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法改革

❶ 唐代地方检察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唐代地方检察制度是设立十道监察区；置按察使，由中央丞相及地方要员担任。对地方行政及司法有效监察，加强中央集权；改善地方吏治，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行政制度变革，形成（道、州、县）三级制地方行政机构；完善监察体制，为后世分道监察提供了借鉴~

❷ 唐朝的科举制度比起隋朝的有什么变化

唐朝的科举与升迁制度简介

简介：主要以《新唐书》“选举”和“职官”两志为基础，介绍唐朝的科举和官员的品位、选用、考绩和升迁制度。结尾简略涉及几十年来官僚制度的失误，提出：“中国政治的前途不在于意识形态的讨论，而在于官僚制度的健全”。三年前我写过有关唐代科举制度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加进了官员的阶品，官员的选用，官员的考绩和升迁，以及对御史台功能的简略介绍，写成此篇。

几年前，我在写《我们需要一个健全的仕进制度》的时候，仅仅意识到仕进制度的不完善给政治带来的混乱，觉得要用制度杜绝侥幸小人占居重要岗位，危害国家、人民。今天，我感到，仕进制度是官僚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健康运行的官僚制度，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政治是人的政治，不是社会经济的体现。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说“人亡而政息”。为政不得人，是没有可能有成就的。所以，完善的官僚制度是政治的关键所在。

汉语的白话文化和汉字的简化割断了文化的发展，使学习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学、风俗等成了绝学。加上基础知识的缺乏和心理、思想的隔膜，几千年来形成的典章制度、政治系统对今天的大陆同胞如同上古的童话，遥远而陌生。我业余闲下来，努力把《新唐书》所记载的唐朝的科举制度董理出来，简化了介绍给大家，希望于建设中国未来的政治体系能有所裨益。鉴于我的能力、学识和材料的匮乏，其中讲不透彻乃至于理解错误，所在难免。抛砖引玉常常是句客气话，在我这里，是梦寐以求的希冀。

回顾一下历史

品德好、有才能的平民被推举、考核，授予官职，参与国家的行政是中国文官政治的特点。上古出名的尧帝年纪大了，一直没找到接班人，心中很忧虑。听说有个人叫做舜，爸爸待他不好，弟弟常欺负他，而他依然孝顺父亲，友爱弟弟。尧就把他叫来，委以重任，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来观察他在家和在外的为人与能力。舜赢得了尧的信任，把天下国家的政治接管起来。等到尧死了，舜就接替他作了帝。明末的王夫之甚至认为，上古的时候，置相就是立储：帝选拔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相，来辅佐政治，而这些相就是帝的继承人。后来，夏、商、周三代，贵族与平民作官掺半。到了战国的时候，各诸侯国争相网罗人材，养士、用士，蔚然成风。

汉朝以后，举荐和选拔贤能的人作官执政逐渐制度化。当时，地方向中央进贡，除去物产、珍宝，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人材，所以叫做贡举，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后代。地方推举出来的人，随着每年的进贡被送到京城，由皇帝和中央考核、录用。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始有了进士科的考试。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制度，把科举发展、完善，使它成了唐朝政治家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

宋神宗时，王安石认为唐朝用诗文考进士，引导天下学子看重辞藻声律，而忽略对道德和政治的学习。他自己把古典的经籍注释好了，发行到全国，要求今后考试都要以此为依据。从此，科举考试就主要考经义（对古典经文的理解与阐述），而不再考诗赋了。明朝以后，朱熹和他的门生考定、注释的“四书五经”渐渐成了权威，而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后来，随着唐宋古文在文学评价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逐渐形成了科举考试中论文的特别格式，这就是直到今天为人病诟的“八股文”。从隋朝大业年间开设进士科到清末光绪年间废除科举，一千多年间，科举考试缕经改革，为国家政治提供了无数人材。

唐朝的官学

唐宋以前的人大都相信《尚书》、《礼记》一类的书是古代圣贤所作。其中讲到为政，首要的就是要兴办学校，用以培养人材、移风易俗。《宋史·选举志》记载：“既而，中书门下（宋朝宰相的官名）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渐进的道路）。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唐朝考进士的主要科目），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夏、商、周）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

所以，有远见的政治家每每执政伊始，就大力兴建学校。唐高祖一进长安，天下未定，就下诏设立学校，安排宗室子弟和其它青年上学。唐朝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官办的学校，用来劝导和奖掖青年人学习上进，谋求士宦。这些官办学校都归国子监（类同高教部）管，大约有这样几种：

一，国子学，学员规定为三百人，专门招收高干和京城干部的子孙；
二，太学，学员规定为五百人，招收中、高级干部的子孙和近亲；
三，四门学，学员规定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是普通干部的孩子，另外八百个名额是专留给老百姓中优秀青年的；
四，此外有专科的律学（法律）、书学（书法）和算学（计算）等，招收小官和平民子弟；
五，京都及各都督、都护府（类同今天的军区）、州（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县都分别设立学校，招收学生，人数不等。
六，中央政府中和太子宫中又设有弘文馆和崇文馆，各收学生三十名，都是皇亲国戚、宰相、一品大官和大功臣的子弟。

入学的年龄为十四到十九岁。

学生每十天有一天休假，放假前要有小考试，默写经文并背诵先儒对经典的解释，答对三分之二的，就算及格了，不及格的要受罚。每年放两个长假，五月间的叫做“田假”（农忙）；九月又有“授衣假”（换冬衣）。家住得远的，还特别加给路上往返的时间。年终要考一年的学业，口试一百条对经文的解释，答对百分之八十的得优，对百分之六十的得中，百分之五十以下得差。

上学不听话、旷课超过三十天、事假超过一百天、因父母生病请假超过两百天的，或者年终考试得过三次差、在学校羁留九年而学业无望的都要退学回家。而且，还要记录下来，送到相应的管理部门。大官的孩子们，送到兵部（专管武官的部门），看看能不能借上爸爸的光，当个武士。

教学内容和学制

唐朝官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和史书为主，根据他们的难度和份量的不同分成所谓“大经”、“中经”和“小经”。

《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和《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和《毂梁传》为小经。学业有“通二经”、“通三经”和“通五经”的分别。所谓通二经，要能学好一大、一小二经，或者两个中经；通三经的，要大、中、小各通一经；通五经的大经全通，还要中、小经各能一通。除此之外，所有的学生都要能兼通《孝经》和《论语》。

因为秦始皇把秦地的文字、方言强行定为官方语言，所以，大部分用齐、鲁方言写成的古典经文的阅读和理解都成了很大的问题。两汉以来，注解、诠释这些经典成了知识分子们最重要的功课，成就巨大，著述众多。唐朝的学生除去学习经典的正文，还要同时学习这些注释。

《孝经》、《论语》两经加起来，限期一年学完；《尚书》、《公羊传》、《毂梁传》分别为一年半；《易经》、《诗经》、《周礼》、《仪礼》各限两年；而《礼记》和《左传》可以长至三年。除去学这些经典，每天还要练写一篇字，学习时事政治的处理方法，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和《尔雅》等书。其它专科的教学内容和学制也类似，不过总的年头短一些。

《尚书》主要记载从尧、舜、禹到春秋以前的大事记和帝王、公候，贤良大臣门的命令、文件等，有中国最古之书的称号；汉朝以后，《易经》被看作阐述儒家哲学思想最重要的著作；《诗经》号称是孔子删定，通过它可以学习语言文字，还可以陶冶性情、考鉴周朝政治的得失；《周礼》、《仪礼》和《礼记》都是战国以后的学者们凭借着古史资料和自己的想象，整理出来的周朝的礼仪制度；《春秋》相传是孔子所作，记载了春秋时代的政治事件。但因其书文字简洁、难懂，所以，后来读《春秋》的人，都得参考注释书。西汉末年以后，《左传》被认为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写的，定为《春秋》最权威的注释著作，与《公羊传》和《毂梁传》并行（所谓“传”，是注释的意思，与今天“传记”的传不一样）；《论语》虽说是记载孔子言行的书，但在唐朝显然还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孝经》原来颇重要，后来被宋儒判为伪经，失去了经典的地位。

唐朝科举，还有一样教材，《新唐书·选举志》没有提及，就是梁朝的昭明太子编的《文选》，选了很多古时候优秀的诗文。而唐朝考诗、赋，全要参照《文选》。杜甫曾说“《文选》烂，秀才半”。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对进士深恶痛绝，声称“家不置《文选》”，以示不肖于作进士。

报考的资格和程序

今天把人民分成工、农、商、学、兵和知识分子，数十年来，工、农、兵社会地位最高。古代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兵是为国家服役，兵役期满，就回家种地了，不构成一个阶层，也没有特别的权力和利益。学生也是类似。那时候，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其社会地位，士最高，因为都是作官的；农民的利益最受重视，名誉最好；工、商两个阶层最没有社会地位，而以商人为尤。

除此之外，还有吏（衙门里的办事员、警察、执行刑罚的人等）、和尚、道士，加上犯过罪被流放的人（按照中国古代的法律，没有剥夺人身自由的惩罚，监牢里关的全是等待审判和执行的人。惩罚大致罚款、肉刑和流放等等）。在这些人中，只有士与农的子弟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其它阶层的人都不许做官。另外，品行不好、臭名昭著的；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的人的直系亲属也都不能入仕。在农业社会，农民当然是绝大多数，而其它类人，常被视为社会的边缘现象。

每年深冬，中央及各州、县的官办学校要把学员挑出来，进行初步考试，把优秀的推举到尚书省（类似国务院）应考。不从这些官办学校毕业出来的人，叫做乡贡。先由邻里、乡亲保举、推荐，地方长官验证后，也一起送到尚书省。地方保举不当，不仅被错举的人不能予试，就连他的所有同乡都要受到牵连，被剥夺考试的资格。到了省里，要把名字、年龄、地址、籍贯等重要数据写在牒子（个人履历）上，由户部（管理户口的部门）核查过了，印证了推举人的推举，交给吏部（人事部门）的考功员外郎（专门考核下级官员的功过劳苦，以定其升迁的），进行考试。

考试的科目和评卷标准

科举本来是分科考试选举的意思，后来到宋神宗以后，经王安石倡议，才渐渐归一了。唐朝科举考试，学生按所选专业特长不同，分科报考，分为秀才、明经、开元礼、三传、史科、进士、童子科和明法、算学、书学等类。

考试方法有帖经，就是默写经文；大义，就是背诵或默写先儒对经典的注释；策，是依据经典或考量时政，对具体问题提出解答；论，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以及诗、杂文、赋等。十岁以下应考的称为童子科，只考朗诵。

秀才考五道方略对策，按照文字通顺与否和道理讲得好坏评分。行文通顺，道理透彻的为上上第，其次为上中、上下和中上第，这四等为及格，其它为不及格。明经先要默写经文，然后背诵经典注释，再回答时事政治三道题，也是头四等为及格。考历史的叫史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口试对文辞的注释一百条，然后问对策三条。口试对百分之七十，对策答好两条的就算及格了。十岁以下的孩子应童子科，以朗诵为主，考一部经典，再加上《孝经》和《论语》。

唐朝初年，秀才科等级最高。贞观年间，有一个州被推举应考秀才科的，没有一人及格，太宗大怒，处罚了州长，并废除了秀才科的考试。后来时有时无，到了玄宗天宝年以后，就名存实亡了。从此，知识分子仕进，就以进士与明经两科为主，而最看重进士。进士考试的科目、方法缕有更改：开始是先考五道对策，然后默写大经一种。经和策全通，为甲第；对策答好四道，默写经文对了百分之四十以上，为乙第。继而要求进士先写两篇杂文，文辞通顺、熟悉格律，才考对策。到玄宗天宝年间，要求进士先考经文，然后做诗、文和赋，全通过了，再考五道对策，对策全好，才算是及格。后来时而要考官书文章、时而要考经文、经义，最后定为：第一场考诗和赋；第二场考论议；第三场考对策；第四场考经文。后世批评唐朝以诗取士，就是这里来的。

学历与资格

唐朝官员的等级叫做品位，共有九品，称为“流内”。

在这九品之下，还有所谓的“流外官”，主要是所谓的“吏”，既办事员。一到三品中又分“正”、“从”，“正”在“从”之上。四品到九品，除去分“正”、“从”，还各分“上”、“下”，如五品中就有四阶，分别为“正五品上”、“正五品下”、“从五品上”和“从五品下”。总计起来，共为三十阶，用来区分贵贱、高下、轻重和优劣。

文武行政官员称为职事官，皇亲国戚和立了大（军）功的有爵位和勋、封。所有这些官员都有相应的品位，这个品位或称“本位”、或称“散位”，标志着学历与资格。散位中最高的是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最下一等是从九品下的“将仕郎”，共二十九阶（没有正一品）。职事官中最高的是正一品的“三师”和“三公”，最下一等是从九品下的“内侍省主事”等，共三十阶。三品以上，称“清望官”，四品以下，但职守重要的，称“清官”。勋官最高的是正二品的“上柱国”，最下一等是从七品上的“武骑尉”，共十二阶。爵位有九等，分别为“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候”、“县伯”、“县子”和“县男”，从正一品至从五品。

科举考试及格登第，是获得了品位的一个途径。随着所考的科目难易及成绩优劣不同，所获得的品位也不同。秀才上上第为正八品上，明经上上第为从八品下，而进士考试获甲等的，为从九品上，以下类推。考书学和算学的，则在九品之下。

考核、选拔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担任行政职务称为“选”。参选要有学历和资格。学历，就是科举的结果。资格包括“出身”、“门荫”、“前资”和“流外入流内”。

所谓“出身”，主要指有爵位的人。嗣王、郡王的出身为从四品下，以下至公、候、伯、子、男依次类推。五品以上的大官们的孩子有“门荫”，就是乘爸爸这棵大树的荫凉，借光作官的意思。一品官的孩子，得正七品上的荫，从五品官的孩子得从八品下的荫。但这个荫凉不是家中所有的孩子都能乘得到的：皇帝、皇后的直系亲属，一家荫两个孩子；一、二、三品官家，只能在指定的两个孩子中荫一个；而五品官家，只能荫及一人，而这个人还必须是上边指定好的。既没有爵位，又没有功勋，又没有作大官的爸爸，要参选作官，就得走第三条路：科举。科举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仕进之门。

作过官，经过考绩，予以升迁，升迁所达的阶品称为“前资”。“流外入流”指的是九品以下的流外官也可以通过勤奋和功劳进入九品。其程序与前资类似。“吏”可以入流，办事员可以变成行政长官，唐朝的这条仕进道路曾经被很多人批评，认为这些人没有读过圣贤书，为人和品质不高，不应该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所以，宋朝以后，“吏”就完全被屏置在领导干部队伍之外了。

授予职事官必须依照散位。原则上讲，散位六品的，只能授予六品的职事官。假如职事官阶高过散位，叫做“守”，或者“兼”；假如职事官阶低于散位，则叫“行”。

靠勋官、门荫和流外入流进入仕途的人，不能作清资官，不授予三品以上官。

官员的选用

选人授官，在唐朝是很严重的事情。每年五月，中央向各衙门颁发空缺出的名额和选官的条件。而应选的人要把籍贯，父亲、祖父的官职，近亲的姓名、籍贯，自己的履历和身体健康情况，历年考核的结果，有没有受过行政和刑事处罚等，附上申请，一并通过本单位或原单位，上交到吏部。还要有京官担保。父亲当警察、监狱看守、皂吏的，经营工商的，冒名顶替的，都不许参选。有揭发假冒的，授官时从优。选考的当天，考场周围，戒备森严，不许闲杂人出入。

选人作官，有四个标准：一是“身”，看人的体格相貌；二是“言”，听人的语言对答；三是“书”，看人字写得如何；四是“判”，看人文章是否通顺。四个标准都符合，要先看德行，德行相同，则看才能，才能相同，则看功劳。“书”和“判”是笔试，“身”与“言”为口试。口试又叫做“铨”。因为“铨”分别由吏部尚书和两位侍郎主持，分为“尚书铨”、“中铨”和“东铨”，所以又称“三铨”。选完还有空缺名额，落选的人考三篇文章，叫做“宏辞”，考处理三件公务，叫做“拔萃”。

六品以下，由吏部按照资格和空缺，拟定官职，上报宰相。再经由宰相反复核查后，请示皇帝，下旨授官。五品以上，则不由吏部拟官，而要直接上报宰相，由他们考量拟定。

授五品以上的官，为了郑重其事，皇帝使用特别的委任状，叫做“制”和“敕”。三品以上，则更加隆重。皇帝亲临，宰相为辅，到太庙举行授官仪式，委任状是刻在竹子上的“册”，所以叫做“临轩册授”。

唐朝入仕作官，有三个大门坎儿。一是要入流，流内为官，流外为吏；二是要进五品；三是要进三品。六品以下的散位都叫“郎”，所以，又称为“郎官”。原则上讲，作官谨慎无误，没有超人的政绩，正六品就算是到头儿了。五品以上为“大夫”。五品以上的官，没有在外作过州、县官的人和很多其它的人，根本就不许作。又有严格的人数限制，而且，要出类拔萃，考核优异，皇帝特别恩眷、器重，才能授予。至于三品以上的官，因为地位高，声望远，不轻易授人。除了宰相和各部门长官以外，剩下的差不多都是名誉官，而没有实权，常常授给历朝元老，以示恩宠。

七十岁以上，或者衰老、有慢性病，不能胜任公务的，允许退休。在唐朝，退休叫做“致仕”。五品以上官致仕之后，拿一半俸禄。唐朝官员的履历常常开始于“某年进士”，终于“以某官致仕”。

官员的考绩

作官每年都要考绩，每个官至少要经历四次考绩。由尚书省（国务院）吏部（人事部）主持。

凡应考的官员，由秘书写出当年的功过、品德，本单位长官对众宣读，大家评议优劣，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和“下下”九等，核实过，送到吏部以备升迁。

考核的方法有所谓的“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用来考查为官的一般行为，有“德义有闻”，即德高望重：“清慎明著”，即清廉、谨慎：“公平可称”，即断事公平：“各勤匪懈”，即勤劳不懈。二十七最是按照不同的专业分工，分别选出实际工作中最优秀的。比如，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军之最等等。

有一最、四善以上的为上上；有一最、三善的为上中；有一最、二善的为上下；没有最、而有二善的为中上；没有最，而仅有一善的为中中。工作能够敷衍了事，即没有最，也没有善的，为中下；凭着自己的爱憎好恶，处理问题不合法律、情理的，为下上；因私废公，业务怠懈的为下中；奸诈，贪婪、品行恶劣的，为下下。

考绩中得了上下的，进升二阶；中上，进升一阶；中中，不升不降；中下以下，每等降一阶；考绩得了下下的，则立即解除官职。连考四次都得中中的，没有功劳，却有苦劳，也进一阶。凡考绩得上中以上的，或者历年考绩累计达到五品以上的，单列出来，上报宰相，另行处理。

唐朝以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的长官为宰相，帮助皇帝，协理天下。中书省主管皇帝下达的各种命令和颁布国家的法律、政策。其长官为中书令，正三品；门下省主管处理文武官员及百姓官上达天听的文书，同时，规谏皇帝，预备顾问。其长官为侍中，也是正三品；尚书省则总领百官，是行政的枢纽。其长官本来是尚书令，正二品。但因太宗曾经作过尚书令，以后的臣子，都不敢作这个官，所以，尚书省的实际长官是尚书令的两个副手，从二品的尚书左、右仆射。所有天下大事，三省长官共同参议。

勋官的授予

南北朝时，征战不已，立了军功，授予官衔，这是唐朝勋官的来源。在唐朝，凡有军功的，授以勋官。勋官最高一阶称为“上柱国”，正二品，需要经“十二转”才能达到。《木兰辞》里“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的“十二转”就是说：花木兰立了最大的军功。最低一阶为“武骑尉”，等于从七品，只需一转。“转”是授予勋官时用来衡量功绩的单位。

凡以军功授勋的，战场上或战后由随军的书记员记录战前的情况，战争的过程和胜负的结果，同时要记录每个官、兵杀死或俘虏敌人的数字，上报到尚书省吏部。吏部的司勋郎中反复审查，验证为实，然后拟定官阶，奏上皇帝，等待授官。

以战前的条件分：以少击多为“上阵”；兵数（包括战士人数和装备）相当为“中阵”，以多击少为“下阵”安战争的结果分：杀死或俘虏敌人的百分之四十，为“上获”；杀死或俘虏敌人的百分之二十，为“中获”；杀死或俘虏敌人的百分之十，为“下获”。

按照战前的条件和战争的结果，综合起来，拟定“转”数。上阵、上获为五转；上阵、中获为四转；上阵下获为三转，以下递减类推。

勋官没有职务，不管事，仅仅加官而已。勋官要入仕参政，则依照门资、出身的规定。

御史台的功能

唐朝的司法部门，大约有三个。一是尚书省的刑部，二是御史台，三是大理寺。三个部门的业务，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之所以类似的事务分由三个部门管理，有其历史的原因。其中，大理寺历史最久，前身是秦朝专掌刑罚的庭尉；御史之官，先秦就有，但不掌司法。秦汉以后，才有了专司纠察的御史；刑部的历史也可以上溯到西汉。成帝设三公曹，东汉有贼曹，是后来尚书省吏部的前身。在唐朝这三个部门大致的分工为，刑部主管法律文件；大理寺主管刑事犯罪；而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新唐书·百官志三》），勉强可以比附“廉政公暑”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太宗吸取六朝阀阅的教训，重新重用御史台，把御史中丞提升为御史大夫，正三品，另置两名正四品下的御史中丞。御史台官员的选用和授予都很严重，但作过御史的人，此后的仕途，常常不很平坦，因为得罪人太多。

现代对错误和犯罪的处理，分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种。行政处罚主要是降级、减工资和罢免。唐朝对官员行政错误的处罚，没有严格地与刑事处罚分开。唐朝的行政管理法叫做“格”，触犯了“格”的官员的审问、定罪和处罚，与刑事犯罪一起，都在“律”中予以规定。唐律中专门有“职制”一栏，就是针对官员的。其中共有五十九条，每条针对一类错误，下边另有细致的分别。唐朝的刑法延承古制，有所谓的“五刑”，即，打竹板、打木杖、强劳、流放和死刑。

官员有行政误失，可以告发到御史台，御史也会自行监督、察访。一旦暴露出来，御史台上奏，并提出弹劾的建议。同时，依照律法，定罪惩罚。比如，为官本来没有政绩，而暗示下级歌颂自己，树碑立传的，要强劳一年。若指使人向上级虚报自己的功劳，要杖一百。虚报的人以协从论罪。又如，向主管部门为亲友求方便的，打五十板。主管部门答应了请求的，与此同罪。如果，受了人的财物，而答应了人的请求，则罪加二等。如果，非法的请求已经付诸施行了，则要加重刑罚，杖一百。

❸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到法的转变过程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中刑法相当发达民事和行政方面的法律相对刑法稍显滞后。

提到刑法就不得不提到刑罚那么在这个古老的重刑主义的国家其历朝历代的刑罚制度是如何变化发展的呢 先从奴隶社会下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夏朝说起。

中国古代的刑罚是由战争中的军令发展而来的。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严格的军纪违反军纪者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些在战争中使用的处罚手段逐渐演变成为平时惩治内部平民的刑罚。夏朝统治者从天命神权思想出发把法律说成是神的意志的体现把施刑说成是上帝的意志是秉承神的命令。《甘誓》就是个很好的佐证“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绞绝其命。予今惟恭行天之罚。”

夏朝确立了墨刑在脸上刺字并涂墨、剕刑砍掉脚、劓刑割鼻、宫刑毁坏生殖器、大辟死刑五刑且规定昏自己做了坏事而窃取美名、墨官吏贪得无厌、败坏官纪、贼肆无忌惮地杀人都要被处死。

商朝取代夏朝后继承和发展了夏朝的“奉天罚罪”的神权法思想。在刑罚上保留了夏朝的五刑墨、劓、宫刑和大辟改剕刑为刖刑实质一样另外商纣王还创立了炮烙令人在烧热的铜柱上行走掉下即烧死、醢把人剁成肉酱、脯把人杀死后晒成肉干、劓 2 殄即没绝家人、剖心比干受此刑等酷刑。

西周灭掉商朝以后沿用了商朝的五刑另外增加了圜土之制将犯人关入监狱强制服劳役的刑罚刑期为一到三年是中国有期徒刑的开端、嘉石之制对于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者束缚其手脚坐在嘉石上令其悔过然后从事一定时期的劳役期满释放的劳役刑流刑将犯人流放远地、鞭刑用荆条抽打犯人背部和赎刑用金钱或者财产来折抵刑罚但主要适用于疑难案件和贵族犯罪。

春秋战国时期仍然以五刑为主残酷性并没有改变、商鞅被处死时即用车裂之刑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向封建制刑罚过渡的阶段。

秦朝时刑罚种类繁多生命刑就有族刑夷三族、戮先羞辱再斩杀、弃市杀之于市公共行刑、腰斩、枭首斩首挂在木杆上示众、定杀将麻风病人投入水中、车裂、坑杀具五刑肉刑黥墨、劓、斩左趾、斩右趾、宫刑流放刑劳役刑徒刑城旦、舂米鬼薪、白粲司寇、作如司寇罚作、复作舂刑财产性赀刑赀甲、赀盾、赀徭赎刑没收财产耻辱刑髡、耐。

汉朝初年的时候死刑有枭首、腰斩、弃市、殊死肉刑为黥、劓、宫、斩左趾以及斩右趾徒刑分为髡钳城旦舂、完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罚作、复作和隶臣妾此外还有徙边、笞刑、罚金以及顾山犯徒罪的女子令放还家中每月交纳三百钱由官府雇人劳作来折抵其刑。汉文帝时废除了肉刑改黥刑为髡钳城旦舂改劓刑为笞三百改斩左趾为笞五百改斩右趾为弃市。在汉景帝时期又改革了笞刑先是在公元前156年将笞五百改为三百笞三百改为二百 3 后又在前144年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笞一百同时又制定了《箠令》规范笞刑的刑具规格、受刑部位并规定施刑中途不得换人等等。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罚体系较前朝有了很大的变化刑罚的总的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宽缓。 “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刑罚手段逐渐减少西魏和北齐明令禁止使用宫刑应宫者没为官奴婢宫刑至此被取消。流刑在汉朝时作为死刑减等之刑不属于常刑但在北魏时期成为法定刑。

北周时按照距离京师的远近将流刑分为五等两千五百里、三千里、三千五百里、四千里、四千五百里。在此时期刑罚种类也在逐渐减少北齐、北周时确立了由死刑、流刑、徒刑、鞭刑、杖刑组成的新五刑制度向新的封建五刑过渡。

隋朝的《开皇律》确定了新的五刑制度即死刑流刑分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两千里徒刑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杖刑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笞刑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唐朝的刑罚较以前各代均较为轻缓死刑、流刑减少并且死刑只有斩、绞两种五品以上官员犯死罪的赐死于家中。流刑则为两千里、两千五百里、三千里各居作一年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三年流刑服役期满后在流放之地编入户籍成为当地百姓。徒刑、杖刑和笞刑均和隋朝相同。因为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所以唐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罚中的典范。

宋朝在笞、杖、徒、流、死的五刑之外又创立了折杖法、刺配刑 4 和凌迟刑。折杖法是宋太祖时创立的用决脊杖代替徒刑和流刑用决臀杖来代替笞刑和杖刑。刺配刑是将杖脊、刺字和配役三种刑罚同时施加于一人原是宽宥死刑之刑宋朝为了弥补折杖法的缺陷开始广泛使用刺配刑成为比唐代的加役流更重的刑罚。宋仁宗时开始使用凌迟即以利刃零割碎剐肌肤、残害肢体再割喉咙使受刑之人在极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刑罚。为了宽恤官吏及士大夫宋朝增设了编管和安置两种刑罚。编管就是将犯罪的朝廷命官和士大夫编入外州户籍使其接受监督管理并限制人身自由安置则是将犯罪的官吏贬谪到远恶之地居住并限制其人身自由。

元朝的刑罚制度比较特殊死刑分为斩、凌迟流刑不分里数“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徒刑分为一到三年五等每等分别附加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杖刑和笞刑均以七为尾数笞刑自七至五十七六等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五等。此外元朝保留了很多习惯法很多刑罚还相当重比如黥、劓等肉刑。

明朝仍规定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除斩、绞之外增加了凌迟另外徒刑五等分别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流刑三等分别附加杖一百。五刑之外明朝还增加了充军、枷号、迁徙、庭杖的刑罚。充军是将罪犯送往边远地区充当军户的刑罚按照路途远近及区域分为附近、边卫、极边、烟瘴、沿海、口外等按刑期分为终身和永远。枷号是强迫罪犯在监狱外或者官府衙门前戴枷一般重达十五斤至二十五斤示众受辱刑期为一月、两月、三月、六月和永远五等。迁 5 徙则是强迫罪犯全家迁居千里之外。另外明朝皇帝经常用庭杖的刑罚处罚大臣甚至有很多受刑中途被打死。

清朝是的刑罚制度进一步变化笞刑用小竹板分为四板、五板、十板、十五板和二十板杖刑用大竹板分为二十板、二十五板、三十板、三十五板、四十板文武官员犯笞杖罪时可以罚俸、降级和革职代替刑罚徒刑五等分别附加杖刑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和一百流刑三等各附加杖刑一百充军五等发遣清朝创立的将罪犯发配到边疆地区给驻防的八旗官兵为奴或当差刺字主要适用于盗窃、逃军、逃流等罪枷号枷的重量和刑期与明朝有所不同死刑花样很多斩、绞、枭首、凌迟、戮尸且绞、斩分为监侯和立决两种。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刑罚由重走向轻由严酷走向较为宽和由不规范到逐渐规范比如说原先的奉天罚罪神权思想发展成为后来的依照成文法和具体的罪名施以不同的刑罚。历朝历代的刑罚制度不同刑罚原则也不相同比如老幼、独子等减刑贵族、官僚减刑财产刑的发展以及官吏赎刑的变化很多人享有特权或者减刑条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刑罚逐渐变轻不过在大的变化趋势中也有根据当朝的政治环境和阶级矛盾不断调整的小的刑罚的变化。尽管如此古代刑罚也不会跳出封建法律的圈子人治大于法治封建皇权和贵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在各种稍显人道的口号之下也还是可以逃脱和减少刑法的处罚带有很严重的不公平性。

❹ 唐朝官僚制度多次变革的背景是什么

唐朝的相权，发生了巨大改变。我感觉之所以会剧变，主要在于唐太宗起了作肜。从唐最初建立来说，宰相定为三省长官。尚书省一把是尚书令，其下是尚书左右仆射；中书省是中书令，门下省是侍中。这其中尚书令地位最高，李世民自己就做过，大概他了解这个职位对皇权威胁较大，所以从他当皇帝开始就不再设尚书令了，直到安史之乱后，唐代宗象征性地封郭子仪为尚书令。

事实上唐太宗改变的不只尚书令，中书令、侍中他也不会轻易授人，所以给其他职官加上“参知政事”这样的名号，使之实质上成为宰相的一员。也就是说，低职官掌高权位，光看职官是不行的，要看名号。这种名号还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个人感觉这个后来用的比较多。

所以，别看唐太宗自己总出游，好像他只管制定大政方针，然后具体事务交给房玄龄等官员，实际上他真是把皇权权牢牢把控在手，分散相权从而降低相权对皇权的威胁，这种事他真是太聪明了。

最后，我把《旧唐书·职官志》三篇的链接放上来吧，更加具体的可以从中了解，比如官位品秩。当然了它很长，做好心理准备

❺ 唐朝为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了哪些措施

唐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历史阶段，这是因为唐朝统治者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岁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了集中中央集权，唐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政策，建立了大一统的局面，具体来说，唐朝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

唐朝制度明确的规定，地方收纳的税收，银两，和粮食等，除去留够自己的开支之外，其余的一律上交国库，真有特殊情况了，就有国家统一调配。这样地方没有了物质基础，所以集中的财权。此外，地方行刑要上报中央审批，等于是集中了司法权。

❻ 古代司法制度沿袭变革

中国古代法制，是指自夏朝建立时（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清末改制前（公元1840年）结束的中国奴隶制类型法制和封建制类型法制。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国家实现其统治的基本工具。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法律制度，古代的各朝各代在建立之初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和颁布自己的法律和建立完善法律制度。
法律作为国家治理和维护统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中国古代法制从总体上说呈现出“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演进规律。司法机构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极具中国古代特色的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司法机构设置之递演嬗变具有同质继承关系，但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某一具体机构职能亦存在诸多差别。
一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变迁概述
奴隶制社会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奴隶制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从司法机构设置来看，夏商时期没有形成和设置专门的司法机构。夏王和商王拥有国家最高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国王的裁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西周时期周王及各诸侯国的内部开始设有专职的司法官员。中央为司寇，地方有乡士、遂士、县士等专职司法官员，但周王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时期司法机构设置的主要特点就是司法权高度集中。未设置有专门司法机构。但出现了专职辅佐王权最高司法裁决权的司法官员。
封建制社会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从秦代开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完整的司法机构的设置逐渐建立并不断丰富完善。
从中央司法机构纵向沿革演进来看，秦汉最高司法机关是廷尉；汉代尚书开始参与司法审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机构名称出现变化，北齐时正式设置大理寺，司法机关称秋官大司寇或大理寺或廷尉，监察机构御史台的监督职能得到加强；隋唐演变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宋朝在唐三司的基础上增加了审刑院；元朝设大宗正府；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明代出现“厂卫”等特务司法机关，清代则设立了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司法机关理藩院和维护旗人利益特殊司法机构。
中国古代地方司法机构司法与行政不分，汉至唐大体上分为三级审理，宋至清未大体上为四级审理。其中，秦汉地方司法机构为郡、县两级。郡守县令监理司法，基层设乡里组织，负责本地治安与调解工作；三国两晋南北朝为州、郡、县三级；隋为州、县二级；唐沿袭隋，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同时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宋为知州、通判。宋在太宗时起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刑狱司；元为行省、路、府（州）、县四级；明为省、府（州）、县三级。明朝在省设提刑按察司，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执行。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贴榜文，申明教化；清为省、道、府、县四级。
通过以上对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类型司法机构设置变迁的考察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设置的基本特点是中央专设司法机构，并保持三大司法机构格局。地方则是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
二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变迁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包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内，总体而言渊源继承，代代相因，具有依次更替的同质继承关系。法律制度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具体到司法机构其递演嬗变，存在诸多类似之处。但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司法机构设置又有着与一定时代具体法律制度相适应的基本特征的差异。
一、秦朝初步确立皇权控制下的统一集权司法机关体系
秦朝建立以后，通过统一法度等措施，确立了一套统一集权的司法机关体系。中央司法机构由廷尉和御史大夫组成。秦朝沿袭战国以来确立的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传统，实行行政机关与司法职能合一的制度，各地不另设专门的司法机构。实行郡、县两级制，郡守、县令或县长兼理司法。另外，在郡、县下还有更低一级的行政级别，如乡、亭和里。秦朝皇帝通过直接直接行使司法审判权或指派他人代行司法权，建立了一套皇帝直接控制的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判决，皇帝拥有最高裁决权和最终决定权。秦朝时期司法机构设置的基本特点是出现了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司法职能机构。中央一级司法机构设置了“廷尉”和“御史大夫”专职司法机关。地方则形成了郡、县司法行政合一的司法机构体制。
二、两汉时期逐渐形成中央和地方两级较完备的司法机构
汉朝以秦朝法律制度作为基础和参照。两汉时期的法律制度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汉朝法制的发展也体现在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司法机构。在中央司法机构中，有尚书、廷尉和御史大夫三个机构组成。地方司法机构类同于秦朝时期，设郡、县两级，司法与行政不分。汉武帝时期设立了旨在限制日益膨胀的相权的“尚书”这一司法机构，使司法审判大权转由尚书和廷尉共同行使。这种由其它机关参与司法活动的机构设置模式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皇帝为防止司法机关职权过重，便给予某些机关以一定的司法权，起到分散司法权的作用，从而便于皇帝控制。此外，重大案件的最后裁决，由皇帝独揽。尚书、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机构的出现，为后来的审判、复审、监察的“三权分立”格局打下了雏形。可见，汉朝时期，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司法机构都比较完备。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行政机构兼领司法事务标志着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离而又彼此牵制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的初步确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这一时间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构主要有廷尉、尚书和御史大夫，中央司法机构日趋扩大。其中廷尉在北周时曾改为“大司寇”，北齐时曾改为“大理寺”，但不管称谓如何，其最高司法机关的地位不变。但是尚书的机构在这一时期逐渐加强，而相对廷尉的权利有所缩小，部分司法权转给了尚书。东汉后三省制渐成，使尚书台脱离少府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这一重大变革给司法机构发展以深刻影响。此时虽尚未设立刑部，但尚书台之下均设置有负责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狱的机构。这种中央行政机构兼领司法事务标志着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离而又彼此牵制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的初步确立。反映了传统司法机构的完善和强化的趋势。这一变化为隋唐司法机构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四、隋唐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分工合作监督制约司法机构设置体系趋于完备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是封建法制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制度。唐代司法机构上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三权分立式的司法机关设置体系。刑部不但是中央司法行政的最高机构，同时负责复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大理寺是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御史台掌管监察文武百官，但也可参与冤案大案的审理。刑部的正式确立，标志着我国古代中央司法机构命名的明确，以后历代不改，一直延续到清末。唐代大理寺主管审判，刑部主管复核，御史台主管监察的这种既有分工，朋彼此监督制约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司法统治，以及皇帝对中央司法权的控制。
五、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增设审刑院以加强对中央司法机构控制
宋朝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唐朝时期的制度，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其变动主要是刑部的职权扩大，尤其是复核职能增强。宋太祖建隆年间另设审刑院，是宋朝初期的审判复核机关，同时也拥有的审判权和复核权，审刑院是皇权加强的产物。刑部和大理寺的权利由此有所削弱。另外宋朝还设立了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三个法定机关，专门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诉的案件，以及上诉的冤案。宋代京畿地区设开封府，州县之上设立中央派驻各路的提点刑狱司，旨在强化皇帝对各级司法机构的控制权。
六、元代蒙古贵族垄断司法体系，司法机关各领其事“不相统摄”
元代在司法机构的设置上较混乱。元朝中央司法机构设立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沿用了唐宋的制度，但又加以删减。元朝设刑部取代宋朝的大理寺；设大宗正府审理蒙古贵族案件；设枢密院，兼掌军法审判；设宣政院，专理宗教审判；设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设中政院，兼理宫内案件。地方有行省、路、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兼领司法职能。蒙古贵族统领司法体系。
七、明清两代中央司法机构设置发生较大变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明代法外司法机构及清代旗人特权司法机构的出现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
中央司法机构设置至明清时期发生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职掌的变化和名称的改异。明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体现职权分离和相互牵制的特点。同时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
明朝的中央司法机构统称“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与都察院。明朝将元朝废除的大理寺重新设置起来，但是其职责改为法律复核机关。刑部作为中央审判机关。刑部的所有案件都必须由大理寺复核，可见刑部与大理寺的职能，正好与唐宋时期的相反。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其职责不变，仍是监察百官，参与审理大案，平反冤案。有明一代的司法机构设置的突出特点是出现了“法外”特务司法机构。主要是“厂”、“卫”司法，内廷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外廷的锦衣卫。厂卫制司法机机构成为加强皇权专制和实行高压政治的工具。其主要特点是法外用刑，三法司无权干涉，不受普通司法机构和法律约束，拥有监督司法机关的权力，非法逮捕不受限制。主要处理政治案件，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务政治加剧了明代社会矛盾，削弱了司法机构的权威。

❼ 论述中国封建法制司法机关的变革

[转载〕读完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使我不仅对古代的整个法律体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且还了解到其产生的根源和社会背景。
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体系。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先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元《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
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条文的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思想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
③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
④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
感受完这一次古老的洗礼，我的受益良多。古代法律制度的背后承载了许多古老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只有我们更多地去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法律制度。

❽ 唐朝的立法与行政是怎样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在古代社会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发展的关键。隋唐封建社会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妥善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法制建设，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华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称为“中华法系”的代表。这一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法律内容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鉴后世的东西。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立法工作。并注意总结借鉴前代的立法经验与技术，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过不少大的立法活动，并前后继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脉相承，为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良好基础。

隋唐的统治者，对立法工作比较重视。其中以修律为主的大的立法活动，进行过多次。如隋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一即位，就命大臣高颎等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修定新律，强调要“取适于时”，贯彻宽简原则，删除前代残酷的刑罚。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审阅刑部的奏报时，发现律文还是太严密，又命苏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这就是垂范后世的《开皇律》。《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到了炀帝即位时，由于在实际贯彻中已经出现法制混乱、刑罚滥酷的情况，为了标榜宽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于大业三年（607年）颁行，即为《大业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复旧，在立法技术上逊于《开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袭隋朝的《开皇律》。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动，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后期的立法活动，以编敕（皇帝下达的诏敕）和刑律统类（类似法律汇编）为主。

隋唐时期的法律形式，以律为主，同时还有令、格、式等。对于律、令、格、式的解释，史籍所载还不完全一致，综合各种解释，可以作一个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规，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从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及唐律的规定来看，律在4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几乎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赋役制等，都由令规定。③格。格是皇帝对国家机关分别颁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随时发布的敕，经过整理汇编的法规，故又称敕格。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删定武德年间以来的敕格，定留700条，以尚书省诸司为篇名，其中有关诸司日常公务、留在司内施行的称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间特颁发州县实施的称“散颁格”。④式。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为繁多。国家的一切公务，都须依据令、格、式的规定进行。违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为，一律按“律”的规定断罪量刑。因此，这4种法律形式构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体，以此处理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是封建法制协调发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断狱》篇规定，“制敕”断罪，是“临时处分”，必须经汇编后确定为格的，才能引为断罪的正常依据，否则要负刑责。但是，制敕既能临时处分断罪问题，便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事实上，制敕对一切问题都可随时专断，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制敕虽未被定为一种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却高于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还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还有一部《唐六典》。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六条：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为指导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礼》的原名，大概是后人编撰的周朝的官制，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别主管治（唐玄宗写成“理”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教、礼、政、刑、事六个方面的政务。由于这种分类法相当繁杂与困难，所以承担此任务的大臣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于唐玄宗早已手书六条，故称《六典》。《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规定唐朝官制的政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以及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俸禄、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有人考证后认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颁行，却又曾行用。说它不曾颁行，是指它制定后的200年问从未明诏颁行；说它又曾行用，是因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多见诸于中唐以前的史实，它是这一时期简化了的综合性的“史录”，在开元、天宝以后的长时期内，被唐人奉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别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表明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经验的成熟。因此，唐律不仅对后世，就是对当时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维护封建统治，巩固统治基础，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这是唐律的首要内容。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法律条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严厉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及封建政权的犯罪；确保皇帝个人的绝对安全和尊严；确保皇帝独揽一切军国大权。②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如规定官员、贵族依法享有种种特权；严格划分良、贱，在婚姻、诉讼等方面加以严格区别等。③维护封建家庭的纲纪伦常。如确保尊长的权威；在婚姻关系中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严惩亲属相奸等。④维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如明确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严惩脱户、漏口、相冒合户、私人道等行为，以保证国家控制充足的劳动力与纳税者。⑤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要求官吏必须坚守岗位，依法办事，忠于职守；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要求监临主司或监临主守这些握有实权的官吏，必须恪守礼法，办事必须实事求是，严禁悖礼、诈欺以及弄虚作假；严惩对军政事务的擅权、渎职行为。⑥保卫封建国家安全，惩治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行为。如强调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的治安秩序，严惩强盗、窃盗，惩治斗殴、伤、杀，严惩放火、决堤，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还对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为，作了概括性规定，使违礼入律的所有行为，都无一能逃法网。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唐律的具体内容，就可发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一准乎礼”。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为邦本”；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德礼与刑罚相比较，前者是本，应为主；后者是用，应为辅。但德必须以礼为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而以礼为准，赋予法的形式，或者说以礼入法，礼法结合，这个过程在汉朝便已开始，魏晋南北朝不断加以发展，日趋完善。唐律则是这种发展与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总的精神就在于贯彻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论是《名例》篇还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十恶大罪，惩罚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纲”的行为。再如，唐律律条中，不少本来就是礼的内容，直接以礼入律。“八议”（议亲、故、贤、能、勋、贵、勤、宾）、“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宽容）、“同居相为隐”（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这些原则本来就是封建礼教的内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规定。依据礼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随处可见。又如，唐律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而《疏议》具有与律条同等的效力，使礼教广泛渗透并指导律条的运用。正因为礼与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两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引经决狱成为多余，从而宣告终结。这也说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宽简、划一、持平。宽是宽大，简是简约。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基本要求是尽量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处理；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简明，尽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也使司法官便于掌握。划一，是要求法律条文精神要前后一致，该重则重，该轻则轻，不能法令不一，前后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钻。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规定不偏颇，比较适中，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对稳定。唐玄宗曾说：“法令不能经常变，经常变就烦琐，官吏记不住，又前后矛盾，执法之吏就会钻空子，营私舞弊。”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贯彻。唐初由房玄龄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终唐太宗在位之世，都无变更。当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对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修改，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要算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处。尚书省审议修改法律，须召集七品以上京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奏报皇帝裁定。

还有，是立法技术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充分运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经验，吸取过去的律学研究成果，以名例篇为纲，其余11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人们各个方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种种行为，甚至是设想可能的行为，尽量纳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议所说，唐律做到了“章程靡（无）失，鸿（大）纤（小）备举”，而律文只有502条，的确“简约”。《名例》篇与其他各篇之间的律条相互呼应，纲举目张，在同一篇中的各条之间，以及同一条中的各项之间，彼此关照。全部律条紧密相扣，可说是“滴水不漏”。至于律条的文字简要，概念明确，用语确切，逻辑严谨，疏议的理论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国古代法典中，无疑是空前的。后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进，有些则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为唐律是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点，故对于后世的封建法制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及于东亚邻国。

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受唐律影响比较显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与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议》，只是将每篇律条分为若干门，在律条后附有关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请条”，对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引用唐律作为依据。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与唐律一样，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为30门，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为第一。《清律》采取明律的体例，但内容及原则基本因袭唐律。

唐律对东亚邻国的法律也深有影响。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宝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与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内容也多相似。在朝鲜，当时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诸国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寻出与唐律的源流关系。所以，如果说《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是西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那么，唐律至少在东亚邻国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然，唐律对于东亚邻国封建法典的深远影响，是唐朝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和必然的结果。

在司法方面，对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审判制度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严格的规定。隋唐比较开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审慎用刑，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至滥用刑罚的情况。这些，从正、反两方面对当时社会发生着影响。

司法制度与执法的实际情况，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隋唐司法制度总的说来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时候。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构，中央以大理寺、刑部为司法机关，御史台也参与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死罪的判决须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审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只是中央监察机关，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唐时，对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不便解送京师的大案，则派三司中的副职及其下属前去审理，称“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县行政机关兼理，但属吏较前增多。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受理刑事案件；设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县设司法佐、史等，协助县令处理民、刑案件。县以下乡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对有关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调解或裁判权，不服者可上诉至县重审，刑事案件则直接由县审判。

诉讼制度比较严格。唐律规定，告诉必须由下而上，从县、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诉，一般不许越级上诉，否则，要处罚。司法机关应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处罚。有严重冤案被压抑不能正常申诉者，可以向皇帝直诉，但有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为了防止滥诉和严惩诬告，规定告诉必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能称疑（即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事），与事实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诬告者则要反坐。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任何人都必须揭举告发。对有些犯罪，则根据情况，有一些限制，有时告了反而获罪，主要是为了贯彻“亲亲得相为隐”、“卑为尊隐”、“奴为主隐”等礼教纲常。

审判制度比较严密。唐律规定，司法官在审讯时，必须首先弄清案件，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辞、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如果事实仍然不够明确，不能判断，而必须拷讯者，应立案，与有关人员共同拷讯，否则，要受惩处。罪状、证据已经明确，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事实进行判决。在定罪量刑时，既不许“人人罪”，即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否则，也有相应的惩罚。司法官断罪时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错，也要负相应的责任。为了防止司法官因亲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规定了相应的回避制度。对于司法中的“拷讯”，也有严格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依法应享有议、请、减者，均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百日再拷，违者分别处徒、杖刑罚。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服辩”，即申诉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对死刑罪犯，更为慎重，其判决必须奏报皇帝，定罪执行死刑前，还要3次或5次奏报，得到皇帝的许可，才可执行。妇女犯死罪而怀孕者，须待其产后百日方能执行。

监狱的设置和管理，也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有京兆府和河南狱，关押京都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有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同时，对在押人犯应如何监禁，应上何种刑具，均有详细的规定。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办事，维护法律的统一、公正，赏罚分明，不徇私亲。如隋文帝开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则更是以此作为治国安天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尤其强调执法要审慎，不肯轻易给人下结论，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就是由他提出并订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亲录囚徒，一旦发现冤滥，即刻昭雪。对于亲贵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惩处，不肯以私情坏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则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受到赞誉的循吏、良吏，如高颎、狄仁杰等，都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执法不阿权贵，同时注意防止严刑滥罚，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对当时的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封建盛世在这一时期出现，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时候，又因各种因素所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赏罚不公，甚至随意变更法律，实行酷吏统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炀帝时期，往往将法律撇在一边。任意定罪论刑，滥加赏罚，以致“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使当时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有些时期也有严重破坏司法制度的行为，如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滥刑滥杀，造成无数冤假错案，严重威胁到统治集团的安危，也给百姓带来灾难。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任情刑杀，中央根本无力过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诬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开杀戒，也成为常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着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许多可以垂鉴于后世的东西，如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等，都不乏现实意义。

重视法制建设，是国家安定、富强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往往以为在古代社会，包括封建社会，是根本没有什么法制的，全凭帝王一人独断，兴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贤明与否。其实不然，只要翻开几千年中国史，稍作仔细一点的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帝王的贤明与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设状况，也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秦的发家，靠的是商鞅变法，以及改法为律，健全法制，商鞅个人虽死，但秦法未败。汉代的兴盛时期也是与法制建设的良好时期相一致的。与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个时期的衰弱，又都是与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有关，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又必然引起或加剧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和开明的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作为封建帝王，他们当然迷信个人在历史上的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厉害，意识到协调规范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目的，自然有利于统治阶级；作为国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权威力量。正因为如此，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统治者，较此前历史上其他王朝的统治者，更为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这在这一时期重大的立法活动，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备，以及法律内容、原则的丰富与贴近实际需要之中，都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而这一时期社会的空前繁荣发展，自然与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的保障作用分不开。

注意宽猛相济，是中国古代的一条基本治国方法，也是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谓宽，就是指政平刑轻；所谓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宽猛相济，是指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该轻时用轻刑，该重时用重刑，交替使用，互为补充。当年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济宽。因为在他之前的蜀国，是刑网疏阔，政令废弛，人们不知道害怕刑罚，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终于使蜀国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国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网严酷、民不聊生的政权底子，所以应该以宽济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内容都是禁网疏阔，刑罚轻减，果然收到显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坏，其严酷程度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后，一切废除，只是约法12条。建唐以后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网疏阔的《开皇律》为蓝本，直到《贞观律》、《永徽律》以至《开元律》，基本贯彻了这一宗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趋于适中，以更好地适应治国安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文化的需要。到唐后期分裂割据，地方割据势力滥用刑罚，必然又激起民变，加深了社会动乱的程度。

妥善处理礼与法的关系，是隋唐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一条经验。礼与法的关系，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时非常重视，又一直难以处理好的一个问题。这与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国主张的影响也有关系。西汉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张以法为主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占上风，这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惨痛的教训，秦朝的兴与亡，同时证明了这两条，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在治国方略中渐占上风，与之相应，以“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定罪量刑）为方式的礼、法结合的实践也开始进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礼与法都在不断地摩擦、碰撞之中渐趋统一。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则基本完成了这一结合的过程，故出现了“一准乎礼”的唐律。所谓“一准乎礼”，不是说全部礼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条文，而是说法律条文中渗透了礼教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的结合与统一，当然对统治阶级治国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当然有时也有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唐律到底是宽还是严？有人说宽，因为它的确比前代的刑罚有明显的轻减；有人说严，因为它把本来只是违礼的言行，变成了违法的言行，把本来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变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这两说，当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综合起来看，唐律的确是宽严适中，当然这里有个立场问题，评价的标准问题。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问题。唐律的实践效应，也证明了它在那个时代，是宽严适中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然的话，它不会对后世及东亚邻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君臣带头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指的君臣，并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对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会，君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兴废，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们常讲封建社会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好像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实仔细品味一下，这里没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质如何，他对待法律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的成败。隋唐时期法制建设卓有成效，首先与皇帝注意带头守法执法有直接关系。这里面有许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法制破坏严重之时，与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关系，这同样也有许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众多臣子，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执法队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有时，还可阻遏帝王的一些违法行为。开皇时期、贞观时期、开元时期，就是因为皇帝本人注意带头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办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国家复兴、兴盛和中兴。否则，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会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来。这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对关系中，起始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人，不是法。因为法由人定，法由人来执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觉守法成为习惯之时，才可以做到法治优于人治或决定人治。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能只截下一段来加以论证。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隋唐法制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其中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个道理很明白简单，法不统一，人心不服；法不稳定，人难适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开明的君臣也好，都经常强调这一条。当然强调统一与稳定，不是不要调整与变革，只要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加以变通或变革时，就应该变通或变革，但这同样要依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就会引起混乱。随意变更，朝三暮四，是历代包括当代法制建设的大忌，切不可等闲视之。

❾ 详细的唐朝科举制度

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制举两种。所谓常举是指每年分科举行的科举；制举是指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科举。

由于常举和制举选拔人才的目的不同，因此在考试内容、考生来源、考试方法上有很大区别，而常举以其长期性、固定性的优点成为了科举中最重要的部分。

最重要的科举内容是常举，常举的主要科目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

秀才一科要求对有关国家的大政方略问题，作策论五篇。旨在选拔一些具有宏观全局意识的高级人才，因此对考生要求非常高。

如果被推荐而来而未能得，所荐州长官甚至还要受处分，以至于后来参加考试人数非常少，唐高宗时曾被停止过，此后也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9)唐代司法改革扩展阅读：

通过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在运行机制。

科举制度造就的士绅阶层保持了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平衡，科举制度造成的社会流动机制，使中国农村有着自主性的文化系统。

除了这些方面的魅力之外，科举制度是一种权力的流动，使得中国古代社会保持一种权力的上下流动和上下平衡，这种流动和平衡往往是社会承载力的体现，可以展现一个社会的活力和张力。

❿ 唐代科举制度

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唐代将科举制度化，几乎年年开考，在科举考试的选拔层次、国家主考的级别、考试内容及方法、考试科目的划分、考试程序的制定、录取后何时授职及起点官阶等方面都作了艰苦的探索，对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的确立有奠基之功。

同时也表现出了早期的幼稚与不规范，科举还不是补充官员的主要手段，政府及国民对科举考试及其中选者的重视程度亦远不如宋、明、清诸朝，对科场案查处不力，选才亦远未扩展到中下层。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繁多，而人们最重视的又是“进士”科，当时就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从整个科举考试史的角度看，唐代的科举毕竟处于早期，尚为探索阶段。

其他科目且不论，其进士科考试就始终不糊名，更无誉录之说，考试并不严格。多数的录取并不完全倚重考卷，还要看平时的文字高下，考生的声名、影响其家世、地位等等，有时甚至完全不看考卷，未曾开考，名次已定。

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说“唐代科举考试只是一种虚假的形式”。尽管如此，其草创之功不可抹杀。关于唐代科举的方方面面，已有不少著作和论文进行过研讨。本文仅拟就几个小的问题做点拾遗补缺的工作。

拓展资料

科举，科举制、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

科举制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但后期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了应考者，使许多人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思想。

在中国，科举制从隋朝（一说唐朝）开始实行，直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

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为江南贡院，占地超过30余万平方米。另辟有的中国科举博物馆是中国唯一反映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内容的专业性博物馆，也是中国科举制度中心、中国科举文化中心和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心。

参考资料网络。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