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宏民法总则

① 《民法总则》规定了哪些基本原则

民法总则在第一章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包括：

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合法原则、绿色原则。

法律中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能够体现立法的指导思想、并且对全部法律制度发挥统率和指导作用的最基本规则。确立民法基本原则，是为各种规范民事活动的法律法规提出具有指导思想性质的基本要求。

(1)石宏民法总则扩展阅读：

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不仅是为了规范当事人自身行为，更是为了规范民事活动的立法、行政执法、法院及其他机构的司法行为。

在立法层面，民法总则中规定的这些基本原则不仅对总则中的全部法律制度发挥统领作用，而且对整个民法典中的法律制度发挥统领作用，甚至还要对包括商事法、知识产权法、社会性立法和很多涉及民事权利的法律发挥统领作用。

这些基本原则对于各种下位法的制定应当发挥指导甚至是制约的作用。例如，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立法机构制定的地方法规涉及民事活动规范的时候，都应注意遵守这些原则。可以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为规范民事活动制定的其他法律，其效力次于像民法典这样的法律的时候，同样也要遵守这些基本原则，使得下位法符合上位法的要求。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当然也要遵守这些原则。而在人民法院和裁判机构分析和裁判民事案件的时候，这些基本原则的作用更直接，也更显着。这些基本原则虽然有的不一定能直接用来裁判案件，但它们都可用于从宏观上指导案件的分析和裁判，自愿原则等甚至可直接用来分析和裁判案件。

② 民法通则如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大的方面有法律原则，如公平、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原则维护双方权益，如果违反这些基本原则，也可能会认定协议无效。
具体有代理人制度，监护人制度、职务行为、具体法律关系，标的不同适用法律不同，双方权利义务也不同，当然双方本身对自己的权利处分也很重要。
你的问题太宏观了，不知道我的回答对你有没有用？

③ 《合同法》对<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作了哪些调整有何意义

楼上意思自治和鼓励抄交易都是正解的。前者更重要一些和宏观些，绝对无效相比之下否定了交易方的意思自治权，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合同是否无效更符合当事人自身的利益，也更符合现实经济生活。
举例更容易理解一些。如甲本向乙定A标准货品，但乙欺诈以B标准货品充抵（B低于A），而甲实际以B标准货品使用可以满足要求，这时确定绝对无效则不利于交易双方的利益，由甲来决定是变更或是撤销更符合实际情况。
而损害国家利益时，因为国家利益存在主主张主体的问题，不宜由具体行为人决定变更或撤销，所以确定绝对无效。
这种变化可以看作是立法的技术性进步和人性化体现。

④ 民法学包括总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人身权，侵权责任法构成。各个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有不少学生问我，学习民法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却并不好回答。因为它所涉及到的问题，往小的方面说，涉及到民法学在私法领域的一般法性质；而往大的方面谈，则涉及到民法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甚至是关系到市民社会的孕育、成长与构成。前者涉及民法学的内部关系，后者涉及民法学的外部关系。而事实上，除此之外，它还涉及到民法思维及其研究方法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就更加宽泛和宏大了，这里我们先放在一边。

先让我们从民法学内部知识体系谈起。

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Civil Law）是调整私人之间一般社会生活的法律，是私法的一般法。"民法规定的主要内容为权利义务主体（自然人与法人）、财产关系（以所有权、契约及各种交易为中心）、身份关系（以婚姻、家庭制度为中心），以及权利义务的变动。"[1] 因此，传统民法学的研习主要集中在民法总则、物权法、债的关系法（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为主）、亲属法和继承法。过去，研习民法学专业的必修课一般要求有三门，即民法总则、物权法和债法，就是建立在这种基本看法之上的。但我认为，由于民事责任和法律关系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侵权行为法也应该作为一门单独的必修课予以重视和研习。同时，随着近年来人格权的扩张，人格权法也逐渐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从规范内容上看，这些也的确应该成为私法领域中最重要的"普通法"。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国家教育部门最近将民法学学科名称定名为"民商法学"；法院系统也将过去所谓的"经济审判庭"统统改为"民事审判庭"，其实这是对过去盛行的"经济法"观念的一种"矫枉过正"。国家教育部门将民法称为民商法，是意在强调有关商事法的内容并不当然地是"关涉经济的"，也并不当然地就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是要将商事法的内容明确地纳入民法学的研究之中。[2] 自然，民法学与民商法学两说，也并无二端。

德国法学大师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年）说过，"商法是基于个人主义的私法本质，为那些精于识别自己的利益并且毫无顾忌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极端自私和聪明的人而设计的。"因此，"至少在个人主义的法律时代，商法总在不断扮演一般私法的开拓者和急先锋的角色。"[3] 更有甚者，自从1894年德国学者李查（Jakob Riesser，1853－1932年）撰文《德国民法草案关于商法的理念及其影响》提出"民法的商化" [4]（Komuerzialiscerung des buger luheu Rechts）之后，在日本学者的倡导之下，民法与商法相互浸润、交融，甚至在商业社会中大有"本末倒置"之虞。但潜心于具体制度的研习者们却认为，商事法兼有公法的性质："在商事法中，已有甚多公法的规定，例如公司法上之登记程序及各项罚则、保险法中有关保险业的罚则等，已形成商法公法化。"[5]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是一致的：极大的自由导致极度的不安，要求用明确的形式抽象于实质之外，以便利于社会经济和贸易交往；而经济交往的便捷又对交易安全、秩序稳定和公共利益形成一定的威胁。商法就是在个人与社会两极中发展和变化着的。实际上，在洛克、休谟等启蒙思想家开创的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理论中，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私权从来就没有"绝对"过，只不过在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或"本位"的时候，我们将之定位为"权利"，称之为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拉德布鲁赫的这一论断："商法与劳动法构成现代私法两个对立的极点，即个人主义和社会的极点"[6] 。当然，在瑞士民法典出台以后，经过对民商合一问题的长时间、反复地讨论，商法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情形并未出现，而民法沦为私法的"特别法"的危险也已经基本上消除了。但这种现象却提示了我们，即使是在研习传统民法学的时候，对商事法学的学习和关注确实是不可缺少的。

经济法（Recht der wirtschaft，Economic Law）概念为德国学者倡导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高度集中，出现了大量的"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康采恩"（Konzern）等独占或联营的经济形式，这种情况不仅损害了其他的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经济竞争秩序也构成了威胁。于是，各国纷纷出台对经济实行积极干预和统制政策，从而出现了一些经济规制方面的立法。另外也有人认为，这种规模庞大的经济组织的日益壮大，也最终会影响到了平民政治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提出经济法概念的社会背景。不过，由于这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与资本主义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因此虽然它在战时经济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经济法的明确概念和地位一直处于某种未定状态。拉德布鲁赫教授说，"经济法究竟是一个新的法律领域，或者不过是一种法律思想方法在各个领域的适用，尚可争辩。"[7] 但是，在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国家规制经济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促使经济法学在这些国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值得欣慰的是，由于经济法之"独立性"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中关于企业及其经济行为的特别法"[8] ，这与民事主体制度、商法中企业组织及活动（特别是公司法）发生交叉现象，影响到商事法律体系的周延性，而且因为它在本质上不能与商事法进行区别，因而经济法大有"回归"民商法的趋势。

另外，大多数学者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确立了经济法的核心内容――即反垄断法与限制竞争法的法律地位。但在我看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利用了公权力对民事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了干预，但其价值目标依然是为了追求其他民事主体的自由而真实的意思表示，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效的个人主义竞争秩序。商务部最近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3稿）第1条说明了"反垄断"的目的，即"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草拟稿第3条具体列举的禁止垄断情形为，"是指下列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一）经营者之间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调一致的行为；（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三）企业过度集中；（四）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可见，在反垄断法（即与竞争秩序相关的经济法）的价值追求中，同样体现着市民法所蕴含的"私法精神"。说明这些，不是为了跟经济法学去"抢地盘"，相反，是意在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与民法学关系紧密，甚至是密不可分，也是我们不得不研习的内容；同时，它还是我们对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观察和理解的新的视角。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法与私法之间，还存在"社会法"（Sozialrecht，Social Law），例如上面提到的经济法，以及工会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障法等。这种法律观点认为，公法关注的是国家，私法关注个人，而社会法则关注社会本身。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域研究也可以称之为"社会法学"。梅迪库斯教授认为，私法和公法之间存在的实体性质的差异在于：在私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通常是那些自由的、不需要说明理由的决定；而在公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那些受约束的决定。并且，只有在权利被滥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例外的规定。而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将私法中受到约束的那一部分分离出来，单独称之为"社会法"是没有必要的，其后果就是，"大概就难以确定私法中是否存在一些可资明确界定的部分了。因为在私法中，也到处存在着对权利滥用行为的监督审查。"[9] 这种社会法学的提法，不同于我们经常谈到的法学流派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或"社会法学"（社会法律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社会法的产生是国家在社会化加剧以后推行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结果。这里，以社会保险为例，来说明这种社会法产生的情况。1845年普鲁士工业法设立劳工强制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立法的开端。1883年，铁血宰相俾斯麦（Karl Otto E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年）在德国推行《疾病保险法》（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次年颁布了《劳工伤害保险法》（Unfallvericherungsgesetz）。1988年又颁布新法，对公务人员、军人的灾害加以扶助。至1889年另行颁布《残疾老年保险法》（Invalidit?ts und Altersvessecherungsgestz），德国社会保险法的基础奠定。在西方诸国之中，德国向来以保守、注重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其传统，因此这种社会保险政策在19世纪末就基本上确立了。相较而言，其他西方国家，大多数是在20世纪上半叶才陆续推行的。法国的社会保险，肇始于1930年举办的综合性社会保险，如疾病给付、生育给付、残废给付、年老给付、死亡给付等，但最初并不包括失业和劳动伤害保险。不过，其后又逐渐增进，凡65岁以上退职及劳动伤害的补偿，均列入社会保险之列。英国在1912年实施国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及失业保险（unemployment insurance），在1925年又实施国民共醵年金（contributory pension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便将这些保险统合为"国民保险"（National Insurance），并于1946年8月制定《国民保险法》。美国在1935年才有《社会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联邦政府除了资助各州进行失业保险以外，同时进行全国性的老年、遗嘱及残废保险（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ASDI）。日本1927年1月1日施行《健康保险法》；其后，船员保险（1939年）、劳动者年金保险（1942年，现改为"厚生年金"），也相继实施。[10]

当此之时，我国正处在战乱频仍之际，政府无力推行这些社会福利政策。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体制之下，一切仰赖单位和政府，也无需什么社会保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其实，除去行业管理以外，这些社会政策，从法律关系上多涉及雇佣合同、保险合同和损害赔偿等问题，是属于民法学的基本内容，只不过其中有一些特殊的条款或规定而已。[11]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国家教育部门将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也明确地放在了民商法学研究之中。我记得1999年我在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证书上就已经很复杂地进行了这种注释："民商法学专业（含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研究方向）"。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是作为经济法学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事实上也不过是一种经济政策，也应该是作为社会法的一种。当然，理顺这些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即使现在仍然有些模糊、不清晰的地方，研究其中的内容却是民法学不可忽视的部分。

环境法学和科技法学是较为独特的两个学科。从自然资源所有和利用、环境侵权与救济的角度来说，作为民法学的一个分支，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了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公共利益，像2003年9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12] 第3章对建设单位附加一些社会义务，也并非有碍私法本身的性质。最近，我们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法》的建议，认为气候资源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13] 但是，在这些相关规范中，不少是行政性规范。而且，有大量的诉讼（特别是集团诉讼）问题，杂揉其间。这是我们在理解环境法学的时候需要有清醒认识的。同时，国家教育部门对这个学科的正式定名为"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其目的是出于对日益恶化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政策。

在科技与法律问题的讨论中，各国政府都以科研自由和促进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宗旨。我国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也是意在推行科技发展的促进政策。在最近参加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法制建设研究中，我建议考虑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基本法》。不过，无论这个建议是否被采纳，一种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发展纳入国家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框架的新的发展观，将日渐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之中，而且会见之于不久的将来。例如，我认为，即使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中，我们也要树立一种大的科技安全观和发展观。比如对于国家信息安全问题，要像2000年《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构想》[14] 一样，突破了传统消极信息安全观的狭隘内涵，着眼于各种利益――即个人、社会、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平衡，建立了积极信息安全观和信息安全保障的理念。从宏观上，将公民权利、信息产业、政务公开和信息系统等与信息安全和信息安全保障相关的内容整合起来，不仅符合信息社会发展的特征，也反映一个走向权利时代的新的价值取向。这种变化体现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指导思想上，即由过去的"管理法"向管理、指导、服务相结合的法律保障体系转变。其实，科技发展中也同样存在技术犯罪，但由于其间没有多少特殊的法律上（――多为技术方面）的问题，而国家颁行中小型企业技术促进法、国立科学研究组织法、风险投资基金法、科技创新条例等，以及网络侵权、电子合同和基因隐私等问题，实则是属于民商事制度的延展。作为一种国家促进科技进步的社会政策，也可以纳入"社会法"的谱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家教育部门将这一学科纳入了行政法学的范围，另外一些关于技术证据的问题纳入了诉讼法学。这种考虑，大约也是因为早期科技法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行政性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但近年来的科技法学研究正在逐渐改变这种现象。

知识产权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新型学科。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为知识产权是否具有"国家授予性"和行政法特征进行争论，基本上确立了其权利性质为私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但是，其中所涉及到的行政审查（特别是一些实质性审查）和程序性规范，确实是令研习民法学的人感到一些不适应或难以理解的现象。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是强调知识产权与传统财产权的统合，试图建立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新的财产权权利体系；一是强调知识产权法的独特性，试图在权利客体、内容、方法和价值取向方面寻找知识产权法的独立品格。另外还有一个引起政府和企业高度关注的问题，就是国家或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这个问题更多地涉及国家促进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政策，应该是科技法学（或社会法学）研究的问题。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能够形象地说明两者的关系。科学技术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两位官员在一起聊天，科技部的仁兄说，"如果我国科技创新不够、产业技术发展乏力、专利申请少，国务院就要打我们的板子；如果我们知识产权法制不健全、专利申请审查有问题，那么国务院就要打你们的板子了。"这话虽然不一定十分符合法治原则，但大致意思也即如此。

尽管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特别是由于TRIPS的影响），知识产权法在财产和贸易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知识产权所具有的身份性质，不应该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忽视的问题。而且由于知识产权在财产法和身份法两个方面的特点，比较契合传统民法学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知识产权法学一直是作为民商法学专业下的一个研究方向。诚然，最近知识产权法学者们（特别是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的一些学者）提出要将知识产权法学作为法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独立于民商法学之外（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还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倡议和呼吁），甚至是上海市提出"知识产权兴市"战略、并试图将知识产权作为与法学一级学科并列的一个学科，但是，这种学科本位主义和国家或地方发展战略不会影响到民法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内容和构成。

民事交往中的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往往称为"国际私法"问题。其中，其基础性规范为冲突法规范。在时下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讨论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晚近国际私法的集中化的发展趋势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保留国际私法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设专篇专章的立法形式；另一种是制定专门性的国际私法法典，即法典化。韩德培先生建议不纳入民法典而单独进行"法典化"，并主持了起草了"国际私法示范法"，六易其稿，凡5章166条：总则；管辖权；法律适用；司法协助；附则。[15] 国际上采取这种模式的，典型的有瑞士、罗马尼亚、意大利、列之敦士登和突尼斯等。但我国2002年12月提交人大审议的民法草案并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这也是许多国家采取的一种立法模式。诚然，立法与学科研究是有区别的。这种讨论，也不影响民法学必须对此予以研究。就我个人来看，"从具体内容上看，国际私法不外乎包括法律适用、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三大部分，这些都是民事法律适用的基本规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早先的国际私法方面的立法大都是散见在《民法典》或单行的民事法与商事法之中。即使是今天国际私法领域出现了集中化的发展趋势，而其中之一的立法形式仍然是在《民法典》中设专篇专章规范，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国民议会1991年12月18日通过的新的《民法典》第十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1992年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篇等。"[16]

大家听了我的这些观点以后，可能会觉得其中有一点、甚至是含有不少"学科沙文主义"的味道。其实我只是想说明，在民法学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中，需要研习的内容非常宽泛。而且，事实上我还只是从一个横断面说明了民法学的知识结构问题，如果我们从纵向来看，它还包括我们习惯于将它们看成是历史学范畴的法律史问题（特别是罗马法）。关于私法史，既是民法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又是一种方法论的学问。就我个人的观点，仅从横断面或平面的角度来看，民法学的内部知识结构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当然，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划分，并不表明民法学内部就存在这样一个泾渭分明的知识体系，它们之间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彼此交叉或游离于这一框架之外的现象。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从民法学的角度出发，厘清相关学科关注的方向和视角，并为民法知识的梳理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甚至是可以进行批判的坐标。如此而已！

一、 传统民法学

（一） 民法总论

（二） 人格权法

（三） 亲属法

（四） 继承法

（五） 物权法

（六） 债的关系法总则

（七） 合同法

（八） 侵权行为法

（九）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二、 商事法学

（一） 商法总论

（二） 公司法

（三） 票据法

（四） 保险法

（五） 金融法

（六） 证券法

（七） 海商法

三、 知识产权法学

（一） 知识产权法总论

（二） 专利法

（三） 著作权法

（四） 商标法

四、 经济法学

（一） 经济法学基础理论

（二） 反垄断法

（三） 反不正当竞争法

五、 社会法学

（一） 社会法学基础理论

（二） 劳动法

（三） 社会保障法

（四） 环境法学

（五） 科技法学

（2003年11月12日初稿于武汉；同年12月28日修改、定稿于北京）

作者简介：易继明，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私法》编辑部主编。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1] 施启扬：《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6月增订10版，第1页。

[2] 我国台湾学者对我们过去的学科划分和研究内容，几乎形成了一种普遍看法："商事法系指一切有关商业事务的法律。由于商业事务涵盖于各类型企业的经济生活之内，故有以经济法替代传统上商事法的名称者，举凡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等，统称为经济法，如中国大陆是。"参见刘渝生：《商事法》，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再修订初版，第1页。

[3] 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2－73页。

[4] Der. Enfluss. Haudelsrechtlicher Ideen, auf den, Entwurf, eines burger-lichen Gesetzbuchs fur das. Deutsche Reich, 1894.

[5] 刘兴善：《商事法》，台北：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第3－4页。

[6]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6页。

[7]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页。

[8] Kaskel, Gegenstand und Systematisher Anfbau des Wirtschaftser echts als Rechtsdisziplirs und Lehefach. JW. 1926. S. 11. ff, insbes S.12.

[9] 参加〔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7－11页。

[10] 参见何孝元（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六册•法律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6月初版，第172页。

[11] 例如，拉德布鲁赫教授认为，劳动法以民法的思想取向为前提条件。但是，民法单单规定了具体的缔约人和具体的劳动契约，对企业的联合一致也毫无所知；劳动法不同于抽象的民法，它把人具体化为企业主、工人、雇员，不仅有个人，还有工会和企业，不只有自由订立的契约，还有构成所谓自由契约背景的重大经济上的权力斗争。因此，"劳动法的特征恰恰在此：更接近生活真实。"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81页。

[12] 2002年10月28日9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同日，第77号主席令颁布。

[13] 这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中科技发展法制和政策研究专题组"未来20年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课题研究（本人主持）的子课题研究报告成果。专题组组长为罗玉中教授；子课题报告人为国家气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志强高级工程师。

[14] 该《框架》于2000年6月23日由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通过，2000年9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批准发布。该《构想》分为4部分共11章，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或称"概念性的文件"）。《框架》虽然是基于发展本国信息产业和避免对国外计算机、电信技术装备以及软件的依赖，但实际也是在信息领域实现俄宪法中关于公民私生活、个人机密和书信秘密不得侵犯等规定。在西方国家的信息安全领域，一般也要将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如隐私权、言论自由等）与政府政策的信息安全、信息系统的安全，以及保障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例如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立法，从1970年年代就以欧美为中心展开了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1995年10月发布《个人隐私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白皮书，它就比较全面地阐发了利用市场机制保护个人隐私的新思路。

[15] 参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6] 易继明：《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2卷/总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8－29页。
易继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教授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什么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子法即部门法。

各部门法都是宪法的子法，但它们与宪法的距离和联结点却是不一样的。宪法性法律距宪法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是宪法之下各部门法系统中最庞大的法群，宪法对其主要是一种理念与原则的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调整的是宪法领域之“外”的私权利关系。

⑥ 如何理解民法总则立法目的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已经获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自10月1日起施行。如何理解民法总则的目的和制定依据呢？民法总则第1条对此作了阐述，其中规定：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该条的规范对象是民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根据。该条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第1条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但民法总则第1条根据近40年来民法观念发展和实践经验作了必要完善，总体上更具有清晰性也更具有限定性。

立法目的和立法根据是既相互区别又紧密相关的问题。立法目的是立法追求的价值目标，立法根据则是立法近前的直接依据。立法目的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立法价值根据。多数国家民法典并无此项规定，通常只在学说上倡导公法私法的区分，并明确私法的目标是维护私人利益。但是，我国作为民法后发国家，在民法中宣示立法目的和根据，与宣示调整对象、基本原则等一样，有着独特的意义，即具有宣示民法的作用。

首先是立法目的，即“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从目的出发点来看，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与《民法通则》原来规定比较，用“民事主体”表述替代过去的“自然人、法人”表述，因为民法总则对于民事主体类型规定更加多元化了，除了自然人和法人，还包括非法人组织等。民法在目的上具有权利法性质，其出发点是保护民事权益。当然，民法在目的上本身不只是被动地保护权利，本身更具有积极地明确或确认权利的要求，所以在此“保护”一词不宜孤立解释，必要时应该延伸到以包含“明确和确认”权利为前提。以明确和保护民事权益为目的，这说明民法的立法功能是赋权保障，因此民法主要为授权性立法或任意法，区别于以命令性立法为特点的刑法和行政法。

第二，从目的效果来看，是“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相比《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删除了“调整民事关系”前面的“正确”二字，添加了“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表述，并将过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修改表述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还增加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民事权益，在目的效果上，应发挥调整民事关系的效果，这是最直接的效果，结合保护民事权益的出发点理解，这种对于民事关系的调整是以保护民事权益为中心的，保护民事权益既是调整目的，也是调整手段；也应当发挥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观效果，这些效果和调整民事关系的一般效果相比，更具有整体性，因此体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要求，使得我国民法在立法目的上具有将调整民事关系与维护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以及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整体兼顾的限定效果。

其次，是立法依据，即“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新法没有继承《民法通则》的原来表述，而是进行了修改简化，使用了更加明确也更加限定的一种表述。从文义解释上，指宪法是民法的制定依据，既指宪法是民法的立法权力和程序上的依据，也是民法的制度内容上的依据。在民法根据上，应当有一定的开放性，宜引入体系解释观，将前面的目的表述和“根据宪法”表述结合起来，将目的要求视为立法价值依据而纳入理解。

⑦ 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分别具有什么历史意义

《民法通则》的诞生与实施，对我国社会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要者有三：
（一）填补了我国民事基本法的空白，为市场经济运转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原则与制度。 （二）促进了立法战略重点的转移 《民法通则》诞生和实施后，国家立法的战略重点已开始转移。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正式奠定了国家立法新的趋向的基础。在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立法效应，它为即将开始的民法体系的立法拉开了序幕，使国家立法逐渐地转向私法这一重心。
（三）在根本上促进我国法制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 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国家担负了太多的社会任务，不得不用庞大的行政机关体系贯彻已由国家制定好的统一的资源配置计划和管理具体的生产交换过程，而广大的公民和经济组织则处于十分被动的被支配状态。这时的治国手段不可能不主要的是行政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把应由社会担负的任务交给了社会，由民事主体在民法法制的范围内自主地去完成，国家则主要是从事宏观调控和间接管理，《民法通则》的诞生与实施，为我国治国手段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