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刑法

① 养鹦鹉被判刑事情并不简单

千古奇冤？“只因养鹦鹉”获刑5年？

几天前，一则《养鹦鹉获刑5年》的新闻横空出世，很快被各家媒体转发，迅速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消息的源头，是案件中男子的妻子（网名“80后养鹦鹉获刑案”）所发的网帖，由二审辩护律师徐昕第一时间转发后，引发热议。

（本案一审判决书）

② 我国证人制度存在问题之我见 中国证人制度的弊端，有吗应该不是十全十美的吧。

我国证人出庭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
作者： 陈泱 发布时间： 2009-03-06 15:10: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 要】 证人出庭作证，是审判程序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由于立法不健全和法律规定的相互矛盾，对证人保护制度和补偿制度的缺失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对司法公正和效率造成了消极影响。所以，要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制度、完善当庭质证制度、建立证人保障制度、作证费用补偿制度等.
【关键词】 证人；证人出庭制度改革；质证；证人保护.
一、我国证人出庭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当今的美国，由于继续运用陪审员的审理方式，诉讼过程以证人证言为中心，证据几乎都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口头证言。而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是当前困扰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题。有关数据表明，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不足1％，许多案件在初查和侦查阶段证人不愿作证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而证人出庭作证对我国目前的诉讼模式的改革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对发现一种迅速、简便和成功程序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有很大的帮助，换言之，使诉讼活动的进行更有效率；其次，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证人证言的理解产生分歧时，可以通过质证、辩论的途径力求实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一致，从而真正确保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这与公正的要求密不可分。面对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头号困难，有关专家指出：证人出庭作证困难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分析我国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主要有这几方面：
（一）证人出庭制度立法本身不健全，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41条第1款同时也规定了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仅体现在刑事诉讼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更集中体现在审判阶段。但对违反法律规定拒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法律却没有规定制裁方式。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同时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然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的规定又可以理解为证人可以不出庭，并且人民法院《解释》第58条，人民检察院《规则》第337条第2款的规定也都说明了这一点，该条对于证人何种情况下应当出庭作证，何种情况下可以不出庭，并未进一步予以明确。这样，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的可操作性就大打折扣，使得证人可以规避法律。这种立法上的矛盾无疑导致了证人不出庭作证。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将“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作为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却没有规定什么是“特殊情况”、由谁举证证明是“特殊情况”、需要怎样的证明、由谁审查等，这既给当事人或证人提供了借口，也导致法官难以作出审查、判断、决定。
（二）证人保护制度的不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刑法第307条规定了对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做证,侮辱、诽谤、殴打、打击报复证人的制裁措施.但在司法实践中,侵害民事证人人身安全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对证人权利保障的缺失是导致知情人不愿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苏州大学法学院的张永泉教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证人出庭作证了，让被告入狱5年，被告人叫嚣：“等我出来了，会找你算帐的！”张教授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人是不会为了“作证义务”以身犯险。张教授认为，证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连生命都得不到保护，在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情况下，谁还愿意来作证？ 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非法关押、滥用暴力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地影响到我国的司法权威，导致群众直接对司法的不信任。
（三）证人补偿制度不健全，侵犯了证人的合法权益
证人出庭作证必然要牺牲自己的工作时间，由此产生的费用应得到补偿。 而事实上，证人因作证而获取补偿的情况绝少发生。在证人向国家履行作证义务尚未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证人认为作证不关自己的事，而又会损害己的权益，试问，有谁愿意出庭作证呢？
（四）传统的法律文化对证人的影响
1．中国人有耻诉厌讼的传统思想
中国人普遍有一种“远离衙门”的观念。中国的法院存在着一定的官僚主义现象。在百姓的心中，法院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地方。法院对社会生活的主动干预，法院在剥夺公民自由、财产甚至生命方面所拥有的权威，以及法院大门前站立的威武的武警战士，都使得中国的法院变成人们敬而远之的国家专政机关。 “无事不去法院”、“有一点办法也不去法院”，成为普通中国人经常持有的看法，尽管中国人传统上所具有的“畏讼”心理在今天已经大大减弱，但进法院、上法庭总是被人们视为不正常的事情。 由于中国传统法制资源的缺乏，公民法律意识淡漠，作证意识不强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作证的义务。有的人虽然知道自己有作证的义务，但认为不作证也不犯法。因此，在接到人民法院出庭通知时，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即使被迫出庭作证，也只是无关痛痒地说几句，对关键事实或事情采取回避态度。有的证人存在着明哲保身的思想和传统。在有的地方，只要是上法庭，无论是作为证人还是其他诉讼参与人，肯定会被认为是“不清白”。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传统和生活习俗，严重阻碍了证人正常地出庭作证。[1]
2．“亲亲相隐”的传统的法律原则导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
“亲亲相隐”的传统是证人不出庭作证存在的历史根源。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都反对子告父罪，而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都要丧失继承权。中国古代一直提倡“亲亲得相隐匿”，并且在唐律中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孔子曾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中国古代是反对一定亲等之间的人出庭作证，举发尊亲属犯罪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中国古代是家国一体，直系亲属之间的“亲亲相隐”演化“同居相隐”“部曲奴婢为主隐”。《唐律•名例》篇中规定“诸同居，若干功以上亲及外祖父亲、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唐律疏义》中对“同居”作扩张性法律解释“同居，谓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并是。”“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消息及摘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亲相隐，减凡人三等。” [2]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直系亲属之间，同居之间，奴婢、部曲都可以为亲隐，为主隐，并且这种相隐不构成犯罪，相反如果举证倒构成犯罪。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法律原则影响了我国证人出庭作证。
二、证出人出庭制度的改革
通说认为，证人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证人是指促使审判官确信当事人主张之事实为真实的证据方法之一。在世界各国的证据制度中，人证是一非常重要的证据方法。在英国，证人制度在证据制度中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而在我国，证人规避出庭的问题十分突出。困扰着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进而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性与效益性。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并进而解决它，在当前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对此，我们应针对以上原因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一）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以及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制裁机制，维护司法权威，避免立法上的相互矛盾和冲突
我国现行立法未规定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致使出现了不履行法律义务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不正常现象。从世界刑事立法看，对证人不出庭作证行为的法律责任均有明确的规定。如英国刑事诉讼法“口证”一节中规定：“证人经传唤而未到庭时，法院可再通知其到庭，或者，在认定他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时可以签发逮捕证，必要时，可以处藐视法庭罪”。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依法传唤而不到场的证人要承担由于应传不到造成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科处秩序罚款和不能缴纳罚款时易科秩序拘留。对证人也准许强制拘传”。日本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已经受到传唤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到场时，得以裁定处5000元以下罚金，并可命其赔偿由于不出庭所产生的费用”。我国也有必要对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视情节科处罚款、拘留、强制到庭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以督促、引导证人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
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的有益经验，尽早确立中国式的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制度和证人拒证的惩罚制度，具体规定证人拒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措施。首先，规定其民事责任，证人对因其拒证而造成的费用和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规定其行政责任和刑事强制性措施，以妨碍诉讼程序行为而处以警告、训诫、1000元以下罚款、司法拘留，还可以拘传方式强制其到庭作证。最后，规定其刑事责任，对证人拒证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拒证罪”论处，可以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金。这样，才能强化证人的责任，保障刑事审判的顺利进行。
（二）还要完善当庭质证制度，判断证人证言的真伪
质证是司法文明的基本环节之一，也是诉讼活动的基本程序之一。在古今中外的司法实践中，质证活动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并没有把质证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在理论上加以阐释和在法律上加以界定。质证是指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律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包括检察官）在审判过程中针对对方举出的证据进行的质疑和质问。质证是诉讼双方反驳和攻击对方证据的重要手段，也是帮助和影响法官认证的重要途径。[3]可以说,如果没有规定这一制度，证人出庭作伪证的情况将会大量存在，也就失去了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
广义上来看整个审判过程，主要是质证与辩论过程。[4]对于证人直接言词证据，必须通过质证的程序来去伪存真，构建质证程序必须兼顾以下几方面内容。
1．申请程序。公民依法出庭作证并不仅仅限于一种社会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国家的法律尊严和正常的审判秩序问题，为此，各国都毫不例外地将这一问题纳入公法调整范畴，否则，一个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将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5]《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证人出庭的当事人申请原则。由于举证责任在于当事人，人民法院不主动行使职能，当事人未依法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视为放弃权利。
2．传唤程序。在英国民事诉讼中，采取证人传唤令状（Witness Summons）方式，在刑事诉讼中则采用四种传票（Order，Summon，Warrant or Subpoena）方式。《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传唤作证的方式是通知。笔者认为，以通知的形式传唤证人缺乏法律严肃性，应采取传票的方式进行。
3．抗辩程序。接到法院出庭作证传票的证人，如无正当理由，都应当到庭作证。但有几类情形的“证人”在接到传票时可以提出抗辩，经法院审核后，可免予出庭作证：（1）有证据证明其不在案发现场或对待证事实不知情；（2）有证据证明其与一方当事人或案件所涉标的有利害关系；（3）有证据证明会受到攻击与恐吓。
4．具结程序。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意味着法院可以不顾及证人的意愿而要求其提供证言，同时，隐含着证人提供虚假证言对抗司法权会承担不利后果。在英国，通常情况下，证人作证前（Oath）与誓愿（Affirmation）两种。德国《民事诉讼法》亦有相应的规定证人宣誓制度，在两大法系内部是较为通行的做的法。由于民族传统的差异，我国用证人具结保证的方式取代外国宣誓制度，这在未来的证人制度中是不可忽缺的。
5．作证程序。证人在履行具结保证手续后，可以进行陈述，进入作证程序。在英国民事诉讼中，证人是当事人的证人，因而询问证人亦属当事人的事项，只有当事人或其律师才能询问证人，法官一般不得主动询问证人，强调法官在传唤和询问证人上的“自我克制”。[6]笔者认为，在构建质证制度时，应把英美法中的主询问（Direct Examination）、交叉询问（Cross Examination）、再询问（Re-Examination）制度借鉴过来，做到洋为中用，博采众长。
6．辩论程序。证人陈述并接受发问后，在法庭辩论阶段，由诉辩双方对证人的直接言词进行辩论，再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根据证人的陈述、当事人的辩论，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对证人直接言词的真实性作出取舍。辩论程序尽管在阶段上隶属于法庭辩论，但与证人制度不可分，故应纳入完整的证人作证程序。
（三）建立证人保护和补偿制度
证人作证，应当承担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大的可能遭受自身人和财产的损害。小的可能与当事人及其亲朋的关系疆化和疏远，而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极讲究人际关系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疏远和恶化，无疑对于证人来讲是对自身很大的打击。
1．证人保护制度应包括
（1）确定关于负责保护证人的机关。国外一些国家专门设立了证人保护机关“美国在司法部专门设立了证人安全处。专门负责《证人安全方案》。” [7]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也成立了保护证人专组” [8]根据刑诉法规定，我国证人保护机关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多机关保护产生的缺点是职责不明，三机关相互推委，最后谁也没有尽到保护证人的义务。笔者认为我国应效仿国外通行的做法，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在我国司法资源相对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在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之内设立证人保护机构只会加重这些司法机关的负担，不利于证人保护的实现，而且公、检、法机关均属于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也无力承担证人保护的司法开支。所以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关，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还是比较适合于我国的具体情况的。
（2）证人保护应包括事前保护与事后保护两种：
第一,建立证人的事前保护制度。由于我国目前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像国外那样采取事前保护是不可能的，但国外有些做法值得借鉴。德国《刑诉法》规定告诉住所可能使证人或者其他人员将遭受危险的，证人可以不回答住所问题，而是告诉他的工作或者公务地址或者其他可以传唤的地址。公开证人身份、住所或者居所可能给证人或者其他人员的生命、身体或者自由造成危险的，可以许可证人不回答个人问题或者只告诉以前的身份。但证人在审判中应当说明以何身份了解到陈述的事实。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由检察人员保管。只有在危险消除时，才能纳入本案案卷。我国也可规定为证人若认为回答住所公开身份，有遭受危险可能的，可以不告诉住所地址，可以只告诉以前身份，而将现在的身份情况由检察院保管。在危险消险时，才能纳入本案卷宗。同时，在现今传播技术通讯技术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利用通讯媒介进行出庭作证，能解决强制出庭作证人身安全的矛盾。而且，我国完全有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来实现。
第二,建立证人的事后保护制度。除了强调对证人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及名誉进行保护外，对其财产也要给予充分的保护。在追究报复者的刑事责任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财产损失。有侦查职能的公安、检察、公安机关内部可以成立专门的证人保护小组；采取保护措施，以切合证人的需要，同时防范任何形式的威胁。
（3）建立证人申诉机制。建立证人申诉机制，赋予证人在受到执法人员侵害后的有效救济渠道。比如，可以规定证人及其家属对执法人员的非法行为有向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提出控诉的权利。
2．补偿制度应包括两方面内容
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明确规定出庭作证的补偿标准及实施办法，由专职部门进行管理和分配，这既是对证人的精神的鼓励，又能教育其他公民自觉履行作证的义务。同时，也应对积极作证的证人给予一定的荣誉和物质奖励，这样，既可以增加公民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获取证据，提高办案的准确性和提高效率，尽快结案。作为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应包括两方面内容：
（1）证人经济补偿的范围。证人因出庭作证而使其物质利益遭受损失时，应享有经济补偿的权利。笔者建议，补偿范围可以限制在工资或者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生活费、住宿费、交通费其标准可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加以规定，全国统一标准。如果难于核定，也可按当地国家工作人员出差补助的标准给付误工补偿。
（2）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的承担。国家应设立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专项基金，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专款专用；经费由各级人民法院统一掌握和向证人支付，支付方式以现金为宜。有人担心，证人享有经济补偿权利，会导致控辩双方以给补偿费为名变相收买证人作证，或者证人为获得补偿费而胡乱到处作证。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一方面补偿费的范围和标准是严格限定的，证人不可能从作证中得到额外的好处；另一方面可以明文规定，经查实证人作伪证的，除了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外，应剥夺其经济补偿权，已经取得补偿的，应由人民法院追回，并可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作为民事案件，由于是当事人预交的证人作证经费，应当由当事人依法合理承担。具体承担方式可以按照以下情形承担：当事人所申请人证言被法院全部采信的，其证人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如部份被采信的，由当事人分担；如未被采信的由申请当事人承担。
（四）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工作，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以及改变证人的传统观念，减少畏惧心理
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制意识。在这方面，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普法教育，通过新闻媒介的作用，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出庭作证是自己应尽义务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形成一种作证光荣、拒证可耻的社会风气，使每个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均以国家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为钱、权、势所动，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怕官的传统，所以证人对出庭作证不积极、不习惯。有的人虽然愿意出庭，但当听说到了法庭上还要接受公诉人、被害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人、辩护人及审判人员等多人的交叉询问，因而产生畏惧心理，不肯出庭，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一方面要认真向证人讲解庭审的全部程序，使证人在出庭之前打消一切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对同一案件的多个知情人，且言词证据相同时，要选择其中文化素质高，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出庭，这样既可准确定案，又可提高效率。
（五）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
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证人的信任和配合。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法，严格执法，切实改变过去那种“官本位”的思想。询问证人时采取的态度、方式要适当，减少证人对司法机关抱有的严重抵触对立情绪和反感态度。正确地对待证人，尊重证人的自尊心，注意避免因个体形象不佳而致司法权威整体受损，最终抑制证人出庭协助查案的愿望。作为司法机关本身，还要切实提高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认识，侦察机关、检察机关也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收集证人证言，对证人出庭作证不够重视的做法。
法律的公正不在于个案的极端正义，而在于诉讼程序上的充分救济，一个缺乏程序正义或者说丧失诉讼权利的裁判必然是一个不公正的裁判。证人出庭制度的设立即是为了达于合理的诉讼结果而作出的制度安排，是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制度设计，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举措。不论从国外立法、司法实践，还是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都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实际的证人出庭制度。我国诉讼法的修改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从而适应于我国的司法需要。
参考文献：
[1]黎伟华,今日庭审无证人的深层剖析[J].民主与法制,2005,(4):4-5.
[2] 崔敏著, 中国古代刑与法[M].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2，70.
[3] 毕玉谦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释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03,(2): 406.
[4] 徐昕,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 2.
[5] 杨书明,试论建立证人保护机制的必要性与基本思路[J].政法学刊，1998，(3).
[6] 史社军,构建我国的证人保护制度[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 (2).
[7] 何家弘,关于质证中几个基本问题之我见[A].证据学论坛[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11): 17.
[8] 上引书，19.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

来源： 中国法院网
责任编辑： 李金红

③ 北京有名的刑事律师

有名的律师
也是按照法律规定
案件事实证据来行使辩护权
只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就是抢劫犯罪，再有名的律师，也不能说无罪

④ 诈骗犯 亲亲网络私服支付平台 我要上GA局报案

诈骗犯 亲亲网络私服支付平台 我要上ga局报案
我用过很多平台,直接现在才稳定下来,我现在用的是星辰传奇充值平台,他们的分成很高的,服务也不错,最主要的是他们的短信通道很多,好象2元有10条的,我现在在他们平台一天有500多收入,很稳定,也没发现过掉单,是个比较正规的平台.网络搜一下,星辰传奇充值平台,就看到了,呵呵,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帮助.用好了别忘记加分.PW

⑤ 唐建敏案的案情探究

唐建敏既然被枪决了，怎么又复活了呢？难道是两个唐建敏、抑或是被人冒名顶替了还是……
诸多疑云，值得探究：如果现在还活着的唐建敏是无辜的，那么被枪决的又是谁？ 2009年，湖北省检察院启动调查。后查明：在湖北宜昌，抢劫犯“唐建敏”从被抓获、羁押、审查起诉、审判，直至最终被验明正身、明正典刑，司法机关都没有发现他原来并不是唐建敏，而是名叫张文华。
枪毙了一个“冒牌”的唐建敏，自然不妨碍真正的唐建敏好好活着。
可是，张文华又是谁？他何以能够一路通行无阻，以唐建敏之名受审领死？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至死也不肯表露自己真实的身份？
2011年09月20日前，新快报记者北上前往河南淅川，湖北襄阳、宜昌、武汉四地调查，试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记者发现，张文华曾于1997年在襄阳犯下另一起谋杀案，其在逃亡路上还书信“举报”了“同伙”徐浩。
当地监狱里，至今还关押着这名已喊冤14年的“同伙”徐浩，他还苦苦等待着，那已被枪决的张文华有朝一日能够“落网”，以查清这起谋杀案，还自己一个清白。
张文华说他叫唐建敏，警察就记录他是唐建敏。
案子就这么办下去了。
如今，随着张文华“冒名”死亡被发现，有关徐浩杀人的案子也成了说不清的“死囚遗案”。
这也引起了湖北省检察院的高度关注。该院目前正着手重新梳理此案。
我们相信：只要回归常识，注重证据，还原事实真相并不困难。 9月16日，“南水北调”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旁的河南省淅川县厚坡镇。连续数日的阴雨后，天气放晴，一些人甚至重新穿回了短袖。
地里空着，还不到种麦的季节，65岁的前河村老支书李明占也就闲在家里，没有出门。
向新快报记者提起村民唐殿忠家九年前的一桩遭遇，李明占至今还记忆犹新，同时哭笑不得,“因为这事实在是太离谱了！”
九年前的夏天，李明占受托转交村民唐殿忠家一份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称唐的儿子唐建敏因犯抢劫罪，被执行死刑，让家人前去领尸。
“当时唐家没人，也就无人去领尸。”李明占说。
不料，一个多月后，已经“死”在宜昌的唐建敏居然回家了。当时，这位刚从北京打工回来的青年搞不懂：乡亲们为何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他。 唐建敏是唐殿忠的二子，时年30岁，常年在外打工。
由于平素里父子关系很不好，他去到哪儿也不告诉家里，甚至不留联系方式。法院的通知，让村里人很是吃惊：这小子在外面违法犯罪，被枪毙啦！
一个多月后，村里人再次大吃一惊：已经“被枪毙”了的唐建敏活生生地走回来了，“正在村口晃荡呢”。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年的刑事裁定书中写道：“1972年8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淅川县的唐建敏，于2000年9月30日晚，穿夹克、戴帽子跟踪女子黄娅，在宜昌市珍珠路实施抢劫，抢走黄娅身上的一部手机及钱包。此后，唐建敏又连续作案，抢劫三名女子，并将其中两人捅成重伤。2001年8月19日，唐建敏被警方擒获。”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判处“唐建敏”死刑。“唐建敏”认为量刑过重，提起上诉。
湖北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由院长吴家友签发了执行死刑命令。
宜昌市中院于2002年6月6日对“唐建敏”执行了死刑。
可是，既然唐建敏还活着，而且并未到过宜昌，那么，被处死的人又是谁呢？
“唐建敏今年过春节还回来过，他带着老婆、孩子在北京打工。”李明占说，“我们到现在都纳闷：法院是如何判刑，又如何验明正身的？”
关于在宜昌被处死的罪犯“唐建敏”的真实身份，多年以后才为前河村人所知晓。
2008年8月，一名从北京来的律师找到唐殿忠，询问张文华与他家有何关系。
唐殿忠告诉远道而来的律师，张文华是唐建敏的表弟，家住湖北襄樊（今襄阳），是姐姐唐殿荣的儿子，但已经很久不来往了，他和姐姐家也多年没走动。
律师告诉他：张文华就是死在宜昌的“唐建敏”。 张文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冒用表哥的身份，直至最后被处决？
襄阳市政法机关给出的问题答案是：张文华是一名一直未能抓获的杀人在逃犯。
1997年7月26日，襄阳县（今襄州区）襄东加油站门口花池内发现一具身长170厘米、长发的年轻无名男尸，经法医鉴定为勒死。
同年7月30日，马东、郑卫东、韩静、王静分别到派出所报案及认尸，确认死者为襄樊市传染病医院保卫科科员、23岁的李峻。
几人的报案均称：张文华逃走前曾告知他们、并且逃走后也从外地打来电话说，他和迎旭小学教师徐浩因练胆量，把李峻杀害，并抛尸。
张文华时年25岁，初中文化，未婚，做纸品生意，父母为退休工人。
死者李峻是张文华的朋友，双方还是传销上下线的关系。徐浩则是张文华的初中同学，迎旭小学音乐教师。张文华曾数次提出将其销售的纸品送到学校代销，被徐浩谢绝。
此后，张湾派出所又接连收到张文华的两封“举报信”。
“举报信”称：7月24日晚9点多钟，他和徐浩、李峻三人在他家喝酒，徐浩用绳子勒李的脖子，他则抱住李。过了20分钟，徐浩用锤子砸李的头部。然后，他们开雄风摩托车抛尸。徐浩把李拖下来，放在路边，并用尖刀戳尸体的脸、颈、腹部。他们把血衣、刀子等扔在路边，将车放在枣阳市的一家摩托车修理铺，后搭乘公车回家。
两封“举报信”均是用空白信用社储蓄存款凭条写的，还画图标明了抛尸地及存放摩托车的位置。在信中，张文华将杀人和毁尸的主要责任都推给了徐浩。
对于自己的去处，张文华做了这样的交代：“我罪大恶极，几天晚上睡不着，良心吃不消。你们看到我时，已跳汉江而亡，或吃安眠药死在山里。”
当然，后来发生的事实是，张文华既没有“跳汉江而亡”，也没有“吃安眠药死在山里”。虚晃一枪后，他到了邻近的宜昌市，继续作恶，直至被当地警方擒获，被法院判处极刑。 张文华以表哥唐建敏之名作别了人世，并且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讲出自己的真名。
这让他的杀人罪行未得到法律上的追究，成为漏罪。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死，让其“举报”的“徐浩杀人”难以对质，成为一桩身后疑案。在他逃亡期间，徐浩被抓，并被认定有罪，判处死缓。
但十多年来，徐浩一直喊冤。
根据湖北省襄樊市中级法院的认定：1997年7月24日晚，张文华与襄樊市传染病医院职工李峻为嫖娼产生矛盾，张文华遂生杀李之心。
7月25日上午8时许，张文华邀约徐浩共同杀李，徐当即同意。二人商定用酒将李灌醉后杀死。
当晚9时许，张、徐二人将李骗至张家，张文华以比赛力气为名，从李峻背后把李抱住，徐浩见状，即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绳一根，把李峻颈部套定，猛勒。
张文华用一铁锤猛击李峻头部后，也用绳索紧勒李颈部。见李死亡后，二人方才罢休。而后，二人骑摩托车抛尸，并用尖刀乱刺李峻的脸、颈、腹部等。
很明显，法院最终认定的事实与张文华的“举报”有出入。在法院认定的事实中，用铁锤猛击李峻头部的是张文华，而非张文华所“举报”的徐浩。毁尸也是二人的共同行为，并非徐浩一人所为。
张文华一死，徐浩的案子也成了死无对证的疑案。 新快报记者在襄阳市二十中教师宿舍找到徐浩家时，看到的景象堪称惨淡：法院判决、律师辩护词、证人证言、申诉材料，铺满了客厅，外加茶几。当时是下午1点，徐的母亲、退休教师赵克凤连早饭都没吃上。沙发上摆着徐父的遗像。
赵克凤以“真凶举报在逃，无辜替罪坐牢，真凶落网已毙，无辜仍押牢内”二十四字来形容这起案件。
她说，自己整天沉溺于案情之中，根本无心收拾。
徐浩的父亲徐新玉2002年过年前，因儿子在狱中无法团圆，心情激动，突发脑溢血。2004年去世，死时65岁。
“以前是我们夫妻俩一起为儿子跑各个司法机关，要求再审，他走以后，就是我一个人在跑。”
赵克凤认为，公安机关完全采信了杀人真凶张文华在逃时写的陷害信，立即对徐浩刑拘调查，并完全按照在逃凶手的意图，对徐浩刑讯逼供，用残暴的手段，获取了徐浩“参与杀人”的口供。
随后检察机关、法院也同样采信了在逃凶手的陷害信，给徐浩认定了杀人罪。 从襄阳城区以西约10公里的梁坡，是湖北省襄樊监狱所在地。徐浩在这里服刑。
监狱狱政科曾科长向新快报证实，徐浩进入监狱以后，就一直不认罪，状态非常不好，不与任何人交流。“他说自己心已死，就是块‘行尸走肉’。”
“从管教到监狱长，在他身上耗费的精力是最多的，尽量给他做工作，开导他。”曾科长说，徐浩最严重的时候是在父亲去世以后，一度出现了精神病的“亚木僵”状态。近两年情况好转，徐浩开始参加一些劳动，并且愿意在监所健身文化活动时为大家弹奏电子琴。“他的电子琴弹得非常不错！”
曾科长承认，徐浩至今仍然不认罪，一直要求案件重审。而管教干部则不主动提起，以免给他造成刺激。
据徐母说，徐浩入狱后，没有主动申请减刑，在服刑9年后，监狱很关心他，主动申请为徐浩减刑到有期徒刑20年。徐浩在拿到减刑裁定后，就撕了。
“我没有杀人”，“我知道我的案子不大好改，我也不想给法官添麻烦。请尊敬的省高院法官判我立即执行死刑，这样，我母亲就用不着鸣冤了。”在2009年8月24日的信函上，徐浩这样写道。
据悉，在徐浩杀人案的办理过程中，曾因证据不足，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3月19日裁定，准予襄樊市检察院撤诉。
但仅仅一个月之后，1999年4月19日，检方未补充任何新的证据，法院却判决徐浩死缓。
而根据最高法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院裁定准许检察院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证据，检察院重新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 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主任董文高在10多年前是徐浩的辩护律师，从一审到终审，他至今持徐浩“无罪”的观点。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不能证明他没有实施犯罪，因此，公诉方提出的大量证据就证明了被告人有罪。”董文高律师说，这真是荒唐可笑。
他认为，判决徐浩犯故意杀人罪“既缺乏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也不能形成证据链条”。
在当时的辩护词中，董文高律师即直指，张文华在逃亡途中连写两封信“检举”徐浩，行为违反常理。
“张文华是这起杀人案的主犯，按照杀人犯的一般行为心理，要么是害怕，销毁证据，畏罪潜逃；要么约上同伙，继续作恶。但张文华则不然，说他害怕，他却能在犯罪后找来好友马东、郑卫东，不厌其烦地把他和徐浩如何犯罪讲给他们听，连细节也不放过；说他继续作恶，那么徐浩帮他杀了人，他们的关系应该更亲近，他有必要马上出卖徐浩吗？”
已去世的徐父为儿子书写的申诉材料里，也有类似的分析。
徐父设问：张文华起了杀人之心后，就“邀约徐浩一同杀人”，事后，又是告诉“朋友”，又是写“检举信”，他是怕自己的罪行不被别人知道？还是怕公安机关不知道？为何不投案自首？这是明显的栽赃陷害。
董文高说，该案甚至没有物证。仅找到一把刀鞘，还没有徐浩的指纹；在抛尸现场提取到脚印，并非徐浩的；作案用的凶器锤子、绳子，以及血衣，无一提取到。
此外，法院认定，张文华和徐浩将运送尸体的摩托车丢在了摩托车修理铺。而在摩托车修理铺李峰的证人证言上，也显得超越了常理。
案发后的7月31日，办案民警带着徐浩到枣阳市的李峰摩托车修理铺，但李峰没有认出徐浩。8月3日，民警拿着张文华和徐浩的照片给李峰辨认，李峰认出了张文华是送摩托车修理的两个人之一，并没有认出徐浩。但在案发五个月后的当年12月31日，李峰辨认照片，反而准确认出了徐浩。 案卷显示，民警一共出示了6张照片，其中有4张是明显的囚犯照片，另有1张上的男子有30来岁，剩下的1张就是20岁时的徐浩照片。
徐母认为，李峰先前已得到过“疑犯20来岁”的信息。这些因素，都直接诱导他选择了徐浩的照片。
徐母还称，据李峰母亲说，民警直接指着徐浩的照片，让李峰辨认签名。“这种行为明显是公安局为了尽快结案，做出的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张文华冒用他人名义被处死。经查实后，其“遗案”蹊跷之处愈显突出，引起了湖北省检察院的重视。
9月16日，湖北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新闻发言人徐汉明称，该院已着手重新梳理该案，如确有重大疑问，将进行再审抗诉，要求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再审。
我国知名法律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认为，此案非常离奇，也称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 张文华“冒名”被枪决是谁发现的，何时发现的？新快报记者来到宜昌，未得到理想答案。
根据湖北省检察院鄂检控申回复[2009]23号回复函，是徐浩母亲赵克凤去信反映“唐建敏实际未执行死刑”后，该院才指派宜昌市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开展调查的。
经查阅卷宗，走访办案人员、照片对比、文检鉴定，后确认：因犯抢劫罪被执行枪决的实为冒唐建敏之名的杀人犯张文华。
也就是说，死囚张文华被执行枪决七年之后，2009年，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官方回复函，才最终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
记者前往宜昌市检察院监所处，处长赵青表示，未听闻过该起调查。
而在“唐建敏”四次抢劫案发地的宜昌市西陵区公安分局，其政工科科长胡绍红也表示，未对此案有任何印象。
那么，徐浩母亲赵克凤是如何得知张文华冒名被处决一事的呢？
赵克凤告诉新快报记者，张文华被处决，是2008年自己从襄樊市政法委副书记姚家联处听说。或许是姚体恤她为儿子跑了10多年，加上其时姚已接近退休，就告诉了她这个“秘密”。
姚家联是何时得知张文华已冒名他人被执行枪决？难道襄阳市政法机关早已知道，却秘而不宣？
新快报记者联系上姚家联，姚称已退休，无意再提起此事，刻意回避了记者的提问。

⑥ 18岁青年网购24支玩具枪被判无期再审情况如何

8月10日上午，福建高院在漳州中院开庭再审了刘大蔚网购玩具 枪被判无期徒刑案。庭审进行了3个多小时，双方围绕证据同一性和是否使用两高批复的新司法解释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庭审后，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首先是证据的同一性问题。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定刘大蔚有罪的证据链不完整，海关查扣的仿真 枪无法证明就是刘大蔚所购买，证据链存在断裂。同时，购物清单、开箱视频等证据都有瑕疵，甚至存在造假嫌疑。

而检方则认为，本案证据链完整，标签不同一不代表仿真 枪的同一性存在问题。

第二个焦点是关于“两高”于今年3月发布的有关“仿真 枪刑事案量刑”的批复能否用于该案。检方引用“两高”于2001年《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是是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在变更。因此认为，刘大蔚案不适用两高涉仿真 枪案件的批复。

辩护人则认为，该案目前是再审阶段，并未审理完结。而决定再审的日期是2016年10月，是属于正在处理的案件。同时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两高”的批复可以适用于本案。

此外，出庭检察员发表检查建议时提到，刘大蔚在案发时刚满18周岁，且其购买仿真 枪被海关查获，本人并没有收到涉案仿真 枪，请法院量刑时予以考虑。

最终法院宣布休庭，该案将择期宣判。

⑦ 非法学专业报考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应准备那些资料

你想考哪个啊？
参考书可是不一样的哦
这是所有的参考书
你考哪个就看哪个~
还有，不管考哪个都要考法理学~

2010年西南政法大学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考试参考书目

※①按初试、加试、复试笔试考试科目提供相应的参考书目。
②按专业归类排序刊示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专业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国普通高校使用的正式教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文章篇目主要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中国哲学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或《中国哲学史》全国普通高校使用的正式教材。
《新编伦理学教程》，李春秋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注：本教程的中篇“教师职业道德”不在考查范围）
《伦理学引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张海山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第三版)，冯特君著，经济管理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概论》，田克勤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概论》，田克勤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简明马克思主义史》，庄福龄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张耀灿、陈万柏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国民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西方经济学》，黎诣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4．法学理论
《法理学初阶》，付子堂主编，法律出版社；（法学各专业初试参考书目）
《法理学进阶》，付子堂主编，法律出版社；（法学各专业初试参考书目）
《法理学高阶》，(绪论及上编)付子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法学理论专业复试参考书目）

5．法律逻辑学
《形式逻辑》，金岳霖主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实用司法逻辑学》，雍琦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或《法律逻辑学》雍琦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法律适用中的逻辑》，雍琦、金承光、姚荣茂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法律史
《中国法制史》，曾代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法律思想史》，俞荣根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法律思想史》，陈金全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外国法制史》，张培田主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7.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学》，文正邦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王学辉主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行政法学》，郑传坤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8.法律硕士专业（请参考法律硕士联考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9.刑法学
《刑法总论》，陈忠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刑法分论》，陈忠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10.诉讼法学
(1)刑事诉讼法方向：
《刑事诉讼法学》，陈光中、徐静村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二版。
(2)民事诉讼法方向：
《民事诉讼法原理》，田平安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司法制度
《迈向社会和谐的纠纷解决》，载《司法》第一辑《纠纷解决与社会和谐》，徐昕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司法制度》，谭世贵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2.侦查学
《刑事侦查学》，郭晓彬主编，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
《痕迹学》，邹明理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文书检验》，贾治辉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3.警察科学
《警察学》，冯德文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犯罪学》，张绍彦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14.民商法学
《中国民法学》，李开国、张玉敏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民法》，张玉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版；
《商法学》，赵万一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
《婚姻家庭继承法学》，陈苇主编，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劳动法》，郭捷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房地产法》，符启林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15.知识产权法学
《知识产权法》，张玉敏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6.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李昌麒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经济法论坛》（各卷），李昌麒主编，群众出版社。（注：初试“专业基础C”的经济法学含此书3、4卷内容）

17.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生态法原理》，曹明德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环境资源法》，曹明德主编，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18.国际法学
《国际经济法学》，赵学清、邓瑞平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国际经济法》，刘颖、邓瑞平著，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国际私法》，赵生祥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国际私法》，赵相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
《国际法》，李金荣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国际法》，周洪均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

⑧ 您好，我是法学专业学生，今年就要毕业了，准备报考西政的法学研究生，请问指定参考书目有哪些，谢谢

※①按初试、加试、复试笔试考试科目提供相应的参考书目。

②按专业归类排序刊示参考书目。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专业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国普通高校使用的正式教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文章篇目主要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中国哲学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或《中国哲学史》全国普通高校使用的正式教材。

《新编伦理学教程》李春秋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注：本教程的中篇“教师职业道德”不在考查范围）

《伦理学引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张海山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第三版)冯特君著，经济管理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概论》田克勤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邓小平理论概论》田克勤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简明马克思主义史》庄福龄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张耀灿、陈万柏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国民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西方经济学》黎诣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4．法学理论

《法理学初阶》付子堂主编，法律出版社；（法学各专业初试参考书目）

《法理学进阶》付子堂主编，法律出版社；（法学各专业初试参考书目）

《法理学高阶》(绪论及上篇)付子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版。（法学理论专业复试参考书目）

5．法律逻辑学

《形式逻辑》金岳霖主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实用司法逻辑学》雍琦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或《法律逻辑学》雍琦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法律适用中的逻辑》雍琦、金承光、姚荣茂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法律史

《中国法制史》曾代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法律思想史》俞荣根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法律思想史》陈金全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外国法制史》张培田主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西方法律思想史》尹存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7.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学教程》文正邦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行政法学》王学辉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行政法学》郑传坤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行政诉讼法学》应松年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法律硕士专业（请参考法律硕士联考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9.刑法学

《刑法总论》陈忠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刑法分论》陈忠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10.诉讼法学

(1)刑事诉讼法方向：

《刑事诉讼法学》（上、下）徐静村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三版）；

《刑事诉讼法学》陈光中、徐静村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修订二版）。

(2)民事诉讼法方向：

《民事诉讼法原理》田平安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司法制度

《迈向社会和谐的纠纷解决》，载《司法》第一辑《纠纷解决与社会和谐》，徐昕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司法制度》谭世贵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2.侦查学

《刑事侦查学》郭晓彬主编，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

《痕迹学》邹明理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文书检验》贾治辉主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3.警察科学

《警察学》冯德文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犯罪学》张绍彦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7月版。

14.民商法学

《中国民法学》李开国、张玉敏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民法》张玉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版；

《商法学》赵万一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

《婚姻家庭继承法学》陈苇主编，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劳动法》郭捷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房地产法》符启林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15.知识产权法学

《知识产权法》张玉敏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8月版。

16.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李昌麒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经济法论坛》（各卷）李昌麒主编，群众出版社。（注：初试“专业基础C”的经济法学含此书3、4卷内容）

17.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生态法原理》曹明德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环境资源法》曹明德主编，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18.国际法学

《国际经济法学》赵学清、邓瑞平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9月版；

《国际经济法》刘颖、邓瑞平著，中信出版社2003年3月版；

《国际私法》赵生祥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国际私法》赵相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三版；

《国际法》李金荣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国际法》周洪均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

19.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法律英语教程》宋雷主编，2007年修订版。

《高级英语》（1、2册）张汉熙编著，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郭著章、李庆生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新闻学、传播学专业

《大学语文》，全国普通高校使用的任一版本正式教材；

《新闻采访教程》刘海贵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新闻写作教程》刘明华、徐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外国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童兵著，中国人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版；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方汉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2版；

《外国新闻传播史》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任何版本均可；

21.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导论》杨光斌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或第三版）；

《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著，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行政学原理》孙荣、徐红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或《民主政制比较研究》宋玉波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同等学力加试）；

《中国政治思想史》曹德本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同等学力加试）。

22.行政管理

《现代行政管理学》郑传坤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行政管理学》（第三版）夏书章著，中山大学出版社；

《政治学导论》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3.企业管理

《管理学》〔美〕史蒂芬·P·罗宾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七版）；

《管理经济学》〔美〕克雷格·彼得森、克里斯·刘易斯著，吴德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现代企业管理学》徐盛华、陈子慧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⑨ 深圳＂鹦鹉案＂改判律师为何希望修改相关司法解释

深圳男子王鹏向别人出售了6只自己饲养的鹦鹉,后经认定,其中两只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的绿颊锥尾鹦鹉。深圳宝安区法院以王鹏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王鹏不服提起上诉。昨天下午两点半,该案二审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法院改判王鹏有期徒刑两年,刑期至2018年5月16日止,并处罚金3000元。

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两年

一审宣判后,王鹏不服上诉到深圳中院,在此前的庭审中,被列入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但为人工驯养繁殖的鹦鹉是否是《刑法》所指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成为争议的焦点。辩护律师当时为王鹏作了无罪辩护,律师认为,人工变异种不同于野生动物,本案中的鹦鹉繁殖能力较强、人工饲养数量庞大是不争的事实,王鹏涉嫌出售的2只人工绿颊锥尾鹦鹉不应该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昨天下午两点半,深圳中院经过审理对该案二审宣判。深圳中院认为,王鹏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的野生鹦鹉,收购出售野生动物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王鹏家中查获的45只鹦鹉是待售,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鉴于多数涉案鹦鹉是人工驯养繁殖,社会危害性小于非法收购、出售野生、繁殖的鹦鹉。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量刑过重,法院予以纠正。

深圳中院最终以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王鹏有期徒刑两年,罚金3000元。刑期到2018年5月16日止。

律师:希望能修改相关司法解释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王鹏的代理律师徐昕表示,相较于一审的5年量刑,二审结果是有所改观的,但他们还是认为王鹏的行为不该认定为犯罪。涉案动物是王鹏自己饲养繁殖的,鹦鹉的种类复杂难辨,不是专家难以明白,让一个爱好者来分辨这到底是哪种鹦鹉,是否属于名录保护的一二类保护动物很难。

徐昕表示,我国《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所列的人工繁育动物种类较少,目前第一批只有九种。但这个名录之外,有大量公约附录的一二类动物被人工繁育并商业利用,如果有人通过网购或者在花鸟市场买到这些动物,会不会和王鹏一样被定罪量刑?为避免这个情况,希望能够修改相关司法解释。

只有法律健全，才能有法可依，判决有据。

⑩ 在网上购买真枪会触犯什么法律

网购了24支仿真枪，货还没收到，就被以走私武器罪判处无期徒刑。即将20岁的刘大蔚，在狱中手写了26页申诉材料，其父母也从老家四川大竹县搬到福建宁德市，边打工边到法院反映情况。申诉代理律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认为，刘大蔚没有走私武器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涉案枪形物可能不是其购买的，案件量刑过重。

据《中国青年报》

网购平台页面显示是“游戏BB枪”

2015年4月，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武器罪，判处刘大蔚无期徒刑。当年8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根据判决，刘大蔚是2013年8月通过QQ与台湾卖家“BH”联系上的。2014年7月初，刘大蔚在“BH”提供的“××武器空间”里选了24支枪形物，并把型号发给“BH”。7月16日，刘大蔚通过负责代拍的淘宝网店，用支付宝付了30540元。

关于买24支仿真枪的理由，刘大蔚多次称：“我喜欢仿真枪，想摆在家里当装饰，看起来威风。”

记者发现，刘大蔚挑选仿真枪的“××武器空间”，其官网是一个至今在大陆可以正常访问的台湾网购平台。

刘大蔚的母亲胡国继说，她知道儿子想买24支仿真枪，还看过卖枪网站，上面写着“游戏BB枪”，“我们想，网上既然能公开卖，应该是正规的”；即使违法，可能也就罚点款、最多关几天，“哪知道会触犯刑法、判无期徒刑？”

最终，刘大蔚24支枪形物被鉴定为20支系真枪，根据司法解释，走私非军用枪支十支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可判处无期徒刑。

“只是想购买仿真枪用作收藏娱乐，没有购买真枪的主观故意。”申诉代理律师徐昕表示，网购平台显示着“游戏”字样，20支所谓枪支并未实际送达刘大蔚，他从未接触，对其致伤力一无所知，更无法检测。

律师称扣押清单与所购不完全一致

2014年7月22日，福建省石狮海关缉私分局在泉州某物流公司仓库查获了一批货。8月4日，海关人员清理时发现两台重量异常的饮水机，一台在箱体内部藏匿24支枪形物，另一台藏了11支。

判决书显示，藏有24支枪的饮水机准备派送至“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提货方式为自提，收件人为“席先生”。判决认定，货物实际控制人其实是刘大蔚。

“刘大蔚网购登记的收货人是‘周先生’，不是‘席先生’。登记的地址是‘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城内自提，635100’。”徐昕认为，海关扣押的枪形物有可能是他人购买。

徐昕认为，24支枪形物的一些细节值得继续推敲。他发现，判决书记载的淘宝代拍店主证言显示，“BH”告诉过淘宝店主，整枪会被拆成散件再运到大陆，“而被扣枪形物是完整的仿真枪”。

另外，刘大蔚第一次口供即表示，24支枪有4支长枪，至少有一支是充电的，其他3支记不清了。在申诉材料中，刘大蔚则称4支均是充电的。但经鉴定，扣押枪形物除了3支为模型，其余都是以压缩气体为动力，没有充电的。

刘大蔚在申诉材料中还称，他对仿真枪藏在饮水机的情况不知情，“商家没有跟我提过”。

鉴定书被指部分内容不合规范

泉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2014年9月出具的《枪支、弹药鉴定书》显示，送检24支枪形物，有20支具有致伤力，认定为枪支；有1支不能确定是否具有致伤力，不能确定是否为枪支；有3支不具有致伤力，认定为仿真枪。该鉴定成为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

一、二审辩护律师、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玉忠称，对于这份鉴定意见，他从侦查阶段就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但最终没有得到准许。

周玉忠和徐昕均认为，泉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及鉴定人员没有提供资质证明，福建省司法厅作为法律规定的鉴定人登记备案、公告的部门，官方网站查询系统也没有显示该机构及两位鉴定人员的任何信息。

福建省司法厅法规和司法鉴定处工作人员解释，公安、检察院等设立的鉴定机构由公安、检察院自己管理，“所以在司法厅的网上是查不到的”。

从事鉴定工作30多年的业内人士赵凌（化名）介绍，我国鉴定机构目前实行两套系统，一套面向社会，一套面向公安检察机关内部。

在赵凌看来，这份《枪支、弹药鉴定书》部分内容不合规范。赵凌说，该机构鉴定了24支枪，但只在“分析论证”中笼统地概括“20支送检‘枪支’所发射的弹丸最大枪口比动能大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既没有每把“枪”的具体数值，也没有交代检验每把枪如何射击，“这是不能服人的”。另外，鉴定人、复核人的人员安排也欠妥，“鉴定人的职称是工程师，复核人却只是助理工程师，这个是本末倒置的，复核人的职称通常应该更高。”

■专家说法

与走私武器罪立法本意不合

周玉忠表示，这是他辩护的类似案件中量刑最重的。今年1月，他辩护的首起“仿真枪变真枪”案件的当事人、仿真枪商贩王国其，历经六年七审两次撤诉，最终被广州市越秀区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作出不起诉决定。

徐昕认为，刘大蔚案量刑过重。与其案情相近的有广州白领冯某：冯某在香港购买仿真枪入境被抓，因34支仿真枪被鉴定为真枪，深圳中院认定其犯走私武器罪，“按照法律规定本应判决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深圳中院认为按照法条判决过重，罪刑不相适应，遂在法定刑以下判决有期徒刑8年，判决须经过最高院核准方能生效”。

在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看来，当时设立走私武器罪，想象的情境是被告人拿到枪支、弹药后逃避海关监管、偷越边境，“这是很可怕的行为，这种情况之下，处罚标准是很严的”。

“但是，刘大蔚并没有做这些，他只是有购买行为，一是他对这个行为不了解，二是他想到这个网上能买到的，肯定是仿真枪。”阮齐林说，如果说走私行为，那都是卖方在干的。

阮齐林认为，此案显然和当时的立法本意不一样，走私武器罪“得有多大的技能，得有多大的犯罪规模、犯罪胆量呢。这不是刘大蔚能干的，他就是点个鼠标、打个钱”。

阮齐林表示，《刑法》第63条第二款规定了例外的情况：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