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改革

Ⅰ 什么是商法

第一节 商法的概念
1 商法的调整对象
商法，是指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 商事关系
指一定社会中通过市场经营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商事组织关系和商事交易关系。
（组织法和行为法的结合，就是商法）。
3 商事关系的主要标志是商人和商行为。
商人，是以自己名义实施商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在我国，商人主要包括
（1）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
（2）合伙企业；
（3）公司和其他形式的企业法人；
（4）联营企业；
（5）外商投资企业。
商行为，就是适用商事法律规范的营利行为。从本质上讲，商行为就是市场中经常化、专门化和规范化的行为。
4 形式的商法和实质的商法
我国没有形式的商法，但存在实质的商法，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商事单行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
5 商法与民法、经济法既有紧密联系，也有一定区别。
简单而言，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民法对商法具有领导指导的意义，而商法对民法具有补充、变更、限制的作用。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商法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导性原则，经济法则强调国家意志和政府职能的介入，并以国家政策为主导。

第二节 商法的历史沿革
商法虽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商事规约，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近代商法却是始于中世纪欧州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正式确立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商法极不发达，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商事立法，主要是引进借鉴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商法，但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事立法也有不少是借鉴了英美法等的商事立法。

第三节 商法的一般原则

商法的一般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现代商法主要有四大基本原则。
一 强化企业组织
1 提高企业素质。主要依靠两套法律机制，一是，企业融资和确保企业财产基础的法律机制，
如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资本三原则。二是，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实现资产优化组合的法律机制，如破产、重整、兼并制度。
2 完善企业结构。包括完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主要是合理分配投资者和经营者的权利）和协调企业内部关系（主要保护职工利益，加强职工民主管理）。

二 提高经济效益 即 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收益。商法的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保护产权、维护信用、促使交易便捷三个方面。
1 商法保护产权，主要体现在界定产权（明晰产权）和维护其权威上；包括在产权受侵害时，给予及时、充分的救济。
2 信用的核心是信任。信任就意味着可以低成本地进行交易，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破产法对维护信用有积极的作用。
3交易便捷可以节约时间成本。为此，商法提供了不少制度支持。如商事交易的技术化（定型化），大量运用默示行为、证明形式自由、时效短促、商事促裁等。

三 维护交易公平
就是要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主要体现为平等原则和诚信原则。 例如，信息披露制度、一股一权原则、禁止内幕交易等，体现了平等原则。 董事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等，体现了诚信原则。

四 保障交易安全 商法为此提供的制度主要有：
1、强行主义；
2、公示原则；
3、外观法则（客观主义）；
4、严格责任；
5、保护善意买受人（第三人）。

Ⅱ 商法产生原因 （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谈）

商法的来产生，决非偶然源，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产生的根据原因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掌握了一定经济基础、积累相当物质资料的商人形成一种势力，他们要求脱离封建领主的司法管辖及宗教势力的支配，对商品生产交换用一个统一的社会规则进行概括，以保护和发展自由贸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必然发展成为国家制定的统一的商事法律。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地中海海上贸易随之遍及世界角落，各国政府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大力推行促使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了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商业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各国纷纷制定了商法。由此可见，商法只所以迅速在各国法典法，只不过是各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法律化。

法国学者丹尼斯·特伦曾指出：商法的形成实际上来自于实践，它们的系统化过程不是民法学者的传播，而是由于推行者的努力。

Ⅲ 简述商法的存在形式及其内涵

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商法起内源于地中海沿岸国容家的商人习惯法。随着经济贸易活动的发展以及商事规则的丰富，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制定了商法典及其他商事单行法规，形成了民商分立的格局。

Ⅳ 法考改革后，有什么变化呢

你好！法考改革后的变化如下：

一、考名改革

2018年之前名为“国家统一司法考试”，2018年后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即“司考”变为“法考”。

二、报考条件改革

1、原报考条件：“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2、改革后报考条件：

（1）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

（2）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

（3）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且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

三、法考科目改革

原科目为：试卷一、试卷二、试卷三、试卷四;一、二、三卷考客观选择题，试卷四考主观题。每张试卷分值为150分，四卷总分为600分。各卷考试时长均为180分钟。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方式。试卷一、试卷二、试卷三为机读式选择试题，试卷四为笔答式案例分析、法律文书、论述试题。各卷科目为：

试卷一：综合知识。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学、法制史、宪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

试卷二：刑事与行政法律制度。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试卷三：民商事法律制度。包括：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

试卷四：案例分析、法律文书、论述。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学、宪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

现科目为：客观卷一、客观卷二、主观题卷。

客观题考试实行闭卷、计算机化考试方式，试题、答题要求和答题界面均在计算机显示屏上显示，应试人员应当使用计算机鼠标或键盘在计算机答题界面上直接作答。

客观题考试共两卷。分为试卷一、试卷二，每张试卷100道试题，分值为150分，其中单项选择题50题、每题1分，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共50题、每题2分，两张试卷总分为300分。具体考查科目为：

试卷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律史、国际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试卷二：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

主观题试卷：9:00—13:00，考试时间240分钟。

主观题考试为一卷，实行计算机化考试。包括案例分析题、法律文书题、论述题等题型，分值为180分。具体考查科目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学、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

主观题考试设置选作题的，应试人员可选择其一作答。

四、法考时间改革

原考试时间：仅一个批次，考两天，时间为9月的第3个周六、周日。

试卷一：周六 上午08：30—11：3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二：周六 下午14：00—17：0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三：周日 上午08：30—11：3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四：周日 下午14：00—17：30，考试时间210分钟。

现考试时间：客观题分两个批次，也就是两天。2020年考试时间为10月31日和11月1日

第1批次考试时间：

试卷一：9:00—12:0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二：14:30—17:30，考试时间180分钟。

第2批次考试时间：

试卷一：9:00—12:00，考试时间180分钟。

试卷二：14:30—17:30，考试时间180分钟。

主观题考试时间为11月28日 9:00—13:00，考试时间240分钟。

五、法考查分改革

改革前：在考完的第二天上午公布真题，过3~4天公布真题答案，考完一周左右对真题答案提出异议，考后两个月左右公布成绩。分数线另外公布。

改革后：现在是客观题卷成绩考后一周左右公布，同时公布分数线;主观题卷是考试下一个月底公布成绩及分数线;二者均无真题。

以上是中公法考整理的解答，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Ⅳ 商法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及作用

“商”在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倍受欢迎的字眼。经过长期的重农抑商的文化压抑，经历建国初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式的遏制商业时期以及长期计划经济时代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包括商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民众对“商”的期望甚高。然而“商”在我国现实中，实在是承受着太多的神话，仿佛任何事物和“商”沾上就灵了。在法学的研究中，商法也同样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本文对商法的学习研究，不仅仅是因为商法的热门，更多的是缘起于学术上对商法性质定位等问题的争论：如学者普遍认为民法和商法都是私法，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民法的一部分[1]；而有的学者否认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认为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从一开始就和民法毫无关系[2]；大部分的学者赞成商法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而有的学者主张商法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或者说是众多法律部门中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4]。此外，对于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商法的精神等问题也是争议的焦点。本文试图通过对商法的考察，研究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

一、商法概念的再澄清

商法概念在现实中着实混乱。与之相关的有商法、商人法、商业法、商事法、商贸法等，英文有Law Merchant、Business Law、Commercial Law等，尽管在《论商法》[5]一文中作者已经作了详细的辨析和论述，但是在此还是有必要进一步强调。

（一）商人法和商法

所谓商人法，是“中世纪期间有关商人、商业事务的习惯法规和原则的总称。”[6]因此，商人法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是对历史上形成的商人习惯法的总称。相对来讲，商法的概念更多的用于法律部门的划分争议以及法典的制定上，一般人们认为商法是“传统上指与民法并列，并互为补充的部门法，即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7]或者是“规范商人、商业组织和商业行为的特别法律”[8]。因此商人法和商法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商人法是一个历史上的概念，更为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商人习惯法，而商法是一个现实的法典意义上的概念，其最为本质的特点就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因此，如果严格按照法的定义来讲，商人法是习惯法而不是法，因为其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这一结论可以从后文对于商人法的发展历史考察中得出。

其次，商人法和商法的本质精神是不同的。从我们对商人法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得知，商人法的产生和发展，无不贯穿着实事求是、务实创新的精神。由于欧洲中世纪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商业行为不被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可，商业活动无法获得当时的既有法律保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商业在地中海沿岸或者整个欧洲大陆的复兴，需要有调整商人活动的规范，因此商人自发的从罗马法的万民法中寻求依据，并且直接适用到中世纪的商业活动中。这种活动完全是有了客观的需要以后才发掘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客观的活动。

但是与商人法这种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活动相反的是，商法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主观的活动，缺乏客观的现实基础。尽管在关于商法特点的论述中都提及商法规范的技术型、制度的有效性、方法的灵活性和适用的广泛性，但是考察商法产生的现实，其就是拿破仑为了解决军火供应中经常出现差错而影响其军事活动的问题，一怒之下制定的，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拍脑袋”法典。因此，法国商法典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社会需要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开出的花，其到现在虽几经修改，但只有数十条有效的条文。从这一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商法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或者说仅仅是个别人主观活动的产物，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需求。

（二）商法和商业法

在外文的翻译中，我们经常遇到英美法中的Business Law一词，此外还有Commercial Law。对于这两个词语的准确翻译，应该是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商法是大陆法系的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并不区分法律部门，因而没有法律部门划分意义上的商法的概念，而仅仅有Business Law的概念，其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与企业或者经营有关的法律。如果说将其翻译成为商事法还勉强说的过去，可以理解为与商业事务有关的法律，翻译成商法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考察英美法国家中的Business Law的概念，可以发现其中不仅规定了大陆法系商法中的公司或商事组织的内容，更多的是关于反托拉斯法、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内容，甚至包含了不动产和共有、遗嘱、信托、知识产权等内容，完全不是大陆法系所说的商法的概念。[9]如果强行的将Business Law与商法对应，则更多的情况下是会产生误解的。所以应该用商贸法的概念来表达Business Law，同时也区别商业法。

商业法概念的使用在我国也是一个不太准确的概念，因为我国使用商业法实际上是指“计划型经济商业法”的概念。“商业法通常指计划型经济商业法”，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商业立法。其立法的范围仅限于国内商业，其内容与传统的商法截然不同。它规定：（1）商业的作用和地位；（2）商业的基本任务和目的；（3）国家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和监督；（4）商业行为要在国家政策和计划指导下进行；（5）维护消费者的利益。”[10]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商业法和商法的内容迥异。商业法在实质意义上应该是以产业政策法为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再者，对于Commercial Law的翻译，有的称之为“商业法”，而有的直接称为“商法”。对商业法的概念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分析，不再赘述。而对于将Commercial Law翻译成商法的做法，有一点是必须要澄清的。现在有的学者将美国的《统一商法典》（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也称为商法，并且将其作为商法法典化的例证，[11]这是一种误区。尽管在翻译上我们可以笼统的称为“商法典”，但是就连这些学者自己都承认美国统一商法典“内容、体系与法、德、日等大陆法国家各异其趣”，怎么可以仅凭名称的类同而就简单的认为其是商法？事实上，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内容庞杂，既包括了商业票据、银行收款和存款、信用证、舱单、提单和其他所有权单据、投资证券等，又包括了货物销售（主要是关于合同的内容）、担保交易的内容，实则是关于商贸法规的总汇，而绝不是像某些学者称赞的那样是“现代商法产生的标志”[12]。

二、商法的存抑或亡

明确了商法的相关概念，进一步对于商法的考察，自然离不开对商法产生的历史进行考察。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商法的历史中得到很多内容，直接论证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问题。无论是主张商法在现代社会中还有用武之地，甚至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商法典的论点，还是主张商法在现代泛商化情况下逐渐消亡、民商合一、私法一体化的论点，都会从历史上商法产生的原因和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进行考察的，只不过其对于材料的掌握和分析不同，才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历史，然后回头看现代社会生活的情况。同时我们希望能够不再依托于法学教材中对商法发展的历史陈述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发现法学领域中对其的论述，大体上是使用的相同的材料。我们希望能够借用历史学考察的结论对这一过程作更为明晰的考察。同时，由于对这一过程的历史考察是一个极为宏观的视角，因此必须借鉴社会学的分析研究方法，更为明确的说就是使用社会结构理论进行指导。

（一）从历史考察商法的存在

1、近代商法的产生和发展

论及到近代商法的产生，通行的观点认为是商法起源于十一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各个自治城市。这个时间是处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中，是封建制度和教会制度极其盛行的时期，怎么会产生与封建法和教会法格格不入的商法，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到七世纪伊斯兰教徒入侵地中海盆地，使得地中海这个原来“罗马帝国的内陆湖”从东南西三面被封锁，欧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七世纪伊斯兰教扩张造成的地中海封锁，必然使上述商业活动迅速衰落。八世纪中的商业停顿使商人消失，由商人所维系的城市生活也同时趋于衰落。当然，罗马的城市还在继续存在，因为他们是教区行政的中心，……不过，这些罗马城市已经失去了经济的重要性与市区行政的意义。”[13]无论是试图从地中海北岸少数的朝圣者经过地中海到麦加朝圣的行为，还是在北海、波罗的海附近的海盗活动证明这个时期的商业存在，都是徒劳无益的。“从各种观点来看，九世纪以后，西欧在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社会。”[14] 与这个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就是封建势力、教会势力的昌盛，而商业在这个社会中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但是从上面的记载中，我们也发现了欧洲中世纪城市可以分为教区行政、市区行政和经济区三层意义。

但是商业的冲动是人类抑制不住的，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商业消亡以后，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商业活动都在九世纪以后慢慢复兴，这种复兴活动从南北两部刺激着西欧大陆的商业活动，而最早的商业复兴还是来自于地中海沿岸，也就是近代商法的发源地。

无论最初的商人是怎么出现的，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难以准确的回溯，但是有一点事实是可以知道的：根据Norman J.G. Pounds的估计，在1050年，西欧商人阶级数量达到几千人，而到1200年，它的数量竟达到几十万人。[15]在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商人作为地中海沿岸唯一的继续活跃的经济，是地中海沿岸唯一的显现出一丝人类文明曙光，但是其发展是经历了千辛万苦。主要的表现就是：

第一，商人在经济上拥有一定数量的财富，但是其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地位，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由于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依据城市为主的农业社会，所以城市生活对于人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商人进行商业活动、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是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所以在亨利·皮朗所说的作为教区行政中心的城市中，没有商人生存的环境。但是商人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而是自己创造了商业场所，并由此演变成为商业城市。这些城市通常是自治的，因为封建或者宗教的势力通常不涉及到此地，或者说有时封建或者宗教势力还需要依靠这些商人的帮助：一方面教会所需要的香料、奢侈品等需要从商人处得到，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的分裂状况也不容许封建势力过多得干预这些自治的城市。因此商人在这些自治城市中如鱼得水，飞速的发展起来。

第二，在意识形态上，欧洲中世纪教会法是禁止牟利行为的，这对商人的打击是巨大的。在奥里腊克的圣·格腊尔的传记中记载了的一段故事，表明了教会的道德标准和商业行为是不能相容的：圣·格腊尔从罗马进香回来，在帕维亚遇到一些向他兜售东方货物的威尼斯商人。他趁机将他在罗马购买的一件主教袍展示给商人，并且说明了是花多少钱买来的。商人们祝贺他作了一比合算的生意，因为他们认为同样的主教袍在君士坦丁堡要花更多的钱。格腊尔责备自己欺骗了卖主，立即将差额寄回去，因为他不愿意贪便宜而犯贪婪的罪过。[16]

商业行为谋取商业利益是违背教会法的，因此商人在经营商业的活动中在意识上并不是很坦然的。很多银行家和投机家的遗嘱中都说明了应该对那些曾经受他们欺骗的穷人赔偿并且将他们的一部分产业捐赠给教会。如康布雷主教记载的魏令波尔的故事：魏令波尔和一个富商的女儿结婚，并且将富商的经营大为扩充，他包揽了一个城门的税收，而且自己花钱修筑了桥梁，但是在死后还是将自己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教会。[17]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宗教宣扬的最终审判中得到赦

Ⅵ 商法的演化发展过程

商法的历史沿革

商法虽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商事规约，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义上专的近代商法却是始于中世纪欧属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人法，正式确立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商法极不发达，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商事立法，主要是引进借鉴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商法，但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事立法也有不少是借鉴了英美法等的商事立法。

Ⅶ 为什么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活力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足功课：
一、深化细化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营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
今年经济形势依然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需要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创业的潜力，进一步释放市场蕴藏的活力。当前，改革中还存在改革推进不同步，后续配套措施没有完全跟上，政策措施没有完全落地，后置审批还比较多等问题，影响改革的整体成效。因此，有关部门应在改革措施的深化、细化、具体化上下功夫，狠抓各项政策贯彻落实，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一是加快推进“三证合一”改革。
二是深入推进“先照后证”改革。
三是加快推进登记注册制度便利化。简化名称登记，改革经营范围登记，进一步激发投资者的创业热情。
四是放宽住所登记。进一步放宽住所条件管制，释放更多的场地资源，为投资创业提供更便捷的条件。五是加快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和企业注册全程电子化，提高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信息化、便利化、规范化水平。
二、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小微企业是发展的生力军、就业的主渠道、创新的重要源泉。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重视中小企业的社会价值，普遍重视对小微企业发展的扶持。当前，我国小微企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障碍。主要问题是，宏观扶持政策与企业微观感受还有差距，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税收成本高等难题。针对初设立小微企业面临的突出风险，应加大扶持力度，让企业顺利出生并健康成长。
一是抓紧制定配套措施，确保小微企业能便利地享受到各项政策。
二是加强扶持小微企业的制度建设，针对初设立小微企业面临的突出风险和薄弱环节，在就业培训、辅导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帮扶小微企业规避初创期风险。
三是开展新设立小微企业跟踪分析，长期跟踪了解成长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三、探索建立新型监管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营造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为市场充分竞争创造良好条件日益重要。做好市场监管，需要把握市场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催生了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资源和市场的跨时空、跨领域融合，电子商务、线上线下互动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众多创客脱颖而出，颠覆了许多传统的产业模式和消费模式，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
在放活微观市场主体的同时，要把严管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积极探索事中事后监管的新模式，建立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制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一是强化信用监管。
二是加强大数据应用。要建立统一开放的综合信用信息平台，协调政府各部门，推动实现互联互通，实现“大数据”共享。
三是加强竞争执法。发挥竞争政策在规范市场秩序中的作用，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强化网络市场监管，加强商标和广告监管，促进企业充分、有序、公平竞争。
与此同时，在新一轮商事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当积极利用计算机技术革命带来的成果，用互联网+的思路和技术手段全面完善新时代的商事制度。在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兴起需要电子商法的调整。在这方面日本电子记录债权法，丹麦电子货币方面的法律，澳大利亚企业登记电子化管理的先进做法，再如大数据对商事管理手段变革的影响，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学习的领域。
商法由于是复杂的商事关系的反映，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质，尤其当代各种商业模式、金融衍生品等层出不穷，这些复杂的商业关系离不开商法的引导和保护。中国在商法技术方面的准备还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商事制度尤其是企业微观运营规则的研究，引进海外商业、金融、法律等专才，积极参与国际商事规则制定以带动国内商事立法水平，对包括自贸区在内的经济改革试验区大胆进行超前立法、试验立法，在实践中认识和完善商事法律制度。

Ⅷ 中国第一部正式商法的内容是什么

中国自战国秦汉以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来是“诸法合体”，不存在任何专门的商法。至20世纪初年，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奖励工商实业的政策。光绪三十年(1904年)颁布了由。商部奏定”的《商律》，是中国第一部正式的商法。

《商律》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2部分组成。《商人通例》共9条，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商人的身份及经商权力。《公司律》共131条，分11节。详细规定了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方法和经营管理方法等事宜。

编纂《商律》这在旧中国几无先例可寻，因而基本上是对外国(主要是德、日等国)的抄袭，体例上亦属德国法系(如将公司法作为独立的一章规定在商法典中)。所以这部《商律》虽系清朝封建统治者所制定的专门商法，却具有十分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

清政府制定《商律》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讲，当然是为了控制日益发展的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广辟利源，摆脱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制定商法本身，在当时又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而具有某些积极的意义。其一，有助于改变传统的贱商风气，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其二，为商人的经商活动和权利提供了某种法律保护，并为解决商事诉讼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根据，其三，《商律》的颁行与其他奖励工商实业政策互为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20世纪初年清政府在极短时间内，由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过渡到颁行商法，劝办商会，奖励工商实业，改革陈旧格局，以试图作某种调整，产生了《商律》专法。这虽然是来得太晚的反省，但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的客观进程，信得我们重视和作进一步的研究。

Ⅸ 商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

商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指由营利性主体从事营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