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民法案例

❶ 民事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

1、2006年1月19日凌晨4时许，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女教授欧阳洁跳楼身亡。欧阳洁生前曾与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副院长、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东风签订一份翻译合作协议，由王东风所在的翻译研究中心为欧阳洁的3本管理学著作进行翻译。

欧阳洁父母认为，女儿的死，和女儿与王东风的合同纠纷有间接关系。就这份翻译合同，欧阳洁的父亲欧阳周向天河法院起诉王东风违约，要求王东风支付违约金26万元。昨日，此案在天河法院开庭。王东风称：他严格执行了翻译合同，欧阳洁的死与他无关。

2006年3月8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欧阳洁与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副院长王东风以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签订三方翻译合作协议，约定由王东风翻译欧阳洁的3本管理学著作（《决策管理――理论、方法、技巧与应用》、《国际管理挑战赛赛前必读》、《市场预测与决策分析方法》）；

3本书合计126万字。该协议内容十分简单，未就翻译质量作出具体约定。仅约定欧阳洁需要支付给王东风3笔费用，合计30万元。

欧阳周提出，虽然合同中没有具体约定3本书的翻译要达到什么水平，但王东风组织了一批学生翻译，导致翻译出的文稿质量不合格，被皮尔逊公司退回。

欧阳周认为，在合同没有具体约定翻译质量的情况下，应当参照行业标准。王东风所在的翻译研究中心只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营利性机构，没有资质去为管理学专业著作进行翻译。“如果欧阳洁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那么王东风作为专业人士犯了更大的错误。”

在没有资质的前提下，王还组织没有翻译资格的学生对该书进行翻译，直接导致翻译质量不合格，书稿被退回。此后，欧阳洁为了让书稿达到出版标准，又出资让他人翻译书稿，给她经济上带来很大困扰，回老家借钱时曾在家人面前痛哭。

王东风的律师提出，翻译质量并无问题，而是欧阳洁一直都有资金问题的困扰，到译稿已经完成时欧阳洁都未能全额付款，至今仍有4万元未付，如果说违约也是欧阳洁违约。欧阳洁也知道不是由王东风本人翻译，有一批学生在翻译书稿。协议并未说明要由王东风本人翻译。

年过70的欧阳周和陶琪参加了长达3个小时的庭审。陶琪向记者表示，打这个官司并不是为了钱，而是要讨个公道。法庭建议双方调解，王东风的律师表示，如果要补偿愿意补偿1.5万元，对此，欧阳周表示，如果补偿数额太低他不会接受。

2、朱某在工厂浴室捡到苏某的进口手表，先说第二天归还，后来又说自己把手表弄丢了。苏某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朱某限期归还手表。

我国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

(1)典型民法案例扩展阅读：

民事违法的主要特征：

它同其他违法行为相比，有以下特征：

1、民事违法行为是违反民法规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的行为；

2、某些民事违法行为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如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财产或人身损害的，即使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过错，也同样构成民事违法行为；

3、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违法行为，本人虽不承担民事责任，但要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4、某些情况下，违反国家民事政策和社会共公利益的行为也可构成民事违法行为。

❷ 民法案例及其分析

1、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造成他人损害的，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案情]
原告李健，女67岁，家庭妇女。
被告丁建国，男，17岁，某钢铁厂徒工。
1986年7月9日晨，17岁的青年徒工丁建国骑自行车去上班，行至曙光饭馆东侧，将横过马路的李健撞倒，李当即昏迷，不省人事。医院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虽经抢救脱险，但其出院后，一直卧床不起，神智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造成终身残废。李健的两个儿子作为代理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丁建国赔偿其母李健住院期间所花的住院费、医药费、营养费以及家属请假护理的工资损失等，共计人民币1300余元，并要求其承担今后的医疗费和护理费2000元。经法院审理查明，李健被撞伤确是丁建国骑车时违犯交通规则造成的，丁建国应承担赔偿李健经济损失的责任。虽然丁建国尚未满18周岁，但已接了父亲的班，在某钢铁厂做徒工，其劳动收入除可以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之外，还稍有节余。经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丁建国赔偿原告1000元，在不影响其基本生活的情况下，每月从丁的工资中扣除15元，待丁建国转正定级后每月给付20元，至付清为止。
[问题]
本案被告年满17周岁，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是由基本人承担还是应当其监护人承担？
[简析]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里所说的“视为”就是“等同”的意思。这就是说，在能常情况下，只有年满18周岁并且精神状态、智力发育正常的公民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能独立地进行民事活动，并且对自己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能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公民，也看作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是指能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并能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的情况。具有这种情况的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可以认定为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被告丁建国已满17周岁，除能够以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并且能维持当地群众一般生活水平之外，尚有少许节余，因而在法律上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违法行为致人损害产生的民事责任就应由自己承担，不应由其监护人承担。因此，法院确定由丁建国本人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
2、十周岁以上的未年人进行的民事活动必须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
[案情]
原告沈为，男，17岁，明光服装厂合同工。
被告李乙，男，16岁，华夏职工学校学生。
原告沈为进明光服装厂工作已有一年，每月工资和奖金所得，除生活开支外已积有300余元人民币。因上下班乘车不便，沈托邻居李乙代买一辆自行车。被告李乙是学生，听到沈为要买自行车，便想把父亲李复给他买的一辆新车卖给沈为。两人商定卖价为210元。李乙为了对其你隐瞒卖车的事实，要求沈为先付给他100元，自行车不要一下子拿去，每星期由沈为使用四天，李乙使用三天，三个月后李乙将车子移交给沈为，沈再将余款110一次付清。二人即按此约定办理。三个月期满，沈为要求李乙把自行车交给他，李乙表示同意，但要沈为先将110元交付后再交车。沈将110元交给李乙后，李说第二天给车，但届时又不给车，这样拖了有半个月。沈为无奈，只得告诉李乙的父亲李复，要求交车。李复听后表示自行车不卖，至于沈为付的210元钱，他愿意由他归还一半，沈为不同意。为此，沈为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问题]
沈为与李乙买卖自行车的行为是否有效？为什么？
本案应如何处理？
[简析]
民事法律行为是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首要的条件是行为人要有与其实施的行为相适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法律规定，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限制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民事行为。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如何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认定，“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行为后果，以及行为标的数额等方面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三条）本案被告李乙只有16岁，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未征得其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出卖其父购置由他使用的自行车，这一行为显然与他的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目前在我国，自行车是家庭财产中一项比较重要的财产，按照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精神来判断，显然，只具有限制行为能力的被告李乙进行自行车买卖活动，是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尽管根据本案的情况，原告沈为是已满16周岁，有固定工资收入，中够维持自己生活的服装厂的合同工，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可以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但固买卖民事行为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买卖双方必须都具有独立立进行民事活动的民事行为能力，此种买卖行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买卖行为的另一方，即被告不具有独立进行买卖自行车这项民事活动的民事主体资格，因此，该项买卖行为即应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
至于本案的处理，应按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关于无效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处理。原、被告之间买卖自行车的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受损失的一方。即被告李乙应将收取的210元人民币返还给原告沈为。如果李乙将自行车价款210元全部或部分花掉了，而又无力偿还，则应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由被告李乙的监护人承担返还价款的民事责任。

3、监护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顺序中的数人
[案情]
原告王翔，男，38岁，教师。
被告赵玉珍，女，40岁，工人。
法定代理人顾文敏，女，58岁，赵玉珍之母，工人。
法定代理人赵明成，男，60岁，赵玉珍之父，干部。
赵玉珍从1965年起患精神分裂症，后经治疗有所好转，1970年5月与王翔结婚，婚后生育两个女孩。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赵玉珍的精神病时有发作，王翔四处求医，在生活上多方照顾。但赵玉珍的病情自1979年以后日趋严重。1983年12月，王翔以赵玉珍患有精神分裂症经多方治疗未见好转为由，向该县人民法院起诉，坚决要求与赵玉珍离婚。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赵玉珍长期患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王翔又坚决要求离婚，事实证明夫妻关系已不能再维持下去。故于1985年3月判决王翔与赵玉珍离婚；两个子妇由王翔抚养；赵玉珍的生活费、医疗费由其所在单位负担；由赵明成（赵玉珍之父）、顾文敏（赵玉珍之母）担任赵玉珍的监护人。赵明成以离婚不当和年老不能担任监护人为由，代理被告上诉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赵玉珍自1965年起就患有精神分裂症，1970年与王翔结婚后，虽经多方治疗不愈，且病情日趋严重。经医院诊断，赵患有衰退型精神分裂症，已丧失组织家庭的能力和工作能力。在赵玉珍患病期间，王翔对赵玉珍尽了到了夫妻间应尽的扶助义务。经反复向王翔做的好工作，王仍坚持离婚。鉴于赵玉珍父母身体健康，有监护能力，且赵玉珍父母及弟、妹与赵玉珍关系好，由其你赵明成和其母顾文敏担任监护人，对于赵玉珍疾病的治疗和生活都比较有利。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故于1886年3月判决，维持原审法院判决。
[问题]
被告的父母是否应当作为被告的监护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父母同时做为监护人是否正确？
[简析]
依照民法通则第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其他近亲属；（五）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如果没有上述法定监护人，由他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本案被告赵玉珍患有精神分裂症，其配偶王翔是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当然不能提任被告的监护人。根据本案情况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应由被告的父母承担监护责任。被告父亲有监护能力，拒绝担任监护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法院判决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处理正确。监护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顺序监护人不宜承担监护责任的情况下，法院判决被告父母同时承担监护责任，对切实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也是合理合法的。

❸ 民事案件的典型案例

今年1月19日凌晨4时许，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女教授欧阳洁跳楼身亡。欧阳洁生前曾与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副院长、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东风签订一份翻译合作协议，由王东风所在的翻译研究中心为欧阳洁的3本管理学著作进行翻译。欧阳洁父母认为，女儿的死，和女儿与王东风的合同纠纷有间接关系。就这份翻译合同，欧阳洁的父亲欧阳周向天河法院起诉王东风违约，要求王东风支付违约金26万元。昨日，此案在天河法院开庭。王东风称：他严格执行了翻译合同，欧阳洁的死与他无关。
2006年3月8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欧阳洁与中山大学翻译学院副院长王东风以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签订三方翻译合作协议，约定由王东风翻译欧阳洁的3本管理学著作（《决策管理――理论、方法、技巧与应用》、《国际管理挑战赛赛前必读》、《市场预测与决策分析方法》），3本书合计126万字。该协议内容十分简单，未就翻译质量作出具体约定。仅约定欧阳洁需要支付给王东风3笔费用，合计30万元。
欧阳周提出，虽然合同中没有具体约定3本书的翻译要达到什么水平，但王东风组织了一批学生翻译，导致翻译出的文稿质量不合格，被皮尔逊公司退回。
欧阳周认为，在合同没有具体约定翻译质量的情况下，应当参照行业标准。王东风所在的翻译研究中心只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营利性机构，没有资质去为管理学专业著作进行翻译。“如果欧阳洁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那么王东风作为专业人士犯了更大的错误。”在没有资质的前提下，王还组织没有翻译资格的学生对该书进行翻译，直接导致翻译质量不合格，书稿被退回。此后，欧阳洁为了让书稿达到出版标准，又出资让他人翻译书稿，给她经济上带来很大困扰，回老家借钱时曾在家人面前痛哭。
王东风的律师提出，翻译质量并无问题，而是欧阳洁一直都有资金问题的困扰，到译稿已经完成时欧阳洁都未能全额付款，至今仍有4万元未付，如果说违约也是欧阳洁违约。欧阳洁也知道不是由王东风本人翻译，有一批学生在翻译书稿。协议并未说明要由王东风本人翻译。
年过70的欧阳周和陶琪参加了长达3个小时的庭审。陶琪向记者表示，打这个官司并不是为了钱，而是要讨个公道。法庭建议双方调解，王东风的律师表示，如果要补偿愿意补偿1.5万元，对此，欧阳周表示，如果补偿数额太低他不会接受。

❹ 民法案例分析

1、创作是来事实行为，不适用法律源行为中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即使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完成了创作就能获得著作权，享有著作权中的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2、有效。已满16岁并以自己的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张某在购买彩电时符合这个条件，买卖合同有效。之后丧失行为能力，不影响之前买卖合同的效力。
3、配偶。对限制、无行为能力人财产的保管由监护人进行，而监护人的顺序是：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其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只有前一顺序的监护人不能监护或对被监护人明显不利时，才由后一顺序的人监护。这里，周某的顺序显然在刘某儿子之前，而且没有对刘某不利的地方。因此，应当由周某监护、保管财产。另外，小刘也不能起诉周某和刘某离婚，因为二人婚姻没有无效的地方，小刘不能介入二者婚姻的存续问题。

❺ 民法案例分析及答案

1.甲与乙的关系属于委托代理关系，甲未尽代理人的职责，将药材以低价形式卖与自己的专好友丙，并取得好属处费。此处可以判断为恶意串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乙有权向法院声请撤销甲与丙之间的交易行为并返还药材或补足差价。
对于楼上说也可属于效力待定的问题，我也查了一下，在学术上面，我们可以这样讨论，在实务上，我们仍然应当将恶意串通的民事行为归于无效民事行为里面。而且，即使是在学术上讨论恶意串通的民事行为的效力待定问题，也是要进行区分的，恶意串通损害特定的第三人还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如果是前者则可适用效力待定，若是后者，则仍应适用无效民事行为。

2.乙在未得到甲的同意的情况下把甲的彩电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处分属于典型的无权处分行为。原因在于，乙对彩电不享有所有权，本不具有所有权中的处分权能。但他将彩电以自己名义进行处分，且彩电的真正所有人并不知情，此行为构成无权处分。
附上说一句，如果丁是善意第三人，则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彩电的所有权，而甲则需请求赔偿损失。但如果丁是知情第三人，则不能取得彩电的所有权，甲得以基于物上请求权请求丁返还彩电。

❻ 德国100年经典民法案例

幼儿班负有过错，应适当作出赔偿。
幼儿园与幼儿的法律关系，目前大致有这样三种观点：1、监护关系；2、准行政法律关系；3、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下面就这三种观点，作一详尽的分析。
所谓监护，是为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和财产权而由特定公民或组织对其予以监督、管理和保护的制度。
《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据此，幼儿的父母是其当然的监护人，其监护人资格从幼儿出生之时起当然取得，不必经任何程序。
如果幼儿的父母死亡或者失去监护能力，则应按下列顺序确定其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1、祖父母、外祖父母；2、兄、姐；3、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幼儿所在单位或幼儿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在不存在上述规定的监护人的，由幼儿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幼儿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担任幼儿的监护人，其监护的职责主要有以下几项：1、保护幼儿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2、管理幼儿的财产；3、代理幼儿参加各类民事活动；4、教育和照顾幼儿；5、在幼儿的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
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来看，把幼儿园确定为幼儿的监护人并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监护责任是基于亲权产生的一种法定的职责；而幼儿园对幼儿的教育职责是基于教养机构的设置产生的一种工作职责。
不少人认为，父母作为监护人，把自己的孩子放进幼儿园，那么幼儿在幼儿园的时间内，幼儿园就是暂时或临时的监护人，在这段时间内应尽到监护人的全部职责。这种观点同样是无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2条：”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由此可见，幼儿园不能成为暂时或临时的监护人，因为幼儿的父母并没有明确将监护职责委托给幼儿园，事实上幼儿园也不可能接受这种委托。
第二种观点认为，幼儿与幼儿园之间是准行政法律关系。准行政法律关系，它并不是一个很规范、很确切的法律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均十分模糊。这一观点的提出，是部分学者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点，同幼儿园和幼儿之间的关系有某些地方的吻合或相似。但必竟不是相同，幼儿园不是行政机关，不能成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幼儿园的主管机构或上级机构是教育局，属于行政机关，故而用准行政法律关系来表示，这种表达未免有些牵强附会。
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法律规范所确认和调整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和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内外发生各种关系，这些关系涉及范围广泛、内容复杂，但通称为行政关系。这些行政关系凡经行政法律规范确认和调整，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的，就形成了行政法律关系，它是行政法律规范确认和调整一定范围行政关系的结果。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推断，用准行政法律关系来确定幼儿与幼儿园的法律关系是不确切的；同时，用这种关系也难以解决幼儿与幼儿园之间诸多的实际纠纷。这种论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难以把握。
第三种观点，是可以找到法律依据的。这种观点，把幼儿与幼儿园的关系归纳为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笔者也赞同第三种观点。
《幼儿园管理条例》第3条："幼儿园的保育和教育工作应当促进幼儿在体、智、德、美诸方面和谐发展。"第13条："幼儿园应当贯彻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第19条：”幼儿园应当建立安全防护制度，严禁在幼儿园内设置威胁幼儿安全的危险建筑物和设施，严禁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幼儿园工作规程》第38条规定：保育员在教师指导下，管理幼儿生活，并配合本班教师组织教育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第16条：”学校不得使未成年学生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校舍和其他教育教学设施中活动。"第17条："学校和幼儿园安排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参加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以上法律法规足以说明幼儿园对幼儿的关系为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
既然幼儿园对幼儿是一种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而不是监护关系，那么幼儿在幼儿园发生伤害事故，应如何进行赔偿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适当给予赔偿。"这一司法解释明确指出，幼儿园在赔偿问题上实行的是"过错原则"，即有过错应适当赔偿，没有过错就不予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是以此为依据来作裁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