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与效率司法
㈠ 司法的效率性会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吗
当然会影响，追求效率势必影响公正，但这二者都不能舍弃，所以要有个相对取舍，找平衡，司法追求的价值有三个，公平、正义、效率，如果简化点就是公正、效率，现在我们喊的取向叫：公正优先兼顾效率。
㈡ 如何提高 公证 效率
公证是有效防范民商事务纠纷发生，减少诉讼，保障交易安全和民事行为正确履行的法律手段之一。它对于依法规范民商事务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近年来，由于公证领域越来越广泛，公证种类越来越复杂，以及公证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证质量不高，公证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用没有充分得以显现，效果不明显。为此，笔者就如何提高公证质量，使公证积极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谈谈笔者的看法。
首先，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增强服务本领。公证员的素质，包括政治、业务和道德素质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作为一名公证员，必须要懂政治，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二是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提高业务知识水平。作为一名公证员要长期坚持业务学习，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三是加强职业道德和纪律的学习，提高职业道德品质。要加强对公证员进行重事实、依法规、讲文明、有礼貌、遵制度、守纪律、拒腐蚀、永不沾、依法依规办证的良好职业道德和纪律养成教育，提高思想道德品质。
其次，规范制度，加强管理，优化服务过程。制度不在多，关键是落实的问题。笔者认为只需要建立四个方面的制度。一是“学习培训制度”。公证处应针对本处公证员思想素质和业务知识水平，以及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方面实际，制定相应的学习培训制度。二是“办证规范制度”。公证处必须对办证程序制定出规范的、严密的管理制度。三是“案件互查制度”。公证处应建立公证案件定期互查制度。互查不能流于形势，必须认真地对每件公证的各个环节逐一进行审查。同时应明确：“对互查中查出问题，且及时进行了纠正的，公证处应给所查公证员奖励。”相反应予以处罚。”四是“质量问责制度”。实行责任负责制，切实做到谁出证谁负责，逗硬执行责任追究制。
第三，加强评查，兑现奖惩，保障服务质量。如前所述，制度的关键（核心）问题，是落实的问题。这点务必引起各级业内管理人员的重视。
聘请行风评论员和律师团，通过他们对公证质量实施评查问责便是良策。即从国家、企（事）业、乡（镇）、居委等单位聘请一定数量的行风评论员，每季度或每半年集中听取一次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改进工作，提高公证质量。同时，在评查中，对那些对办证工作认真负责，办证未出现过质量问题，社会反响良好的公证员分等次予以相应的精神和物资奖励。相反，对个别公证员办证质量不高，社会反响强烈，且在社会上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强力问责，逗硬执行奖罚。再是聘请律师团定期检查公证案件质量问题，即是聘请几个思想、业务素质高的律师，采取定期抽查公证案件质量。发现问题予以处罚，相反，对办证质量较好的公证员予以奖励。
㈢ 如何兼顾公正与效率——新刑诉法实施后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思考
新刑诉法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方式、程序上均作了修改，具体归纳以下几点：1、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按照旧刑诉法的有关规定，简易程序适用于自诉案件或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等社会危害性较轻的案件。新刑诉法吸收了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审理方式，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基层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重大案件，有效地简化了诉讼环节，减少案件积压，提高司法效率。2、改变了简易程序的审理方式。 原刑诉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 。实践中，大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检察院均未派员出庭，部分地区将简易程序公诉人不出庭作为“应当之义”，违背了“控审分离”的诉讼原理，造成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监督的缺位，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此修改进一步确保审判公正的实现，降低错案出现的风险。3、赋予了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 过去简易程序的适用权由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掌握，忽视了诉讼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影响了简易程序的适用效果。新刑诉法吸收了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司法精神，将“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条件，对维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简易程序的设置，有力提高了司法效率，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去年我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占起诉案件的54.04% ，占了 “半壁江山”，在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中，采用简化审的案件占53.77% 。新刑诉法实施以后，检察机关职责范畴更为广泛，新增了监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进行监督考察、主持制作当事人和解协议书等职责。笔者认为，为应对“案多人少”的严峻形势及满足新刑诉法给检察机的职责要求，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的司法优势，实现公正与效率：1、整合办案资源，实现流程集约化。 首先，加大侦查监督力度， 开展与派出所挂钩联系工作制度，及时了解和掌握发案、破案、立案等情况，对于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快速办理机制， 提前协商公安机关相对集中移送；其次，公诉部门成立专门办案组或办案人员相对集中审查、移送起诉，认真学习高检院公诉厅关于印发《公诉案件（一审）审查报告（普通版样本）》和《公诉案件（一审）审查报告（简化版样本）》的通知精神，简化案件证据的摘录，精简案件的分析，尽量缩减文书的篇幅，要求做到简练、明晰；另外，与人民法院协商相对集中开庭，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通过多措并举，精简办案周期、实现案件的快侦、快审、快诉、快判，提高司法效率。2、强化证据审查能力。 通过办案实践，我们发现，取证意识不强、证据分析能力参差不齐，是影响办案效率的主观原因，实体公正最终决定司法效率。新刑诉法充实了两个证据规定的要义，确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是适用简易程序的首要前提，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对简易程序的建议权及否决权，这要求检察人员立足办案实际，完善证据审查能力。通过检察人员内部经验交流、公检法三家联席会议相结合的形式，根据各地办案形势及取证手段的现状，信息互通，探索刑事证据充分的共性标准，保证证据收集、补充的及时性，从源头上保证取证质量，同时也可作为强化办案人员业务水平的有效途径。3、注重收集诉讼各方意见。 首先， 从阅卷开始就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看其是否认罪，是对所犯罪行全部承认，还是部分供认，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通过其供述、言辞表情等进一步确定其认罪态度，看是否有翻供情况和翻供可能，以及对案件的进展速度有何种意见；其次，充分维护嫌疑人的辩护权，依照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及时转达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要求，保障辩护人会见权和阅卷权的行使，与辩护人沟通，听取其对案件的意见；再次，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尤其是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充分维护被害人及其家人的权益，对于当事人和解的案件，依照新刑诉法第五编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处理，贯彻“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另外， 在案件开庭审理前主动加强与法院联系沟通, 了解掌握双方有争议的焦点，完善庭审预案。4、探索科学的庭审方式。 对于适用建议程序审理的案件，送达期限、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可不受法定限制，笔者认为，在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基础上，应将庭审的重点放在证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举证环节，根据个案的特点制定出庭提纲，对证据进行科学分类，对证明目的进行明确列举，追求庭审效率的同时保证庭审效果。对于集中开庭的案件，可以参照外省的先进经验，调研探索科学的庭审方式。通过出庭，可以对案件的庭审情况进行全面监督，及时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㈣ 为何司法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而行政却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司法一般都是与人复生基本制权利密切相关的，一般都是相关的人生自由的重要权利，主要是考虑公平，在公平的前提下再考虑效率。而行政执法主要是涉及一般的行政权利，处罚一般都是罚款且行政案例比较多，优先考虑效率有利提高行政办事效率，为社会节约成本。
㈤ 公正与效率不可兼得吗
公正与效来率用中国古代的一句自话说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也就是说，公正与效率即是对立的两面。
公正和效率都是理想型司法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理想型司法所必备的两个基本要素，因而有其相辅相成的一面；但由于效率具有绝对性而公正具有相对性，所以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又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在司法价值取向问题上，当前我国应当选择“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目标。
㈥ 如何看待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如同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一样，公平与效率始终是经济学论争的主题，甚至被称作经济学说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因为：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而经济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制度安排，就成为各派经济学解答不尽的两难选择。我们海派经济学主张“公平与效率的交互正向说”。我作以下三方面的解析：
公平的理论与现实是什么
效率的理论和现实是什么
公平与效率的关联是什么
㈦ 如何正确处理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目前在学界和实务界居于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刑事诉讼中的公正和效率，两者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公正和效率作为刑事诉讼的两个基本价值追求，是并重的，应当兼顾，或应当平衡。
这类哲理分析是有益的，可以使人们对公正与效率关系的认识避免僵化，而且，从哲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主流观点居于颠扑不破的正确地位，并因其极具思辨性而无可挑战。然而，一方面，这种哲理分析缺乏对两者关系的权重判断，因而易于使人疑惑。例如，刑事诉讼中的公正和效率的权重如果是相同的，那么，如何认识公正在刑事诉讼中的基础地位？显然，在肯定“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的时候，所肯定的只是“正义”才存在来临早晚而使其具有不同含义的问题，而对“非正义”而言，来得早或晚，与其性质并无影响。就此而言，公正应是效率的基础，两者不应当、也不可能 “并重”。
另一方面，在面临刑事诉讼中的公正和效率的关系如何统一的现实问题时，如何依据这种哲理上无比正确的认识予以解决，却会有疑问。例如，如何应对扩大了适用范围的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规定？对面临死刑的被刑事追诉之人，是否应当不惜使程序更加复杂，并提供更加充分而有效的权利保障？为避免死刑案件发生不可挽回的错误、预防不可饶恕的错误，是否应当设置更加严密的程序？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及司法实践中如何协调公正与效率的具体关系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对公正和效率关系的哲理分析，应当将问题置于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的现实背景中予以进一步分析。
㈧ 如何认识法律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效率是纯客观的概念，而公平是有主观的成分的。
公平以及大体与之等同的公平、平等[2]、正义、公正等概念，有着很高的包容性，这使得我们尽管可以在经验的意义上感知公平正义，却很难给公平正义下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博登海默说的普洛透斯之脸也好，凯尔逊说的“我不知道也不能说出什么是正义，即人类所渴望的绝对正义”也好，都证明了这一点。
效率概念来源于经济学。“效率”是指用多少活动实现多少目的的比例。或说投入和产出的比率，特指以促进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为目的，用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产出的收益状态；[3]萨缪尔森说：“效率意味着不存在浪费。”《现代汉语词典》上“效率”为：机械、电器等工作时，有用功在总功重所占的百分比；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
㈨ 在制度建设中如何处理公正和效率的关系问题
在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点工作。在此基础上，今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上述18个城市进一步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为期两年。如果将两个试点工作结合起来，我们不难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理，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理，即对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不进行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当庭宣判。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顺应了现实需要和世界发展潮流
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出现轻微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占据刑事案件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大。由于劳教制度的废除，所以一些轻微违法行为相继入刑，进一步加剧了上述趋势。随着我国法官与检察官员额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司法机关办案力量在趋向精简干练，但“案多人少”的问题却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避免轻微刑事案件消耗过多的司法资源，有必要通过提高该类案件的诉讼效率，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处理重大或复杂案件。此外，提高轻微刑事案件的诉讼效率，也可以避免由于关押时间过长导致的刑期倒挂现象，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纵观其他国家，提高轻微刑事案件的诉讼效率也是世界发展潮流。在英美法系国家，辩诉交易制度由来已久。尽管这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较大不同，但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提高诉讼效率。在大陆法系国家，为应对诉讼案件剧增，类似制度也层出不穷，例如针对轻微罪案件的刑事处罚令程序。
二、应当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据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定罪量刑所采取的证据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证据标准而言，理论界存在两种价值观，即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前者认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诉讼证明的任务；后者认为诉讼证明的任务是达到从法律角度看是真实的程度即可。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客观真实。
尽管法律真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国现阶段仍然应当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据标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刑事侦查阶段的大量案件都是有口供的。若降低证据标准，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会使司法机关更加依赖口供，从而削弱其证据调查的主动性。与此同时，在司法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之前，若降低证据标准，那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能会导致疑罪从轻的结果。这显然与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的基本精神相违背。
实际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高诉讼效率的途径不应是降低证据标准，而是简化诉讼程序。换言之，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对其定罪量刑的依据仍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三、应当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是真实自愿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高诉讼效率的途径是压缩诉讼程序，这就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包括质证、辩护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诉讼权利。因此，为了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当确保其认罪认罚的行为是出于真实自愿，避免定罪量刑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