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的必要性
㈠ 刑法的解释
刑法的解释是指对刑法规范蕴含的阐述。刑法条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版上的抽象性和稳定性权,决定了刑法解释在正确领会立法意图、准确适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立法解释是指立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解释。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当然也有权对法律加以解释,这种解释具有与立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刑事立法解释对于弥补刑法规范中的漏洞,使刑法规范适应复杂多变的犯罪活动,维护刑法规范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对刑法的含义所作的多功能解释。在刑法适用中,经常出现一些疑难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因此,司法解释对于刑法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司法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适用中有关问题所作的解释。
如果把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称为有权解释,即其法律解释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那么,学理解释就是一种无权解释,但具有学理上的参考价值。尽管学理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在刑法适用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㈡ 刑法的含义
(一)刑法的概念、渊源、分类
1、刑法概念:规定犯罪及刑罚的法
注意:这里的“犯罪”不仅仅是事实描述,而更是一种价值评价
2、刑法渊源:刑法典(修正案是刑法典的组成部分);
1个单行刑法(创立骗购外汇罪;将逃汇罪的主体由国有单位扩大到所有中国的单位;将非法买卖外汇定为非法经营罪);
附属刑法:其他法律中的刑法规定;(中国没有明确的附属刑法)
3、刑法分类:狭义刑法与广义刑法、普通刑法与特殊刑法
(二)刑法之法律特征
1、调整和保护利益的广泛性与不完整性
2、最后手段性(其他部门法的补充性)
3、保障性(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
(三)刑法之机能
刑法的机能实际上就是指刑法的作用,具体是指刑法在客观上可能发挥的作用和主观上人们希望和追求刑法发挥的作用
1、行为规制机能:指刑法具有使对犯罪行为的规范评价得以明确的机能。
刑法是面向未来的,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而不是报复犯罪
指的是禁止自我重复和禁止别人模仿。
例1:如张三偷钱,没人管,那么别人也会去模仿,所以要禁止,防止犯罪传染。
例2: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因为法律不能禁止精神病人模仿、复制自己以前的行为。(其本身无正常意识)。
用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极为罕见的行为即使是社会危害性极大也是不能当作犯罪来处理,否则就违反了行为规制机能(如刑法第17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负刑责的情形)。
国民得以自由活动的前提条件,是确立公正且透明的行为规范,使其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在此规范的范围内,人们的自由活动将被保障,同时,当违反规范侵害他人利益时,将被追究责任。
2、保护法益机能:刑法能够保护而且值得保护的利益。
例如:刑法认为男子的性权利不值得保护。
当侵害的法益发生变化时,罪名也随之发生变化。(转化犯)
3、自由保障机能: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的机能;
使国民对自己的行为具有预测可能性;
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又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四)刑法的目的
1、第一层次:刑法的整体目的:保护法益
2、第二层次:分则各章规定的目的(同类客体)。
3、第三层次:各个条文的目的。对各个条文目的的理解不应超出规定该条文的“章”的目的范围。例外:刑法分则第四章中的重婚罪
(五)刑法的解释→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刑法的目的
按解释的效力分为:有权解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无权解释(学理解释)
按解释的方法分为:文理解释(平义解释)、论理解释
文理解释指根据刑法用语的文义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阐释刑法意义的解释方法。文理解释的根据主要是语词的含义、语法、标点及标题。文理解释是一种基本的但并非简单的解释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合理,则没有必要采取论理解释方法;如果文理解释的结论不合理或产生多种结论,则必须进行论理解释。
论理解释是指参酌刑法产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立法精神,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论理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1)扩大解释。即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窄,于是扩张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如将刑法第341条中“出售”,解释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将刑法第116条中的“汽车”解释为包括作为交通工具使用的大型拖拉机,则是一种扩大解释。扩大解释是对用语通常含义的扩张,不能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如果完全超出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应否做出扩大解释,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对于一个行为而言,其处罚的必要性越大,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换言之,“解释的实质的容许范围,与实质的正当性(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与法律条文通常语义的距离成反比。”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大,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处罚的必要性越大,扩大解释的扩张程度便越宽。
(2)缩小解释。即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广,于是限制字面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如将刑法第111条规定的“情报”限定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则是缩小解释。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人权的思想,并非意味着在任何场合都尽可能做出缩小解释;事实上,任意做出缩小解释反而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例如,将刑法第232条中的“故意杀人”的“人”限制解释为“精神正常的人”或者“年满1周岁以上的人”,可谓缩小解释,但严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不是限制字面含义,而是在刑法规定之外附加条件的,不是缩小解释,可能是目的性限缩。
(3)当然解释。即刑法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形式逻辑、规范目的及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如刑法第201条规定,“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认为因偷税被给予三次、四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则是当然解释。(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
(4)反对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的正面表述,推导其反面含义的解释方法。如刑法第50条前段规定,判处死缓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据此,没有满2年的不得减为无期徒刑,此即反对解释。反对解释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采用:一是法条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全部条件;二是法律规定所确定的条件为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
(5)补正解释。即在刑法文字发生错误时,统观刑法全文加以补正,以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如认为刑法第63条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数,则是补正解释。补正解释必须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体规定。在刑法解释中,补正解释不意味着将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解释为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的。
(6)体系解释。即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断章取义,以便刑法整体协调。刑法是存在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整体,它不仅要与宪法协调,而且本身也是协调的。因为刑法体现正义,要对相同的案件作相同的处理,对相似的案件作相似的处理,对不同的案件作不同的处理,绝对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做出不协调的解释,必然有损刑法的正义性。所以,使刑法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对一个本文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则应舍弃。”遇到不明确的规定时,应当通过明确的规定来阐释不明确的部分,而不应当以某种规定不明确为由而否定明确的规定。体系解释并不意味着对刑法中的任何用语都必须做出完全一致的解释,更不意味着刑法用语必须与其他法律用语的含义相吻合。由于语言的特点等原因,刑法中的许多用语也具有相对性,即同一用语在不同条款甚至在同一条款中可能具有不同含义。同时,肯定刑法用语的相对性是为了实现刑法的协调与正义,所以,对用语作相对解释,实质上也是体系解释。
(7)历史解释。即根据制定刑法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刑法发展的源流,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历史解释并不意味着只是探讨立法原意,而是要根据历史参考资料得出符合时代的结论。历史解释也不意味着必须永远按照过去的观念解释现行刑法或对旧刑法的解释必须仍然适用于新刑法,而是应注重刑法变更的历史原因。例如,私自开拆、隐藏、毁弃邮件、电报罪,已由旧刑法中的渎职罪调整到新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解释者应当把握这种调整的理由并做出新的解释,而不能按渎职罪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
(8)比较解释。即将刑法的相关规定或外国立法与判例作为参考资料,借以阐明刑法规定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在进行比较解释时,不可忽视中外刑法在实质、内容、体例上的差异,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与犯罪的名称,而应注重规定某种犯罪的条文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了解相同用语在不同国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例如,日本刑法第246条规定了诈骗罪,第246条之二规定了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第248条规定了准诈骗罪,而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后两种罪名。不能认为,使用计算机诈骗与准诈骗的行为,没有被我国刑法规定为犯罪,因而不得定罪处刑;相反只能认为,这些行为包含在我国刑法第264条、第266条规定的盗窃罪、诈骗罪之中。
(9)目的解释。即根据刑法规范的目的,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任何解释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释;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就以目的解释来最终决定;刑法分则规定具体犯罪与刑罚的条文,都有其特定的法益保护目的;在确定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必须以其保护法益为指导。目的解释的前提是正确确定刑法规范的目的。就刑法而言,难以确定的是分则具体条文的目的。例如,规定盗窃罪的第264条的目的,是保护财产的所有权,还是保护财产的占有?规定受贿罪的第385条的目的,是保护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还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对此,又需要根据宪法原则和刑法理念与现实,采取多种解释方法来确定。
在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时,既可能采取某一种解释方法,也可能同时采取某几种解释方法,对不同条文可能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如对A条进行扩大解释,对B条进行缩小解释),但解释必须符合刑法目的。
对于一个词语的解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它的判断标准是:对一个概念的解释是否超出了国民对于这个词语含义的预测可能性
㈢ 为什么要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
刑法的解释是指对刑法规范蕴含的阐述。刑法条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决定了刑法解释在正确领会立法意图、准确适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所谓刑法的立法解释,通常认为就是由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刑法的涵义所作的解释,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在刑法中用条文对有关刑法术语所作的解释;
(2)在刑法的起草说明或者修订说明中所作的解释;
(3)立法机关专门用法令对刑法所作的解释。
法律即使再完备,也难以避免“法律漏洞”现象。在法律存在着漏洞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实际上,由于法律规则乃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归纳、总结而作出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因此人们对规则的含义常常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而每一个法官在将抽象的规则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时候,都要对法律规则的内涵及适用的范围根据自身的理解作出判断,而此种判断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法律的解释。更何况成文法本身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因此,法律解释对任何法律的适用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更需要对法律规范作出明确的解释,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和公正地裁判案件。
㈣ ‘刑法’的意义诠释该怎么样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广义刑法、狭义刑法相联系的,刑法还可区分为普通刑法和特别刑法。普通刑法指具有普遍使用效力的刑法,实际上即指刑法典。特别刑法指仅使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犯罪)的刑法。在我国,也就是指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修订后的刑法自2015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继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后,中国先后通过一个决定和九个修正案,对刑法作出修改、补充。
㈤ 立法解释有没有存在的意义
立法解释是一种完善补充法律的重要手段,又是介于立法和法律实施之间促进法律 实施的一种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立法解释对于衡量是否为违法行为具有决断作用。具体说立法解释有以下作用:
完善法律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一般规则,有些规定只能是概念性、原则性的,具体操作起来,有些界限不好把握。而一些规则性条文,也会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用语不够准确,条文多歧义,含糊不清的问题。通过对法律的解释,可以将条文准确化,充分阐明法律条文的意义,明确行为界限,将原则性的东西具体化,弥补不周全的地方,从而使法。针对法律在实践中暴露的问题,通过立法解释。
补充法律
法律是在一定的社会客观条件下制定的,不免带有时空的局限性,所以有些法律规定本来就可能不很周全,有些可能有遗漏,有的法律会随新的社会关系出现而变得残缺甚至过时,通过法律解释,使不周全的法律得以周全,有遗漏的法得以填补,并可以根据新的社会关系,对法律条文作比立法原意更广的扩充解释或转义解释,便某些词语和句子更富有包容性,而不用正式补充修改法律,使之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修改法律
在有些情况下,立法解释实质上起着修改法律的作用,它可以改变法律原意,赋予那些已不适应客观现实的法律条文以新的含义。有些法律条文修改起来非常困难,而不修改又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有时只有通过解释来打破窘境。当然,通过解释改变法律条文的原意必须十分慎重,应严格遵守解释规则,符合语词与逻辑规范。
立法解释具有修改法律的作用。但笔者认为不能公开允许和提倡以解释法律来代替修改法律,否则会对法制的权威和统一产生不利影响。解释法律和修改法律不是一回事。在国外修改法律是议会的权力,解释法律是最高法院的事。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虽可制定法律,又可解释法律,但是它可解释宪法,就无权修改宪法。显然允许以解释来代替修改法律是有害的。
裁断违法行为
法律解释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实际上起着对违法行为的裁决作用。法律解释往往是就某个具体问题或案件是否合乎法律而提出,而很少作一般抽象解释,针对具体案件解释的结果,就必然是对某种或某类行为是否违法作出判断,从而制止违法行为。彭真同志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法律的职责,如果两方对法律的理解发生了分歧和争执,常委会一解释,必然肯定一方、否定一方,所以法律解释也包括有监督的意思在内。”解释法律实质上能起到裁决违法行为,监督、保障法律实施的作用。
㈥ 为什么刑法解释的目标是适应社会发展
您好!
刑法解释的目标限既是是适应社会的发展,也是找到立法者制定刑法规范时版的权立法原意。
刑法的解释是指对刑法规范蕴含的阐述。刑法条文所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决定了刑法解释在正确领会立法意图、准确适用法律上的必要性。
刑法解释包含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学理解释。
如能进一步提出更加详细的信息,则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法律意见。
㈦ 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内容摘要:“徒法不足以自治”,在法治社会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特定的法律执法主体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职业法律群体的法官作用尤为重要。他们将抽象的法律规范用语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案件的解决,妥善的处理规范和具体案件之间的矛盾,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法律方法便是法律解释。本文试对法官解释法律这一司法过程中的现象作法理论上的探讨。分析了法官解释法律的必要性及其限制。
关键词:法律解释不确定性法律漏洞
“徒法不足以自治”,在建立法治社会中,职业法律群体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而言,法律对于他们更多意味着帮助他们解决民事纠纷,惩罚犯罪,维护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保障他们的安全与权益,所以笔者从一个现实实用主义者角度出发认为法律的意义在于将其与个案相结合,做出对具体案件的具体判断和裁决,当然,法律实现这一价值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特殊群体对其进行的解释,也即“法律解释的目的不是为了恢复立法者的原本意思,而是为了适用法律…….”“法律解释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认识法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法律文本能适用于具体案件”[1]梁慧星先生认为,法律解释的目标,“是指解释者通过对法律条文、立法文献及其附随情况进行解释,所欲探究和阐明的法律规范之法律意旨”。[2]法律解释按照解释的主体的不同,可以作出不同的分类。笔者在本文中仅就与自己所学的诉讼过程中的法官解释法律必要性作一些浅析的探讨。
一、 案例: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苏力教授曾经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法律解释的重要性,那就
是“王海事件”。在1995年底到1996年初沸沸扬扬的王海“知假买假”事件中,很多人对于王海是不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说的“消费者”意见不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可见消费者目的的确定性。因此,王海到底是否属于消费者呢?答案不一。
案例二:《济南时报》2001年12月2日第17版所登载的“珍贵野羚牛杀人案”一文中所称的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对危及人身安全的,对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伤害的,已经伤害的或者正在伤害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其采取措施,必须报经国家林业部门批准。
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对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如果野生动物致人伤害甚至死亡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是国家承担责任呢还是由无法承担责任的动物承担呢?
案例三:02年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懂事长宋卫平将在甲B联赛执法中涉嫌收受俱乐部贿赂的裁判名单上交有关部门。但是我国刑法现在存在着这样的盲点,裁判到底属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对贪赃和吹黑哨的足球裁判无法对应现成的司法条文给定罪。足协官员利用权力直接受贿,按犯罪追究没有问题;但是对不在其编制中的临时约请和指定裁判身份难界定能不能视为“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一种委托管理还是聘用劳务关系;足球的现场裁判行为算不算公务行为?这些问题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中都没有规定。
以上的这些疑难案件的存在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明确的法律条文在与具体案件结合进行适用时却变得模糊了。法律的确定性要求与法律适用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模糊性几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是法官在适用法律时经常遇到的,法官为了处理案件,作出确定的裁判,就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方式之一就是解释。
二、 法官解释法律的必要性
(一)法律的相对不确定性
众所周知,法律规范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具有指引、评价和预测作用,确定性因而成了法律的内在要求。法律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范规定了某种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才具有可预见性,人们在行为之前就可以参照法律文本预见自己的行为后果而慎重设计自己的行为。法律的可预见性又要求法律尽可能对每一种行为模式作出设计,并预告每一种行为的后果,也就是说,法律的规定应尽可能面面俱到。确定性还意味着法律不是朝令夕改的规则体系,一旦法律设定了某种权利义务关系方案,就应当尽可能避免对该方案不断修改,以免让人无所适从。
但是,社会的绝对发展和法律的相对稳定性是存在矛盾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发展的,即使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创造出能预料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争议并预先加以解决的永恒不变的法律。立法者制定法律时不可能捕捉到社会生活的每时每刻所发生的所有变化,只是根据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来调整这些社会关系的法律,而那些在这一时期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正在萌芽状态的或正处于质变阶段的社会关系无法顾及,相对稳定的法律面对这些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伴随着法律稳定性之优点而来的缺乏应变性之弊端只有依靠司法解释以弥补,才能使稳定的法律适应已发展了的社会情况,适应于丰富多变的案件。正如哈耶克所说的:“我们应当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方式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然鄙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审慎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这是我现在对我就这些问题四十年研究所下的最终结论。”[3]
哈耶克立基于人类理性有限的洞见,反对建构主义唯理论所主张人类可以知道并掌握社会成员的偏好并考虑到型构社会所需境况的所有细节。事实上,人类社会存在许多零散化、个人化的知识,这是任何个人、社会、国家都无法掌握的,基于此,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完美无缺的法典,法官在作出判决时必然会运用分散化、个人化知识,这是立法者难以掌握的。
(二)法律的漏洞性
任何法律文本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法律规范。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起草者、制定者的无意或疏忽,甚至是标点符号的误用,都会引起法律条文意义上的歧义,从而使法律条文的具体应用具有争议性。
另外,表示和展示法律的语言存在局限性。语言是表述和展示法律的当然载体,但是,面对无限的立法客体即使语言世界再丰富也会显得苍白无力。“语言是无限客体世界之上的符号世界,世界上的事物比用来描述它们的词汇要多得多。”由于语言的有限性,一词多义的现象不可避免,因此极易造成语言的歧义性,由于对于语言的理解受到语言环境、对象、条件以及理解者的经验、知识、利益等因素的影响,当语言脱离其发出者而被表述和展示于他人时,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就未必是发出者的本意。因此,通过法官的法律解释,统一人们对语言的不同理解是极其必要的。正如哈特对法律语言进行分析后指出,与所有的经验领域一样,在法律规则的领域存在着一般语言所能提供的指引上的限度,表达法律规则的语言并不具有数学的精确或逻辑上的严密,这使法律具有一种人类语言本质所决定的“空缺结构”。 [4]
再者,立法者方面还存在一些使法律存在漏洞的原因。立法者认识能力存在局限性。立法者并非是万能的,他们不过是被推到立法者位置的常人,常人预料不到的事情,他们同样可能预料不到。立法者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立法客体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只是整个立法客体的一个部分,不可能透视立法客体的全部,只是对它的一定程度的认识。同时立法者的这种一定程度的认识还要受到一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们只能对一定时期某些问题的基本方面及普遍可能的解决措施达成共识,但对某些特殊问题或某些问题的特别解决措施并没有达到共同意见,所以法律规范中的语言一般都是高度概括性的术语。立法者无法克服的问题就只能由特殊情况下特别案例中法律的适用者即法官来解决了。前面提及的案例三中职业联赛中裁判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问题,就是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候没有预想到的特殊问题,因此只能由个案的法官来作出解释裁量。我们都知道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立法者对立法客体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永远没有穷尽的,不可能达到认识的顶点。现代社会发展变化之迅猛是惊人的,而立法者不是万能的,他们制定的成文法不可能涵盖和预测所有现实社会中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全部内容,因而法律存在空白、漏洞的情况在所难免。
㈧ 刑法修正的目的和意义
法律是对已有社会规范的总结,具有一定滞后性。社会发展脚步不断前专进,尤其是互联网属的迅速崛起,近年来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进步日新月异。为规范社会行为,将新生事物纳入法制轨道客观上要求对刑法进行修改。刑法修改严字当头,直指社会的各种陋习,必将推动法治的阔步前进、挤压各种落后观念的生存空间。法律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对刑法进行修改将有力推动法治进步,同时也是法治进步的体现。新的刑法修正案及时回应了社会上弥漫的种种焦虑,将“负能量”纳入最严峻的刑法规制之下,可谓最贴近民生的一部刑法修正案。
㈨ 另立刑法的必要性
宪法是所有法律的根本大法。而法律是道德底线,道德约束不到的,有必要的由法律来管。其中刑法又是法律的底线,除刑法外的东西管不到了由刑法来管。
不止是中国的法律,每个国家都会有非常多的法律,甚至有一些法律对普通人来说可能一辈子用不到,甚至专门学法的学生,或者律师,包括法官,都没有听过的一些法律也有存在。如果在每一部法律里面规定刑事处罚,那么将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也就是没有禁止性的效果,因为就连专门学法的都不一定听说过这个法律,更别说普通百姓还能知道这个法律里面刑事处罚。所以整合一本专门集合刑事处罚的法律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就刑法里面的某些罪名,可能普通人想尽办法都触犯不了。
刑法是一个兜底法律,其他法律里面会引用刑法的条款,但是只是用作提醒之用,并没有法律效果,针对刑事的只有刑法的规定才能对其产生法律效果。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未成年人不付刑事责任的规定,是引用刑法总则刑事年龄的规定,其并没有法律效果,只是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刑法里面改了刑事年龄,未成年人保护法就必须要改
㈩ 刑法作出上述规定有何必要性
您好,您可以详细描述您的问题,
一般认为刑法具有以下三种功能:
1.行为规制功能,指刑法具有使对犯罪行为的规范评价得以明确的功能。其具体内容为,刑法将一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给予刑罚处罚,表明该行为在法律上是无价值的(评价的功能);同时命令人们做出不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内心意思决定(决定的功能)。
2.法益保护功能,指刑法具有保护法益不受犯罪侵害与威胁的功能。犯罪是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刑法禁止和惩罚犯罪,是为了并保护着法益。
3.自由保障功能,指刑法具有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不受国家刑罚权不当侵害的功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犯罪,他就不受刑罚处罚,这便限制了国家对刑罚权的发动;对犯罪人也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给予处罚,不得超出刑法规定的范围科处刑罚,这便保障犯罪人免受不恰当的刑罚处罚。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