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买卖解释

Ⅰ 买卖儿童最新刑法

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并有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Ⅱ 刑法的解释

刑法的解释是指对刑法规范蕴含的阐述。刑法条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版上的抽象性和稳定性权，决定了刑法解释在正确领会立法意图、准确适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当然也有权对法律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具有与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释对于弥补刑法规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规范适应复杂多变的犯罪活动，维护刑法规范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多功能解释。在刑法适用中，经常出现一些疑难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因此，司法解释对于刑法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司法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适用中有关问题所作的解释。
如果把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称为有权解释，即其法律解释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那么，学理解释就是一种无权解释，但具有学理上的参考价值。尽管学理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在刑法适用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Ⅲ 刑法182条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公发【2001】11号）

Ⅳ 刑法上贩卖和出卖有什么区别

首先，“贩卖”中“贩”，辞书上注释是贱买而贵卖 ，所以贩卖那个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过程，一具是买，一具是卖，而刑法意义的贩卖注重了卖的行为，并且也强调了买的过程，所以，对完成刑法意义上的“贩卖”那个犯罪形态，有三种事情（一）行为人完成了买和卖这两个过程，这一事情属典型贩卖过程；（二）行为人完成了“为卖而买”如此一具过程，而别论是否完成出卖这种过程，也被视为完成了贩卖的行为，称之为准贩卖行为；（三）行为人完成了“出卖”如此一具过程，别论是否存在买进行为，也认为完成了贩卖。也算是该行为人只要符合上述的三种情形之一，就被认为完成了贩卖行为。案例一中柯某事实上并没有完成卖出淫秽物品（正在交易中）行为，他不过完成了为卖而买如此的行为。基于上述的认识，所以，即便他没有真正交易完毕，也认定他完成了刑法意义上的贩卖行为。其实，刑法中还有许多被冠以贩卖的罪名，其犯罪形态的认定也都基于上述的三种情形。例如，贩卖毒品等。而单独孤立、未完成的买进或出卖行为只能属于贩卖的未完成形态，例如，某人路上捡到一批淫秽物品而予以出卖但没有完成，那此情形只能属于贩卖的未完成形态也即未遂。
对于倒卖，其中“倒”字，辞书中比较贴切的注释是转移、挪移，所以，从字面上理解，“倒卖”也算是将东西换个地点“卖”，所以，在刑法意义上“倒卖”的行为强调的是“卖”如此一具过程，没有过多的涉及“买”的行为，所以，是否能够理解完成刑法意义上的倒卖的行为，实质上算是完成卖出如此的行为。在高铭宣、董太云、滕炜主编的《刑法》释义中有关“倒卖”的表述是指“行为人出售、、、、的行为”，这个地方也只强调了出售如此的行为，所以，行为人即便是完成了为卖而买，只要其没有完成出卖的行为，只能属于“倒卖”的未完成形态。从另一具角度说，假如将“倒卖”和“贩卖”视为同等涵义的话，立法者没有必要将同一具事有用两个别同的概念来予以表述。所以，笔者认为刑法意义上的贩卖和倒卖存在事实和法律适用上的区别。

Ⅳ 买卖人口罪量刑标准

截至2019年12月，我国没有买卖人口罪，但有拐卖妇女、儿童罪，具体量刑标准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5)刑法买卖解释扩展阅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

第三条以介绍婚姻为名，采取非法扣押身份证件、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或者利用妇女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孤立无援等境况，违背妇女意志，将其出卖给他人的，应当以拐卖妇女罪追究刑事责任。

以介绍婚姻为名，与被介绍妇女串通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较大的，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或者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构成妨害公务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八条出于结婚目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或者出于抚养目的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涉及多名家庭成员、亲友参与的，对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的儿童，是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其中，不满一周岁的为婴儿，一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的为幼儿。

Ⅵ 刑法中“违法经营罪”和“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是什么

我国《刑法》未规定违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罪的相关条文如下：
《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场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第二百三十一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司法解释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对非法经营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诉：
一、违反国家规定，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经营去话业务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2）经营来话业务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3）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进行非法经营活动的。
二、非法经营外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数额在20万美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2）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代理业务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3）居间介绍骗购外汇数额在100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15万元以上的；
2.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个人非法经营报纸5000份或者期刊5000本或者图书2000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500张（盒）以上的，
3.单位非法经营报纸15000份或者期刊15000本或者图书5000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500张（盒）以上的。
4.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非法经营数额在3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5.个人或单位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2）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Ⅶ 刑法的含义

（一）刑法的概念、渊源、分类
1、刑法概念：规定犯罪及刑罚的法
注意：这里的“犯罪”不仅仅是事实描述，而更是一种价值评价
2、刑法渊源：刑法典（修正案是刑法典的组成部分）；
1个单行刑法（创立骗购外汇罪；将逃汇罪的主体由国有单位扩大到所有中国的单位；将非法买卖外汇定为非法经营罪）；
附属刑法：其他法律中的刑法规定；（中国没有明确的附属刑法）
3、刑法分类：狭义刑法与广义刑法、普通刑法与特殊刑法
（二）刑法之法律特征
1、调整和保护利益的广泛性与不完整性
2、最后手段性（其他部门法的补充性）
3、保障性（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
（三）刑法之机能
刑法的机能实际上就是指刑法的作用，具体是指刑法在客观上可能发挥的作用和主观上人们希望和追求刑法发挥的作用
1、行为规制机能：指刑法具有使对犯罪行为的规范评价得以明确的机能。
刑法是面向未来的，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而不是报复犯罪
指的是禁止自我重复和禁止别人模仿。
例1：如张三偷钱，没人管，那么别人也会去模仿，所以要禁止，防止犯罪传染。
例2：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因为法律不能禁止精神病人模仿、复制自己以前的行为。（其本身无正常意识）。
用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极为罕见的行为即使是社会危害性极大也是不能当作犯罪来处理，否则就违反了行为规制机能（如刑法第17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负刑责的情形）。
国民得以自由活动的前提条件，是确立公正且透明的行为规范，使其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在此规范的范围内，人们的自由活动将被保障，同时，当违反规范侵害他人利益时，将被追究责任。
2、保护法益机能：刑法能够保护而且值得保护的利益。
例如：刑法认为男子的性权利不值得保护。
当侵害的法益发生变化时，罪名也随之发生变化。（转化犯）
3、自由保障机能：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的机能；
使国民对自己的行为具有预测可能性；
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又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四）刑法的目的
1、第一层次：刑法的整体目的：保护法益
2、第二层次：分则各章规定的目的（同类客体）。
3、第三层次：各个条文的目的。对各个条文目的的理解不应超出规定该条文的“章”的目的范围。例外：刑法分则第四章中的重婚罪
（五）刑法的解释→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刑法的目的
按解释的效力分为：有权解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无权解释（学理解释）
按解释的方法分为：文理解释（平义解释）、论理解释
文理解释指根据刑法用语的文义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阐释刑法意义的解释方法。文理解释的根据主要是语词的含义、语法、标点及标题。文理解释是一种基本的但并非简单的解释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合理，则没有必要采取论理解释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不合理或产生多种结论，则必须进行论理解释。
论理解释是指参酌刑法产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立法精神，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论理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1)扩大解释。即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窄，于是扩张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如将刑法第341条中“出售”，解释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将刑法第116条中的“汽车”解释为包括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的大型拖拉机，则是一种扩大解释。扩大解释是对用语通常含义的扩张，不能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果完全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应否做出扩大解释，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对于一个行为而言，其处罚的必要性越大，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换言之，“解释的实质的容许范围，与实质的正当性(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与法律条文通常语义的距离成反比。”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大，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处罚的必要性越大，扩大解释的扩张程度便越宽。
(2)缩小解释。即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广，于是限制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如将刑法第111条规定的“情报”限定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则是缩小解释。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人权的思想，并非意味着在任何场合都尽可能做出缩小解释；事实上，任意做出缩小解释反而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例如，将刑法第232条中的“故意杀人”的“人”限制解释为“精神正常的人”或者“年满1周岁以上的人”，可谓缩小解释，但严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不是限制字面含义，而是在刑法规定之外附加条件的，不是缩小解释，可能是目的性限缩。
(3)当然解释。即刑法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形式逻辑、规范目的及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如刑法第201条规定，“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认为因偷税被给予三次、四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则是当然解释。（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
(4)反对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的正面表述，推导其反面含义的解释方法。如刑法第50条前段规定，判处死缓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据此，没有满2年的不得减为无期徒刑，此即反对解释。反对解释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采用：一是法条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全部条件；二是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
(5)补正解释。即在刑法文字发生错误时，统观刑法全文加以补正，以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如认为刑法第63条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数，则是补正解释。补正解释必须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体规定。在刑法解释中，补正解释不意味着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解释为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的。
(6)体系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断章取义，以便刑法整体协调。刑法是存在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整体，它不仅要与宪法协调，而且本身也是协调的。因为刑法体现正义，要对相同的案件作相同的处理，对相似的案件作相似的处理，对不同的案件作不同的处理，绝对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做出不协调的解释，必然有损刑法的正义性。所以，使刑法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对一个本文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则应舍弃。”遇到不明确的规定时，应当通过明确的规定来阐释不明确的部分，而不应当以某种规定不明确为由而否定明确的规定。体系解释并不意味着对刑法中的任何用语都必须做出完全一致的解释，更不意味着刑法用语必须与其他法律用语的含义相吻合。由于语言的特点等原因，刑法中的许多用语也具有相对性，即同一用语在不同条款甚至在同一条款中可能具有不同含义。同时，肯定刑法用语的相对性是为了实现刑法的协调与正义，所以，对用语作相对解释，实质上也是体系解释。
(7)历史解释。即根据制定刑法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刑法发展的源流，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历史解释并不意味着只是探讨立法原意，而是要根据历史参考资料得出符合时代的结论。历史解释也不意味着必须永远按照过去的观念解释现行刑法或对旧刑法的解释必须仍然适用于新刑法，而是应注重刑法变更的历史原因。例如，私自开拆、隐藏、毁弃邮件、电报罪，已由旧刑法中的渎职罪调整到新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解释者应当把握这种调整的理由并做出新的解释，而不能按渎职罪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
(8)比较解释。即将刑法的相关规定或外国立法与判例作为参考资料，借以阐明刑法规定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在进行比较解释时，不可忽视中外刑法在实质、内容、体例上的差异，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与犯罪的名称，而应注重规定某种犯罪的条文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了解相同用语在不同国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例如，日本刑法第246条规定了诈骗罪，第246条之二规定了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第248条规定了准诈骗罪，而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后两种罪名。不能认为，使用计算机诈骗与准诈骗的行为，没有被我国刑法规定为犯罪，因而不得定罪处刑；相反只能认为，这些行为包含在我国刑法第264条、第266条规定的盗窃罪、诈骗罪之中。
(9)目的解释。即根据刑法规范的目的，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任何解释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释；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就以目的解释来最终决定；刑法分则规定具体犯罪与刑罚的条文，都有其特定的法益保护目的；在确定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必须以其保护法益为指导。目的解释的前提是正确确定刑法规范的目的。就刑法而言，难以确定的是分则具体条文的目的。例如，规定盗窃罪的第264条的目的，是保护财产的所有权，还是保护财产的占有？规定受贿罪的第385条的目的，是保护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还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对此，又需要根据宪法原则和刑法理念与现实，采取多种解释方法来确定。
在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时，既可能采取某一种解释方法，也可能同时采取某几种解释方法，对不同条文可能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如对A条进行扩大解释，对B条进行缩小解释），但解释必须符合刑法目的。
对于一个词语的解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它的判断标准是：对一个概念的解释是否超出了国民对于这个词语含义的预测可能性

Ⅷ 中国刑法对买卖枪只有什么处罚

你好！
一、对于《解释》施行前，行为人因生产、生活所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
自公安部于今年4月18日发布《关于严厉打击违反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管理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以来，各地陆续查处了一批涉枪、涉爆案件。人民法院对于构成犯罪的案件依照刑法和《解释》的有关规定予以定罪处罚，有力打击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但是，实践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例如在有些案件中，行为人非法制造、买卖的枪支、爆炸物均用于日常的生产、生活，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是，由于《解释》规定的涉枪、涉爆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比较严格，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较重的刑罚。特别是，这些案件多集中在一些偏远的山区乡镇，有的一个几十个人的小村庄，竟有10余人参与非法制造、买卖爆炸物品活动。这些案件的涉案当事人居住在贫困的山区，经济落后，生活贫穷，推一的致富途径就是靠开山炸石搞一些小型石料厂。办石料厂就需要开山炸石，而开山炸石就需要炸药。为此，一些行为人为了图便宜省钱，就找当地农民帮助做一些炸药，而～些农民为了增加收入就自行备料（如硝酸氨化肥、玉米面、花生皮等）和工具，在家中加工制造炸药。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主观方面并无实施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恶意。如果不讲政策，一律追究刑事责任甚至判处重刑，社会影响显然不佳。当然，从严格依法查处涉枪、涉爆行为的角度考虑，任何非法制造、买卖、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行为都应被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但是，绝不能不加区别，搞“一刀切”。为此，根据《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对于行为人在《解释》施行前，因生产需要如开山炸石，生活需要如打猎、防身等，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不论数量多少，只要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既包括自己没有使用枪支、弹药、爆炸物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包括自己非法制造、买卖、运输的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被别人用于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经过有关部门的教育，能够积极主动地交出涉案的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虽然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有关机关依然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行为人予以相应的治安处罚。
二、对于《解释》施行后发生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和《解释》的有关规宋守罪处罚。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
对此问题，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对于《解释》施行后发生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一律依照刑法和《解释》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不应再区别对待。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应当说，《解释》的制定，就是为了依法严惩涉枪、涉爆犯罪活动，这不仅是正确执行刑法的要求，也是司法实践中打击此类犯罪的客观需要。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司法机关在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二者不能偏废。在严打的同时，正确执行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也是严格依法办案的基本要求。因此，根据《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对于《解释》施行后发生的涉枪、涉爆案件，原则上应当定罪处罚。但是，对于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其中，“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的规定与第一条中“可不作为犯罪处罚”的规定相比，体现了对《解释》施行前后发生的案件执行刑事政策的时间界限和实体处理的差别，司法实践中应当认真把握，切实做到依法妥善处理。
三、执行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枪支、弹药、爆炸物的种类
关于枪支的分类，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统一按照枪支技术性能的差别分为制式枪支和非制式枪支。这种意见的主要理由在于。这样分类可以减少司法实践中在枪支认定、性能鉴定问题上的麻烦，只要是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制造的枪支就是制式枪支，其他皆为非制式枪支，不需要再行鉴定。经过论证，《解释》没有采纳这一意见，而是将枪支分为“军用枪支”和“非军用枪支”，“非军用枪支’又分为“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和“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主要理由是：（1）枪支管理法中没有使用“制式枪支”和“非制式枪支”的概念、如果在司法解释中使用上述概念，法律依据不足。枪支管理法主要是按照使用者身份和用途的不同，将枪支分为公务用枪、民用枪支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以及民兵装备的枪支。虽然也未直接使用“军用枪支”和“非军用枪支”的概念，但是立法本意就是如此。（2）一般来说，军用枪支的性能和威力要远远大于非军用枪支，将枪支分为“军用枪支”和“非军用枪支”，进而根据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确定相应的定罪量刑档次能够准确地体现刑罚打击的重点。将枪支分为“制式枪支”或者非制式枪支，虽然在枪支的鉴定问题上可能避免出现争议，但是，不能准确地反映不同性能的枪支可能造成的危害。如，射击运动枪是制式枪支，只发射铅弹，其杀伤性能与同为制式枪支的军用手枪、步枪相比，差别明显。如果将其归入同一个量刑档次可能导致量刑失衡。（3）过去的司法解释中一直使用军用枪支”和非军用枪支”的概念，从执行的情况看，没有变动的必要。
关于弹药的界定和分类，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解释》并未采用分类的方法，只是列举了几种常见的弹药，如军用子弹。气枪铅弹、手榴弹等。
关于爆炸物的认定和分类，《解释》并未作出规定，实践中可以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和国家军用标准（GJB）的规定，将爆炸物按照存在的状态，作相应的区分，如雷管、导火索、导爆索、炸药、发射药、黑火药、烟火药及其制成的爆炸装置，以及国务院、公安部门认定的其他爆炸物品。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在：（）根据《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的规定，烟花爆竹属民用爆炸物品，实践中因非法制造、买卖、运输烟花爆竹而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案件也较多，但是，如果将烟花爆竹也列入刑法规定的“爆炸物”的调整范围，恐怕打击面过大。因此，《解释》只将制造烟花爆竹的主要原料——烟火药列为刑法调整的对象，可以有效地控制刑罚适用范围，突出打击重点。（2）关于爆炸装置的含义。我院 1993年制定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刑事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曾经使用了这一概念，但未作具体说明。从实际掌握的情况看，爆炸装置应当是指以炸药、火药或者烟火药等为主要作用物，通过起爆系统起爆而发生爆炸或者爆燃的物品，简单地说，就是雷管与炸药、火药等的结合体。实际上，枪支的子弹、炸弹等也是一种爆炸装置，换句话说，爆炸装置的外延也包括制式规格的弹药或者其他制式装置。鉴于刑法条文将“弹药”和“爆炸物”并列设置，《解释》中规定的爆炸装置是指不符合制式规格的爆炸装置。
（二）关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过去的司法解释规定的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的数量标准偏高，加之仅对非军用枪支进行了界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利于严惩此类犯罪。而且，由于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和储存爆炸物的犯罪没有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在实践中难以区别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客观上造成了对一些涉枪、涉爆案件以罚代刑，打击不力。鉴于上述原因，本着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原则，《解释》规定，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军用枪支一支以上，或者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以上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或者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手榴弹或者爆炸装置的行为，一经实施即构成犯罪；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子弹的行为，根据子弹的特性，分别就军用子弹、气枪铅弹和其他非军用于弹的数量做了规定，其中规定气枪铅弹的数量较其他子弹的数量要多，主要考虑到气枪的使用范围较广，铅弹的数量往往较多，如果标准过低，可能扩大打击面。此外，对于具有生产爆炸物品资格的单位不按照规定的品种制造，或者具有销售、使用爆炸物品资格的单位超过限额买卖炸药、发射药、黑火药、烟火药、雷管或者导火索、导爆索的行为，也按照十倍于非法制造、买卖行为的数量规定了定罪标准。
针对实践中介绍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增多的趋势，《解释》第一条专列一款规定，“介绍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的，以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共犯论处”。
参照我院 1995年制定的《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非军用枪支、弹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解释》原则上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情节严重”的数量标准，仍规定为定罪最低数量标准的五倍，但是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手榴弹“情节严重”的数量标准确定为定罪最低数量标准的三倍。
（三）关于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违规销售枪支行为，由于销售的枪支已经流人社会，实际和潜在的危害要大于违规制造枪支的行为，因此，二者在定罪的数量标准上应当有所区别。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对于违规销售枪支的行为应当从严惩处，一支枪流人社会和两支枪流人社会的危害性哪个更大很难区分。这一意见有道理，对于违规销售枪支的行为应当依法惩处。但是，是否一定都要予以刑事处罚值得研究。
作为依法被指定或者确定的枪支制造、销售企业，超量生产或者销售枪支的行为客观存在，对此，枪支管理法特别规定，对于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的企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枪支制造许可证件、枪支销售许可证件”。也就是说，对于违规制造或者销售枪支的企业都存在予以行政处罚的问题，在设置定罪的标准时，也应当考虑为行政处罚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了“违规销售枪支二支以上的”数量标准。
（四）关于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盗窃、抢夺国家机关、军警人员、民兵的枪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枪支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装备枪支的管理，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有规定的，适用有关规定”，实际上是将军用枪支单列出来。又鉴于枪支管理法中规定的公务用枪的配备范围与军用枪支的范围有交叉，因此，可以说国家机关、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装备的枪支，属于军用枪支的管理范围。修订后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表述，虽然没有使用“军用枪支”的概念，但是“国家机关、军警人员、民兵的枪支”的表述，实质上是沿袭枪支管理法的表述方法，本意应当就是“军用枪支”。因此，《解释》将盗窃、抢夺军用枪支的行为，解释为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即只要行为人盗窃、抢夺军用枪支，就要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档次内确定刑罚。
（五）关于枪支散件的数量标准问题
我院1995年制定的《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非军用枪支、弹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曾经使用了“枪支主要零部件”的概念，并规定了相应的数量标准。从实践的情况看，由于对枪支主要零部件的含义和种类没有明确界定，以致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因对涉案物品是否属于枪支主要零部件经常发生争议，使一些案件久拖不决。而且，由于枪支管理法中并没有“枪支主要零部件”这一提法，我院也不曾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解释，导致对一些犯罪嫌疑人非法制造、买卖枪支零部件的行为不能依法处理。有鉴于此，《解释》没有规定“枪支主要零部件”，而是参照走私罪司法解释的规定，提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盗窃、抢夺、持有、私藏、携带成套枪支散件的，以相应数量的枪支计；非成套枪支散件以每三十件为一成套枪支散件计”，从实际的效果看，将比以枪支主要零部件的数量作为定罪标准更为严格，更有利于打击涉枪犯罪活动。
（六）关于“非法储存”、“非法持有”、“私藏”的认定问题司法实践中，由于“非法储存”、“非法持有”和“私藏”在中文语义上并无太大的差异，使得一些案件在罪名的使用上出现混乱，有关部门一致认为应当对此问题进行解释。对这三个用语的理解，学术界和实践部门都有不同认识。笔者认为，准确界定这些用语的内涵，应当密切联系法条本身规定的内容进行分析。
以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为例，该款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这五种行为并列提出，并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那么，这五种行为的危害性就应当大体相当，并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为此，《解释》提出：“非法储存”，是指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枪支、弹药、爆炸物而为其存放的行为。也就是说，构成非法储存行为的前提条件有两个：（）主观上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枪支、弹药、爆炸物；（2）客观上有为他人存放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
《解释》第八条还规定，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
“私藏”，是指依法配备、配置枪支、弹药的人员，在配备、配置枪支、弹药的条件消除后，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私自藏匿配备、配置的枪支。弹药且拒不交出的行为。对此，曾有一种意见认为，“非法持有”应当理解为随身携带或者拿在手中的行为，“私藏”是指藏匿在家中或者其他隐秘处的行为。经过论证，没有采纳这一意见。从刑法规定的情况看，“非法持有”一词，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也曾使用，即“非法持有毒品罪”。实践中，对于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查到的毒品，如果无法查清其来源和用途的，也要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行为。因此，以是否藏匿于家中作为区分“非法持有”与“私藏”的标准，显然不妥。
1979年刑法中没有“非法持有”枪支的规定，只规定了私藏枪支的行为。修订后刑法增加规定了“非法持有”行为，从语义上也难以与“私藏”行为区分，因此，从犯罪主体上进行界定是惟一可行的方法。

Ⅸ 请问《刑法》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里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具体指哪些物品谢

专营、专卖物品，是抄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专门机构经营的物品。限制买卖的物品，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实行限制性经营的物品。上述物品的具体种类，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认定。在有关司法解释中，涉及对以下物品的具体规定：①非法经营食盐。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经营食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一)》)第1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盐业管理规定，非法生产、储运、销售食盐，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②非法经营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2002年8月1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二)》)第1条规定：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号，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扰乱药品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第（一）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Ⅹ 在刑法里面介绍他人买卖犯毒属于什么罪刑

对于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如何定性，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涉及到介绍买卖毒品行为定性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有两项：其一是1994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规定“居间介绍买卖的，无论是否获利，均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其二是2000年4月4日《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规定“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为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构成犯罪的，托购者、代购者均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但是，实践中介绍买卖毒品行为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上述解释和文件所能涵盖的范围。笔者认为，对于介绍买卖毒品的行为，要以毒品犯罪的本质特征为根本标准，区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1.为卖毒者介绍买家。对于这种行为，无论是否具有营利目的，均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犯。有人认为，介绍贩卖毒品罪必须具有营利或牟利目的。这种观点是对贩卖毒品罪构成要件的误解。

其一，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罪并不需要营利目的，贩卖包括有偿转让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购，尽管通常情况下，贩卖都具有营利的目的，但是并非全部如此。实践中也可能存在不具有营利目的的贩毒行为。比如，某甲为了吸食毒品而买进大量毒品，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戒毒，因此以远远低于购买时的价格卖给他人，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行为人具有营利目的。

其二，从共同犯罪的理论看，行为人明知他人贩卖毒品，而帮助其介绍买家，实际上是为卖毒者提供帮助，促使卖毒者的犯罪行为得以成功，这与为盗窃者望风的行为在性质上没有差别，根据共同犯罪理论，显然属于帮助犯。

2.为买主介绍卖家。对于这种情况则要区分情况：

一是在不明知买主是为了贩卖而购买，且行为人不具有营利或从中谋取利益的目的，则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当然，可能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比如，前述《纪要》中的“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为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数量达到法定标准的，受托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这是因为，贩卖的内容之一是为了贩卖而购买，单纯购买毒品而无法证实是为了贩卖的行为，不符合贩卖毒品罪的犯罪构成。买主既然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帮助买主联系卖家的人当然不构成买主的帮助犯。也许会有人认为，这种情况下，介绍者在客观上帮助了卖家，构成卖家的帮助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因为，一方面介绍者与卖家并没有通谋，很难说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另一方面，刑法具有谦抑性，不能认为只要在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作用的人，均构成帮助犯。例如，提供照片和身份信息给造假证者而购买假证的人，不构成制造、贩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的帮助犯。

二是虽然不明知买主是为了贩卖而购买，但是具有营利或牟取利益的目的而介绍或帮助购买的，则独立构成贩卖毒品罪。这是因为行为人以营利或牟利为目的而实施介绍或帮助购买的行为，相当于购买后再卖给买主，从中渔利，是一种间接贩卖行为。

三是明知买主是为了贩卖而购买，无论是否具有营利或牟利目的，均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这是因为，为了贩卖而购买毒品的行为本身就是贩卖毒品罪的表现形式之一，行为人明知他人贩卖毒品而介绍卖家，显然属于帮助犯。

3.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居中撮合。这种情形下，介绍者相当于中介方，明知双方进行毒品交易，而提供帮助。提供帮助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牵线搭桥，有的是提供场所，有的是买卖双方并不见面而是由中间人转交毒品和毒资；有的甚至是以不作为的方式默许买卖双方在其家中交易毒品等等。不论形式如何，也不论介绍人有没有牟利的目的，更不管行为人是否实际获利，都应当以贩卖毒品罪处罚。前述1994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居间介绍买卖的，无论是否获利，均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正是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