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观点

❶ 商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商法原则主要有：(1)强化商事组织原则；(2)维护交易安全的原则；(3)促进交易迅捷的原则；(4)交易公平的原则。

商事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一国商事法律的基本宗旨，对于商事关系具有普遍性适用意义或司法指导意义，对于统一的商法规则体系具有统领作用的某些基本法律规则。

这些原则是：

（1）强化商事组织原则

（2）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从两个方面体现，一个是商事交易主体的地位平等，一个是诚实信用。

（3) 促进交易迅捷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 交易简便，2 短期时效，3 定型化交易规则。

（4）维护交易安全原则。

拓展资料

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商法具体规则与抽象的商法价值的交汇点,是现代商法性质的集中体现。对于商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商学界的学者们众说纷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目前在我国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二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玉泉、何绍军；二是“三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是黎燕；三是“四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是覃有士；四是“五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是董安生。

虽然他们对商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层面不同，但是他们的学说都体现了商法的基本价值观念、综合反映了商法的宗旨和任务。尤其是他们在“维护交易安全”这一基本原则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说明了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在商法基本原则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商法中确立维护交易安全原则的依据。现代商事活动，随着交易标的额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复杂、交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风险日益加大。

为了增强商事主体的安全感、调动人们从事交易活动的积极性，维护交易安全便构成了商法的基本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就是要减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交易行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

❷ 关于商法的论文

论商法的原则和精神
从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谈起
摘要：中国商事通则的制定对于我国商事法律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商法基本原则
的厘定和商法精神的弘扬与普及则是顺利制定商事通则的关键，二者的成功实现取决于对商事法律关
系基本特征的准确把握。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曾经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主流观点却值得反
思。商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是“聚合性”而非“营利性”，商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
“量变导致了质变”。这直接决定了商法与民法有着大相径庭的原则和精神。
关键词：商法；商事通则；商法基本原则

商法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实践。从需求的角度
说，商法的产生是为了适应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商
业的复兴所带来的商事交往的需要，而商人阶层的
产生与其力量的不断壮大也是商法产生所必须的
社会因素。独立的商法产生之后，欧洲各国“政府
给予商人特殊的保护，加上后来的地理大发现，为
谋求国家的富强，并加强政府本身的统治，各国政
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因而商人的利益更得到
尊重，于是重商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奏，
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工业起飞”。随后，西方快速发
展起来，并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古代文明国
家。中世纪独立商法的出现开创了欧洲的新纪元。
我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了自然经济在
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专制制
度的基石。商业对封建制度是有消解作用的，而商
法则是私法中最具有变革性的力量，故无论是基于
模糊的认识还是借助历史的惯性，中国古代的统治
者总是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商品经济的发
展，打击商人，贬抑商人，使他们得不到一个自由发
展的机会。所以，主要调整商人之间横向联系的商
法根本无法出现，相反，反映统治者对商业活动纵
向控制的商业法规在中国却很发达。而真正意义
上的商法，在清末才在我国出现。在随后的近百年
里，中国的商法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经历了
一
个曲折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甚至从法律
部门的序列中消失。我国的这一传统，对市场经济
的发展及国际贸易一体化是有负面影响的。
加入WTO为中国彻底打破旧有的轻商、抑商
传统，振兴商法带来了新的契机。国际贸易日益一
体化的商品经济潮流要求必须振兴我国的商法。
我国的商事立法既没有商法典编纂也没有商法总
则的统领，尽管有的学者主张我国商法应采用民商
合一模式，但在现行的民法框架中还没有反映对商
法整体原则的抽象与归纳，正在进行的《民法典》起
草工作似乎也未对商法的未来发展予以切实的考
虑与设计。更何况，商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
的重大区别本身就决定了商法和民法有着不同的
原则、方法和精神，应该是有区别的法律部门。①因
此，及时制定中国商事通则既可以尽快发挥统领单
行商事法规的作用，避免出现立法的重叠、交叉和
法律之间的冲突或不协调以及法律缺位等现象，又
可以为编纂商法典奠定基础。然而，在对中国商事
通则制定相当关键的商事法基本原则的确定上目
前学界众说纷纭。本文拟对其中一些主流观点进
行反思，并对商事法的基本原则和商法的精神作一
次尝试性探析。
一
、
商事诘律关系的根本特征‘聚合"
而非“营利"
人永远是趋利避害的。同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一
样，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首先是作为
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人们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
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本质上是人们企求满足
的要求、愿望或期待，它包括具体的物质财富获取
和无形的精神财富获取。从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心
理学的观点看，营利被看做人们追求的实现，这种
实现又是新追求的起点和契机，因此，追求利益即
营利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
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和动力”。商事法
律关系当然具有营利性，但将营利性拿来作为商事
法律关系的根本或首要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的法律
关系并否认其他法律关系具有营利性，显得过于牵
强。例如，简单的民事交易虽然规模小，法律关系
主体简单并且不具有反复和连续性，但在任何一次
正常的民事交易中，交易各方绝不会因为从事的不
是商事交易而放弃各自在民事交易中的营利目的，
相反嘈杂的菜市场上讨价还价之声总是不绝于耳。
应该说商事法律关系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及
其他法律关系的根本特征应该是“聚合性”，这种
“聚合”是指商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实际上是源于对
简单民事法律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的聚合，单一的
以物易物和钱货交换都不能被排除具有营利性，但
他们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如果更多以至成千

❸ 民法与商法有什么区别

您好，一、民法和商法的理念不同

民法理念主要有平等、公平、私法自治、过错责任。商法理念主要有强化的私法自治、营业自由与投资自由、保护营利、严格责任。从原则上讲，民法作为商法的一般法，民法的理念都适应于商法，而商法作为特别法，不仅具有自己特殊的理念，且在适用民法理念时，也因商法的特殊性而有所修正。
二、民法和商法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同
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民法是和商品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有商品经济就应当有法律，就应当有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律——民法。商法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之一。民法强调平等自主、等价有偿以及诚实信用三项基本原则。商法强调效率至上、兼顾公平以及国家干预，这三项原则体现的显然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要求与一般规律。
三、民法和商法的立法价值取向不同
立法价值取向，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各国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立法所欲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二是指当法律追求的多个价值目标出现矛盾时的最终价值目标选择。价值取向主要涉及到价值界定、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价值取向和法律原则的关系是价值取向可转化为各项明确肯定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价值取向和具体法律规范之间是通过法律原则来连接的，在效力上，价值取向是法律原则的上位概念。
民法和商法都是私法，具有诚实信用、公平、效益、平等等相同的基本价值取向，但基于调整对象的不同，两者的立法价值取向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在民法的各项价值目标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当公平与其他民法原则发生冲突或矛盾时，公平是首选，即公平至上兼顾效益与其他；在商法中最高的价值取向是效益，其基本立法要求是效益至上兼顾公平与其他。民法和商法不同的价值取向既反映了两者具有不同的目的追求，也反映了两者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独特的存在价值。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❹ 简述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商法与经济法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学科。简单地说，商法调整的是各商主体之间的关内系，经济法则调整国家容与经济主体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二者侧重点不同。而且商法属于私法，是用来维护主体的私权的，关注平等主体的利益关系；经济法则更大一部分属于公法。

❺ 现代商法原则

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商法具体规则与抽象的商法价值的交汇点,是现代商法性质内的集中体现容。对于商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商学界的学者们众说纷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目前在我国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二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玉泉、何绍军；二是“三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是黎燕；三是“四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是覃有士；四是“五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是董安生[1]。虽然他们对商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层面不同，但是他们的学说都体现了商法的基本价值观念、综合反映了商法的宗旨和任务。尤其是他们在“维护交易安全”这一基本原则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说明了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在商法基本原则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下面笔者就从其确立依据、要义和立法表现三个方面对它进行一番新的认识。

❻ 商法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及作用

“商”在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倍受欢迎的字眼。经过长期的重农抑商的文化压抑，经历建国初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式的遏制商业时期以及长期计划经济时代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包括商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民众对“商”的期望甚高。然而“商”在我国现实中，实在是承受着太多的神话，仿佛任何事物和“商”沾上就灵了。在法学的研究中，商法也同样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本文对商法的学习研究，不仅仅是因为商法的热门，更多的是缘起于学术上对商法性质定位等问题的争论：如学者普遍认为民法和商法都是私法，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民法的一部分[1]；而有的学者否认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认为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从一开始就和民法毫无关系[2]；大部分的学者赞成商法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而有的学者主张商法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或者说是众多法律部门中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4]。此外，对于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商法的精神等问题也是争议的焦点。本文试图通过对商法的考察，研究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

一、商法概念的再澄清

商法概念在现实中着实混乱。与之相关的有商法、商人法、商业法、商事法、商贸法等，英文有Law Merchant、Business Law、Commercial Law等，尽管在《论商法》[5]一文中作者已经作了详细的辨析和论述，但是在此还是有必要进一步强调。

（一）商人法和商法

所谓商人法，是“中世纪期间有关商人、商业事务的习惯法规和原则的总称。”[6]因此，商人法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是对历史上形成的商人习惯法的总称。相对来讲，商法的概念更多的用于法律部门的划分争议以及法典的制定上，一般人们认为商法是“传统上指与民法并列，并互为补充的部门法，即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7]或者是“规范商人、商业组织和商业行为的特别法律”[8]。因此商人法和商法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商人法是一个历史上的概念，更为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商人习惯法，而商法是一个现实的法典意义上的概念，其最为本质的特点就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因此，如果严格按照法的定义来讲，商人法是习惯法而不是法，因为其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这一结论可以从后文对于商人法的发展历史考察中得出。

其次，商人法和商法的本质精神是不同的。从我们对商人法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得知，商人法的产生和发展，无不贯穿着实事求是、务实创新的精神。由于欧洲中世纪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商业行为不被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可，商业活动无法获得当时的既有法律保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商业在地中海沿岸或者整个欧洲大陆的复兴，需要有调整商人活动的规范，因此商人自发的从罗马法的万民法中寻求依据，并且直接适用到中世纪的商业活动中。这种活动完全是有了客观的需要以后才发掘相应的制度，是一种客观的活动。

但是与商人法这种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活动相反的是，商法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主观的活动，缺乏客观的现实基础。尽管在关于商法特点的论述中都提及商法规范的技术型、制度的有效性、方法的灵活性和适用的广泛性，但是考察商法产生的现实，其就是拿破仑为了解决军火供应中经常出现差错而影响其军事活动的问题，一怒之下制定的，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拍脑袋”法典。因此，法国商法典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社会需要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开出的花，其到现在虽几经修改，但只有数十条有效的条文。从这一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商法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或者说仅仅是个别人主观活动的产物，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需求。

（二）商法和商业法

在外文的翻译中，我们经常遇到英美法中的Business Law一词，此外还有Commercial Law。对于这两个词语的准确翻译，应该是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商法是大陆法系的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并不区分法律部门，因而没有法律部门划分意义上的商法的概念，而仅仅有Business Law的概念，其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与企业或者经营有关的法律。如果说将其翻译成为商事法还勉强说的过去，可以理解为与商业事务有关的法律，翻译成商法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考察英美法国家中的Business Law的概念，可以发现其中不仅规定了大陆法系商法中的公司或商事组织的内容，更多的是关于反托拉斯法、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内容，甚至包含了不动产和共有、遗嘱、信托、知识产权等内容，完全不是大陆法系所说的商法的概念。[9]如果强行的将Business Law与商法对应，则更多的情况下是会产生误解的。所以应该用商贸法的概念来表达Business Law，同时也区别商业法。

商业法概念的使用在我国也是一个不太准确的概念，因为我国使用商业法实际上是指“计划型经济商业法”的概念。“商业法通常指计划型经济商业法”，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商业立法。其立法的范围仅限于国内商业，其内容与传统的商法截然不同。它规定：（1）商业的作用和地位；（2）商业的基本任务和目的；（3）国家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和监督；（4）商业行为要在国家政策和计划指导下进行；（5）维护消费者的利益。”[10]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商业法和商法的内容迥异。商业法在实质意义上应该是以产业政策法为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再者，对于Commercial Law的翻译，有的称之为“商业法”，而有的直接称为“商法”。对商业法的概念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分析，不再赘述。而对于将Commercial Law翻译成商法的做法，有一点是必须要澄清的。现在有的学者将美国的《统一商法典》（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也称为商法，并且将其作为商法法典化的例证，[11]这是一种误区。尽管在翻译上我们可以笼统的称为“商法典”，但是就连这些学者自己都承认美国统一商法典“内容、体系与法、德、日等大陆法国家各异其趣”，怎么可以仅凭名称的类同而就简单的认为其是商法？事实上，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内容庞杂，既包括了商业票据、银行收款和存款、信用证、舱单、提单和其他所有权单据、投资证券等，又包括了货物销售（主要是关于合同的内容）、担保交易的内容，实则是关于商贸法规的总汇，而绝不是像某些学者称赞的那样是“现代商法产生的标志”[12]。

二、商法的存抑或亡

明确了商法的相关概念，进一步对于商法的考察，自然离不开对商法产生的历史进行考察。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商法的历史中得到很多内容，直接论证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问题。无论是主张商法在现代社会中还有用武之地，甚至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商法典的论点，还是主张商法在现代泛商化情况下逐渐消亡、民商合一、私法一体化的论点，都会从历史上商法产生的原因和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进行考察的，只不过其对于材料的掌握和分析不同，才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历史，然后回头看现代社会生活的情况。同时我们希望能够不再依托于法学教材中对商法发展的历史陈述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发现法学领域中对其的论述，大体上是使用的相同的材料。我们希望能够借用历史学考察的结论对这一过程作更为明晰的考察。同时，由于对这一过程的历史考察是一个极为宏观的视角，因此必须借鉴社会学的分析研究方法，更为明确的说就是使用社会结构理论进行指导。

（一）从历史考察商法的存在

1、近代商法的产生和发展

论及到近代商法的产生，通行的观点认为是商法起源于十一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各个自治城市。这个时间是处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中，是封建制度和教会制度极其盛行的时期，怎么会产生与封建法和教会法格格不入的商法，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到七世纪伊斯兰教徒入侵地中海盆地，使得地中海这个原来“罗马帝国的内陆湖”从东南西三面被封锁，欧洲陷入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七世纪伊斯兰教扩张造成的地中海封锁，必然使上述商业活动迅速衰落。八世纪中的商业停顿使商人消失，由商人所维系的城市生活也同时趋于衰落。当然，罗马的城市还在继续存在，因为他们是教区行政的中心，……不过，这些罗马城市已经失去了经济的重要性与市区行政的意义。”[13]无论是试图从地中海北岸少数的朝圣者经过地中海到麦加朝圣的行为，还是在北海、波罗的海附近的海盗活动证明这个时期的商业存在，都是徒劳无益的。“从各种观点来看，九世纪以后，西欧在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社会。”[14] 与这个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就是封建势力、教会势力的昌盛，而商业在这个社会中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但是从上面的记载中，我们也发现了欧洲中世纪城市可以分为教区行政、市区行政和经济区三层意义。

但是商业的冲动是人类抑制不住的，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商业消亡以后，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商业活动都在九世纪以后慢慢复兴，这种复兴活动从南北两部刺激着西欧大陆的商业活动，而最早的商业复兴还是来自于地中海沿岸，也就是近代商法的发源地。

无论最初的商人是怎么出现的，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难以准确的回溯，但是有一点事实是可以知道的：根据Norman J.G. Pounds的估计，在1050年，西欧商人阶级数量达到几千人，而到1200年，它的数量竟达到几十万人。[15]在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商人作为地中海沿岸唯一的继续活跃的经济，是地中海沿岸唯一的显现出一丝人类文明曙光，但是其发展是经历了千辛万苦。主要的表现就是：

第一，商人在经济上拥有一定数量的财富，但是其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地位，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由于中世纪欧洲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依据城市为主的农业社会，所以城市生活对于人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商人进行商业活动、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是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所以在亨利·皮朗所说的作为教区行政中心的城市中，没有商人生存的环境。但是商人并没有因此而消亡，而是自己创造了商业场所，并由此演变成为商业城市。这些城市通常是自治的，因为封建或者宗教的势力通常不涉及到此地，或者说有时封建或者宗教势力还需要依靠这些商人的帮助：一方面教会所需要的香料、奢侈品等需要从商人处得到，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的分裂状况也不容许封建势力过多得干预这些自治的城市。因此商人在这些自治城市中如鱼得水，飞速的发展起来。

第二，在意识形态上，欧洲中世纪教会法是禁止牟利行为的，这对商人的打击是巨大的。在奥里腊克的圣·格腊尔的传记中记载了的一段故事，表明了教会的道德标准和商业行为是不能相容的：圣·格腊尔从罗马进香回来，在帕维亚遇到一些向他兜售东方货物的威尼斯商人。他趁机将他在罗马购买的一件主教袍展示给商人，并且说明了是花多少钱买来的。商人们祝贺他作了一比合算的生意，因为他们认为同样的主教袍在君士坦丁堡要花更多的钱。格腊尔责备自己欺骗了卖主，立即将差额寄回去，因为他不愿意贪便宜而犯贪婪的罪过。[16]

商业行为谋取商业利益是违背教会法的，因此商人在经营商业的活动中在意识上并不是很坦然的。很多银行家和投机家的遗嘱中都说明了应该对那些曾经受他们欺骗的穷人赔偿并且将他们的一部分产业捐赠给教会。如康布雷主教记载的魏令波尔的故事：魏令波尔和一个富商的女儿结婚，并且将富商的经营大为扩充，他包揽了一个城门的税收，而且自己花钱修筑了桥梁，但是在死后还是将自己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教会。[17]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宗教宣扬的最终审判中得到赦

❼ 商法原则的介绍

商法的基来本原则是商法具体源规则与抽象的商法价值的交汇点,是现代商法性质的集中体现。对于商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商学界的学者们众说纷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目前在我国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二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玉泉、何绍军；二是“三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是黎燕；三是“四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是覃有士；四是“五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是董安生。虽然他们对商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层面不同，但是他们的学说都体现了商法的基本价值观念、综合反映了商法的宗旨和任务。尤其是他们在“维护交易安全”这一基本原则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说明了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在商法基本原则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下面笔者就从其确立依据、要义和立法表现三个方面对它进行一番新的认识。

❽ 国际商法的特点

二、商法的特征
商法的特征是指商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根本标志，是商法本质的外在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商法调整行为的营利性特征
商行为顾名思义与利益有关，营利性是商事活动的主要特征，如商主体身份之确立、商行为之界定、商活动之目的及商立法和司法原则，无不与营利有关，商法的制度也亦如此。
2、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
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在调整对象上区别于民法。民法的调整对象具有普遍性，而商法调整的对象是确定的，它仅适用于履行商事登记而具有商主体资格的人，或者说，仅适用于商行为。
3、商法规范较强的技术性和易变性
商法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法，它对商行为中的行为方式、行为环节、行为规则都作了具体、详实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和技术性。商法规范本身必须及时反映现实商事交易活动之所需求，商事交易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商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其修改更为频繁。
4、商法的公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商法作为民法的一部分本质上应该属于私法，但里面含有大量的公法性条款，如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干预商事交易活动的规范。
5、商法的国际性
商法最初起源于商事交易习惯，而商事交易本身是一种跨国界的活动。因此，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商法主要是一种跨国商事交易习惯和惯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后来各国都制定了国内法，国内法的制定对国际贸易产生了一定的阻碍，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贸易全球化趋势加强，商法国际化呼声日益高涨，最终导致下列结果，国际商事立法得以加强，各国的国内法与国际商事法律、惯例之间更为协调。

❾ 商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商法基本原则如下：

（1）强化商事组织原则。强化商事组织原则要求提高企业素质和完善企业结构。我国军工企业在改革中存在着很多障碍。于是针对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应遵循强化商事组织原则。

（2）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从两个方面体现，一个是商事交易主体的地位平等，一个是诚实信用。

（3）促进交易迅捷原则。主要体现交易简便，短期时效，定型化交易规则三个方面。

（4）维护交易安全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在商法基本原则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9)商法观点扩展阅读：

商法的一般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

一、强化企业组织。

1、提高企业素质。主要依靠两套法律机制，一是企业融资和确保企业财产基础的法律机制，二是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实现资产优化组合的法律机制，如破产、重整、兼并制度。

2、完善企业结构。包括完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和协调企业内部关系。

二、提高经济效益。

1、商法保护产权，主要体现在界定产权和维护其权威上，包括在产权受侵害时，给予及时，充分的救济。

2、信用的核心是信任。信任就意味着可以低成本地进行交易，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破产法对维护信用有积极的作用。

三、维护交易公平。

就是要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主要体现为平等原则和诚信原则。例如，信息披露制度、一股一权原则、禁止内幕交易等，体现了平等原则。董事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等，体现了诚信原则。

四、保障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