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二元

① 民法中的“胜诉权”概念

“胜诉权”概念虽然在传统民法理论中无据可查，但在我国民法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中已被广泛采用。在我国，“胜诉权”概念的使用存在于以下两个范畴之中：其一为二元诉权理论，其二为诉讼时效制度。对于前者，“胜诉权”属于诉权的一种，是实体意义诉权的直接指称；对于后者，“胜诉权”通常见于“胜诉权消灭”或“丧失胜诉权”的表述，我国通说认为，“胜诉权消灭”或“丧失胜诉权”是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诉讼时效届满后，当事人丧失了实体法上的胜诉权，但是权利人的权利和义务人的义务本身并不消灭。

② 民法中的相对权与绝对权有什么区别

绝对权与相对权区分的民法意义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市200042）

【摘 要】绝对权与相对权是民法学上民事权利的重要分类，传统民法体系下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权利类型，对民法的立法和适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谓是民法的最基本概念。然而随着社会条件的变迁，不断产生了一些新的民事权利，这些权利能否确定无疑地归入绝对权和相对权产生了疑问。从绝对权相对权本身概念入手，与新兴民事权利相结合，继承传统思维，又赋予了其新的外延，同时对民法典体系的编纂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绝对权；相对权；民法体系

权利是法律最基本要素，尤其对于崇尚私法自治的民法学来说，民法的发展就是一部不断诞生新兴权利、为权利而斗争的历史。关于权利的研究与学说一直是理论的热点。其中，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分类由来已久，这对概念从宏观上建立起民法的框架结构，影响深远。

一、定义

（一）德国法

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起源于德国民法，一般认为，至迟在康德的时代，就已经认识到了绝对权与相对权之间的区别。如康德认为，物权或对物权是得以排除一切其他占有人对该物进行私人使用的权利。萨维尼则从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出发建立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他认为这两种诉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不特定的相对人或特定的相对人，也就是说，对物之诉可以对抗一切第三人、一切占有人，而对人之诉则不能；由此，对物之诉所代表的对物权，就以其对抗一切人的普遍效力，而区别于对人之诉所代表的债权。所以，一切权利都可以按照这一标准，分为两大类：“对抗一切人的权利”与“对抗特定个体的权利”。[1]在此后的学术发展中，尤其是在潘德克顿法学中，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构成了权利的一种主要分类方式之一。

（二）中国法

我国学者以及承袭德国民法学说体系的台湾地区对于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定义表述也很多，较为典型的有如下：

1、“依据利人可以对抗的义务人的范围，民事权利可以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绝对权是指义务人不确定、权利人无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即可实现的权利，如所有权、人身权。由于绝对权的权利人可以向一切人主张权利，可以对抗他以外的任何人，因此又称为对世权。相对权是指义务人为特定人，权利人必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才能实现的权利，如债权。由于相对权的权利人只能向特定的义务人主张权利，他对抗的是特定的义务人，因此又称为对人权。” [2]

2、“权利以其效力所及的范围为标准，可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绝对权指对于一般人请求不作为的权利，如人格权、身份权、物权等。有此权利者，得请求一般人不得侵害其权利，故又称对世权。相对权指对于特定人请求其为一定行为得权利，如债权。有此权利者，不仅得请求特定人不得侵害其权利，并得请求其为该权利内容的行为，故又称为对世权。” [3]

（三）区分标准

与上述类似的观点还有很多，基本上都认为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是基于义务主体是否特定以及权利的性质和特点做出的。

然而，近来有人提出此区分标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认为“在划分的过程中，没有将这个标准贯彻到底，而是发生了嬗变”，在我们利用这个标准定义绝对权时说绝对权得对一切人主张，主张的内容是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害绝对权和妨害绝对权行使的义务，权利人之外的一切人均为义务主体，义务主体的义务是消极义务，实际是从权利保护的角度来定义绝对权；在定义相对权时，说相对权是指权利人只能够请求特定的义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义务主体是特定的，义务主体的义务是积极义务，实际上是从权利实现的角度来定义相对权，也就是说，从积极效力的角度定义相对权，从消极角度定义绝对权，逻辑上是混乱的，再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界定一个事物应当从积极的和肯定的角度，尤其是下定义，我们只能说某事物是什么，而不能说某事物不是什么；只能说某事物怎么样，而不能说某事物不怎么样。[4]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论者从出发点上力求实现概念的统一和科学性，这无疑对于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和辨析事物有着重大帮助，但也不免过分吹毛求疵，从历史发源和后来的继承看，我们对于绝对权和相对权有了大致统一的定义，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对于大部分的权利，我们能够比较直接迅速把其归入绝对权或是相对权的范畴，并且绝对与相对是作为一对反义词存在的，在定义时做讲一方是什么，相对应的另一方自然就不是什么，这样的表述更加清晰直接，比较总是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区分事物，过分的统一有时难以把握。

（四）新的发展

随着社会生活和学说理论的发展，新的权利出现，很难把它们绝对归之于绝对权或相对权，学说具有不周延性、滞后性的特点，不可能尽善尽美，不能以后人的眼光要求前人。学说也需要有开放性，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也应当是开放的。要准确地认识这些权利的本质，才能进一步对其划分类别。首先对于债权物权化、物权债权化的提法本身就很有争议，虽然很多学者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但也有人主张，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就不是，不可能既是这个又是那个，物权就是物权，债权就是债权，民法的基本体系不能改变。根据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绝对权和相对权差异的根本意义没有因此改变，大部分的情况下，一些表现出债券化的物权只是例外，由法律单独做规定。这样的区分是明晰的。同样对于少部分的相对权效力的绝对化，由于牵涉到第三人的利益，，也必须由法律做出明文规定。而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也争议较多，我国新近颁布的《侵权责任法》没有采纳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概念，不可否认现实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但要明确债权始终是相对权，从根本上说，债权的实现取决于债务人的履行，而不依赖于第三人不侵犯法。并且，在一些第三人侵害债权场合，债权人可以不追究第三人责任，而通过直接追究债务人责任获得救济，如我国《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违约责任的相对性是原则，第三人侵害债权是例外，法律应对第三人侵害债权做出明确的限制规定，否则就是对公民自由的不正当限制，因为此时公民要承担的注意义务太高。

二、外延：绝对权、相对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

在传统的民法体系划分下，物权是典型的绝对权，债权是典型的相对权。那么绝对权等于对物权，相对权等于对人权，这样的提法或者直接等同是否科学呢。

其实对于对物权与对人权，在提法上并不严谨，霍菲尔德在其经典著作《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中对之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深刻批评，指出“对物权并非针对某物的权利”，“一切对物权皆系对人。这可不是在几个同样有效的表达方式或定义中厚此薄彼，而是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逻辑上的同一”，因为对物的提法很容易让人自然而然地做字面联想：“我们若在字面上理解‘对物’一语，并在头脑将权利因之而存在的那个物当成能够承担责任与义务的某种法人，则我们只能永远糊涂下去”，对物一词表达的是权利的范围而非对象，即该权利针对一般人，而非对某物的权利，许多对物权要么针对或者关于某人，要么根本无对象可言，对物权或者不特定权利中有直接与物体有关者，有直接与人身有关者，如不得被非法拘禁之权利，也有与有体物或人身无直接关系者，比如隐私权；此外，霍菲尔德还进一步提出“对物权只与一人的一项义务有关，而非与不特定的一大类人中所有成员的多项（或一项）义务有关”，简单的说明方法就是在涉及诉讼时原告与被告总是特定的人，“义务”一次恰当地表达了特定人对谁负担债务以及谁负担此项债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必须皆输确定，义务才能存在，他认为“在义务的影响范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多物权”。[5]庞德也认为“所有权不只是包括一项权利而包括若干独立又有区别的权利、权力和自由，且每一种权利都与一种义务相关联”，同时‘一般的人’和‘特定的人’之间很难做出清晰的划分，对于一部分人的对物权相对应的就可以看作是对剩下那部分的对人权。其实不管怎么样，如同我们在上文所说，争论的最后我们依然要肯定“对物权”和“对人权”划分的合理性，因为它至少抓住了两者的核心区分，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和完美的，总有一些例外的存在，庞德也赞同Holland的一句话“虽然这些词语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它们却得以广为流传，这本身值得推荐。并且，它们也许并不比可能提出的任何替代词差。” [6]

三、区分的意义

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不只是权利分类学说研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作为发源私法的一对概念，其对于民法体系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可以采绝对权和相对权二分法的体例，这是抽取了物权和债权二元结构本质特征，同时也可以使得知识产权和人格权纳入其中，虽然这二者也难说到底是绝对权还是相对权，但大体上不影响划分，我们需要抓住的是效力范围的内在。这样我国的民法体系可以是：总则、人格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侵权、亲属、继承。并且这样的统一还可以带来民事责任方式的统一，比如对于绝对权的侵犯，其救济方式可以物上请求权为参考，权利人可以直接基于客体的损害要求恢复原状，而相对权以债权的违约责任为参考，采取较为统一的损害赔偿金方式。同时，侵犯绝对权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为它与人格利益相关，侵犯相对权则要严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绝对权与相对权微观上的区分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赋予绝对权更完整的诉讼保护，可以直接基于物上请求权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妨害、排除危险，而相对权只能依赖义务人特定的给付才能实现，并且绝对权较之相对权具有固有的优先效力，如物权的优先效力或者优先受偿权等；第二，如拉伦茨指出:“绝对的支配权和相对的债权的一个重要区别还表现在破产的情况”，[7]如果债权人对破产的物拥有绝对权，那么这个物可以从破产财产中分离出来，或者从变价财产中分离出来；相反，如果债权人仅享有的是一个相对权，那么只能按照一般破产原则按普通债权份额的分配方案得到偿还。这一点在我国的《企业破产法》中也有体现，比如破产取回权，别除权等都属于具有绝对权性质的权利，可以在破产财产之前优先受偿，而一般债权只是相对权，按照一般债权分配。

【参考文献】

[1]金可可.论绝对权与相对权——以德国民法学为中心[J].山东社会科学，2008（11）.

[2]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6.

[3]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85.

[4]张宏武.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标准[J].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0（4）.

[5]Wesly N·Hohfle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26Yale L.J.,1917.

[6]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4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3.

[7]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01.

③ 民法与经济法

民法是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引起的纠纷。而我国的经济法是行政经济法，是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干预调控经济，而对这些措施的一些规范上升到法律角度，就是经济法。

.1经济法和民法利益本位的不同。法的利益本位亦即法在利益保护上的出发点与立场。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法，是典型的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以确认和保护私人利益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对平等主体的商品关系加以保护，从而维护民事主体的权利。但其对个人利益的无尽追求，往往又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无序化，给社会利益造成损害。经济法的本质则是社会法，它以社会为本位，把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在兼顾各方经济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经济总体利益。它是公权及于私人经济领域的法律，其产生最终突破了公、私法划分的二元结构模式。从产生之初，经济法就是国家站在全社会高度，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与调控的产物。由于经济法所体现出的“社会公益性”如此明显，以至于在个人与国家各自的领域之间，已经形成了以社会为过渡体的一个独立存在于其他法域的独特法域，这恰恰是属于经济法的领域。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改变了社会利益的配置模式，从极为宏观的角度维护着社会经济利益。

2.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按照法理学的理论，任何部门都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经济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经济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虽都具有经济性内容，但前者是一种关于国家经济管理和协调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则是在民间经济活动中，主体进行经济交往中各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两者都涉及经济领域，但前者是国家管理涉及民间社会经济领域，是“公”及于“私”，后者则完全处于民间社会经济领域之中，是“私”的领域内部关系。前者主要调整公共性经济关系，着眼于宏观的秩序和效益。一般不涉及个人的人格、财产和交易关系；后者则主要调整平等、等价的产权关系和流转关系，着眼于微观的交易安全。

3.二者的调整方式和手段的差异。民法是纯粹以个人为本位的私法，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其调整方式相应的采取意思自治原则，即由当事人按自己的意志设定权利和义务，国家并不予以过多干预，但民法其完备的微观经济行为规则又很难解决经济垄断、资源配置不当，弱者特别保护等现代经济中的新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法采取一系列弹性的综合调整经济的手段，通过引导，控制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使经济法能够适应经济形势的不同需要，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良好“调节器”。

4.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二者的区别。从民法、商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经济学角度来看，作为经济法律主要组成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在作为法律制度的经济功能上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主要表现在：第一，降低交易费用。第二，提高经济效益。第三，促成合作。

④ 简述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与区别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1.民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性。民法和经济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相辅相成，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条款等，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分界和联结点：一边是经济法以维护宏观平衡和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己任，另一边是民法对在此良好环境下自由从事活动的主体行为加以规范；被认定违反了这些弹性条款的行为，即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而需由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经济合同法和各种管理性的法律作具体调整。
它们在调整对象方面的交叉，源于以下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二法都处在市场关系之中，而某种市场关系的形成又往往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这就必然导致二者在调整对象上的部分重叠与交叉，调整对象的交叉又需要民法和经济法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上共同去维系社会关系的存在；二是由于某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单靠一个法律部门的作用是难以形成的。因此，民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性，决定了二者存在的互补性。
2.经济法和民法在调整宗旨、作用和方法上的互补性。民法是从市民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它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其理念是自由主义，民法的价值理念之一是对抗国家力量的侵犯，而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其立法宗旨，即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消除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以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意思自治为核心，注重机会均等，即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基础建立的公平理性，是以平等求公平，以个体为本位，给经济个体以完全的意志自由，保证个体权利的充分实现，仅依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来实现社会经济的理想状态。而经济法以国家管理和调节经济为其调整对象，它给主体以相对特权追求结果的大体公平，从社会利益出发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社会权利为本位，保证社会整体利益，通过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弥补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1.利益本位的不同。法的利益本位亦即法在利益保护上的出发点与立场。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法，是典型的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以确认和保护私人利益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对平等主体的商品关系加以保护，从而维护民事主体的权利。但其对个人利益的无尽追求，往往又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无序化，给社会利益造成损害。经济法的本质则是社会法，它以社会为本位，把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在兼顾各方经济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经济总体利益。它是公权及于私人经济领域的法律，其产生最终突破了公、私法划分的二元结构模式。从产生之初，经济法就是国家站在全社会高度，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与调控的产物。由于经济法所体现出的“社会公益性”如此明显，以至于在个人与国家各自的领域之间，已经形成了以社会为过渡体的一个独立存在于其他法域的独特法域，这恰恰是属于经济法的领域。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改变了社会利益的配置模式，从极为宏观的角度维护着社会经济利益。
2.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按照法理学的理论，任何部门都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经济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经济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虽都具有经济性内容，但前者是一种关于国家经济管理和协调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则是在民间经济活动中，主体进行经济交往中各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两者都涉及经济领域，但前者是国家管理涉及民间社会经济领域，是“公”及于“私”，后者则完全处于民间社会经济领域之中，是“私”的领域内部关系。前者主要调整公共性经济关系，着眼于宏观的秩序和效益。一般不涉及个人的人格、财产和交易关系；后者则主要调整平等、等价的产权关系和流转关系，着眼于微观的交易安全。
3.二者的调整方式和手段的差异。民法是纯粹以个人为本位的私法，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其调整方式相应的采取意思自治原则，即由当事人按自己的意志设定权利和义务，国家并不予以过多干预，但民法其完备的微观经济行为规则又很难解决经济垄断、资源配置不当，弱者特别保护等现代经济中的新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法采取一系列弹性的综合调整经济的手段，通过引导，控制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使经济法能够适应经济形势的不同需要，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良好“调节器”。

⑤ 万民法和自然法的区别联系

古罗马“自然法” 、“万民法”意义及关系考

“法”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空有着不同的含义；从特定历史背景出发，去理解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法”的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本文试图从西方法律史的二元观传统中去探求古罗马法中“自然法”、“万民法”及“市民法”的各种不同的含义，澄清相互之间的区别，并尝试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释。

一、 西塞罗对古希腊自然法思想的继承

最早提出“自然法”一词的是赫拉克利特（约前5世纪），他认为：一切人法受哺于神法。自然法学说由此发端，遂历经希腊罗马、中世纪、和近代古典三大时期。考夫曼教授认为：这三大时期的自然法存在以下三点基本共性。第一、自然法是不变的和普适的，适于一切时间和一切人；第二、借助理性，自然法是可认识的；第三、自然法不仅是实证法的标准，而且在后者与其相悖时取而代之。[1]当然，这三点共性也非以同样的程度一以贯之于自然法的历史，在其各个阶段这些共性得到不同的彰显。

在历经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后，斯多葛派哲学最终完成了对“自然法”概念的塑造。斯多葛哲学以“自然”为核心，强调自然是支配性原则，其本质具有一种理性的品格，因此，自然法就是理性法(law of reason)，能为人类所认识；自然法也具有普遍性(common law of nature)，适用于一切人，这一特征恰应了斯多葛哲学家的终极理想——人们作为世界公民在“世界国家”(a world-state)里平等地生活。

希腊随着内战的消耗和外敌的入侵而逐渐衰败，富于实践精神的罗马人用鲜血和汗水促成了罗马的兴起。在法学界，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可谓罗马人的开山鼻祖，正是他为后来鲜有哲学情调的罗马法学注入了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在其名著《国家篇》中，西塞罗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自然法思想：

真正的法律是与本性相合的正确的理性（nature）；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他以其指令提出义务，并以其禁令来避免做坏事。此外，它并不无效地将其指令或禁令加于善者，尽管对坏人也不会起任何作用。试图去改变这种法律是一种罪孽，也不许试图废除它的任何部分，并且也不可能完全废除它。我们不可以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决定而免除其义务，我们也不需要从我们之外来寻找其解说者或解释者。罗马和雅典将不会有不同的法律，也不会有现在与将来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种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法律；对我们一切人来说，将只有一位主人或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种法律的创造者、宣告者和执行法官。无论谁不遵从，逃避自身并否认自己的本性，那么仅仅根据这一事实本身，它就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即使是他逃脱了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惩罚。[2]

由此可见，西塞罗继承了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确证了上帝作为自然法创造者的权威。自然法的普世性和高级法特征在他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如此，西塞罗还首创了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概念，[3]他说：“… … 因此，我们的祖先认为，万民法和市民法是有区别的：市民法不可能同时是万民法，但是万民法应该同时也是市民法。”[4]这一经典论述不但间接地确定了市民法和万民法的外延，而且为下文对两者关系的厘清奠定了学理渊源。不过分地说，后世罗马法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大多围绕西塞罗的理论而展开。

二、盖尤斯的二分法及学理思考

盖尤斯（约130—180年），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他是这样论述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关系的：

所有受法律和习惯调整的民族都一方面使用他们自己的法，；另一方面使用对于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法。实际上，每一个民族都为自己创立法，一个城邦的法就是这种法，它被称为“市民法”，可以说它是该城邦自己的法。自然理性在所有人中创立的那个法，由所有人平等遵守，它被称为“万民法”，可以说它是对所有民族都适用的法。[5]

公元前242年，罗马首度出现了外事裁判官，其主要职责是裁判罗马人与外邦人及外邦人之间的案件。其时，陈旧、僵硬的市民法已远远不能满足正在不断对外扩张的罗马帝国在解决外邦人在罗马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的要求，外事裁判官遂根据自然法的一般原理处理纠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反映罗马与与其有交往的异邦异国所共有的法律制度所组成的一个规则体系，罗马法学家称其为万民法。此即万民法的第二种含义——实践层面的外民法，后世所称万民法，通常就在这种意义上使用。[6]

那么，盖尤斯究竟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万民法”一词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时间上讲，盖尤斯不可能不受到万民法制度的影响，他似乎是在描述一个业已形成的制度。而如果单纯从上文所引盖尤斯论述的文本意义来分析，他又似乎在重申前人西塞罗的主张。

后世学者在理解这一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依梅因的说法，是先有了万民法的具体制度，而后经古罗马法学家运用衡平的手段，将万民法制度与自然法联系了起来，赋予了万民法的理论意味。[7]凯利也持类似的看法，他甚至将这种作法的渊源追溯至西塞罗，指出其实证主义的一面，并认为西塞罗使用的实践性的“自然”概念在后世的罗马法学家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终丰富了万民法制度；而对于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观念，仅仅是盖尤斯对“这一全然实践性的法律成长”套上了“比较研究的虚幻光环”和法学家偶然地给与其哲学意蕴罢了。[8]

但是，我们不难在梅因和凯利的论述中发现一些纰漏之处。他们都没有明确区分万民法的两种意义，这是他们所犯错误的认识论前提。梅因说：“所谓‘自然法’只是从一个特别理论的角度来看的‘万民法’或‘国际法’。… …它们之间的差别完全是历史的，在本质上，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区别。”[9]不难看出，梅因依然没有区别两种意义上的万民法，而是用“特别理论”这个语义含混的词描述了自然法与万民法的模糊关系。[10]凯利的错误如出一辙，他正确地指出了罗马法学家发展万民法的一面，但由于忽视了万民法的理论意义，从而做出了“不能将万民法定位或归入到自然法中的唯一例外是奴隶制度”这个看似正确实则没有完整透视万民法的结论。[11]

相比之下，尼古拉斯教授的观点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耳目一新。他认为：在盖尤斯的划分中，万民法与自然法同义，此即万民法的理论意义；无非是自然法侧重于强调法来源于自然原理，而万民法重在强调法的普遍适用。[12]当然，尼古拉斯并未忽视万民法制度的存在，他这样论述万民法两种意义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知道‘万民法’（指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引者注）这个词是如何应用于这套法（指实践意义上的万民法——引者注）的，或者有关的哲学观念对它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在盖尤斯时期，这个词，就像前面论述过的那样，在哲学和理论意义上都被使用，而且在这两种意义上，它都涵盖着除人法和继承法以外的大部分法。”[13]

因此，笔者认为：业已存在的万民法制度对盖尤斯是肯定产生了影响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盖尤斯就不能就此展开理论上的发挥，何况早先已有西塞罗的创举？至于两种意义的万民法之间，是否真能条分缕析，也许正如尼古拉斯所言：“罗马人从来不在实在法（即实际应用的发）与应当订立的法之间做这种明确划分。”[14]抑或对这一问题更精致的探讨，须等到与乌尔比安的说法展开比较后，我们才能有更加明晰的认识。

三、乌尔比安的划分法及相关争论

乌尔比安（约170—228年），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与前人不同，乌氏给出了一种异于通说的自然法定义：

自然法是大自然传授给一切动物的法则，也就是说，这个法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而是生活在陆地和海洋的动物包括飞禽所共有的。由此而产生我们称之为“婚姻”的男女结合及其子女的生育与繁衍。我们可以见到其他动物包括野兽也都精通这门法。[15]

在他那里，万民法与自然法是有区别的，因为自然法是所有动物共同的法，而万民法仅仅是人类自己的法。[16]乌尔比安的这一划分，开启了以后罗马私法关于法的分类的争论，即所谓盖尤斯“二分法”与乌尔比安“三分法”之争。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乌尔比安之所以区分自然法和万民法，是因为前者否认的奴隶制度为后者所包容；故此，二分法有别于三分法。[17]一直以来，我国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多都是就事论事的介绍性文字，而甚少学理探讨。这里，笔者尝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须明确的是：盖尤斯的“自然法”概念与乌尔比安的“自然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乌尔比安的“自然法”概念异于通说早就成为学界共识。对此，博登海默在引用利维（Ernst·Levy）的话时曾说：“这种由任何动物共同构成的法律共同体，不仅对于西塞罗和斯多葛学者来讲是闻所未闻的，就是现代学者也不认为这种观点是古典法学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18]

其次、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论述万民法两种含义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与自然法一样，具有强烈的普世性特征。在信仰斯多葛哲学的罗马统治者那里，这一特征刚好迎合了他们建立世界国家的愿望，在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万民法的发展历程中，理论意义的万民法为外事裁判官们提供了一个哲学上的旗号，使得实践意义上的万民法的法律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对此，著名自然法学家登特列夫作出了非常精辟的评价：“在他们（指罗马法学家——引者注）眼中，自然法并不是一套完整而现成的法规，而是一种诠释的手段。在使人定法适应于不断变迁的客观情况之历程中，在使一个国际文明（或毋宁说是超国家的文明）之法律体系日益精良的历程中，自然法与国际法一起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19]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观念性万民法与实践性万民法的区别。一言以蔽之，前者在观念上适用于世间之芸芸众生，而后者主要针对罗马及周围与罗马发生实际关系的地中海国家的人而言。

综上所述，不仅“自然法”概念在盖尤斯和乌尔比安那里是不同的，就连他们两人使用的“万民法”也存在些许的差异。盖尤斯的万民法，大多是观念性的；而乌尔比安的万民法，实践性色彩较浓。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乌尔比安承认奴隶制的万民法招致自然法[20]的否定，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四、奴隶制度——争论的焦点与实质

乌尔比安的这段话让人再熟悉不过：“就市民法来说，奴隶被认为不是人；但是根据自然法，情形便不同了，因为自然法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21]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法学家弗洛伦提努斯（Florentinus）的一段话：“奴隶制是万民法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同自然背道而驰的——因为根据这种制度，一个人被迫变成了另一人的财产。”[22]不难看出，法学家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万民法，显然是指实践性万民法而言。在实践性万民法中，奴隶不再被当作人（Pesona）来对待，而沦为权利的客体。

隐藏在这个问题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罗马法中的法律拟制技术问题。作为具体的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市民法与万民法，是罗马人立法思维的产物，而非如自然法那样，乃是神明启示的结果（西塞罗）。在罗马法，Homo指生物状态上的人，而Pesona概指权利主体。民法上的自然人概念，实即滥觞于罗马法对人的拟制。学者认为：“自然人是一个法律构造的独特概念，它只向特定的法学含义，指称个人得在法律上作为权利主体的那一存在范畴。这一部分，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处于自然状态所不具有的存在形式。生物意义上的人获得自然人形式，因此是立法承认的结果。”[23]故此，在罗马民法中，奴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权利客体存在于实践性万民法制度中。但是，自然法是主张人人平等的，借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在存在自然法的自然状态中，人人生而平等，奴隶制度自然是没有容身之地的。[24]

五、二元观传统下的万民法与自然法——一个简短的小结

西方法律史中，历来存在应然法与实然法的对立；在康德、黑格尔以前的法哲学史中，这一二元观尤指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对立。尽管在古罗马时期，法学家们对实践问题的强调远远高于哲学上的进步；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完全无视对正义的追求，事实上，较之于希腊人，他们无非是更多地从实践的角度去关注正义的实现。希腊哲学对他们的影响，显著地表现在他们对法的认识上，他们关于法的分类的探讨，并未因为似乎多了一层实践的色彩而褪去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好在各自立场不同、观点各异，为我们更加明晰的透视他们的法律观拓展了可资比较的视野。因此，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竭力廓清所谓 “二分法”与“三分法”区分之后的学理内涵，不知实情是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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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夫曼：《法哲学的问题史》，载[德] 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 / 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02页。

[2] [古罗马]西塞罗：《法律篇》Ⅲ22（33），中译文参见沈叔平、苏力译《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4页。

[3] 对此，考夫曼如此评价：“在他（指盖尤斯——笔者注）的影响下，在罗马还产生了万民法（Jus Gentium），它不是今天所指的国际法，而是自然法，它适于每一个人，而不论他是市民还是外来民，是自由民还是奴隶。”参见考夫曼：前揭文。

[4] [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C3，17，69.中译本参见王焕生译《论义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另：去年，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在厦门大学发表了题为《自然法与退化论——对J.2,1,11的一个片断的破译和对一种研究方法的介绍》（以下简称“徐文”）的学术演讲，对古罗马自然法思想开展了颇有新意的研究，殊值关注。在该文中，徐教授认为：“万民法是一个比较晚才产生的概念，公元2世纪，在盖尤斯写他的《法学阶梯》的时候，还没有万民法的概念。”其依据是：“在18世纪的时候，德国著名的罗马法学者尼布尔在意大利的维罗纳图书馆中发现了一本羊皮纸的书。这个羊皮纸上面已经写了一本书了，他发现下面还有一本书，然后通过技术手段把上面的书去掉，便还原出下面的书，就是盖尤斯的《法学阶梯》。这是罗马法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发现！这样就可以通过维罗纳版本的盖尤斯《法学阶梯》与优士丁尼《学说汇纂》收录的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的片断相比较，发现优士丁尼作了哪些更改。在D.41,1,7,1盖尤斯的《日常事务》（这是他的《法学阶梯》的别名）第2卷中，他是这么说的，……河流的淤积地添附于我们的土地，根据万民法，它立即为我们取得。但在维罗纳版本的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这一句话是这样的：但是，通过淤积添附到我们土地上的土地，根据自然法是我们的。看到没有，在《学说汇纂》这个片断中说的是根据万民法，立即为我们所取得，而在维罗纳版本中是根据自然法是我们的。可见，优士丁尼把盖尤斯的自然法用语改成了万民法用语了，这说明优士丁尼在编订古代文本的时候，把很多过去作者用自然法表达的概念改成用万民法来表达。”笔者认为：依据维罗纳版本而得出“万民法是一个比较晚才产生的概念，公元2世纪，在盖尤斯写他的《法学阶梯》的时候，还没有万民法的概念。”这个结论是非常冒险的，有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就徐文的论证方法来说，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仅仅看到两个版本在D.41,1,7,1上的差异，而对其他地方使用的“万民法”漠然视之，这种推理的方法与态度就是不严肃的，从逻辑学上讲，其结论是一个没有得到确证的全称判断。更不容忽视的是，比盖尤斯早200多年的西塞罗就首创了“万民法”概念，如果盖尤斯尚未使用“万民法”的话，那么对西塞罗的创举，徐教授又作何解释呢？

[5] D．1，1，9 盖尤斯《法学阶梯》第1编。中译本参见[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 Ι.1 正义与法》，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下文中有关译文的中译本均出自此书，下文中不再注明。

[6] 参见[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页注1。

另：在介绍完万民法的两种意义之后，自然有必要介绍市民法的两种对应意义。正如尼古拉斯分析的那样：“与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概念相对应，它是指某一个国家特有的法；与实践意义上的‘万民法’概念相对应，它是指只限适用于罗马市民的那部分罗马法。”参见[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7] 参见[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页以下。

[8] 参见[爱尔兰]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汪庆华校,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9] 梅因：《古代法》，第30—31页。

[10] 梅因将万民法与国际法等同起来的做法也有欠妥之处，相关的批评，参见[秘鲁]埃尔维拉·门德斯·张：《对万民法之国际性的一些反思》，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450页。

[11] 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第61页。

另：关于奴隶制度，下文有专节论述。

[12] 参见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第54页。

[13] 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第58页。

[14] 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第55页。关于这二者的其他联系，尼古拉斯还有较好的论述，参见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第58页。

[15] D．1，1，1，3

[16] D．1，1，1，4

[17] 须强调的是：这里是根据通说来展开论述的。根据一个意大利的学说，三分法系拜占庭时期的创造，古典时代的法学家只知有二分法，而无三分法。关于这一说法，在此存疑。参见[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风译，第14页。

[18] [美]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考夫曼对乌尔比安的这种分类作了一种富有新意的解释，他认为乌氏的定义是将自然法概念延及动物世界，并称这种分类在今天的生态运动中极具意义。参见考夫曼：前揭文。而在上文提及的徐文中，徐国栋教授恰恰是以乌尔比安的学说为中轴，并不断与其他学说加以比较和发展，最终得出自然法在普世性特征上从古希腊到罗马的退化这一结论。由此可见，徐文的依据并不充分。

另：在古罗马法学家那里，还存在一种不甚严谨的、实践性较强的自然法概念。罗马法学家将自然法在自然本性、自然规律等意义上适用，全然丧失了传统自然法所具有的普世性和高阶位性的特征。罗马法学家运用这一概念作为法律推理和思维的工具，其本身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学理概念，故本文不再赘述。关于这一实践性、常识性的自然法概念，参见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第57—61页。

[19] [意]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20] 我们也可以说，承认奴隶制的万民法会招致盖尤斯式万民法的否定。对比下文对承认奴隶制度的万民法的界定。

[21] D.L.I7.32.

[22] D.I.5.4.

[23] 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24] 值得注意的是：斯多葛哲学的平等原则对罗马法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自然法对奴隶制度的批判上。罗马法对妇女和家子主体权利的逐步承认，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来自于斯多葛哲学的倡导。限于本文讨论的主题和篇幅，不再赘述。

⑥ 什么叫民法主体二元或三元制

民事主体这一概念，在有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及学说上称为“权利主体”。根据民法的发展史，民事主体经历了从一元主体到二元主体的演变过程。罗马法以其理性的思维和抽象的方法，确立了民事主体的一元结构。罗马法在其法典中使用了“persona”(“人”、或“人格”、或“面具”)这一概念，但罗马法中没有权利能力的概念，也没有法人的概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罗马法承认一些社会团体的利益，虽然这些团体在法律上没有以主体的形式加以确立，但却以“人格体”的姿态出现，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法国民法典》第9条规定：“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法国学者在解释这一条文时，受罗马法上“persona”的影响，创造了“人格(personalite)”一词。以人格的有无作为自然人能否适用民法，享有私权，成为权利主体的区分标准。在法国民法典施行的年代，德国学者萨维尼创造出了“权利能力”的概念，并被之后的德国民法典写了进去。此后，权利能力的概念为德国民法典的继承者们所沿用。因此，罗马法对后世的贡献在于将人与人格相分离。

⑦ “两元钱”引来的伤身之祸：这件事的起因、结果 当事人应承担的刑事民事责任

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追究刑事责任。1．对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对故意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所说的“重伤”，依照刑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的；（2）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机能的；（3）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其中“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 的”，主要是指上述几种重伤之外的在受伤当时危及生命或者在损伤过程中能够引起威胁生命的并发症，以及其他严重影响人体健康的损伤，主要包括颅脑损伤、颈 部损伤、胸部损伤、腹部损伤、骨盆部损伤、脊柱和脊髓损伤以及烧伤、烫伤、冻伤、电击损伤、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致伤因素引起的损伤等。1990年3月 29日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了《人体重伤鉴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鉴定重伤主要依据该《人体重伤鉴定标准》进行。

⑧ 目前一般民事诉讼的费用是多少金额在2万元以内的

2万元民事纠纷的诉讼费是300元。不足2万元的案件，诉讼费用还会少一点。
如果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可以减半收取，只需要交纳150元诉讼费用。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案件受理费分别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一）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交纳：
1.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
2.超过1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2.5%交纳；
3.超过10万元至20万元的部分，按照2%交纳；
4.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按照1.5%交纳；
5.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
6.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分，按照0.9%交纳；
7.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0.8%交纳；
8.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7%交纳；
9.超过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6%交纳；
10.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

⑨ 什么是二元诉权说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中，通说认为，所谓诉权，是指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对其民事财产权和人身权进行保护的权利。诉权是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基本权利，当事人有了诉权，才能向人民法院提出保护其民事权益的请求，才能有诉。 按照我国诉讼法学者的观点，如同诉具有双重含义一样，诉权也有双重含义，即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在理论界，基于这一观点是认为诉权有双重含义，一般将其称为“二元诉权说”。 （一）程序意义上的诉权 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当事人在程序上向法院请求行使审判权，以保护自己合法民事权益的一种权利。正是因为程序意义上诉权的存在，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才有了程序方面的根据，诉讼程序的启动也才成为可能。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主要包括起诉权（含被告的反诉权）以及应诉权。 （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 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民事实体权益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基于民事实体法的规定产生的。当事人行使诉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实体权益，因而，一般认为，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主要包括胜诉权和申请强制执行权。 （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体意义上诉权的关系 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事人行使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其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现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如果当事人没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就无从实现。反之，如果当事人没有实体意义上的诉权，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也就没有行使的必要。可见，二者是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也即，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实体意义上的诉权的形式和手段，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程序意义上的诉权的现实内容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