的就是“波茨坦磨坊”的故事。1866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在波茨坦建造行宫，强行拆掉了一座他人的旧磨坊，被磨坊主告上法庭。最后，法院一致裁决威廉一世因擅用王权侵犯原告人的财产权利，责成他在原址上重建一座同样大小的磨坊。在我国，保护物权为依法行政确立了标准，其实就是奠定法治的基础。

记者：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我国物权法在促进“物尽其用”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王利明：物尽其用，就是通过明确权利人对物享有的权利和对物的保护，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我国物权法为了强化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主要在如下方面作出了制度性突破：第一，规定了空间利用权，使对土地的利用由平面变为立体，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第二，扩大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必须按照招标、拍卖方式适用的范围，严格限制以划拨方式建立用地使用权；第三，承认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捕捞权等可以作为用益物权；第四，扩大了担保物的范围，只要法律、法规没有禁止抵押的财产，都可以设置抵押。

平等保护是中国物权法的特色

记者：我国物权法确定了平等保护原则，这与西方物权法的规定有何不同？

王利明：我国物权法强调必须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不同的所有权。平等保护是物权法的首要原则，是民法平等原则的具体化。物权法所说的平等保护，是指物权的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各种不同类型的财产，在遭受侵害后都要受到平等救济。在西方国家，物权法以维护私有财产为其主要功能，所以没有必要对所有权按照主体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平等保护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平等保护原则是我们社会主义物权法特色的鲜明体现。

平等保护原则，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在法律上宣告把个人的财产可以置于和国家财产同等的地位，这个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它体现了一种对个人的关怀，体现了人本主义的精神和理念，有利于更充分地关注民生，保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民生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权利问题，权利问题得不到基本的保护，老百姓的房子想拆就拆，就根本谈不上民生。平等保护强调了对人民群众财产的尊重，包含的内涵是非常深刻的。

记者：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与宪法中“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存在矛盾？

王利明：宪法规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怎么才能保障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呢？前提就是必须要实行平等保护。假如说优先保护一种，对其他所有制就采取歧视的态度，就不可能有共同发展。同时，我们也看到，物权法只有确立平等保护原则，才能够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巩固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只有对各类财产实行平等保护，才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最终有利于公有制的发展。

记者：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对个人和社会有哪些意义？

王利明：物权法对各类财产实行平等保护，有利于鼓励人民创造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举例来说，假设一位村民承包一片水面搞鲍鱼养殖，他对于未来的利益期待要求他进行一定规模的投资。但是否要投资、投资规模该有多大，则要取决于他对自己是否享有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利的信心。如果将他的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物权，那就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利，这无疑是给这位村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他可以大胆投资、努力经营。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

强化对国有财产的保护

记者：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物权法对国有财产的保护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利明：物权法在坚持平等保护原则的基础上，强化了对国有财产的保护。

首先，物权法规定了国家所有的范围，尤其是强调了专属于国家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

其次，物权法对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和使用国家财产的权限作出了规定。

再次，针对实践中较为突出的国有资产流失形式，比如企业改制、合并分立、关联交易等过程中，低价转让、合谋私分、擅自担保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行为，物权法规定了相应的责任。

此外，物权法还对监管不力造成国有财产流失的机构和工作人员的责任作了规定。针对国有财产监管中存在的问题，物权法规定：履行国有财产管理、监督职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加强对国有财产的管理、监督，促进国有财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财产损失；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物权法的这些规定，体现了宪法关于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保护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记者：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非常关心的问题，物权法有哪些特殊规定？

王利明：农民承包土地即将获得收益时，承包合同突然被终止，类似这样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例并不鲜见。《物权法》首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同时也规定任何单位在征收土地时，要对承包经营权人进行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为物权之后，有利于保护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与改良，促进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民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所承包的土地行使充分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依法处分的权利，对承包权进行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从而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农地经营效率。

记者：现在农民工大量进城，农村宅基地长期闲置；与此同时，一些城镇居民希望到乡下居住、种地。但目前物权法并没有放开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利明：在这个问题上，物权法适用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禁止宅基地转让。之所以这样考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严格保护耕地，我国地少人多，应当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一旦宅基地市场放开，有可能会导致村干部利用职权多占宅基地，从而导致耕地的大量流失。二是保护广大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实际上是保护农民的长远利益。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农村居民在失去宅基地和住房，大量涌入城市之后，城市确实无力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因而会给城市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物权法的规定既维护了现行法律和现阶段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政策，也为将来条件成熟后，修改法律和调整政策留有余地。

征收征用制度更加完善

记者：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不少人建议，应当在物权法中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以防止、限制有的地方政府滥用征收征用权力侵害群众利益。对此你怎样看待？

王利明：公共利益的概念很难在物权法上进行界定。因为公共利益本身在法律上是一个弹性条款，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和变动性，在不同领域内和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的内涵并不相同，情况相当复杂，即使是商业利益，也可能会涉及税收、就业等问题，从而间接地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物权法难以对公共利益作出统一的具体的界定，还是分别由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单行法律作出具体规定较为切合实际。

记者：现实生活中，以公共利益为名、滥用征收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违法征地、野蛮拆迁问题。物权法制定了哪些预防措施？

王利明：尽管难以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但可以考虑通过规定一些必要的程序与制度，防止“公共利益”的滥用，比如对征收程序、补偿标准、权利救济等作相应的规定。为此，物权法一方面规定了征收、征用土地的基本条件，即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和法定权限，在征收后必须给予充分补偿。另一方面完备了征收后的补偿制度，区分了对集体土地征收与对公民住宅土地征收的不同，同时规定了不同的补偿标准，对被征收人的权益保护得很充分。此外，物权法还严格区分了征收、征用两个概念。

城市居民购房有了“定心丸”

记者：物权法规定，房产70年后自动续期。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将来延期后是否需要补交有关费用呢？

王利明：中国的不动产权利比较特殊，从法律上看，房子的所有权是没有期限的，但土地使用权却是有期限限制。土地使用权的期限性与所有权的永久性，是财产法律制度中的一对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至于住宅建设用地续期后，是否支付土地使用费，该问题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需要慎重对待，物权法对此未作规定，届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作慎重考虑。

记者：现在小区内车位、车库的归属问题，以及停放在小区内道路上车位收费问题而引发的纠纷不少，物权法规定小区车库车位需首先满足业主需要。对这一规定应如何理解？

王利明：有关车库、车位，物权法明确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其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我们认为，首先满足需要，就是指开发商在修建了车位、车库之后应当首先将其出租出售给业主，而不能高价卖给第三人。

配套法规尚需完善

记者：物权法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物权法的顺利推行，还需要哪些配套法律的完善？

王利明：社会生活千变万化，不可能指望通过一部法律解决所有矛盾。物权法中有些规定还比较原则，相关内容需要通过出台配套法规和司法解释逐步细化、逐步完善。尤其是要制定国有资产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法、拆迁法等配套法律。

比如现在有人认为，管线、煤气等公共设施应该归业主共有，其实这么做有利有弊，因为这会给业主带来相应的维护成本，他们也要承担更多的维护义务，而物业服务的缺失也会增加公共设施的安全隐患。

另外，关于业主大会是否能够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也是难点。我个人认为业委会当然可以代表业主进行诉讼，但是在被诉时问题比较复杂。一旦业主作为被告，官司打输了，业主却不认账，很多官司往往难以判决，或者就算判决了也执行不了。

物权法出台后，侵权责任法也需要提上议事日程。物权法明确了物的权属，侵权责任法则将明确权属受到侵害该怎么办。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目前，无论从理论准备还是从实践积累来看，起草侵权责任法的条件都已非常成熟，这部法我想会很快出台。

❷ 人大民商法考研需要考什么科目参考书都是什么

人大综合课包括六门法学基础课，具体是：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包括民诉和刑诉）。还有就是英语，政治。
1）民法部分
①教材
书目：
A《民法学》，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著，十五规划教材，法律出版社2005版。
B《民法》，王利明主编，十五规划教材，人大出版社2005年版。
②专著
书目：
A《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王利明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B《民法总则研究》，王利明著，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物权法论》，王利明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D《物权变动论》，王轶著，法律科学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合同法新论"总则》，王利明，崔建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
F《合同法研究》第一卷、第二卷，王利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G《人格权法研究》，王利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H《亲属法专论》，杨立新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I《继承法研究》，郭明瑞，房绍坤，关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J《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王利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K《侵权责任法》，张新宝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法学硕士考研全攻略"民商法学》，法学考研网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❸ 王利明、梁慧星这两位民法泰斗是否出司法考试民法部分的题目啊

司法考试的民法题库是由钱明星和温世扬老师建立的，拼题一般是武汉大回学的温世扬答教授。民法部分考点很多，难度较大，物权法仍然要足够重视，因为在《物权法》实施的近两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典型的案件和新的争议焦点。除此以外，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担保法中的抵押、质押、留置就不要最为复习的对象了，因为它们已经被物权法所代替。2009年《专利法》进行了修改，根据以往的经验，新修改的知识点是考试常考的知识点，所以知识产权部分要注意《专利法》。

❹ 王利明与王利民

怎么能是一个人呢？法盲都知道。。法律是严谨的！
除非：那个人自己取了个化名，本来叫王利明

❺ 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纳了违法性要件吗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趋势，认为其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国《侵权责任法》适应侵权法充分救济受害人的需要，构建了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从而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该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实际上采纳了以过错吸收违法性的制度选择。在减轻或免除责任的事由规则中排斥了违法性要件，严格责任的制度设计更强调否定违法性要件。笔者认为，应当采用违反注意义务作为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过错，从而正确认定责任。 【关键词】违法性要件；结果不法说；过错；严格责任 违法性概念为德国民法所特有，并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所继受。[1]德国法上，构成一般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损害、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过错四个要件，违法性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已采纳了德国法的违法性要件说，但笔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不仅表现在其独立成编的体例特征，也表现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的四要件说，而是从中排除了违法性这一因素。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侵权法从行为法到责任法的发展是对违法性要件的否定 严格来说，违法性是德国侵权法独有的概念，德国法采纳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罗马法中曾经将侵权行为分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纪后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于1867年出版的《罗马法中的过咎因素》一书，[2]对不法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客观违法与主观违法”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存在过错的不法才能够产生损害赔偿的义务，而一个客观不法仅仅产生返还原物的义务。[3]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负责起草债法条文的屈贝尔（Kübel）曾为侵权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条款：“故意或者过失以违法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致他人损害的，有义务赔偿该损害。”据此，《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条第1款规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过失通过作为或不作为而做出不法行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损害，且其已预见或必然会预见此损害的产生，则他有义务向该他人赔偿其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无论损害的范围有没有被预见。”言下之意是尽管造成了他人的损害，但是只要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即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行动自由。[4]按照这一逻辑，侵权责任的成立，仅有损害并不充分，还必须有一个法律不允许的行为（违法行为）。后来，在《德国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对侵权行为的类型采用了三阶层结构。根据该法典，构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类：①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基于客体的特殊性而当然不法（第823条第1款）；②故意违背善良风俗致他人损害，因其行为的特征（违背善良风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条）；③以故意或过失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违法性的要求（第823条第2款）。可见《德国民法典》区分了侵权法的三种基础事实构成（侵害权利，违反保护性法律以及违背善良风俗）。[5]在这三阶层结构中，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违反善良风俗明显是行为导向的违法性，这是德国判例学说采纳违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据。[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法中，侵权法被称为侵权行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词来自于拉丁语名词“delictum”，其派生于动词“delinqere”（偏离正确的道路），意思是一个违法、一个失误或者一个错误。自公元前287年前后的《阿奎利亚法》将不法性规定为私犯的构成要件以来，在大陆法国家，常常将侵权行为称为不法行为，将侵权法称为不法行为法，[7]这对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不当行为的谴责和非难。这也为违法性要件的采纳提供了依据。从法典编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国学者所指出的，“侵权行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国学者von Bar教授的观点，侵权行为采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当，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合同外致人损害的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为tort或者Delikt都表达出一种具有过错或者不法性的行为，而在当今社会许多的侵权行为都没有这两个因素，所以采用“合同外责任”这样的用法，才能够把几乎所有的侵权责任概括其中。[9] 我国侵权法在制定时，究竟采行为法还是责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后来立法者选择了责任法的概念，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它还带来了理念上的改变，尤其是价值判断上的变化。如前所述，将侵权法作为行为法的概念中，强调了对行为本身的非难。以传统社会作为整体图景的侵权法中，其理念重点是对行为的可非难性，而违法性恰恰着眼于对行为是否违法的判断，这种法律技术与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是相适应的，因此，传统侵权法的整体分析框架中注重违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为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违法性的确定。”[10]早期的侵权行为法强调行为的不法性，顾名思义，侵权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法行为，强调的是行为的可非难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大量的侵权行为中（如高度危险责任），行为人本身的行为并没有可非难性，行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关标准的，造成了环境损害，也应当承担责任。这就说明仅仅通过不法行为难以概括所有的侵权责任。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尽管仍然受到强调，但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含义并不相同，有些国家认为这一内容包含于过错之中，另一些国家认为其包含于损害结果之中。[11]而在现代社会中，侵权责任法的理念重点转变为对受害人的救济，由行为法逐渐变迁为救济法和责任法，侵权法由“以加害人为中心”转变为“以受害人为中心”，相应而言，法律技术的中心对象就并非侵权人的行为，此时，以行为作为判断重点的违法性要件就无法完全符合现代侵权法的整体理念。法技术受到法理念的指导，法理念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法技术的变化，因此，侵权责任法的上述整体理念变迁必然会对于侵权法的法技术发生重要影响，我国侵权法采用《侵权责任法》的名称，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其在内涵上也包含了对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为侵权法从行为法转向责任法，从而突出了侵权法的救济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这种变化对于违法性要件的采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从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来看，不区分法益和权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况下，也并不如德国法那样必须以故意作为要件，[12]过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例如，在过失侵害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也同样构成侵权责任）。在法益保护范围上，侵权责任法呈现了一种开放的体系，不仅权益本身是一种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围本身也是无限开放的，其立法体现就是侵权责任法在第2条第2款采用了“等”这一表述作为兜底。第二，从责任主体来看，侵权责任法采用了侵权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侵权行为人和侵权行为人之外的其他人，后者虽然并非直接行为人但仍需承担侵权责任（例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承担的责任），这些人并未实施违法行为，但仍然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从归责形态来看，侵权责任法采取了多元归责体系，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违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在严格责任中，并不考虑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要件，但行为人仍然负有赔偿责任，尤其是公平责任的情况下，实行的是一种“百万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质上是因财产产生的责任，这与传统侵权法中的因违法行为产生的责任大相径庭。在侵权责任法中，这些规定包括：《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第31条关于紧急避险人对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险而承担的适当补偿责任；第32条关于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的规定；第87条关于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权人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第四，从具体侵权责任来看，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无法找到侵权行为人的情况下，同样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例如，《侵权责任法》第87条所规定的高楼抛物致人损害找不到具体侵权人的责任。这种侵权责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这同样与违法行为的判断没有太大联系。我认为，强调侵权法从行为法向责任法的转化，实际上强调了从制裁加害人向救济受害人转化，因而，违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减弱。 二、未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与违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国侵权法是否采纳了违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历史分析及侵权法发展趋势的分析外，还要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首先，要考虑我国侵权法是否严格区分了权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而规定了不同的构成要件。 德国民法系以违法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826条所规定的“三个小的概括条款”侵权行为法架构，其特色在于以违法性对权利及利益做区别性的保护。[13]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设计而言，其违法性要件的内涵，是采取了结果违法说（Erfolgsun-rechtslehre）。该说植根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对一般侵权行为保护对象的列举。该说认为，应从损害结果中判定违法要件是否满足：凡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各项法定权利，则该加害行为就是“违法”的。结果违法实际上就是以权利遭受侵害代替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在采纳结果违法论时，必须判断行为人是否侵害了权利或者违反了保护他人的法律，从而认定行为的违法性。此种观点为德国大多数学者所采纳，并且对德国的司法判例产生了重大影响。[14] 按照德国法上的结果违法理论，在侵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等“绝对权”的情况下，则构成结果违法。[15]这一论断实际上是以区分权利和利益，进而提供不同的保护为基础。《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条第1款时，就是以结果不法说为基础的。他们认为，任何侵害绝对权的行为只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就是违法的。此举的目的在于为这些权利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保护。[16]在结果违法的情况下，受害人不必举证证明行为是否违反了某个法律规定，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就推定行为是违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于并不存在侵害法定权利的结果，侵害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表明其违法性，而应当借助其他标准来判断违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以行为本身是否违背善良风俗作为侵害利益的行为违法性判断的标准；而且，只有在主观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应承担责任，这样就加重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护范围，从而维护了人们一般的行为自由。[17]据此可以确定，违法性的功能主要是为了限制和确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避免一般的过失责任对纯粹财产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护。[18]结果不法说的优点在于，确立了绝对权的保护范围，体现了绝对权不可侵害性，根据此种学说，只要侵害了绝对权，原则上都受到侵权法的保护。[19]不过，我们认为，此点并不构成我们应当采纳违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据。的确，在十九世纪的传统民法框架中，行为自由是法律的出发点和目标，并认为在此之后蕴含了基本的正义内容。[20]德国民法典在债法中注重维护行为自由，这符合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德国学者从维护行为自由的角度来构建出违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宣示作用。但是，当今侵权法在发展方向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传统民法典制定时期所面临的“保护自由，反对封建强权束缚”的社会任务已有所不同。可以说，现代社会正日益转变为“风险社会”，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护个体行动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护个体免受外部风险所造成的损害，这也是高度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等制度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违法性要件，很可能与侵权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此外，是否规定独立的违法性要件，也不应忽视技术层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数情形下，违法性可被包含在过错、损害等要件之中，(

❻ 王利明关于民法典体系的观点

王利明关于民法典体系的观点：
民法总则、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权总则、合同法、知识产权的一般规定、侵权行为法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