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民法

① 拿破仑的民法典的意义和影响

拿氏对于法国《民法典》之制定既煞费苦心，他对于其推广传播，自亦不遗余力。凡氏武力所至，莫不《法典》随之。一方面，这固且是由于拿氏对于他的《法典》之优美完备有极端之信仰；它方面，他却也想藉法律之统一来保障他武力侵略的胜利。这种由于被动或压迫而采用《拿破仑法典》的国家，可以分为下列三类：

第一类是《拿破仑法典》施行时已属于法国版图者。这里面包括比利时(Belgium)、卢森堡(Luxemburg)、巴纳丁各国(Palatine States)、菜因普鲁士(Rhenish Prussia)、吓茜打姆斯达(Hesse Darmstadt)；以下均在莱因河(Rhine R．)之左岸。此外，尚有日内瓦(Geneva)、沙埃禾(Savoy)、裴德茫(Piedmont)及巴马(Parma)、裴亚缠差(Piacenza)、二伯域(Duchies)。

第二类是由于拿破仑武力之征服而奉行其法典者。这里面包括意大利(1806年3月15日起)、荷兰(1810年10月18日起)、汉西亚诸城(Hanseatic cities，1810年12月13日起)、勃格大伯域（Grand Duchy of Berg，1811年12月17日起）。

第三类是在拿氏威胁之下，自动采用其法典者。这里面包括韦士费利亚(Westphalia)王国(1808年1月1日起，是时Hanover已合并为王国之一部分)、巴登(Baden)、佛兰克佛(Frankfort)、那梭(Nassau)、渥梭(Warsaw)、诸大伯域(Grand-chies)、瑞士之某几省、坦屹(Danzig)自由城、依里利亚(Illyria)王国及奈汨（Naples）王国。

十九世纪是国家主义的时代；国家统一及国家复兴之种种运动，均曾如火如荼，再接再厉，并且都产生了光明灿烂的结果。在欧洲，有德意志、意大利、比利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希腊六国之勃兴。在南美州，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各殖民地曾得北美合众国之帮助而独立成为十五个自主国。在东方，日本、暹罗、士耳其及埃及四国都竭力摹仿欧化，冀自置于现代国际团体之列。以上二十五个新兴的统一国家，其人种及政体虽多不同，但她们却都曾努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整个的民法典。这种以统一的、整个的法典来划一全国之法律生活或保障国内之政治统一的观念，可说完全是受了《拿破仑法典》的激刺、鼓励或暗示。这是《拿破仑法典》最重要、最根本的贡献。只此一点，它对于那些国家的影响已经是不小了。除此之外，各国民法典在内容上和技术上受了《拿破仑法典》影响的为数也很不少；但是她们的影响之程度深浅却不一致。我们可将她们分为下列三类来讲：

第一类是拉丁民族的国家。这里面包括南美洲的十五个共和国，比利时、罗马尼亚、意大利、西班牙、塞尔维亚（Serbia）等国。这些国家的民法典受《拿破仑法典》的影响最深，有的几乎完全抄袭，连文字都没有多大的改变。例如拿氏法典第七条是："私权能力与公民资格无关。公民资格之取得及保有，须依宪法之规定。"罗马尼亚民法第六条是："私权能力与公民资格无关。公民资格之取得及保有，须依本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巴西民法第三条是："关于私权之取得及享有，外人与公民同等待遇。"又如拿氏法典第八条是："凡法国人均享有私权。"罗马尼亚民法第七条是："凡罗马尼亚人均享有私权。"巴西民法第二条是："凡人均有私权及私义之能力。"其酷似之处，可见一斑。

第二类是日尔曼民族及斯拉夫民族的国家(如德、瑞、奥、荷等)。这些国家对于编纂统一法典之热忱颇不一致；对于拿氏法典之摹仿心，亦较淡薄。这固且是由于民族文化之不同，然而她们对于拿氏和法国感情之恶劣，亦未始不是重要原因。是故她们不编纂统一法典则已，编纂则宁以普、奥两国的《民法典》为样本。所以《拿破仑法典》对于这些国家的影响，可说是微渺而且间接。然而我们决不能说它不存在。即如与《拿破仑法典》"分庭抗礼"的德国《民法典》，它关于"动产所有权之占有取得"和"所有权及占有权之契约转移"两种制度，却都放弃了其本国历来的习惯法而采取《拿破仑法典》上之规定。

第三类是东方各国。这里面，以希腊受《拿破仑法典》影响最深。她的《民法典》摹仿拿氏法典之程度决不在南美各国之下。例如希腊民法第九条是："私权之享有与公民之资格无关。公民资格之取得及保有，须依《宪法》之规定。"第十条是："凡希腊人均得享有一切私权。"我们试把它们同拿氏法典第七、第八两条比较一下，便知其"惟妙惟肖"了。土耳其1869年之旧《民法典》(即所渭Mejelle)原是冶宗教习惯和法律制度于一炉。但1924年5月1日颁布的新《民法典》则曾把宗教成分废除，而竭力摹仿《瑞士民法典》。它受《拿破仑法典》的影响，可说是很小。埃及在1874年设立"混合法院"(Mixed court)的时候，便用的是法国法律。1883年她被英人占领时，法国法仍旧存在。英人虽屡欲更改，然均无甚成效。故今日埃及之私法可说仍是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其实，埃及今日一切的文化、制度似乎都和法国最相接近，固不仅法律为然。日本在1870年明治维新的时候，其政府曾正式命人把《拿破仑法典》译为日文。1880年并请法人布赏那德(Boissonade)氏撰拟《民法草案》。布氏的草案多半是根据拿氏法典及其后之修正案。该《草案》在日本实际上几乎生效了十六年，因为它虽非正式的法律，却被当时一般法官当做"法理"或"原则"看待、援引。同时英美法亦为日本学府(尤其是东京帝大)所讲诵，而所谓"英美派"亦应时而生。当布氏《草案》1890年将交国会通过的时候，"英美派"坚持异议，遂酿成所谓"法国派与英美派之争"。然1896年《日本民法典》颁布时，其内容已非法国法，亦非英美法，而为德国法了，但这并非出人意料的事情，因为那时的日本对于德国的文物制度已经是醉心倾慕，竭力效颦了。至于我国民法典的编制，大都是参考日、德及瑞士法典，受《拿破仑法典》的影响似乎很少。

智利法学家阿鲁凡勒茨(Alvarez)氏尝说，《拿破仑法典》所引起及代表之法典编纂运动，对于英美法之法典化和国际法之编纂均有影响。诚然，自某种意义言，阿氏之说并非全无真理，但是那种影响未免过于微渺，我们暂不具论。

从上面看来，《拿破仑法典》除了对于十九世纪法典运动有一最根本的贡献之外，它在内容上及技术上曾经直接发生过影响的，不下二十余国。至于间接受过它底影响的，更是不胜枚举。然考其所以能影响如是之大的原因，我们约可举出下列数端：

(一)《拿破仑法典》不但是当时惟一之重要民法典，而且是以整个法典去统一全国民法的首次成功。因此，各国不编纂民法典则已，编纂则几乎必须以《拿破仑法典》为模范。固且，普、奥二国的民法典之产生也还很早，且有相当的完善，然而因为那时的普、奥都是小国，故不能如《拿破仑法典》之易引起国际之注意。

(二)《拿破仑法典》之形式及内容均甚完备，它的编制又是取法当时欧人所习诵的盖氏《法学阶梯》，故易受欢迎。

(三)《拿破仑法典》之文字为法文，而法文在十九世纪几为国际间之普通语言；所以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

(四)《拿破仑法典》是以时代最伟大且最受崇拜之人物(Napoleon)而命名，故易引起人们之景慕、注意。

(五)《拿破仑法典》自命为最合理性，且最富于平等观念及普遍性。因此，它不但能合十九世纪之时代思潮，且易为各国所仿慕、效法。

(六)法国在革命后，教育上有极大的改革，尤其是大学教育方面。由于这种的改革，法国大学之法律教育遂特别发达，几执全欧之牛耳。他国负笈来学者，为数甚多，这点对于《拿破仑法典》之推广，亦不无关系。

② 下列有关民法的性质概括

性质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根本属性。

⑴民法性质无疑应是其与他法律相区别的根本属性体现。但民法历史悠久，体系庞大，内容纷繁复杂，要概括出其根本属性并得到普遍认同，确非易事。可以说，学界至今对民法性质具体表现尚无公认的定论。有的认为民法本质应反映为市民社会法、私法、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法、实体法。

⑵有的认为民法性质是国内法、私法、普通法、实体法。

⑶有的认为民法是权利法、私法（原则上）、市民法。

⑷而更多的大陆法系学者仅强调民法是私法。何况，在我国大陆对民法性质研究始于20世纪末，

⑸之后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的确，一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的属性可从不同角度切入评析，但若要揭示事物的根本属性，则应紧紧抓住该事物内在固有属性予以考量。事实上将民法性质定位于国内法、实体法、普通法、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法，均无法反映民法独有属性，如普通法与特别法实质是适用依据问题；又如凡法律均应是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法，只不过不同法律侧重点不同而已。因此，深究民法性质，应以市民社会法（或称人法）、私法和权利法等民法独有属性人手。以下就这三方面及其关系分述之。

民法性质的具体表现形式

1．民法为市民社会法。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一般都是以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通过对人的行为调整，以达规制人的行为之目的。但当出现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后，人在群体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不同了，这也就产生了法律对人在不同情形下的不同要求。譬如，在政治国家，人被称为公民，法律对公民的要求是强调奉献，一切听从国家召唤。而在市民社会中，人被称为市民（行为主体最初是自然人，以后才有法人等），则具有自利性，受利益驱动，为生存而努力。法律将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称为“经济人”，通常对其提出不得为恶的“毋害他人”的较低要求，而不以道德和宗教“爱你邻人”为标准。但为追求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和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尽力达到社会和谐团结的目的，法律亦会对“经济人”加以限制，要求当事人“爱人如己”，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处理他人事务，如无因管理等。⑹法律对人的不同要求，必然使之所规定的内容、涉及的利益以及逻辑起点等有所不同。为此，我们将以市民社会中经济人之间形成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并以人为出发点，以规制人的行为和关怀人为其终极目的，亦即将使命定位于确定和保护合理人性的法律，称为市民社会法。

那么，为何仅将民法定为市民社会法呢？关键在于民法调整的人（行为主体）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人。这须从法律、经济和人性三方面进一步说明。这是因为，法律的背后是经济，经济的背后是人性。⑺具体地说，首先，在所有法律中，唯有民法将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将平等原则作为贯穿于民法始终的基本原则，以体现平等、自由和博爱精神为其最终目标。其次，民法重视当事人地位平等，迎合了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需要。市场是各种不同主体间不同商品（实质上是不同利益）交换的总和。商品要在市场交换，前提是有人将该商品带到市场，且他对该商品可直接支配；不同商品的交换必然应取决于双方的合意，而达成合意的基础是当事人地位平等。这用民法术语表达，即表现为人格或能力、所有权和契约。因此，人格、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等制度是民法的精髓所在，自民法产生以来无论如何发展变化，这些内容则始终被保留。这也表明民法演进与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最后，民法关注平等是人的本性使然。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主义强调“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但其未回答人为何生而平等。事实上，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其有意识，有独立意志。意志虽属主观范畴，但不同个体的意志是各自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独立和自主的，任何个体的意志都无法直接支配其他个体意志的实践或形成却是客观的，体现了天然和固有的平等关系。⑻同时，人的“理性”，不仅是人类认识可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类识别道德要求并根据道德要求处世行事的能力。在康德看来，道德要求的本质就是理性本身。人类的绝对价值，即人的尊严，就是以人所有的这种能力为基础的。⑼因此，意志独立，即在意志实践或形成时不受他人干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所在，每个人要受到别人尊重，必须先尊重他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要求。“人生而平等”所体现的人格可称为自然人格，由法律赋予并调整的主体资格是法律人格。正因民法所确认的法律人格是强调当事人地位平等，故与自然人格相接近。⑽换言之，确认当事人地位平等并尽力让其独立意志得以充分体现是市民社会独有现象，而民法又恰是以此为己任，这是其他法律制度所不具备的。

2．民法属私法。法律区分为公法与私法，是自罗马法以来西方法律史上源远流长的分类，但分类标准众说纷纭，且各说均有利弊。目前，特别法规说（即国家或机关以公权力主体地位作为法律关系主体所适用的法律是公法，对任何人皆可适用的法律是私法）旨在克服其他各说不足已渐受重视。⑾尽管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标准存有争议，但其区分意义不容忽视。具体实益如下。

其一，可大致分清公与私两条主线，即以国家为公，则人民为私；以政府为公，则社会为私；以行政为公，则民事为私；以政治为公，则经济为私；以团体为公，则个体为私。由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正确理解民法的精神，协调好“公”和“私”的利益。⑿故可将民法、公司法、票据法等定为私法，与私法相对应的公法，可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刑法等。
其二，可认清公法与私法在实体法上的基本特性。一般在私法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决策自由。即通常不需要说明理由即可自由决定，具体以契约自由和权利行使自由为支柱。而公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受约束的决策。即法律对大部分决定都作出了具体详尽的明确规定，对决策自由进行严格限制。这是因为，国家或国家机关因拥有权力而实力远在个人之上，如对此不予限制就会使之过于极端而无法忍受。此外，在私法范畴，每个自主决定者都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而在公法领域中，决策所生法律后果都不归属于决策者。⒀
其三，可明确公与私不同的救济程序和调整手段。⒁即在我国，私法纠纷由民事审判庭管辖，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公法案件则由刑事或行政审判庭管辖，适用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而且，在公法中应体现国家的直接干预，而在私法中则应体现国家的间接干预。也就是说，对私的利益纠纷，国家原则上不直接干预，主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只有在当事人不能协商解决时，才由司法机关以中立者的身份出面予以裁判。
其四，为处理公法与私法的并存关系明确方向。即当公法和私法关系并存时，如强调公法优位，将私法包含在公法中，实质上是专制国家的法制。
在现代法治国家，应遵循“有疑义时为自由”的原则，强调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国家政府无法律明文规定，无重大正当事由，不经法定程序不得干预或限制。因此公与私关系冲突时应体现私法优位。⒂
由此也说明，划分标准的争论，或有公与私融合的现象，甚至有人反对公法与私法分类，也不影响将民法定为私法。
民法旨在规范私人利益，以平等为基础，其主体非基于公权力的地位，且对任何人皆适用。⒃但应注意，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须将任何法律均作此划分，⒄更不是在任何法律秩序中均存在此种划分。⒅

3．民法是权利法。民法是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学就是权利之学，将民法称为权利法似乎不言而喻，这也许是多数学者在论述民法性质中未提及此点特性的原因所在。该性质可从如下方面得到证实。⒆

首先，就民事立法的体系而言，民法的一切制度都是以权利为轴心而构建。譬如，民法规定了民事权利主体和客体的范围；规定了民事权利的种类，如各种人身权和财产权及产生原因（各种法律事实）；规定了民事权利的行使方式（如可代理行使）及权利行使的限制，包括实质限制（如权利不得滥用等）和时间限制（如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等）；规定了权利转让、保护方式及民事责任等。诸如此类均说明民法基本是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形成。

其次，从民事立法的法条性质来看，是任意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居多。⒇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即肯定被授权者有完成这样或那样积极行为的权利）与禁止性规范或强制性规范不同，前者注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强调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精神；注重鼓励民事主体积极主动参与民事活动并对此予以引导。后者则体现为主体不为或必须依法定方式为一定行为的义务，重在对民事主体行为的限制。二者立足点的不同，决定了民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法规范都是任意性和授权性规范。

最后，就民事立法目的而言，它是实现人权的手段。人权作为人的应有权利，只有由制定法加以规定才能变为现实权利。民法中规定的人身权（如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和财产权（物权、

③ 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关系

市民法是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法律,即平等的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是现代民法的始祖.
万民法,调整的是包括了埃及人,高卢人等等"外国人"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调整范围的不同是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古罗马“自然法” 、“万民法”意义及关系考

“法”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空有着不同的含义；从特定历史背景出发，去理解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法”的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本文试图从西方法律史的二元观传统中去探求古罗马法中“自然法”、“万民法”及“市民法”的各种不同的含义，澄清相互之间的区别，并尝试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释。

一、 西塞罗对古希腊自然法思想的继承

最早提出“自然法”一词的是赫拉克利特（约前5世纪），他认为：一切人法受哺于神法。自然法学说由此发端，遂历经希腊罗马、中世纪、和近代古典三大时期。考夫曼教授认为：这三大时期的自然法存在以下三点基本共性。第一、自然法是不变的和普适的，适于一切时间和一切人；第二、借助理性，自然法是可认识的；第三、自然法不仅是实证法的标准，而且在后者与其相悖时取而代之。[1]当然，这三点共性也非以同样的程度一以贯之于自然法的历史，在其各个阶段这些共性得到不同的彰显。

在历经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后，斯多葛派哲学最终完成了对“自然法”概念的塑造。斯多葛哲学以“自然”为核心，强调自然是支配性原则，其本质具有一种理性的品格，因此，自然法就是理性法(law of reason)，能为人类所认识；自然法也具有普遍性(common law of nature)，适用于一切人，这一特征恰应了斯多葛哲学家的终极理想——人们作为世界公民在“世界国家”(a world-state)里平等地生活。

希腊随着内战的消耗和外敌的入侵而逐渐衰败，富于实践精神的罗马人用鲜血和汗水促成了罗马的兴起。在法学界，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可谓罗马人的开山鼻祖，正是他为后来鲜有哲学情调的罗马法学注入了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精神。在其名著《国家篇》中，西塞罗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自然法思想：

真正的法律是与本性相合的正确的理性（nature）；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他以其指令提出义务，并以其禁令来避免做坏事。此外，它并不无效地将其指令或禁令加于善者，尽管对坏人也不会起任何作用。试图去改变这种法律是一种罪孽，也不许试图废除它的任何部分，并且也不可能完全废除它。我们不可以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决定而免除其义务，我们也不需要从我们之外来寻找其解说者或解释者。罗马和雅典将不会有不同的法律，也不会有现在与将来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种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法律；对我们一切人来说，将只有一位主人或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种法律的创造者、宣告者和执行法官。无论谁不遵从，逃避自身并否认自己的本性，那么仅仅根据这一事实本身，它就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即使是他逃脱了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惩罚。[2]

由此可见，西塞罗继承了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确证了上帝作为自然法创造者的权威。自然法的普世性和高级法特征在他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不仅如此，西塞罗还首创了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概念，[3]他说：“… … 因此，我们的祖先认为，万民法和市民法是有区别的：市民法不可能同时是万民法，但是万民法应该同时也是市民法。”[4]这一经典论述不但间接地确定了市民法和万民法的外延，而且为下文对两者关系的厘清奠定了学理渊源。不过分地说，后世罗马法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大多围绕西塞罗的理论而展开。

二、盖尤斯的二分法及学理思考

盖尤斯（约130—180年），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他是这样论述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关系的：

所有受法律和习惯调整的民族都一方面使用他们自己的法，；另一方面使用对于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法。实际上，每一个民族都为自己创立法，一个城邦的法就是这种法，它被称为“市民法”，可以说它是该城邦自己的法。自然理性在所有人中创立的那个法，由所有人平等遵守，它被称为“万民法”，可以说它是对所有民族都适用的法。[5]

公元前242年，罗马首度出现了外事裁判官，其主要职责是裁判罗马人与外邦人及外邦人之间的案件。其时，陈旧、僵硬的市民法已远远不能满足正在不断对外扩张的罗马帝国在解决外邦人在罗马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的要求，外事裁判官遂根据自然法的一般原理处理纠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反映罗马与与其有交往的异邦异国所共有的法律制度所组成的一个规则体系，罗马法学家称其为万民法。此即万民法的第二种含义——实践层面的外民法，后世所称万民法，通常就在这种意义上使用。[6]

那么，盖尤斯究竟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万民法”一词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时间上讲，盖尤斯不可能不受到万民法制度的影响，他似乎是在描述一个业已形成的制度。而如果单纯从上文所引盖尤斯论述的文本意义来分析，他又似乎在重申前人西塞罗的主张。

后世学者在理解这一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依梅因的说法，是先有了万民法的具体制度，而后经古罗马法学家运用衡平的手段，将万民法制度与自然法联系了起来，赋予了万民法的理论意味。[7]凯利也持类似的看法，他甚至将这种作法的渊源追溯至西塞罗，指出其实证主义的一面，并认为西塞罗使用的实践性的“自然”概念在后世的罗马法学家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终丰富了万民法制度；而对于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观念，仅仅是盖尤斯对“这一全然实践性的法律成长”套上了“比较研究的虚幻光环”和法学家偶然地给与其哲学意蕴罢了。[8]

但是，我们不难在梅因和凯利的论述中发现一些纰漏之处。他们都没有明确区分万民法的两种意义，这是他们所犯错误的认识论前提。梅因说：“所谓‘自然法’只是从一个特别理论的角度来看的‘万民法’或‘国际法’。… …它们之间的差别完全是历史的，在本质上，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区别。”[9]不难看出，梅因依然没有区别两种意义上的万民法，而是用“特别理论”这个语义含混的词描述了自然法与万民法的模糊关系。[10]凯利的错误如出一辙，他正确地指出了罗马法学家发展万民法的一面，但由于忽视了万民法的理论意义，从而做出了“不能将万民法定位或归入到自然法中的唯一例外是奴隶制度”这个看似正确实则没有完整透视万民法的结论。[11]

相比之下，尼古拉斯教授的观点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耳目一新。他认为：在盖尤斯的划分中，万民法与自然法同义，此即万民法的理论意义；无非是自然法侧重于强调法来源于自然原理，而万民法重在强调法的普遍适用。[12]当然，尼古拉斯并未忽视万民法制度的存在，他这样论述万民法两种意义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知道‘万民法’（指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引者注）这个词是如何应用于这套法（指实践意义上的万民法——引者注）的，或者有关的哲学观念对它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在盖尤斯时期，这个词，就像前面论述过的那样，在哲学和理论意义上都被使用，而且在这两种意义上，它都涵盖着除人法和继承法以外的大部分法。”[13]

因此，笔者认为：业已存在的万民法制度对盖尤斯是肯定产生了影响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盖尤斯就不能就此展开理论上的发挥，何况早先已有西塞罗的创举？至于两种意义的万民法之间，是否真能条分缕析，也许正如尼古拉斯所言：“罗马人从来不在实在法（即实际应用的发）与应当订立的法之间做这种明确划分。”[14]抑或对这一问题更精致的探讨，须等到与乌尔比安的说法展开比较后，我们才能有更加明晰的认识。

三、乌尔比安的划分法及相关争论

乌尔比安（约170—228年），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与前人不同，乌氏给出了一种异于通说的自然法定义：

自然法是大自然传授给一切动物的法则，也就是说，这个法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而是生活在陆地和海洋的动物包括飞禽所共有的。由此而产生我们称之为“婚姻”的男女结合及其子女的生育与繁衍。我们可以见到其他动物包括野兽也都精通这门法。[15]

在他那里，万民法与自然法是有区别的，因为自然法是所有动物共同的法，而万民法仅仅是人类自己的法。[16]乌尔比安的这一划分，开启了以后罗马私法关于法的分类的争论，即所谓盖尤斯“二分法”与乌尔比安“三分法”之争。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乌尔比安之所以区分自然法和万民法，是因为前者否认的奴隶制度为后者所包容；故此，二分法有别于三分法。[17]一直以来，我国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多都是就事论事的介绍性文字，而甚少学理探讨。这里，笔者尝试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须明确的是：盖尤斯的“自然法”概念与乌尔比安的“自然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乌尔比安的“自然法”概念异于通说早就成为学界共识。对此，博登海默在引用利维（Ernst·Levy）的话时曾说：“这种由任何动物共同构成的法律共同体，不仅对于西塞罗和斯多葛学者来讲是闻所未闻的，就是现代学者也不认为这种观点是古典法学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18]

其次、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论述万民法两种含义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理论意义上的万民法与自然法一样，具有强烈的普世性特征。在信仰斯多葛哲学的罗马统治者那里，这一特征刚好迎合了他们建立世界国家的愿望，在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万民法的发展历程中，理论意义的万民法为外事裁判官们提供了一个哲学上的旗号，使得实践意义上的万民法的法律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对此，著名自然法学家登特列夫作出了非常精辟的评价：“在他们（指罗马法学家——引者注）眼中，自然法并不是一套完整而现成的法规，而是一种诠释的手段。在使人定法适应于不断变迁的客观情况之历程中，在使一个国际文明（或毋宁说是超国家的文明）之法律体系日益精良的历程中，自然法与国际法一起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19]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观念性万民法与实践性万民法的区别。一言以蔽之，前者在观念上适用于世间之芸芸众生，而后者主要针对罗马及周围与罗马发生实际关系的地中海国家的人而言。

综上所述，不仅“自然法”概念在盖尤斯和乌尔比安那里是不同的，就连他们两人使用的“万民法”也存在些许的差异。盖尤斯的万民法，大多是观念性的；而乌尔比安的万民法，实践性色彩较浓。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乌尔比安承认奴隶制的万民法招致自然法[20]的否定，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四、奴隶制度——争论的焦点与实质

乌尔比安的这段话让人再熟悉不过：“就市民法来说，奴隶被认为不是人；但是根据自然法，情形便不同了，因为自然法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21]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法学家弗洛伦提努斯（Florentinus）的一段话：“奴隶制是万民法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同自然背道而驰的——因为根据这种制度，一个人被迫变成了另一人的财产。”[22]不难看出，法学家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万民法，显然是指实践性万民法而言。在实践性万民法中，奴隶不再被当作人（Pesona）来对待，而沦为权利的客体。

隐藏在这个问题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罗马法中的法律拟制技术问题。作为具体的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市民法与万民法，是罗马人立法思维的产物，而非如自然法那样，乃是神明启示的结果（西塞罗）。在罗马法，Homo指生物状态上的人，而Pesona概指权利主体。民法上的自然人概念，实即滥觞于罗马法对人的拟制。学者认为：“自然人是一个法律构造的独特概念，它只向特定的法学含义，指称个人得在法律上作为权利主体的那一存在范畴。这一部分，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处于自然状态所不具有的存在形式。生物意义上的人获得自然人形式，因此是立法承认的结果。”[23]故此，在罗马民法中，奴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权利客体存在于实践性万民法制度中。但是，自然法是主张人人平等的，借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在存在自然法的自然状态中，人人生而平等，奴隶制度自然是没有容身之地的。[24]

五、二元观传统下的万民法与自然法——一个简短的小结

西方法律史中，历来存在应然法与实然法的对立；在康德、黑格尔以前的法哲学史中，这一二元观尤指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对立。尽管在古罗马时期，法学家们对实践问题的强调远远高于哲学上的进步；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完全无视对正义的追求，事实上，较之于希腊人，他们无非是更多地从实践的角度去关注正义的实现。希腊哲学对他们的影响，显著地表现在他们对法的认识上，他们关于法的分类的探讨，并未因为似乎多了一层实践的色彩而褪去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好在各自立场不同、观点各异，为我们更加明晰的透视他们的法律观拓展了可资比较的视野。因此，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竭力廓清所谓 “二分法”与“三分法”区分之后的学理内涵，不知实情是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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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夫曼：《法哲学的问题史》，载[德] 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 / 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02页。

[2] [古罗马]西塞罗：《法律篇》Ⅲ22（33），中译文参见沈叔平、苏力译《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4页。

[3] 对此，考夫曼如此评价：“在他（指盖尤斯——笔者注）的影响下，在罗马还产生了万民法（Jus Gentium），它不是今天所指的国际法，而是自然法，它适于每一个人，而不论他是市民还是外来民，是自由民还是奴隶。”参见考夫曼：前揭文。

[4] [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C3，17，69.中译本参见王焕生译《论义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关于民法的经典名言

1、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宋·苏辙
2、法律不可能给每个人以方便，如果它有益于全体内和大多数人，我们就该满容足了。——李维
3、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英国法学家 波洛克
4、法律的基础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公平和实用。——伯克
5、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贝卡利亚（意）《论犯罪和刑罚》
6、法律的真正目的是诱导那些受法律支配的人求得他们自己的德行。——阿奎那（意）《神学大全》
7、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人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是为了束缚他的才能。——罗伯斯庇尔（法）《革命法制和审判》
8、法律地在暴力面前是没有发言权的。——西塞罗
9、法律规定的惩罚不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的利益；一部分靠有害的强制，一部分靠榜样的效力。——格老秀斯（荷）

⑤ 什么是民法典谚语

01

The Jury / 1861 / John Morgan

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即使司法裁判结果是公正的，如果作出裁决过迟，或者告知当事人过迟，这样的裁决对当事人而言都不是真正的正义。

⑥ 1.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的思想主张和他们的著作！ 2.李贽、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思想主张！

1.伏尔泰主张开明的民主制度，强调自由和平等，支持社会改革。代表作《哲学辞典》、《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等。
2.孟德斯鸠反对神学，提倡科学，但又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是一名自然神论者。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但同时又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提出法制思想、三权分立思想、君主立宪思想。代表作《论法的精神》。
3.卢梭在哲学上，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目的在培养自然人；反对封建教育戕害、轻视儿童，要求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主要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新爱洛伊斯》《社会契约论》（《"民约论"》《爱弥儿》《山中书简》《忏悔录》。
4.康德信仰不可知论，是唯心主义者。“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伟大哲学体系，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代表作品： 《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 。

1.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李贽主张宇宙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李贽信奉佛教和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① 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② 提倡人类平等。③ 反对封建礼教。④ 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⑤ “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
2.顾炎武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3.王夫之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理学。坚持“太虚一实”的唯物论思想；“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道器观，系统地驳斥了割裂、颠倒道器关系的唯心主义思想；“太虚本动天地日新”的辩证法思想；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有欲斯有理的伦理思想。《读通鉴论》、《宋论》为其代表之作。
4.黄宗羲认为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是“民主”精神的启蒙。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论的特色。“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这与黄宗羲服役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⑦ 请为我列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狄德罗，洛克，霍布斯等人的主要思想主张及主要著作....

了解有限,没有读过他们所有的作品,很多东西也不得精要,说说我所知道的.
卢梭《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爱弥儿》等，卢梭主张自由，人性本善论等等
伏尔泰我只接触过《哲学词典》一书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他的论证较之卢梭更为严格
康德，一知半解的读了一点《纯理性的批判》等，康德思想很复杂，文章比较晦涩。
洛克和狄德罗是经验主义的代表任务，洛克的作品《政府论》《人类理解》等
霍布斯认为人性的行为都是出于自私，作品我没射猎，惭愧。

如果您对哲学感兴趣可以读一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相信会有帮助。

⑧ 康德怎么说权力

康德的权利学说属于古典自然法学一脉，但又有重大不同。古典自然法学的传统是以澄清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的分界为主题、并以个人自由为权利的本体，而康德并不重视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分界，只是关心关于个人自由作为权利的依据问题。康德认为，按照符合纯粹理性的绝对命令的行为准则的要求行事，选择那种可以和其他任何人的自由相协调的行为，这样一种意志活动才是自由意志，即实践理性；这样的自由意志选择的行为才具有真正的自由特性。这样的自由才能作为权利的本体。他的权利学说突出关注两个要点：一是从理论上看，理性如何成为权利的依据；另一是从现实来看，公共意志如何成为权利的依据。

一、康德权利论概说

（一）权利概念针对的现象及定义

康德阐释权利概念时，首先界定权利概念所针对的现象：权利只针对人和人的实践关系；权利只表示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行为和他人的自由意志行为的关系；权利只表示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行为自由与另一人的自由意志行为自由相协调的关系。

康德给权利作的一个抽象定义是，权利是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任何人的有意识行为确实能够和他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的全部条件。反过来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普遍法则，以至其行为能够和其他每一个人的自由同时并存，那么，这就是权利，任何人都不应当妨碍这个行为。权利同时意味着可以约束并强制别人履行某种行为，而这种强制又是和普遍自由相协调的。“因此，权利的普遍法则可以表达为：‘外在地要这样去行动：你的意志的自由行使，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并存。’”可见，康德所说的权利，仍然是个人自由，但其存在一个限制前提：能够和他人的自由相协调。也可以说，作为权利的自由，不是单个人的自由，而是处于公共自由—相互协调的群体自由—中的个人自由。可见，在康德的权利概念中，其关注的主体并不仅仅是单个的人，而是包括着社会群体的人，权利主体是处于社会群体关系网络中的个人。这样，作为权利的自由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自由，而是能够和社会群体中其他每个人的自由相协调、相融共洽的自由。

（二）权利的根据—普遍自由法则

康德所说的对权利限制的前提，也可以说是权利成立的依据，就是人们的行为若要具有权利特征所要遵循的普遍自由法则。但这一普遍自由法则是从哪儿来，谁规定的呢？康德认为不是上帝规定的，不是自然规定的，不是社会组织的权威者规定的，而是人的理性规定的。这里所说的理性，应当是指纯粹理性。

康德解释，普遍自由的法则来自于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可以被视为规定原则、规定法规的能力。普遍自由法则是纯粹理性给人的实践理性规定的绝对命令。实践理性，就是人的意志，它是人对行为作自愿选择、决定的能力。这个普遍自由法则又是道德法则，它不同于自然法则。作为道德法则，它不是由经验认知的，而是建立在先验的原则之上并被理解为必然的。“理性把此普遍法则作为一个不能进一步证明的公设而规定下来。”可以这样理解，普遍自由法则对于构成权利的行为选择来说是必然要存在的，从理论逻辑来说是应当先行存在的，因此，它是先验的。康德认为，先验“并不意味超过一切经验的什么东西，而是指虽然是先于经验的（先天的），然而却仅仅是为了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东西说的。”简单地说，普遍自由的法则来自于纯粹理性的规定，是纯粹理性给人们的实践理性规定的绝对命令。

⑨ 民法中的相对权与绝对权有什么区别

绝对权与相对权区分的民法意义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市200042）

【摘 要】绝对权与相对权是民法学上民事权利的重要分类，传统民法体系下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权利类型，对民法的立法和适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谓是民法的最基本概念。然而随着社会条件的变迁，不断产生了一些新的民事权利，这些权利能否确定无疑地归入绝对权和相对权产生了疑问。从绝对权相对权本身概念入手，与新兴民事权利相结合，继承传统思维，又赋予了其新的外延，同时对民法典体系的编纂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绝对权；相对权；民法体系

权利是法律最基本要素，尤其对于崇尚私法自治的民法学来说，民法的发展就是一部不断诞生新兴权利、为权利而斗争的历史。关于权利的研究与学说一直是理论的热点。其中，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分类由来已久，这对概念从宏观上建立起民法的框架结构，影响深远。

一、定义

（一）德国法

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起源于德国民法，一般认为，至迟在康德的时代，就已经认识到了绝对权与相对权之间的区别。如康德认为，物权或对物权是得以排除一切其他占有人对该物进行私人使用的权利。萨维尼则从对人之诉与对物之诉出发建立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他认为这两种诉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不特定的相对人或特定的相对人，也就是说，对物之诉可以对抗一切第三人、一切占有人，而对人之诉则不能；由此，对物之诉所代表的对物权，就以其对抗一切人的普遍效力，而区别于对人之诉所代表的债权。所以，一切权利都可以按照这一标准，分为两大类：“对抗一切人的权利”与“对抗特定个体的权利”。[1]在此后的学术发展中，尤其是在潘德克顿法学中，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构成了权利的一种主要分类方式之一。

（二）中国法

我国学者以及承袭德国民法学说体系的台湾地区对于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定义表述也很多，较为典型的有如下：

1、“依据利人可以对抗的义务人的范围，民事权利可以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绝对权是指义务人不确定、权利人无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即可实现的权利，如所有权、人身权。由于绝对权的权利人可以向一切人主张权利，可以对抗他以外的任何人，因此又称为对世权。相对权是指义务人为特定人，权利人必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才能实现的权利，如债权。由于相对权的权利人只能向特定的义务人主张权利，他对抗的是特定的义务人，因此又称为对人权。” [2]

2、“权利以其效力所及的范围为标准，可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绝对权指对于一般人请求不作为的权利，如人格权、身份权、物权等。有此权利者，得请求一般人不得侵害其权利，故又称对世权。相对权指对于特定人请求其为一定行为得权利，如债权。有此权利者，不仅得请求特定人不得侵害其权利，并得请求其为该权利内容的行为，故又称为对世权。” [3]

（三）区分标准

与上述类似的观点还有很多，基本上都认为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是基于义务主体是否特定以及权利的性质和特点做出的。

然而，近来有人提出此区分标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认为“在划分的过程中，没有将这个标准贯彻到底，而是发生了嬗变”，在我们利用这个标准定义绝对权时说绝对权得对一切人主张，主张的内容是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害绝对权和妨害绝对权行使的义务，权利人之外的一切人均为义务主体，义务主体的义务是消极义务，实际是从权利保护的角度来定义绝对权；在定义相对权时，说相对权是指权利人只能够请求特定的义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义务主体是特定的，义务主体的义务是积极义务，实际上是从权利实现的角度来定义相对权，也就是说，从积极效力的角度定义相对权，从消极角度定义绝对权，逻辑上是混乱的，再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界定一个事物应当从积极的和肯定的角度，尤其是下定义，我们只能说某事物是什么，而不能说某事物不是什么；只能说某事物怎么样，而不能说某事物不怎么样。[4]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论者从出发点上力求实现概念的统一和科学性，这无疑对于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和辨析事物有着重大帮助，但也不免过分吹毛求疵，从历史发源和后来的继承看，我们对于绝对权和相对权有了大致统一的定义，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对于大部分的权利，我们能够比较直接迅速把其归入绝对权或是相对权的范畴，并且绝对与相对是作为一对反义词存在的，在定义时做讲一方是什么，相对应的另一方自然就不是什么，这样的表述更加清晰直接，比较总是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区分事物，过分的统一有时难以把握。

（四）新的发展

随着社会生活和学说理论的发展，新的权利出现，很难把它们绝对归之于绝对权或相对权，学说具有不周延性、滞后性的特点，不可能尽善尽美，不能以后人的眼光要求前人。学说也需要有开放性，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划分也应当是开放的。要准确地认识这些权利的本质，才能进一步对其划分类别。首先对于债权物权化、物权债权化的提法本身就很有争议，虽然很多学者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但也有人主张，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就不是，不可能既是这个又是那个，物权就是物权，债权就是债权，民法的基本体系不能改变。根据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绝对权和相对权差异的根本意义没有因此改变，大部分的情况下，一些表现出债券化的物权只是例外，由法律单独做规定。这样的区分是明晰的。同样对于少部分的相对权效力的绝对化，由于牵涉到第三人的利益，，也必须由法律做出明文规定。而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也争议较多，我国新近颁布的《侵权责任法》没有采纳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概念，不可否认现实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但要明确债权始终是相对权，从根本上说，债权的实现取决于债务人的履行，而不依赖于第三人不侵犯法。并且，在一些第三人侵害债权场合，债权人可以不追究第三人责任，而通过直接追究债务人责任获得救济，如我国《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违约责任的相对性是原则，第三人侵害债权是例外，法律应对第三人侵害债权做出明确的限制规定，否则就是对公民自由的不正当限制，因为此时公民要承担的注意义务太高。

二、外延：绝对权、相对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

在传统的民法体系划分下，物权是典型的绝对权，债权是典型的相对权。那么绝对权等于对物权，相对权等于对人权，这样的提法或者直接等同是否科学呢。

其实对于对物权与对人权，在提法上并不严谨，霍菲尔德在其经典著作《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中对之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深刻批评，指出“对物权并非针对某物的权利”，“一切对物权皆系对人。这可不是在几个同样有效的表达方式或定义中厚此薄彼，而是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逻辑上的同一”，因为对物的提法很容易让人自然而然地做字面联想：“我们若在字面上理解‘对物’一语，并在头脑将权利因之而存在的那个物当成能够承担责任与义务的某种法人，则我们只能永远糊涂下去”，对物一词表达的是权利的范围而非对象，即该权利针对一般人，而非对某物的权利，许多对物权要么针对或者关于某人，要么根本无对象可言，对物权或者不特定权利中有直接与物体有关者，有直接与人身有关者，如不得被非法拘禁之权利，也有与有体物或人身无直接关系者，比如隐私权；此外，霍菲尔德还进一步提出“对物权只与一人的一项义务有关，而非与不特定的一大类人中所有成员的多项（或一项）义务有关”，简单的说明方法就是在涉及诉讼时原告与被告总是特定的人，“义务”一次恰当地表达了特定人对谁负担债务以及谁负担此项债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必须皆输确定，义务才能存在，他认为“在义务的影响范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多物权”。[5]庞德也认为“所有权不只是包括一项权利而包括若干独立又有区别的权利、权力和自由，且每一种权利都与一种义务相关联”，同时‘一般的人’和‘特定的人’之间很难做出清晰的划分，对于一部分人的对物权相对应的就可以看作是对剩下那部分的对人权。其实不管怎么样，如同我们在上文所说，争论的最后我们依然要肯定“对物权”和“对人权”划分的合理性，因为它至少抓住了两者的核心区分，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和完美的，总有一些例外的存在，庞德也赞同Holland的一句话“虽然这些词语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它们却得以广为流传，这本身值得推荐。并且，它们也许并不比可能提出的任何替代词差。” [6]

三、区分的意义

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不只是权利分类学说研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作为发源私法的一对概念，其对于民法体系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可以采绝对权和相对权二分法的体例，这是抽取了物权和债权二元结构本质特征，同时也可以使得知识产权和人格权纳入其中，虽然这二者也难说到底是绝对权还是相对权，但大体上不影响划分，我们需要抓住的是效力范围的内在。这样我国的民法体系可以是：总则、人格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侵权、亲属、继承。并且这样的统一还可以带来民事责任方式的统一，比如对于绝对权的侵犯，其救济方式可以物上请求权为参考，权利人可以直接基于客体的损害要求恢复原状，而相对权以债权的违约责任为参考，采取较为统一的损害赔偿金方式。同时，侵犯绝对权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为它与人格利益相关，侵犯相对权则要严格限制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绝对权与相对权微观上的区分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赋予绝对权更完整的诉讼保护，可以直接基于物上请求权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妨害、排除危险，而相对权只能依赖义务人特定的给付才能实现，并且绝对权较之相对权具有固有的优先效力，如物权的优先效力或者优先受偿权等；第二，如拉伦茨指出:“绝对的支配权和相对的债权的一个重要区别还表现在破产的情况”，[7]如果债权人对破产的物拥有绝对权，那么这个物可以从破产财产中分离出来，或者从变价财产中分离出来；相反，如果债权人仅享有的是一个相对权，那么只能按照一般破产原则按普通债权份额的分配方案得到偿还。这一点在我国的《企业破产法》中也有体现，比如破产取回权，别除权等都属于具有绝对权性质的权利，可以在破产财产之前优先受偿，而一般债权只是相对权，按照一般债权分配。

【参考文献】

[1]金可可.论绝对权与相对权——以德国民法学为中心[J].山东社会科学，2008（11）.

[2]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6.

[3]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85.

[4]张宏武.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标准[J].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0（4）.

[5]Wesly N·Hohfle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26Yale L.J.,1917.

[6]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4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3.

[7]卡尔·拉伦茨著，王晓晔等译.德国民法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