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因刑法

❶ 诸葛亮是个怎样的人 并举出相关事例。

陈寿原说：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治戎为长”，刘备的集团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荆州集团、东川集团、西川集团。刘焉、刘璋父子俩先后统治益州20多年由于未能严肃执法，因而这20多年里益州“威刑不肃”，法纪废弛，乃至“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益州豪强的为所欲为，必然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
诸葛亮入蜀后，清明政治、严肃法纪、整顿吏治，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诸葛亮坚决以法治蜀。他执法尚严，“刑法竣急”，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势力目无法纪的嚣张气焰。蜀汉的官员和百姓对诸葛亮治蜀推崇备至，在其去世后也追思不已。蜀郡人张裔在诸葛亮伐魏时担任留府长史，负责留守成都的丞相府公务，他曾经试图总结当时蜀汉官民上下一心“佥忘其身”，即忘我地为国事卖力工作的缘由，认为这就是因诸葛亮执法公平，严而不酷，又能“恩威并举”。诸葛亮死后，“黎庶追思”，常常谈论和追念诸葛亮，在街巷中祭祀他；人们缅怀诸葛亮，以故蜀汉朝廷每有佳政，人们也总是归功于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蜀亡后已几十年，原蜀汉境内黎民赞扬和称道诸葛亮治蜀，仍然随处都能听到。蜀国内部整个历史上的叛乱仅有3次，这个数字是魏国和吴国的十分之一。
由上可见，诸葛亮的治国水平已经是前无古人的境界了，可以说绝对超过萧何和管仲了！
那么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陈寿所说，什么样的奇谋可以超过这样的政治水平呢？所以陈寿所说的是相对诸葛亮政治水平，这个军事奇谋水平就比较欠缺了。但，我们来看看司马懿的表现。
司马懿非常厉害，他镇守新野时，常大破吴军（有兴趣去翻翻书），并且奇袭孟达，妙算破公孙渊，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这么一个长于攻城拔寨的人物，为什么跟诸葛亮交锋时只有一种方式——守！史载：司马懿据牢城，拥精锐（约有15万兵力），而诸葛亮只有5万步兵，这么悬殊情况下，司马懿就是不出门，让诸葛亮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为什么呢？（别说什么司马懿知道蜀国没有粮食的屁话，如果人家天天到你家门口扔石头，而那个家伙只有5个瘦不拉几空手的人，你家里有15个强壮的大汉，还拿了铁管，正常人肯定要出去打的，除非你知道，那5个家伙中有一个是李小龙）因为司马懿知道，自己绝对不是诸葛亮的对手（第一次司马懿也是很不服气，与诸葛亮交手，结果，张合没能攻下王平，自己被诸葛亮杀的大败，幸好诸葛亮没粮食撤退了，就算如此，临走还杀的自己的副帅、魏国大将军张合），这还是某人所说的军事平平所能做到的吗？
我只能这么说，诸葛亮他没能灭掉魏国，这是天意啊！所以陈寿说盖因天命，不可以智力争也！如果诸葛亮真把魏国给灭了，他就真的不是人了，而是神了！！

❷ 中国的法律有多少漏洞，单说一例法律就知道法律缺乏

完善法律是要时间和实践的，以后会慢慢好的

❸ 曹植的诗 有哪些

曹植的作品收录在《曹子建集》中。《曹子建集》共10卷，收录了曹植的诗文辞赋。其中收录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一半以上为乐府诗体。其代表作有《七哀诗》、《白马篇》、《赠白马王彪》、《门有万里客》等。其中《洛神赋》写洛川女神的仙姿美态，是文苑奇葩。

❹ 请问有谁有关于刑事侦察方面的论文

刑事侦查职能论纲
「摘要」

在现代刑事诉讼机制中，侦查职能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的诉讼职能。从历史上看，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分化、整合的发展过程。从内容上看，现代侦查职能包括制止犯罪、查明案情、保全证据与嫌疑人等功能。

「关键词」职能；诉讼职能；侦查；刑事诉讼

“职能”一词是一个功能主义用语，它被用来描述“一种体制和行为类型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以及它与其它社会性能之间的关联方式。”[1]在政治学中，“职能”与国家权力的划分有着密切联系，它常被用来指涉某一权力机构在整个国家政治体制中所具有的任务和职责，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三项权能及其内容往往又被称为三项国家职能。在刑事诉讼领域，人们也经常借用“职能”一词来描述刑事诉讼中不同主体或“角色”所起的作用，①“刑事诉讼职能是指诉讼参与者在诉讼中依据各自的权能进行不同诉讼活动的方式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2]刑事诉讼中之所以存在诉讼职能的划分，盖因刑事诉讼作为一项国家活动，涉及国家刑事司法权（广义的，包括审判权、控诉权和侦查权）的分配、组合，并围绕权力的分配、组合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义务和权利，即角色，对于这些角色在刑事诉讼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以及各个角色相互之间的关系加以描述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不同的诉讼职能。但是，刑事诉讼毕竟不是国家权力单独作用的领域，作为一种冲突解决机制，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刑事案件中涉及的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国家与被告人的冲突，”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以及犯罪嫌疑人）个人权利的行使对于刑事诉讼的结果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被告人及其权利构成了刑事诉讼结构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尤其是随着现代刑事诉讼民主理念的塑立以及民本色彩的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受得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人们开始将辩护列为一项与侦控机关的侦控职能和审判机关的审判职能相提并论的独立职能来看待。这样，现代刑事诉讼就初步形成了控、辩、审三项诉讼职能为基础的诉讼构造。“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是因控诉和审判的分离、被告人获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出现控、辩、审三种基本权能共存的状况而形成的。”[3]但是，上述结论只是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主要是从审判的角度）考察的结果，它所反映的实际上主要是刑事审判阶段的结构特征，而没有涉及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即没有从刑事诉讼案件流程的角度来考察分析，因为，从纵向角度考察，首先触及刑事案件的诉讼环节应当是侦查，接下来才依次是控诉和审判，如果说在刑事诉讼的横向结构中，侦查的重要意义被控诉职能所吸收，那么从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着眼，能否将侦查视为一项相对独立的诉讼职能呢？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将极大地影响到侦查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因此具有尤为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从界定侦查职能的地位入手，探究了侦查职能生成、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了侦查职能的独特内容。

一、独立抑或从属：侦查职能的地位

关于诉讼职能的划分，我国目前的理论颇有分歧，比较典型的观点包括：三职能说、 四职能说 、五职能说以及七职能说等。

（一）“三职能说”。“三职能说”主张，刑事诉讼由三种基本职能，即控诉、辩护和审判构成。控诉职能是指向法院起诉并出庭支持控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由国家诉追机关和被害人行使；辩护职能相对于控诉职能，是指提出对被控诉人有利的事实和理由，维护被控诉人的合法权益，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人协助其行使；审判职能则是指通过审理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和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由法院行使。控诉、辩护、审判三种基本职能互相联系、彼此制约，构成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三职能说是传统诉讼理论的通说，根据这种观点，由于侦查是公诉的必要准备，是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非经侦查，便无从确定应否起诉，因此从广义上可以将侦查视为行使控诉职能。[4]据此，侦查职能是从属于控诉职能的，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三职能说是审判中心主义理念的体现，其对诉讼构造的考察、分析，主要是站在审判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从审判程序这一角度对诉讼结构进行横向考察的结果。

（二）“四职能说”。有学者在传统的三职能说的基础上，提出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区分为控诉、辩护、审判和监督等四项职能，俗称四职能说。这种观点认为，三职能说固然能够反映传统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特征，但这种观点却不适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因为我国的检察机关除负担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等控诉职能外，还有权对公安机关、法院以及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而对于检察机关的后一项职能，三职能说是无法加以解说的，这是三职能说的理论缺陷。该观点认为，一种诉讼职能理论必须要能够反映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不将法律监督职能列为刑事诉讼职能的范围，就无法准确解释我国实际存在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现状。为此，应当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规定在传统的三职能之外增加“法律监督”职能，并认为，法律监督职能的提出是我国诉讼职能理论的特色及与国外诉讼职能理论区分的关键。[5]四职能实际上只是根据我国诉讼权力（利）配置的独特情况而对三职能说进行了局部修正，但其分类的基本理论依据仍然来自三职能说，仍然坚持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考察的思路。

（三）“五职能说”。有学者在传统的三职能说的基础上将监督和协助司法，也作为刑事诉讼的职能之一，从而形成五职能说。该观点认为，一种科学的诉讼职能理论应当将所有参与诉讼的国家官员和个人的功能和角色都能概括进去，这样才能准确全面反映刑事诉讼制度的真实情况。据此，该观点主张，除了应将法律监督也列为诉讼职能之一外，还应将证人、鉴定人等角色在诉讼中的功能也列为一项诉讼职能，即协助司法职能。因为，证人、鉴定人本身一般与诉讼结果并无利害关系，它们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协助司法机关进行诉讼活动，发现事实真相，作出正确的裁判结论。他们实际上是在担负着一种为刑事诉讼所不可或缺的协助司法职能。[6]五职能说主张的是一种泛化的诉讼职能观，它在检察院、法院和被告人等传统的诉讼主体的作用范围之外，将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功能也列为独立的职能形式。

（四）“七职能说”。 该观点认为，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包括侦查、控诉、辩护、审判、执行、协助司法、诉讼监督。该观点认为，传统的“三职能说”是以狭义刑事诉讼为基础的，有其理论缺陷，对刑事诉讼职能的确定与划分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由于司法领域分工越来越细，分权学说的影响、人权思想的发达以及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诉讼职能在不断的分化、发展并不断的整合，传统的审判中心主义已为诉讼阶段论所取代，刑事诉讼的程序、阶段增多，向前延伸，因此诉讼职能的划分应当反映和展现从立案到执行各个诉讼程序中所有主持或参加诉讼活动的主体的全部诉讼活动，而不能仅从刑事诉讼系统中的一个或几个阶段的诉讼活动来进行职能的划分。第二，某一机关或者诉讼参与人的活动能否归纳为一种独立的职能，应当从其担负的功能、作用、独立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程序保障综合进行考察，如果他们的功能是特定的，无法为其他职能所包容、替代，就应当认定一种独立的职能。第三，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检察机关不仅仅是公诉机关，而且还要对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因此，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包括诉讼监督、执行、协助司法等职能。[7]

根据不同的诉讼职能理论，对侦查职能的性质认识会有所不同。在“三职能说”、“四职能说”包括“五职能说”的理论框架下，没有侦查职能独立存在的理论可能性，侦查职能被视为是控诉职能的附庸，完全为控诉职能所吸收。而相反，根据“七职能说”，侦查职能的独立性则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被视为是一项独立于控诉职能的完整诉讼职能。在这里，争论哪一种观点正确，哪一种观点错误，是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因为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系统，存在着建立各种分类研究体系的可能性，前面例举的关于诉讼职能的不同学说实际上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刑事诉讼职能进行分类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可以说都言之成理，都有其理论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一种分类标准更为科学，更能反映刑事诉讼结构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我们认为，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说，衡量一个社会功能系统独立与否，应当从该系统所担负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全面考察，如果其功能的内容是特定的，无法为其他功能系统所包容、替代，那么就应当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功能系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们认为，侦查职能应当是一项相对独立的诉讼职能。具体而言：

（一）控、辩、审三职能不能涵括、指代刑事诉讼的所有职能。如同其他多数诉讼理论一样，刑事诉讼职能理论也是舶来品，从相关理论谱系来看，刑事诉讼职能是大陆法国家的诉讼法学者在对现代刑事诉讼与纠问式诉讼进行比较研究时使用的概念，而提出“刑事诉讼职能”概念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导出诉讼“职能区分”（或称“职能分开”）理论。根据国外学者的观点，“诉讼职能区分似乎是纠问式程序与控诉式程序（accusatorial procere）之间的基本差异之一”。[8]在纠问式程序中，控诉、辩护和裁判这三项诉讼职能没有得到区分。控诉与裁判由同一司法机构承担，被告人只拥有极少的自我防御机会，辩护职能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在控诉式程序中，这些职能却有必要进行分离。控诉职能由检察官承担，辩护职能属于被告人和他的辩护律师，而裁判则是独立于前两者中任何一个的法庭的职能。”[9]法国学者卡斯东。斯特法尼认为，现代刑事诉讼实行的是“职能分开”原则，所谓职能分开是指，“负责进行追诉的司法官（检察官）完全被排除出审判法院；同时，同一人在同一案件中不得既行使预审职能，又行使审判职能。”[10]日本学者田口守一也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前提显然是控辩式诉讼构造。而从控辩式诉讼构造出发，可以明确现行法的几项根本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国家追诉主义，诉讼程序由检察官的追诉行为开始。由此，法官与检察官的功能分离。因为法官不是追诉人，没有追诉的事实不能审理（不告不理原则），只有被起诉的被告人才是审判对象。[11]可见，诉讼“职能区分”理论的核心是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分化，而“刑事诉讼职能”这一概念从其产生伊始就是用来描述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不同功能和作用的，刑事诉讼职能，实质上指的是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刑事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所具有的任务和职责，而不是泛指所有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我们通常所指的“刑事诉讼职能”实际上指的是刑事诉讼主体的职能，即刑事诉讼的基本职能，它并不能排斥我们在控、辩、审三职能之外定位其他诉讼职能的可能性，像“五职能说”和“七职能说”提出的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协助司法职能，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说在刑事诉讼中除了控、辩、审三方诉讼主体之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就没有特定的任务和职责了。这就像我们讨论现代宪政国家的职能，通行的理论是说“三权”即国家职能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职能，但实际上“三权”并不能涵扩国家所有的职能，不排除在三权之外定位其他国家职能的可能性。

同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传统的控、辩、审三职能说带有较强的“审判中心主义”色彩，它实际上是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主要是从审判的角度）考察的结果，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刑事审判阶段的结构特征，并不能据此反对我们转换思路和角度，从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即从刑事诉讼案件流程的角度对刑事诉讼职能进行分类考察，而从纵向角度看，首先触及刑事案件的诉讼环节应当是侦查程序（不限于侦查职能），接下来才依次是控诉和审判程序。虽然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一样也具有诉讼特性，即侦查程序也是构造化的程序，但是侦查程序中的诉讼职能配置与审判阶段显然不同，在侦查程序中，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行使审判职能，但这里的审判职能不是一种实体性处罚职能，而带有程序性监督职能的特征，法院在侦查中的司法审查不是通过审理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和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而是通过审查判断侦查机关对嫌疑人实施的强制性侦查行为是否适当，是否需要对公民提供司法救济。同时，检察院虽然也介入侦查，但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行使的并不是控诉职能，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的角色不是向法院起诉并出庭支持控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是制止犯罪、查明犯罪、保全证据、保全嫌疑人的人身，因此，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行使的是侦查职能而非控诉职能，检察官在侦查阶段的功能是侦查官而非控诉官。日本学者田口守一将检察官在诉讼中的权限分为四类：（1）侦查权限，这是具有警察官特点的功能；（2）提起公诉的权限，这是具有法官特点的功能；（3）提出证据、陈述意见等的权限，这是具有律师特点的功能；（4）指挥审判执行权限，这是具有矫正保护职员特点的功能。[12]可见，尽管检察官从侦查犯罪到执行刑罚，在所有刑事程序阶段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侦查程序阶段，检察院和检察官的权限主要是侦查权限而非控诉权限，行使的是类似警察官的侦查职能，而非司法官的控诉职能。因此，从侦查程序阶段来看，侦查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构成了支撑侦查程序运行的基本诉讼职能，侦查职能是一项独立的诉讼职能。

（二）控诉职能不能完全包容、吸收侦查职能。传统的“三职能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侦查只是为提起控诉作准备，因此，侦查职能不具有独立性，而只是控诉职能的从属或附庸。但是，我们认为，这一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在现代法治国家，侦查职能和控诉职能往往由检察院一力承担（警察机关只被视为检察院的辅助机关），从而出现主体重叠现象，但是主体重叠并不能抹煞两项诉讼职能在目的和内容上的相对独立性。具体而言，首先，从目的层面来看，侦查的目的并非是为公诉作准备，而是为了明确嫌疑的有无，进而决定起诉与不起诉。因此，侦查的目的相对于公诉具有独立性，“侦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有否犯罪嫌疑，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是为了提起公诉而做准备。对于许多自白案件，为了不起诉进行侦查活动、防御活动；对于重大案件和否认犯罪案件，开始时就以审判为前提展开侦查活动。在侦查时要考虑到决定起诉、不起诉与准备审判这两个方面，即侦查是具有两个目的的”。[13]既然侦查的目的并非为了控诉，那么就不能将侦查职能视为是控诉职能的附庸；既然侦查的目的具有独立性，那么作为这一目的的实现，侦查职能本身也应当是独立的；其次，从侦查程序的结构来看，侦查程序的结构独立于控诉程序。任何一个独立的系统都有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结构表示系统的构造，功能表示行为方式或作用，这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结构是系统的恒定方面，功能是系统结构的行为，结构决定功能，它是行为的载体。[14]因此，独立的结构必然拥有独立的功能。侦查程序与控诉程序虽然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但侦查程序作为一个由犯罪嫌疑人、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被害人等多种角色构成的相对封闭的制度化体系，仍然是一个独立、自治的程序结构，它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功能系统（这一功能系统由侦查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构成）。再次，从侦查职能的内容来看，侦查职能与控诉职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控诉职能具体包涵以下权能：公诉的提起（或不起诉）、公诉的支持、公诉的变更以及抗诉等。这些权能都与“诉权”相关，与控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刑罚请求权”的特征是密不可分的。而侦查职能则包括以下权能：制止犯罪、查明犯罪、保全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等。从侦查职能的内容来看，只有保全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的功能带有为控诉作准备的性质，而制止犯罪、查明犯罪等功能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与侦查权不完全是一项司法权，而带有行政权的性质和特征是分不开的。可见，无论是从目的层面上，还是权能内容上，侦查职能与控诉职能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控诉职能并不能完全包容、吸收侦查职能，侦查职能保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二、分化与整合：侦查职能的形成

在现代化理论看来，社会发展过程就是结构的进步性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系统形态之间一重要不同之处便在于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程度有异。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在于地方群体稳定化、流动空间有限化、职业分化比较简单以及低差异的“泛能化”。而现代工业社会的的内部分化极大，存在众多个体角色和组织角色，且每一角色往往形式一种功能甚至发挥多种功能。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府的重要特征即是社会结构中各种角色（包括个体角色与组织角色）高度分化与各自功能专一化，国家机器及其功能作为整体也相应高度分化，机构数量众多且功能各异。[15]诉讼制度的变迁和发展历程，本质上也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历史地看，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正是诉讼功能和结构日渐分化、整合的结果

同志,看看对不对,我以经尽最大努力.
希望采纳.
谢谢.

❺ 简述唐朝六部的职掌,主要官职及其别称

吏部
中国古代官署。东汉改尚书常侍曹为吏曹，又改为选部，魏晋以后称吏部。隋唐列为六部之首。长官为吏部尚书。历代相沿。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下设四司：明清为文选清吏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文选清吏司掌考文职之品级及开列、考授、拣选、升调、办理月选。验封司掌封爵、世职、恩荫、难荫、请封、捐封等事务。稽勋司掌文职官员守制、终养、办理官员之出继 、入籍、复名复姓等事。考功司掌文职官之处分及议叙，办理京察、大计。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的责任内阁设立制诰、铨叙等局，吏部遂撤。吏部一般设有：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上；郎中二人，正五品上；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吏部主事四人，司封主事二人，司勋主事四人，考功主事三人。武德五年改选部曰吏部，七年省侍郎。贞观二年复置。龙朔元年改吏部曰司列，主爵曰司封，考功曰。武后光宅元年改吏部曰天官。垂拱元年改主爵曰司封。天宝十一载改吏部曰文部，至德二载复旧。有吏部令史三十人，书令史六十人；制书令史十四人；甲库令史十一人，亭长八人，掌固十二人；司封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司勋令史三十三人，书令史六十七人，掌固四人；考功令史十五人，书令史三十人，掌固四人。

户部
中国古代官署名。三国时设度支尚书，掌财政。隋代以度支尚书为民部尚书。唐代改称户部，遂为六部之一，长官为户部尚书。历代相沿。明清时期户部掌全国疆土、田地 、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其内部办理政务按地区分工而设司。各司除掌核本省钱粮外，亦兼管其他衙门的部分庶务，职责多有交叉。清还设有掌管八旗事务的八旗俸饷处及现审处。隶于户部的机构有：掌铸钱的钱法堂及宝泉局；掌库藏的户部三库；掌仓储及漕务的仓场衙门。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将户部改为度支部。户部遂废。户部一般设有：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其属有四：一曰户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仓部。户部巡官二人，主事四人；度支主事二人；金部主事三人；仓部主事三人。高宗即位，改民部曰户部。龙朔三年，改户部曰司元，度支曰司度，金部曰司珍，仓部曰司庾。光宅元年，改户部曰地官。天宝十一载，改金部曰司金，仓部曰司储。有户部令史十七人，书令史三十四人，计史一人，亭长六人，掌固十人；度支令史十六人，书令史三十三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金部主事三人，令史十人，书令史二十一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仓部令史十二人，书令史二十三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

工部
中国封建时代中央官署六部之一。掌管营造工程事项。汉代有民曹。西晋以后置田曹掌屯田，又有起部掌工程，水部掌航政及水利。隋代始设立工部，与吏、民（度支）、礼、兵、刑并称六部。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长官为工部尚书。历代相沿不改。清代工部设于天聪五年（1631），是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在“筹备立宪”、改革官制时，将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工部一般设有：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其属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工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为尚书、侍郎之贰。凡京都营缮，皆下少府、将作共其用，役千功者先奏。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一人。四月至七月为长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为中功，十月至正月为短功。雇者，日为绢三尺，内中尚巧匠，无作则纳资。凡津梁道路，治以九月。工部主事三人，屯田主事二人，虞部主事二人，水部主事二人。武德三年，改起部曰工部，龙朔二年，曰司平，屯田曰司田，虞部曰司虞，水部曰司川。光宅元年，改工部曰冬官。天宝十一载，改虞部曰司虞，水部曰司水。工部有令史十二人，书令史二十一人，计史一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屯田令史七人，书令史十二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虞部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水部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

礼部
中国古代官署。南北朝北周始设。隋唐为六部之一。历代相沿。长官为礼部尚书。考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礼部下设四司，明清皆为：仪制清吏司，掌嘉礼、军礼及管理学务、科举考试事；祠祭清吏司，掌吉礼、凶礼事务；主客清吏司，掌宾礼及接待外宾事务；精膳清吏司，掌筵飨廪饩牲牢事务。四司之外，清设有铸印局，掌铸造皇帝宝印及内外官员印信。会同四译馆，掌接待各藩属、外国贡使及翻译等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将原设之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礼部内部机构中添设承政、参议二厅，仪制、太常、光禄三司及礼器库、礼学馆。宣统三年（1911），将礼部改为典礼院，成为清政府专管朝廷坛庙、陵寝之礼乐及制造典守事宜，并掌修明礼乐、更定章制的机关。礼部一般设有：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其属有四：一曰礼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

兵部
官署名。三国魏置五兵尚书，掌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晋代又增驾部、车部、库部，掌车马兵械等。隋唐因北周兵部旧名，设为尚书省六部之一。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器、军令之政，长官本兵部尚书。后代沿置，取权范围不尽相同。《通典.职官五.兵部尚书》：“《周礼.夏官》大司马之职......即今兵部之任也。魏置五兵尚书。”又“后周置大司马，其属又有兵部......至隋乃有兵部尚书，统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曹，盖因后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之职。”《新唐书.百官志一》：“兵部。凡将出征，告庙，授斧钺；军不从令，大将专决，还日，具上其罪。凡发兵，降敕书于尚书，尚书下文符。放十人，发十马，军器出十，皆不待敕。卫士番直，发一人以上，必覆奏。诸蕃首领至，则备威仪郊导。凡俘馘，酬以绢，入钞之俘，归于司农。兵部主事四人，职方主事二人，驾部主事二人，库部主事二人。龙朔二年，改兵部曰司戎，职方曰司城，驾部曰司舆，库部曰司库。光宅元年，改兵部曰夏官，天宝十一载曰武部，驾部曰司驾。有兵部令史三十人，书令史六十人，制书令史十三人，甲库令史十二人，亭长八人，掌固十二人；职方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掌固四人；驾部令史十人，书令史二十四人，掌固四人；库部令史七人，书令史十五人，掌固四人。

刑部
中国古代官署。东汉尚书置二千石曹掌刑狱，三公曹掌决案。魏晋以后有都官、比部各曹。隋初设都官尚书，后改为刑部尚书，刑部遂为六部之一。长官为刑部尚书。历代相沿。明清两代，刑部作为主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与督察院管稽察、大理寺掌重大案件的最后审理和复核，共为“三法司制”。刑部的具体职掌是：审定各种法律，复核各地送部的刑名案件，会同九卿审理“监候”的死刑案件以及直接审理京畿地区的待罪以上案件。刑部的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是按省设司。清代刑部各司除分核本省刑名外，职掌他省及衙门的部分文书收发和某些日常政务。此外，清设督捕司，掌督捕旗人逃亡事；秋审处，掌核秋审、朝审各案；减等处，掌汇核各省及现审各案之遇赦减等事；提牢厅，掌管狱卒，稽察南北所监狱的罪犯，发放囚衣、囚粮及药物等；赃罚库，掌收放现审案内赃款及没收各物件，并保管本部现银及堂印；赎罚处，掌罚罪事；律例馆，掌修订法律。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将刑部改称法部。刑部之称遂撤。刑部一般设有：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律令、刑法、徒隶、按覆谳禁之政。其属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门。刑部郎中、员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谳，为尚书、侍郎之贰。凡刑法之书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鞫大狱，以尚书侍郎与御史中丞、大理卿为三司使。凡国有大赦，集囚徒于阙下以听。刑部主事四人，都官主事二人，比部主事四人，司门主事二人。龙朔二年，改刑部曰司刑，都官曰司仆，比部曰司计，司门曰司关。光宅元年，改刑部曰秋官。天宝十一载，改刑部曰司宪，比部曰司计。有刑部令史十九人，书令史三十八人，亭长六人，掌固十人；都官令史九人，书令史十二人，掌固四人；比部令史十四人，书令史二十七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司门令史六人，书令史十三人，掌固四人。

❻ 诸葛亮有哪些经典的军事思想

首先，治军以明。诸葛亮治军以明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内容，从正面来说，诸葛亮治军以明表现为：

一、提出明确的道德要求。如《将苑·谨候》一文就集中表述了这方面的内容。诸葛亮认为师出以律，失律则凶，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要“勇”、“廉”、“平”、“忍”、“宽”、“信”、“敬”、“明”、“仁”、“忠”等有关道德方面的要求。

《将苑·将材》一文中要求将帅要具备“仁”、“义”、“礼”、“智”、“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阴察第十六》一文中说阴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赏贤罚罪”、“安仁和众”、“保大定功”、“丰挠拒谗”。

二、规定严格的法令规定。如诸葛亮亲着的《法检》两卷、《军令》两卷（现存仅为《军令》十五条），制定的《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便宜十六策·斩断第十四》一文对不听从教令的“轻”、“慢”、“盗”、“欺”、“背”、“乱”、“误”七种情形的严肃处理。

其次，以信为本。诸葛亮治军重信。诸葛亮认为，“信，重然诺也”，也就是说，“信”就是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言出必行。不诚者失信，如果不知道守信用，那么作战一定会失败；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够执行，那么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是毫无用处。

反之，如果用信义来鼓励将士，将士没有不拼命效力的。因此，诸葛亮强调治军要以信为本，“夫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以信为本，就赏罚而言，诸葛亮认为要“赏罚有信”，因为用赏罚来判定功过，士卒就会知道守信用；就将帅而言，诸葛亮认为所谓信将，即“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

(6)盖因刑法扩展阅读：

诸葛亮的廉政建设的影响：

身为丞相，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不仅带头廉政，树起一面旗帜，同时还把廉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建设来抓，对蜀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诸葛亮时期的廉政建设，首先表现在对蜀汉宫城规模和惠陵规模的严格控制上。在诸葛亮执政时期，年青的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当时负责宫中事务的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

后主皇妃之数是一个复杂问题，涉及到皇宫规模建制等诸多问题，非董允所能决定。当时，“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在蜀汉上层创造了一个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蜀国官员以诸葛亮为榜样，为官节俭，力戒奢华，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