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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刑法刺马

发布时间: 2021-03-09 17:50:18

❶ 中国古代四大奇冤及其简介

——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张文祥刺马案、淮安奇案

❷ 谜一样的刺马案,谁是背后的真正主谋

清末四大奇案:谜一样的刺马案,谁是背后的真正主谋?

(源自网络)


马新贻的人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被终结,正是在他两江总督的任上。

这天的一大早,马新贻就来到了督署西边不远处的校场演武厅,检阅兵士们操演。

因为先前刚下过一场大雨,操演时间被推迟了。

正当人们估摸着总督大人是否会因为恶劣的天气坏境,而将此次盛典告吹时,穿着蟒袍的颇有威严气势的总督大人带着一大帮的随从人员缓缓地走进了演武厅。

新组建的营兵以及还没有裁撤掉的湘军都参与了这次一年一度的“大阅兵。”

检阅在非常愉快地气氛中接近尾声,当双方高潮已经达到极致,也就是散局的时候,总督大人马新贻也带着他的一大帮随从人员往着督署方向走了,正如他先前来时的颇有威严。

虽然校场离着督署不远,走上几步就能到达,马新贻却是花去了不少的时间,两旁隔离在外的民众尤为热情,目睹着总督大人的真容,犹如现在粉丝们追寻着明星般心情澎湃,以至于现场的秩序有点混乱。

好不容易走到了总督署的后院门口,有个人拿着喊冤状子冲了进来,拦在了道前。

正当众人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那喊冤的人,掏出一把精光闪闪的匕首,向着马新贻直扑了过去。

锋利的匕首,刺入到了马新贻的右肋下,深度直至数寸。

马新贻还来不及哼吟下,就已倒在地上。

突然变故下,随从人员慌做了一团,令所有人惊讶的,刺客却是非常镇定,不缓不慢地报出了名字:“我就是张文祥!”

话不多,很有力。

随从人员及时醒悟过来,一边救治着似乎没有多大希望的总督大人,一边将从容站立不动的刺客抓捕起来。

当局势平静下来,马新贻被抬到了督署中,张文祥也被严加看管起来,督署的人员还派人将刺杀事件上报给了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

马新贻的结局很不好,被刺中了要害的他,终因救治无效而丧了命。

马新贻眼一闭,腿一伸走得爽快,,审判案件的所有重担却是落实到了江宁将军魁玉和会同审讯的藩台梅启照等人的身上。

8月27日,马新贻被刺后的第五天,审判过程有了进展。

张文祥,男,四十六岁,河南汝阳人。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张文祥曾经在宁波一带做过小买卖,曾经加入过太平军,他还和宁波当地的海盗关系非常密切。

那么,张文祥为什么要杀马新贻呢?

魁玉深入挖掘后,张文祥交代了三件事,明确指明正是这些事成为他“刺马”的导火索。

第一件事,张文祥老婆家财被一个不良分子占有了,为着这件事,张文祥好几次找上当时还在浙江巡抚任上的马新贻,马新贻却没有受理这个案件。

第二件事,张文祥很多道上的朋友、海盗兄弟,大部分都是在马新贻的扫黄打黑、专制整顿的严力打击下,全都向阎王爷报道去了。

第三件事,张文祥做过“小押”(类似于典当行,高利贷性质严重)的行当,没曾想,马新贻竟然发布通告,以后都不能做这行业了。

爱情的背离,友情的缺失,事业的崩盘,所有的因素综合起来,很FEEL的张文祥爆发了。于是,就有了在校场行刺马新贻的那一幕。

这样的结论,清廷当然不满意,多次下达谕旨,催促魁玉拿出点实在的东西来。

清政府同时还表示,已经派遣了大员张之万赶赴江宁,会同魁玉以及司道各官员审理这个案件。

其实,魁玉还是审判出些东西来的。

审讯过程中,张文祥爆出猛料说,马新贻曾经做过太平军的俘虏,后来乘着太平军看管松懈,马新贻就和一个叫做时金彪的人一道逃了出来。

这个料实在够劲道,把当时审判官员吓得个半死,竟然没有人敢记录下来。

10月7日张之万来到江宁。

在魁玉的陪同下,他俩找到了另外的一个突破口,刚从山西押解过来的重要证人时金彪。

对于时金彪的几次审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空白。

按审判官员的说法,时金彪根本不认同张文祥的说法,对自己的曾经经历也是予以了否认。

在会审过程中,张之万为表示公平、公证、公开原则,把马新贻手下的亲信孙衣言、袁保庆也拉了进去。

审讯过程中,两人要求对张文祥进行严刑逼供。老滑头张之万却没那么傻,以犯人受刑过多,难免承受不住而死亡敷衍过去。

张之万、魁玉两个人在清朝廷的催逼不过下,于12月12日有了最终的定性,这已经是他们绞尽脑汁后所想出的最好解决方式。

在这个结论里,张文祥又被定性为太平军的余孽,并且还勾结了海盗,因为先前的三点原因,怀恨在心,外加在在逃海盗指使下,屡屡地找机会杀害马新贻,直到同治九年他等来了这个机会,并得手。

整体看来,还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是非常遗憾地,两位主审大员在这个非常“确切”的结论后面非常不确切的类似于画蛇添足般又加上了四个字“尚属可信”,从而将马脚露了出来。

朝廷不太相信这般的审判结果,再次表示自己在这案件上的坚定立场,宣布张之万已经不适合这个审判工作,将会由刑部尚书素有令名的郑敦谨携带两名郎中(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共同审理这个案子。

而当两位主审官等待不及将最终结果呈上时,他们所等待的大人物也恰巧正在此时到达了江宁。

这位老兄正是马新贻的前任两江总督及清朝廷在三个月前任命的新两江总督,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剃头“曾国藩。

两江本是属于曾国藩的势力,在这两江边有着他很多的得力助手,其中最为著名人物之一就是江苏巡抚丁日昌。实际上,丁日昌先前就和曾国藩通过气,将案情的进展传递给了他。

早在8月30日,马新贻被刺后的第八天,曾国藩就拿到了朝廷的调谕。但他并没有收拾行装,而是随即召集了丁日昌、其他幕府人员进行了商议。

获悉了各种的回馈信息,曾国藩依然没有动身的意愿,倒是在9月2日这天,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目的很明确,辞职。

朝廷那边却是不放手,9月5日,朝廷发来批示,两江间的事责任重大,只有曾国藩老成持重的人才能担当大任。

10月份曾国藩来到了北京城,20日慈禧老佛爷召见了这位当时代极具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

慈禧太后见到曾国藩所问的话就是:“马新贻被刺一案,你觉得是不是也太奇怪了啊?”

曾国藩毕竟也是官场上的高手级别人物,随身符合道:“是啊,有点奇怪。”

在欢快的谈话氛围中,两人交流了各种意见,具体详情因为没有对外公布,外界就不得所知了。

11月1日,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慈禧又一次召集了曾国藩。

这次召见的主题很明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询问曾国藩什么时候动身去江南;另外一个就是最高指示。

前一个是曾国藩一直不确定性的原因,后面一个是曾国藩指望着将不确定性转为确定性的重要因子。

最高指示只是一句话,慈禧老佛爷说的:“马新贻这个人办起事情来还是很勤快的。”(马新贻办事很好。)

有了这句话做基调,曾国藩就明白事情该怎么做了。

也正是这个时候,丁日昌来催促着曾国藩上任了,他的奏折中明确表示,希望曾国藩前往两江赴任,为国家多做贡献。

丁日昌这么热情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时候外界的舆论对他是很不利的。

当时,在两江间的刺马案的缘由,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督抚不和。

太常寺少卿王家壁就毫不留情面的在奏章中提及到:“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

舆论的压力是巨大的,纷纷扬扬之中,似乎就坐实了丁日昌因为儿子和马新贻有过节、并将马新贻做掉的既定事实。

非常倒霉地,在这之后,丁日昌被清朝廷免去了江苏巡抚的职务,由那个和事佬张之万调任为新的江苏巡抚。

丁日昌因他在湘军中的特殊地位成为刺马一案中第一个政治牺牲品,恰恰地这也是最后一个。

到此为止!

曾国藩终于动身了,就在慈禧找他最后一次谈话给予最高指示后的第六天,11月7日。

这一路走得并不快,直到12月12日(有说是1月2日),张之万和魁玉拿出判定结果的那天,他到达了江宁。

他的到来,最为高兴的人当属张之万。张之万如释重负般在办完交接手续后,如丢了一个烫手山芋急匆匆离去。

曾国藩的到来,并没有使局面有很大的改观。曾国藩大人先前两位主审官都不如,连个正常审讯程序都不走,整天个不闻不问地安闲度日。

曾国藩这样做必然是有深意存在的,他也是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他所等待的正是那个朝廷所下达的谕旨中所指明的郑敦谨。

12月份郑敦谨接受的命令,来年1871年(同治十年)的1月7日,郑敦谨进入宫内,接受了最高指示后,匆匆赶往了江宁。当年的除夕夜(2月18日)郑敦谨来到了江宁。

与曾国藩的乌龟拖延战术不同,郑敦谨雷厉风行,正月初二就把一干人犯召集到一起进行了审讯,一连审了十四天。

素来以“铁面无私”而著称,并挂有“青天”头衔的郑敦谨的办事效率实在强悍而迅捷,但据事实的发展,他的这种有别于曾国藩的振奋人心行为,其实也只是一种最终与曾国藩一样将结局引向同一路途的表象。

审案即将结束时,一时很少发言的曾国藩,说上了一句:“看来以后,还是要按照魁玉、张之万所定下得结论呈报上去啰!”

这话也成了刺马案的最终定性。

审讯过程中孙衣言、袁保庆再次提及到运用重刑,心有所系的郑敦谨没有同意。也正是这个原因存在,两人最终也未在判定的结论书上签字。

3月19日,郑敦谨和曾国藩共同审判的结论出来了,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两位主审官再次申明前面审判的正确性,更加肯定了张文祥是受海盗指使心怀怨恨而下手的结论,更加表明了没有其他任何因素的掺杂,对张文祥的刑法判定,两人在凌迟处死上另加了一条“摘心致祭”。

两人将供词呈送给军机处和刑部,用词中也出现了“尚属可信”一词,但那似乎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这就是结局了,官方的最终定性。

3月26日,朝廷见再也审不出些什么,态度也不再强硬,清朝廷下令,以太平军漏网余孽以及私通海盗的罪名,将张文祥判了个处决剜心的刑罚。

4月4日,由曾国藩亲自坐镇,张文祥被凌迟处死,外加上摘心致祭。

马新贻被封赏为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列入国史传,并还赐了谥号“端敏”,清朝廷还下令在江宁、菏泽、庐州等各地地建立起专祠,每年春秋之际祭奠这位“正直”官吏,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恩赏给主事,分刑部学习行走。

结论很符合慈禧的要求,马新贻是一个能办事的好官吏,死得很冤枉,张文祥是个十恶不赦的人,罪该万死,到处洋溢着皆大欢喜的欢乐气氛,除了丁日昌外。

刺马案至此也算是有了个了结,但笼罩在上面的迷雾却始终没有散开。

张文祥行刺缘由实在让人感觉到朴素迷离,最为流行的说法,这本身就是出自于湘军的阴谋。

湘军,顾名思义,就是湖南地方的军队,这是一支由曾国藩牵头组建的地方性军事武装。

咸丰三年(1853年),挂着吏部侍郎头衔的曾国藩回湖南组建起了这支被人评为具有“书生加山农”体制的独特队伍。

湘军后来成为清廷对抗太平天国军队的主要军事力量,湘军与本土宗族体系为纽带,打起仗来特别卖力,湖南人的剽悍性格也得以让他们在战场勇往直前,湘军与太平军打过多场恶仗,有输也有赢,最后还是湘军笑傲到了最后。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克天京(今江苏南京),湘军势力从此走向顶峰。

曾国藩也从此在官场上顺风顺水,节节高升,他的门生故吏盘踞在浙、赣、苏、皖四省地区,占据清廷财赋收入三分之一的重地几乎完全掌控在了湘军手中。

清廷虽然对湘军并不信任,却又不得不倚重着湘军,但又对湘军蓬勃发展的势力,很是忌讳,简直是到了“又爱又恨”的地步。

湘军被人定性为刺马案的主谋,可以找寻出好几个理由:

第一个,马新贻在上任之前,就和家里人交代了后事的,并还嘱咐了家人要忍,不要为自己出头。

第二个,之所以有上面这番劝告,因为马新贻任浙江巡抚时,就进京面见过慈禧,出来之后,浑身湿透,似乎 是接受了某种很棘手的最高指令的,而很多人认为,这就是针对湘军而动的政策。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湘军攻克太平军首都天京(南京)后,太平天国这么多年所积蓄的财宝就下落不明了。有人说是被湘军洗劫完了,也有说是被湘军几个领头的给吞掉了,曾国藩在上奏中明确表示说那是被大火给烧光了。朝廷把曾国藩调走,给马新贻留出空位来,就是为了找到这批珍宝。

案件的审判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夹杂不清。前后审案人员达到了五十多人,历时半年,结果还是依然如先前的判决。既然是这样的简单,为何又要拖沓这么长的时间?

原因只有一个,这内部必然是牵涉到了更大的利益集团而让审判人员有所顾忌,这个利益集团也是可以明确的,除了湘军集团还会有谁呢?

曾国藩的态度也让人很是怀疑,这么的消极,还想置身事外,以致使他迟迟的不动身。而且地,曾国藩基本上都没有审讯案件,就依照了先前的结论,是不是他早就知道了其中的内幕而故意拖延呢?

张文祥被抓前所说的那些豪语,也似乎在指明这件事暗地里是有人指使的。这件事上,绝不是几个海盗的冲动性话语,就能够将他给怂恿的。

马新贻上任不久,就向朝廷上奏,希望能够训练新营兵,而将不符合规则、无组织纪律性的湘军里的散兵游勇裁撤。鉴于清朝廷的立场,最高政府对这种建议当然是满心欢喜的,在批示中,大力支持了马新贻的这一行为。

湘军裁撤之后,无事可做,成为街头的混混,很是扰乱社会秩序,于是,马新贻派了营务处总办袁保庆(这位老兄是袁甲三的侄子,他从哥哥家过继过来的儿子就是后来闹出了很大动静的袁世凯)严力打击这帮“害群之马”。

湘军的体系都是以宗族成员为核心,具有强烈的血缘关系,这样的打击,必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得罪了湘军集团中的某些人物。而裁撤的无差别行为,也会使得更多人难以接受。于是地,一个惊天计划在暗中慢慢地策划而成。

马新贻被刺身死后,没有过上几天,就有关于这一事件的戏文上演。在这个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中,马新贻被丑化成了恶人,而张文祥却是成了顶天立地的义士。具有这样的操控功能,绝非是民间一般的团体自发组织而成,背后必然是隐藏着一个更为巨大的利益集团,而所有矛头的指向,也就只有湘军集团最为合适不过。而将人整死后,又将人的声名搞倒搞错这也是符合官场上政治斗争惯例的。

综上所述,所以地,很多史学家们认为,虽然着不知道刺马案的幕后主谋是湘军中的哪位重量级的人物,但可以肯定的,必然是和湘军很有关系的。

刺马案注定着要成为一个疑案了,如先前历史上的众多疑案般,一直流传下去,直到更多证据的发现。

历史之于我们的乐趣就在这里,总有那么多的谜题让我们去解开,也总会有那么多的谜题让我们去猜想,它们中的有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渠道加以完美破解,它们中的有些我们即使穷尽一生也难以取得完整答案。但正是有了这些,才让我们对历史着迷而乐此不疲。

❸ 古代悬案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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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间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

❹ 中国古代四大冤案是哪些

四大冤案,是指白起被杀案、韩信谋反案、岳飞“莫须有”案、袁崇焕通敌案。

1、白起被杀案:白起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军事家之一,位居战国四大名将之首,秦昭王时代,他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担任秦国的主将三十多年,一生共攻占城池70多座,斩杀敌军上百万。

长平之战中,更是直接战胜四十万赵军,使得山东六国再也无力抗秦,为秦国统一六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然则最后却被秦昭王冤杀。

白起是秦国将领,由于战功显赫而被封为“武安君”,然则他在一次朝会上不小心得罪了范雎,范雎得势当上丞相以后,频频向秦昭王说白起居功自傲、对秦王有怨言,使得秦王与白起之间产生了隔阂,对其一贬再贬。

邯郸之战时,秦王因不听白起之言而使秦军大败,白起因为生病而不能马上上任,范雎却进谗言说白起是对秦王心生不满,最后秦王下令将白起赐死,一旦名将就这样惨死在小人之后,真是可悲可叹啊。

2、韩信谋反案:韩信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是汉代的建国大功臣,与张良、萧何一路被誉为“汉初三杰,由于用兵如神,于是被后人奉为“兵仙”,历史上闻名的“背水一战”,也是他领导的。在垓下之战中,设下十面埋伏之计,打败楚霸王项羽,因为功劳被封为齐王。

项羽死后,他接管兵权,封为楚王,而后有人诬告他谋反而被贬为淮阴侯,而后他装病不出不在参加朝会,可是即使是这样依然没有能够逃过“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

最后吕后和萧何一起,将他诱骗到长乐宫,被十几名宫女用竹竿杀死,可怜名将被妇女所杀,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冤案之一。

3、岳飞“莫须有”案:岳飞是南宋时闻名的抗金将领,是南宋“中兴四将”之一,他率领岳家军挥师北伐,前后收复宋代都城建康等大片失地,取得了郾城大捷,大有直捣黄龙之意,但是却被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召回,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在宋金议和时,遭受奸臣秦桧等人诬陷被捕入狱,为了逼迫岳飞招供,秦桧等人对岳飞进行严刑拷打,还将他的儿子岳云和部下张宪抓起来拷问,最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杭州风波亭。

岳云、张宪也一并被杀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冤案之一,后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杀的,所以在杭州西湖修建了岳飞墓,将秦桧等人的跪拜雕像放在墓前。

4、袁崇焕通敌案:袁崇焕是明代末年著名的军事家,其时是明代崇祯年间,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外有清兵频频入侵,内有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而袁崇焕作为少有的优异将领,由他镇守的山海关牢不可破,多次打败后金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让后金军队不敢犯境。

后来皇太极实在没有办法,于是就应用反间计,有意引兵攻打明代都城北京,袁崇焕得悉以后,立马带兵营救,这时候皇太极散布谣言说袁崇焕是带兵来谋反的,皇太极又买通投降的官员,让他回去奉告诬陷袁崇焕谋反。

再加上崇祯帝生性多疑,于是信以为真,下令将前来救援的袁崇焕逮捕入狱,而后被凌迟处死,许多百姓也以为袁崇焕是要谋反,所以纷纷都吃他的肉,可怜一心为国的袁崇焕就这样被冤杀。

(4)古代刑法刺马扩展阅读:

清代冤案-淮安奇案:清嘉庆十三年(1808)淮安水灾,官府赈济,李毓昌奉命至山阳县查赈,住在善缘庵。知县王伸汉要李多开户口,以中饱私囊。李不从,王惧事泄,买通李仆毒死李毓昌。知府王毂亦受王伸汉赂银4000两,验尸时即以自缢报案。

李叔从遗物中发现血迹,开棺验见服毒状,赴京告状。山东抚臬奉旨复查如实,就把王伸汉等拘至刑部严讯。一讯得实,王侵贪赈灾银23000两,同知林永升1000两,其余数十人各得不等。

王伸汉处斩刑,知府王毂处绞刑,江督铁保、同知林永升均革职,遣戍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革职,留河工效力, 李的随从是在李的墓前凌迟处死 皇帝老儿真发怒了其余佐贰杂职获徙流杖责者8人。此为清代四大奇案之一。

❺ 中国古代美女刑具如何用

木驴又称刺马,妇女犯“淫罪”,则半赤裸下身绑坐木驴上钉尖,插入女人下身,游街示众,极其残忍。 据历史记载,木驴有许多种样式,大致可因当地的制造工艺水平高低,分为繁简两种。简单的,不过是一段圆木头,下面安四条腿,像一张条凳,所不同的,第一是“凳面” 不是平的,而是呈圆弧形;第二“凳面”正中间,有一根二寸来粗、一尺多长的圆木棍儿,向上竖着,象征驴的器官,这就是这种刑具被称为“木驴”的原因。 女犯被判剐以后,就把她全身衣裤剥光,把她强按在木驴上,关键的是一定要把木棍插进女犯下身。女犯负痛,当然要挣扎,所以还要用四枚大铁钉把女犯的两条大腿钉在木驴上,然后由四名大汉抬着木驴游街。游街队伍的前面,敲着破鼓、破锣,之所以一定要用破鼓、破锣,绝不是没有好锣好鼓,而是一定要和县太爷出行的“鸣锣开道”有所区别。 在游街的过程中,还要用带刺的荆条。也就是《水浒传》中所写的“混棍”抽打女犯的后背,要她高喊:“我是谋杀亲夫的淫妇,大家来看我的下场!”这是中国传统酷刑中,专门用来对付“红杏出墙”又加“谋杀亲夫”的妇女的。充分体现了男权社会、夫权社会对“不守妇道”女性的残酷摧残。 所谓“繁式”,估计可能是“科学技术”发达、木制机械制作技术精良以后对传统“手抬”木驴的技术改进:繁式木驴,肚子里是空的,四条“驴腿”,各安木轮,女犯游街的时候,不是被抬着走,而是有人在后面推着走。关键的一笔,是木轮连着一条“制动杆”,制动杆连着木驴肚子里的一个“偏心轮”,偏心轮又连着象征驴器官的木棍儿。所以,木驴往前推,木棍就能上下伸缩。往往女犯还没有押到刑场,由于木棍儿捣烂了内脏,早已经半死不活,气息奄奄了。

❻ 古代军马为什么要骟

即阉割了的马,也称 去势之马。
蒙古民族在千百年游牧生活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养马方法。马生下来一、二年间在草地上进行精心骑乘训练,使其饱食青草,膘满体壮。长出四齿即去势。蒙古语称去势之马为“阿塔思”,汉语叫骟马,或 马。这样早去势的马矫健勇壮,而且有力柔顺,能耐寒冷气候。去势后的马经二、三年在草地放牧后,再次骑乘,并像最初骑乘训练那样再次教练。经第二次教练,马的性情已较温顺,步法也很理想,不会咬人、踢人。骑马的人在马背上感到很平稳。下马后不用拴马,马也不会离开走远。另外,成百成千匹集成的马群也没有嘶叫的。在教练中,白天绝不给饲料,到了夜里在草地上放牧,拂晓又备起鞍子骑乘,虽然骑乘完了不用拴住,但做为养马法,必须拴在柱子上,使马仰起头,等到气息完全平静、四蹄冷下来之后,才开始在草地上放牧。因为马经过奔跑,疲劳还未恢复的时候就吃草、饮水是很有害的。战马在参加战斗后,必须在草地上放牧,使其饱食青草,饱饮好水,这中间绝对不骑乘,只有再次战斗临近的时候,才把马从牧地赶回营地,拴在马栓子上。然后,仅喂少量的草,经—定的时间以后,肥膘收缩,身体壮健,这时再继续乘骑数百里路。用这种养马法,马奔跑很远路也只出很少汗,任何远征都耐得住。行进中络不喂草饮水。因为劳累紧张中饮食,马摄入的东西不仅不能变成血肉,反而要生病。牧马中最强壮、最优良者留为种马而不去势,蒙汉混合话称种马为“移刺马”。移刺马外,大部分牡马都去势、病弱者很少。移刺马为官马,会如牧人管理马群那样巧妙地管理骡马群。骟马骒马各自为群绝不相混。骡马群一般由四,五十匹组成,一群骒马必须配备一匹种马(移刺马)。移刺马发现自己管辖的骡马中有寓群出走者,就立即追上,连踢带咬的赶回来。其它骒马群的移刺马奔到不属于自己的骒马群时,该群的官马会制止它,把它咬伤或踢伤以后赶跑。牧人经常手持铁鞭监督马群,马特别惧怕铁鞭。若牧人发现无视秩序争先喝水的马,就挥动恢鞭,立即制止。故即使在饮水时,马群也是整齐撑列,顺序喝完水高去。这样周到的饲养管理,就是蒙古人养马法比其他民族的养马法卓越之处。

❼ 中国古代如何处罚失贞女

木驴又称刺马,妇女犯“淫罪”,则半赤裸下身绑坐木驴上钉尖,刺进女人下身,游街示众,极端残暴。

据前史记载,木驴有许多种款式,大致可因当地的制造工艺水平凹凸,分为繁简两种。简单的,不过是一段圆木头,下面安四条腿,像一张条凳,所不同的,第一是“凳面”不是平的,而是呈圆弧形;第二“凳面”正中间,有一根二寸来粗、一尺多长的圆木棍儿,向上竖着,标志驴的器官,这就是这种刑具被称为“木驴”的原因。

女犯被判剐今后,就把她全身衣裤剥光,把她强按在木驴上,要害的是必定要把木棍插进女犯下身。女犯负痛,当然要挣扎,所以还要用四枚大铁钉把女犯的两条大腿钉在木驴上,然后由四名大汉抬着木驴游街。游街部队的前面,敲着破鼓、破锣,之所以必定要用破鼓、破锣,绝不是没有好锣好鼓,而是必定要和县太爷出行的“鸣锣开道”有所区别。

在游街的过程中,还要用带刺的荆条。也就是《水浒传》中所写的“混棍”鞭打女犯的后背,要她高喊:“我是谋杀亲夫的淫妇,我们来看我的下场!”这是中国传统酷刑中,专门用来抵挡“红杏出墙”又加“谋杀亲夫”的妇女的。充分体现了男权社会、夫权社会对“不守妇道”女性的残酷糟蹋。

所谓“繁式”,估量可能是“科学技能”兴旺、木制机械制造技能精巧今后对传统“手抬”木驴的技能改善:繁式木驴,肚子里是空的,四条“驴腿”,各安木轮,女犯游街的时分,不是被抬着走,而是有人在后面推着走。要害的一笔,是木轮连着一条“制动杆”,制动杆连着木驴肚子里的一个“偏心轮”,偏心轮又连着标志驴器官的木棍儿。所以,木驴往前推,木棍就能上下弹性。往往女犯还没有押到刑场,由于木棍儿捣烂了内脏,早已经半死不活,奄奄一息了。

❽ 古代武将担挑为什么不刺对方战马呢

武将单挑没有规定不许打战马,在对战招数中也有很多是对付马的.但是有一句话叫"大将无马,如折双膝",马对武将如此重要,又怎会被对方轻易攻击到.

❾ 晚清四大冤案是什么杨乃武与小白菜受过哪些酷刑张文祥是被凌迟处死的吗求凌迟的过程!谢谢!



四大冤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张文祥刺马案、淮安奇案
杨乃武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城内(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正直。杨乃武结过三次婚,首为吴氏,次为大杨詹氏,后死于难产。继娶小杨詹氏,即案发时之妻,后直至终老。



杨乃武与小白菜受过哪些酷刑: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乳名阿生,小杨乃武15岁,其父毕承祥,后来一些文艺作品中称其为毕秀姑。小白菜八岁时随母再嫁到余杭县城,其母嫁给喻敬天为妻,小白菜称喻为继父。与杨乃武是邻居,与葛品连也是邻居。葛品连之父葛奉来,早年死亡。葛品连之母也是带子再嫁给沈体仁为妻,沈体仁则是葛品连的继父。小白菜11岁时,经其母喻王氏与葛品连之母沈喻氏订明,将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为妻。葛品连成年后由继父将其荐至豆腐店当伙计。小白菜16岁时,葛品连便想将小白菜娶过门。小白菜与葛品连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成亲,小白菜即为葛毕氏。

此时,杨乃武正好在澄清巷口新造楼房三间。造房时由沈体仁监工,得知杨乃武还有新房多余出租,就告诉了葛品连之母沈喻氏,沈喻氏通过赵兰荣,向杨乃武租了楼房一间给小白菜夫妇居住,每月租金800文,杨乃武和小白菜就在同一楼房内居住。葛品连仍在豆腐店帮伙,由于早上起得很早,有时晚上就宿在店中。小白菜一人在家,闲来无事,经常去杨乃武家中走走,有时就在杨乃武家与杨乃武同桌吃饭。小白菜还学起诵经,因识字不多,就请杨乃武教。开始,大杨詹氏还在,小白菜与杨乃武来往频繁不至被人非议。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整座楼房有时就只剩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人。小白菜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疑,与杨乃武来往甚密。后来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有奸情的流言街坊邻里都知道了。小白菜夫妇在杨乃武处住了一年以后,杨乃武提出要求把房租增至每月1000文。小白菜夫妇觉得难以承受,就另行租了太平巷王心培隔壁的房子居住。

大杨詹氏死后三个月,杨乃武和小杨詹氏即詹彩凤结了婚。次年八月,杨乃武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

案情发端

同治十二年十月九日,在豆腐店帮伙的葛品连因身体不适回家,途中数次呕吐。大约早饭也未吃,便在糕点店买了粉团吃。到了家门口,还呕吐不止。到家后就躺到了床上,他自以为又得了流火疾,便要小白菜去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服。葛品连服用后并未见好,病情反而更为沉重。午后,葛品连病情沉重。延至申时,葛品连便死了。

葛品连死后的第二天晚上,尸体的口、鼻内竟流出血水。葛品连的义母冯许氏见后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而死,便与沈喻氏等众亲友商议,请求官府前来验尸,以验明葛品连是否中毒致死。如系中毒而死,则请查根究底。此事告知了地保王林,当晚便请人写好了呈词。次日一大早,在地保王林的陪伴下,沈喻氏便向县衙提交了要求验尸的呈词。

知县初讯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时已年近七十。刘锡彤接下呈词,正准备与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等前去勘验,恰好生员陈竹山来衙为刘知县诊病。陈竹山与刘锡彤关系密切,常来常往。于是一边诊病一边就谈起了即将去勘验的事。陈竹山得知是为葛品连验明死因,就把他在走街串巷时所听说的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的传闻告知了刘锡彤,还说,街坊邻居都认为葛品连之死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因奸谋毒所致。

之后,刘锡彤带着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来到了葛品连停尸处。仵作沈祥验得葛品连尸身仰面作淡青色,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身上起有大泡十余个。但用银针刺探喉部却呈青黑色,擦之不去,不似是砒毒之征,心下疑惑。于是只是向知县禀报说是中毒身死,却未报何毒致死。刘锡彤也未问。沈彩泉问沈祥,沈祥说可能是生烟土中毒致死。沈彩泉说不可能是生烟土,服生烟土皆为自服,是自杀,不是他杀,肯定是砒毒致死。沈祥不服,便与沈彩泉争执了起来。本来试毒的银针应该用皂角水多次擦洗,结果也都忘了。刘锡彤惑于陈竹山之言,竟相信了沈彩泉的话,认为葛品连是砒霜中毒而死。当即将小白菜叫来讯问,问她“毒从何来?”小白菜答“不知”。刘锡彤即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审问。

刘锡彤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后,对其进行严刑拷打。据当年《申报》载,小白菜受的刑是“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酷刑之下,小白菜作了与杨乃武系因奸情而谋害亲夫葛品连致死的供述。

小白菜作完口供后,已是次日凌晨三更,刘锡彤一得到小白菜的供词,立即派一王姓书办并带民壮阮德等前往抓捕杨乃武。阮德和书办将杨乃武强行带到县衙。杨乃武半夜三更平白无故被强行带至县衙,窝了一肚子的火。当知县讯问时,不但否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还以粗暴的态度顶撞刘锡彤,使刘锡彤大为恼火。杨乃武得知小白菜的供认说是初五交给其砒霜。于是,托人要求岳母本家亲友为其作证,证明其初五日在南乡除灵立继,初六日才回余杭城内。意在否定小白菜供认的初五日交砒霜的事实。杨乃武岳父的干兄弟监生吴玉琨、杨乃武岳父之侄詹善政、杨乃武的堂兄增生杨恭治及沈兆行、冯殿贵等人即按此要求向余杭知县递交了公禀。

由于杨乃武有举人身份,系天子门生,不能用刑。刘锡彤束手无策,无法获取定案的口供。次日,便呈报杭州知府,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杭州知府陈鲁又通过浙江巡抚杨昌浚向朝廷具题。同治皇帝在杨昌浚的具题上亲批:“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

杭州府再审

葛品连死后第十天,即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刘锡彤便将杨乃武和小白菜及全案卷宗解至杭州府。但杨恭治、吴玉琨、詹善政等人为杨乃武所作的初六日才回余杭城内的公禀却被刘锡彤压下了,没有随卷宗上呈杭州知府。

此时杨乃武革去举人的御批已下,知府陈鲁便动用大刑,杨乃武熬刑不过,只得承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当陈鲁追问砒霜来源时,杨乃武便编造了从杭州办完中举手续回余杭的途中,在本已熟识的仓前镇爱仁堂药店“钱宝生”处以毒鼠为名购得的。陈鲁得到这一口供,以为案情已经大白,便叫刘锡彤将钱宝生的证词取来。

“钱宝生”来到县衙后,说自己不叫钱宝生,叫钱鹿鸣,又名钱坦,也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反复做钱坦的工作,并表示不会追究其卖砒霜的罪责,也不会把他送到杭州府作证,并给钱坦写了书面保证。钱坦后来同意按刘锡彤的意思作证。

陈鲁得到“钱宝生”的证词,又有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供认,就认为铁证如山,可以定罪判刑。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杭州知府陈鲁作出判决,以因奸谋杀亲夫罪处小白菜凌迟之刑,以授意谋害他人亲夫处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按察使。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开始觉得案有可疑。因为杨乃武乃是个举人,他自己也是个举人。他不太相信一个举人会为一个女子而抛弃自己的前程不说,还得赔上自己的性命。于是,他找来刘锡彤,询及本案的经过情况,是否有不正常的情况。这刘锡彤向按察使拍胸脯保证,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也就放心了。遂将案件按照杭州知府的意见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

在此期间,杨乃武在狱中,书写了关于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申诉材料,由其妻小杨詹氏即詹彩凤向杭州各衙门申诉,但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及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到北京告“御状”

同治十三年四月,杨乃武之姐叶杨氏随带杨乃武岳母家的长工王廷南、王阿木,从上海乘轮船到北京,经在京的同乡京官指点,向都察院递交由杨乃武所写的申诉材料。事先商定由王廷南进都察院递交,临进都察院前,王廷南说自己目力不济,要王阿木进去递交。这王阿木就说自己是王廷南。这样,王阿木就被当作王廷南递解回浙江杭州。

都察院接受了杨乃武的呈词后,就下文给浙江巡抚,要求复审此案。杨昌浚将此案交杭州知府陈鲁复审,结果当然只能维持原来的判决。

由于杨乃武之妻小杨詹氏多次在杭州各衙门鸣冤叫屈,杭州城内大街小巷传言纷纷。此事引起了当时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江南药王胡雪岩的关注。杨乃武之妻得到了胡雪岩的资助,有了再次进京的经济能力。同治十三年九月,杨乃武之妻詹彩凤随带其娘家帮工姚士法,携带杨乃武的呈控材料去北京,向步军统领衙门递交了这一材料。步军统领衙门将杨乃武的申诉情况上奏皇上,皇上谕旨,将此案交浙江巡抚杨昌浚督同臬司亲提严讯。但杨昌浚并未亲提严讯,而是将此案交给刚到任的湖州知府锡光以及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共同审理此案。湖州知府锡光参与几次审理后,即找了个借口不再参与审理,不知原因何在。后来主要由龚太守审理此案,但不久便遇到同治皇帝驾崩等国家大事,又碰上全国性的考试,所以此案一拖再拖结不了案。

刑部大审

由于案件久拖不决,社会影响又大,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上奏要求重审此案。两宫皇太后命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胡官居学政,虽通学术,却不谙刑名,难以胜任,兼之素与杨昌浚相熟,也未能推翻原判。

此后,该案又经历重重周折,送达刑部。刑部在审查案卷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疑点。

浙江籍的京官也非常关心家乡这一轰动全国大案的审理情况。他们经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判断,认为本案是一起冤案。于是他们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状,根据刑部提出的前述案中疑点,又增加了他们听闻来自家乡的消息。都察院接到呈词后,即向两宫皇太后、皇上奏请。两宫皇太后竟批准了都察院的奏请。

刑部接下此案后,便调集本案的有关证人及杨乃武和小白菜进京。由于当时本案的主要证人钱坦已死,刑部也无法依靠证人的证词和人犯的口供定案。虽然在审理时发现杨乃武和小白菜都受过酷刑,与杨昌浚具题、胡瑞澜上奏中所说的并无刑讯一节显有不符,且杨乃武和小白菜也都推翻了原先因奸谋毒的供述,但刑部认为仅凭这些也难以定案。在审问进京人证的过程中,刑部官员发现余杭县令刘锡彤所勘验的葛品连中毒身死的尸体勘验结论值得怀疑。于是经请得旨意,将葛品连的尸棺运至北京,重新勘验葛品连的死因。

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由于此案影响很大,所以前来观看开棺验尸的人非常多。经仵作荀义、连顺喝报,验得葛品连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确属无毒因病而死。在场的刘锡彤以及原验仵作沈祥也都不得不认可了这一鉴定结论。刑部官员还讯问刘锡彤、沈祥原验情况,两人承认,原验时,试毒银针并未按要求用皂角水反复擦洗,不符合朝廷规定的检验要求;沈祥向刘锡彤只报服毒而死,却未报何毒致死,等等。

据此可见,杨乃武和小白菜确系冤枉。他们原来所作“因奸谋毒”的有罪供述显然均为虚假。于是,刑部上奏皇上,革去了刘锡彤知县之职。其他相关审理官员也各自因审理不利而遭受处罚。杨昌浚、胡瑞澜、陈鲁等皆被革职,刘锡彤则被从重处罚,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且不准收赎。沈祥被判杖八十并徒刑二年,沈彩泉被判杖一百并流二千里。杨乃武、小白菜冤屈被洗刷,但亦被处杖八十与杖一百。至此,案件审结,其时为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案件审理全过程历时约四年。

杨乃武回到余杭后,曾去上海《申报》做过事,不久仍回余杭,以种桑养蚕度日。于民国三年(1914年)病故,享年74岁。小白菜回到余杭后,终因亲友无靠,衣食无着,真的入庵做了尼姑,法名慧定。小白菜于民国十九年(1930 年)圆寂,享年75岁。



凌迟的过程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个看看对你是否有用:
凌迟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陵迟原来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代,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 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中的一些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 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一般记述是说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二十四刀是:一、二刀切双眉,三、四刀切双肩,五、六刀切双乳,七、八刀切双手和两肘间,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部分,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十三十四刀切两腿肚,十五刀刺心脏,十六刀切头,十七、十八刀切双手,十九、二十刀切两腕,二十一、二十二刀切双脚,二十三、二十刀四切两腿。 实际执行时,还有更多的,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三天,共四千七百刀。到公元1905年的光绪年间,凌迟刑被废除。开始时,刽子手会巧妙地一刀剜去犯人的喉结,以免他喊叫。然后迅速地出血包扎伤口,最先动手的部位是背,每刀割下的肉必须只有指甲盖大小。杀一个成年人必须要施3357刀,刀刀须见血掉肉,要用大白瓷盘将其贴在上面供观众鉴赏,并要得到赞赏,如果犯人在规定刀数前死去,刽子手将被观众嗤之以鼻,并有可能丢掉饭碗。中国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它的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 先说刘瑾。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执行十的情景,当时参与监刑的张文麟有详细的记述: 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于上述刘先生璟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 刘瑾把持朝政时,残害忠良,作恶多端,他落得如此下场固然使人解恨,但从他受刑的过程来看,凌迟这种刑罚不能不说它确实惨无人道。 再看郑鄤。若说刘瑾被凌迟是罪有应得,而郑鄤受如此酷刑却使人感到惋惜。郑鄤是常州横林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及第,他的文才与声望曾名噪一时。崇帧初年,由于朝廷内部党派之争引起政治纠纷,郑鄤也被卷了进去,他被人告发说犯有“杖母”和“奸妹”两项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后由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批示,予以凌迟处死。 关于郑鄤一案的详细背景与是非曲直,这里不作具体考述,我们只讲他受刑的大致经过。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当时的西市在北京皇城西侧甘石桥下四牌楼(后世简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处决死囚常在这里进行。按平常的惯例,斩首在西牌楼下,凌迟在东牌楼下,所以,那天早晨就有一伙人役在东牌楼旁边搭起一座棚子,里面供监斩官等人在此就座,棚子前面竖起一根上边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他们每人带一只小筐,筐里放着铁钩和利刃。刽子手们取出铁钩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斩官带校尉、人役等押着郑鄤来到刑场。郑鄤被暂时停放在南牌楼下,他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有穿鞋袜,正在向一名书童絮絮不休地属咐家中后事。这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有位吏役说,西城察院的官长还未到,必须稍停片刻,正说着,那位官长由随从前呼后拥,分开密集的人群向这里来了。就位之后,他高声宣读圣旨,由于周围人声嘈杂,他都念些什么,人们听不清楚,只听他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齐声附和,声如雷震,围观的群众莫不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只听得三声炮响,之后开始行刑。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又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同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的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些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疥药的原料。 清代仍有凌迟之刑。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首领一旦捕获,总是要凌迟处死。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等八人被俘,都押解到北京凌迟示众。捻军首领张洛行、赖文光兵败被俘,也受了凌迟之刑。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投诚,但没有受到宽大处理,清廷传旨将石达开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处决,骆秉章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竟残忍地对石达开等使用了凌迟之刑。那是同治二年(1862)六月二十五日,骆秉章率领清兵把石达开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绑赴刑场。石、曾二人分别被面对面缚在两个十字木椿上。执行凌迟时,刽子手先对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什么不能忍受此须臾时间?”曾仕和这才紧咬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一百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凌迟之刑一直延续到清末。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从此,凌迟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消失,被斩首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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