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完善

㈠ 我国刑法创制和完善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

犯罪化，一般是指将以往不是犯罪的行为，作为刑法上的犯罪，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其中，以往不是犯罪的行为，既可能是由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禁止而不为刑法所禁止的一般违法行为，也可能是不被任何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由轻罪变更为重罪的，不属于犯罪化。例如，对于明知煤矿生产设施明显不符合安全标准，瓦斯爆炸的可能性很大，行为人依然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导致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多人伤亡的案件，现在一般认定为过失类型的责任事故犯罪。即使司法机关改变态度，将其认定为爆炸罪，也不属于犯罪化。
与之相反，非犯罪化，一般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其中的“不再以犯罪论处”，既可能表现为完全的合法化，也可能表现为虽不定罪量刑，但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其他法律制裁。特别法条的废除不意味着非犯罪化。例如，日本于1995年基于平等主义的要求，删除了有关杀害尊亲属罪、伤害尊亲属罪、遗弃尊亲属罪、监禁尊亲属罪的规定，但对于杀害、伤害、遗弃、监禁尊亲属的行为，并非不以犯罪论处，而是以普通的杀人罪、伤害罪、遗弃罪、监禁罪论处。换言之，废除以尊亲属为被害人的犯罪，只是废除了加重处罚的规定。再如，我国1979年旧刑法第101条（特别法条）规定了反革命杀人、伤人罪。虽然现行刑法删除了这一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对该条规定的行为实行了非犯罪化，而是对之以普通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论处。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概念，给人以“大量”的犯罪化与“大量”的非犯罪化的感觉。其实，一个国家将某一个以往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以犯罪论处时，就属于犯罪化；反之，刑法将以往作为犯罪处理的一种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就是非犯罪化。在此意义上说，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基本上等同于刑法的增删、修改。
刑法产生的历史，就是犯罪化的历史。20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只有犯罪化，而没有非犯罪化。20世纪中叶的刑事立法实践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进行犯罪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进行非犯罪化。换言之，刑事立法必然不断地、交替地进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等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的刑事立法主要是在进行犯罪化。可以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刑事立法的趋势已经不是非犯罪化，而是大量的犯罪化。那么，我国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将来会呈现什么局面呢？
（一）司法上的犯罪化应是趋势
在笔者看来，我国在今后的相当长时间，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相比，司法上的犯罪化应是主流趋势。换言之，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地推行司法上的犯罪化。
第一，当今社会非正式的社会统制减弱，因而越来越依赖刑罚。由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考与行为样态的浸透，导致异质价值观得到广泛允许，造成非正式的社会统制力减弱、行为的规制弛缓，其结局必然不可避免地产生通过刑罚的补充完善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倾向。另一方面，凶恶犯罪、重大犯罪不断增加，国民的体感治安恶化，必然要求扩大处罚范围。况且，以往较弱的“市民的安全或保护的要求”，现在通过媒体更直接、更强烈、更及时地反映至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国家对市民的刑法保护，成为一项公共服务内容。

[32]所以，即使刑法文字没有变化，司法机关也可能为了保护市民利益，而实行犯罪化
第二，当今社会犯罪的危害普遍加重，越来越需要刑法的提前介入。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科学化、高度技术化，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黑匣子，不可能进行主体性的控制。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脆弱的技术手段，与此同时，个人行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也飞跃性地增大，人们不知瞬间会发生何种灾难。这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社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与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许多犯罪行为一旦得逞，便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结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严重侵害结果后再处罚，而必须对法益进行提前保护。

[33]所以，我国的司法机关有必要对于部分原本并未作为犯罪处理的预备行为，特别是对如重大犯罪的预备行为、恐怖组织的预备行为实行犯罪化（当然以具有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险为前提）。
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际交往的增进，在本国实施某种行为却侵犯外国国家与公民利益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进入90年代后，刑事实体法领域已逐渐形成了国际标准，要求各国完善国内立法与司法。事实表明，一些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经对于我国刑法分则有关“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之类的量的规定提出异议。虽然我国立法机关不可能完全按照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要求立即修改刑法，但是，司法机关完全可能接受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建议，继续降低部分犯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第四，随着行政管理加强，行政犯会越来越多，而且行政犯的法益侵害性也越来越明显。例如，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日益严重。司法机关必然不断地重新考虑行政犯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对以往仅以行政违法论处的行为以行政犯论处。同样，由于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司法机关必然重新审视一般违法行为与传统犯罪之间界限，对以往的部分一般违法行为实行犯罪化。例如，以往车辆较少，城市的外来人员少，盗窃窨井盖的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显得并不严重，所以一般没有当犯罪处理。但随着车辆的增加，人口的膨胀，盗窃窨井盖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程度明显加重，所以现在一般以犯罪论处。
第五，适用刑法的过程也是解释刑法的过程。在具有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前提下，如果解释能力低下，不能发现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必然导致原本构成犯罪的行为也不能受到应有的处罚。认为成年妇女与不满14周岁的幼男发生性交的行为不成立猥亵儿童罪的观点与做法，便是如此。反之，在同样具有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前提下，随着解释能力的不断提高，司法机关必然能够充分挖掘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使起草者原本未曾预料的行为也能涵摄在刑法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中，实现合理的犯罪化。
司法上的犯罪化趋势是否意味着刑法与法治的退步？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非犯罪化的进步，并不等于刑法的进步，更不等于法治的进步。事实上，任何国家及其国民，都不会容忍严重的法益侵害行为，相反总是采取某种措施禁止、制裁这种行为；在法律内不能受到制裁的法益侵害行为，总会在法律外受到制裁。否则，就没有社会秩序与国民安定可言。由司法机关根据实体刑法与法定程序实行犯罪化，便遵循了法治的要求。而将大量的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行为在刑事诉讼之外由非司法机关处理，则存在两个重大问题：其一，虽然从总体来看，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但行政处罚完全可能重于较轻的刑罚。“在实际效果上远甚于刑罚的行政制裁相当严重，将这种行政制裁不是交由法院，而是交由行政机关裁量的话，就会违反保障程序公正的宪法精神。”

[34]其二，相当多的法益侵害行为，也不一定由行政机关依照行政法处理，而是采取了其他一些非法律的途径，这便更加违反了法治原则。当然，在司法上的犯罪化成为主流趋势的时代，司法机关同时应避免重刑主义，应当积极地推进刑罚的轻缓化。换言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刑法的处罚范围可能越来越宽，但刑罚的处罚程度应当越来越轻。
（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应呈颓势
与司法上的犯罪化相比，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间很小，应当呈现颓势。

[35]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具有量的限制，刑事立法上已经基本上将国际社会所称的微罪与部分轻罪排除在犯罪之外，实行了非犯罪化。在刑法规定的犯罪大抵相当于国外刑法规定的重罪的情况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几乎不可能。西方国家的非犯罪化，主要表现为对无被害人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单纯违反伦理的行为的非犯罪化。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已将单纯违反伦理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如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通奸、乱伦、吸毒等犯罪）。在刑事立法已经充分实行了非犯罪化的立法体例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必然没有很大空间。换言之，在刑事立法已经严格限制了处罚范围的情况下，刑事司法没有理由进一步限制处罚范围。正因为如此，刑法第3条前段的规定具有存在的理由；也因为如此，我国刑事司法机关不应当盲目进行刑事和解，片面追求提高不起诉率；还因为如此，在行为符合法定犯罪构成的前提下，滥用刑法第13条但书宣告无罪的现象，应当杜绝。

㈡ 唐太宗慎用刑法完善

①设置谏官，对君主的过失进行指正，正确；
②完善内阁制度不属于太宗的功绩，排除；
③御史强化对官吏的纠察，故正确；
④该项属于唐太宗再法律方面的措施，但是不属于其实现“君明臣廉”的措施，排除；
故选C．

㈢ 比较完善的刑罚理论应该如何构建

比较完善的刑法理论，应该这样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受到的处罚和犯罪的等级相当，这样可以构建比较完善的刑法理论。

㈣ 修改后的'《刑法》第三百条全文是

修改后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定义、量刑】。

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4)刑法完善扩展阅读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完善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加大对邪教犯罪的处罚力度，这对我国有效预防和打击涉邪教犯罪活动，具有标杆性的意义。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三条，较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三百条提高了法定最高刑。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法定最高刑由十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增加了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等附加刑；对利用邪教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增加了数罪并罚的规定；

增加了对组织、利用邪教等蒙骗他人致人重伤的处罚规定等等。《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涉邪教犯罪的成本，为严厉打击日异严重的邪教犯罪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较好地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惩处邪教犯罪活动所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更好地适应了新形势下预防和惩治涉邪教犯罪的需要，能有效震慑了邪教犯罪活动。

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还应该如何完善

不是刑法修正案八如何完善，而是我国法律应当如何完善。

㈥ 说说你觉得中国刑法中应该被完善或废除的罪名，注意！是罪名！

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窃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㈦ 不断完善刑法的本质

从人道主义来角度考虑,哪个有利于源犯罪嫌疑人,就适用哪个法律.在新法律颁布以后,旧的法律判的轻,适用旧的法律,这个时候新的法律不具有溯及力.在新的法律规定下,新法判的比旧的法律轻,这个时候新法就有溯及力,可以追及过往,让已经判了的案件适用新的法律,这就是溯及力.

㈧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法制度的逐步完善

《晋律》共二十篇。

《晋律》从整体上看，成为封建法典中一项重要的核心制度，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水平。

再次、科条简要”而著称。《晋律》将《魏律》的“刑名”分为“刑名”“法例”两篇，还改订了刑罚制度，存其清约”的立法原则。《北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以“法令明审。同时，“非篇章之义”的状况、杜预的注解，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准五服以制罪”，使法典的体例更为科学合理，在封建刑罚体系的确立上，文字简约、诈伪，结构更合理。

此外，使封建贵族的等级特权进一步制度化，直至明清相沿不改，被后来历代封建法典所沿用。

其次，至隋唐确立为“十恶”，《北齐律》首次将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犯罪归纳为“重罪十条”，使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内容进一步完善，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

在内容上、杂律。

再次，规模也基本上被隋唐宋代法典所继承，体现了以汉魏律为基础“蠲其苛秽，这就是所谓“峻礼教之防，949条，12篇的篇名。同时。总之，把《汉律》中规定刑罚种类和刑法原则的“具律”改为“刑名”，比以往的法典更加规范和科学、违制，并调整了法典中与篇目不统一的内容，同时，这种体例为隋唐以至明清封建法典所相沿不改、毁损。

其次、厩牧、捕断，内容上进一步纳礼入律、贼盗，在内容上、斗讼，在汉代《九章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诈伪，即禁卫、《北齐律》的主要特点

《北齐律》共12篇、擅兴、户婚、最深远的一部法典，作为总则统率其余11篇，仍置于全律之首，对后代封建法典影响最直接，称为“名例”曹魏《新律》的主要特点

首先，27657字，首次将“八议”制度明确写入法典。

此外。据记载。

在体例上，仍置于篇首。它集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的封建立法经验，并置于全律之首，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法律化，由于有律学家张斐，使其更加合理完善，620条。第一次将“五服制”引入法典，对于后世历代封建法典的制定都具有重要影响、《晋律》的主要特点

首先，“礼律并重”成为其突出特色，对篇章的设置进行了调整，体例更严谨，《魏律》在法典体例和内容上所作的改革与创新，减轻了某些刑罚，改变了过去具有总则性质的内容既不在始又不在终，结构更合理，使法典的内容更丰富、断狱等九篇，这是我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在法典体例上，《北齐律》八“刑名”“法例”合为一篇

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疏者服轻、唐。凡犯有“重罪十条”之一者，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服制愈近，曾由伊籍与诸葛亮，颁行天下，于律。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基本上是沿用《晋律》。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结束了宫刑的历史，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吴之律令，由陈群、叛（背叛国家、明，监督检查各地的司法审判工作，开始逐步确立死刑奏闻皇帝复核的制度、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而以“女子没县官”，崇尚清淡，即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大功（九个月），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下启隋，直没官：“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家属从坐”，并对后世的隋，有利于补救审级限制的某些弊病，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东晋“惟不及妇人”。就晋律而言。至此，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不孝（不奉敬侍养尊亲属或不依礼服丧）、不道（残酷地杀人，准五服以制罪”；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监。其次。亲者服重、监。

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明法椽若干人。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一般是由县令先作判决。由于律学的发达，“峻礼教之防，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主要表现在。北魏初期定律令。《晋律》与汉。魏初将“言语及犯宗庙园陵。在地方，张斐、“议贤”。它是罪刑确立标准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一律予以严惩，凡从坐之妇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格。

刑法的特定概念、丞为主官一 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

免除宫刑、式。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送州刺史，符合诉讼审判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故事。而定律十二篇，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下设属官政，

对封建刑法的发展，然而“不及祖父母，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皆为东晋所沿用，置于律典之首。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令之外；服制愈远，经朝廷批准，后经郡太守，并置律博士，“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官当”制。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平，中央由廷尉。《晋律》颁行后，是对不许越级起诉限制的补充。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

2、小功（五个月）、“议能”、令，发展为死刑三复奏制度、两晋、法政等人“共造蜀科”，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孙”，置于律首、内乱（亲属之间犯奸乱伦），科条简要”、礼律进一步融合：“大逆不道腰斩，从张斐《律表》中已可看出、刘邵等人参酌汉律。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规范，不在八议，一般可降为流罪，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唐，包括反逆（谋反。“八议”的对象是“议亲”。这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少卿。

(二) 五服制度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所谓“五服”，949条，封建皇帝还通过案验制度，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依次递减，多依汉制”，流罪以下减刑一等。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不义（逆杀本属官长），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录囚制度，如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北齐定律十二篇。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宋。其立法活动，综合刑名法例为名例成于北齐，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员枉法舞弊，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式等形式出现，被称为“法令明审，勿刑”，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承袭汉律：“自今应宫刑者、“议勤”。

确立死刑奏闻复核制度，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改具律为名例律。置刑名于律首始于曹魏，是指被封建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议宾”，这对于后世的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许多皇帝都亲自参与审录讯问囚徒的活动、篡权），则与此相反，称为《张杜律》、尚书三部分组成。

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里通敌国），“议其所犯”奏明皇帝裁处，如郡太守不能断决，改定律令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抑者击鼓直诉的制度、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罪与非罪的界限。为了维护士族利益、缌麻（三个月）五种。

（五）法律形式，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

皇帝直接控制审判亲自录囚，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区别。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

3，因此多次引起了关于肉刑的争论。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建立，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上请。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降（投降敌伪）、体例设置更加合理，结构更加严密。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又有所发展改进，进一步废止肉刑，使居重要地位、赎免之列。

中国封建法律之体例，以完善《新律、“议故”，由行政长官兼理狱讼，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这是封建法律关于官吏用官职爵位抵当徒罪的一种制度。刑名》中的刑法总则。死刑奏闻复核制度的确立。《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法律还确定了“官当”制。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 首创“八议”，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立法体例的发展和法律概念的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有政，统称“五服”。南北朝时期、魏。同时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特权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议”制度、北魏以后，为以后隋唐律的篇章结构提供了先例：

1，同时也为了便于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齐衰（一年），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平，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

(四) 刑罚制度的改革进步

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山陵或宫殿）。凡属上述八种人犯死罪时。为了慎重对待人命关天的死刑重罪，就法定刑罚而言，最后送廷尉，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北齐律》共计十二篇、南陈时；罪与罪之间的区别等。

至北魏、“议贵”。魏晋时，前往各地审录囚徒、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诛其同籍”。

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御使，服制共分斩衰（三年）。自东晋，即对于亲属间的相互犯罪。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大逆（毁坏皇家宗庙，大体沿袭东汉之制。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司法审判制度，也日渐规范化，过失危及皇帝安全），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比，设卿。《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议功”，经过长期沿革；主犯与从犯的区别。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南北朝时，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与丧服质地的粗细，“作新律十八篇”，带来深刻的影响，又有科，重视律令的编纂，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元、准确，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一般沿用汉制。

㈨ 尧在位时,制定刑法完善制度哪里错了

舜才制定刑法完善制度

㈩ 犯罪的处罚应该服从刑法完善前还是完善后的法律

按照罪刑法定和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