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丁刑法

⑴ 请问那位有《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论文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摘要：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司法实践问题，也是刑法学者争论最大的一个理论问题之一。在刑法中，将某结果归咎于某人时，往往需要查明其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在定罪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很多学者习惯于直接将一些哲学概念和范畴引入刑法学研究，忽略刑法中因关系的特性，使问题略显复杂。针对这一现象，对大陆法系及我国有关因果关系理论进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做些新的探索，期对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因果关系；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的重构

在西周成康时代，刑法中因果关系的观念就在我国产生了，其代表形式为保辜制度[1]。[①]但是，对刑法中因果关系进行体系性研究则是19世纪以后的事了。然而，尽管各国在法律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存在差异，但对各学者都认为要让行为人对某结果负责，必须先确定其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在大陆法系中有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我国的理论也层出不穷，传统理论纠结与必然、偶然因果关系中。而近年来对国外一些理论的汲取，亦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如修正的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新条件说、双层因果关系理论、客观归责理论。而各理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未形成通说。因此，笔者力图基于已有的理论，取其优弃其粕，对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进行重构，以期该问题的解决。

一、刑法中因果关系的概念

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一词被广泛采用，一般而言，其指的是原因与结果之间客观存在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而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刑法对一般意义上因果关系的选择。而由于各学者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也处于纵说纷纭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一定的人的危害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2]。此说认为并不是一切人的行为都可以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只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能作为原因，人的正当行为和有益于社会行为，不能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来研究。

第二种观点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研究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此说进一步指出，危害行为包括违反一般道德和纪律的行为，这些行为与法律无关[3]。

第三种观点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犯罪实行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合乎规律的联系[4]。此说主张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对象是客观上违反刑法规定的符合犯罪客观要件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认为此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

第四种观点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刑事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合乎规律的联系。此说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只能是违反刑法规范的行为。民事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等都不是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

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具有事实性质，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不仅仅是事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法律问题。以上观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确定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之“因”，即此“因”是一切行为还是只限于危害行为。目前，在我国刑法学界占据通说地位的，乃是上述第一种观点，即刑法上所研究的因果关系，是指一定的人的危害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而笔者认为，第一和第三、四两种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定义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第一种观点，从犯罪成立的角度，认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乃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第三和四种观点，则是从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角度，把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定义为犯罪实行行为或刑事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而第二种观点，把刑法因果关系之因定义为违法行为，扩大了因果关系的范围。

二、大陆法系的因果关系理论及其评析

（一）条件说

条件说由德国学者于1873年在其著作《论因果关系及其刑事责任》中提出[5]，他说：“在因果关系的概念之下，可以理解某种现象的成立过程，如果要把握某种具体现象的因果关系，就必须依次确认对该现象的成立显示出了某种作用的一切力量。果真如此，这些力量的全部总和，就是该现象的原因。但是，与上述完全一样，这些力量的各个部分，仍然能单独作为该现象的原因来考虑。因为该现象的存在对各个部分力量具有非常大的依存性，如果从因果关系中除去哪怕是一个个别力量，该现象本身就不存在了。”[6]这段话，简短来说，就是一切条件共同作用导致结果；如果其中一项缺少，就不会发生结果。

条件说的立场本来是来源于19世纪刑法学中因果论的思考。这种观点从自然的物理观念上理解因果关系，将一切对结果产生起了不可缺少作用的因素都看成结果产生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直接性特点，有利于人们具体寻找确定因果链条，能迅速地将未对结果起到必要作用的因素从原因体系中排除出去。同时，适用“条件说”判断标准，一般情况下不至于漏掉本应受到惩罚的犯罪者，此外，它也能解释共同犯罪行为中各共犯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问题。但是，由于该学说在过于宽泛的范围内推求因果关系，无限制地扩大了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如根据该说，典型的例子就是杀人犯的母亲也可能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因为假如这位母亲不生育该杀人犯，也就不会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7]。这样的因果关系认定方法显然是荒谬的。同时，我国学者认为，由于条件说不区分哲学因果关系与刑法因果关系，不区分原因对于结果的作用的大小，这就把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混为一谈了。

（二）原因说

原因说是为了纠正条件说将原因的范围扩得太宽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它的首创者是德国刑事古典学派的宾丁、库雷尔等人，时间亦是在19世纪70年代[8]。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以条件说为基础，主张从引起某个犯罪性结果的众多条件中，选出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条件作为原因，只承认在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有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这种理论由于把条件和原因加以区别，故又被称为“条件、原因区别说”。关于区别条件与原因的标准，持此学说又有不同见解，可分为：必要原因说，直接原因说，优势原因说，最终原因说，有力原因说，异常原因说。

原因说是为了克服条件说的缺陷而出现的，但是原因说为了限制条件说的不足而将诸多条件中的一个作为原因，其他仅作为单纯条件，这样的后果确实能缩小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但是原因说也有自身的缺陷：第一，原因说未能阐明为什么仅将其中一个条件作用原因，而其他的就不是原因；第二，原因说仅将一个条件认定为原因，而为什么不能是两个或更多；第三，原因说提出的认定标准也是模糊不清的，并且在实践中很难认定。因此，原因说的缺陷同样是明显的，然而原因说是认识到了条件说的缺陷而产生的，并试图克服条件说的缺陷，这种尝试是有益的，尽管未能解决条件说的不足，但是并不因为原因说理论的不合理而否定了条件说不足的存在。

（三）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是当今德、日刑法学界之通说，也是德、日法院刑事判例中经常采用的观点。这种学说认为，在行为与结果之间，按照人们日常生活上的经验，存在着基于这个行为一般就会发生该结果的这种相当的关系时，就认为有刑法中的因果关系[9]。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重点在于相当性的判断，于此又分为三说，包括主观因果关系说，客观因果关系说与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避免了条件说过于宽泛的缺陷，又克服了原因说失之于抽象的弊端，故成为日本和我国台湾理论界的通说。但是无论是主观、客观还是折中说，其本质上都是以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来判断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结果都违反了刑法因果关系客观存在的特性。因为，持本说者总体上均将客观的因果关系视为依“经验法则”而判断的对象，而依所谓“经验法则”，通常情况下某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又有赖于行为人或普通人的主观认识状况，这实际上将因果关系问题与主观罪过、刑事责任问题混为一谈了。

三、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及其评析

（一）我国刑法因果关系传统理论及其评析

于我国刑法中因果关系的研究，一开始就与哲学因果关系的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我国刑法学界紧紧围绕必然性与偶然性、内因与外因等哲学概念展开了长达半世纪的争论，最终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几大观点：“必然因果关系说”、“ 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必然、偶然因果关系否定说”。

1.必然因果关系说

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只有必然因果关系一种形式，没有其他形式。因果关系表现为一种现象必然产生另一种现象，表现为一种现象和其所产生的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10]。简而言之，其认为，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才是行为人负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虽然必然因果关系说是我国较早的理论，但是综观其述，必然因果关系说存在一下一些缺点：第一，把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限定为必然因果关系一种形式，是只看见客观世界中的必然联系，看不见偶然联系的结果，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方式；第二，其把必然联系同因果联系混为一谈，把偶然联系同无因果联系混为一谈，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表现；第三，其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2.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

这种观点与上述必然因果关系说相反，认为必然联系是因果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偶然的因果关系形式。所谓偶然因果关系，是一种现象在其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中，偶然地介入另一种力量，最后造成某种结果，换句话说，两个因果过程偶然交错在一起，产生某种结果，最初的现象同最后的结果之间，就表现为偶然的因果关系[11]。

3.必然、偶然因果关系否定说

这种观点既反对必然因果关系，也反对偶然因果关系，认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只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理由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同时存在着必然性和偶然性两个方面。而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的统一，没有离开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也没有离开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12]。

显然，必然性和偶然性既对立又统一，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没有问题的。因果关系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或者说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对立统一的因果关系，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对因果关系做这样的界定，无法说明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因果关系，也无法说明原因对结果所起作用的大小。虽然，因果关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但任何一个因果关系都有一个是以必然性为主还是以偶然性为主的问题。对其不加区分，是不正确的。

（二）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及其评价

1.修正的必然、偶然性因果关系理论

该说针对传统刑法因果关系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错误界定，对这些概念进行了修正。该理论把可能性划分出绝然性、必然性、或然性、偶然性四种发展趋势，所有这些发展趋势都有自己产生的内在根据。在此基础上，把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分为绝然的、必然的、或然的、偶然的四种[13]。同时，此理论中的偶然因果关系与传统理论所讲的偶然因果关系不完全相同，是指数个必然因果环节的紧密链结，就像数个紧密连接的铁环一样，必须环环相扣，不能脱节。如果有一个环节不是必然联系，那就脱节了，整个因果链条就不能形成偶然因果关系。

该理论认识到传统理论的缺陷，试图跳出原来必然性、偶然性的哲学概念进行一种创新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其仍然完全以抽象的哲学理论为依托，因此在认定刑法因果关系上难免会陷入与传统因果理论一样的困境。

2.新条件说

新条件说构建一种开放性的条件说，认为在采取条件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作为条件的行为必须是有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行为，否则不能承认有条件关系；第二，条件定式中的结果是具体的、特定形态、特定规模与特定发生时期的结果；第三，条件关系是一种客观联系，与行为人预想的发展过程是否符合，并不影响条件关系的成否；第四，行为是结果发生的条件之一时，便可认定条件关系，并非唯一条件时才肯定条件关系；第五，与前“条件”无关的后条件直接导致结果发生，而且即使没有前条件结果也发生时，前“条件”与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第六，在因果关系发生的进程中，如果介入了第三者的行为或特殊自然事实，那么前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断[14]。

虽然条件说的合理内涵使得其至今仍然是德国审判实践和刑法理论的通说，而且在日本的判例中也占有主流地位。然而该说也并非十全十美。第一，该说并没有直接运用因果联系，而是逻辑地以它为前提，因为只有当人们知道，在原因和结果上之间存在原因上的联系，才能说，没有这一原因结果就不会发生[15]。

3.双层因果关系理论

双层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可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事实因果关系的评价须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必要条件关系，这种关系的判断标准，可采用“有A才有B”的公式进行认定。法律因果关系的评价有指导性原则，但没有具体的标准。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而存在于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为与结果之间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果关系，又是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其中，事实因果关系是刑法因果关系的基础，而法律因果关系则是刑法因果关系的本质[16]。

该双层分析理论通过对事实原因的认定，先基于经验法则判断的一般自然意义上的因果联系甄别出具有刑法意义的事实，然后通过对法律原因的筛选，实现最终将结果归属于行为的目的。从事实到法律的分析方法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但是，笔者认为源于英美法系的双层因果关系理论由于其产生的背景不同，并不适用于我国。第一，就犯罪构成的模式来看，我国的犯罪构成是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总和，各要件之间彼此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了犯罪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任何要件脱离了这一整体都将不再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意义[17]。作为客观要件的要素的因果关系必须与整个构成要件协调一致。而英美法系国家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缺乏严格系统的理论体系，刑法中的各个问题都是独立存在的。因此，将英美法系因果关系理论全盘接纳，有所不妥。其次，在双层因果关系理论中，法律原因的判断标准众说纷纭，他们认为，因果关系判断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在一定程度尚涉及到法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内容，判断方法和过程比较复杂，不可能在此详细研究，只能作此粗线条的分析，提出一些基本思路的方法[18]。然而并没有形成通说。

4.客观归责理论

客观归责理论最早产生于德国，是以过失犯罪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是用来解决刑法中因果关系的一个有力的新学说，也成为我国刑法研究的新热点。其理论认为，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对于行为客体制造了不被容许的风险，这个风险在具体的结果中实现了，这个结果存在于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之内时，由这个行为所引起的结果，才可以算作行为人的结果，而归责于行为人。其中包含三个基本原则：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实现不被允许的危险与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19]。 客观规则理论使人们开始正视归因和归责的区别：归因是一个事实问题，通过因果关系理论解决；归责是一个评价问题，通过客观归责理论解决。它以超出容许的危险作为规则基础，并由此展开其观点，使相当性的判断具有实体根据。但是，客观归责理论在第三个层次即判断不被容许的条件是否归责于行为人时，采用了规范的保护目的理论，即探究立法者的目的，不免涉及到主观的东西，这显然是对客观规则理论客观性的破坏。因此，最好寻求其他限制可归责性的客观标准。

四、对我国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重构——相当因果关系的重构

通过对上述各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各理论的提出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因果关系理论进行了研究，所主张的观点对其各自所研究的部分案件，或从其所限定的概念来说，都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但换个角度思考，这些理论就可能存在缺陷，因而很难断定究竟哪种学说才是正确的。因此，通观其上观点，笔者认为，刑法中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需以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为基础，取各观点之优，弃各观点之粕，以重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寻求该问题的解决。

（一）相当因果关系理论重构的理论依据

在哲学上，因果关系表述为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引起一现象产生的现象叫原因，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叫结果。因此，我们能通过原因实现对结果的控制。意大利当代现实主义刑罚学派创始人安东尼曾提出“人类的因果关系说”，认为其与纯自然的因果关系不能相提并论。他认为“一下两点作为衡量行为与结果因果关系的标准：一是行为与结果间存在一种必要条件的关系；二是行为人能够阻止结果发生，因为结果属于行为人的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可支配的范围（如果事后的原因由于发生可能性极小而具有偶然性质，就不属于行为人可控制的范围）。”[20]这一理论虽有其可取之处，但其完全以行为人能否支配因果过程为标准，是不当的。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判断标准客观化，以一般自然人的知识，加上行为人的某些特定情况，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来判断是否能控制结果的发生。

（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重构的提出

首先，作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的重点，相当性的判断。其实在各理论中都不可避免。只是各理论的表述方法有所不同。客观归责理论中，其要判断什么是“不被允许的危险”以及是否实现了“不被允许的危险”，这些判断也离不开相当理论的运用。而双层因果关系理论中的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也夹杂着类似于相当性判断的成分。其次，如上所述，双层因果关系源于英美法系，由于两大法系所采用的犯罪构成理论不同，并不适用与我国的实际情况。而相当因果关系源于大陆法系，因此更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犯罪构成理论。最后，虽说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关键相当性的判断一直受到各学者的批判。而笔者认为，该相当性判断的复杂性，有其弊亦有其利。通过适当的解释进行合理处理，该理论亦能发挥出其特色。

（三）相当因果关系重构理论

如上所述，相当性的判断乃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关键所在。如何确定相当性判断的标准，是重构该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相当性”标准的把握

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凡属发生结果之条件，必须与结果有相当之关系，在一般情形下，有同一之条件，均可发生同一之结果者，则该条件即为发生结果之相当条件，亦即为发生结果之原因，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条件存在，而依客观的观察，认为不必皆发生此结果者，则该条件与结果并不相当，亦即无相当因果关系，不过为偶然事实而已[21]。笔者认为，吸取“人类因果关系说”的优点，把相当性的判断标准具体化为“结果的控制可能性”，即在同等条件下，行为人是否控制结果的发生。只有主体能控制的范围内所发挥的外界变化，才能将人的行为视为原因。

2．评价主体的确立

评价主体的确定，关系着具体评价标准的运用问题。究竟谁应该来承担这个评价的重任，判断相当性即结果的控制可能性。笔者认为，这一重任并非一个具体的单个人能够承担，此评价主体应该是一个抽象的群体。是一群理智的观察者，能理智的运用有关的一般自然人的知识，并能够结合行为人的特殊情况。只有一群理智的、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人才能对相当性进行恰当的把握，作出正确的抉择。然而，怎样去寻求这样一个群体，又是该问题的关键。就目前而言，笔者认为，通过承案法官这一中介，于审理案件时寻求趋近理智、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人作为顾问，而后作为这个抽象群体的达标作出判断。

3．评价所需事实的确立

关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如前所述，有三种学说：主观说、客观说与折中说。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在行为时所认识或可能认识的事实为基础，判断行为与结果间是否存在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客观说认为，应不限于行为时行为人认识或能够认识的东西，应当以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哪怕是事后产生的情况，只要它曾是可能预见的东西，就应当以它们为基础进行判断；折中说认为，应当以行为时一般人认识或能够预见的情况以及行为人特别认识、预见的情况为基础论及因果关系。综观上述三种观点，笔者比较倾向于客观说，但是如日本学者大冢仁指出，客观说把行为人不能认识的情况和一般人不能预见的情况都作为判断的基础，有过于扩大因果关系之嫌[22]。因此，要弥补客观说的缺陷，需对评价所需的事实进行筛选，找出与相当性判断标准紧密相关的事实。

第一，行为时所存在的客观事实，由于与危害行为产生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行为时所存在的各种客观事实，都可以构成危害行为发生作用的客观环境。亦即，行为时所存在的各种客观事实都应作为评价所依赖的事实。

第二，不遵循客观说的观点，认为行为后发生的事实也纳入评价的范围。笔者认为，对行为后的客观事实，应依判断标准，即行为人是否有控制的可能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一，对于行为人直接引起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应认定为评价所需客观事实。因为，由于行为人行为直接引起的情况，说明行为人的行为对此结果的发生又很大的支配力，应当把该情况纳入评价事实。第二，对于行为人间接引起的情况，或者说有另一因素介入的情况。如果该情况属于一般正常情况下都会发生的事实，则纳入范围，而如果属异常情况，行为人事先对此异常情况确属不知，则不能将其视为行为人所能控制的事情，不纳入评价范围。第三，根据相同道理，突发情况，由于不能为行为人所控制，亦不能纳入评价范围。

五、结语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理论中各学者未达成一致的观点，以致实践中因果关系的判断也很盲目。因此，笔者对大陆法系、我国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及近几年来因果关系理论的新发展进行分析，择其优弃其粕，以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为基础，结合各学说中可取之处，提出了一定的解决方法，希望对该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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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俊雄．从刑法因果关系学说到新客观规则理论之巡历[J]．法学家，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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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侯国云．刑法因果关系新论[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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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作福．中国刑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28．

[12]侯国云．刑法因果关系新论[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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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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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高铭暄．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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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韩盅谟．刑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出版社，2002．121-122．

[22]大冢仁著，冯军译．犯罪论的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政法出版社，199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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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件说

条件说由德国学者于1873年在其著作《论因果关系及其刑事责任》中提出[5]，他说：“在因果关系的概念之下，可以理解某种现象的成立过程，如果要把握某种具体现象的因果关系，就必须依次确认对该现象的成立显示出了某种作用的一切力量。果真如此，这些力量的全部总和，就是该现象的原因。但是，与上述完全一样，这些力量的各个部分，仍然能单独作为该现象的原因来考虑。因为该现象的存在对各个部分力量具有非常大的依存性，如果从因果关系中除去哪怕是一个个别力量，该现象本身就不存在了。”[6]这段话，简短来说，就是一切条件共同作用导致结果；如果其中一项缺少，就不会发生结果。

条件说的立场本来是来源于19世纪刑法学中因果论的思考。这种观点从自然的物理观念上理解因果关系，将一切对结果产生起了不可缺少作用的因素都看成结果产生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直接性特点，有利于人们具体寻找确定因果链条，能迅速地将未对结果起到必要作用的因素从原因体系中排除出去。同时，适用“条件说”判断标准，一般情况下不至于漏掉本应受到惩罚的犯罪者，此外，它也能解释共同犯罪行为中各共犯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问题。但是，由于该学说在过于宽泛的范围内推求因果关系，无限制地扩大了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如根据该说，典型的例子就是杀人犯的母亲也可能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因为假如这位母亲不生育该杀人犯，也就不会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7]。这样的因果关系认定方法显然是荒谬的。同时，我国学者认为，由于条件说不区分哲学因果关系与刑法因果关系，不区分原因对于结果的作用的大小，这就把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混为一谈了。

（二）原因说

原因说是为了纠正条件说将原因的范围扩得太宽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它的首创者是德国刑事古典学派的宾丁、库雷尔等人，时间亦是在19世纪70年代[8]。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以条件说为基础，主张从引起某个犯罪性结果的众多条件中，选出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条件作为原因，只承认在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有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这种理论由于把条件和原因加以区别，故又被称为“条件、原因区别说”。关于区别条件与原因的标准，持此学说又有不同见解，可分为：必要原因说，直接原因说，优势原因说，最终原因说，有力原因说，异常原因说。

原因说是为了克服条件说的缺陷而出现的，但是原因说为了限制条件说的不足而将诸多条件中的一个作为原因，其他仅作为单纯条件，这样的后果确实能缩小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但是原因说也有自身的缺陷：第一，原因说未能阐明为什么仅将其中一个条件作用原因，而其他的就不是原因；第二，原因说仅将一个条件认定为原因，而为什么不能是两个或更多；第三，原因说提出的认定标准也是模糊不清的，并且在实践中很难认定。因此，原因说的缺陷同样是明显的，然而原因说是认识到了条件说的缺陷而产生的，并试图克服条件说的缺陷，这种尝试是有益的，尽管未能解决条件说的不足，但是并不因为原因说理论的不合理而否定了条件说不足的存在。

（三）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是当今德、日刑法学界之通说，也是德、日法院刑事判例中经常采用的观点。这种学说认为，在行为与结果之间，按照人们日常生活上的经验，存在着基于这个行为一般就会发生该结果的这种相当的关系时，就认为有刑法中的因果关系[9]。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重点在于相当性的判断，于此又分为三说，包括主观因果关系说，客观因果关系说与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避免了条件说过于宽泛的缺陷，又克服了原因说失之于抽象的弊端，故成为日本和我国台湾理论界的通说。但是无论是主观、客观还是折中说，其本质上都是以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来判断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结果都违反了刑法因果关系客观存在的特性。因为，持本说者总体上均将客观的因果关系视为依“经验法则”而判断的对象，而依所谓“经验法则”，通常情况下某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又有赖于行为人或普通人的主观认识状况，这实际上将因果关系问题与主观罪过、刑事责任问题混为一谈了。

⑶ 李斯特与刑事社会学讲述了什么

弗兰茨·冯·李斯特，是德国刑法学家，刑事社会学派的创始人。1851年3月2日，李斯特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父亲爱德华·冯·李斯特曾经担任检察署长，他的堂兄弟弗兰茨·李斯特是德国著名的作曲家。1875年李斯特在奥地利的格拉茨担任刑法教师。以后，他先后在德国的吉森、马尔堡、哈勒和柏林各大学担任教授，并在马尔堡、哈勒和柏林等地开办刑法研究所，他在刑法教学和研究所中培养了一大批学生。

1881年李斯特创办了《刑法学杂志》，1889年他与比利时邢法学家普林斯和荷兰邢法学家哈默尔共同发起组织国际刑法学联合会。这个组织主要是在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开展调查犯罪原因和探索控制犯罪方法的活动，实行刑法的改革。国际邢法学联合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解散，1924年由巴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发起复建，改名为国际邢法学会。

李斯特的主要著作有《德国刑法教科书》、《刑法的目的观念》、《德国和外国执行刑法的比较情况》，此外还有《从比较法律说明现代的刑事法制》。李斯特还是一位国际法学家，著有《国际公法的系统说明》。

19世纪下半期起，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刑法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公开抛弃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标榜的“民主”、“法制”的外衣，更加赤裸裸地镇压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德国在1878年根据俾斯麦的倡议通过了一项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律，这项法律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仿效。同时，由于帝国主义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各种犯罪急剧增长，犯罪构成更加复杂，旧的刑法学派已经不可能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无力同日益增长的犯罪作斗争。

以李斯特等为代表的新的刑法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近代所称新旧邢法学派之争，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引起的，以后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争论。

所谓旧派，就是刑事古典学派，其主要代表有意大利的贝卡利亚，德国的费尔巴哈和宾丁。新派就是刑事社会学派，其主要代表就是李斯特，还有意大利的非里等。“报应刑”论，是旧派邢法的理论基础，而“教育刑”或“目的刑”论，则是李斯特的刑事社会学派的刑罚理论的核心。

李斯特运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刑法，在吸收了意大利刑法学派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刑事社会学派。这个学说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和决定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主张与自由意义的“理性人”相反的“经验人”，而这种经验人则是以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以社会规律和自然科学规律中的因果法则充实起来的。刑事社会学派的所谓决定论认为，犯罪是犯罪的条件所决定的，是这个条件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研究刑罚本质，应在国家邢罚制度和社会现象中找原因。

关于犯罪产生的原因，李斯特认为，人是一定社会中的人，这就需要研究犯罪者本身具有的内在和外在的各种原因，他在承认个人的生理因素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同时，着重指出社会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诸如失业、贫困、酗酒、烟毒、娼妓、物价高昂等社会环瑰。他强调要研究犯罪人而不是犯罪行为，他的口号是：“刑罚不对行为而是对行为者”。当然，这并不是对犯罪行为置之不顾，而是应着重考虑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或社会危险性，并依照社会危险性的不同程度对犯罪者分类，从而采取不同的刑罚。

在刑罚理论上，李斯特是教育刑论或目的刑论的倡导者，他主张刑罚不是一种本能或原始的同害报复，而是以改造罪犯保全社会为出发点。不但要根据犯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教育改造，使其尽快复归社会；而且要根据犯罪者的社会危险性所侵害社会利益的程度，适用相应的刑罚，以达到保卫社会的目的。

李斯特的教育刑论主张刑罚的个别化，即根据犯罪者已成“罪型”和“潜在”社会危险性以及人格形成过程和复归社会可能性的大小，来适用相应的刑罚，同时，把犯罪者分为偶犯、惯犯、可能改造和不可能改造等类，按具体情况分别适用刑罚。他提出对累犯，其中包括犯过轻微罪行的累犯采取特别严重的刑罚措施。

李斯特还是资产阶级邢法中的保安处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所谓保安处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刑法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刑罚制度，它是刑罚以外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适用对象从犯罪人扩大到嫌疑犯或有妨碍社会秩序嫌疑的人。

从19世纪末开始，资产阶级国家刑事立法上都规定了这种保安处分制度。最早从理论上阐述这个制度的，是18世纪末期的德国学者库莱茵，但是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到了19世纪末，由李斯特、菲里和瑞士的斯托斯等人将这个理论发展完善起来。

李斯特在《刑法的目的观念》一书中，论述了刑罚必须以防卫社会、预防再犯、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他认为，刑罚不应该是对于犯罪的报应，而是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李斯特主张“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无法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对那些不能矫正的“危险状态的承担者”采用不定期刑，或者在服刑后送入习艺所或其他特设的机关；对于那些处于犯罪前的“危险状态”的人，社会有权采取预防性的“保安处分”，以免遭受危害。他的这些论断，实际上为保安处分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刑事立法和保安处分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国际法学说方面，李斯特是属于实在法学派。他主张，“国际法是确定属于各国在其相互关系中达到其生存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他认为，国际法的根据，不是自然的理性，而是表现在条约或习惯之中的各国的共同认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李斯特这一派的观点在国际法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⑷ 刑事古典学派兴盛时期是什么时期

刑事古典学派兴盛时期是19世纪时期。

在19世纪盛极一时，其代表人物有宾丁、贝灵、巴尔、库雷尔、毕尔克迈伊等人。

该派学者在与以李斯特为首的新派学者展开的著名新旧派之争中，仍认为自由意志论基本正确，但承认人的自由选择要受到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年龄、智力、环境等因素应在定罪量刑中予以考虑。有人认为，1810年对法国法典的修订导致了新古典学派刑罚学的产生。

(4)宾丁刑法扩展阅读

刑事古典学派，刑法学中，将启蒙时期的刑法理论和以报应论为基础的刑法理论，合并称为古典学派。刑事古典学派分为前期古典学派与后期古典学派。

刑事古典学派在以下这些方面的主张具有共同点：

1、在犯罪观上，都采客观主义立场，即认为应受惩罚的是犯罪行为。

2、在刑罚观上，都主张刑罚的报应性、惩罚性，如康德所主张的等量报应，黑格尔所主张的等价报应。

3、都主张罪刑法定原则，反对类推适用，反对不定期刑、缓刑和假释。

⑸ 刑事古典学派和实证犯罪学派的异同

1、代表人物不同

刑事古典学派前期代表人物主要有贝卡利亚、边沁、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后期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德国，如宾丁、贝林格、迈耶等。

实证犯罪学派代表人物为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及其学生加罗法洛、菲利等。

2、贡献不同

刑事古典学派创立了一整套刑法体系，明确了犯罪、刑罚等的基本概念，提出了防止刑罚的任意性、专断性和反对刑罚的严酷性，奠定了现代刑法理论的基础。

实证犯罪学派该学派既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又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反映，开创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的科学方向。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缺陷，但在现代犯罪学的理论学派中，仍可看到其评价观点的延伸和发展。

相同：两大学派的研究对象相同，这则与犯罪学学科的发展有关。

(5)宾丁刑法扩展阅读：

较之古典犯罪学派，该学派的主要特点为：

（1）反对从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出发，主张从实证主义出发，重视人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

（2）否定自由意志论，强调行为的因果制约性，认为犯罪行为的产生决定于人类学因素（菲利还提出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

（3）不强调犯罪行为的定罪判刑，而集中注意犯罪人的个性和特征。

（4）摆脱仅从法律观点来解释犯罪的束缚，着重根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犯罪

（5）反对缺乏实际经验的研究偏向，重视调查和临床的方法。

刑事古典学派在以下这些方面的主张具有共同点：

1、在犯罪观上，都采客观主义立场，即认为应受惩罚的是犯罪行为。

2、在刑罚观上，都主张刑罚的报应性、惩罚性，如康德所主张的等量报应，黑格尔所主张的等价报应。

3、都主张罪刑法定原则，反对类推适用，反对不定期刑、缓刑和假释。

⑹ 什么是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如何认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大陆法系的因果关系理论:
（一）条件说
条件说由德国学者于1873年在其著作《论因果关系及其刑事责任》中提出[5]，他说：“在因果关系的概念之下，可以理解某种现象的成立过程，如果要把握某种具体现象的因果关系，就必须依次确认对该现象的成立显示出了某种作用的一切力量。果真如此，这些力量的全部总和，就是该现象的原因。但是，与上述完全一样，这些力量的各个部分，仍然能单独作为该现象的原因来考虑。因为该现象的存在对各个部分力量具有非常大的依存性，如果从因果关系中除去哪怕是一个个别力量，该现象本身就不存在了。”[6]这段话，简短来说，就是一切条件共同作用导致结果；如果其中一项缺少，就不会发生结果。
条件说的立场本来是来源于19世纪刑法学中因果论的思考。这种观点从自然的物理观念上理解因果关系，将一切对结果产生起了不可缺少作用的因素都看成结果产生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直接性特点，有利于人们具体寻找确定因果链条，能迅速地将未对结果起到必要作用的因素从原因体系中排除出去。同时，适用“条件说”判断标准，一般情况下不至于漏掉本应受到惩罚的犯罪者，此外，它也能解释共同犯罪行为中各共犯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问题。但是，由于该学说在过于宽泛的范围内推求因果关系，无限制地扩大了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如根据该说，典型的例子就是杀人犯的母亲也可能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因为假如这位母亲不生育该杀人犯，也就不会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7]。这样的因果关系认定方法显然是荒谬的。同时，我国学者认为，由于条件说不区分哲学因果关系与刑法因果关系，不区分原因对于结果的作用的大小，这就把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混为一谈了。
（二）原因说
原因说是为了纠正条件说将原因的范围扩得太宽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它的首创者是德国刑事古典学派的宾丁、库雷尔等人，时间亦是在19世纪70年代[8]。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以条件说为基础，主张从引起某个犯罪性结果的众多条件中，选出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条件作为原因，只承认在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有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这种理论由于把条件和原因加以区别，故又被称为“条件、原因区别说”。关于区别条件与原因的标准，持此学说又有不同见解，可分为：必要原因说，直接原因说，优势原因说，最终原因说，有力原因说，异常原因说。
原因说是为了克服条件说的缺陷而出现的，但是原因说为了限制条件说的不足而将诸多条件中的一个作为原因，其他仅作为单纯条件，这样的后果确实能缩小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但是原因说也有自身的缺陷：第一，原因说未能阐明为什么仅将其中一个条件作用原因，而其他的就不是原因；第二，原因说仅将一个条件认定为原因，而为什么不能是两个或更多；第三，原因说提出的认定标准也是模糊不清的，并且在实践中很难认定。因此，原因说的缺陷同样是明显的，然而原因说是认识到了条件说的缺陷而产生的，并试图克服条件说的缺陷，这种尝试是有益的，尽管未能解决条件说的不足，但是并不因为原因说理论的不合理而否定了条件说不足的存在。
（三）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是当今德、日刑法学界之通说，也是德、日法院刑事判例中经常采用的观点。这种学说认为，在行为与结果之间，按照人们日常生活上的经验，存在着基于这个行为一般就会发生该结果的这种相当的关系时，就认为有刑法中的因果关系[9]。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重点在于相当性的判断，于此又分为三说，包括主观因果关系说，客观因果关系说与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避免了条件说过于宽泛的缺陷，又克服了原因说失之于抽象的弊端，故成为日本和我国台湾理论界的通说。但是无论是主观、客观还是折中说，其本质上都是以人的主观认识为标准来判断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结果都违反了刑法因果关系客观存在的特性。因为，持本说者总体上均将客观的因果关系视为依“经验法则”而判断的对象，而依所谓“经验法则”，通常情况下某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又有赖于行为人或普通人的主观认识状况，这实际上将因果关系问题与主观罪过、刑事责任问题混为一谈了。

希望能帮助到您~

⑺ 如何学习刑法

我认为你可以把张明楷的书 全部找过来
然后从刑法学教科书开始看
由浅入深的看
一定有所成功的

⑻ 如何学好刑法

结合案例学习是根本的、唯一正确的学好刑法的方法。
刑法总论部分要学好犯罪构成专的四个构属成要件，尤其是犯罪的主观方面的分析，难点是间接故意和轻信能避免的过失的区分；犯罪形态；罪数及归责原则等问题都是总论部分的难点及司法实践中极易出现的问题。分则部分的学习主要是要注意对犯罪行为（也就是客观要件）的准确把握。刑法分则的分类是按所保护的客体进行分类的，所以要注意具体刑法罪名在各章节中的归类（这是初学刑法者易忽视的，如抢劫罪侵犯的是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双重客体，但却归类在财产犯罪中，所以如何区分抢劫与抢夺、敲诈勒索甚至盗窃是重点），这有助于准确定性。
最后建议你多看看案例评析、研究方面的书，尤其是高法编的《刑事审判参考》。赵秉志教授编的案例研究的书挺多，挺实用，对你学好刑法会有帮助的。

⑼ 德日刑法中的新旧派之争

大陆法系刑法中的旧派与新派
万志鹏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湘潭 湖南 411105)
引 言
在西方刑法理论中，长期存在旧派与新派两大阵营的对峙。旧派又称为古典学派，可分前期旧派（刑事古典学派）与后期旧派（后期古典学派）。前期旧派以贝卡里亚、边沁、费尔巴哈、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由于旧派理论未能阻止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犯罪浪潮，新派于19世纪末兴起，以龙勃罗梭、菲利、加罗伐洛、李斯特、牧野英一等人为代表。为反驳新派观点，后期旧派也于19世纪末形成，以宾丁、贝林格、毕克迈耶、迈耶、麦兹格、小野清一郎等人为代表。 也有人把贝卡里亚、边沁归为启蒙主义刑法学派，而不将其归为古典学派，因为，其一：这两人的思想主要是受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二：他们主张的预防论思想与黑格尔等古典学派人物主张的报应主义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一、 旧派与新派的学术背景及主要分歧
旧派学者主要从法规范学的角度出发，立足于法的正义性，论证刑法的存在理由及实定法上的建构。前期旧派是在反对中世纪封建刑法的斗争中形成的。贝卡里亚最先吹响了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责自负等现代法治主义刑法理念的号角，反对酷刑和刑讯，将刑法推进到了科学时代。他主张自由意志，认为刑罚应以预防犯罪为依据。边沁继承并发扬了贝卡里亚的思想，他以哲学上功利主义为方法论，运用抽象思辩和逻辑演算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刑罚理论，也是预防论者。费尔巴哈则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强制说”，重视刑罚对社会一般人的威吓作用，被认为是一般预防论中的立法威吓论者。与前三者不同的是，同为旧派学者的康德和黑格尔则在刑罚论上持报应主义，康德是等量（一说等害）报应主义和道义报应主义者，黑格尔是等价报应主义（一说等质）和法律报应主义者，但二者都是绝对报应主义者，即刑罚只是对犯罪的回应，绝不为其他什么别的原因而存在。二者都坚持理性人和自由意志观点。综上，前期旧派一般都认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刑罚是对自由人违反刑法的理性反动。犯罪是违反法律，也是违背道德的无价值行为。刑罚对犯罪予以惩罚是报应的需要或是预防一般人犯罪的需要（这一点上旧派学者内部之间有报应论和功利论的尖锐分歧）。一般而言，旧派学者都坚持意志自由论、抽象的行为人论、行为主义、道义责任论。
新派学者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刑法的合目的性。新派创始人之一龙勃罗梭是犯罪学人类学鼻祖，他主要从事的是犯罪原因学（狭义的犯罪学）研究，他认为犯罪主要是人的生物因素起作用，并提出了著名的“天生犯罪人”论。他的弟子菲利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了犯罪发生的三原因论（即个人因素、社会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和犯罪饱和理论。菲利十分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认为刑罚措施对付犯罪几乎是无效的，治理犯罪应主要致力于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因而被后世归为刑事（犯罪）社会学派。菲利同时也是刑法学家，曾起草意大利1922年刑法，因过于反映激进的实证学派观点而未能通过。菲利主张取消刑罚的概念，代之以“社会防卫措施”。菲利的学生加罗伐洛也是犯罪社会学派人物，其主要贡献是第一次将犯罪学作为独立学科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并提出著名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类。李斯特也是集犯罪学家与刑法学家于一身，提出犯罪原因论上的二元论论（即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并十分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和治理犯罪的社会因素。他提出了著名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口号。在刑罚观上，主张“应受刑罚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刑罚有威慑、改善、隔离三种效果，刑罚应以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为任务，并提出了“矫正可以矫正者，不可矫正者使之不为害”的个别预防方针，被认为是教育刑、目的刑的提倡者。综上，新派学者一般都反对自由意志论，主张人犯罪是诸多自然及社会环境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即所谓“决定论”，注重从犯罪人的角度研究犯罪、刑法和刑罚，大多持行为人主义、目的主义、特别预防论、社会责任论。
二、 犯罪论上的差别
在犯罪论，旧派与新派的主要对立表现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旧派一般持客观主义立场，以客观的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来认识和看待犯罪，认为刑法上处罚的对象是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正是因为有此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结果，才对该人科处刑罚。即行为主义。新派一般持主观主义立场，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来看待犯罪，认为犯罪的本质、也就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危险的反社会性格或人格，这种危险性格是危害社会的因素，因而主张刑法的对象是行为人而不是行为，因为离开了行为人这个载体去处罚行为本身是毫无意义也是不可想象的，即行为人主义。但新派又承认，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离不开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至少在目前科学技术水平状况下离开行为人的客观表现是难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危险性格的。不顾客观行为来谈危险性格是很容易造成罪刑擅断、侵犯人权的。因此，无奈，只有通过客观行为表露出来的主观恶性，才能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因此又称为征表主义。
在违法性理论上，旧派基于客观主义违法论立场，持结果无价值论，认为违法的实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或危险。对于没有侵害到任何法益的行为，例如某些“无被害人的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不应当认为有刑事违法性。如平野龙一；新派基于主观的违法性论，持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实质在于危害行为本身以及由该行为体现的主观恶性。主张刑法应维护社会伦理观念，对于反伦理道德、反文化秩序、缺乏社会相当性的行为，应认定为有刑事违法性。如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威尔哲尔。二者的争论，实际上是法哲学上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刑法上的反映。从大多数国家刑法规定来看，基本上现在采取的是客观的违法性论立场，赞同结果无价值论。
在责任理论上，（1）关于刑事责任的本质问题，旧派基于意志自由说，持道义责任论立场。即：行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行为人有选择适法行为的可能性而竟决意实施违法行为，就应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和非难，刑事的责任的本质也就是对道义上的非难。早期的道义责任论是建立绝对的非决定论基础上的，主张完全的意志自由，仅以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这种观点受到不少批判。旧派学者也认识到这一论述的狭隘性，于是在后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缓和的道义责任论”，即改变绝对的自由意志论为相对的自由意志论，认为人是否自由，不是是否被决定的问题，而是被什么决定的问题。当人不处于生理上的而是处于规范心理上的约束时，人是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基于反规范的动机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就可以进行道义上、规范上的非难。社会责任论是19世纪末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为新派学者所推崇。社会责任论以犯罪必然论和意志决定论为基础，认为犯罪是人的素质和环境的综合产物，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天然具有不侵害社会的义务，因而应该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由此，所谓责任，就是对社会有危险的人应受到社会防卫措施处分的地位。从而，不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论犯罪人主观上是否应受道义的谴责，犯罪人都有承受刑事责任的义务。与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相对立密切相连的问题是“责任的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形成的行为责任论和性格责任论、人格责任论的对立。旧派一般持行为责任论，即认为责任的基础就是犯罪行为及其表现出来的犯罪意思，也称意思责任论。责任的确立及大小评价都依据行为及结果状况。这一立场与结果无价值论立场是相一致的。新派则持性格责任论，认为责任的基础并不是行为或是行为人的意思，而是行为人的危险性格。这一立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主张是相映成趣的。而体现二者折中的立场是人格责任论。麦兹格等人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人格的主体实现，人格与性格不同，人格是性格中由主体形成的那部分，而性格还包括由环境和素质所形成的那部分，人格是可以归责于行为人自身形成的，性格则是宿命的。人格是各具体行为的抽象。犯罪是主体潜在的人格体系的现实化，刑事责任的第一次基础是犯罪行为，在行为背后的人格是第二次基础，总的来说，由犯罪行为所表露出来的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是刑事责任的基础。这样，人格责任论就综合了客观的犯罪行为和主观的危险性格两方面内容而具有调和的味道。（2）关于责任能力的本质，旧派认为是意思能力或犯罪能力，新派认为是刑罚适应能力或受罚资格。从而，旧派认为责任能力是故意过失的前提，不具备责任能力的人不具备故意过失，新派认为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无关，没有达到责任年龄的人也可能有故意过失。（3）关于旧过失论中结果预见义务的基准，旧派采用主观说，认为应以具体的行为人的注意力为标准，因为要追究道义上的责任，只能以行为人本人的注意能力为准；新派采用客观说，认为应以社会上一般人的注意力为标准，因为责任只意味着受罚能力；后期旧派又提出折中说，即如果行为人的注意力低于一般人，则应采用主观说，以行为人本人为准；如果行为人的注意力高于一般人，则应采用客观说，以通常人为准。
在共犯理论上，两派在共犯的本质及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1）共犯的本质。旧派持犯罪共同说，即认为，因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共犯则是二人以上的行为都符合某一构成要件的类型要求，从而共犯的本质是数人共同实施的特定的犯罪。又分完全犯罪共同说与部分犯罪共同说。新派持行为共同说，即认为，只要数人以各自的犯意共同实施行为就可以认定为共犯，也就是说，不要求各行为人构成共同的罪名，只要自然意义上的行为是共同进行的就成立共犯。由于行为共同说与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因而只有少数学者支持。（2）共犯从属性论与共犯独立性论。旧派一般赞同共犯从属性论，认为正犯着手实施犯罪是狭义共犯成立的要件；新派一般赞同共犯独立性论，认为正犯有无实行行为与认定狭义共犯无关。教唆、帮助行为本身是行为人反社会人格的表现，具有独立处罚的必要性，正犯即使没有着手实施犯罪，狭义共犯也成立。通说是共犯从属性论中的限制从属说。
三、刑罚论上的迥异
旧派与新派在刑罚论的争论主要是刑罚的正当根据是报应还是预防。但是这一争论具有复杂性。旧派中的绝对报应者如康德、黑格尔认为，刑罚的惟一正当根据是报应，决定不允许有其他任何功利的目的，罪犯只是因为犯罪才受到惩罚，罪犯受到的惩罚也只能与他所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相对应，这样的惩罚，正是尊重罪犯自己理性的表现，也是社会正义感的要求；旧派中的预防论者如贝卡里亚、边沁则完全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刑罚，他们认为，刑罚的根据不在于报复，不在于给犯罪人造成多少痛苦，而只为了预防犯罪，特别是预防其他人不再犯罪。罪刑当然也要相适应，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但这是由预防犯罪带来的结果，如果预防犯罪不必要，重罪也可以轻罚，轻罪也可以不罚。至于新派，其内部的刑罚观也不完全统一。新派学者一般认为刑罚的根据在于预防犯罪，但重在特别预防。其中，目的主义者认为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教育刑者认为，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教育、挽救、改造失足者，使之重新社会化。现在流行的通说是折中说，即相对的报应论，也称并合论。该说以麦兹格、威尔哲尔、小野清一郎、团藤图光等人为代表，认为刑罚的根据不是单一的，刑罚既是因为报应犯罪人而存在，又是因为可以预防在犯。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正义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当然，要用报应的限度来制约预防犯罪这种功利的需要，不能借口防止再犯的需要而对从报应观点看不应该受罚的人发动刑罚。具体怎样限制，折中论者观点也不一致。现代各国刑法一般都反映了折中论的思想，几乎没有哪一国刑法是以纯粹的报应论或纯粹的预防论为思想基础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