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刑法特点

A. 德国刑法学家

德国刑法学家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托马斯﹒魏根特、比克迈尔、埃里克·希尔根多夫、费尔巴哈等。

B. 关于刑法的特征

刑法具有区别于其他法律的特有属性，这主要表现在：

(1)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律规范，而其他法律规定的都是一般违法行为及其法律后果。

(2)一般部门法都只是调整和保护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而刑法所调整和保护的社会关系相当广泛。

(3)一般部门法对一般违法行为也适用强制方法，但其严厉程度轻于刑法所规定的刑罚。

(4)刑法具有补充性，即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时，才由刑法保护；只有当一般部门法还不足以抑制某种危害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

(5)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即其他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保护的合法权益，也都借助于刑法的调整和保护。

(2)德国刑法特点扩展阅读

我国的刑罚分为主刑、附加刑。

主刑就是只能独立适用，不能附加于其他刑种适用的刑罚。我国刑法规定的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附加刑就是作为主刑的补充而附加适用但也可以独立适用的刑罚。我国刑法规定的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此外，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这实际上也属于附加刑。

我国刑罚就是通过有主有从、互相配合，有轻有重、互相衔接的设计方式，形成了严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刑种都有它特定的内容和作用。刑种的多样性，是为了适应犯罪性质和情节的多样性，便于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所以，这些刑种是切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的。

C. 英国刑法文化的特征

一、民族国家精神对法律特性的影响

我国刑法学界普及的外语是英语，而刑法比较研究则多局限于非英语的欧陆国家之间。所谓“日本抄德国、台湾抄日本、大陆抄台湾”，言下之意是：英美刑法与我国刑法体系实在两不相及，差异之大不言而明：制定法与判例法之别； 法典与单行法之别； 罪行法定与自由心证原则之别； 审问与对抗程序之别等。笔者在此姑且不论以法系之别代替部门法比较的逻辑是否合宜，就以同一法系所归纳的诸多“特征”而言，其方法及意义都值得怀疑，这种比较方法（因比较单位太大） 用大而化之的几对抽象名词掩盖了各国法律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一面。其实德国刑法不同于意大利、法国刑法； 英国刑法不同于美国、澳洲刑法。没有任何国家的刑法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精神，但当前的现状却是留学或出访某国的学者往往将此国作为刑事法治的范本，不遗余力乃至于饥不择食地改造中国“落后”的刑法。难怪，真正深刻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不是受“侵略”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侵略国”中的少数学者[1].结果对某一具体的刑法问题就是依各自所熟悉的某国刑法规定来引证，各执一词，只能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些分析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比较研究局限在法律规范上，而没有深入到各国民族精神的层面。

现实问题与刑法规范都只是相对表面化的影响因素，犹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潜在水面下的则是最为有力、最稳定的民族精神。它平时不可见，但却是无法忽视其存在的由历史沉淀下来的精神潜流。如果忽视其存在，它将会以其深层的力量击毁漂移过来的“铁达尼克号”法律神话——无论它在逻辑上，理智中构造得多么完美、坚固。黑格尔指出：“只有这种民族精神的具体精神，推动那个民族一切行动和方向。它专事实现自己，满足自己，因为它要的是自身的生产。”[2]75著名历史法学学者萨维尼指出：法律不是立法者专断刻意制造出的东西，法律的真正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法律就像一个民族的语言、举止一样是由一个民族的特性，亦即“民族精神”决定的[3].法律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民族精神力量的发散，是整个民族生活中的一种功能。

二、英吉利民族国家精神的特征

萨特曾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不可超越的时代哲学”。在笔者看来其原因就在于其吸收了三大民族精神的精华：英国（政治经济学） 的功利、实践精神； 德国（哲学） 的深刻的思辨精神；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的理想、激进精神。分析三国民族特性，德国居中，英法两国居于两个极端。从种族而言，英德近血（日尔曼民族） ，然而从地缘上看，德法近缘，因此文化上更为趋同，当德、法等国的文化台风相互影响，刮遍欧陆，再越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剩下来的不过是一阵无定向的和风[4].为了突出英国的民族精神特性，我们不妨将英法两个极端相比。

英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实践精神，就像其俗称——约翰牛（JOHN BULL） 一样[5] ，约翰牛一旦行动起来，就具有超出所有逻辑表达的实践精神，是个不折不扣地讲实际的实干家，在英国人心中一个二流将军抵得上十个莎翁。英国人的自由之根在于行动与实践，而法国人的自由在于学问与理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所说：英国是一匹沉默的战马，他的史诗写在足迹中，而法国则是有学问的狗自由的狂吠，他们谈论不休； 尽管法国人有无数理论上的陈词滥调，但是在英国人那里只有深刻的实践[6].

实践精神使英国人崇尚经验，关于理性与经验，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说：理性是有限的，唯理主义者的漂亮计划只是“笼而统之的幻想”[7]18.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英国人将理性派视作蜘蛛，闭目塞听，从自身理智的玄想中抽出种种教条和学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说：“我思故我在。”法国人则将经验推上理性的法庭受审，用怀疑这把利剑刺破经验的罪恶和欺骗性。法国人将阿波罗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当作福音。英国人则说，最好是先“认识你能够做些什么”。13 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罗吉尔·培根说：“经验和实践是知识之源”。16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则将实践与经验上升为认识论的基本原则。[8]

这种实践精神与经验主义使得英国人尤为关注实效与利益。正如丘吉尔所言：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英国人相信“小的是美好的”，其关心的是特殊的利益而不是普遍的理智，“当他的行动或意向愈是违背'理智'——就是说，违背了普遍决定的时候，他愈觉得他自己的自由”[2]433.对英国人而言，有用的就是真理，哪怕它是被别人批判为封建的、保守的、等级的、丑陋的、零乱的、琐碎的，因此英国产生不了像法国、意大利一流绘画艺术家：为形式而爱形式，为色彩而爱色彩。对英国人而言，艺术主要不是为了欣赏，而是实用。音乐在于可移风易俗，减少星期天的酗酒，绘画则可以替纺织业和首饰业训练优秀的技工。[9]法国人则追求宏大的事物，理性的规划。

经验主义也造就英国人的保守性，相信：“一切都是旧的好”，相信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是保守的。对法国人而言，历史、习俗都是垃圾，保守主义者只是穿着骑士铠甲，戴着脚镣跳舞的奴隶； 英国人尽管以混乱与混杂开头，但他们确信若干年或世纪后，这一切终会以最低的、稳固的重心结束。他们认为像法国那样的迅捷民族，尽管一开始就不杂乱的做，或许将避免最坏的错误，然而将重心安在最高处，就像陀螺或倒立的金字塔，随时会倒下。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言：“经验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底面上，即使从某个地方搬走一块东西，它也不会倒下来。先验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顶点之上，只要你瞟它一眼，它就会倒下来。”[10]

重实践轻理论、讲实效斥原则、尚经验贬逻辑使得英国人的特性本身也呈现出难以捉摸、模棱两可、中庸之道的色彩。犹如英伦岛上的天气让人捉摸不定，难怪英国人一见面就谈天气。说其彬彬有礼，却产生着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和醉鬼。一直称自己老实干事，反对法国式的思潮，主义左一转、右一转，但在行为中又体现出耍两面派的非凡能力，犹如海上的帆船，见风使舵，信奉“船小好调头”。说其保守，然而这个朝后看的民族在世界文明的诸多方面却是领头羊。说其信仰自由，却仍保留君主、册封贵族。英格兰人民在坚持稳妥的保守原则和承袭原则而又丝毫不排斥革新原则。他们相信：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不存在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保守主义希望能保存自由，但又不致于让自由成为祸害[11].的确，英国人将这些矛盾的精神特性处理得十分不错。他们相信，中庸是一种只有有智慧之人才拥有的美德。

三、民族精神对英国刑法特点的影响

马克思有一句让法学者不快的名言：法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12].法史不应当写成“法律的历史”，而应当写成“历史中的法”。对英国法而言，就表现得很典型。和大陆法系相比，英国法是一种缓慢生长的法律，它没有经历欧陆的激烈革命、没有系统的法典编纂，借用英国学者哈耶克的说法，这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大陆法系国家总是有一种用人为构建的秩序来取代自生自发的秩序的冲动。英国刑法就像英国的历史一样，具有“原生性”，对它的研究需要探究其历史源流中潜流的民族精神的动因。英国在地缘政治上虽然同属于欧洲，但这一民族国家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精神特色，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不同于欧陆刑法的独特刑法体系。

1. 英国刑法的实践性。对英国刑法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是法官或律师而不是理论家。这是因为法官与律师是法律适用的行为者而非理论的建构者。英国判例制度不是单纯的学者的产物，而是从现实的法律纠纷中产生的规范[13].判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灵活的类推） 往往被批评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或者被批评为保守落后、封建主义。当德、法高举“自然法”编撰刑法典时，英国法学家梅因却说：“自然法无非是习惯的万民法”，法典只是幻想。从而动摇着罪刑法定原则。在判例制度中，法似乎既存在于先前的判例，又存在于当前的法官心中，法既是先存在的，又是后继的。使得英国人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判例主义，就像诗人丁尼生赞扬的一样：“这国土有公正、古老之名？有个稳定的政府在治理？凭着一个又一个判例？自由慢慢地扩展到地层。”[14]而且对于具体的犯罪而言也体现出对具体事实与条件的关注。在列举了成立某种犯罪的各种具体事实与情况之后，还不够，常常使用“除非……”的法律用语给出一些具体的法定辩护理由。

在刑事责任问题上，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曾经规定7 岁以上就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现在提高到10 岁，仍然比较低，英国人认为“恶意可以补足年龄”。大陆法系国家认为英国的这种补足方法“会导致认定上的随意性，从而有损法的安定性，与法治国的理念不相符合”[15].而对于英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指对某些犯罪行为的一个或多个行为要件不要求故意、轻率甚至疏忽，也要负刑事责任） ，也被批评为是封建刑法中结果责任的残余。英国人的重行动与实践，轻理论与学说的精神使得他们相信刑法的力量来自它对具体争议的解决，而不是概念的逻辑发展。英国人才懒得理会这些欧陆刑法的“法治理念”，他们自有其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而且用得很畅。正是由于在刑法的历史发展中英国人的重实践的精神，使得无论多么久远古老的刑法制度，即使遭到其它大陆国家的批评与蔑视，它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在革新中生存下来并自成一家，独具特色。英国刑法总是沉默中渐渐发展，并将几百上千年前的案例用各种法律技术灵活处理，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特征。

2. 英国刑法的功利性。英国学者认为“犯罪源自当时的政府政策”[16]4.因此英国刑法中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往往就依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变化而反复交叉。在刑罚的根据上，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提出：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需。这种目的刑与贝卡尼亚的以公平正义观指导的报应刑形成鲜明对比。另外，法官最常提出的适用严格责任的论据也是：为保护公共利益所必须。在支持代理刑事责任（因他人的犯罪而产生的责任） 原则时，法官的理由也十分功利：如果不如此，法律将无法实施，国会的意志也将不能得到贯彻[17]197.恐怕许多人也会批判这是封建“株连”刑事责任的残余。英国人讲实用、功利，信奉“有用的就是真理”，而很少关注抽象的公平、正义、文明的概念。对英国人而言，各种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则对英国人毫无兴趣，向他们说起来等于马耳东风[18].当刑法理论或原则与现实的需要发生冲突时，英国人宁可弃原则而不顾，或对原则进行变通以适宜社会需要。这种功利精神也是英国法官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原因。

3. 英国刑法的保守性。英国刑法制度的主要因素和许多独具一格的学说都是封建关系的类推，具有诸多封建因素。例如不作为犯中注意义务问题，普通法法官趋向于在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出某种责任。再如英国代理刑事责任的产生也是由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决定的（如在公共妨害和刑事诽谤犯罪中，尽管雇主本人是完全清白的也要对雇员的犯罪行为负责）。这是封建社会中的“身份”关系在刑法中的体现。英国刑法的保守性在“婚内强奸问题”可得到生动的体现。婚内无强奸一直是英国刑法的传统。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崛起，德、法、意、美等国家开始在刑法条文上作出修订，否定“丈夫赦免”论。许多学者对此拍手称快，标榜为人类文明的伟大胜利。在此背景下，甚至于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英国的一个判例（1991年R案） 作出的废除丈夫赦免原则是“历史性裁决”。[19]但英国刑法学者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最新版教材《英国刑法》指出：该判例的“认定是违背议会的意愿的”。丈夫不能被判定强奸他的妻子是法律的规则，除非有一些例外情形出现[17]513.英国刑法学者特纳也指出：丈夫不能构成对妻子的强奸罪是众所周知的法律的一般原则，除非法院裁决终止了夫妻的同居关系[16]214.可见英国的立法者、政府以及法学者对此问题都是持谨慎保守态度的。英国人相信“一切都是旧的好”，他们缓慢地相信新鲜事物，在实际当中对错误极具耐心，确信一度建立起来的法则与习俗是伟大的。在英国人眼中“封建”、“保守”是伟大的、崇高的，可与民主、自由并行不悖。这使得封建法成为英国刑法得以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所熟悉的所谓“西方法治”理念中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以及“权利本位”并不能涵盖英国法。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我们将回到法律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而设定、而附加权利义务这一真正的普遍法概念上来[20].

4. 英国刑法的模糊性。英国刑法不追求逻辑的严格划分与体系的完善。英国刑法中有一种程序与实体的杂糅，民法与刑法的交叉现象。如关于犯罪的本质问题，英国学者将法律程序列为三大特征之一。再如关于民法与刑法的关系问题，许多英国刑法学者认为，许多刑事与民事的违法行为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这被称之为“粘合物”。即使是英国法中的诉讼规则，也未提供可以把侵权行为与犯罪绝对分开的界限[18].实际上，英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问题是这种“粘合物”的典型表现。因此“一概而论地说犯罪行为比民事错误更严重也是不对的”[21].英国人尚经验贬逻辑、讲实效轻理性。因此不像欧陆刑法，特别强调民事与刑事的严格划分，以及强调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体系之间的独立。这种学科的严格的分门划类是18 世纪欧陆理性主义、逻辑主义泛滥的产物[22].但对英国人而言，知识不在于是否合乎逻辑、理性，不在于思维是否清晰，而在于能否被直觉、经验证实其对解决问题有用。

5. 英国刑法的矛盾性、灵活性。英国人既指出“无犯意则无犯人”，但又坚持严格责任与代理责任。同时又认为“责任是严格的，但不是'绝对'的”（即仍有其他辩护理由） [19]131.在判例上既坚持“判例拘束原则”，然而又不断地用各种变通方法予以修正、推翻前判例，乃至创造新的判例与法律。丹尼勋爵法官曾说过：“不可以改变法律编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可以、也应当把皱折熨平。”英国人最大的特性是模棱两可，难以捉摸，崇尚中庸主义，观念与行为充满矛盾，这使得英国的刑法，在欧陆刑法学者看来，充满了逻辑上的混乱和矛盾，是一个不好把握的东西，英国人也不否认这一点，英国法史学者谢尔登将其比喻成大法官的脚：法官的脚有多宽，它就有多宽，脚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英国人寻求着各种原则，但又从不让这些原则主宰他，而是为相反的原则留存空间，以适应不同条件，使刑法具有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的灵活性。如果仔细比较英国刑法的诸判例，就会发现法官往往只是以“判例拘束原则”类推确定案件所适用的判例，然后又以“分析事实”或者对前判例中的一些“法律用语”进行解析[23] ，几乎达到钻牛角尖的地步，而作出与前例不同的判决。而且英国判例法中的“法律用语”多是一些内涵外延都缺乏确定性的“日常用语”。

四、民族国家精神的研究视角对我国刑法发展的启示

英国民族精神对英国刑法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这给我国的刑法研究也提供了几点启示。首先，由上文可看出，英国刑法之所以毫不逊色于其长期的对手，成为独具特色的刑法模式，影响全球，就在于英国刑法生长于其民族精神之上。因此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刑法，移植、借鉴外国刑法固然必不可少，然而研究、挖掘本国的民族精神也尤为重要。这一点又恰恰最为薄弱。尽管法史学者作出了一些“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多是笼统地、甚至于在主流上对我国的民族精神持一种否定的、自卑的情绪。而在借鉴上往往是把罗马法系（大陆法） 的制度与观念视为唯一绝对的“西方法治文化”。

其次，在笔者看来，英国的诸多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保守，尊重历史传统、习惯、礼俗，注重政治实践和人际关系，讲究实用功利，重经验，崇尚折衷主义、中庸之道等。所以英国刑法的许多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在我国刑法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与法律的关系。尽管我们的实定法是移植大陆法系的，然而在现实中运行的“活法”却时时可见某些民族精神顽强的影子，只不过是大多数学者对其持漠视、否定、批判的心态而已。当然这也造成了制定法与“活法”脱节的两张皮现象。尽管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然而似乎英国更善于使用“辩证法”和实践精神。因此才有人戏称：之所以中国走了许多弯路，不是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矛盾论》中只拿来了《论》，而将其实体精髓《资本》、《矛盾》留在了英国。我国在刑事法治的道路上过于浮躁，没有立足于中国特殊的问题，没有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性出发，一厢情愿的以为只要将发达国家的法制体系移植过来就解决了根本问题。其实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语） ，是民族精神的外现。有法不一定有法治，要更注重实践精神，要不然就会造成两张皮的现象，这也是一个由理论建构或者继受出的书本上的法、文字的法与由民族精神决定的实践中的法、活法之间的耦合关系。

D. 西方国家刑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西方国家刑法中的刑罚目的
刑罚目的是西方国家刑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刑罚目的问题西方学者中的不同学派分庭抗礼，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少颇具价值的观点。

〈一〉报应主义的刑罚目的

刑罚的报应目的是指刑罚是作为对犯罪的一种报复、回报而存在并付诸实施。报应主义的刑罚目的观认为，犯罪是一种恶害，刑罚的内容是痛苦和恶害，对犯罪科处刑罚是基于报应的原理，亦即以恶害报应恶害。报应刑论中的绝对报应刑论主张，报应刑理论是一种回溯性的惩罚理论，刑罚只是由于已然犯罪才被科处。刑罚只能是报应，除此之外，作为报应的刑罚本身不具有也不应当去追求其他任何目的。报应刑论的具体主张可进一步分为神意报应主义、道德报应主义、等量报应主义、等价报应主义和法律报应主义。

神意报应主义在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曾占据主导地位。神意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违反了神的旨意，因此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应受到神的惩罚，神意报应主义以神的旨意作为报应犯罪的理由，并认为国家是神的代理者，国家对犯罪适用刑罚是秉承神意给予防罪人以报应。神意报应借用虚幻世界的神之旨意诠释现实社会的刑罚，其立论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近代历史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著名哲学家康德力主道德报应主义。道德规律不但是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国家立法必须遵守的依据和准则。因为法律价值的核心是公正，康德认为公正的实质与道德规律相符合，因此，可以认为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律的基础是基本相同的。[1]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侵害了他人的权利，违背了道德的规律，因而应受到惩罚。康德指出：“法律就是那些使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与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的全部条件的综合。------任何一个行为，如果它本身是公正的，或者它依据的准则是公正的，那就是：根据普遍法则，这个行为和每个人以及和所有人的意志自由在行动上可以同时并存。”[2]犯罪和违反道德的行为一样，都是违反了理性的绝对命令的行为，它对意志自由的根本法则同样构成了侵害。法律肩负着必然的道德使命。因而，刑罚权的理由和根据、国家刑罚的目的，也应求诸于道德，求诸于意志自由的根本法则和绝对理性的至上命令。康德从自由意志论及道德命令，由道德的命令又论及法律规则，从这样论述中寻找责任的基础和刑罚的根据。这显然属于一种典型的道义报应主义。值得注意的是， 康德从尊重人作为目的的价值出发，认为人是现实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对人的行为的反应只能以其行为的性质为根据。虽然恶行必有恶报，刑罚是针对犯罪人因犯罪行为而引起的道义责任所施加的惩罚和报应。但根据理性和正义的要求，犯罪行为人也是有理性的人格主体，国家的管理人或统治者不得将之视为维护社会秩序及预防他人犯罪的工具或手段。与此观点相呼应，康德还主张刑罚与犯罪对等，即根据犯罪的道德的罪过及其外在表现决定惩罚的方式和程度，实行等量报应。康德的道义报应思想及等量报应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及公共正义的要求，但由于以道德罪过来诠释刑罚的本质，显然混淆了刑罚与道德的本质区别。同时道德报应是不足以说明刑罚目的的，因为刑罚是法律现象，仅从道德上阐明刑罚目的，不可能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因此，道德报应主义的缺陷也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康德主张的等量报应的特点是强调刑罚与犯罪在侵害方式，特别是危害结果上的对等，因而其报复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同态复仇没有质的不同。

（二）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

刑罚的预防目的是指通过对已然犯罪人适用刑罚，实现防止犯罪发生的效果。西方历史上用预防将来再犯作为刑罚目的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罗塔哥拉，此后，古希腊另一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和荷兰的政治思想家、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格老秀斯表达了同样的思想。[5]但在近代西方社会正式提出预防主义刑罚目的的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贝卡利亚对报应刑论持彻底的否定态度，主张刑罚之目的是预防犯罪，并进一步表明了双重预防的思想。贝卡利亚指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6]这里所谓“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 就是指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所谓“规戒其他人不再重蹈覆辙”，则实际上指的是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在刑罚的双重预防中，贝卡利亚更强调一般预防的价值。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贝卡利亚不仅指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而且进一步认识到预防犯罪并不能仅靠使用刑罚来达到。他认为要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必须在树立法律权威的前提下，严肃执法，并应建立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同时完善对公民的教育措施。

近代德国刑法学者费尔巴哈是继贝卡利亚和边沁之后主张一般预防刑罚目的观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尔巴哈以其著名的“心理强制说”对刑罚威慑的心理学根据进行了理论上阐释，费尔巴哈认为，人人都有趋利避害、向乐避苦的心理，这就是人们实施一切行为的心理动机。犯罪人之所以要实施犯罪，是因为犯罪行为能给他带来某种欢乐；而如果有一种犯罪后的必然结果能够让犯罪人承受大于犯罪欢乐的痛苦，犯罪人就会放弃犯罪念头。刑罚就是为犯罪人设定的这样一种痛苦。每个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必然在犯罪之乐与刑罚之苦之间进行选择，只要刑罚有可能带给他足够的痛苦，他就不会选择犯罪。如果从刑法学和犯罪心理的角度来理解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则可以将其解读为：刑罚是对犯罪人适用的建立在剥夺性痛苦基础上的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惩罚是刑罚的本质属性。刑罚在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上造成的畏惧和威慑效应，形成了人们远罪避害的心理和思维定式。也就是说，刑罚的惩罚性和强制性压抑了人们犯罪意念的形成和对犯罪行为的模仿。

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逐渐产生影响。近代学派也都采用“实证”的方法对犯罪现象进行研究，加之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固有矛盾逐渐显露，犯罪率急剧上升，尤其是财产犯罪大量增加，累犯 显著增多，青少年犯罪也呈激增趋势。曾经备受推崇的刑罚的威慑作用及刑罚一般预防的效果日益引起人们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实证主义为思想方法的特殊预防主义应运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菲利和李斯特。意大利的犯罪学家龙勃罗梭以“先天犯罪人”为依据提出剥夺犯罪能力的理论，他主张应该研究和治理的是具体的犯罪人， 而不是抽象的犯罪，应当针对各个不同的个体犯罪人的特殊情况适用不同的处罚方法，即根据刑罚个别化原则注重刑罚的特殊预防。意大利刑法学家菲利进一步发展了龙勃罗梭的特殊预防目的观。菲利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对犯罪人进行改造，使其人身危险性逐渐消失，从而不至于危害社会。菲利根据“犯罪饱和法则”，主张根据造成犯罪人不同的人格的社会情形，使用不同的救治方法取代刑罚，在刑罚学说上，菲利否认国家具有惩罚犯罪人的刑罚权。菲利的这一刑罚思想被称为“刑罚替代物论。”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是著名的教育刑论的倡导者，李斯特主张：“应受惩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刑罚不是对犯罪行为的事后报复，而是防止具有社会危险的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刑罚是以保护有关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的利益和保卫国家的存在、安全和统治利益为目的而适用的。只有“法益保护”或“社会防卫”才是刑罚的目的和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李斯特还认为，刑罚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改造和教育犯人，消除其危险性，使之重返一般市民生活之中。[8]李斯特强调不同犯罪人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的差异，认为刑罚必须以每一个犯罪人的个别情况为标准来确定个别的刑罚，为了达到防止具有社会危险性的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刑罚目的，刑罚必须个别化。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李斯特的刑罚思想在以下这句名言中灼然可见：“矫正可以矫正的犯罪，无法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9]

（三）折衷主义的刑罚目的

西方国家的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观，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又具有难以克服的片面性。为了弥补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观的缺陷。西方国家的刑法学者开始探索在报应主义的刑罚目的与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之间进行折衷、调和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并由此提出了折衷主义或综合主义的刑罚目的观。折衷主义的刑罚目的观认为刑罚是由于有了犯罪而科处，将刑罚的原因归之于报应主义；同时承认刑罚的目的，主张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或防卫社会。刑罚在价值取向上应兼容正义（公平）和功利（效益），用报应主义来限制刑罚对功利的追求，在功利主义的前提下追求公平的报应才是合理的选择。西方刑罚理论中相对报应刑论即是绝对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折衷和调和，相对报应刑论主张，刑罚虽然是对已然之罪的一种报应，但同时具有预防未然之罪的目的，即所谓“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西方国家的刑罚目的论多以折衷主义的二元论或多层次论的面目出现。如德国学者考斯特林认为：“刑罚只有在报应主义的范围内且达到刑罚目的的必要范围内才得科处之。”[10]日本学者牧野英一认为，从三个方面观察刑罚的目的，可将其作用作如下分类：对犯罪人方面，刑罚首先对犯人发挥其作用，称之为特别预防；对社会方面，刑罚又以警戒一般社会以防后车的倾覆为目的，谓之一般的预防，而同时又有满足一般社会报应思想的作用；对被害者方面，刑罚对被害者法益不当的侵害不能忽视，而又给予满足的作用。[11]以英国学者哈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刑罚的根据应视刑事活动的阶段性而定。刑罚活动分为立法、裁判与行刑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刑罚的根据也表现为三个方面。刑罚在立法上的确定，即规定什么样的行为应受惩罚以及应受多重的惩罚，主要取决于一般预防的需要。在审判阶段，刑罚的裁量则以报应为根据，即只有对已犯罪的人才能适用刑罚，对具体犯罪人所处的刑罚的份量应该与其犯罪的严重性程度相适应。刑罚执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个别预防，即是说，对犯罪人是否实际执行已判处的刑罚，实际执行刑罚的方式，以及实际执行的刑罚的份量，均应以个别预防为根据，即应与教育改善犯罪人的需要相适应。[12]美国学者麦克尔·D·贝勒斯认为，在已揭示出来的刑罚的诸多基本目的中，下列几个是较为重要的：使人们不敢实施犯罪行为（威慑）， 报复犯罪行为（报复）。改造罪犯（改造或复归），以及谴责违背社会价值的行为（谴责）。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目的，即对人们进行社会价值的教育，与谴责密切相关，因为教育经常是通过谴责违背社会价值的行为而实现的。[13]由此观之，西方国家刑法上的刑罚目的论之争，极大地丰富了刑法理论。其中折衷主义的刑罚目的观融正义观念与目的思想于一体，对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司法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西方国家刑法中的刑罚目的对我国刑罚目的界定之借鉴意义
西方刑法中的报应主义刑罚目的观蕴含着社会公正观念，合理的解释了刑罚正当化根据，由于报应论强调已然之罪对刑罚的决定作用，因而使刑罚的裁量具有了客观标准，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犯罪人遭受不公平的处罚。西方刑法中的预防主义的刑罚目的观强调刑罚的个别化，满足了预防犯罪的社会需要。折衷主义的刑罚目的观将报应论与预防论予以调和，强调刑罚目的对公正与效益地追求。折衷主义的多层次说的刑罚目的观确实提出了刑罚目的理论发展的正确方向，这种多层次说或综合说的刑罚目的观有着诸多可资借鉴之处。从我国的情况出发，应当认为我国刑罚的目的包括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刑罚目的依次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法益。下面借鉴西方国家刑罚目的观，对我国三层次说的刑罚目的中的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作一探讨。

近代刑罚理论从人本主义出发，以人的主体性或主导性为支点，从而发展了以行为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理论，建立起“分配主义”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14]我国刑法典第5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是从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发展而来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是：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确立、适用与执行刑罚时，既要考虑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也要结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该原则合理化的基本因子就是惩罚与预防，其所展示的价值取向则是公正（或正义）和功利（或效率）。虽然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既注重刑罚与犯罪行为相适应，又注意刑罚与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但不容否认的是，在立法上规定和实践中适用刑罚时，应当以犯罪行为为客观基础和基本依据。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15]即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罪责刑相适应作为罪与刑关系的基本准则始终制约着我国刑事活动的全过程，而刑罚目的作为国家创制、适用和和执行刑罚的总体目标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刑罚目的决定对刑罚方法和制度的选择与取舍。我国刑罚目的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功利型预防论的刑罚目的观忽略了国家创制、适用、执行刑罚活动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忽略了刑罚目的与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超出罪责刑相适应的界限而追求刑罚的功利性目的即是本末倒置。综观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可以看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已成为刑罚创制、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的基本依据或核心。这实际上就承认了刑罚首先是对已然犯罪的回顾。因此，可以认为刑罚惩罚目的是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刑罚目的的必然要求。刑罚目的应以通过刑罚惩罚犯罪，伸张社会正义作为其

E. 谈谈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你的启示

你是法学院08即刑事班的吧！可以谈其中之一的法官查证责任。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经过1997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有所改善，但由于我国法院的组织体系，法官不能介入侦查，不能对侦查过程中使用的侦查手段进行事先的预防，而只能进行事后监督。所以我国刑事诉讼中既不存在像德国侦查法官，也没有英美法系中的治安法官的设置，法官只充当一个中立的裁判者的角色。与德国相比，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法官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庭前没有侦查法官的设置，只有检察机关将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法官才能介入诉讼。侦查法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查明案情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护被告人权利，相比之下，我国的侦查机关具有相当大的侦查权利，侦查手段广泛多样，并且很少受到限制，除了逮捕犯罪嫌疑人需要由检察机关批准外，侦查机关有权自行决定其他一切侦查手段的行使。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负责案件侦查和起诉，呈现出流水作业的模式，从而对侦查手段的监督难以发挥实质成效。
英美法系对被告人侦查阶段的保护比较充分，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在刑事诉讼中表现出职权主义，但在侦查阶段也有侦查法官对被告人的权利进行保护。所以对于我国现阶段被告人权益保护比较薄弱的情形下，德国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其次，我国法官也可以进行审前阅卷，经过96年刑事诉讼法改革后，取消了全案移送制度，目的是防止法官在庭前形成预断。检察机关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将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法律并没有规定哪些证据是主要证据，因此由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于防止法官形成审前预断的作用有所削弱。而且，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法官庭前阅卷权利是让法官对案件有大致的了解，从而在庭审中更好的主导证据调查，完成法官的查证责任。在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法官也不再像德国刑事诉讼法中法官那样，像一个积极的探寻者，努力发现案件真实情况。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疑问，即这种庭前阅卷的权利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呢？或者，谁来决定什么是主要证据才能真正防止法官在庭前形成预断？我国没有英美法系那么完善的配套制度或者制度环境可以保障法官在消极中立的情形下，保障被告人权利和发现案件真实，不能做到完全的消极，所以，应当对移送法院的证据材料进行技术理性规定，使法官对案情有所了解而又不先入为主，形成预断。
最后，在庭审中，法官不负有查证责任，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但仍然保留了审判人员在法庭上的主导地位，赋予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权。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法庭可以采取法律规定的措施，行使调查权，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的证据。
另外，控辩双方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法官的证据调查权限定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有疑问时，为了弄清该证据而进行调查，法官不能因为某项证据可能对查清案件事实有帮助，在双方当事人没有申请的情况下，进行主动调查。在德国，被告人、证人的讯问原则上由审判长为之，法官如果认为某项证据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积极意义，可以主动进行调查。我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被告人只有在某几种特殊罪名情况下承担举证责任，在公诉机关提出的证据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法院将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法院并不承担证明责任。庭审后全案移送制度，也使我国法庭审理难以彻底走出庭审走过场的泥潭。
在被告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侦查手段缺乏监督，法官庭前全案阅卷到庭后阅卷作为判决基础的情况下，加强法官对侦查手段的监督，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维护被告人权利、查明案件真实情况有重要意义。虽然为了摆脱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使法官不再积极查明案件事实，但在相关配套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过分削弱法官的职权，被告人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检察机关对抗，最后庭审仍然避免不了走过场，被告人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只是由法官超职权主义变成了侦查机关的超职权主义。

F. 德日、英美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特点,优缺点。

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 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构成。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之间，应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各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明确。根据这种递进式结构，在将某一行为认定为犯罪时，须进行三次评价，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事实评价，为犯罪提供行为事实的基础；违法性是法律评价，排除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性是主观评价，为追究刑事责任提供主观根据。以上三个要件，形成一个过滤机制，各构成要件之间具有递进关系，形成独特的定罪模式。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具有推定功能，只要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可推定构成犯罪；存在违法性，原则上可推定行为人有责任。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考虑一般情况，其评价标准对所有人平等适用，违法阻却、责任是考虑特殊、例外情况，当存在例外情况时，递进式推理即中断。

英美法系犯罪构成的特点
英美法系没有大陆法系系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但长期的刑事司法活动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犯罪构成。
（一）"合法辩护"地位特殊
一般认为英美法系犯罪构成具有双层次的特点，即有实体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和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前者指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后者指"合法辩护"。大陆法系将后者内容置于犯罪构成范畴之内，从反面来填补犯罪构成要件，而英美法系则置于犯罪构成范畴之外独立成章，直接定名为"合法辩护"，合法辩护作为广义的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消极要件而存在。英美法系刑事诉讼采当事人主义模式，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和诉讼作用，使他们在诉讼中积极主动互相对抗争辩，而审判机关则只起着居中公断的作用。刑事诉讼主要通过控辩双方对证人的交叉询问来推动。这样的诉讼模式决定了其犯罪构成要件的特点，集中体现的就是"合法辩护"。
（二）没有违法性这一实体要件
英美刑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民间司法资源之于国家刑罚权的对抗作用，发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积极性，在动态中实现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的平衡。英美法系是典型的判例法，三权分立和民主是其思想基础。在这样的体制下，一切是与非都交给法院来判决，警察只是负责维护社会的安全。因此违法性就安排在合法抗辩这个环节，即诉讼法的环节，这样也是合理的。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通常将违法性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主要研究违法阻却事由，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而在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中，并没有违法性这一实体要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作为合法辩护理由，在犯罪构成加以论述。而在诉讼中仅把其作为合法抗辩理由。而在我国和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中，违法性仅是犯罪的一个特征，在恒定是否社会危害的时候用。
（三）举证责任分配特殊
在诉讼中，实施了符合法定犯罪要件行为的人，即被推定是有实际危害和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控方的证据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被告人则没有协助证明自己实施犯罪行为的义务。在行为特征符合犯罪实体要件后，如果行为人能说明自己不具有责任能力，如是未成年人、精神病或者说明行为是合法的，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再或者是说明有其它免责的情况，如认识错误、被胁迫、警察圈套等，就不负刑事责任。可见英美法系在诉讼中直接融入了犯罪构成的内容，双方当事人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诉讼活动，与诉讼活动的紧密联系，增加了犯罪构成操作上的便利性。英美法系偏重自由主义和程序公正，认为如果犯罪构成仅仅反映犯罪而无法体现定罪过程，只能是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刑法是犯罪人的人权宣言"社会保护机能的单方体现会忽视甚至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利。其犯罪构成正是应此理念设计。控方就被告人的行为和心态作出有罪指控，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辩方就指控提出辩护证明行为没有实际危害或主观责任，也就是所谓的"合法辩护"。合法辩护在此过程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它从反面来说明行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实质则在于限制所能认定的犯罪的行为范围，并且通过控辩双方对抗的直观审判进程来实现刑法的人权保护机能。

G. 德国刑法学总论的介绍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一套两卷本成果中的第一卷。这套书说明了德国刑法一般原理的法学基础。

H. 简述刑法的特征

戴某在福建省古田县某银行工作。1990年1月1日起，戴某与银行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银行可以解除或终止合同的情形包括用人单位因经营亏损、机构改革和调整等。合同期满后，双方未续订劳动合同，但戴某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后银行采用投票记分、末位淘汰的方式进行裁减职员，经投票，戴某被列入淘汰名单上报宁德市分行。宁德市分行以“裁员增效精减分流”为由下达了《关于解除戴某劳动合同的通知》和《关于解聘戴某聘用制干部的通知》。戴某因此与所在单位发生争议。

，《劳动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的规定，并非是用来约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因为这一条款当中所谓“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出现”是指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对因意外事件的出现和当事人失去履行合同能力而不能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所作出的前瞻性的终止合同效力的约定。

什么是“末位淘汰”？这种制度硬套在对企业职工的劳动管理上合适吗？

“末位淘汰”是“舶来品”。它源自美国，如GE、惠普都推行了末位淘汰制。这是与在GE中做人力资源管理的杰克·韦尔奇有着密切关系的，他创制出了“活力曲线”，为“末位淘汰制度”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在GE，末位淘汰制度是成功的。

我国也有某些知名大企业在推行这套制度时，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海尔集团的“三工并存、动态转换”，万向集团的“阶梯式用工、动态式管理”以及山东潍坊电业局的“分线管理”等。

所谓“末位淘汰”，是指用人单位根据其具体目标和企业战略，结合各个具体职位的实际情况，制定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并以此为标准对员工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绩效靠后的员工进行淘汰，而不管这些员工的绩效水平是否高于组织绩效考核标准线的绩效管理制度。换句话说，末位淘汰制度，就是用人单位自己制定一个考核标准，然后对员工进行考核，经过考核后将排名相对靠后的人员予以淘汰、辞退的一种管理方法。

刑法的特征

刑法是指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所具有的自身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是刑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存在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研究刑法的逻辑起点，刑法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这些特点引出的。关于刑法有哪些特点，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刑法的特点应当包括以下四点。
（一）刑法的强制性最为严厉
（二）刑法的保障性
（三）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范围更广泛
（四）刑法的谦抑性、最后手段性
刑法上述四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的。刑法的强制性最为严厉这一特点是刑法最根本的特点，它派生了其他特点。刑法的上述第二个特点是利用刑法严厉性的结果，第二个特点又进一步引伸出第三个特点，而第四个特点是限制刑法严厉性的结果。
第二、三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又是对立的。从刑法的保障性看，刑法的保护范围越是广泛，刑法的触角延伸得越广，保护的力度越强，就越有利于刑法保障功能的发挥；但从刑法的谦抑性角度看，刑法负作用很大，需要内敛，刑法的触角不能无限扩张，否则就容易侵犯公民的自由。刑法的触角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就会与公民的自由发生冲突。可以说，全部刑法都是围绕着利用刑罚的严厉性惩罚犯罪和限制刑罚的严厉性防止刑罚的滥用这一对矛盾展开。由这一对矛盾引申出刑法中一系列的问题以及决解这些问题的刑法原则和制度。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问题等。

差不多了-

I. 1871德意志刑法典简介

全文358条，分总则，分则两编，总则5章，分则28章
总则5章,规定适用范围、犯罪、行为的后果、亲告和时效。分则28章，规定各种具体罪行和法定刑。这部法典是经过多年准备和反复争论后制定的，对各种犯罪行为规定得相当详细,不仅罪行种类较全,而且在每一罪行中又规定了在不同情节下法院应采取的措施，以减少分散的单行法规，并给法院以裁量的余地。该法典的主要特点有：①采取报应刑与矫正刑相结合的量刑办法；②实行多种多样的保安与矫正措施;③绝对废除死刑;④无期徒刑仅限于个别犯罪（如发动或准备侵略战争、谋杀、以灭绝种族为目的而杀人）；⑤严格限制适用短期自由刑（6个月以下）,而代之以罚金；⑥实行“日数罚金制”(Tagesbussensystem),即在刑法分则各条中只规定处罚金而不定数额，法院在判决时，根据罪行和被告经济情况,在法定幅度(5～360天,每天2～10000马克)内,宣告被告应处若干日罚金,每日罚金额为若干马克,共应缴纳罚金若干马克。日数罚金制原系1910年先在瑞典提出的,1921年5月芬兰刑法首先采用，后来墨西哥(1929)、瑞典(1931)、巴西(1935)、古巴（1936）、丹麦(1939)各国陆续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