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访的司法解释

『壹』 寻衅滋事从犯如何定罪

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寻衅滋事导致1人轻伤就已经构成犯罪了，根据刑法293条规定应当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根据你说的情况，既然双方已经达成和解，最现实办法就是通过做工作让法院判缓刑或者免刑，也可以让检察机关作相对不起诉。这案件有明确的被害人，退回公安作无罪处理可能性不大，除非有证据证明这个年轻人在共同犯罪中情节确实显著轻微，因为，公安机关也怕被害人缠诉闹访。如果公安上有人给你打包票能作无罪处理，你要当心是不是骗你钱的。

『贰』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两金不赔赏指的是哪两金

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

原因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两金”的性质存有认知上的不同：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还是属于物质损害赔偿？

一、认为两金是精神损害赔偿的：

1994年1月1日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1条和2000年9月1日施行的《产品质量法》第44条，都规定在生活补助费之外赔付残疾赔偿金。鉴于此，实务界和理论界的观点都倾向性认为，残疾赔偿金的性质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将“两金”均定性为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在该司法解释的指导下，人民法院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受害方提出“两金”的赔偿请求均以不属于刑附民的赔偿范围而予以驳回。

二、事实上，两金应当是物质损害赔偿的范围：

2004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25、29条均确认“两金”乃受害方的收入损失，即“物质损害赔偿”。但是，第18条却将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认，即又承认“两金”属于精神损害赔偿。然而，第17条和18条在逻辑上形成并列关系，且第31条规定“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均说明“两金”和精神损害赔偿属于并列的赔偿项目。

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16条认为“两金”属于物质性损害赔偿范畴，且第22条规定了精神损失，可见两者可同时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第4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可见，“两金”也作为“物质损失”而非“精神损失”范畴予以认定，否则“被抚养人生活费”将无法计算和赔偿。

因此，从法律、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出发，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人们对“两金”性质的认定已从精神损害赔偿逐步过渡为物质损害赔偿。

从司法实践来看，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不支持“两金”和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归咎于执行难。法办〔2011〕159号文件明显指出，假如附带民事案件与单纯民事案件适用同样赔偿标准，对被害人而言，在被告人无法支付的情况下，高额的判决无异于打“法律白条”,当无法实际执行时，极易引发被害人上访、闹访问题，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均无法保障；对于被告人而言，即使其主观上愿意赔付，但其实际赔付能力很低，同样得不到被害人的谅解，在量刑规范化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依旧并不能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此，为了化解执行难问题，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制。但是，这种从义务人的履行能力出发直接剥夺了被害人实体权益的做法，屡遭诟病。

『叁』 刑法修正案九对缠访闹访者有什么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一条、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增加二款作为第三款、第四款:“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多次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前关于缠访闹访者的规定

第二百九十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家机关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3)闹访的司法解释扩展阅读：

合理上访要求

(一)坚持原则，依法依政策解决合理诉求。要把缠访问题纳入到依法依政策解决的轨道上来，严防为求得一时一事的解决而引起攀比和新的矛盾。

(二)坚持以人为本，有情解决实际问题。缠访群众大多是弱势群体，他们有问题需要解决，也有困难需要帮助。特别是有的缠访群众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而长期的上访使他们陷入了愈访愈穷、愈穷愈访的怪圈。不管群众有理无理，都应站在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高度，认真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行政救济、社会援助、司法救助、亲情帮扶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坚持真心真情沟通，耐心疏通思想和感情的渠道。面对缠访群众，只要在真情和耐心上下工夫，用心灵来沟通，坚冰是一定能够被融化的。

(四)坚持抓住关键，找准突破口。尽管每一个缠访案件的成因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可以着手解决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也就掌握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把缠访人的心思摸透、心态摸准，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五)坚持宽严相济，维护法律权威。在处理缠访问题时，一方面不能失之于情、失之于心，要带着感情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另一方面对违纪违法行为的处理也绝对不能失之于软、失之于宽，违反法律法规的，必须依法严肃处理。

(六)坚持从机制和制度上入手，做好化解、稳控和稳定的工作。

一是应建立缠访问题处理的终结机制，对化解之后再上访的缠访案件，无论再闹到哪里，都不改变正确的处理意见。

二是应进一步建立完善信访督查督办机制，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切实改进督查工作方式方法，建立和完善各种形式的包案督办责任制，促使缠访案件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

三是应做好稳控工作，与缠访人员结对，将他们稳控在基层。四是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大正面舆论引导的力度，真正让缠访人从“信访不信法”的观念中走出来，彻底息诉罢访。

『肆』 什么叫缠访、闹访、无理访

无理访、违法访、过激访的确认标准信访工作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为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而设置的职能部门，是党中央亲民工程的重要体现，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近年来，由于国家对涉法涉诉案件解决力度的加大，一些救济补助措施的先后出台，给一些上访人造成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理，出现了大量无理访、违法访、过激访，给信访工作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什么情况属于无理访、违法访、过激访呢？我个人认为：一、无理访的确认：对经地方党委、政府，行政机关复议后或经司法机关多个部门认定无理的请求，上访人继续上访的应视为无理访。上访人由于对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不理解，为达到自己的要求而多次上访，企望有朝一日各级组织能做出让步，使自己的无理访得到解决。甚至有些上访人由于对地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满意度出现偏差，认为地方政府在解决和处理问题方面有袒护之嫌，存在官官相互现象，加之上访人根深蒂固的思想作祟，导致无理访的发生，造成上访案件久息不绝，甚至缠访、闹访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一旦遇上国家有大的活动，包括召开“两会”和08年的奥运会，上访人就会不失时机的立即上访，认为，只有进省进京给政府施压才能解决问题，致使大量上访群众滞留在省在京，给当地政府正常工作造成很大压力。二、违法访的确认上访人的诉讼请求，经一审、二审人民法院判决或裁定被驳回或上访人申诉再审后仍被驳回的，上访人继续越级上访的应视为违法访。有些当事人因对法院严重不信任，导致上访人“宁可信访也不信法”的现象发生，因此，当判决、裁定结果达不到自己期望值或法律无法满足当事人要求时，在申诉无果或上诉被驳回的情况下，上访人会不停的越级上访。虽然有些上访人的诉求问题已经过复查、复核，上诉、再审等程序，仍认定上访人诉求无理的；有的人民法院为此特邀请人民陪审员或各界代表举行听证会来公开审理上访案件，而且处理意见是公正合法的，但上访人就是不肯息诉罢访。究其根源就是有一部分上访人觉得碍于情面不肯息诉罢访；有一部分上访人觉得既然已经上访了就一定要闹出个结果来；有一部分上访人采取从众心理，明知自己上访的理由不充分，仍不断的越级访。三、过激访的确认上访人反映的问题有部分合理，但坚持过高要求的，经劝阻仍妨碍公务，冲击国家机关，干扰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的为过激访。这些年来，国家对过激访的行为主要是劝诫和疏导，虽然《信访条例》中对上访者的过激行为规定可以通知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制止，但在实际工作中考虑到上访人上访的理由存在部分合理及一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等诸多因素，对上访人过激访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各级党委、政府仍采取宽容、忍让、克制的态度，这样，往往给上访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各级信访部门对过激访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加之信访部门在接访问题上有着严格的规定，首办负责制、领导责任制等规定使信访工作尤如高压线，接访人在接访工作中如履薄冰，唯恐把矛盾激化，造成上访人进省进京上访，上访人也因此抓住信访部门的这种心理，指责、谩骂接访工作人员，有的甚至砸信访部门的办公设施，拦截公务车辆等等。以上种种都给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造成了混乱，给党和政府带来了人力和财力上的损失。希望立法机关能尽早立法，使信访工作有法可依。

『伍』 保留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诉讼请求后能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吗

不行的。

最高院工作答复：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

（法办﹝2011﹞159号）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我院的倾向性意见是：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只应赔偿直接物质损失，即按照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赔偿，一般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但经过调解，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更大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调解不成，被告人确实不具备赔偿能力，而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坚持在物质损失赔偿之外要求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却有困难的被害人，给予必要的国家救助。主要理由是：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经济损失”的规定，这里的“物质损失”和“经济损失”仅指物质财产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同时，刑事犯罪造成财产损失与单纯民事侵权行为造成损失在应当赔偿、能够赔偿以及法理上存在明显不同。依据法律规定，对附带民事案件与单纯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同样赔偿标准。
（2）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告人绝大多数是农民、无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非常贫穷，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可供赔偿，如果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判其高额赔偿，必定要打法律“白条”。由于无法得到实际执行，既影响裁判的权威，更常常引发被害方上访、闹访问题，法律与社会效果均无法保障。
（3）简单套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赔偿的数额标准高达十几万、二三十万元，常常使被害方对巨额赔偿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额赔偿，就认为其没有悔罪诚意和表现，导致民事调解根本无法进行，并进而在刑罚诉求方面坚决要求对被告人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甚至以缠讼、闹访相威胁、要挟，严重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政策的贯彻落实，严重影响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4）高额赔偿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有的学者和部门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应与单纯民事赔偿执行统一标准的主要考虑，但由于刑事案件被告方实际赔偿能力很低，甚至没有，而被害方“要价”又太高，导致实践中许多被告人亲属认为，与其东借西凑代赔几万元被害方也不满意，索性不再凑钱赔偿，结果造成被害方反倒得不到任何赔偿。命案中这种情况尤为普遍，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被害方的境遇更加悲惨，既不利于被害方权益的切实维护，也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及时修复。
（5）解决这一问题应当立足实际，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严格依法审判，并着眼于案件裁判的实际效果，促进社会和谐。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陆』 跪求律师：刑事案件中要求死亡赔偿金，被告方不配合怎么办

刑事案件能否在刑事附带民事中，解决死亡赔偿金的问题，各省都有不同做法。（广西是不支持，
法律出处在下）。对方辩护律师是比较精通法律的，如下回复看视乎比较理想，但是现实中不一定能得到法院支持。
最高法关于刑附民死亡赔偿金问题的一个答复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法办﹝2011﹞159号
签发人：张军
对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039号建议的答复
孙晓梅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47号”与“法释(2002)17号”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是否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司法实践中争议很大，各方有不同意见。为规范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工作，我院曾先后下发过四个司法解释。随着形势的发展，刑事政策的完善，当事人更加重视民事权利的维护。但是，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当事人经济状况不同，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出现了“执法标准不一，赔偿数额过高，空判现象严重”等新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引发了许多涉诉上访问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社会各界反应强烈，要求尽快解决。为了规范和做好附带民事诉讼工作，解决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院于2007年启动了规范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标准的司法解释起草工作，但由于各方意见分歧，司法解释暂时还难以出台，有关问题正在研究中。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我院的倾向性意见是：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只应赔偿直接物质损失，即按照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赔偿，一般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但经过调解，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更大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调解不成，被告人确实不具备赔偿能力，而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坚持在物质损失赔偿之外要求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却有困难的被害人，给予必要的国家救助。
主要理由是: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经济损失”的规定，这里的“物质损失”和“经济损失”仅指物质财产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同时，刑事犯罪造成财产损失与单纯民事侵权行为造成损失在应当赔偿、能够赔偿以及法理上存在明显不同。依据法律规定，对附带民事案件与单纯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同样赔偿标准。
(2)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告人绝大多数是农民、无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非常贫穷，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可供赔偿，如果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判其高额赔偿，必定要打法律“白条”。由于无法得到实际执行，既影响裁判的权威，更常常引发被害方上访、闹访问题，法律与社会效果均无法保障。
(3)简单套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赔偿的数额标准高达十几万、二三十万元，常常使被害方对巨额赔偿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额赔偿，就认为其没有悔罪诚意和表现，导致民事调解根本无法进行，并进而在刑罚诉求方面坚决要求对被告人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甚至以缠讼、闹访相威胁、要挟，严重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政策的贯彻落实，严重影响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4)高额赔偿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有的学者和部门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应与单纯民事赔偿执行统一标准的主要考虑，但由于刑事案件被告方实际赔偿能力很低，甚至没有，而被害方“要价”又太高，导致实践中许多被告人亲属认为，与其东借西凑代赔几万元被害方也不满意，索性不再凑钱赔偿，结果造成被害方反倒得不到任何赔偿。命案中这种情况尤为普遍，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被害方的境遇更加悲惨，既不利于被害方权益的切实维护，也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及时修复。
(5)解决这一问题应当立足实际，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严格依法审判，并着眼于案件裁判的实际效果，促进社会和谐。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单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监督工作办公室 010-67556254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柒』 如何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

(一)自上而下完善司法体制的设置，正确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响独立司法的现实问题，为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

司法独立原则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和“四个不”。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司法官独立审批案件；二是司法机关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三是法律对司法官的地位特设有保障条款。“四个不”是指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所谓不侵权是指不侵犯司法机关的管辖权。不介入，指不能违法进入司法程序干预司法裁决。不施压，指禁止对司法官员和官署直接和间接施加某种压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后果迫使5其按照施压者的意思作出司法决定。不妄评，指在法律裁决作出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报道和评论。6保证司法工作不受来自任何外界的干预和影响，以保障和维护法律崇高权威，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的外部条件。客观地讲，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与国际社会“司法独立”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乃至性质上有着较大差距。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司法独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能融会贯通司法独立之内在精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模式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基于西方的“分权说”，而是基于“职权分工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分权说”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但可以借鉴“分权说”中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合理因素，并使之与我国国情紧密相结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模式。

1、调整现行经济利益结构，使法院摆脱对地方的物质依赖。国家财政拨出司法专项款，由中央统一开支各级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法官工资，福利等费用；司法机关的装备、办公用房等设施，由中央按统一的标准解决，切断法院及法官在财、物方面对地方政权的依赖，同时也使各地司法机关的装备、经费、办公用房，法官工资、福利住房等不因地区的差异而悬殊过大。

2、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军事法院、铁路运输6法院等专门审判机构、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其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最高级别的法官由上一级地方人大任免，其余法官一律由上一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任免，以摆脱本级地方政权对法官的人事控制，从而杜绝因“行政命令”和“地方保护”而导致的司法不公。

3、保障法官的身份独立。包括：（1）保证法院的行政领导必须由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阅历的法官担任，严禁指派无法律职业资历的人担任法院行政领导职务。（2）确保法官的待遇从优。要使法官安心工作，不至于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出现腐败，必须使其拥有适当的待遇。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必须与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相适应，不能太高，但更不能太低。笔者认为，法官的待遇应当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待遇，虽然我国不实行“高薪养廉”。况且“高薪并非必然能够养廉”，但是，我们应当避免法官因不廉而失去这份职位或因待遇受到必要的物质约束。（3）法官任职终身制，这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法官非因法定事由（如自愿辞职，丧失工作能力，犯罪以及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司法官）及程序不得任免，以保持法官工作恒定状态。（4）法官的惩戒和调动。在日常工作期间，法官不受到随意惩处；建立法官惩戒标准；设置正当的惩戒程序；非经法定事由和程序，并征得法官本人同意，法官不得随意被调动。（4）确保法官及其家庭的安全。7由于法官的裁判，都会影响到某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所以，国家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障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7

4、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对审判的监督关系，创造使法官只服从法律的法治环境，保障司法独立。任何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司法不独立，受制于人，有碍司法公正；反之，如果司法独立了，但不受监督制约，或者监督不力，也会出现司法专横和审判权的滥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为此，必须建立规范的监督关系体系，理顺各种监督关系，尤其是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

(二)下大力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完善错案追究和司法赔偿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公正司法,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其能力素质决定了司法质量的高低，因此，不断提升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司法能力，是人民法院永恒的课题。具体措施包括：1.大力强化业务培训。按照法官专业化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业务培训和岗位技能练兵，打造“法律精英”队伍。2.努力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水准。教育广大法官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规范司法行为，文明司法，谨言慎行，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严格约束业外活动，树立公正司法、勤奋敬业、刚直不阿的良好职业形象。3.加强廉政建设。坚持经常性、有针对性地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广大法官增强自律意识，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法官惩戒制度等各项制度，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纪行为。4.完善责任追究工作机制。细化责任追究办法，强化对审判权、执行权的监督制约，防止滥用司法权，防止发生腐败案件；完善案件管理机8制、岗位责任制，加大查处力度，重点解决查处失之于软、追究不到位问题，纯洁法官队伍。5.加强案件质量评查，注重发现影响审判质效的深层次、实质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建立常态化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坚持定期评查、专项评查与重点评查相结合，坚持发现问题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坚持纠正错误与总结经验相结合。

(三)理顺和规范公众舆论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

在新媒体日益普及的今天，公众利用网络关注司法的热情日益高涨，人民法院要正确对待群众通过各种不同媒体表达的意愿。一方面发布全面完整的权威信息及时化解矛盾、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要宽容对待、认真倾听公众的不同声音，把微博、论坛作为和社会公众之间增进了解、消除误会的平台。81、变被动为主动，强力推进审判公开，主动接受公众监督。执法办案和新闻宣传是法院工作的两驾马车，两者之间不应背道而驰。法院应当将网上办公、数字法庭、裁判文书上网等作为制度固定下来，让每一次公开庭审都成为法律宣传的途径，让每一份裁判文书都成为生动的法律宣传的素材。全方位、客观公正地把法院的审判活动公开出来，切实做到不回避、不躲藏、不遮掩，让公众实实在在地了解法院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2、加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坚持善待媒体、主动与媒体打交道的原则，积极与媒体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形成定期交流机制，与新闻界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公众，消除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隔阂，赢得更多理解和支持。3、妥善处置网络舆情，实现司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网络舆情处于萌芽阶段时起就高度重视，坚决防止虚假信息误导公众。主动应对质疑和猜测，竭力抢占舆论制高点。4、规范各类媒体的报道行为，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法院审判工作有它自身特点，审判独立是我国法律加以规定和保障的。新闻媒体对审判的监督应以遵守“罪从判定”为前提，以遵循真实性为原则。媒体对审判进行报道时，不得误导公众，不得引导审判机关的裁判结局，从而侵犯司法独立。同时，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四)改革信访考评机制，重塑法院信访工作机制

近年来，涉诉信访工作在法院整体工作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受种种因素影响和制约，法院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甚显著，甚至一度陷入被动应对的尴尬境地，涉诉信访已经成为困扰法院工作的痼疾。部分上访人文化水平低，不理解或片面理解法律规定，不能接受法官及其它接待人员的答复和解释，长期坚持无理申诉；也有一些上访人在利己思想驱使下，不顾案件的实际情况，向对方当事人或者法院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走上缠诉缠访之路。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以后，如何应对某些上访人的过激、违法行为，尚未建立起相应的处置机制，对一些缠访者尤其是采取过激甚至违法行为的上访者难以处置。少数上访人利用法律、制度上对申诉权利缺少制约的漏洞，无理纠缠，甚至辱骂法院信访工作人员，影响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信访制度，改革信访考评机制，刻不容缓。1、做好《信访条例》的宣传工作，指导当事人按条例规定依法有序上访。抓好条例配套措施的制定工作，对条例、现行规章制度和工作措施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和调整，使之与新条例相适应，使信访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建立上下级法院及各接访机关之间的信访联动，统一标准。上下级法院及各接访机关接访的原则不一，答复口径不一，就会加剧当事人的越级访。实行上下级法院信访信息传递、反馈制度，对一些社会影响面大，疑难复杂的越级访和重复访，实行各级同堂会审，尽快给出一个终局结论。3、建立专家陪审团，对重大复杂案件提出专家意见。借鉴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度，建立由法学专家、教授及知名律师组成的专家陪审团，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由专家陪审团陪审，并给出专家意见，一方面可以提升案件质量，另一方面也提高判决结果的说服力。4、改革处访机制，改变平行部门或上级部门向法院转办或交办案件的随意性。对于信访案件，有的部门或有关领导不懂或不顾案件的具体情况，不考虑能否进入再审程序或能否改判或有无审级限制等因素，直接简单的批办、交办或督办，转办。有些案件已不能够进入再审程序或属于上级法院受理而被驳回申诉，但有关领导或部门交、转办函成为申诉人手中的“令箭”，向法院申诉不休。5、改革信访考核机制，依法处置无理访。信访工作“一票否决”使基层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自身的主要职能，一到“敏感”时期，都要放下所有工作，全体动员反复排查，重点布防，“不能使一个漏网”，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又影响了本职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具体工作中，抓稳控多，解决实际问题少，尤其是“信访当事人属地管辖”的规定，更使一些基层法院陷入既无权解决问题，又要承担信访工作责任的极为尴尬的境地，无奈之下只能采取“盯梢”、“利诱”、央求等甚为可笑之举。这样的后果只能平稳一时，并且助长了个别人员无理、无序信访的嚣张气焰，从而使法院的涉诉信访工作走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建议通过建立信访听证，划分无理信访与有理信访，对于无理取闹，缠访闹访的，则依法严肃处理。

(五)开展法制教育，推进全民守法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的法治观念也大大增强，但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依然存在，不懂法不守法不用法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全民守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1、切实推进法制教育，加大普法宣传的力度和广度，创新普法形式，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法律意识，养成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行为习惯，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法律教育，以期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历来漠视法律的大多数民众。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绝不仅仅在于冷冰冰的条文、威凛凛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决，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过的新型公民，他们信仰法律，把司法独立视为天理，并愿意尽力去捍卫，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法治建设真正成功了。”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3、健全基层法律服务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和管理制度，延伸法律服务的基层触角。要尽快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依法有序完善来信、来访、来电等诉求表达方式，畅通和拓宽社会诉求表达渠道，让法律的阳光普照。

『捌』 触电死亡己刑事判2年，法院不支持死亡赔金，该怎么办

从法律上说，是没有办法的，刑事案件判决完以后，就结案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也是不能再行提起民事诉讼的。
依据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是否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司法实践中争议很大，各方有不同意见。为规范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工作，我院曾先后下发过四个司法解释。随着形势的发展，刑事政策的完善，当事人更加重视民事权利的维护。但是，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当事人经济状况不同，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出现了“执法标准不一，赔偿数额过高，空判现象严重”等新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议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法办﹝2011﹞159号 签发人：张军
对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039号建议的答复
孙晓梅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47号”与“法释(2002)17号”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是否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司法实践中争议很大，各方有不同意见。为规范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工作，我院曾先后下发过四个司法解释。随着形势的发展，刑事政策的完善，当事人更加重视民事权利的维护。但是，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当事人经济状况不同，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出现了“执法标准不一，赔偿数额过高，空判现象严重”等新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引发了许多涉诉上访问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社会各界反应强烈，要求尽快解决。为了规范和做好附带民事诉讼工作，解决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院于2007年启动了规范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标准的司法解释起草工作，但由于各方意见分歧，司法解释暂时还难以出台，有关问题正在研究中。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我院的倾向性意见是：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只应赔偿直接物质损失，即按照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赔偿，一般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但经过调解，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更大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调解不成，被告人确实不具备赔偿能力，而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坚持在物质损失赔偿之外要求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却有困难的被害人，给予必要的国家救助。
主要理由是：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经济损失”的规定，这里的“物质损失”和“经济损失”仅指物质财产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同时，刑事犯罪造成财产损失与单纯民事侵权行为造成损失在应当赔偿、能够赔偿以及法理上存在明显不同。依据法律规定，对附带民事案件与单纯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同样赔偿标准。
(2)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告人绝大多数是农民、无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非常贫穷，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可供赔偿，如果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判其高额赔偿，必定要打法律“白条”。由于无法得到实际执行，既影响裁判的权威，更常常引发被害方上访、闹访问题，法律与社会效果均无法保障。
(3)简单套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赔偿的数额标准高达十几万、二三十万元，常常使被害方对巨额赔偿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额赔偿，就认为其没有悔罪诚意和表现，导致民事调解根本无法进行，并进而在刑罚诉求方面坚决要求对被告人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甚至以缠讼、闹访相威胁、要挟，严重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政策的贯彻落实，严重影响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4)高额赔偿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有的学者和部门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应与单纯民事赔偿执行统一标准的主要考虑，但由于刑事案件被告方实际赔偿能力很低，甚至没有，而被害方“要价”又太高，导致实践中许多被告人亲属认为，与其东借西凑代赔几万元被害方也不满意，索性不再凑钱赔偿，结果造成被害方反倒得不到任何赔偿。命案中这种情况尤为普遍，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被害方的境遇更加悲惨，既不利于被害方权益的切实维护，也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及时修复。
(5)解决这一问题应当立足实际，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严格依法审判，并着眼于案件裁判的实际效果，促进社会和谐。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单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监督工作办公室010-67556254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
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47号”与“法释(2002)17号”的建议
刑事案件尤其是性侵害犯罪中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能否请求赔偿的问题，一直是各界争执的焦点，我们认为应当得到支持。针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47号”与“法释(2002)17号”将之排除在外的现行解释，我们认为此解释已远远落后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发展需要，理应进行相应的修改，理由如下：
一、现状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案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我国对公民人身损害精神赔偿的法律保护，初步建立了我国民事领域内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然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刑事赔偿领域却未得到确立，它遭到了立法的完全排斥。以刑事犯罪中针对女性最严重也最常见的性侵害——强奸犯罪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案率在各类犯罪中一直居于前列。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强奸案件为31883起，2008年为30248起，分别居各类犯罪中的第五位。[1]据统计，我国性被害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大多数，比例为29.5%;性被害人未婚的比例最高，占76.6%;对性被害人采用暴力为加害手段的数量最多，占61.1%，其中，轮奸占18%，抢劫又轮奸占25%，强奸凶杀(因受害人宁死不从使得犯罪嫌疑人激情杀人)占3%。[2]
如此严重的性侵害犯罪不仅给社会治安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被害人承受身体损伤，更给被害人带来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和创伤，严重践踏了被害人的人性的尊严，被害人及其家属除要求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外，也非常关注自己能得到多少民事赔偿。但现行司法实践中却罕有法院支持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诉求的案例涌现，究其原因，除受限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47号”与“法释(2002)17号”这两个司法解释更是最大的拦路虎：
(1)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4日发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以下简称《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1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以下简称《批复》)中明确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出台后，刑事案件尤其是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大门已被堵死，精神损害赔偿彻底沦为法律的禁区。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完善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强化，愈来愈多的公众加入到对《规定》与《批复》一波又一波的檄文声讨队伍中来，而性侵害案例的大量涌现也在不断冲击着《规定》与《批复》，实践中要求对其修改的呼声日益高涨。
二、原因分析
确立和支持刑事案件尤其是性侵害案件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既是适应和保障人权事业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法制发展与国际相接轨的必然要求，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作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女性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而保障刑事案件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是私权发展的要求，也是当今权利本位立法的必然结果。
因此，对《规定》与《批复》的修改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首先，从法律的统一性与司法救济手段的协调性角度看，《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案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了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而对侵害行为、主观恶性、侵害手段、方式及侵害后果较一般民事侵权更为强烈的性侵害犯罪，《规定》与《批复》却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法律之间的冲突非常明显，这种以刑事法越权制定与民事法相抵触的规定明显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和司法救济手段的协调性。
其次，从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看，《规定》与《批复》有违法理和法律规定。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予以回避，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否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害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没有否定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可以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就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是否赔偿和如何赔偿留有一定的空间，其并未剥夺被害人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而《规定》与《批复》却以司法权剥夺了刑事诉讼法并未剥夺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这有违司法解释应服从于法律这一法理，也违背了“法无禁止即享有”这一法谚，司法权超越了立法权。同时其也违反了法律规定，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批复》通过对公民提起的有关诉讼采取不予受理的程序处理方式，剥夺了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赋予公民的有关实体权利、诉讼权利。
再次，从法律公正的角度分析，《规定》与《批复》违背了立法原意，与司法公正背道而驰。从理论上讲，有损害必有救济。因犯罪行为而导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精神上遭受损害的情况是实际存在的，有损害发生后，就应当有司法上的救济。对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受害人尚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严重的刑事犯罪，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却不得提起，被剥夺了司法救济权，对被害人来说，显然是一种实质与形式的双重不公。
刑事案件尤其是性侵害案件不仅给被害人带来严重的人身伤害，也给其带来巨大的精神伤害，尤其当被害人为幼女时，这种伤害的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愈加严重，必将对被害人以后的社会生活、婚恋自由等造成极大的影响，造成被害人终身无法摆脱的痛苦。以2009年轰动全国的河南平顶山小学教师强奸幼女案为例，6名被害人最大的8岁，最小的5岁，其中很多人多次遭受强奸，并因此患上严重的心理障碍疾病，可最终每人获得的附带民事赔偿只有区区2000元，试问这样的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吗?根据国外心理学专家1981—1995年间对25367人所做的37项研究，他们采用元分析方法研究儿童期性侵害所造成的影响，证实：性侵害事件对儿童的心理创伤会导致恐惧、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倾向等严重人格障碍。金钱赔偿对性侵害被害人来说是一种减轻或消除痛苦的有效手段。
另外，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分析，当性侵害案件发生后，在现行法律明确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下，被害人往往采取对其而言最“实惠”的选择——与加害人私了“和解”解决，由犯罪分子或其家人支付被害人一定的赔偿，被害人不再向公安机关报案;更有甚者，被害人当庭撤诉或更改陈述，帮助被告人逃避法律的追究;被告人则将一定的经济赔偿作为减刑的筹码，与被害人讨价还价，这就给被告人留下了金钱能买赎罪行的错觉，直接导致再次作案，伤害更多的无辜女性。立法的空白和矛盾以及传统观念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冲突，正是导致上述《规定》与《批复》遭到众多质疑的主要原因。
最后，从国际立法的视角看，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基于对被害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大都确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性。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包括作为起诉对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全部损失。而在美国，因伤害身体并直接引起精神痛苦而要求赔偿的理由，被害人除伤情部分可以得到赔偿外，还可以再行请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三、对策与建议
首先，针对《规定》与《批复》，修改时，需明确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其次，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建议先以修改司法解释的形式填补法律的空白，待条件成熟时，再对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将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考虑到在当前尚不能普遍实行的情况下，我们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可针对典型案例采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对一些少有物质损失而精神损害尤其突出的犯罪，被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性犯罪、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名誉权、荣誉权的犯罪行为等。
再次，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建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案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综合以下因素确定：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犯罪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犯罪分子的获利情况;犯罪分子承担赔偿责任的经济能力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同时建议根据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特点，对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设定下限，切实维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
2011年3月3日
呈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代表提交

『玖』 最近国家对伩访有什么要 有法律为啥还伩访局。无理缠闹访为啥无人管

信访局以前是历史遗留问题调查处理机构，平反冤假错案的；82年以后实行法治，它的正业就是“告知",司法不是它管辖范围，《信访条例》也有规定，这个条例是“政令”性质，是宪法法律的下位法，不能本末倒置的。

『拾』 最新 刑事附带民事不支持死亡赔偿金可以另行提起诉讼吗

《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只是规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支持物质损失，但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抚养费并没有作出排除性规定，属于法律依据的支持不足而已（法律只是排除了精神损害赔偿金）。受害人完全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单独提起侵权之诉来维护权益。

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九十九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上规定，只有因犯罪行为造成物质损失，受害方才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八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一百五十五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

3、《最高人民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议案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法办﹝2011﹞159号）

对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039号建议的答复

孙晓梅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47号”与“法释(2002)17号”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是否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司法实践中争议很大，各方有不同意见。为规范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工作，我院曾先后下发过四个司法解释。随着形势的发展，刑事政策的完善，当事人更加重视民事权利的维护。但是，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当事人经济状况不同，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出现了“执法标准不一，赔偿数额过高，空判现象严重”等新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引发了许多涉诉上访问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社会各界反应强烈，要求尽快解决。为了规范和做好附带民事诉讼工作，解决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院于2007年启动了规范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标准的司法解释起草工作，但由于各方意见分歧，司法解释暂时还难以出台，有关问题正在研究中。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我院的倾向性意见是：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只应赔偿直接物质损失，即按照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赔偿，一般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但经过调解，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更大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调解不成，被告人确实不具备赔偿能力，而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坚持在物质损失赔偿之外要求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却有困难的被害人，给予必要的国家救助。

主要理由是：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经济损失”的规定，这里的“物质损失”和“经济损失”仅指物质财产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同时，刑事犯罪造成财产损失与单纯民事侵权行为造成损失在应当赔偿、能够赔偿以及法理上存在明显不同。依据法律规定，对附带民事案件与单纯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同样赔偿标准。

(2)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告人绝大多数是农民、无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非常贫穷，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可供赔偿，如果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判其高额赔偿，必定要打法律“白条”。由于无法得到实际执行，既影响裁判的权威，更常常引发被害方上访、闹访问题，法律与社会效果均无法保障。

(3)简单套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赔偿的数额标准高达十几万、二三十万元，常常使被害方对巨额赔偿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额赔偿，就认为其没有悔罪诚意和表现，导致民事调解根本无法进行，并进而在刑罚诉求方面坚决要求对被告人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甚至以缠讼、闹访相威胁、要挟，严重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政策的贯彻落实，严重影响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4)高额赔偿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有的学者和部门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应与单纯民事赔偿执行统一标准的主要考虑，但由于刑事案件被告方实际赔偿能力很低，甚至没有，而被害方“要价”又太高，导致实践中许多被告人亲属认为，与其东借西凑代赔几万元被害方也不满意，索性不再凑钱赔偿，结果造成被害方反倒得不到任何赔偿。命案中这种情况尤为普遍，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被害方的境遇更加悲惨，既不利于被害方权益的切实维护，也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及时修复。

(5)解决这一问题应当立足实际，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严格依法审判，并着眼于案件裁判的实际效果，促进社会和谐。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单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监督工作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