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双招双引

⑴ 公安侦查制度

侦查制度
侦查是公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军队保卫部门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强制措施的活动。它是侦查机关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起诉前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确定是否起诉的准备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侦查权，是依法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查获犯罪人，并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的权力，它与审判权和检察权同属于司法权，同属于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侦查要遵循下列原则：（1）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迅速、及时；客观公正，全面细致和实事求是；保守秘密。
在中国，公安机关的性质具有双重性，即既有行政性又有司法性。它既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依法管理社会治安，行使国家的行政权；同时又依法侦查刑事案件，行使国家的司法权，是国家专门的侦查机关。
中国的侦查制度包括：
1、受案、立案制度
侦查机关对于公民扭送、报案、控告、检举或犯罪嫌疑人自首的，都应当立即接受，问明情况，并制作笔录，对受理的案件要迅速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应予立案。对疑难、复杂、重大案件决定立案的，应拟定侦查方案视案情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2、侦查程序制度
侦查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进行侦查，全面、客观地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并予以审查核实。侦查机关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各种侦查手段和措施，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以及通缉等。采用各种侦查手段和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3、强制措施制度
侦查过程中的强制措施，是指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强行剥夺或者加以一定限制的方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有五种，即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
拘传是侦查机关对于未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强制其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一种方法。它与传唤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具有强制性并且仅适用于犯罪嫌疑人。
取保候审是侦查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以保证其在取保候审期间不逃避侦查，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
监视居住是指侦查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或指定的局所，并对其行动加以监视的一种方法。
拘留是侦查机关对于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在法定的紧急情况下，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予以羁押，并进行审查的一种方法。除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外，一般拘留时限为10日，最多为14日。
逮捕是侦查机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予以羁押，并进行审查的一种最严厉的方法。我国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4、证据制度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包括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 （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侦查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必须遵守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司法行政管理制度

新华网 （2003-01-24 12:29:32） 来源：中国网

司法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它负责管理司法行政和法律规定的司法工作。

在司法行政机关的组织体系中，司法部对全国司法行政机关实行领导，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受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同时也受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任务有：

1、 管理劳改、劳教工作。

组织、领导劳改、劳教工作，确定监狱、劳教场所的设置、分布和犯人、劳教人员的安置；指导、督促和检查监狱和劳教场所，正确贯彻执行劳改和劳教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或者审定劳改和劳教工作的重大决定；制定和审查劳改和劳教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监狱和劳教场所不断改善和改革管教制度，提高改造水平；总结和推广劳改和劳教工作的先进经验，对监狱和劳教场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检查和处理，对违法乱纪的管教干部予以纪律处分；管理劳改和劳教单位的干部，进行考察、培训和任用，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2、 管理律师工作

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审查律师协会章程，负责律师资格的报考，考试工作；授予律师资格和批准律师执业证书；决定律师事务所的设置和律师队伍的发展；制定法律援助的具体办法；对律师违纪进行处罚，取消严重不称职律师的资格；制定律师收费的具体办法；总结和推广律师工作的先进经验，制定律师工作发展规划。

3、 管理公证工作

领导公证处工作，确定公证处的设置、公证人员的编制、机构和考核制度，任免公证处的正副主任；监督公证处的收费标准和财务支付，对公证人员进行纪律检查；总结和推广公证工作的先进经验。

4、 管理司法干部培训

确定司法干部培训工作的方针，制定培训工作计划；指导政法干部学校的工作，培养师资，编写教材；总结推广干部培训工作的经验。

5、 管理法学教育工作

确定法学教育的方向，制定法学教育的发展规划，协调全国法学教育，协同国家教委指导全国法学教育；管理部属政法院校领导干部的任免和考核，督促和检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审批基建计划和重大财务开支，负责专业设置，招生和毕业生分配计划；组织编写全国法学教材。

6、 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

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调解工作；调查研究民间纠纷发生的原因，特点和规律，提出预防纠纷的办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法律和道德的宣传教育；总结推广调解工作的先进经验。

7、 负责组织法制宣传工作

协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法制教育，在各类学校开设法制教育课，出版法制报刊和法律书籍，在全民中普及法律知识。

8、 负责司法外事工作

司法部统一负责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外事活动 。确定司法外事工作的方向，活动范围和方式，并对外事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派代表团出国考察和出席国际会议，组织接待外宾，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开展国际司法协助业务活动 。

9、 开展司法行政理论研究与法制工作。

确定司法行政系统的研究机构和任务；草拟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法律、法规；制定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规章制度；对有关司法行政建设方面的问题，犯罪问题，特别是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工作。

⑵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对法的价值进行整合，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出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摘要】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形成了诸如“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政府法治论”以及“人民主权论”等十几种学说和观点[1]，堪称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行政法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十余年的“论战”，在其建国之时，制宪先驱们便开始奉分权与制衡为国家政体之圭臬，在目前中国。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专断和越权的危险，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动的部门法，而不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律。[2]当然。

【关键词】行政法；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虽然持“控权论”者都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力之法，但是从持“控权论”者的相关著述来看，似乎呈现出两种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权论，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权有双重目的，即不仅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逾越，而且还要能够通过驾驭行政权使其有效运作[14]。两种意见相比较，后种表达方式显然更为成熟和恰切。诚如有学者所洞见的那样，“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权，但是控权一词的涵义更为丰富，近代的控权就是指严格限制行政权，防范和制裁违法行政行为。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控权，是指法律高于行政权，法律支配着行政权，控制成为一个中性词，它除了传统的限制的含义，还包括引导和鼓励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权论的历史脉络以及控权论的内涵界定、基本内容和主张之后，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进路，深入地对控权论做出理论上的检视。也正是由于“控权论”在行政法历史上饱蘸着人类“警惕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政治智慧和宪政要髓，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才能使其备受青睐，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质与表象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出现，绝对不是学者们努力创造或建构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产生于西方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理性文化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能力——怀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对政府和政府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控权论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对“人性恶”[4]和“权力导致腐败（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19世纪阿克顿爵士言）的本质认识。

孟德斯鸠早就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结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制约权力。”[16]孟氏的以上论述，实质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学底蕴。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也指出“与专断的权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绝对的至高性和主导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专断的、特权的，或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17]可见，由于“权力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18]。不仅如此，在西方人看来，政府及政府权力是从来不被信任的。作为1787年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的汉米尔顿认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9]杰斐逊也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和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运用狡智便能发现，居心叵测并去发掘、培植和助长。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护人。”[20]诸如此类思想家们的经典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正是“控权论”这种理念——对人性的反思和对权力的警惕，才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控权”来达到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这是一种基于对事物（权力）性质的本质而非表象认识所得出的理性结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控权论）并非简单移用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而是建立在对行政权力本质认识的基础上，从而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21]。有人在批驳控权论时指出：控权论所主张的“控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为控权而控权；并进一步指出控权论不注意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与保护，只强调个人利益[22]。这种认识之所以值得商榷，其关键就在于对权力认识的“表象化”，没有看到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过程中权利的弱势地位和权力的暴力性。如果仅仅因此便主张“平衡论”，反倒给权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么平衡的结果必将是：不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权力的施暴将会变得肆无忌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控权论一度成为英美法学国家和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追逐的主流观点，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学界不少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有学者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整合为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5]但是，“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强调控权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早已为中外思想家所公认的法治精髓和实质。人们可以不赞同作为‘理论基础’的控权论，但谁也不能否认控权作为实现正义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23]

（二）价值：工具性与目的性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曾经在其学术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在相对的意义上，二者各种自己的侧重点。如果说“工具理性”更侧重于指向为达致特定价值而采取的手段或实现途径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较多地关怀手段实施之后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学意义上，对于法治的基本价值，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一种是工具性价值，另一种是实体性价值（其实也就是“目的性”价值）[24]。同样，关于行政法的价值意蕴，可以从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尽管从学理上看，对法的价值还有其他方式的划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价值分析方法，无疑更具有学术讨论意义。而且，笔者所考察的这两个方面，从纯粹哲学意义的层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脚的，[⑦]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分析意义。据此，所谓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就是对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看待，视其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实体性价值则更多的着眼于某种目的或目标，把行政法作为一种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或称实体性价值）从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上来说，在于西方国家一直重视程序对法的意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甚至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救济的法，而不是实体法”[25]。行政法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体现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权”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取向上。而控权论正是立足于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即通过对行政权的控制（严格划定权力的界限、贯彻程序原则、控制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等措施），来达到保障私人权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于，美国行政法把从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中继承而来的“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精神）视为美国行政的基石，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政府权力[26]。相比之下，所谓的“平衡论”着眼于一种理想目标的追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其实，这是追求“平衡”的价值诉求，如果说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的话，便是对中国现实情况“有意无意”的忽视。因为，“平衡”之理想的实现，说到底还是要借助于“控权”这一手段。“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行政法旨在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27]。可以说，没有“手段”（工具），就无法达致“目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2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控权论所主张的为保障私人权利与自由之目的而为的控权并不会导致行政机关办事效率的下降，不会影响行政效率，相反还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况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视为终极目的”[29]，政府不能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对待私权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

从哲学上讲，事物的状态有“实然”与“应然”之分，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对它们向上进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实，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可以通过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探究来予以说明。而对事实与价值的近代分野却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会实证主义。近代已降，“休谟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界。在休谟看来，对道德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问题。休谟还提出，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由事实命题不可以推出价值命题。分析实证法学家奥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应当是什么是另一回事”的命题。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价值判断和经验事实，也即要认识到价值命题和事实命题有着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实上，我们的言谈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实”（Faktizitat,fact）与“价值”(Geltung,value)的界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它们的能指(signifier)分别对应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别是“应然”（sollen）和“实然”（Sein）的问题。[9]

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上，控权论是摆正了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的关系，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准确的定位。因此，在笔者看来，控权论的恰当性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应然”与“实然”的取舍。控权论的建构不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理想追求（应然的层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实然的层面）：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权往往会滥用，只有控权，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应然状态（层面），才能够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实践上的证明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⑩]

相比较而言，平衡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应然层面）而创设：行政法不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30]。而在事实（实然层面）上则往往会于此追求背道而驰。可见，平衡论既要保障公民权利又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这一价值/理想追求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状况下，它的正确也只能停留在应然的理论层面上，尽管它可能是比较先进和“远见卓识”的。在缺乏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权等宪政基因及法治传统的中国背景下，平衡论一旦进入到实然的现实中，它就会被异化，其结果必然是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激烈冲撞中沦为行政权“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社会现实是逐步推进并在点滴累积中迈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跃，由于理论探讨本身往往比实践具有超前性，而中国平衡论所面对的社会阶段与现实状况和西方国家迥然有别，从而平衡论之于中国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较远，而在现实针对性方面而不及控权论那样干脆和更受欢迎。”[31]

四、暗合：中国语境下“控权论”之证成

既然“控权论”作为“普遍价值”可以分享，那么控权论可否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呢？笔者以为，“控权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可以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只有“控权论”，才真正切合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也只能选择控权论作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一）控权论：一种可以“价值共享”的理论

从立宪主义的角度而言，宪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勾勒了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还在于它是关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制度架构。其核心要义，则是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而达至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于是，限制公权力，成了宪政的“关键所在”；甚至于，宪政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来指代强制权力受到了约束的观念。借用麦基文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宪政，其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本质，仍然跟最初一样，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32]。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其中的关键就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治者先受治至于法”。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说，“限权”、“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浓厚法哲学基础的“控权论”，加之其具有“价值共享”的特点，虽然肇端自欧美诸国，但其精神本质和要求却能够其他国家所引见和适用。也正因为如此，“控权论”可以而且能够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及环境条件

如果仅仅从哲学基础上认定“控权论”的合法性基础，只能证明其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理论主张；而其究竟是否适合作为中国行政之理论基础，还需要对中国现实情况和法治环境作出具体分析，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1.法制文化传统。历史性考察中国的法制文化和法律传统，大致上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集权专制传统；二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三是对个人价值的漠视；四是重实体轻程序。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欠缺那种个人本位、个人主义观念的历史积淀，从而也就没有所谓“个人权利”的概念；相反，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法律一向与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成为权力的附庸；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认为有保障私权的功能。在法律关系中，官是主体，民是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平衡”。另外，我国法律文化还明显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2.政治基础条件。如前所述，行政法从本质上来说在于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配置和定位。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比角度而言：第一，从行政权（政府权力）角度看，目前我国政府权力趋于膨胀且异化现象普遍。这表现在：行政主体队伍扩增，行政机构种类繁多，行政职能不断扩张，自由裁量权大为增加、非权力性管理作用加强（例如，行政指导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审查受限、立法监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显等。第二，从公民权（公民权利）角度看，公民权利远弱势于行政权，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公民救济途径受限且获得救济十分困难等。第三，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对峙和互动来看，行政权力腐败情况普遍；公民权利受侵犯严重。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与公民权严重失衡，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3.经济基础条件。事实上，行政法治不仅要有其法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宪政背景），而且还要有其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契约等精神中发展而来的。中国目前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权过大，干预的太深，管理的领域太宽。虽然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但由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而较少关注行政管理自身规律的探究和总结，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的职能仍需要继续转变，尽快地从经济活动中“可能的领域”抽身出来。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主要国家行政法基本观念和理论基础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各国在定位本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时，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在具体的行政法实践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在选择和建构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时，西方诸说只能作为参照，因为“不区分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而认为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观念都是一个模式，无疑是一种便狭、绝对化的态度”。正确的作法是，“我们既有必要面向当代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体系，也不可能脱离一国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国行政法的理论说明中国的现实，也不能以中国的理论去指导他国的做法”[34]。换句话说，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当下社会现实（社会环境）的特点而进行。

事实上，中国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与西方诸国不同的进路。在目前中国，对“行政法的认知和把握必须紧扣‘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峙中点滴积累行政法的实践，以此迎来宪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笔者以为，在有关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诸学说当中，“控权论”真正地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主题。因为，只有“控权论”的“控权”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权与公民权相互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从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控权论”当中的“控权”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权原则、制度和机制，才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制约和监控而趋于“理性”，中国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简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联合培养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

⑶ 司法考试和法硕联考两个考试有啥区别

第一个问题：
司法考试是资格考试，考过了，给证。不过报名要求是本科生及以上学历,法学专和非法学均属可。
法硕联考是面向非法律专业本科生报考法律类研究生的考试。简单说就是考研。考上了，是研究生，09年全国有76所高校参加法硕联考。
第二个问题：个人认为有用。法硕专业课考刑法，民法，宪法，法理，中国法制史。基本上是法学里相当基础的学科，有专门的人大出的考试大纲和考试指南，必看的。
而司考要考的多一些，什么婚姻法继承法之类的...每年都有司法考试大纲，你可以看一下，以确定考试用书。
祝你好运.

⑷ 关于讨薪的司法程序

拖欠工资怎样处理?

现在的公司经常以公司业绩不好来拖欠我们的工资，而且老板还跟我们讲道理说什么这属于合法的拖欠工资，我想问律师，不属无故拖欠情形有哪些?

中顾网律师解答：

关于不属无故拖欠情形：

不属于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情形包括11种：(1)国家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的;(2)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的;(3)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4)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应由劳动者个人负担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5)法院判决、裁定中要求代扣的抚养费、赡养费;(6)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用人单位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的赔偿;(7)用人单位依法制定并经职代会批准的厂规、厂纪中有明确规定的;(8)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相联系，经济效益下浮时，工资必须下浮的( 但支付给提供正常劳动职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9)因劳动者请事假等相应减发工资等;(10)用人单位遇到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工资;(11)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困难、资金周转受到影响，在征得本单位工会同意后，可暂时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延期时间的最长限制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根据各地情况确定。

拖欠工资的相关知识：

单位拖欠工资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你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解决：

1.到劳动行政部门举报(通常是劳动管理监察大队)。

2.也可以直接申请仲裁(仲裁费用200-300元，如果你胜了全部由公司负担)。

3.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满意可以在拿到仲裁书后15天之内到法院起诉。

4.根据国家规定在仲裁或诉讼的时候，你可以要求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具体法律根据见参考部分)。

但是，鉴于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最大的问题是你需要证明你跟公司之间的确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你需要收集证据：比如公司曾经发给你的一个月工资的工资单，公司花名册，出入卡，考勤卡，工作制服，报销单据，有公司领导签字的各种单据，其他非公司员工不可能得知的所有事项。

参考案例——企业不得随意拖欠职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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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方：严某等26人，某棉纺厂合同制工人
被诉方：某棉纺厂，法定代表人：李某，厂长

1992年10月棉纺厂招收了26名女工。在3个月试用期后，工厂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发给这26名女工的工资。1993年2月底，26名女工在正式成为该厂职工后，厂均未发给工资，只是每人发了60元生活费。为此，26名女工找到厂长交涉，厂方说要研究一下。结果是厂长去了境外，其他管理人员作不了主。女工们无奈只得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诉，请求公正裁决，补发全部拖欠工资，并保证以后按月发工资。

某棉纺厂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1991年开业，1992年扩大了生产规模，同时招收了26名女工。在签定用工协议时，棉纺厂提出试用3个月，每月工资120元，试用期满后每月工资180—240元。然而在试用期的3个月，工厂以这些女工应当交纳保证金为由，没有发给工资。在女工成为正式工后，工厂仍未发给工资，只给了每人60元生活费。其理由是企业近来没有资金，由于订单接得不多，流动资金都购买了原料了，等过一段时间再补发。

[处理结果]

在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了如下调解协议：
（1）棉纺厂在1993年3月1日将拖欠26名女工工资发给其本人。
（2）棉纺厂向每位女工赔偿拖欠工资损失费250元。
（3）棉纺厂保证每月10日向职工发放工资。
（4）仲裁费60元由棉纺厂承担。

[案例评析]

这是一起因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引起的劳动争议案件。《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劳动部颁发的《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要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25%的经济补偿金。劳动部颁发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还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可责令按相当于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总和的一至五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必须及时、严肃处理，以使职工的基本生活来源有所保障。

⑸ 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否全国通用

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是全国通用，只是所在的省通用，其他省不具有法律效力，最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才是全国通用，才具有法律效力。

⑹ “双引双招”是什么意思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⑺ 市驻京办在“双招双引”、对接国企、对外联络、项目信息搜集、项目考察对接等方面应发挥什么作用

项目的了解、市场调研与分析、项目的可行性等。 1、首先对项目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2、对项目进行市场调研与可行性进行分析 3、找到发展的优点与缺点 4、项目是否可以盈利

⑻ 试论公正司法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

理论上是，但实际上我国现状为权大于法。
由李刚儿子案，跨省抓捕上访者回闹剧等可答以看出。权利机关本身没有将公正司法做为终极价值目标。我国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渴求和现状形成鲜明对比。不断的立法和修正成效并不明显，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司法本身，而是做为权利阶层的执法者。
所以，你的提问没有意义。

⑼ 论美国联邦法院设置与法官制度对保障司法独立和预防司法腐败的作用与意义

美国有两套法院系统，即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各有不同的管辖权。州法院管辖的范围要比联邦法院广一些。联邦法院可以审理涉及美国政府或者政府官员、美国宪法或联邦法律以及州与州之间或者美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的纠纷案件。即使案件本身并不涉及联邦法律，但是参加诉讼者是不同州的公民或是争议发生于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该案件也可以由联邦法院审理。联邦法律要求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互相承认对方的判决，但是按照宪法的有关条款，联邦法律优先于任何与其冲突的州的法律。
最高法院是联邦法院系统中最高级别的法院。国会在最高法院之下建立了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两个层次的法院。

全国94个联邦法院管辖区被划分成12个巡回区，每个巡回区设有一个联邦上诉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审理巡回区内地区法院裁判后的上诉案件以及对于联邦行政机构的决定的上诉请求。此外，联邦上诉法院还对于某些特殊案件拥有全国管辖权，比如涉及专利法的案件和有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赔偿法院判决的案件。
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最高法院设立于首府华盛顿特区，是宪法特别设立的惟一法院。最高法院由一位首席法官和8位法官组成。最高法院在国会确定的权限内，自由决定审理一定数量的案件。这些案件可能开始于联邦法院或州法院，通常涉及关于美国宪法或是联邦法律的重要问题。在每年数千宗上诉的案件中，最高法院通常只审理约一百五十宗，大部分案件涉及法律的解释或者涉及联邦立法和国际立法的旨意。
联邦法院的工作涉及影响普通人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联邦法官在审理的案件中具有广泛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
美国对法官的任命和罢免是两个互不干涉的系统，任命法官更多地体现了行政和立法部门对司法部门的制约；而对法官的罢免，则更多地体现了司法部门相对於行政和立法部门的独立。
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必须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的审议和认可，再由总统正式任命。在美国历史上，总统对法官的任命权一直被行政部门当做控制司法部门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历届总统在任命法官，尤其是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偏向本党党员或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接近自己的人。虽然这种做法会招来反对党的批评，但已为美国各方政治势力所接受，而国会也极少反对总统对法官的提名与任命。
美国实行法官专职及中立制。即法官不得兼职，包括不得兼任行政官员、议员、除教学以外的其它营利性职务，甚至不得有政党身份或从事政治活动。在西方学者看来，法官只有不从事第二职业并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才能得以超然地和真正独立地依法行使职权，否则就有可能受到商业利益、有报酬职务或党派的影响而丧失独立、公正的地位。
法官应是公平的、中立的。法官必须保证律师在出庭时履行职责合法，以便双方在陈述案件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即便是实行陪审团审理案件时，法官也可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法官必须注意防止任何个人偏见或不公正出现，因为这种现象可能会对陪审团和案件判决结果造成不公正的影响。
法官应具备专业能力，对可能出现的法律事务具有全面的法律知识，充分掌握法律的变化。这要比对律师专业能力的要求更为重要，因为知识渊博的法官可以弥补律师出庭时的不足。法官也应营造一种有条理的工作气氛，在法庭上耐心、威严、谦和地对待诉讼当事人，陪审员和证人，并以同样的举止对待双方律师、法庭成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法官应避免在任何公共场合谈论未决案件的情况。
法官应有助于建立、维护和执行相关的道德水平，以保护司法界的团结和独立。在管理本系统成员的行为时，司法部门保留对政府其他部门的独立性。如果一名法官发现另一法官有不道德行为时，有责任采取适当的惩戒措施。法官在法庭上对律师也应具有相同的义务，因为对于律师是否具备有专业能力或违反职业道德，特别是律师无效的和违反规范的行为，法官是最有发言权的。例如，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与其客户发生利益冲突，客户尚未察觉，审判法庭必须通知被告以保护他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不受侵犯。
法官在从事法庭以外的活动时，应该避免各种不正当的行为以及不正当的形式出现。如果法官的公正性受到怀疑，他就不能审理案件，因此法官无论何时，个人行为举止都应是值得公众信任和公平诚实的。法官受到公众监督，不得不承受比其他公民更为严格的约束。例如，法官可能无法成为某些机构的成员，因为某些机构的成员资格在种族、性别、宗教或血统上有歧视，这可能引起其他公众成员怀疑法官判案的公平性。法官不得允许其家人或朋友干涉司法行为，不得利用其职位声望谋取利益，法官还不得允许任何人认为某个个人或当事人对他具有特殊的影响力，这些规则都是避免使公众产生类似的印象。
法官仅限于参加纯私人、无公务的活动。他们不得参加有政府背景和公众事务有关的活动。但他们可以针对法律或司法运作撰写或发表演讲和对联邦法院发表建议。法官可以成为旨在促进法律制度的官员，参加慈善或民间活动，但不能引起他公正断案的任何问题，不得从事此类机构的基金捐赠活动。法官处理公务时，不得利用他的地位使其公正性受到影响，或者从事与可能成为其诉讼当事人从事的交易。
为了避免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联邦法律规定，所有的法官以及其他高层政府官员每年要申报他们自己以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资产、负债、接受的礼物和报销费用。联邦法官和某些司法部门的官员的财务申报纪录由联邦法院行政办公室保存，可以应公众要求随时提供。
法官不允许参加政治活动、法律执业和经商活动（投资除外）。从工作以外的活动中获得的收入，比如教学，不能超过大约法官工资的15％。
法官的监督机制
法官在美国体制中是独立的，同时，他们对道德法则的违反又受到纪律的约束和公众的监督。首先，法官（像其他公民一样）所承担的道德义务事先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被明确规定，因此，对于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法官已经被充分的告知了。其次，任何公民都可以向审查委员会或专家小组就违反司法道德的现象进行投诉。这些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由法官和一般公众组成。第三，司法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将被公之于众。
尽管有许多外部机制对法官的权力进行制约，但是在美国社会中法律与法官的最高境界最终归于内部的制约，即法官们的自律。这些人或者放弃了在个人法律执业中赚大钱的机会，或者离开了政府高位和可以为政治家所支配的所有权力。他们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职业化意识和荣誉感，而这些是对美国法官滥用权力或贪污腐败的成功制约。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尊敬和敬仰法官，甚至在并不同意他们的判决时也是如此。
另外，任何人如果认为某个法官的行为对法院工作的高效快捷进行有害，或是某个法官由于身体或是精神方面的缺陷无法履行所有职责，都可以向该法官所在的巡回区的上诉法院投诉。如果投诉中所列举行为不符合法律中对于不当行为或是缺陷的定义，或者投诉与法官判决的好与坏有关，或者投诉属于琐碎小事，该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有权退回投诉。实际上，大多数投诉都被退回。
如果首席法官没有退回投诉，他就必须任命一个由法官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来审查投诉中所说的事件，准备一份书面报告和建议，递交给巡回区的司法理事会。司法理事会在考虑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后，有权进一步调查投诉内容或是采取合适的措施，包括：要求投诉所涉及的法官自愿退休；证明该法官由于身体或精神缺陷，没有能力继续工作，从而产生一个空缺职位；决定暂时不再分配给该法官案件；公开宣布或者私下宣布对该法官的训诫；采取其他合适措施。
如果司法理事会认为一个宪法第三条规定的法官可能从事了犯罪行为，或者对法官的投诉自己无法处理，必须把此事呈请合众国司法会议处理。司法会议可以投票决定把此事呈请国会，进行可能的弹劾免职程序。实践中，弹劾和免职很少发生，一般是在一个法官已经被判犯有某项严重罪行的情况下。弹劾条款首先在众议院中被考虑。如果众议院投票决定弹劾法官，则这一问题将被移交参议院。参议院是惟一有权对法官进行弹劾的权力机构。在弹劾案中，被弹劾者无权要求陪审团审判。对弹劾决定判决必须由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做出。弹劾案中的惩罚措施包括撤销职务和不得再任此职。被宣告有罪的当事人也将会被依法起诉、审判和惩罚。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对法官更有效的一种质量监督来自美国的判决体例与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的大量报导。作为习惯法国家，美国的判决体例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传统：法官判决任何一个案子都采用判决书的形式。判决书的体例通常是：一、首先对案件所涉及的重要事实做客观的描述与总结；二、评介原告与被告（或其律师）的主要论点和论据；三、根据有关法律、适用先例、立法部门的立法意图、对公众利益的考虑等等，对具体案情和法律条文进行推理、分析和论证，做出判决。在很多情况下，判决书就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论文，它把法官对一个案子的思考和推理完整地记录下来，从而使任何人都能据此对他的判决进行分析与评价，并感到信服。一件案子判决后，判决书通常马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图书馆查询、借阅。近期的案子和判决书更可以通过电子媒介，在互联网上检索和阅读。这种判决体例给司法活动带来了极大的透明度，成为对法官判案质量的一种有效监督和促进

⑽ 辽阳市司法局招聘矫正助理员考完这么久了 怎么还不上班呢

别着急，得一个月左右吧，我朋友考检察院文员，也将近一个月才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