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商法对会计的影响
Ⅰ 德国会计制度对经济影响
说实话,德国的会计制度还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对整个经济进行影响。
Ⅱ 在德国,财务采用什么会计准则与制度
深圳曼陀罗财税:德国会计是一种独特的会计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1.在会计工作规范上,德国没有单行的会计准则,其会计规范是由政府通过分散于《公司法》、《税法》、《商法》中的规定来体现的,即“会计规范法典化”;2.在会计治理体制上,通过立法程序由政府和民间会计团体联合领导和治理全国会计工作,但会计团体地位相对较低,作用较小;3.在税务会计上,则要求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统一,政府要求为计税目的而使用的会计程序和帐务处理的方法,必须和企业编制财务表所使用的会计程序和帐务处理方法相一致;4.在德国,不论是公司法还是税法,都促使稳健性成为企业的基本原则;德国会计的稳建性,其实质是使企业合法地“低估利润”、“隐瞒资产”;5.德国公司信守历史成本会计模式,这种做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稳健主义在德国会计所占支配地位。6.德国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工作较少,德国会计本身又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色,因此德国会计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接受程度较小。
Ⅲ 论电子商务对会计的影响有哪些
传统的会计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的,即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这四个假设是适应传统的社会经济环境,并为会计实践检验,证明了其合理性的。但是,在互联网走进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充斥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时,以前会计假设所依据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四个会计假设都面临挑战。
1.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影响。会计主体假设从空间上界定了会计工作的具体核算范围,只有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等会计要素才有了空间归属。这个个体是有形的实体。而网络公司存在于网络计算机之中,它是一种临时结盟体,没有固定的形态,也没有固定的空间范围。如何在互联网环境中对会计主体作出新的界定或对会计主体假设本身进行修正是网络会计无法回避的问题。
2.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影响。持续经营假设指假定会计主体将持续经营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企业不存在清算和破产的可能。电子商务时代,由于会计主体变化频繁,持续经营假设将不再适用。在网络会计中,是适用清算会计还是创建新的会计体系或方法,是必须予以明确的问题。
3.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影响。会计分期假设指为了在会计主体终止之前,能够向信息的需求者提供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信息,人为地把经营过程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分割开来,形成一个个的会计期间。在网络环境下,强大的运算和传输功能,使财务管理从静态走向动态,会计核算从事后达到实时,使会计分期假设消除了时间的断点而无法成立。与此相应,在会计分期假设下的成本、费用的分配和摊销,在网络会计中的必要性有多大,值得进一步探讨。
4.对货币计量假设的影响。在网络经济下,虚拟公司和网络银行的发展,不在使用钞票和单证作交易媒体,而是采用电子货币成为网上支付的主要方式。电子货币的出现,弱化了记账本位币的币种惟一,使资金在企业、银行间高速运转,资本决策可瞬息完成,加大了货币风险,冲击了币值稳定,动摇了货币计量假设。
电子商务对传统财务会计实务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它动摇了许多传统的会计原则。
1.对历史成本原则的影响。历史成本原则是传统会计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指会计人员在进行资产计价时并不考虑资产的现时成本或变现价值,而是根据它的原始购置成本计价。在电子商务时代,虚拟企业属于临时性的结盟组织,依靠网络实现统一经营,交易完成后即告解散,生命周期极短。所以,采用现行市价法或变现价值法作为计价基础会更好地反映企业会计要素的现实质量状况,提供准确的会计信息,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权责发生制的影响。现行会计制度中,收入与费用的确定采用权责发生制,而不是收付实现制。在电子商务时代,虚拟公司存续的短暂性,决定了它不存在费用的跨期摊配问题,也不需要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因此,采用收付实现制相对权责发生制更为合理。
3.对配比原则的影响。传统的配比原则要求当期的收入与成本、费用相对比,互相配合;而在电子商务时代的配比原则,不是要求各期间收入与支出的配比,而是要求组成虚拟公司的合作各方在收入和支出方面进行合理分配。
4.对财务报告的影响。会计报表的目的是向企业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会计信息要准确、全面、及时,然而当前的财务报表有很多的局限性。在电子商务时代,基于网络技术平台的支持,报表的生成将呈现自动化、网络化和非定时性,冲破了时空的限制,信息的披露更加充分,信息使用者队伍更加壮大,信息的质量也大大提高。
综上所述,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电子商务已经冲击了传统会计模式,会计环境的变化要求会计信息系统也要进行内部改革,未来的会计信息系统也必将实现信息化。
Ⅳ 中世纪欧洲国家工商业和金融业对会计(单式簿记)发展的影响
中世纪欧洲发动的十字军东侵对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作用不可忽视。它最初职能是保护朝圣者和保证朝圣道路的安全,但不久治作用也不断增强,开始在十字军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如此它还广泛参与经商。
圣殿骑士团的最初职能是保护朝圣者和保证朝圣道路的安全,不久其职能就得以扩展,军事职能遂成为其基本职能。随着军事力量的增长,其政治作用也不断增强。它不仅在十字军国家的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欧洲政治。不仅如此,在十字军东侵中它还充当着“银行家”的角色,在12、13世纪的地中海商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世纪欧洲发动的十字军东侵对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由于圣殿骑士团的官方档案已经随着圣地的丧失而丢失,学者们只有通过西方各国政府和罗马教廷档案的侧面记载以及一些零散的资料进行研究。人们对圣殿骑士团关注的焦点仍在史料相对较多的军事方面,而对于其他方面则重视不够。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作用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圣殿骑士团的起源和消亡
圣殿骑士团起源于9个西方骑士的自发行为。第一次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占领引发了西方基督教徒到东方朝圣的狂潮。然而朝圣之路充满了艰险。根据当时的朝圣者记述,在从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到耶路撒冷的道路上,野兽和盗贼横行,朝圣者经常遭到撒拉森人的袭击、抢劫和杀害。最令人震惊的惨案发生于1119年的复活节:在从耶路撒冷到约旦河的途中,300名朝圣者被杀害,60人被掳。朝圣者的悲惨遭遇唤醒了9个前来朝圣的西方骑士的责任心。根据12世纪后期的编年史学家的记载,这9个“高尚的、虔诚的骑士立志保护朝圣者”,在耶路撒冷宗主教面前誓愿守贫、禁欲和服从,象正规修道士那样全心全意服侍上帝。宗主教赋予他们“严防盗贼和攻击者,保证道路畅通,特别是朝圣者的安全”的职责。由于他们既无教堂,也无居所,耶路撒冷国王将王宫的一部分——据说是古老的“所罗门圣殿”——赐给他们。从此,他们才有了“圣殿骑士”之名。�
至攻克耶路撒冷为止,第一次十字军在东方建立了几个基督教国家,但初创时期的十字军国家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作为统治者的西方教俗贵族在圣地的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而且所拥有的资源有限,难以实施有效统治。因此,圣殿骑士团诞生不久就受到了十字军国家的重视。�
1120年1月,耶路撒冷王国在纳布卢斯召开了教俗贵族会议,确认了它在十字军国家的合法存在,确定了它保证朝圣道路安全的基本职能。从1127—1128年它的总团长的西欧之行受到欢迎,并吸引了显赫的朝圣者的加入和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捐献。安茹伯爵富尔克以已婚兄弟身份加入圣殿骑士团,并每年捐赠30镑银。香巴尼伯爵休于1125年加入,“情愿放弃万贯家财而变成贫民。”这些显赫人物的行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也使苦苦支撑十字军国家局面的国王看到了希望。对于只有300名骑士和300名步兵的国王来说,扩大圣殿骑士团的影响无疑是获得西方支持的最佳途径。因此,国王鲍德温二世很快就接纳了圣殿骑士团,并继续扩大其影响。1127年,他派圣殿骑士团总团长佩�恩·�德·休到欧洲活动,寻求罗马教廷对圣殿骑士团的认可和招募圣殿骑士。�
总团长的欧洲之行获得了圆满成功。1129年,罗马教廷在法国的特鲁瓦召开宗教会议。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日期,会议记录者记为1128年。R.希斯坦德认为,由于当时法国的历法以3月25日为一年的开端,应该将会议日期更正为1129年。
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它为圣殿骑士团制订了章程,确认了圣殿骑士团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地位和罗马教廷对它的最高权威。教廷的确认进一步扩大了圣殿骑士团在欧洲的影响,并使其接受基督教徒的捐赠行为合法化。不仅如此,在1139—1145年间,教皇还授予它免交教会什一税,甚至征收什一税的特权。特鲁瓦会议以后,西欧社会各界的捐赠纷至沓来。捐赠的财物包括金银珠宝、地产、庄园、磨房、城堡、教堂、各种收益权利以及地产上的农奴。西方基督教徒不断的、虔诚的捐赠使圣殿骑士团迅速成为大封建主,为其职能的扩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
圣殿骑士团的职能逐步由维持圣地治安的警察式职能扩展到军事职能。在特鲁瓦会议召开时,圣殿骑士没有合适的盔甲,只能穿人们捐赠的衣服;他们也没有钱修缮自己的住所;连巡逻必备的马匹也只能2人合骑一匹。特鲁瓦会议以后,圣殿骑士团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于编年史所记述的军事行动中。显然,大量的捐赠迅速加强了它的经济实力;西方骑士的踊跃加入迅速扩充了其队伍。1129年11月,特鲁瓦会议以后不久,总团长立即带着新招人马返回东方,参加了进攻大马士革的战斗。1136—1137年,圣殿骑士团奉命守卫从乞里奇亚进入安条克的通道。1149-1150年,它受命守卫加沙城。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它成为十字军国家的一支常备军。参与圣地的战役成为其主要任务。最初的警察式职能依然存在,但已经降到次要地位。�
圣殿骑士团的兵力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根据记载,到12世纪60—70年代,它有300名圣殿骑士。到80年代则扩大到600名。如果加上军士,圣殿骑士团拥有的总兵力可达2,600人。加上临时招募的雇佣兵,这个数字会更大。这些兵力主要部署在城堡或要塞里,其防卫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圣殿骑士团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城堡有37个,分布于地中海东岸和约旦河以西约600公里的狭长地带,基本上覆盖了十字军国家的领土。
除防守城堡和要塞之外,圣殿骑士团还积极参与耶路撒冷王国和十字军的军事行动。在较大的战役中,它经常充当十字军部队的先锋,或者与医院骑士团并列为先锋,或者充当后卫,保护十字军部队不受敌人骚扰。圣殿骑士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他们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十字军的士气,许多欧洲骑士愿意在圣殿骑士团的旗帜下战斗。不仅如此,圣殿骑士团在东方长期作战所积累的经验,它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形的熟悉,都使之备受十字军领导人重视,并在军事决策中发挥作用。1146年,教皇、法国国王和许多教俗贵族参加了由总团长召集的圣殿骑士团高级会议。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十字军。1148年6月,总团长还列席了由德国国王康拉德、法国国王路易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参加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进攻大马士革的决议。在第三次十字军中,狮心王理查德召集的最高军事会议由5个圣殿骑士,5个医院骑士,5个东方基督教徒和5个十字军首脑参加。正是在两骑士团的建议下,英王放弃了进攻耶路撒冷的决定。大量证据显示,除了第四次十字军和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东征外,圣殿骑士团在大部分的十字军军事行动中参与了决策。�
一般来说,十字军东侵的规模庞大,但十字军战士终究要回到西方。脉冲式的十字军无法久留,保卫十字军国家的任务不可避免地落到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耶路撒冷王国的肩上。12世纪后期耶路撒冷王权衰落后,保卫任务主要落到两个骑士团肩上。两个骑士团成为保卫圣地的主要力量,其中圣殿骑士团的表现更为突出。它经常担当保卫圣地的领导责任。在1291年的亚克保卫战中,圣殿骑士团总团长威廉担任基督教徒军队的统帅,指挥亚克的守军、两骑士团和塞浦路斯国王的部队,共计1�4万人。当大部分基督教徒军队将士阵亡,塞浦路斯国王带着自己的残余部队撤离后,圣殿骑士团决定投降。马木路克苏丹同意了,但是他的士兵却侮辱了基督教妇女。圣殿骑士在狂怒之下重新拿起武器。最后,他们退守到总团部的木塔内,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苏丹命令烧毁木塔。圣地的最后一批圣殿骑士被埋葬在灰烬之中,十字军国家也随之覆亡。
二、圣殿骑士团的主要政治活动
由于物价的变化和史料的匮乏,我们已经无法精确计算装备一个圣殿骑士要耗费多少资源。但是,有一个比照数字:在1180年,要装备一个勃艮第骑士需要300公顷,或750英亩土地;到1260年,由于物价特别是马匹的价格上涨,这个数字增加了5倍。由于世俗骑士和圣殿骑士都是重装骑兵,二者的花费应当比较接近。可见供养一个圣殿骑士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如果算上军士、扈从、雇佣兵和大量的后勤人员,维持一支常备军的耗费十分惊人。在十字军东侵期间,一些小军事僧团往往因实力薄弱或在某次战役中伤亡太重而消失或放弃军事职能,如阿拉贡南方的蒙乔伊骑士团、东欧的多布林骑士团和耶路撒冷王国的圣·拉扎勒斯骑士团。但圣殿骑士团不但发展成为十字军国家中的主要力量,而且具有不断再生的能力。这离不开欧洲基督教徒的虔诚贡献。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把所罗门圣殿送给那9个骑士居住,应该是第一笔捐赠,大规模捐赠是在圣殿骑士团的建立得到罗马教廷批准之后。特鲁瓦会议前后,圣殿骑士团的创建者和总团长佩恩·德·休取道法国赴大不列颠招收新骑士,沿途接受了欧洲君主和贵族的竟相捐赠。其盛况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以来从未见过的。1131年,那法尔和阿拉贡的国王阿方索一世甚至将圣殿骑士团作为王国的继承人列入遗嘱。圣殿骑士的虔诚和献身精神感动了整个欧洲。当时德高望重的教会活动家圣·伯纳德专门撰写了《新骑士颂》一文,极力推崇这种集宗教和军事职能为一身的所谓“新骑士”模式。此后,社会各界的捐赠便成为一种潮流,直至圣殿骑士团终结。捐赠者的动机是为了赎罪,或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灵魂得到安宁,或受到了圣殿骑士的英勇行为的感染。西方的虔诚捐赠很快使圣殿骑士团成为欧洲的大封建主。根据13世纪编年史作家马修·帕里斯的记载,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拥有9,000座庄园或领地。它在欧洲的年收入粗略估计有600万英镑。这些庄园以及其它财产使圣殿骑士团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为其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为了管理这个经济体和招募新骑士,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行政机构。它的总部在耶路撒冷,最高行政长官是总团长;在西欧主要国家设立分团,如巴黎分团,伦敦分团等分别由分团长领导;在各诸侯国或王国再设三级分团,如英国的爱尔兰分团、苏格兰分团;法国的尼德兰分团、卢森堡分团等;三级分团之下,再设四级分支机构,直接经营本地地产。13世纪,圣殿骑士团进行行政改革,设一个西方总管,下辖两个巡查官,分管伊伯利亚各省和英国、法国、德国的分支机构。这样,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行政网络。这个网络由至少870个城堡、分支机构组成。它们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圣殿骑士团在欧洲的财产、招收和培训新骑士和为圣地提供马匹、驮畜和食品。�
行政网络建成后,圣殿骑士团实际上成了一个跨国组织。它在东方保有一支常备军,发挥着它的军事作用。在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中,它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它在基督教世界拥有9,000座庄园,由大大小小870个城堡护卫。它的庄园实行封建化管理,控制着大量的农奴,每年创造出巨额收入;根据教皇的命令,它的一切产业享有免交什一税的特权。它的年收入600万英镑,而当时英国王室的自营地年收入只有3万英镑。它还有一套职能广泛、分工明确、等级森严的行政机构。根据圣殿骑士团章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这造成了它的行政机构的高度集权。总团长在圣殿骑士团网络内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令欧洲任何一位君主羡慕。所有这一切都使圣殿骑士团不仅能够充当保卫圣地的主力军,而且使它在基督教世界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十字军国家中,圣殿骑士团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角色。在早期,它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保守的。国王鲍德温二世决定把圣殿骑士团纳入自己的政府系统,是因为他看到了它的发展潜力:它的特殊的职能和宗教热情更能吸引西方的支持。因此,圣殿骑士经常被国王作为特使派往罗马和欧洲各国。显然,在处理十字军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时,圣殿骑士团比国王的封臣更具优势。由于担负着保卫圣地的职责,骑士团参与十字军国家政治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惯例。大量史料显示,圣殿骑士团和其他军事僧团的领导人、耶路撒冷宗主教和各地的贵族是王国高层会议的常规性参与者。这个时期,圣殿骑士团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还是能够与国王保持一致。而国王也乐于将更多的城堡和土地的防卫责任放到圣殿骑士团肩上。由于圣殿骑士团在圣地的军事作用越来越大,国王对它的依赖也越来越重,结果是,它的独立性开始萌发。到12世纪60和70年代,它已经敢于公开与国王抗衡。当国王阿马里克一世意识到圣殿骑士团的独立倾向会破坏王国的政策时,就采取干预总团长选举的办法控制它,但是他去世以后,十字军国家再也没出现过强有力的君主。王权开始不可逆转地衰落了。与此同时,作为圣地主要军事力量的圣殿骑士团的政治实力急剧上升。从此,它便深陷于十字军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中,并成为其中的决定性因素。1186年,它的总团长甚至强迫医院骑士团交出存放王冠的金库的钥匙,亲自安排了王位继承。
被它扶持上台的国王对它既爱又怕,自然要受它左右。由此可见圣殿骑士团在十字军国家中的政治参与程度之深。很显然,圣殿骑士团已经成为十字军国家的主要决策者或者主要决策者之一。另外,从圣殿骑士团经常参加或领导与周围伊斯兰教国家的谈判来看,它在十字军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也起着重要,甚至是主要作用。当然,十字军国家还有其他政治力量,如医院骑士团,意大利商人公社和地方贵族,国王也不总是傀儡。圣殿骑士团政治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
圣殿骑士团在欧洲也具有政治影响力。这取决于它与教皇和各国君主的关系。由于在欧洲拥有大量财产,而且还有更多的捐赠期望,它必须保持与各国君主的良好关系。为了不破坏与任何一国的关系,它必须学会左右左逢源,尽量回避各国的国内纠纷和国际纠纷。总的来说,各地的圣殿骑士团分支机构成功地贯彻了这个基本方针。它们的忠诚和行政管理经验也经常为各国王室所用。相当多的资料显示,许多圣殿骑士在欧洲国家的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亨利三世时期,圣殿骑士开始担任英国国王的顾问、司库、特使、救济品分发官等职务。圣殿骑士团的分团还经常替国王保管财物甚至玉玺。这显示了王室对圣殿骑士团的充分信任。当英王约翰与封臣发生宪章冲突时,为了安全起见,他经常住在圣殿骑士团的伦敦分团。此间,许多国家大事都是在那里决策。圣殿骑士团很可能在其中起了某种程度的作用。虽然如此,没有资料显示圣殿骑士团介入了这个时期的英国国内冲突。在法国和西班牙,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法国国王经常通过圣殿骑士团的行政网络向圣地输送军费。在遭到取缔前,圣殿骑士一直担任法国的财政要员。在西班牙,国王大量任用圣殿骑士为政府官员,经常利用圣殿骑士团的资源对伊斯兰教徒作战,显示了对圣殿骑士团更多的倚重。圣殿骑士团被取缔后,阿拉贡国王詹姆士二世和葡萄牙国王迪尼兹还利用它的残余资源,再造类似的军事僧团。
可见,不卷入欧洲各国内部纷争,维持与各国的良好关系,以服务于保卫圣地的中心任务,是圣殿骑士团的基本方针。但即使在十字军东侵期间,欧洲国家之间也频繁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经常威胁着圣殿骑士团极力避免卷入欧洲政治斗争的一贯方针。圣殿骑士团对付这种威胁的方法就是调停冲突,化解矛盾。在英国王子与法国公主1160年的政治联姻中,圣殿骑士团就扮演了公正调停人的角色。不过,这次调停不甚成功。英王亨利二世为了尽快得到作为嫁妆的2座城堡,提前让王子与公主成婚——他们分别只有5岁和3岁,而作为调停人的圣殿骑士欣然把城堡交给亨利二世,从而引起法王的愤怒。调停成功的例子是教皇与英王约翰的纠纷。教皇特使与约翰的谈判就是在圣殿骑士团的伦敦分团进行的。经过圣殿骑士的百般斡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然而,教皇与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冲突却陷圣殿骑士团于进退两难之地。一方面,它要维持与德国皇帝的关系以保护它在中欧的地产,另一方面,它要服从教皇对它的最高宗主权。它选择了后者,从而与皇帝交恶。
双方在圣地发生争吵,几乎引起火并。这说明,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圣殿骑士团很难保持一贯的中立。如果说圣殿骑士团在十字军国家存续期间是“被动参与”欧洲政治的话,那么在失去圣地后,圣殿骑士团似乎开始积极参与欧洲的政治。
三、圣殿骑士团的金融职能
圣殿骑士团的行政网络还衍生出一种金融职能。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首先,这种金融职能起源于圣殿骑士团的财务实践。作为后方供应系统的各地分支机构负责经营本地的地产,将部分产品兑换为现金,然后将其连同粮食、马匹以及其他战略物资和各界捐献的财物通过欧洲各港口输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满足前线需要。这使圣殿骑士团积累了丰富的财务经验并培训了大量的财务人员。其次,财务活动的社会化使圣殿骑士团网络具有了金融机构的性质。欧洲的寺院团体很早就有替人保管珍贵物品和文件的先例。十字军东侵开始后,又为十字军战士和朝圣者提供贷款或抵押贷款服务。相比之下,圣殿骑士团的军事性质使它在这方面独具优势。由于在基督教世界有大量的城堡和骑士,它能够保证金库的安全和采用武装押运的方式确保运输过程的安全。实际上,安全优势甚至使它能够与发达的意大利各银行一争高下。再次,在财务活动社会化后,它在欧洲和东方的分支机构顺理成章地演变为金融网点,使其金融服务更为快捷。这种网点优势也增加了它在金融业的竞争力。最后,其特殊的组织原则和在金融实践中的表现有利于树立它在基督教世界的诚信、中立的形象。圣殿骑士团的章程规定,圣殿骑士不能拥有个人财产。一旦被发现拥有个人财产,他会受到处罚;如果个人财产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得来,惩罚更严厉:死后不能埋葬在圣殿骑士团的专用墓地。这种对虔诚基督教徒来说最严厉的惩罚大大降低了金融活动中的道德风险。根据马修·帕里斯的记载,曾经担任英国大法官和摄政的哈伯特·德·伯勒在1232年受到指控。国王亨利要求圣殿骑士团的伦敦分团交出哈伯特存放在分团金库的金银财宝。但分团长回答说:“未经委托人允许,我们不会把受托财物交给任何人。”1250年,法王路易九世远征埃及时被俘。为了付清埃及人要求的赎金,路易的下属向圣殿骑士团借款。看管保险箱的圣殿骑士作出了类似的回答。最后,路易的下属只得采用象征性暴力,命令圣殿骑士打开保险箱。诚信和中立已经成为圣殿骑士团金融事业的信条。�
圣殿骑士团的金融业务迅速发展,经营项目逐渐专业化和系统化。13世纪以后,它的网络由十字军的辅助服务者发展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从现存的资料看,其主要客户是国王、贵族和教会。有十字军研究者将其金融业务划分为7大类。其中主要集中于托管、信贷和汇款。
托管是圣殿骑士团的基本业务。有资料显示,教俗贵族和国王经常将金银、珠宝、遗嘱、甚至条约存放在圣殿骑士团的金库里。1204年和1205年,英王约翰将玉玺和王冠宝石寄存于伦敦圣殿分团。次年,他又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堂金银器皿存放于此。1261年,与封臣发生纠纷的亨利三世认为将这些物品存放于巴黎圣殿分团更安全,遂将其移送巴黎。3年后,亨利就是用这些物品作抵押贷款,组织力量对付叛乱的贵族。在巴黎,法国诸王将珠宝存放于圣殿分团长达一个世纪之久。1259年,路易九世将与亨利三世缔结的条约原本存放于巴黎圣殿分团。教皇也经常将圣殿骑士团作为财物存放地。1220年,他命令他的英国特使将从英国征收的税款送往巴黎圣殿分团存放,然后,从东方的圣殿分支机构支取这些钱财。
圣殿骑士团的信贷业务为经常捉襟见肘的欧洲君主和教会提供了便利。英王约翰多次从圣殿骑士团贷款以支付士兵的薪水。1216年,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曾从圣殿骑士团贷款还债。法王路易七世和路易九世都曾从圣殿骑士团获得巨额贷款。其中,前者的贷款数目如此巨大,以至于差点引起圣殿骑士团的破产。这两位国王都是从东方的圣殿总团贷款,然后在巴黎分团还贷。由此可见圣殿骑士团的网络优势。为了贷款便利,许多客户在圣殿分支机构开立短期帐户或长期帐户。巴黎分团的流水帐显示,在法国王太后1242年开立的一个帐户中,清楚地记载了太后为准备圣烛节而存入和支出的资金。英国国库年表显示,1220—1259年,亨利三世在英国圣殿分团开立了长期帐户。其中的存、取金额相当大。最大的存款额发生于1240—1249年,高达1.5万英镑,最大的取款额发生于1250—1259年,高达9,500英镑。这些存、取款金额占王室年收入的1/3左右。
在长期的金融实践中,圣殿骑士团的财务人员还采用了在当时十分先进的复式簿记方式和汇票取款方式。由于路途遥远和安全状况较差,十字军战士在东侵时往往不愿意携带现金。为了解决十字军的实际困难,圣殿骑士团采用了一种本地存款、异地取款的方法。人们可以持圣殿骑士团分支机构开具的书面凭证到另一个分支机构取款。这种书面凭证实际上就是现代银行所使用的汇票。这表明圣殿骑士团的金融职能已相当专业化了。�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有史料记载的圣殿骑士团的客户以王室和教皇为主,但是不能据此认为社会中下层与圣殿骑士团较少业务往来。在法制不健全、诸侯战争频繁的黑暗时代,要求圣殿骑士团保密应该是中小客户保护私有财产的本能反应。他们的财物托管和帐户往往在他们本人出事以后才引起史家注意,比如上文提及的哈伯特一案。金融服务会给圣殿骑士团带来一定的成本支出。但现存史料没有任何它向客户收取利息的记载。从中世纪基督教会对利息的态度看,圣殿骑士团很可能是不收取利息的。1145年,教皇还明令禁止对十字军战士收取利息。作为教皇直属组织的圣殿骑士团应该不会违背禁令。不过,它可以从本地存款、异地取款业务中取得汇率收益,从抵押品经营中取得收益,或在事前、事后得到一些捐赠,以此弥补金融业务的成本支出。除了托管、信贷和汇款业务外,圣殿骑士团还时常从事委托征税、押运税款、代为支付、交割见证等金融活动。�
至于圣殿骑士团作为银行家在12和13世纪的欧洲金融业的地位,由于圣殿骑士团的档案已经丢失,仅凭支离破碎的旁证材料很难对之进行全面评估。但总体上可以说,第一,它遍及基督教世界的网络的托管、异地存、取和信贷业务为十字军战士和君主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促进了十字军的发展。第二,它在欧洲和东方的金融活动十分频繁。但是,其金融地位应该难以超越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因为后者在地中海商业、金融业和运输业中占据着显而易见的主导地位。第三,它虽然在金融活动中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复式簿记方式和汇票,但也不能过高估计它对金融业的贡献。因为“在近代商业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制度,象领事,商业法院,海上法,汇划票,银行,股份公司以及后来的商业公会这一类,都是在十字军时期或不久以后从意大利商业城市中产生出来的”。
综上所述,圣殿骑士团是欧洲十字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极地参与了十字军的战役和军事决策。在十字军离开后,它是保卫圣地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它对十字军国家和欧洲政治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它遍及欧洲的行政网络除了服务于东方的军事行动外,还衍生出了金融职能,从而使其在十字军东侵时期的地中海商业和金融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Ⅳ 在德国从事会计行业,考ACCA用处大么
ACCA在德国普及度比较低
ACCA成员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
欧洲:英国、波兰、土耳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
亚洲:马来西亚、老挝、越南、新加坡、巴基斯坦、中国
非洲:马里、中非、肯尼亚
2000年7月,德国财务监督执行组织DRSC(Deutsche
明文规定,上市集团公司可以按照国际上通用的会计准则GAAP或IFRS合并编制财务报表,但必须将其翻译为德语,并选用本位币———欧元作为计价单位。在此以前,在美国上市的德国公司必须分别按照德国的会计准则和美国的会计准则编制两种不同的年度财务报表。新规定大大缩减了上市公司年报编制开支费用。2001年6月,欧共体议会通过议案,规定成员国所有上市集团公司自2005年1月1日起,必须按照IFRS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1973年,国际会计准则协会IASC在伦敦成立时,便着手建立统一的国际会计准则。但德国多年来一直固守自己的会计准则,独立于GAPP和IAS/IFRS以外,直至1993年。引发这一变化的主角是德国最大集团公司戴姆乐—奔驰股份公司。当时奔驰公司为了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被迫按照GAPP编制财务报告,也就意味着德国已接纳按照GAAP编制的企业财务报告,美国却拒绝接纳按德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企业财务报告。作为经济最发达和统领世界会计理论的美国,拒绝承认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德国会计制度,极大地震撼了德国会计界。随之而来的是其他著名集团公司,如Schering,Bayer等,为寻找国外资本市场,纷纷仿效奔驰公司的做法,尝试按照GAAP编制公司报表,也有的公司按照IAS/IFRS编制。1998年,德国终于出台了《促进融资法》,修改了德国《商法》的部分条款,增加接纳国际会计准则的HGB§292a条款,允许上市集团公司按照GAAP或IAS/IFRS编制财务报告。1998年,德国通过《公开法》,第一次在德国设立民间性的会计准则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解释会计准则,提供会计服务,解决国际会计争端等。
1998年是德国会计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德国第一次向国际会计制度敞开大门,第一次设立民间会计组织,借鉴国外先进会计准则,促进本国会计制度改革。
从国际角度出发,建立国际统一的会计制度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议的。无论是投资方或是融资方,都迫切期望一个统一的会计制度,任何一家企业不希望因为会计制度的不同而丧失资本市场。从理论上讲,如果各国间相互承认对方的会计制度,上述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这是不现实的。尽管目前计算机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但投资方和融资方不可能完全掌握为数众多、各不相同的会计制度,单纯对国内企业的会计报表的分析已经相当耗时耗资。如果再考虑不同国家会计制度对年度财务报告产生的影响,只会使报表分析变得更加繁琐复杂,增加出现错误的可能性。
从国内角度出发,统一的会计制度更有利于德国企业到国外资本市场筹措资金。德国虽然也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其税收、家庭式银行体系、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制度的制约,德国的资本市场远远落后于美国,资本市场并非德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仅仅少数大企业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融资。德国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它们所需资金大都来源于银行贷款,德国银行体系特有的局限性无法满足它们对资金的要求。如果有了统一会计制度,简化国外资本市场的融资手续,德国中小企业利用国外资本的机会大大增加,从而弥补国内银行贷款的不足。因此,统一的会计制度对于德国中小企业具有格外的吸引力。
Ⅵ 德国和美国分别给日本的会计模式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日本会计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会计在国家之间的传播和影响。明治维新使日本打开了国门,西方国家的法律法典等开始影响日本,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法律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会计实务体系则更多地受到德国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会计实务体系又深受美国会计模式的影响,呈现出融和的迹象。尽管在世界范围的会计模式分类中,通常将日本会计归人美国模式,但日本的文化宗教、商业实务和历史背景,都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别。
Ⅶ 法律体系对会计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在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改革以后,我国税法与会计准则之间的差距呈扩大的趋势,财务会计不再融财务、税务于一身,而是遵循会计准则的要求。税法也在力求独立,致使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成为可能。但税务会计要完全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笔者认为,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建立要经过三个阶段,适度分离阶段、相对独立阶段和完全分离阶段适度分离阶段。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税务会计独立是有必要的,但是,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有待完善,股份制公司还不是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我国法律体系是以成文法为主,人们的理财观念还比较保守,会计准则的制定还是由政府控制,会计管理体制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因此,目前我国应将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适当地分离。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在企业财务会计体系下对有关的涉税问题进行单独的处理,税务会计要依照税法的要求正确计量和核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及扣除项目,涉及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
相对独立阶段。当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转到一定程度,国家法律已经健全的法制化程度较高,股份制企业已是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人们的理财观念有较大改观,会计准则由政府制定,但已明确考虑到与税法的不同,会计核算中的税收导向已不突出时,这一阶段才具有实施的可能性。在这一阶段,在企业核算中,明确分设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税务会计不仅要计量和核算应纳税所得额,还要按照企业发展计划,在合法的基础上,运用适当的节税措施,帮助企业获取最大经济利益。
完全独立阶段。这一阶段是在相对独立阶段的基础上实现的。在这一阶段,企业内部财务核算体系划分为两套核算体系,税务会计不仅是企业税金计量、核算和税收筹划的工具,而且还是汇集企业税金和相关税务信息的重要渠道。
Ⅷ 法律环境因素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有哪些
一、政治环境因素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
一国的政治环境包括政治体制、政治路线、政治思想和政治领导。它们对会计的影响多数情况下是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的统治阶层,都需要利用会计处理经济利益关系,这就必然使会计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和社会属性;2.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推动或阻碍作用,政治体制的改革,势必会引起会计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进而使会计的各方面发生相应变化;3.不同政治环境下的民主理财程度不同,群众监督制度不同,对会计信息公开程度的要求也不同。
就是在实行三权分立的西方政治制度下,因其政治路线、政治思想的不同,各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与会计实务也有一定差异。英国与美国倡导自由,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以市场为导向,强调政府的不干预,反映在会计上,认为会计应从实用主义出发,立足于优化企业的商务活动。会计的目标是保护债权人、投资者利益;会计信息应以真实、公允、实用为基本质量要求;对会计的管理以民间职业团体制定和颁布的会计准则为会计行为的约束规范;在会计理论研究上,强调以完整的会计概念体系作为会计学科独立发展的理论基础。
同样是在三权分立的荷兰,其会计定位则是以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为核心,认为会计的目标是维护企业利益,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全方位服务,会计核算必须使投入企业的资本得到保值增值。会计核算过程中,稳健主义被政府和社会广泛接受。
而我国对会计的研究与认识,则是从我们的国体、政体与政治路线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反映在会计问题上,要求我们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运用马克思哲学唯物论与辩证法研究会计,强调会计是国家政府控制和管理经济的有效工具。所以实务中,由政府制定和颁布详细而具体的统一会计制度,并将有关经济政策融入其中,以统一性、可比性作为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要求。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环境因素不一样,各国的会计研究指导思想各异、对会计认识也大相径庭,会计实务更是缤采纷呈。应当说,与其他各因素相比,各国的政治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较小(主要体现在会计研究指导思想的稳定性和对会计的认识与管理上)、较间接(政治通过影响经济、法律等其他会计环境因素彰显其威力)。
二、法律环境因素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
不同的政治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模式。目前世界上基本可以分为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两大法律体系。不同的法系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发展背景,并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会计领域。
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政府在会计规范指定过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会计规范大多体现于公司法、税法和商法等法规之中,形成了较为典型的立法会计模式,而且多数会计规范具有统一性、强制性特点,会计职业团体作用有限;而在海洋法系的国家,会计规范则基本由民间职业团体制定,政府很少干预,从而形成了协会会计模式,会计规范的灵活性、可选择性较为明显,会计职业团体权威性很高。
再从会计信息的披露情况看,大陆法系的国家,会计上奉行极端稳健原则,推崇准备金会计,通过各种准备金的计提与运用平滑各期收益,会计信息的公开程度较低;海洋法系的国家由于会计目标突出投资人与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与作为会计信息生产者的企业内部人员来讲,投资人与债权人处于明显的信息弱势地位,因而决定了为实现会计目标,企业应最大限度地公开会计信息,以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全面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
另外,不同法律环境对会计监管及会计人员的素质要求也有很大差异。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实行强有力的集权管理,在会计监管问题上也遵循同样的思想,依靠政府有关部门对会计实行较多的监督,又由于会计规范制定的具体与统一性特征,导致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空间狭窄,会计人员一般习惯于循规蹈矩,照章行事,素质要求相对较低;海洋法系的国家,由于市场作用的影响较大,会计规范的灵活性和会计监督上主要依赖于社会民间组织,留给会计人员独立判断的空间广泛,对会计人员素质要求相对较高。
三、经济环境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
经济环境是对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调控方式、证券市场发育程度以及物价变动水平等具体因素的抽象概括,它是影响会计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从经济体制看,目前世界范围内基本可以分为竞争型市场经济、计划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社会型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种体制,不同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不同的会计目标、管理方式、会计规范、会计监督等模式,所以研究会计及其发展变化,首先要研究会计所处的经济体制,其次要把握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方向及规律,由此才能抓住会计的实质,理解会计、掌握会计,并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会计,使会计与时俱进,促进其在资源配置、提高效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其对会计实践领域的宽窄、理论研究的深浅、规范体系的完善等都有不同影响。一般地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会计的认识就越加科学,会计的各方面工作就越加完善。
从经济调控方式看,经济调控方式取决于政治体制与法律体系,高度集权的政治与法律体系下,经济调控方式一般也采纳集权方式,从会计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对会计及其人员的管理及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都比较强硬与统一;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调控力度一般较弱,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各种调控,政府的干预较小,反映在会计上,就是规范制定与管理呈协会型,鼓励企业自行选择会计政策,会计主要服务对象定位于广大社会公众。
从证券市场发育程度看,发达的证券市场,要求会计信息披露充分、及时,而且决定了会计服务对象主要为广大投资者和债权人;处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对会计信息披露要求较弱,会计目标主要确定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服务。
总之,经济环境决定会计的产生与发展,无论会计是从被动的无组织到有组织的变化,还是主动的完全有组织的变换,都是经济环境内部矛盾激化使原会计赖以生存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会计的发展变化主要源于经济因素的不断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发展高科技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区域经济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新型的经济即主要取决于智力资源的知识经济也在逐步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以上趋势与状况,决定了我们进行会计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的国际化方向,要求我们进一步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研究国际会计的相关内容;面对新兴产业的出现,会计如何行使职能以发挥其提供特有信息的职能;区域经济对会计提出了哪些新课题。这些都是新经济环境条件下,研究环境问题对会计影响的侧重点。如果把视线放回我国,新经济环境下会计问题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会计定位问题,我们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下,将会计定位于统一化模式还是宏观化模式还是微观化模式,不同模式将直接影响对会计模式各要素的分析与应用;2.会计国际化过程中,中国特色问题研究,不同国家的会计产生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各有特色是客观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正确把握特色的内涵及具体体现,特色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及未来发展,以动态的研究理念时刻保持对会计问题的敏感与理性。
四、科技环境因素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
科技环境从广义上来讲,属于经济环境因素之一,我们之所以将其独立出来作为影响会计的要素之一探讨,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想法:科技发展水平高低虽然依赖于经济发展状况,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它确实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说明它不仅是依附于经济,本身已成为现代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大推动因素,这从其发展趋势上可以看出:1.发展速度快,相应新学科不断涌现;2.发展综合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现代技术完全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而现代科学也装备了现代技术设备,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3.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结合,解决人类面临的高度综合性的问题。
以上三方面的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对会计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在新的科技发展水平下,传统会计的研究手段与实物操作方法受到挑战,会计的研究重点随之发生变化,会计新领域不断涌现,会计这门社会科学越来越与其他学科交叉,横向发展越来越宽,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自身规律的把握不断深化,由此会计纵深发展得到空前繁荣,细化的会计分支学科急待我们去研究与发展;其次,科学与技术的密切联系,使得我们对会计的社会属性及技术属性的认识更进一步,同时指导我们应该更好地以现代技术装备会计科学,以会计科学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对现代技术发展做出会计的贡献;同时,在会计的研究中,需要引入许多新事物,以开创会计发展之路,解决会计信息提供的真实性、相关性问题。
显然,科学技术对会计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会计如何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会计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会计事物的未来发展方向及未来会计理念的树立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管理环境因素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管理逐步从科学管理发展到现代管理。现代管理的特点是:1.面向市场的管理,是开放型的、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管理;2.从系统出发,注重战略发展的研究,实行战略管理,强调社会整体经济效益;3.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经济管理部门要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各种中长期经济规划、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行政指导作用,对企业进行正确引导;4.企业加强内部管理;5.以人为本出发,实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高层管理为中心的管理,重视行为科学的运用,培育企业精神;6.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重视信息的管理。
现代管理的以上特点,对会计的发展变化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现代管理同时注重企业内部管理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两方面,这就要求会计提供的信息既要满足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又要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而内部与外部的信息需求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对会计的未来发展如何适应这两方面的需求提出了挑战。我们知道,世界范围内的会计模式大体分为微观模式、宏观模式、统一模式与独立模式,按照现代管理的特点与我国的国情,我们的选择可能是微观与统一模式的结合,而这二者如何结合起来这在世界上还无先例,要靠我们自己的认识与研究以期探索一种与现代管理相得益彰的会计模式。其次,从会计管理以人为本出发,重视行为科学的运用来看,对管理会计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如何将行为科学理论动态地运用于管理会计,并以战略思想统帅该学科,科学地构造管理会计新的理论体系,成为新世纪的一项重要课题。最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广泛运用,使得传统会计依托的操作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带来对会计认识重点、研究重点与工作重点的转移,如何把握现代科学技术支持下的会计各项变化,是今后我们关注与倾注精力的地方。
六、研究与认识会计的“环境观”及其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都处于一定的会计环境中,受到各种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客观环境所处状态不同,发展变化路途不同,导致世界范围内各国会计各异,使得会计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性特征。所以,认识会计就要充分认识会计所处的客观环境,把握客观环境的时代性、交融性与动态性,将会置于大环境中,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会计、理解会计,才能解释世界范围内会计理论的缤采异呈,会计实务的丰富多样;也惟有如此,根据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规律,我们才有可能架构与环境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会计未来蓝图,创新会计,发展会计。显然,没有对会计环境的深刻认识与把握,谈会计创新与发展,无异于构造空中楼阁。
我们知道,会计有三大属性,即社会性、技术性和人文性。上文谈到会计的社会属性,使得研究与认识会计要充分把握其客观环境,那么对于技术性、人文性与会计环境的关系,我们依然认为环境影响着技术性的发挥、人文性的内涵。首先,会计从产生之日起的提供信息的一套完整的技术,奠定了会计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但是,综观会计发展史,其技术手段在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原始结绳记事、古代的算盘记帐、现代的电脑软件运用,无一不体现了环境变化对会计技术性属性的影响,使得会计的技术性属性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使得我们把握了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会计属性,而这一点在现代理论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其次,人文性与会计环境的关系,人文性的提出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日益重视人的结果。原始与古代社会,我们只认识会计的核算与监督职能,归结到属性上,则是社会性与技术性,只有到了现代文明社会,我们才提出了会计的人文性属性,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人文性与环境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以上论证了环境对会计的影响,当然,会计对环境的反作用也以一定方式进行着。我们不能忽略二者的互动研究,只有把握会计研究过程中的环境观,才能更好地认识会计、发展会计。
Ⅸ 德国会计的基本特征,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特点
会计环境
(一)政治环境因素
德国的政治环境是根据宪法规定的。德国宪法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于1949年5月生效。1956年、1968年曾作过大修改。1990年8月,两德“统一条约”对《基本法》某些条款又作了适应性修订,10月3日起适用于全德国。《基本法》规定,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德国国家政体为议会共和制,联邦总统为国家元首,联邦总理为政府首脑。《基本法》还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即国家权利分别由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行使。
议会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联邦议院行使立法权,监督法律的执行,选举联邦总理,参与选举联邦总统和监督联邦政府的工作等。
联邦政府行使行政权,由联邦总理和联邦部长若干人组成。社民党和绿党于1998年10月27日组成联合政府。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行使执法权,是最高司法机构,主要负责解释《基本法》,监督《基本法》的执行。 德国政府管理国家与美国不同,不仅在宏观上管理国家,微观上也参与管理。不仅立法对微观经济的原则进行直接干预,甚至政府直接立法规定会计处理、财务报告格式等细节。但是德国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方式也不同于法国,没有单独制定《会计法》、《会计总方案》等,将会计问题单独立法管理。
(二)法律环境因素
德国与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一萨克逊”普通法体系不同,德国法律体系属于典型的大陆法系,是建立在罗马法系基础上的成文法。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由宪法保障的。宪法一方面强调在德国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自由原则”,为其提供法律前提和保障;另一方面又规定国家对社会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社会原则”,提供国家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以及社会公正和安全进行干预的法律依据。德国政治法律制度影响社会市场运行的显著特点是经济政策法制化,影响会计环境的主要法律包括《商法 HGB》、《股份公司法AktG》(又称《股份公司和两合公司法》)、《公告法PublG》、《股份不公开公司法GmbHG》、《税法》以及《欧洲引导法》等,会计活动必须遵守这些法律。在德国,《商法》规定了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股份公司法》、《股份不公开公司法》则是影响不同组织形式企业会计具体处理的最主要因素。在德国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使用不同的公司法,不同的德国公司法对会计处理的规定有所不同。《税法》是税务会计的基础,它对年度财务报表产生很大影响。《公告法》是大型合伙企业必须遵守的披露要求。《欧洲引导法》是欧盟国家必须遵守的法律。
目前,德国对会计行为的规范寓于有关的法律之中。例如,1985年12月19日颁布的《会计指令法Bilanzrichtlinien-Gesetz》是《商法》的第三章,1990年颁布的《银行会计指令法》、1994年颁布的《保险指令法》是对商法典有关会计的规定进行修正后,编纂人《商法》的。因此,德国会计处理是法律规定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要求德国会计处理保证合法性是顺理成章的。在德国商法中,根据企业的不同法律形式有不同的会计法规。
(三)文化环境因素
德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德国文化对于世界的贡献,可以说是众多精神产品和精神领袖,对世界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尤其是康德、歌德、席勒、贝多芬、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等,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优美的诗歌和乐章,还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提供了诸如形而上学理论、辨证论、唯心论、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等理论。从德国“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为核心,提倡科学,提倡批判精神和维护人类尊严思想的特点,可以看到德国文化中蕴藏的严谨的思维逻辑,不满足于现状的探索精神。 二次大战后,为了解决德国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教授提出了一种启动并快速推进西德经济现代化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