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通则第67条

A. 人身保险合同告知义务

保险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制度之一，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法律制度。从经济学角度看，保险是为了确保社会经济生活的安定，对危险所致的损失，运用多数人的集体力量，依据合理的计算原则，共同建立保险基金，以待补偿或给付的经济制度，从法律角度看，保险是投保人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而由保险人承担保险金责任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保险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
从立法和保险实务看，我国保险法以保险标的内容为标准，将保险分为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两大基本类型。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法51条）；因此从法律的角度对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内在区别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能在保险实务和保险法律服务过程中，准确地对具体保险例子进行定性，而且有利于促进法律制度按保险制度内存本质不断发展和完善。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结合我国的现行保险立法，浅析二者的区别，以期有利于理论的发展和实务的操作。
一、两者的保险标的不同
所谓保险标的是指保险对象的经济上的财产或自然人。国内保险法学者大多数认为保险标的等同于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标的的规定则着眼于“物”而非保险利益。《保险法》第32条规定：“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及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可见，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是财产和相关利益。《保险法》第51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可见人身保险合同的标底是人的寿命和身体。从以上分析可知，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具有经济价值，能用金钱进行客观分析评价，而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具有人身性，不能用金钱进行客观评价。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该区别决定了两者其他方面的不同。
二、保险利益概念对两者的适用不同
保险的利益是指投保人与被保险客体间存在的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只有这种经济关系受到侵害时，保险事故才算发生，被保险人才能向保险人请求保险赔偿。此概念的运用其终极目的在于防止不当得利，补偿标的物的毁损灭失。国内外立法和学者均认可保险利益要领适用于财产保险，而是否适用于人身保险仍有争议。人身保险利益是英美保险法特有的概念，认为投保人以他人的寿命或身体作为保险标底，订立保险合同是否具有保险利益，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相互间是否存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或其他人相互间的利害关系为判断依据，有利害关系则具有保险利益；而欧陆保险法学则没有将保险利益的概念应用于人身保险领域，只要投保人经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订立的保险合同，合同即合法有效。我国保险法兼采英美的利益主义和欧陆的同意主义原则。《保险法》第52条规定表明：投保人以他人的寿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订立保险合同，或者以对血系、姻系之间的亲属关系者具有保险利益，或者以投保人取得被保险人同意为判断依据。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因抚养、赡养、扶养等关系形成的实用性关系，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无保险利益的，但征得被保险人同意的，合同仍视为有效。
另外，财产保险分为积极利益保险和消极利益保险。积极利益保险指保险合同保护的是被保险人的积极利益，而所谓积极利益是指特定主体对某一财产或财产权利享有的可以积极追求的利益或利益关系。消极利益是特定主体对某一不利情况的发生可能带来的财产利益损失。积极利益与消极利益的区分还有利于鉴别财产保险与责任保险的关系。所谓责任保险则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法第49条）。这里的“赔偿责任”就是一种消极财产利益，其设立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给补偿被保险人因任何法律规定、合同义务或其他事实而可能发生的财产负担，本质上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但是，对特定主体来说，积极利益意味着财产或财产权利的丧失给该财产的权利主体造成直接的损失，它或是现实财产利益，或是期待财产利益，是保险事故直接作用的对象。而消极利益的责任保险并不针对任何被保险人现存的财产利益，其目的只是预防被保险人因侵权行为、合同行为或其他法定的义务而可能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不管是积极的财产利益还是消极的财产利益，这都是针对财产保险来说的；而对于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人身保险来说，因其具有人身性，不能用金钱进行客观评价，所以不存在“积极”与“消极”利益之分，甚至投保人对保险标的连保险利益都没有也可能。
三、超额保险不当得利对二者适用不同
人身保险合同为定额保险和给付性合同，不存在超额保险和重复保险及不当得利的问题；财产保险为损害保险‘和补偿合同，受超额保险、重复保险和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的制约。
财产保险以补偿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为目的，以保险利益为标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对应取得的保险赔偿，也仅能限于补偿利益受侵害的范围内，学界称此保险为“损害保险”或“补偿具体损失保险”。其以保险事故损失额为基础，以补偿损失为目的，具有补偿性。《保险法》第39条第2款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第40条规定：“重复保险投保人应当将重复保险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可见我国法律规定在财产保险中不得超额保险，重复保险也不得超过保险价值。人身保险基于生命、身体的无价性，合同当事人可自由约定保险金额，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直接以之作为赔偿额加以支付，所以学界称为“定额保险”或“补偿抽条损失保险”或“给付性保险”。人身保险标的的无价性，决定了在人身保险（特别是人寿保险）不存在超额保险或重复保险问题，从原则上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其性质为损害保险性质，称之为“中间性保险”，其目的仅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治疗疾病所产生的费用，被保险人不得因疾病或受伤接受治疗而不当得利，故重复保险和不当得利的规定也应对其适用。
四、保险人代位权对二者适用不同
所谓代位权，在我国《保险法》第44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示赔偿的权利”。其一方面确认为第三人的损害赔偿义务，不应因被害人已受保险合同保险而免除其责任，另一方面保险人也不因被保险人可由第三人处获得损害赔偿，而免除或少其保险赔偿义务，同时可避免被保险人获得不当得利。从法的本质上看。此立法是为了解决第三人的损害赔偿义务和保险人的保险赔偿义务发生冲突的问题而设制的。其具体适用，应依据各类保险的性质不同而相异。在财产保险中，因保险标的是以保险利益为内容，以补偿性为特征，被保险人不得因保险而取得不当得利，因此保险代位权适用财产保险合同是理所当然的。我国《保险法》第44条至47条，对财产保险中保险人代位权作了较具体的规定。但要注意的是，保险人代位权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也有排除适用的情况。第46条规定：“除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故意造成本法第44条第一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如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保险人虽承担了保险赔偿责任，除了该第三人是故意造成的事故外，在其赔偿之后，仍不得代位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此规定的立法理由为第三人和被保险人有共同生活或生产的关系，利害一致，如保险人对之有代位请求权，实质上与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赔偿责任无异，此达不到保险的目的，因此应予以禁止。
在人身保险中，其保险标的无法以金钱价值计算，即使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双重地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给付和从第三人处获得损害赔偿，也不属不当得利。如前所述，在人身保险中，人寿保险或残疾保险的性质属定额保险，而医疗费用等保险则属损害保险，其合同目的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发生所支出的费用，此类费用则是能用金钱价值进行计算的。所以保险人代位权的规定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中定额保险，如人寿保险等，但对人身保险中的如医疗费用保险等具有损害保险性质的保险则适用保险代位权。由此可知，我国《保险法》第67条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得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人追偿的权利。”此法条在立法时忽略了人身保险中兼有定额保险和损害保险不同性质的保险险种，而简单地排除保险人代位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这是不恰当的。应当将此条款修正为保险人代位权不适用人身保险中具有定额保险性质的保险合同，但其对人身保险中具有损害保险性质的仍适用。
五、效力中止、复效条款对二者的适用不同
保险合同的效力中止，是指保险合同的效力暂时中止，在符合法定条件或约定的条件时，可以恢复合同的效力。保险复效条款指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中止后，投保人有权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的条款。我国《保险法》第57条规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超过规定的期限60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第58条规定：“依照前条规定合同效力中止的，经保险人与投保人协商达成协议，在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但是，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2年内双方未达成协议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此两条为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合同效力中止和复效的规定，其仅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而不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因长期人身保险具有投资和储蓄的价值，如因投保人暂时不能支付当期保险费而使保险合同终止，此对被保险人的利益则没有进行周详的保护，不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因此，人身保险中，投保人不能支付当期保费的法律后果为合同效力中止，不赋予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在保险合同效力中止后的2年内，申请复效并与保险人就复效达成协议，补交保险费的，合同效力恢复。只有当合同效力中止2年后，投保人没有申请复效或恢复效条件不能达成协议时，法律才赋予保险人的解除合同权利。
六、保险人对未缴保费的请求方式不同
我国《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由此可见，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不能用诉讼方式收取保险费，而法律对财产保险合同未付保费的求济方式没有规定，依“法不禁止为自由”的原理，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可以用诉讼方式”收取保险费。但应注意的是，在分期给付保险费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法》第59条的适用问题。第56条第2款规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投保人应于合同成立时支付首期保险费”，可见人身保险的保险人如同意承保，出具保单，依照合同为诺成合同的原理，第一期保险费应视为保险人的既得债权，此时仍然可以诉讼方式请求交付保险费，可见，第59条仅限于第2次以后末支付的人身保险费。
七、保险风险，保险赔偿金确定对二者适用不同
因人身保险的保险性质分为定额保险和损害保险，前者不存在超额保险或重复保险，也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而后者仍适用重复保险和不当得利的，相关法律规定；且前者不适于代位权的法律规定而后者适用于代位权的规定。因此，决定人身保险的保险风险内容在于被保险人本．人的身体健康、生命的长短及外在因素对被保险人侵害可能性（当然不排除被保险人的自身行为）。而财产保险中尤其责任保险的风险是被保险人因侵权行为、合同行为或法定义务等可能对第三者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所以被保险人的特定行为决定或影响风险因素。例如，合同责任保险中，保险合同来源于合同本身，即被保险人违约及因此产生的合同相对方合同利益损失的可能性；在产品责任保险中，风险来源于被保险人提供的产品本身可能给人身或财产带来的风险；而在旅游服务给游客带来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危险性特定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的危险性。而其他的财产保险，被保险人的行为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没有必然联系，即便财产损失是被保险人的过失造成的，被保险人的这种过失也可能成为保险人免责或减轻保险赔偿责任的因素（这同样适用于人身保险），但在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过失正是其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原因之一。明确保险风险内容对二者适用的异同有助于确定两者保险费率以及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义务等。
在保险赔偿金确定方式上，人身保险除健康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外，其保险性质都居于定额保险，所以在发生保险事故时，直接以保险合同当事人约定的保险金额加以给付。其客观性较强。而财产保险则不尽然，尤其是责任保险的保险赔偿金要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为前提，这一点在实务中往往被忽视。在责任保险中，由于责任和责任赔偿金本身须依法认定，因此证明被保险人依法向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资料往往是调整被保险人和第三者之间责任关系的法院判决书、调解书或有关执法机关作出的责任认定、双方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等。严格按照保险合同法原理，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应当经合同双方认可，但是如果上述资料反映的事实有误，甚至于虚假的时候，保险人抗辩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特别是被保险人和第三人之间的赔偿责任是通过法院判决形式确定的时候，由于责任保险赔偿金最终不归属被保险人（亦消极的保险利益），因此在诉讼中被保险人可能不会充分行使其对第三人的抗辩权利，有时甚至于同情或“吃大户”的心理，串通第三者主动认可超过其依法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在这种基础上作出的判决书，其合法性和公平性是很难保证的。基于这种实际，保险人出具的保险合同条款均规定：认定被保险人对受害的第三人经济赔偿责任及确定具体赔偿数额的任何法律程序或非法律程序，被保险人有通知保险人参加的义务，任何被保险人自行承诺的赔偿数额，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在实务中，被保险人往往凭一张民事判决或民事调解要求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保险人拒绝赔偿不公在举证上非常困难，而且在法律程序上存在障碍，因为保险人不是被保险人与第三者诉讼的当事人，没有权利对该判决或调解的责任认定提出异议。另外，在机动车辆责任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一般由交警部门作出责任认定书和赔偿调解书来确定，因此被保险人和受害第三者串通交警执法人员扩大损失数额骗取超额保险金的情况很难杜绝。相对来说，人身保险的赔偿金或根据定额保险约定的金额直接给付或根据实际的医疗费用情况定损，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串通第三者扩大损失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容易被识破。
八、保险赔偿索赔时效期限不同
我国《保险法》第26条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2年内不行使消灭。”“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5年不行使而消灭。”可见，财产保险的索赔时效为被保险人知道事故发生之日起2年，而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则要有所区别，视不同类型的保险而定，对人寿保险，索赔时效为5年，除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人身保险索赔时效为2年。在此，我们要注意保险索赔时效和诉讼时效的区别：保险索赔时效是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保险人就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请求赔偿的期限。诉讼时效则是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要求以法保护其权利的有效期限。可见索赔时效期内是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保险人主张，届私力救济的范畴，而诉讼时效期内，是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属公力救济的范畴；索赔时效适用《保险法》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索赔时效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此，在保险法实务中，应注意两个时效的适用问题。笔者认为，在索赔时效内，一旦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其索赔时效权既已行使，依其为除质期间的性质，索赔时效自索赔权行使时终止。如在索赔中与保险人发生争议，则受诉讼时效的规定调整，即从索赔发生争议之日起，应视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从此之日起计算保险争议的诉讼时效。
总之，理解任何一项保险制度都必须首先理解保险业本身的经营目的和保险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原理，以便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寻求一种公平合理的对价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我国目前保险业本身不够成熟，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弄清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差异，其慈义不仅在于实务上理清有关保险关系，规范保险业的动作，更在于衔接保险法理论和保险业之间规则与被规则，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及法律规制和法律保护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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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连带责任是什么意思

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其共同债务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并能因此引起其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当责任人为多人时，每个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各责任人之间有连带关系。
连带责任产生的法律上的依据主要有：1、《民法通则》规定，这是连带责任产生的基本依据。主要有：第35条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52条因联营而承担连带民事责任；第66条、第67条代理中因授权不明、代理人与第三人串通、无权代理或利用代理关系进行违法活动而产生连带责任的承担；2、《合同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为《担保法》关于保证责任的祥尽规定；3、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1条、第148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73条，《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第10条，《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9条等，均有连带责任承担的规定。4、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广告法实施细则》规定广告虚假而承担连带责任等。

C. 民法通则65条、66条、67条、民通意见81条、合同法409条。拜托一定要写全。拜托了

民法通则
第六十五条 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
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
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第六十六条 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
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第三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第六十七条 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

民通意见
81、委托代理人转托他人代理的，应当比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条件办理转托手续。因委托代理人转托不明，给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第三人可以直接要求被代理人赔偿损失；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后，可以要求委托代理人赔偿损失，转托代理人有过错的，应当负连带责任。

合同法
第四百零九条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D. 民法总则与合同法冲突有哪些

一、关于监护，取消了诉前指定及否定“按顺序”指定

民法总则第31条规定：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擅自变更；擅自变更的，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责任。

本条第一款取消了《民法通则》第16条和《民通意见》第16条规定的诉前指定程序。同时，《民通意见》第17条规定，“有关组织依照民法通则规定指定监护人，以书面或者口头通知了被指定人的，应当认定指定成立。被指定人不服的，应当在接到通知的次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起诉的，按变更监护关系处理。”而本款规定有关当事人对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指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指定监护人。注意这里将起诉改变成了申请。

本法第28条明确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按照顺序担任监护人，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具有监护资格的人，都愿意担任监护人，也可以按照该条规定的顺序确定监护人，或者依照本法第30条规定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按照本条规定的监护争议解决程序处理，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监护人，不受本法第28条规定的“顺序”的限制，但仍可作为依据。

而《民通意见》第14条，规定了“将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二款及第十七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视为指定监护人的顺序”，我们认为民法总则的规定是对其的否定。

二、实际上否定了宣告死亡的“顺序”限制

民法总则第46条规定：第四十六条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

（一）下落不明满四年；

（二）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二年。

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申请宣告死亡不受二年时间的限制。

《民通意见》第25条规定，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的顺序是：（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四）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对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要不要有顺序上的限制，历来存在争议。

三、违法是否导致行为无效

民法总则第143条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本条第三项规定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违法与行为效力的关系，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不尽一致。

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与民法通则将一切违法行为均认定无效的规定相比，合同法将违反任意性规范的合同排除在无效范围之外，且将民法通则中的“法律”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合同法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强制性规定”作了限定，其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与不生效

民法总则第145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民通意见》第67条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应当认定无效。行为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应当认定无效。本条规定与其不同，规定为不生效，更加保护交易安全。

五、诉讼时效期间3年，特别规定以及保证期间

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本条第一款将原来的诉讼时效2年调整为3年，同时“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是允许特别法对诉讼时效作出不同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如海商法第260条规定，有关海上拖航合同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保险法第26条第2款规定，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另外，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规定的保证期间2年，因是参考诉讼时效2年的规定，以后应该也会随着民法总则的精神相应修改，但是在修改之前，仍应按照2年适用。

六、个人合伙的依据哪里寻

民法总则第二章删除了“个人合伙”。

本章删除了民法通则的“个人合伙”一节。在起草过程中，对于是否删除这一节，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个人合伙纠纷在实践中大量存在，民法总则应当保留民法通则有关个人合伙的规定，以规范其入伙、退伙、债务承担等问题。

另一种意见认为，普通的民事合伙是合同关系，应当由合同法调整，商事合伙如合伙企业可以归为“非法人组织”，民法总则不应当再规定个人合伙。

经立法工作的同志研究，认为，民法通则对个人合伙作出规定，是为了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实践中存在的合伙行为予以规范。民法通则将个人合伙分为起字号的与不起字号的个人合伙，二者区别在于起字号的个人合伙从事经营活动需经登记。

随着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1997年颁布的合伙企业法对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已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基本取代了民法通则关于这类合伙的规定，合同法也可以对民事合伙合同作出规范。

从境外立法例看，多将民事合伙作为合同关系放在债编中加以规定。基于此，民法总则不再专门规定个人合伙。

对现有的合伙，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处理：一是对于民事合伙，可以考虑在民法典合同编专门规定“合伙合同”，对相关问题作出规范；二是对于商事合伙企业，民法总则已将其纳入“非法人组织”一章予以规范，具体规则仍由合伙企业法等相关单行法规定。

E. 《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条款

《民法通则》第16条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第十六条【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相关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4月2日 法（办）发〔1988〕6号）
11.认定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因素确定。
《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12月29日修订）
第五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7月14日 法发〔1992〕22号）
67.在诉讼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先没有确定监护人的，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他们之间指定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当事人没有《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一、二款或者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可以指定该法第十六条第四款或者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有关组织担任诉讼期间的法定代理人。
《民政部婚姻司对〈收养法〉的解答》（1992年4月1日）
四、哪些人可以作送养人?
答：收养法第五条规定：下列公民、组织可以作送养人：（一）孤儿的监护人；（二）社会福利机构；（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
上述公民或组织作为送养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他们是20被送养人的监护人或监护教养机关。因为有关当事人的合意是收养成立的重要条件，而作为当事人一方的送养人，必须是被送养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或监护教养机关。因此，收养法规定的可以作送养人的公民、组织正好符合这一要求。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包括“（一）父母；（二）祖父母、外祖父母；（三）兄、姐；（四）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F. 无过错责任的免责事由是什么

没有法定的免责事由不能免责。法定的免责事由：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的免责条件由法律规定，但各特殊侵仅行为的法定免责事由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1、机关或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的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贯彻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52条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国家机关应当承担民责任。”这种侵权责任，在国外的立法例中多称为“公务侵权责任。”④其特点为：侵权行为的行为人是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侵权行为系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所为；侵权行为违背了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所应当的注意义务。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原则归责，受害人只须举证证明存在侵害行为和损害事实及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而国家机关不能证明其有免责事由的即构成侵权责任。特别应注意的是，现行法关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权责任，除民法通则第121条外，还有行政诉讼法第67条规定和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在适用中所应遵循的原则是：优先考虑适用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若不能适用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时，再考虑适用行政诉讼法第67条规定；若行政诉讼第67条也不能适用，才可适用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
2、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侵权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但他们实施的致他人以损害的行为同样构成侵权行为。这种侵权行为在各国民法上均被规定为特殊侵权行为，⑤其特点在于：侵权行为的行为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行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所为的致人损害行为；侵权行为为客观上的不法行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承担替代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纵如法定代理人能够证明并未疏懈其监护职责，或已尽了相当的注意义务，而仍不免发生损害的情形，由其承担全部责任有失公平。为此，民法通则第133条第1款还规定：“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3、法人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法人作为社会组织，自身无法为具体行为。它对外进行业务活动，需要通过法人的代表人或代理人来完成，这主要表现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⑥其特点为：侵权行为的行为人是法人的工作人员；侵权行为系法人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所为；侵权行为须为不法行为。法人工作人员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通常称之为“法人侵权责任”。就责任承担而言，这种侵权责任也是一种为他人行为负责的替代责任。在归责原则上，应适用无过错原则，即只要法人工作人员职务行为致人损害，无论法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均应由法人承担赔偿责任。
4、产品的侵权行为。缺陷产品的侵权行为是指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后果的行为。它既不同于自己行为致人损害的一般侵权行为，也不同于为他人行为负责的其他特殊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产品质量法第29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30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法律所规定的因产品质量不合格(存在缺陷)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通常简称为产品责任，⑦其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在于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侵权行为是因产品存在缺陷所引起的；侵权行为是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行为；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为产品制造者或产品销售者。对产品责任属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存在有不同观点。通常认为，民法通则第122条所规定的产品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或称严格责任，即无论产品制造者、销售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均应对产品所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而依产品质量法第29条、第30条、第31条的规定，生产者所承担的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销售者所承担的责任，属于过错责任。另外关于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责任，在法律适用上应优先适用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对于担缺陷产品责任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则应免除其法律责任：一是不当使用，即消费者违反产品的特定用途、目的、操作方法、不按产品说明使用保管产品的，由消费者自行承担责任。二是消费者明知产品有缺陷而购买、使用的，这一免责事由须具备以下条件四个条件。其一、产品本身虽未达到国家的有关质量标准，但仍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其二、产品须经企业主管机关批准后方可销售；其三、须在产品及包装上显著标出“处理品”字样；其四、消费者明知是“处理品”而购买。但是，“违反国家安全、卫生、环境保护、计量等法规要求的产品，不得以‘处理品’流入市场，⑧违反这一禁止性规定，即使经主管机关同意且标明“处理品”字样，在发生损害后，产品制造者、销售者仍应承担法律责任。
5、高度危险作业的侵权行为。高度危险作业的侵权行为是指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后果的行为。所谓高度危险作业，民法通则第123条作了概括性的列举，即：“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⑨它的构成 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侵权行为是因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而引起的；侵权行为是因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行为；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是从事高度危险作业的作业人。根据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种侵权责任，通常简称为高度作业的侵权责任，依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高危作业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作业人不得以自己无过错为由主张免责。从事高度危险作业的作业人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受害人故意为高危作业侵权责任的免责条件。
6、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与前述缺陷产品的侵权行为、高度危险作业的侵权行为是同一种性质的特殊侵权行为。它们教师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其致害因素均属于工工业灾害的范围，故也称为“公害的侵权行为”。⑩具体而言，构成污染环境侵权行为的特点主要有：侵权行为是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规定污染环境的行为；侵权行为是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行为；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是污染环境行为人。对于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都应对污染造成的损害结果负民事责任，也就是说，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这是民法通则第124条和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的基本精神体现。虽然无过错责任要求行为不得以自己没有过错为抗辩，但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免责条件情形，行为人可以免责。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和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第42条规定，完全由于战争行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第三人或受害人行为，且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的污染损害，免予承担赔偿责任。此外，诉讼时效期间的届满也是行为人主张抗辩的法定事由之一。
7、因地面施工引起的侵权行为。因地面施工引起的侵权行为是指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而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对这种侵权行为，依民法通则第125条的规定，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地面施工引起的侵权行为属于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其特点主要有：侵权行为是地而施工未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不作为行为；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是施工人违背其应有的注意义务所致；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为施工人。因地而施工而致人损害的多为人身损害，通常还由此带来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害。因此，这种民事责任主要表现为损害赔偿。赔偿的范围，就是侵权行为经受害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25条的规定，因地面施工致人损害侵权责任的承担，是以施工人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为条件的，也就是说，如果施工人已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客观上已尽其应有的注意义务，即可以免除责任。对此，应由施工人淮证明自己已按规定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举证不能或举证不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风，对因地面施工致人损害侵权责任的归责，虽属于无过错责任，但在实质上类似于过错推定责任。
8、因建筑物等物件引起的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同、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这一条文规定的侵权行为，即为因建筑物等物件引起的侵权行为，其具有以下特点：侵权行为是建筑物等物件直接致人损害的行为；侵权行为是建筑物等物件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行为；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为建筑物等物件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根据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对建筑物等物件致人损害的，如果其所有人或管理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免除赔偿责任。这一规定表明，建筑物等物件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当建筑物等物件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后，首先推定其所有人或管理人对此有疏懈注意的过错，建筑物等物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只有举证证明自己事实上没有过错，方可否定这种推定而免责，否则过错推定即为成立，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除能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免责的情形外，建筑物等物件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还可以不可抗力、第三人过错、受害人过错等抗辩事由主张免责。
9、因饲养的动物引起的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127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文规定的侵权行为，即为因饲养的动物引起的侵权行为。其主要特点如下：侵权行为是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行为；侵权行为是饲养的动物独立动作致人损害的行为；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为动物所有人或占有人。对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并非所有情形都由所有人或占有人对饲养的动物所造成的一切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民法通则第127条明确规定了两种免责事由：一是受害人过错，即致害事实完全由受害人的过错所造成，动物所有人或占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是第三人过错，即第三人因过错引起动物致人损害，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动物所有人或占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此外，不可抗力在一定情况下也得为免责事由。笔者以为，上述法定的免责事由虽不均衡，但受害人的故意和民法通则第107条规定的不可抗力应当作为所有适用无过错责任的侵权行为通用的必然免责事由。

G. 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的67条第二款如何理解神志不清包括饮酒导致的情况吗

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的67条第二款神志不清不包括饮酒导致的情况。
67、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应当认定无效。
行为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应当认定无效。

H. 连带责任是什么意思啊

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其共同债务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并能因此引起其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当责任人为多人时，每个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各责任人之间有连带关系。

连带责任是因民商事活动中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后确保债权实现的法律规定，散见于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它揭示的是两方(债权人、债务人)、三角度的关系，既包括了债权方和债务方，还及于由内在法律关系而被牵连进来的一方或多方。

拓展资料：

《民法通则》中规定，连带债务人都有义务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也就是说，债权人可同时或先后要求连带债务人全体或部分或一人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被请求之债务人不得以超出自己应付份额为由，提出抗辩。只要债务没有全部清偿完毕，每个连带债务人不论他是否应债权人请求清偿过债务，对没有清偿的债务部分，都有清偿的义务。

法律依据为：《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第五十二条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

I. 怎样与精神病人离婚

在民法上精神病人可分为：一是完全不能辩认自己的行为的;二是不能完全辩认自己的行为的;三是有时能够辩认,有时不能辩认自己的行为的。对于有时能够辩认、有时不能辩认自己行为的，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前两种精神病人情形依照法律规定可被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两种精神病人在理性情感上或意志意识上均存在着严重的精神性疾病障碍，其在正常的生产、生活中，必缺乏正常的认识事物能力和判断是非的能力，不能依法独立实施法律民事行为。如痴呆症人、偏执型精神病人、轻度或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人等。分析精神病人不同情形，其意义体现在离婚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法院在依法分割离婚财产时，或者精神病人作为离婚一方具有生活困难的，应由另一方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并将精神病人作为特殊的当事人在离婚后是否能够得到对方当事人的某些护理和照顾。为正确处理此类纠纷，依法审查和确认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成为法院处理时的关键。可根据精神病人的病情程度，在生活等各方面分为：完全不能自理;大部分不能自理;尚有一部分自理能力三种情形。对这些不同情形，在个案中审判人员必须作出认真、准确地划分，以区别不同情况，确定各类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使之依法符合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方当事人属于生活困难的法定情形，据此由另一方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或者进行特别的照顾和护理。因此，为切实维护精神病人在离婚纠纷中诉讼活动及财产分割等方面的法律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从四个方面，包括程序和实体处理上对精神病人所享有的相关的法律权益问题，结合审判实践，作如下具体的阐述。一、关于在离婚诉讼中确定精神病人的标准及其认定在于诉讼中对于确定为精神病人，应当依据民法原理规定的采取个案审查确认制度。有的精神病人符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征：在意识反映能力上?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在法律上不知其行为后果，完全不能辩认自己的行为;有的精神病人符合限制民事行为人的特征：在决识反映能力上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是非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在法律上不能预见其行为后果，不能完全辩认自己的行为，不能足够认识到行为的法律后果。而精神病人在诉讼中能否被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关系到精神病人在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活动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以及给予精神病人一次性经济帮助款额多少为适当的问题，即程序是否合法，实体处理是否正当。因此，应首先考虑采用何种标准来确定或认定其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所患精神病的病情的程度如何。(一)理论上掌握的标准：要看精神病人的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其对行为的辩认程度如何，有完全不能辩认，还是不能完全辩认之区分，对此应有正确的理解。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精神病人如果?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其属于完全不能辩认自己行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是非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能力，并且不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是不能完全辩认自己行为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完全不能辩别、意识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应被确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完全或全部辩别、意识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应被确定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范畴之内。在离婚诉讼中，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确认问题，对涉及诉讼代理活动和离婚财产的分配，以及另一方给予多大的经济帮助款额为适宜，成为了法院依法处理纠纷具有正当性、公正性的前提条件。(二)实务中认定的方法：第一，人民法院一般应委托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具体认定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所患精神病的病情轻重程度，应以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为理论性、科学性的根据。即采用医学鉴定标准确定。诉讼中当事人为证明肯定或否定患有精神病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以合法、真实的鉴定结论为定案根据，来认定涉案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所提出的一方当事人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可以参照精神病医院出具的有关诊断证明、鉴定加以确认。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医院诊治过程中，有关专家对精神病人的病情所作出的科学检查、检测等结论性意见，仍可以由法官在作出确认时成为证明材料使用。但应以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无异议为限，或者经开庭质证双方无异议，法院予以采信，或者由其他证据或事实相互认证为审查条件。第三、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以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法定代理人)对所公认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为限。群众公认的事实，应该是精神病人的住所地村委会出具的具有真实性的证明材料。同时，也包括周χ群众即精神病人的左邻右舍，对精神病人长期的起居、生活等基本情况的感知和认识。对这类事实要求是：能够起到证明精神病人因先天或后天形成的精神疾病和现在仍然继续持有的精神状态，并且是人们均普遍认为和说法一致的事实。第四，关于在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该精神病人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为解决当事人对此项诉讼争议，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需按民事诉讼法程序作出认定的，可比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告知申请人按特别程序进行诉讼。二、在诉讼程序中法定代理人应代为民事诉讼离婚诉讼中，精神病人的民事诉讼活动需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进行。这是法律直接规定精神病人可通过简接诉讼方式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传唤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到庭;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该《意见》第15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如属原告方，可以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如属被告方可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以上两条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离婚纠纷中一方当事人为精神病患者进行民事诉讼活动时的程序性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为间歇性精神病人的，进行民事活动时可以不受此项规定的严格限制。下面从六个方面进一步阐明：第一，离婚诉讼纠纷案件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其法定代理人的全部民事诉讼活动对精神病人有效。其所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的民事行为，即为法律所认可的行为，一旦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离婚诉讼一方当事人因精神性障碍，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理性方面，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实质性法律问题因缺乏判断能力和理解能力，无法用正常的语言正确表达其内心真实意思。立法上，从确定精神病人具备最主要原因和精神病人行为产生的法律效力方面，已在法律规范体现出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自行为开始时即归于无效。因此，涉讼时必须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民事诉讼活动，并贯彻于整个诉讼的始终。特殊情况下，精神病人在诉讼时无法定代理人，或者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已经丧失诉讼行为能力，依照法律规定，可由承担精神病人监护的监护关系顺序代为诉讼，或者由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民事诉讼。第二，掌握精神病人在诉讼中分别被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结合点的问题。国家法律为保护这些虽达到成年年龄，又因其先天或后天原因造成的能力、智力低下，为维护其合法、正当的权益，强制性规定在其进行民事诉讼活动时，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诉讼活动，否则其诉讼行为归于无效。这对于精神病人来说，法律已经赋予了其诉讼的权利，只是通过了简接的方式进行，也是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第三，审理此类案件一律适用普通程序，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这是对法官作出由另一方给予精神病人一次性的经济帮助时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的要求，以确保精神病人在诉讼中享有的各项合法民事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第四，对于间歇性精神病人实施的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应以其实施行为时的精神状况为依据。离婚诉讼中，间歇性的精神病人仍应出庭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7条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应当认定无效。”那?，在其神志清醒或者与其智力、精神状况相适应时所实施的民事诉讼行为，应当认定有效。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诉讼活动，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出庭代理，但不是必须代为民事诉讼活动。第五，离婚诉讼纠纷中，要涉及离婚时财产的分割问题和离婚后对于精神病人今后的生活、居住、护理等问题。对精神病人在离婚时分得到的共同财产、经济帮助款项，依照法律规定，均应由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管理和保护。精神病人的法定代理人就是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在法定代理人丧失行为能力时，可在法律规定的监护人范χ内协商确定，或者由人民法院择优确定。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具有法律上所要求的对精神病人的财产处分权;如果其故意侵害了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由其负赔偿责任。第六，在我国法律中，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行为仍设特例。外国民事立法中也都设有特例。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为确实保护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某些合法利益，即允许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单纯受益”的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精神病人如果确认为民法上的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其以上规定的接受奖励、赠与、报酬的受益行为，仍为有效的行为，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以其属于精神病人为由随意侵害。三、离婚期间有关精神病人的给付请求权应予保护离婚诉讼双方当事人在δ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仍系夫妻关系，在离婚期间的精神病人，要求对方支付因治疗精神病所支出的医疗费、生活费，对方又δ履行扶养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其给付请求权。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在离婚期间，因尚δ依法解除夫妻关系，夫妻之间的互相抚养义务应当继续由双方互为履行。在此充分体现了精神病人所享有合法的基本民事权益。对精神病人δ尽扶养义务的，精神病人因治疗所支出的医疗费，以及必要的、合理的生活费，精神病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行使给付请求权，要求对方及时支付医疗费、生活费。对于其所要求的数额确定的，法院应予支持。而对于精神病人要求的是将来需要治疗费用的，因是待实际发生的费用，数额又不能确定，人民法院可不予支持。精神病人所享有的该项法律权益，其依据有二：一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间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双方虽在离婚诉讼中，但双方尚δ解除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该项抚养义务要求夫妻在生活、人身健康等方面互为扶持、帮助和忠贞、忠诚;二是对精神病人属于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的特殊要求。在夫妻关系尚δ解除期间，精神病人因治疗、生活所产生的合法债务，另一方有责任全部负担。精神病人因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有正常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来源，由于对方的不扶养行为，致使精神病人需要治疗而支付医疗费，以及需要维持生命支出的必要的生活费，由此所欠债务均应视为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另一方理应负有履行清偿债务的法律责任。四、离婚时另一方应给予精神病人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离婚，是基于合法有效婚姻产生的夫妻关系而消灭。夫妻间的忠贞、扶助义务亦随之消失。因此，对精神病人在离婚诉讼中，有关于离婚后的生活、居住问题则是本文探讨、研究的主要问题。关于精神病人在离婚诉讼中，被确认为完全不能自理、或者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部分不能自理的几种情况，均符合属于一方生活困难法律规定的情形，对方在离婚时应予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款项或者一定的财产，以保障精神病人在离婚后的正常生活，维护社会的秩序。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一方给付经济帮助款项或财产，要根据当事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准，如负有给付人在经济上确有困难，可对一次性给付款项采取分期偿付的方式;给付一定的财产可以是财产的使用权或者是财产的所有权。具体掌握的原则应是法律规定的原则，具体确定的标准法律δ明确规定，可根据发生生活困难的程度大小，因人、因案而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掌握。总之，目的是为了切实保护在离婚诉讼中一方属于精神病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在审判实践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或其近亲属，往往在离婚时向另一方提出过高的要求和条件，如对方不答复所提要求和条件，则坚持不同意离婚;或者要求让对方对精神病人给予完全性的治疗，即要求待治愈后再离婚不迟的现象;或者要求离婚不离家，仍想由对方继续进行关照、护理精神病人的各项生活;如此等等。这些各种要求均不符合法律规定，δ能按照精神病人所处于的精神或健康状态去分析和考虑，只是一ζ地按自己的主观要求主张一方权利。因此，法院是不会支持其无理请求的。只有根据法律的规定，由法院正确的确认精神病人的各种不同情形，分别作出具有现实性、合理性的处理或判决，才是解决该类纠纷的正确、ψ一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以上法律规定，处理离婚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另一方应支付一定的经济帮助款项或者是提供一定财产，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法律原则。在此要明确的几项问题是：首先，在离婚诉讼中，要区分精神病人属于哪种情形的不同情况。根据完全不能自理、或者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部分不能自理的划分原则，调查了解另一方的经济基本状况，对给付精神病人一次性的经济帮助款项确定某一基准。其次，确定一次性的给付标准。针对精神病人病情的不同程度，目的是解决精神病人在离婚后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和居住的住处等问题。由于精神病人在离婚诉讼中的特殊性，对于所解决精神病人的生活费用中，应当包括一定的治疗费用，由另一方一并给付。再次，对于另一方给予精神病人的经济帮助，是一种物权性质，而非扶养义务。依照法律规定，对保护离婚后的精神病人的身体健康，照顾精神病人的生活，管理精神病人的财产等方面应由离婚后的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实施。根据物权在法律上表现出的权利、义务关系分析，另一方负有给付行为，即负有义务人在限额内必须向对方履行给付金钱或一定价值的财产(包括财产使用权或所有权)义务。在夫妻存续期间夫妻依法应履行相互扶养、扶助的义务，但在离婚后，互相抚养的义务随着夫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因此，离婚时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不应再以坚持不同意离婚或其他理由为要挟条件，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过高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总之，离婚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其合法权益应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法律的保护，特别是对精神病人在离婚后尚δ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前，应该慎重考虑其今后的生活和居住问题，以体现我国制定法律时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七条规定是属于什么原则

《中华人民抄共和国民袭法通则》第6条、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是民法上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