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司法
1. 宗教对法律信仰的影响有哪些
宗教与法律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两种基本手段。宗教的形成和发展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触及到法律的制度层面，价值层面。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有人群的地方就须有法律，它使人们生活有序；宗教是人们对现实生活虚幻歪曲的反应。有苦难的地方就需要有宗教，它为人们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慰藉。人不仅对物质世界有追求，也追求精神的寄托和升华，法律只能调控人们客观现实的活动，宗教则能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因而法律与宗教是保证人类社会平稳定与发展的两种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共同保障人类社会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一、法律与宗教共同维护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类社会具有复杂性，需要法律与宗教从物质发面和精神方面来共同调整，二者缺一不可，因而在强化法律作用的同时，必须注意宗教信仰的培养，在培育宗教精神的同时，也要重视法律对生活的调控。然而宗教与法律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规范，在本质目标、调节方式上都有所不同。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保障实施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以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内容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它的主要特征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注重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形成法律至上的权威。宗教是人们是对生命意义的个人信仰，宗教的宗旨在于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它主要解决人们精神领域苦恼与痛苦，它对现实世界的苦起一种缓解作用，使人们对现世的不满在对未来的向往中得以实现。
二、宗教对法律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同时西方社会人群的主体目前也是信奉基督教的，与此相关联西方社会目前也是世界上法治建设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基督教对西方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对法律影响不仅触及规范层面，制度层面，更渗透到价值层面和精神层面。可以说西方人们法律生活无论是诉讼的具体操作，还是人们对法律的坚定信仰无不打下基督的烙印。
（一）基督教对西方的法律规范的内容产生深刻的影响：
（1）在家庭中给予妻子在法律上更加平等的地位，将配偶双方的合意作为婚姻有效的前提。废除父亲对子女生杀予夺的权力。强调一夫一妻，保持家庭稳定。家庭稳定，社会就稳定了。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
（2）在严格法与衡平法之间，强调衡平法的概念，缓和一般法的严厉性。西方社会普遍主张并且实行轻型化，改善囚犯的待遇，不少国家已经取消死刑，实行开放性的监狱管理，这与基督教的传统影响有着重大关系。因为西方社会普遍相信：只有上帝才能剥夺人的生命！
（二）宗教对法律价值层面的影响：
西方社会宗教精神是平等、博爱、自由与秩序。而这些精神无一不渗透到法的价值之中，成为法治追求的目标。这一点从法律的词渊上可以得到证明：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法根基是罗马法，在古罗马那里，法这个词就是正义Lustus。为了从内在和目的意义上即从法的宗旨和实质上表述法，罗马人使用Aequitas，它产生于一个含有平等意思的词根。它体现了法的宣告性原则为单个人的活动所确定条件和限度，这些条件和限度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法被杰尔书定义为“善良和公正的技艺”，乌尔比安提出法的定义是：“诚实生活，不犯他人，各得其所”。从以上法的定义之中不难看出宗教的平等、正义、自由价值观已在法律概念中生根。这种平等、正义、自由宗教精神被西方奉为法律的本质精神。如法国宪法序言中庄严宣告：自由、平等、博爱是宪法的精神，这种精神已与法律精神融为一体。宗教精神已经得到立法者的认可，民众的接受。西方的宗教生活已与法律生活或暗或明地结合起来，人们在教堂里接受宗教洗礼的同时，也同时在接受法的陶冶。因为在西方法的精神与宗教信仰已经很难把它们加以区分。
（三）宗教对法律原则和诉讼程序的影响：
基督教中有爱神，爱是宗教中一条神圣的戒律，伯尔曼在研究爱与法律关系时指出：“无论对基督教还是犹太教，爱都是被认为法律本身之所在，而法律既包括其具体行为，也包括其抽象的道德，都要成为爱的体现。”西方社会主张的程序正义，程序先于权利，给相同的人以相同的待遇，就是发轫于宗教中的博爱。相同的案件应做出相同的判决。不能因人而异，这并非只是正义原则，同时也是爱的原则，不平等待人就不是爱，法官如果徇私枉法，不仅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更要受到宗教道德的谴责，在上帝的末日审判时他是难脱其咎的。基督教主张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除上帝之外，大家都是平等，都是上帝的臣民。无论是上至国王，还是下至臣民，都处于主的恩惠之下，他们是平等。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最终演绎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在凌驾于法律之上，它只能在法律之下。
（四）宗教的诉讼技巧和诉讼理念对法律的影响：
四川大学龙宗智教授认为圣经就是一部诉讼法教科书。《圣经》中关于伸张正义的故事比比皆是，而这些例子告诉人们许多关于诉讼技巧的方法，比如这证据学上的矛盾规则、交叉询问法则，对今天西方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里上帝的天启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对司法的基本要求。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各种法律誓词也深受宗教影响。人们在法庭作证都是要手按《圣经》发誓的，这无非是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强迫人们讲真话。如公元前九世纪英国的英格鲁—萨克逊法律中就有如下的规定，索赔被盗财物原告的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指控他就是盗窃我财物的人。这既不是出于仇恨、妒忌或其他非法目的，也不是基于不实所言或信念。”被告人的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对于他对我的指控，我在行为和意图上都是无罪的。”助誓人的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他的证词是清白和真实的。”
三、宗教精神对法治的影响以及对我国法治推进的启示
我国目前的法治模式是采取政府推进型的，政府重立法，重法制宣传。但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得到人们普遍认同，对法律缺少像对宗教的那样信仰。因而我国法治推进的步伐是沉重而缓慢的。影响人们对法律信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历史传统上看，我国始终把法律看成是治民之具，而没有像西方那样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公平、正义的象征。同时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正统，而儒学始终强调无诉、息诉。并且统治者常把一个地方诉讼多少看作是评判地方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儒家主张和为贵，人们之间的争讼大多不是通过诉讼来解决而是通过诉讼外的方法加以调整。可以说法律作为一种定争止纷的工具从来没有在民众心理上引起认同。而西方的民族具有好讼精神，为一、二元钱的琐事打官司常见诸报纸，这种好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的平等，正义，凡事讨个说法，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西方法治文明的进程。
由于我国历史上一直是王权占统治地位。宗教从来没有占据政治，精神生活的主导地位，并且我国宗教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于全国，被人们广泛认同的宗教。因而宗教的一些价值观也没有被人们的广泛接受。我国各种宗教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因而难以对法律产生统一的影响。同时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一直强调德主刑辅，内圣外王。很少对法律的精神、理念进行探索并给予理论上的支撑。目前推进我国法治的关键就在于树立法律权威，使法律宗教化、神圣化。“正义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堂皇仪表和其具一定戏剧性的演示。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它。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宣示正义准则的角色也会因不同凡俗的仪表，而使自己的精华得到升华”。目前要在我国培养一种统一的宗教是不可能的，也难以得到政府的认可和社会的接受。关键是我们必须把法律作为一种宗教来看待，来培养人们对它的信仰，对它的虔诚。法律宗教化并不是要把法律变成宗教的教义，也不是要把宗教中一些不符合人类理性的东西纳入法律的价值范畴。因为这样做并不是社会的文明进步，而恰是历史的倒退。我们所要做的，仅是把一些被人类普遍认同的宗教精神纳入法律的范畴，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推进我国法治进程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在法律制定过程也就是立法过程中，要体现自然法的理性，符合法的理念，法治社会的法必须是良法。法律成为良法的关键是我们在立法时必须把宗教所包含的一些平等、博爱、自由、善良的精神融入立法过程中。
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体现宗教的平等精神，博爱精神。不应把法看成是治民之具，而应把法看成是衡量是非正义的尺度。在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的设置上，要体现平等的要求，给相同的人以相同的待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因为从宗教的角度看，无论是罪人还是好人，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是一律平等的。何况佛教还主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法律的制定应体现宗教精神。其次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坚持程序正义，贯彻宗教精神，防止执法者成为法律杀手，执法者在执法中要体现法律的仁爱之心，恻隐之心。古罗马法学界对法最流行的定义是“法律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在执法中须体现这种正义精神，执法者必须做到公正地处理人际纠纷，要求在一切场事见义勇为，也要求不以自己的法律智慧去规避法律、危害社会。同时，要切实做到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是宗教精神中的自由公平正义原则真正深入到司法工作中，最终实现守法执法司法的全面公正合理。再次，要进一步深入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水平，树立法律的宗教权威，为推进法制建设奠定信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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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墓地一词的司法解释什么叫宗族墓地
墓地，一代一代都会埋在一起，所以叫祖坟，以前有人吵架，我们会经常听到，刨你家祖坟了？祖坟冒青烟了。祖祖辈辈一起，当然叫宗族墓地
3. 关于古代的司法制度的问题
历代抄的司法制度都不同，但一般的民事纠纷都是县太爷审理（县太爷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师爷啊，押司啊，主簿啊一票人呢）
刑事案件一般归刑部，核定死刑犯要皇帝亲自画红圈
行政案件由监察机构审理（如明代的监察院，清代的大理寺）
4. 血缘宗亲，宗法制最核心的一点其实是什么
嫡长子继承。
嫡长子继承是指宗法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
由嫡长子继承的王位可以确保周王朝世世代代大宗的地位，庶子对嫡子的大宗来说，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地内又为大宗，其继承者也必须是嫡长子。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目的在于解决权位和财产的继承与分配，稳定社会的统治秩序。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
实施分封制的影响有：
⑴它总结了历史经验，把建立地方政权与巩固自己统治有机结合起来，周王朝在分封诸侯的过程中，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使王室能有效地对整个领土进行控制。
⑵分封制使统一的社会制度在诸侯国中得以普遍实行，周王室用权力与义务的规定，使周天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诸侯之君，改变了夏商时代国王为诸侯之长的状况。
⑶分封制促进了诸侯国社会历史的迅速发展，统一的奴隶制度在各诸侯国得以建立和发展，使奴隶制经济有了繁荣的基础。
⑷分封制加速了各族融合的进程，受分封的偏远诸侯国逐步接受了中原文化，一些大诸侯不断向周围的夷、戎、狄等少数民族用兵，进而兼并其土地，进行了文化渗透。
宗法关系在先秦社会中所涉及的是有氏的居民，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卿大夫、士，也包括天子和各诸侯国的国君。但是由于天子和诸侯是国家和公共权力的代表，因而在他们与王室和公室亲属之间，宗法关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是天子和诸侯的亲属也“不得以其戚戚君位”。
尤其是已立氏的王室和公室后裔，对于天子或诸侯只能以君臣关系对待，而不能以亲属关系对待，即所谓“弟兄不得以属通”。天子和诸侯所受到的宗法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某些仪式中对相同血缘或近亲血缘的诸侯给以优待和尊重。
如《左传》记载有“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等。此外，天子和诸侯还经常举行“合族之食”的典礼，和在一些仪式的末尾安排“燕饮”，用来特别款待臣属中的亲属。
这些做法含有道义和政治的意义，与宗子对族人凭借血缘关系进行的具有行政与司法意义的管辖和处置有很大不同。
5. 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主义传统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
法治不只是一种制度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 ,更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趋势 ,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觉的理性追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法律至上、限制权力、保障自由和关注效益、民主、秩序、平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影响深远。宗法伦理观念并未因其是历史上的东西而自然消逝 ,而是不断地获得延续和传承 ,几经沉淀已深深地溶入国人的血液之中。它的等级精神、人治色彩、群体为重、义务为本、和为贵、无讼的价值取向大大消解了现代法治的精神。
中国古代是农业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交换，家庭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各家使用国家的土地向国家纳税服役。这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带给人们社会关系的最大特征就是依附性，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国家。为了维护这种依附关系，必然要求群体意识高于个人意识，社会义务重于个人权利，社会本位、义务本位因而成为法律的主要价值取向。"重刑轻民"因而成为中国法律的一大特征。"法律由于主要体现为国家的镇压工具，是异已的力量，人们由此畏惧法律、害怕诉讼，用法律解决纠纷不可能成为人们的选择目标"，法律的调节功能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法律仅成为国家专制的工具，而没有成为人们捍卫自身权利的武器。与中国封闭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是宗法等级的社会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结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所谓"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一方面从国家法律高度维护这种宗法伦理关系，一方面承认家族法规的合法性，而且还赋予家长对家属的司法惩罚权力，以弥补国家法律不足。国家对家族法规的高度认可，形成了中国法律浓厚的伦理色彩，法律和道德合一，法律附属于道德。这种血缘等级与阶级关系一道形成了整个社会重身份、讲名气、论地位的风气，立法上也就遵循法有等差的原则，同罪异罚、法律面前不平等被视为天经地义。在等级的网络中，自然难以产生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建立在宗法等级结构之上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是一切法权的渊源，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以言代法"、"以言废法"，个人的作用大于法律，人治社会由此产生。在古代中国，司法历来不能独立，中央是司法隶属行政，地方是行政司法合一。行政统管一切，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人存政举，人亡政意，权大于法的观念已固化在人们的行为模型中，至今难以消除。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思想是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儒家思 想强调和谐与稳定，并通过以"礼"为核心的道德准则来加以维护。它强调身份、义务、群体和修心，否定个人、权利、自由和利益。儒家思 想通过统治者的强化，普遍支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如"为政在人"的 "人治"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德主刑辅思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执法原情观等。这些思想经过千百年的灌输，深入到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日常行为之中，要彻底变更决非易事。
根源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立法、司法等方面无不打上宗法制度的烙印,形成了轻法律、重人情为特色的伦理型法律文化。具体表现在：
一、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作为中国古代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
在宗法制社会里,国是家的扩大和延伸,治国等于理家,家族的和睦稳定意味着国家的稳定。对于家族的治理,仅用冷冰冰的法律显然缺乏人情味,不利于家族内部关系的稳定,所以夏、商、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采取了与宗法制度相适应的温情脉脉的统治方式,即以礼作为规范人们言行的标准和依据,用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使尊卑、贵贱、亲疏、长幼有了各自的行为规范。
二、以身份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和依据
(一)亲属间相犯是否构成犯罪以及罪行的轻重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依据———服制入律
(二)以与犯罪者之间有无血缘关系作为是否享有诉讼权的依据———亲属相隐
(三)以与特权者血缘关系的远近作为能否享有司法特权的依据———议、请、减、赎
(四)以嫡、庶之别作为是否享有继承特权的依据———严格区分嫡、庶
(五)严格维护家长的特权———教令权、主婚权、财产权
三、家法是国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法族规是宗族组织以国家法律、民间习惯及纲常礼教为原型而形成的,用来调整宗族内部关系并在宗族内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家法与国法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规范认可和支持家族法规
(二)家法族规是国法的重要补充形式
在宗法意识统治的熟人社会里，人们交往只需凭关系，不需要什么事先约定的规则。血缘关系的远近就是行为依据，亲、义、别、序、信就是行为准则，人情、风俗、习惯、道德、伦理、行政命令等，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法律不易被接受甚至被排斥。在这种宗法伦理的影响下，社会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社会成员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普遍缺乏，对很多人而言，只知有官，不知有法，在他们的意识里，所谓“法”多指“杀人偿命”等还能寻到一些同态复仇影子的刑事法律；第二、人们发生了纠纷多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找熟人通融或找有威望的人说和，是常见的处理形式；第三、讲关系、重人情、裙带之风盛行，一个案件即使处理得再公正，在当事人和部分公众心目中也要打上几分折扣，输官司的一方无论是否该输，都要无奈地感慨“人家上边有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天然而成；第四、人情、面子困扰司法人员，执法者的执法权经常成为执法者为亲友解难的工具，因此，“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找人”，“打官司无非打关系”并非虚言；第五、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认为行政力量可以解决一切，视权大于法；而老百姓受几千年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影响，认为司法机关就是衙门，司法人员就是官老爷，所以避之不及，哪能想到去寻求司法救济。
再次，国家本位是以国家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理念，它的核心判断是法律是国家的附属物，法源于国家，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任何规范只要打上国家的印记，就是法律。“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统治阶级意识的表现”，法离不开国家是因为国家是造法之母；国家离不开法律是因为法律是实现统治阶级政策、执行国家职能的工具，在这种传统文化上形成的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重义轻利，讲身份等级，忽视人的正当利益和需要，轻视人的权利，漠视人的尊严和人格。“中国传统‘集体本位’，简言之，就是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
家与国同一结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这种宗法制结构的明显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被长期保留下来。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不论国家或家族、家庭，他们的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家国同构的共同性具体表现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内，父亲地位尊，权力最大；在国内，君主的地位至尊，权力至大。所以，家长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样，即“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而君主就是全国指名的严父，各级行政长官也被百姓视为父母，所谓“夫君者，民众父母也”。对此，马克思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各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家国同构可以看作父亲为一家之君，君为国父，君与父互为表里，国与家是彼此沟通的。因此，中国古语有“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的说法。这种结构表明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它掩盖了阶级关系、等级关系，家国同构直接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的统一，这就是忠、孝同义，也即“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之说。忠的内容和孝一样都是对权力的绝对顺从，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所顺从的对象不一样。中国古代《孝经》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和孝成为中国的道德本位和伦理本位。
6. 中国古代宗法家族主义对中国走向法制的影响是什么啊需要大家的参考啊。谢谢啊^_^
法治不只是一种制度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 ,更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趋势 ,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觉的理性追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法律至上、限制权力、保障自由和关注效益、民主、秩序、平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影响深远。宗法伦理观念并未因其是历史上的东西而自然消逝 ,而是不断地获得延续和传承 ,几经沉淀已深深地溶入国人的血液之中。它的等级精神、人治色彩、群体为重、义务为本、和为贵、无讼的价值取向大大消解了现代法治的精神。
中国古代是农业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交换，家庭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各家使用国家的土地向国家纳税服役。这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带给人们社会关系的最大特征就是依附性，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国家。为了维护这种依附关系，必然要求群体意识高于个人意识，社会义务重于个人权利，社会本位、义务本位因而成为法律的主要价值取向。"重刑轻民"因而成为中国法律的一大特征。"法律由于主要体现为国家的镇压工具，是异已的力量，人们由此畏惧法律、害怕诉讼，用法律解决纠纷不可能成为人们的选择目标"，法律的调节功能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法律仅成为国家专制的工具，而没有成为人们捍卫自身权利的武器。与中国封闭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是宗法等级的社会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结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所谓"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治"，一方面从国家法律高度维护这种宗法伦理关系，一方面承认家族法规的合法性，而且还赋予家长对家属的司法惩罚权力，以弥补国家法律不足。国家对家族法规的高度认可，形成了中国法律浓厚的伦理色彩，法律和道德合一，法律附属于道德。这种血缘等级与阶级关系一道形成了整个社会重身份、讲名气、论地位的风气，立法上也就遵循法有等差的原则，同罪异罚、法律面前不平等被视为天经地义。在等级的网络中，自然难以产生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建立在宗法等级结构之上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是一切法权的渊源，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以言代法"、"以言废法"，个人的作用大于法律，人治社会由此产生。在古代中国，司法历来不能独立，中央是司法隶属行政，地方是行政司法合一。行政统管一切，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人存政举，人亡政意，权大于法的观念已固化在人们的行为模型中，至今难以消除。意识形态领域中儒家思想是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儒家思 想强调和谐与稳定，并通过以"礼"为核心的道德准则来加以维护。它强调身份、义务、群体和修心，否定个人、权利、自由和利益。儒家思 想通过统治者的强化，普遍支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如"为政在人"的 "人治"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德主刑辅思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执法原情观等。这些思想经过千百年的灌输，深入到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日常行为之中，要彻底变更决非易事。
伴随着70年代末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开端、法治化进程的起步。尽管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步履维艰，但是它们的任何一步小小的脚印都给我们带来欣喜和希望。由此，亚宗法村社秩序一手遮天，无任何进步势力堪与其对峙的状况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改变。法治的所有理念无不与亚宗法理念存在着针锋相对的矛盾。相对于亚宗法村社秩序的四大特征，法治也有着与它完全相反的特性。
（一）亚宗法村社秩序崇尚并拥有无上的权力，而法治却要求国家权力分立。在亚宗法理念中，立法、司法、行政各项权力甚至连概念都不存在，村社中的事务无论巨细，亚宗法村社的领袖都有权处理，这是一种寡头政治，全无约束的僭主政治，在同一等级的权力体系中，谁也不能干预和制约它。而法治却要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立，三种权力的执行者各司其职，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并且若其中某一权力执行者滥用权力的话，会遭到另外某一权力的干预和制约，甚至制裁。因此在法治理念下，权力是有制约的；而在亚宗法村社秩序中权力是没有制约的。
（二）亚宗法村社秩序的经济基础是命令经济，而法治赖以建立的则是市场经济。前者所导致的是特权，后者的结果则是平等和竞争。前者的结果是贫穷和死水一潭的经济状况，后者激发人们的致富欲望，是带来活跃的经济局面，丰富多姿，繁荣的社会经济。
（三）亚宗法村社秩序泯灭人的个性，强化人的依附性和奴性，而法治鼓励人的独立性，发展人的个性。
（四）亚宗法村社秩序强调无原则的稳定，风俗、思想观念的僵化，而法治鼓励各种新鲜活泼的生活方式，任何人只要不妨碍别人的权利，有权利按自己认定的方式合法地生活。
7. 关于宗教的法律有哪些
《中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宗教事务条例》
(7)宗族司法扩展阅读
《中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五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各民族自 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 或者单行条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团结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民族自治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 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本地方内各民族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
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宗教事务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第三条 宗教事务管理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与社会稳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活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制造矛盾与冲突，不得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不得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进行恐怖活动。
第五条 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宗教工作，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机制，保障工作力量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宗教事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听取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意见，协调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为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提供公共服务。
第二章 宗教团体
第七条 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
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
宗教团体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八条 宗教团体具有下列职能：
(一)协助人民政府贯彻落实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维护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指导宗教教务，制定规章制度并督促落实；
(三)从事宗教文化研究，阐释宗教教义教规，开展宗教思想建设；
(四)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培养宗教教职人员，认定、管理宗教教职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宗教团体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九条 全国性宗教团体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可以根据本宗教的需要按照规定选派和接收宗教留学人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选派和接收宗教留学人员。
第十条 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应当遵守宗教团体制定的规章制度。
参考资料：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参考资料：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参考资料：网络-宗教事务条例
8. 打击非法宗族势力的法律
一、宗族势力阻碍国家政策方针在农村基层的贯彻、落实。
二、违法犯罪宗族活动破坏性大。
一是加大对违法宗族活动的打击力度，慎重处理群体性事件。对于在宗族纠纷中兴风作浪，意图挑战法律底线的，要坚决予以打击，而对于其他被煽动人员以调解和教育为主，打击为辅。严格控制事态升级和发酵，将事态解决在萌芽状态，不给宗族势力以介入机会。
二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继续深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加大选拔大学生等优秀人才担任村官的力度，为农村基层组织输入新鲜血液。完善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保障基层选举的公平公正。加强图书室等农村村民活动场所建设，将农民的兴趣从参与宗族活动中吸引到健康丰富的娱乐休闲活动中来。
三是加大法律、政策的宣传力度。司法工作者要深入基层，送法下乡，为宗族群众普及法律知识，开展以案说法等多种形式的法律咨询和服务，使他们认清封建宗族意识的危害，共同营造一个学法、懂法、守法并且用法的良好环境。
四是积极引导宗族发展。宗族现象由来已久，且在当今的农村社会中仍存在扎根的深厚土壤，尽管宗族势力给社会带来了不少困扰，但不能否认的是在群众的互救互助中也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当有序引导、积极作为，鼓励帮助宗族群众将更多的力量凝聚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来。
9. 为什么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和教育等社会事务
不论哪一种宗教（信仰）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区别只在于排他性的强弱而已。
有宗教背景的个人，和有宗教背景的政治组织是不同的概念。
宗教组织干预政治，很容易因为这种排他性导致对不同宗教（信仰）背景人群的政治冲击。把信仰范畴的内容上升到政治范畴，容易产生行政治理上的偏差，对不同信仰的人群是不公平的。
10. 论述中国古代宗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及你对宗族制度的理解
《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1]。也就是说，宗族是指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不包括由婚姻关系联结而成的母族、妻族。这是有关学者们最为普遍接受的关于宗族的定义，也是本文所采用的定义。宗族是一种传统组织，但是，宗族聚居的程度，宗族的形态却是流变的。现在一般所说的宗族或家族，其形态是宋代以后形成，至明清达到全盛的。因此，我们现在所指谓的所谓“传统宗族”或“宗族传统”并非上古的传统，而是宋代以来的传统。本文将阐述中国历史上宗族聚居情况的变化，对不同时期具有普遍性的宗族形态加以简单的比较，描述中国南北方宗族聚居和宗族势力的强弱差异，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
1、宗法制宗族
如前所述，宗族是“父之党”，“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当然没有宗族。一般认为，宗族发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考古资料发现，在中国的一些新石器时期遗址中，许多小屋与个别大屋并存，显示出当时已经出现了小家庭，并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组织。例如，李玉洁、黄有汉《论仰韶文化的家庭形态》一文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反映的都是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家庭形态，是一夫一妻的个体小家庭。并推断，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之际，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系群体开始形成，这种群体曾经是介于氏族和家庭之间的一种次生的血缘组织，也就是说，当时有家庭、宗族、氏族三层组织。从传说中部落间战争的频繁情况看，当时在氏族、宗族、家庭三级组织中，是以氏族组织为主导的。至少可以认为，氏族强于宗族。不过，在文字史前的三皇五帝时期，以至有了甲骨文的商代，历史的细节已失。
历史上的所谓“宗法制度”，是西周时才完善并达到全盛的。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继承制。王国维在1917年发表的《殷周制度论》中断定商人无宗法制与嫡庶制。陶希圣也认为，西周以前没有完整的宗法。商末以前，嫡长继承还基本是自发的，并未自觉确立为制度，“兄终弟及”在商代王位继承中时有发生，其他贵族更是如此。到了商末，才正式确立嫡长继承制，到了西周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法制度。但在西周，“礼”是“不下庶人”的，也就是说，只有贵族才具备宗法制度下的宗族，当然，贵族的宗族之下也有小家庭，但按照宗法制度，宗族对这些小家庭具有支配地位，小家庭依附于宗族。至于平民，则只有小家庭，无宗族聚居，也不行宗法，而是以小家庭为单位依附于贵族宗族。
西周的宗法社会是与分封制相联系的。在分封制下，最高统治者为周天子，天子将其诸弟、诸子及一些功臣等分封为诸候，诸侯分封其诸子及一些家臣为卿(大夫)，卿(大夫)分封其诸子及一些家臣为士。各级当权者同时也是宗族的宗子，并实行嫡长继承制。各级宗族对上称小宗，对下称大宗，“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这样，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型宗族结构。各级宗主同时领有封地的政治、军事、司法等等各种权力。天子的领土称天下，诸侯的领地称国，卿(大夫)和士的领地称为家（在这里，与国对称的士大夫之“家”同时是一个政治单位，拥有对领地的政治、军事、司法等各种权力，因此，有孟子有“千乘之国，百乘之家”之说）。各级领主形成层层依附的政治和宗法隶属关系。从而构成了家、国一体，政权组织与宗族组织合一的庞大层级体系。
进入春秋时期，分封制度难以为继，宗法制度随之松驰。西周末年，一些诸侯逐渐坐大，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征伐诸侯之力，而在各诸侯国内部，宗法制度的控制力也大为减弱。进入春秋晚期，封建制度崩解，宗法制度离析，乃至正当其时的孔子有“礼崩乐坏”之慨。诸侯之间征战不已，强者吞并弱者，“王道”渐为“霸道”所取代。实行“霸道”并在与其他诸侯征战中不断强大起来的少数诸侯，上对周天子不敬，甚至问鼎之轻重，下对士大夫实行严厉控制，有目的削弱士大夫宗族的力量，于是，各诸侯国纷纷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及分封制度，利用各种机会变贵族封地为郡县，乃至实行“编户齐民”，打破了士大夫的宗族组织，使小家庭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基本单位。因为，只有打破内部一体化的宗族组织，使小家庭直接面对国家政权，才能实现国家更高程度的一体化，维护国家的集权统治，并在对外征战中动员全国力量，战胜同样实行“霸道”的其他诸侯国。显然，实行这种“变法”改制最为彻底的是当时的秦国，而正是秦国，最终在争霸中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大一统的秦朝。
郡县制替代分封制、官僚制替代宗法制，以及“编户齐民”，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秦统一六国后，直至汉初，除少数六国旧族外，中国很少有大规模聚居的宗族。以小家庭为基本社会组织，很少强宗大族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至西汉中期。秦末天下大乱，诸多揭竿而起武装集团中，基本没有主要依靠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宗族化军队，更多的是利用地缘关系和其他故旧关系组织起来。例如，陈胜、吴广起义的基干是征发到渔阳屯戍的闾左；项羽集团的主力是“江东子弟”。刘邦集团的核心人物，如萧何、曹参、卢绾、王陵、周鲽、樊哙、夏侯婴、任敖、周昌与周勃等人都是刘邦的同乡或故旧，绝少刘姓宗族子弟。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说：“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所分封的诸侯王中，与刘邦同宗姓者只有刘贾和刘泽二人。不过，异姓功臣封诸侯王的做法，很快就变成了只封刘姓王，不封异姓王。
2、士族、世族宗族
西汉二百余年（公元前207年到公元25年）和平环境，养育出了一些宗族。不但分封或派往各地为官的刘姓皇族不断发展，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刘姓宗族，其他权贵的宗族也逐渐形成，构成了一种豪强势力。西汉中期以后，儒学的独尊也促进了古代宗族功能的复苏，而对儒学的吸收，使豪强宗族的成员文雅化，一些豪强大族的成员进入了国家官僚体系，把持各级政权，“士族”开始形成。在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宗族的力量已经显露出来。与秦末不同，这一时期，很多武装集团的核心是由宗族部队构成的。例如，由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刘秀领导的武装集团中，就有许多刘氏子弟，而率宗族、子弟、宾客先后归附刘秀的河北豪强，则是这一集团最终取得政权的有力支柱。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的同时，且对豪强大族也做出了很多让步，豪强大族也进一步“士族化”。又经东汉近二百年（公元25年—公元220年）的成长，到东汉末年，豪强大族，特别是一些成功地实现“士族化”，把持各级政权的豪强大族已成为社会的支配性力量。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宗族的力量更加显露无疑。在各大武装集团中，无不包容了诸多强宗大族。东汉末年的袁绍、袁术、孔融等集团是这样，魏、蜀、吴三国也是如此。在曹操集团中，曹氏宗族、司马宗族，以及其他一些宗族，如有关文献中常被引述的许褚、李典宗族。陈寿着《三国志.魏书.许褚传》云，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李典传》说，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孙吴政权的基础是江东大族。而刘备的蜀汉政权除利用现成的宗族力量外，还采用了刘关张三结义的拟亲形式。
两晋南北朝时期，强宗大族聚居格局更是达到了全盛状态。和平时期，这些大族聚居一处，经营财产，兼并土地，吸纳部曲，出仕为官，不断壮大宗族势力。战乱时期，则或者构建坞堡，聚结自保；或者举族流亡，迁移他乡；或者投入更大武装集团，一些宗族成员成为一朝一国的文臣武将。当时的中国北方，大宗族聚居比比皆是，一逢战乱，则坞堡遍布，由北向南迁移的宗族大队部众不绝于途。如《晋书》所载：“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苏峻传》），“关中堡壁三千余所”（《苻坚载记》下）。西晋八王之乱时，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晋末“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晋书·祖逖传》）。《太平御览》上则有：“冀州郡县，堡壁百余”。这类聚居、屯聚或举族迁徒者人数常达数千，乃至数万。
对这一时期的一些强宗大族，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士族”或“世族”。这些豪强大族常常与政权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名门望族为官者众多，并且世代迭出。与春秋以前不同，这一时期的官职并非世袭，而是一种举荐制的选官制度。但是，名门望族相互联姻，结为世交，相互护持，举荐者与被举荐者通常都是世族大家之人，甚至根据门弟选官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化了。以至牒谱之学大兴，“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说。除这些与政权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士族、世族外，一般百姓也多有举族聚居者，称为庶族。也就是，宗族聚居是西汉至唐相当普遍的人口聚居格局。不过，“士族”、“世族”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
名门望族互相标榜，把持高级官职的情况至唐遗风犹存，甚至有些名门望族特别是山东望族不愿娶公主入门，因为李氏虽为皇族，但门望不足与山东名门相抵。但是，士族、世族毕竟还是走向了衰落。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尽管士族尚称兴盛，但毕竟战乱频仍，特别是北方，由于少数民族的入迁，汉胡杂居，难免在文化方面融入“胡风”，宗族意识开始弱化。战乱本身也使宗族陷入不稳定状态，一些宗族离散甚至消亡。自隋代始，开始实行科举选官制度，从而剥夺了旧世族的部分特权，弱化了强宗大族与官职的联系，加之隋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世族权势开始衰落。但在隋末的战乱中，宗族力量仍然存在于各路武装集团之中。入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完善，唐朝历代皇帝又有目的地抑制名门望族，因此，唐中期后，士族、世族进一步衰落，已经不能起支配性作用。唐末的战乱则又给了门阀士族致命一击。唐朝后期，藩镇割锯之势已成。唐王朝一旦崩解，便进入了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五个朝代，南方和河东地区先后存在十个地方性政权）。战乱时期，武力称尊，除战乱本身的影响外，文人、儒术的地位也自然降低，况且五代中有三代统治者（后唐、后晋、后汉）为北方少数民族沙陀人，对宗族起支持作用的意识形态大大削弱。尽管宗族聚居之风犹存，却失运河了以往士族与政权相联系的权势，内部的凝聚力也大大减弱。
3、庶民宗族
北宋重新建立统一政权后，为宗族的重新发育成长带来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志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宋儒及其明清两代的后继者则为宗族的重建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的改变为宗族复兴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和行动的空间，宗族自身利益的诉求则为其提供了微观动力。由此，宗族聚居在一些地区得到了复兴，并在明清两代有所发展，宗族的形态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面对社会结构松散，秩序混乱，人情谈漠的现实，中原理学家张载、程颐率先提倡重建宗族，以便“敬宗收族”，为建立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提供微观基础。朱熹更是将这一思想完善化、具体化并付诸实践，设计了一个与古代宗族制度有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宗族制度和组织模式，包括祠堂、族田、祭祀、家法、礼法、族长等宋代以来民间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北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在吴县设“义田”以养济族众，办“义学”以育宗族子弟。此后，直到清末，宗族一直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各级士绅的支持。从宋代到明清，以至到民国时期，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大批着名文人、大臣，如宋代的朱熹、明初的理学名臣宋濂、清代的曾国藩，大都积极参与宗族活动，他们不但是自己所属宗族活动的参与者、支持者乃至领导者，而且参与亲朋好友宗族的诸如修谱、立碑之类的活动。
宋以后，历代政府也对宗族采取了宽容乃至鼓励的政策。很多文献提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权组织“到县为止”。这一概括似乎过于简单化。自中国实行郡县制后，秦汉时期，曾设有“三老”、“亭长”等“乡官”。此后，乡里制度不断变化，但在很多时期，仍有“乡官”。只是到宋代才“完成了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化”[10]。且不论秦汉至唐代的“乡官”是否属于官，至少可以认为，与以前的朝代相比，宋以后的乡村与国家正式政权组织的联系更为间接，“乡官”的地位也逐渐下降，说“由乡官制向职役制转化”是道理的。而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是由士绅治理的。这些士绅当然是与其所属宗族相联系的，在宗族聚居的地区，士绅通常也是宗族的代表，并且常常同时具有族长等宗族领导者的身份。因此，士绅的治理也即宗族的治理。而国家政权实际上认可了宗族的某些地域性治理权，包括赋役的组织、教化活动的实施、某些司法权力。当然，其中一些权力并非政府明确宣布，但在实践中，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对宗族内部事务的治理权常常给以一定的尊重，“无形中使得宗族有了政府认可的某种自治权”[11]。在某些时期，国家甚至明令给予宗族某些权力。如雍正四年（1726）规定：“地方有堡子大村，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12]。翌年，雍正帝更在实际上给予了宗族组织对于族人的生杀大权，谕曰：“嗣后凡遇凶悍不法之人，经官惩治，怙恶不悛，为合族之所共恶者，准族人鸣之于官，或将伊流徙远方，以除宗族之害；或以家法处治，至于身死，免其抵罪，着定议具奏”，刑部随遵旨定例[13]。
宋代以后历朝政府宗族政策的一项重大变化是允许庶民立祠。在宋以前，只有皇家、贵族以及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才能建立家庙，祭祀祖先，而且对家庙的规格、祭祀祖先的世代也有一定之规。宋代对庶民建立祠堂的限制虽未明令取消，但在实际执行中已经大大松驰。到明代嘉靖年间，经过朝廷的“大礼议”之辩，国家正式废除了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庶民得以置祠庙及追祭祖先。这一政策的改变对宋以来平民化的宗族形态重要支柱之一的宗族祠堂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对宗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政府还常常对族田、义田、祠堂等宗族共有财产提供保护，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提供了各种支持，如对其成员有重大“忠孝节义”行为的宗族给予精神鼓励，如赐予匾额、赐建牌坊等。而科举制度的完善无疑也间接地促进了宗族的发展。当然，当宗族活动干扰了国家行政，构成对政权组织的威胁时，国家就会对宗族采取抑制政策。特别是“对于那些以联宗或联谱的方式跨地域建立的宗族祠堂”，其活动“超越了国家的行政建制”,越出了“国家划定的框架”的宗族，国家会采取抑措施加以抑制。“但大体上在承担赋役、思想教化、维护地方秩序等方面,地域化宗族是与国家保持一致的”[14]。
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改变了民众追求自身利益的约束条件。首先，科举制度为普通民众提供了通过仕途向上流动的契机。但是要使机会变为现实，需要对应举者提供经济的和社会关系的支持。普通民众的小家庭显然无力支持子弟长期脱离劳动，没有收入，且需要有不菲的花销，一心准备应试。此外，要在科场上取得成功，需要得到充分的书籍，请更好的老师或进入更好的书院（塾），与更高层次的同学切磋，乃至在科场上舞弊。而这些不能仅靠财富换得，或者单纯用收买的手段成本太高。因此，应举者需要联宗为族，举族为之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拓展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宗族中有人取得功名，步入仕途，可以给全族人带来荣耀，提高其声誉和社会地位，并为宗族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保护。而且，这些宗族的“收益”中，如荣耀、政治保护，并不严格地随宗族的规模而递减。因而，有条件者也愿意联宗支持族内子弟应举。其次，即使不考虑应举，联宗成族，通过修订族谱复述、宣传或伪造宗族历史也有利于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上曾被视为“贱民”、“蛮夷”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对此，科大卫、刘志伟、萧凤霞、叶显恩等人曾经做过深入的研究[15]。再次，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地权流转增加，社会流动性加大。而在多子平均析产制度下，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一个富有的家族很容易在两三代间由于析分家产而变为贫民。联宗为族，不仅可以提供经济上的互助，而且设立其产权转移受到严格限制的族田、义田、祠产，可以避免财产流入其他宗族，为宗族成员提供一种保险。复次，宗族可以聚集人、财、物，为全族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如修桥造路等。还可以联合同族举办各种需要超出小家庭组织规模的农田开垦和工商业事业，增加全族的经济收入。如明清时代广东沙田的围垦[16]。各地商帮的经营活动也普通地利用了宗族的组织力量、聚集力量。最后，在宗族林立的地域中，各宗族之间常常发生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有时会引发宗族间的械斗，其惨烈程度有时不亚于敌国异族间的战争。联结为族则可以与其他宗族相抗，保护甚至扩大本族族众的利益。因为在这种争斗中，族众多的宗族常常会占有上风。当然，强大的宗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来自地方官吏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