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早期化

1. 我国刑法创制和完善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

犯罪化，一般是指将以往不是犯罪的行为，作为刑法上的犯罪，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其中，以往不是犯罪的行为，既可能是由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禁止而不为刑法所禁止的一般违法行为，也可能是不被任何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由轻罪变更为重罪的，不属于犯罪化。例如，对于明知煤矿生产设施明显不符合安全标准，瓦斯爆炸的可能性很大，行为人依然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导致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多人伤亡的案件，现在一般认定为过失类型的责任事故犯罪。即使司法机关改变态度，将其认定为爆炸罪，也不属于犯罪化。
与之相反，非犯罪化，一般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其中的“不再以犯罪论处”，既可能表现为完全的合法化，也可能表现为虽不定罪量刑，但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其他法律制裁。特别法条的废除不意味着非犯罪化。例如，日本于1995年基于平等主义的要求，删除了有关杀害尊亲属罪、伤害尊亲属罪、遗弃尊亲属罪、监禁尊亲属罪的规定，但对于杀害、伤害、遗弃、监禁尊亲属的行为，并非不以犯罪论处，而是以普通的杀人罪、伤害罪、遗弃罪、监禁罪论处。换言之，废除以尊亲属为被害人的犯罪，只是废除了加重处罚的规定。再如，我国1979年旧刑法第101条（特别法条）规定了反革命杀人、伤人罪。虽然现行刑法删除了这一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对该条规定的行为实行了非犯罪化，而是对之以普通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论处。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概念，给人以“大量”的犯罪化与“大量”的非犯罪化的感觉。其实，一个国家将某一个以往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以犯罪论处时，就属于犯罪化；反之，刑法将以往作为犯罪处理的一种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就是非犯罪化。在此意义上说，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基本上等同于刑法的增删、修改。
刑法产生的历史，就是犯罪化的历史。20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只有犯罪化，而没有非犯罪化。20世纪中叶的刑事立法实践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进行犯罪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进行非犯罪化。换言之，刑事立法必然不断地、交替地进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等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的刑事立法主要是在进行犯罪化。可以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刑事立法的趋势已经不是非犯罪化，而是大量的犯罪化。那么，我国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将来会呈现什么局面呢？
（一）司法上的犯罪化应是趋势
在笔者看来，我国在今后的相当长时间，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相比，司法上的犯罪化应是主流趋势。换言之，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地推行司法上的犯罪化。
第一，当今社会非正式的社会统制减弱，因而越来越依赖刑罚。由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考与行为样态的浸透，导致异质价值观得到广泛允许，造成非正式的社会统制力减弱、行为的规制弛缓，其结局必然不可避免地产生通过刑罚的补充完善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倾向。另一方面，凶恶犯罪、重大犯罪不断增加，国民的体感治安恶化，必然要求扩大处罚范围。况且，以往较弱的“市民的安全或保护的要求”，现在通过媒体更直接、更强烈、更及时地反映至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国家对市民的刑法保护，成为一项公共服务内容。

[32]所以，即使刑法文字没有变化，司法机关也可能为了保护市民利益，而实行犯罪化
第二，当今社会犯罪的危害普遍加重，越来越需要刑法的提前介入。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科学化、高度技术化，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黑匣子，不可能进行主体性的控制。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脆弱的技术手段，与此同时，个人行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也飞跃性地增大，人们不知瞬间会发生何种灾难。这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社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与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许多犯罪行为一旦得逞，便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结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严重侵害结果后再处罚，而必须对法益进行提前保护。

[33]所以，我国的司法机关有必要对于部分原本并未作为犯罪处理的预备行为，特别是对如重大犯罪的预备行为、恐怖组织的预备行为实行犯罪化（当然以具有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险为前提）。
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际交往的增进，在本国实施某种行为却侵犯外国国家与公民利益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进入90年代后，刑事实体法领域已逐渐形成了国际标准，要求各国完善国内立法与司法。事实表明，一些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经对于我国刑法分则有关“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之类的量的规定提出异议。虽然我国立法机关不可能完全按照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要求立即修改刑法，但是，司法机关完全可能接受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建议，继续降低部分犯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第四，随着行政管理加强，行政犯会越来越多，而且行政犯的法益侵害性也越来越明显。例如，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日益严重。司法机关必然不断地重新考虑行政犯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对以往仅以行政违法论处的行为以行政犯论处。同样，由于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司法机关必然重新审视一般违法行为与传统犯罪之间界限，对以往的部分一般违法行为实行犯罪化。例如，以往车辆较少，城市的外来人员少，盗窃窨井盖的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显得并不严重，所以一般没有当犯罪处理。但随着车辆的增加，人口的膨胀，盗窃窨井盖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程度明显加重，所以现在一般以犯罪论处。
第五，适用刑法的过程也是解释刑法的过程。在具有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前提下，如果解释能力低下，不能发现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必然导致原本构成犯罪的行为也不能受到应有的处罚。认为成年妇女与不满14周岁的幼男发生性交的行为不成立猥亵儿童罪的观点与做法，便是如此。反之，在同样具有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前提下，随着解释能力的不断提高，司法机关必然能够充分挖掘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使起草者原本未曾预料的行为也能涵摄在刑法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中，实现合理的犯罪化。
司法上的犯罪化趋势是否意味着刑法与法治的退步？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非犯罪化的进步，并不等于刑法的进步，更不等于法治的进步。事实上，任何国家及其国民，都不会容忍严重的法益侵害行为，相反总是采取某种措施禁止、制裁这种行为；在法律内不能受到制裁的法益侵害行为，总会在法律外受到制裁。否则，就没有社会秩序与国民安定可言。由司法机关根据实体刑法与法定程序实行犯罪化，便遵循了法治的要求。而将大量的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行为在刑事诉讼之外由非司法机关处理，则存在两个重大问题：其一，虽然从总体来看，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但行政处罚完全可能重于较轻的刑罚。“在实际效果上远甚于刑罚的行政制裁相当严重，将这种行政制裁不是交由法院，而是交由行政机关裁量的话，就会违反保障程序公正的宪法精神。”

[34]其二，相当多的法益侵害行为，也不一定由行政机关依照行政法处理，而是采取了其他一些非法律的途径，这便更加违反了法治原则。当然，在司法上的犯罪化成为主流趋势的时代，司法机关同时应避免重刑主义，应当积极地推进刑罚的轻缓化。换言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刑法的处罚范围可能越来越宽，但刑罚的处罚程度应当越来越轻。
（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应呈颓势
与司法上的犯罪化相比，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间很小，应当呈现颓势。

[35]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具有量的限制，刑事立法上已经基本上将国际社会所称的微罪与部分轻罪排除在犯罪之外，实行了非犯罪化。在刑法规定的犯罪大抵相当于国外刑法规定的重罪的情况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几乎不可能。西方国家的非犯罪化，主要表现为对无被害人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单纯违反伦理的行为的非犯罪化。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已将单纯违反伦理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如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通奸、乱伦、吸毒等犯罪）。在刑事立法已经充分实行了非犯罪化的立法体例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必然没有很大空间。换言之，在刑事立法已经严格限制了处罚范围的情况下，刑事司法没有理由进一步限制处罚范围。正因为如此，刑法第3条前段的规定具有存在的理由；也因为如此，我国刑事司法机关不应当盲目进行刑事和解，片面追求提高不起诉率；还因为如此，在行为符合法定犯罪构成的前提下，滥用刑法第13条但书宣告无罪的现象，应当杜绝。

2. 简述中国古代刑法总则的发展变化过程

中国古代刑法制度主要就体现在五刑制度的变化上
五刑的概念很早就形成了，夏商刑制就有所谓的“墨、劓、刖、宫、大辟”五刑。或者这时的五刑是比较简陋的，但是以五种刑罚为体系的概念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
西周沿用了五刑的概念，中期，周穆王命司寇吕侯制定《吕刑》，将五刑统一为“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的体系，使其更为完备。
而到了东周秦朝时，由于周时定型的社会结构的解体，要求新秩序的呼声就大起来了，因此各类变法活动就在各国兴起。在法律方面，原来的旧的传统西周社会的五刑体系就不够用了，因此五刑体系就逐渐在变法中消亡了，秦朝的刑法体系就包括七类：死刑、肉刑、流刑、徒刑、侮辱刑、财产刑、其他刑等。变化的具体原因就不再讨论，而汉承秦制，也延续了这种混乱的刑罚体系。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改进，新的五刑制度初步形成。根据《晋书•刑法志》记载，首先是曹魏的《新律》，“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曹魏的刑制虽然没有完全形成五刑制，但也向着刑制改革迈出了一大步。
西晋的《泰始律》又将曹魏的七种三十七等刑罚简化为五种。即死刑三等、髡刑四等、赎刑与罚金各五等，另加杂抵罪若干等。
《北魏律》定刑为六，计：死、流、宫、徒、鞭、杖。《北齐律》承其后，确立了完整的死、流、徒、鞭、杖。
最终定型五刑体系的是隋唐时期，唐律最终将其定型，确认为笞、杖、徒、流、死五种二十等，而且疏议也对这些刑种做出了儒家化解释：
笞刑五：笞一十。赎铜一斤。笞二十。赎铜二斤。笞三十。赎铜三斤。笞四十。赎铜四斤。笞五十。赎铜五斤。
【疏】议曰：笞者，击也。又训为耻，言人有小愆，法须惩诫，故加捶挞以耻之。汉时笞则用竹，今时则用楚。故《书》云“扑作教刑”，即其义也。汉文帝十三年，太仓令淳于意女缇萦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帝悲其意，遂改肉刑：当黥者髡钳为城奴令舂，当劓者笞三百。此即笞、杖之目，未有区分。笞击之刑，刑之薄者也。随时沿革，轻重不同，俱期无刑，义唯必措。《孝经援神契》云：“圣人制五刑，以法五行。”《礼》云：“刑者，型也，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孝经钩命决》云：“刑者，型也，质罪示终。”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百王之所同，其所由来尚矣。从笞十至五十，其数有五，故曰“笞刑五”。徒、杖之数，亦准此。
杖刑五：杖六十。赎铜六斤。杖七十。赎铜七斤。杖八十。赎铜八斤。杖九十。赎铜九斤。杖一百。赎铜十斤。
【疏】议曰：《说文》云“杖者持也”，而可以击人者欤？《家语》云：“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国语》云：“薄刑用鞭扑。”《书》云：“鞭作官刑。”犹今之杖刑者也。又蚩尤作五虐之刑，亦用鞭扑。源其滥觞，所从来远矣。汉景帝以笞者已死而笞未毕，改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奕代沿流，曾微增损。爰洎随室，以杖易鞭。今律云“累决笞、杖者，不得过二百”，盖循汉制也。
徒刑五：一年。赎铜二十斤。一年半。赎铜三十斤。二年。赎铜四十斤。二年半。赎铜五十斤。三年。赎铜六十斤。
【疏】议曰：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又“任之以事，置以园土而收教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此并徒刑也。盖始于周。
流刑三：二千里。赎铜八十斤。二千五百里。赎铜九十斤。三千里。赎铜一百斤。
【疏】议曰：《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盖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义也。
死刑二：绞。斩。赎铜一百二十斤。
【疏】议曰：古先哲王，则天垂法，辅政助化，禁暴防奸，本欲生之，义期止杀。绞、斩之坐，刑之极也。死者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与万化冥然，故郑注《礼》云：“死者，澌也。消尽为澌。”《春秋元命包》云：“黄帝斩蚩尤于涿鹿之野。”《礼》云：“公族有死罪，罄之于甸人。”故知斩自轩辕，绞兴周代。二者法阴数也，阴主杀罚，因而则之，即古“大辟”之刑是也。
这一体系自唐定型后，在其后的时代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即便是少数民族政权，虽然也有不同，但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在创立刑制的时候，也是使用的五刑体制的。

3. 什么是早期社会化

早期社会化是指从幼儿期到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阶段，该时期也是个人社会化的关键阶段。（个人社会化的完成是通过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个体的思想观念、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提供背景和刺激作用来实现的。）它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具有重大的影响。早期社会化的特点在于，就社会化的主体而言，处于这一阶段的儿童与青少年生理、心理上都不够成熟，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大都以模仿甚至盲从的形式接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并对新奇的东西感受特别强烈；而从社会化的环境条件来看，早期社会化受到来自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家庭、学校、邻居和同龄群体等，而随着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电视、书报、杂志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早期社会化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就需要社会为个人早期社会化提供特定的条件：一是相对稳定、统一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二是令人敬佩的榜样或社会权威形象供以模仿。
一般地，当一个社会处于正常的发展时期时，可以为个人的早期社会化提供上述条件，而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时，提供这种条件就受到了影响。首先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旧的规范逐步瓦解，新规范又尚未确立，带来新旧规范的矛盾对立，这必然造成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在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多元性和模糊性的倾向，使对各种社会规范缺乏理性分析和选择能力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依据社会规范指导自己行为时陷入困境，表现为角色冲突和无法实现自我认同。
其次，当早期社会化供以模仿的榜样或权威形象由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共同创造时，由于各自的评判标准不一致，榜样的形象便遭到损害，它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影响和行为约束力无疑会降低，也很难转化为其自己的信念和行为方式。

4. 监狱法的演变

监狱法的概念随着监狱职能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监狱作为刑罚的附属物,具有与刑罚同专样悠久的历属史。早期的刑罚方式,主要是生命刑和身体刑,附之以流刑,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不占主要地位。那时的监狱主要是未决犯和刑事被告人的看守场所,判处自由刑(徒刑和拘役)的已决犯在囚犯中所占比例很小。那时监狱法调整的主要对象不是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所以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监狱法的属性。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以自由刑为核心的刑罚体系的确立,监狱的主要职能是对判处自由刑的罪犯执行刑罚。与之相适应,监狱法就成为对罪犯执行刑罚的法律。由于各国监狱制度和监狱立法的多样性,不同国家的监狱法除了具有共性特征外,还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如有的国家将未决监作为监狱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监狱法中加以具体规定。有的国家将监狱作为死刑犯的执行场所,因而在监狱法中规定了死刑执行的制度和方法。

5. 简述二战后日本刑法的变化

二战后的1947年，日本刑法典删除了有关对皇室的犯罪、通敌犯罪以及通奸罪；1947年的修改侧重于保护个人法益与保障行为人自由，因而与1941年的修改呈相反方向。这也是与战后日本政治、社会背景的变化紧密相联的。1948年至1986年，日本刑法典共修改了7次，但每次修改的内容并不多。
从1987年起，日本立法机关开始频繁修改刑法典，出现了刑事立法活性化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只是废除了有关对尊亲属犯罪加重处罚的规定。但是，80年代末以来的刑事立法主要表现为犯罪化，增设了许多新的犯罪类型；单行刑法、行政刑法增设的犯罪类型则难计其数。大量的犯罪化，主要由来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此外也有刑事政策的原因。犯罪化与刑法保护的早期化密切相关。
早期化的表现是，刑法原本以造成法益侵害的侵害犯、结果犯为基础，未遂犯、危险犯、预备犯只是修正的、例外的犯罪形态。但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增加了未遂犯、危险犯、预备罪的处罚规定，逐渐使例外成为常态。刑法保护的早期化，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社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与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许多犯罪行为一旦得逞，便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结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侵害结果后再处罚，而必须对法益进行提前保护。提前保护似乎成为一种更有效率的保护。

6. 刑罚制度的变化有哪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封建统治者信奉治乱世用重典的传统原则，加上北方少数民族落后的司法习惯的影响，刑罚制度多采用秦汉旧制，颇为残酷。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各国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在动乱中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不得不对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早期的刑罚制度实行某种带有宽缓倾向的改革，从而推动了隋唐刑罚制度的形成。这段时期刑罚制度的改革措施，基本上确定了封建制五刑的规模。

（一）缩小族刑连坐范围

族刑，秦汉均有夷三族之法。魏国初设，依照汉律将族刑定为魏法，“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家属从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孙”。晋怀帝永嘉元年，再次“除三族刑”，东晋太宁三年又加以恢复，“惟不及妇人”。北魏初期有族刑的规定，“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长少皆斩”。族诛缘坐，是中国封建社会“一荣俱宁，一损俱损”的家庭制度在刑罚制度上的表现。因此不仅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是从隋唐直至明清，也从未真正废止过。但是自东汉、北魏以后，凡从坐的妇女，如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这对于后世的封建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

（二）进一步废除肉刑

魏晋时，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关于肉刑的争论。主张恢复肉划者宣称，肉刑是古时历代圣人施行的刑罚，可以化死为生。并且通过“去其为晋之具”的办法，达到“刑一人而戒千万人”的目的。反对恢复向刑的一派，以“仁者不忍肉刑之惨酷”作为理由，认为肉刑“非悦民之道”，恐怕“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骇远近”，从而引起更大的反抗。这场争论时断时续，旷日持久，丽恢复肉刑的主张终于没能施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罚而言，是沿着进一步废止向刑的方向发展的。

（三）改徙为流刑

秦汉法律中没有流刑，汉以徙（或迁）作为死刑减等之法，多用于对王公大臣的宽免，而且也没有按道里远近分为等差的制度。流刑作为“不忍刑杀，宥之于远”的常用刑，是南北朝以后的事。魏晋时反对恢复肉刑的一派，针对“废肉刑而死者更众”的说法，主张用减死一等之法代替肉刑。这一主张，后来主要是通过确立流刑制度来实现的。

北魏、北齐律，依据“赦死从流”的原则，都已经将流刑列为法定刑。北周的法律，把流刑分为卫、要、荒、镇、蕃五服，以“去皇畿”两千五百里到四千五百里为五等，每等相差五百里，服刑者均加以鞭笞。在此基础上，隋朝开皇元年定律，确定流刑为法定常用刑，成为封建制五刑之一，以后在历代相沿没有太大的变动。

经过上述的刑罚改革，至北齐律，形成了以杖、鞭、徒、流、死五种刑罚为内容的刑罚体系，基本上确定了封建制五刑的制度与规模。隋唐之际即在北齐刑制的基础上正式形成了以答、杖、徒、流、死为内容的封建制五刑。

7. 日本刑法全文内容有哪些

二战后的1947年，日本刑法典删除了有关对皇室的犯罪、通敌犯罪以及通奸罪；年的修改侧重于保护个人法益与保障行为人自由，因而与1941年的修改呈相反方向。这也是与战后日本政治、社会背景的变化紧密相联的。1948年至1986年，日本刑法典共修改了7次，但每次修改的内容并不多。
从1987年起，日本立法机关开始频繁修改刑法典，出现了刑事立法活性化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只是废除了有关对尊亲属犯罪加重处罚的规定。但是，80年代末以来的刑事立法主要表现为犯罪化，增设了许多新的犯罪类型；单行刑法、行政刑法增设的犯罪类型则难计其数。大量的犯罪化，主要由来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此外也有刑事政策的原因。犯罪化与刑法保护的早期化密切相关。
早期化的表现是，刑法原本以造成法益侵害的侵害犯、结果犯为基础，未遂犯、危险犯、预备犯只是修正的、例外的犯罪形态。但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增加了未遂犯、危险犯、预备罪的处罚规定，逐渐使例外成为常态。刑法保护的早期化，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社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与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许多犯罪行为一旦得逞，便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结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侵害结果后再处罚，而必须对法益进行提前保护。提前保护似乎成为一种更有效率的保护。

8. 刑法的轻刑化发展趋势的理解

轻刑化是人类进一步走向文明的体现,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随着政治专经济的发展，加之国际形势属的影响,我国刑法典中的适用,也经历了由严到宽的过程,且有进一步轻刑化的趋势。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其刑罚的宽严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刑法,其刑罚的宽严对社会稳定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轻刑化符合我国刑罚的目的
二、轻刑化的现实表现及其作用
（一）我国现行量刑制度中轻刑化的体现
（二）现行刑罚执行制度中轻刑化的体现
三、轻刑化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一）轻刑化是我国古代统治者长久统治的奥秘 (二）严酷刑罚的历史教训更加突出轻刑化的重要性

9. 从刑法渊源看刑法的分类

不能。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1997年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原则的价值内涵和内在要求，在刑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随意擅断。
（2）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
（3）明确化，即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
罪刑法定原则从产生之日起发展演变到今天，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在立法上，要求罪刑法定原则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发生了从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到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转变。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一种严格的、不容变通的原则，它要求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绝对确定的。法官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权力。这一立法思想反映在刑法立法上就形成了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内容是：
（1）绝对禁止适用类推，但是不禁止扩大解释，把刑
罪刑法定原则相关图书
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或者类推解释以犯罪论处。
（2）绝对禁止适用习惯法，把成文法作为刑法的唯一渊源。对于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允许通过适用习惯法定罪。
（3）绝对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从旧原则作为解决刑法溯及力问题的唯一原则。对于行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为依据，行为后颁行的新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4）绝对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罚的名称、种类和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并且刑期必须是绝对确定的，既不允许存在绝对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许规定相对的不定期刑。
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对传统的绝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修正，其基本内容是：
（1）在定罪的根据上，允许有条件地适用类推和严格限制的扩大解释，即适用类推必须以法律明确规定类推制度为前提，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不允许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进行扩大解释必须以不超越解释权限为前提，以符合立法精神为原则，不允许越权解释或违背立法本意作任意解释。
（2）在刑法的渊源上，允许习惯法成为刑法的间接渊源，但必须以确有必要或不得已而用之为前提。只有当构成犯罪的要件确定后，必须借助习惯法加以说明时，习惯法才能成为对个案定性处理的依据。
（3）在刑法的溯及力上，允许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作为禁止刑法溯及既往的例外。新法对其颁布施行前的行为，原则上没有追溯的效力。但是，当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处罚较轻时，则可以适用新法。
（4）在刑罚的种类上，允许采用相对的不定期刑，即刑法在对刑罚种类作出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规定出具有最高刑和最低刑的量刑幅度，法官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选择确定适当的刑种和刑度。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刑法立法和司法现状来看，早期的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已受到严峻的挑战，代之而起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成为各国刑法改革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