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局林森

㈠ 民国时期政府征收遗产税，可是又逢战乱，遗产税征收效果怎么样

民国时期，不但政府面临着财政困境，司法、慈善、教育等各个领域都缺钱，于是征收遗产税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国民政府加紧了遗产税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但是战乱的年代，遗产税的征收效果并不怎么样。遗产税在当时还不具备征收的条件。

1947年6月3日，贵州省遵义直接税分局的报告说：桐梓县民马空凡于1945年3月死亡，经查马空凡系该县具有势力之士绅，虽严催其继承人依法申报，但迄至1947年6月，时逾两年，而马空凡的继承人一直抗不遵办。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的权贵，还有地方的豪绅地主，拒绝依法办事，偷税漏税抗税现象时有发生。

㈡ 国民党中统和军统有啥区别

1、主管上级单位不同。

蒋介石并非一直担任国民党政府的党政一把手，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但有一个职务始终由蒋介石担任，就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换言之，蒋是以控制军权来控制党务和政府，直到解放战争开始后才出任“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军统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是军队编制，工作人员为现役军人，有军装有军衔。

而中统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管理，实际掌权人是陈果夫和陈立夫，中统是党务机构，没有军衔，常见的制服是中山装。

2、职责和分工不同。

军统是蒋介石用来监视、控制军队的部门，抗日战争爆发后兼有谍战、反特和敌后武装等工作范畴；

中统仅限于党务调查、舆论控制和党政机关的思想监控，不能插手军事任务和军队事务，这是蒋介石划的红线，避免中统权力过大。戴笠至死不加入国民党，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不想因为党员身份接受中央党部的领导，那样对军统与中统的斗争非常不利。

3.领导人的派系不同。

以抗日战争期间为准，中统局局长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副局长徐恩曾，都是二陈的cc系要员；

军统局长是国民政府办公厅主任贺耀祖中将、副局长戴笠少将，再加主任秘书郑介民等人，实际上是黄埔系，自然蒋介石更信任和偏爱军统一些。

4.组织成员成份不同。

中统从其前身“党务调查科”开始，人员骨干一直是文化程度较高的，象徐恩曾就是清华大学毕业，物以类聚，选用的工作人员也是知识分子较多，所以通常中统的逻辑能力、分化劝降能力和潜入我方能力较强；

军统则一般招纳黄埔毕业生和军队中表现优秀的军士，军事素质和行动能力较强。

5、控制的势力范围不同。

中统在各省各大城市的政府、党部和警察局中，具有最大化的控制力，蒋介石也有意不许军统染指，以免戴笠失控；

而军统在野战部队、各地警备司令部和军事机构中有绝对优势，这些也是中统禁区。

参考资料：网络-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网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㈢ 从三权分立到五权分立到我看民主

五权分立，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1866～1925）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他认为中国从前实行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流弊很大，而西方各国所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也不大完全，因此，提出采取西洋各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宪法的长处，并融入中国古代考试权和监察权独立的优点，而创立了以五权分立概念为核心理念的宪法。避免行政权兼考试权会造成私自用人，以及立法权兼监察权会造成议会专制的问题。
孙中山创立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及考试等五权独立的五权宪法，其目的是要补救三权分立的缺点，希望借此创立五权分工合作的新政府制度。
虽然五院制架构已经形成，但是在此后的20多年间内，国民政府组织法又经多次修改，而且这些修改大多都是以蒋介石为中心，这主要是体现在国府主席与行政院长之间的权力消长。当1928年10月蒋介石就任主席时，他为了集中自己的权力，在1931年6月修改了政府组织法，将五院正、副院长的任免权集中在自己手里。而在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又重新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削减主席实权，主席只是作为中华民国元首，不负任何实际政治责任。此时的实际权力由行政院长蒋介石掌握。1943年林森病死后，蒋介石重新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并又再次修改政府组织法，恢复主席的实际权力，规定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可以说，在这些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背后，都是为了蒋介石的实权，以便其能掌控整个国民政府，实现其个人独裁。
可见，实际操作中，五院制政府并没有做到五权分立。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以及后来实行的五院制都是为了权力制衡，体现了共和理念，但是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五院制政府成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斗争的场所，也成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牺牲品，五院制与孙中山的初衷背道而驰，相去甚远。

㈣ 上海复旦大学，投毒案林森

很高兴为你解答
复旦投毒案，指2013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黄洋遭他人投毒后死亡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是受害人黄洋的室友，投毒药品为剧毒化学品N-二甲基亚硝胺。
2014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5年1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2015年6月26日消息：已进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阶段的林森浩涉嫌投毒致人死亡案，也就是复旦投毒案，又现新进展。昨天上午，林森浩重新委托的辩护律师谢通祥向最高法提交了7份申请[1] 。
上海复旦投毒案，林森浩死刑复核阶段再有新进展。7月31日，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的父亲林尊耀及其新任代理律师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请求最高法院不核准并撤销林森浩死刑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及10余项鉴定申请。《意见书》中林森浩父亲及其代理律师认为，两审法院认定的毒物分析结果与案发之初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的鉴定存在重大矛盾。[2]
2015年8月上旬，备受媒体关注的‘复旦投毒案“再度引起热议——被告人林森浩父亲林父请求不核准并撤销林森浩死刑,并与最高法法官为此见面了数个小时的消息引爆了舆论。专家表示,死刑复核阶段,法官见被告人家属是非常罕见的,但对其意见,最高法可答复也可不答复。林父的代理律师谢通祥则介绍,林父的意见对案件有重要意义,他们近期将提交《请求最高法院不核准并撤销林森浩死刑意见书(二)》。

希望能有最公正的判决

请采纳 谢谢

㈤ 林森浩案件公诉意见书

林森浩案件公诉意见书，全文如下：

审判长、审判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5条的规定，我们受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长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今天的法庭，对法庭审理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杀人一案支持公诉，履行法律赋于检察机关的职责。

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杀人一案，是发生在本市高校校园内，一起罕见、而又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恶性犯罪案件。

经过刚才的法庭调查，法庭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和辨解，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听取了鉴定人的出庭意见，宣读并出示了与本案有关的各组证据，并进行了质证。

法庭调查的结果表明，起诉书指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是清楚的，证据也是确实充分的，被告人林森浩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为方便合议庭评议，并对本案作出公正的判决，公诉人对本案主要争议的三个焦点，

第一：被害人黄洋的死亡是不是林森浩投毒行为造成的；

第二：林森浩投毒的目的是为了伤害黄洋的身体健康，是开一个玩笑还是为了杀死黄洋；

第三：林森浩为什么要杀死黄洋，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公诉人就这三个焦点发表三点公诉意见，阐述公诉机关的主要观点和依据， 供合议庭在评议本案时参考。

起诉指控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投毒杀害黄洋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林正视公诉人之后，将头深深低下，上身动了动）

归纳这些确实充分的证据，可以从9个方面可以向我们深刻全面地揭示和证实被告人林森浩是怎样采用投毒的方法故意杀害被害人黄洋的犯罪事实。

这9个方面是

（林抬起头，眼睛向下看，表情严肃，右脚动了一下）：

林森浩目睹吕微微将剧毒物二甲基亚硝胺存放在中山医院11号楼204室的柜子里，吕微微等证人证言、相关的购物发票、有关的登记记录以及林森浩到案后的供述等证据证实，林森浩在2011年与吕微微合作进行动物肝功能实验时，他清楚地知道吕微微向天津的出产方购买了一瓶100毫升装的二甲基亚硝胺，而且明确地知道吕微微在做完实验后将剩余的二甲基亚硝胺试剂存放于中山医院11号楼204室实验台下方的柜子里。

林森浩亲身参加用上述剧毒物做动物实验的过程，他熟知该剧毒物的毒性，以及实验所需的动物建模剂量。

上述证据证明，林森浩于2011年和吕微微等人用二甲基亚硝胺做了大剂量作用于实验大鼠的动物肝功能实验，目睹了部分实验大鼠经注射二甲基亚硝胺以后，因急性肝功能衰竭而死亡的结果和过程，林森浩并据此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

林森浩在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对二甲基亚硝胺的毒性、实验大鼠经注射二甲基亚硝胺后死亡的情形及经过做了明确详细的阐述。

林森浩在作案前取得了上述剧毒物，吕鹏的证人证言以及林森浩到案后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林森浩于2013年3月31日下午2时许，以取手套等实验用品为名，从吕鹏处取得钥匙，进入中山医院11号楼204室内，取出吕微微存放在内的装有二甲基亚硝胺的试剂瓶和注射器，装入一只黄色医疗废弃物袋中带离。

林森浩将上述剧毒物带回了自己的寝室，并趁室内无他人之机，将这些剧毒物注入到寝室内的饮水机中。

盛磊等证人证言、相关书证、录像，以及林森浩到案后的供述等证据证实，林森浩于2013年3月31日17时50分许，携带上述剧毒物回到自己与黄洋合住的421寝室，此时，同住一室的黄洋外出 ，另一室友葛俊琦已于2013年3月29日离校回家未归，林森浩趁室内无人，将上述二甲基亚硝胺全部注入寝室饮水机中，尔后外出，将注射器、试剂瓶等一一丢弃。

林森浩在场时，黄洋喝下被注入了二甲基亚硝胺的饮用水之后，黄洋发生呕吐、就诊、直至死亡。

吴鑫明等证人证言、黄洋的病历资料以及林森浩到案后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2013年4月1日上午，林森浩、黄洋同处一室时，黄洋喝下已被林森浩注入二甲基亚硝胺的饮用水后即发生呕吐，中午即去中山医院急诊，次日下午，黄洋再次前往中山医院就诊，并留院，4月3日下午，黄洋因病情严重转入外科重症监护室急救，此后，虽然医护人员全力抢救，黄洋仍于4月16日不治身亡。

相关鉴定报告证实，黄洋死因符合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吴鑫明等证人证言、上海市公案机关物证检验中心鉴定报告、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相关情况说明以及林森浩到案后的供述等证据证实：在黄洋使用过的饮水机、饮用水桶出水口封装盖、饮水杯、以及黄洋2013年4月4日上午6时以后排出的尿液中均检出二甲基亚硝胺成份，黄洋符合生前因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肝脏、肾脏等多器官损伤、功能衰竭而死亡。

林森浩投毒后频繁上网查询二甲基亚硝胺的味道、如何检测等信息内容。

计算机司法鉴定机构从林森浩使用的笔记本电脑中恢复的上网原始记录和对应的网页内容显示，林森浩投毒以后即于2013年3月31日18时25分以二甲基亚硝胺味道为关键词上网网络，查询二甲基亚硝胺的基本特性，该网页显示，二甲基亚硝胺系高毒类化学物，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可能致死，同年4月1日18时起，至4月7日18时止，林森浩频繁上网查询关于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后如何确诊、如何鉴定，能否检测出该物质的信息等等内容，反映出林森浩犯罪后寻找掩盖其犯罪行为的方法借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急迫心情。

（林低头）

林森浩被揭露并归案的过程，自然、正常。葛俊琦等证人证言、黄洋的病历记录、公安机关的相关情况的说明

（林向右微低着头并抬左手摸鼻根部左侧，连续挠抓了几次）

以及林森浩到案后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因为林森浩投毒所用的二甲基亚硝胺相关案例极为少见，投毒手段又较为隐蔽，黄洋4月2日就医后因无法确诊真实病因以及毒物，病情迅速恶化。

其间，黄洋室友葛俊琦得知黄洋系肝中毒表现，便回忆起室友林森浩曾做过动物肝功能实验，遂上网查询林森浩的相关论文，得知林森浩曾用二甲基亚硝胺做过动物的肝功能实验，葛俊琦遂告知黄洋的师兄孙希才，之后，黄洋的学友王欢、刘全等人想方设法购得二甲基亚硝胺试剂，于同年4月10日

（林抬起头向前方看了一下，微晃后又低下头，上身微弓）

送到有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从而确定了黄洋系二甲基亚硝胺中毒。

在今天的法庭调查过程当中，辩护人指出，提请法庭注意，将上术证物送检的是证人而非侦察机关

（袁在此清了清嗓），

借以要求法庭甄别这些证物鉴定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

公诉人在这里就这个问题表达三个立场：

第二，上述黄洋的学友、师长因为黄洋中毒而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寻找黄洋中毒的真实病因，真实原因，他们做的这一些

（林抬右手用食指挠右脸下方部位）

行为，这一些动作，既符合正义，也符合每一个人民群众他的道德，像本案这样的投毒案件，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本市公安机关才得以迅速侦破本案。

避免了被害人死亡而被告人逃之夭夭这样的行为发生。

第二，我们认为参与送检的这些人他不是普通的人，他们都是医学的硕士研究生、医生，他们送检的整个过程符合基本的医学规范，也符合基本的医学常识。

第三，根据今天调查的出示的所有证据证明，在他们送检取样、送检鉴定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可以提出疑问的地方。请法庭记录在案。

正是因为人民群众在侦破本案过程中的勇气和力量

（林抬起头直视前方），

公案人员接到报案以后迅速地展开侦破工作，并且于4月11日两次对被告人林森浩进行了询问，林森浩矢口否认，直到次日凌晨，公案人员在查询林森浩的笔记本电脑时发现林森浩在案发前后，曾多次上网查询有关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味道、如何检测、如何鉴定等内容后，确定林森浩系重大犯罪的嫌疑人，对林森浩予刑事立案，并刑事传唤，林森浩然自此以后才逐步地供述了投毒犯罪事实。

（1：41：29）

被告人林森到案后，直到刚才的法庭调查中，对起诉书指控其故意投毒杀害黄洋的犯罪事实做了供述。

他供述毒物的来源，投毒的时间，地点、方法、和结果，以及作案后多次上网查询剧毒物的味道、如何检测等具体犯罪经过的情形，与已经查明的相关证人证言、书证、物证、鉴定意见等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属实。

经过庭审质证的上述九个方面的事实，证据证明，本院起诉指控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投毒杀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庭应当予以认定，并据此追究被告人林森浩的刑事责任。

二、被告人林森浩明知自己的投毒行为必然造成黄洋死亡的结果，而决意实施并希望这一结果发生，林森浩的这种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林森浩到案后对其投毒致黄洋死亡的犯罪事实做了供述，但林森浩一再辨称，他投毒的目的只是为了整一整黄洋，只是为了让黄洋吃一些苦头而不是为了杀死黄洋，他认为黄洋中毒以后，经过治疗会慢慢自行恢复的，所以黄洋死亡的结果是他投毒时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发生的结果。公诉人认为，林森浩的辨解，与本案庭审已经质证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是完全相悖的。

1、林森浩对他投毒使用的二甲基亚硝胺会造成人的肝功能衰竭并死亡的毒性是充分地了解的。

庭审中，公诉人宣读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的复函，这份复函中明确地表示，二甲基亚硝胺被列入2002版剧毒化学品目录，实验动物可以经消化道、呼吸道迅速吸收，吸收后，二甲基亚硝胺及代谢产物在人体内广泛分布，在动物和人体内代谢基本相同，它的主要危害为可以造成人和动物肝脏损伤，林森浩亲手做过用二甲基亚硝胺进行的动物肝功能实验，做这项实验的实验者还需要按照一千克实验大鼠只能使用50毫克二甲基亚硝胺的建模剂量，对二甲基亚硝胺进行配比稀释，因为超过这个剂量，实验大鼠被注射后会迅速死亡，这个剂量的要求，这个致死的临界点，林森浩是清楚地知道的，根据吕微微的证词，在第一次配比的时候，因为计算错误，导致注射用的二甲基硝胺浓度比建模剂量高了十倍，注入第一只大鼠后，那只大鼠便迅速死亡，而林是在场目睹的，林森浩 在提审的时候对这一节的情况他也予以了确认，而且林森浩后来也是按照这个标准的建模剂量注射了七十只大鼠，尽管没有超过50毫克/千克这个剂量，仍然有十只大鼠因为被注入二甲基亚硝胺导致急性肝功能衰竭而死亡。

我们知道肝脏是人体维持生命最重要的器官之一，肝功能的损伤、衰竭往往必然导致人的死亡，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都是基本常识，林森浩的硕士导师丁红陈述，N二对人或动物的肝脏会造成很严重的损伤，肝脏会很快地硬 化，具体的剂量是有有关文献资料可以查的。一般都是按照人或动物的体得来计算，林森浩是具体做实验的人，他对于多大的剂量会对肝脏造成多大的损伤肯定是清楚的，否则实验是不会成功的。

剂量大动物会立即死亡，剂量小了对动物肝脏没有损伤效果，所以，是否能熟练地控制剂量的使用对于这个实验的成败很重要，结果林森浩实验成功了，二甲基亚硝胺会对人体肝脏造成严重损害，因为他破坏生物细胞机理是相同的。

林森浩作为一个在读的成绩优秀的医学硕士研究生，他的导师说，他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林森浩执笔撰写的多篇论文，及其他所写的硕士毕业论文中，他对二甲基亚硝胺造成肝功能损害的毒性，他有着明确而有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林森浩在攻读医学硕士期间，根据他参与的上述动物实验的经过和结果，他执笔撰写了《适时组织弹性成像定量评价大鼠肝纤维化》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于《中化肝脏病》杂志等权威医学核心期刊，并将上述实验及其相关论文内容作为其2013年3月完成的硕士毕业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题为《超声弹性成像评价肝纤维化的实验及临床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等文章中，林森浩明确地写到，二甲基亚硝胺是一种具有肝毒性、基因毒性和免疫毒性的化学物质，它进入肝细胞经微粒体代谢生成乙醛，引起肝细胞损害，同时产生活化的甲基，使核 酸蛋白质甲基化，导致肝细胞坏死，造成肝细胞坏死、再生、坏死而导致纤维化，由此可见，林森浩对二甲基亚硝胺的基本毒性以及它能够导致生物体肝功能衰竭直至死亡的认知是明确而又清楚的。

㈥ 请问各位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民国政府时期各个时间段是什么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2日）；北洋军阀时期（1912年——1928年）；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1926年11月8日）；武汉国民政府（1926年12月5日——1927年8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1948年5月20日）。

1、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后不久由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之临时管治机构，也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中央政府机构，又称南京临时政府，简称临政。

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改用民国纪年，中华民国正式建国。其存在时间约3个月。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1912年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公布实施，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实施后，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解散，由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继承，权力归入不同机关。

2、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是指中华民国前期以袁世凯为首的晚清北洋军阀在政治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央政府，于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后正式形成。

北洋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和平的方式完整继承前朝疆域的政权，也是中国继清朝灭亡后第一个被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

"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逆历史潮流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最终引发护国运动讨伐反对而终止。

袁世凯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

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历史上把长江吴淞口以北的军阀也称北洋军阀。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兴起，经过五卅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革命造反高潮，使广东革命军的北伐时机成熟。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先打吴佩孚，再攻孙传芳，最后击张作霖，各个击破，不到一年，即控制全国半壁江山。

北洋军阀政府在面临失败的最后关头，仍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企图联合各派军阀，进行最后挣扎。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进行“清党”、“分共”，使北伐中途停顿，给北洋军阀以短暂喘息之机。然而为时不久，国民党各派再度联合继续进行所谓后期北伐，张作霖见大势已去，遂于1928年6月下令退出京津一带，向东北收缩。

他本人在回沈阳途中，行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国的统治最后结束。

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3、广州国民政府

广州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它采用委员制取代大元帅府的一长制，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张静江等16人为委员。

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任主席。下设财政、军事、外交等部。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

国民政府宣布它的职责是履行孙中山遗嘱，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

为此，积极整顿内部，实现了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随后在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国民革命军通过第二次东征、南征，先后消灭陈炯明、邓本殷为首地方割据军阀势力，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6年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926年12月5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各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前往武汉；广州国民政府的历史使命随之结束。

4、武汉国民政府

武汉国民政府（1926年12月5日——1927年8月25日），是由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建立的，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中由广州迁都的第一个政府。

民国十五年（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国民革命重心由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同年12月，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武汉。

为了不致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权力中断，到武汉的委员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行使中央最高职权，后选定南洋大楼。联席会议的成立，标志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

武汉国民政府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域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国民政府又组织管理京兆区委员会，以财政、外交、交通等部长，汉口、武昌二市市长以及防军司令等九人为委员，管理京兆区。

民国十六年（1927年）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入南京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合流。

5、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1948年5月20日），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行政机关，统辖全国各地的中央政府，由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建立，宁汉合流后成为中国国民党政权，1928年东北易帜后成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统一中国后，南京中央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恢复国民经济措施，包括建设重工业，发展民生，修筑大量公路、铁路。

建造各类金属矿产，国防物资，开展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教育、行政、司法趋向统一，达到近代较高水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将全国划分成5个战区（后增至11个），在正面战场上抗击日军进攻，先后组织了22个重大会战，其中一部分取得了胜利。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军事上遭受重大损失，大批高级将领投敌，并先后在中条山、浙赣、豫湘桂等战役中，丢城弃地，使大片国土沦陷于日本人。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无视全国人民对和平、民主的要求和停战协定，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

经过将近4年的激战，尤其是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后，到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歼灭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军事力量。

1948年5月20日经国民大会选举出蒋中正为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后，组建中华民国政府（包括一府五院）。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也改为总统，国民政府改制为总统府，国民政府至此走进历史。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北洋政府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广州国民政府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武汉国民政府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南京国民政府

㈦ 招商局起义的起义经过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迫近长江，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卷土重来，准备用招商局的轮船，把他的残余部队撤退到海岛上去。3月，国民党把招商局一分为三，开始向台湾和香港撤退。由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副总经理韦焕章带一批人去台湾，将原来的台湾招商局改为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将所有的万吨自由轮和大吨位船舶集中到台湾基隆港。由俞大纲、曹省之率一批人去香港，成立华南招商局总管理处，接受台湾指挥，加强对华南、包括香港在内的招商分局的领导；由胡时渊、黄慕宗等留守人员成立上海招商局应变小组，按照国民党应变部署，从1949年3月开始采取应变措施，将一部分船先行开往台湾，再组织一部分船从上海装运国民党军队物资撤退到台湾，并将一部分海外船舶集中在香港待命。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当时被劫持到台湾的轮船共125艘，35.6万吨。其中，招商局的船舶就有26万吨；撤到香港的船舶共72艘，3.6万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招商局被人民解放军接管。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组织恢复招商局的航运，一方面也关心着被国民党劫持到海外的海员，将赴台海员的家属组织了起来，成立了缝纫组、洗衣社，生产自救，并动员家属给在海外的海员写信，报告上海的生活情况，动员他们回来。
一直和共产党地下组织保持联系、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为保护局产而斗争的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总船长黄慕宗共同起草了一份通电，发给招商局各海轮，号召他们起义归来。电文如下：“上海解放后，军纪严明，人心安定，市面稳定，你们的家人均告平安，盼望你迅速驾船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并盼将到沪的船期先行电告。” 招商局“海辽”轮的船长方枕流和中国共产党员刘双恩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刘的影响和引导下，方枕流对起义一事积极筹划。1949年9月19日，经过缜密的计划，海辽轮在船长方枕流的指挥下，在从香港赴汕头应差途中起义，连夜伪装船身，驶向菲律宾海峡，绕道太平洋，经过九天九夜的航行，驶向了中国东北港口大连。
起义成功后，旅大市领导将“海辽”轮全体船员接到大连市，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设宴招待全体起义海员，祝贺“海辽”轮首举义旗成功。方枕流代表“海辽”轮全体船员，请旅大区党委转交给毛主席一件全体起义船员在航行途中精心设计、制作的纪念品。这件纪念品是由舵盘与救生圈模型组成的，铜板上刻着“敬献毛主席：你是新中国的舵工，你是人民的大救星。”中间刻有全体船员名字。接着，“海辽”轮全体起义船员发表了告国民党招商局、台湾航业公司及各官僚资本轮船公司海员的公开信。信中号召：“诸位，快些觉悟，把船开回来吧！不要迟疑了。”10月24日，毛主席复电祝贺“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起义成功。电文如下：
“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
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毛泽东 1949年10月24日
“海辽”轮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艘海轮起义。“海辽”轮的成功起义，在全中国的海员思想上引起了巨大震动。1949年10月初，“海辽”轮发出通电，号召招商局及其他官僚资本轮船公司被劫各轮的海员，早日驾船开回祖国大陆。
离开祖国大陆随船驶达香港的海员，时刻思念着大陆的亲人。特别是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和“海辽”轮起义，在留港海员心中引起了巨大震动。他们逐渐认清，出路只有效法“海辽”轮，投向光明，起义回国。在这样的形势与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决定把香港招商局负责人汤传篪、陈天骏等人争取过来，策动香港招商局起义，脱离国民党腐败统治。
1949年4至5月间，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招商局的70多艘船舶撤到台湾，部分船舶集中香港。中共香港地下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对国民党政府驻港企事业，包括香港招商局积极进行统战工作，并对发动起义作了研究和部署。起义的方针定为：一、争取尽可能多的船起义，不要一条船一条船地搞。二、因为船长有司法权，先做船长的工作。策动招商局停泊在香港的轮船起义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做上层工作，一方面做船员工作，以做好各船船长工作为主。
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宣传与引导下，香港招商局上层职员中，形成了以汤传篪为核心的起义领导力量。在他们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招商局船舶以各种名义陆续集结香港。在船员中，他们又发展了一批起义积极分子。
此时，在香港招商局的上层人士中，起义、动摇、反起义各方面力量的斗争日趋激烈。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常往来于台湾、香港之间，他的思想彷徨犹豫。当人民革命胜利形势高涨时，他倾向人民的情绪也随之高涨。他意识到，这汹涌澎湃的人民革命大潮，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因此，徐学禹做了一些既不得罪国民党，又对起义有利的工作。他曾悄悄地对陈天骏说：“我愿把招商局的船全交给人民政府。”
香港招商局的经理陈冠澄是陈诚的弟弟，他在香港招商局掌权，无疑是香港招商局转向人民的一个重大障碍。于是，徐学禹说服陈冠澄辞职，改做顾问。不久，又安排陈冠澄回台湾。这就为香港招商局起义清除了重大障碍。随后，徐学禹提汤传篪代理香港招商局经理，陈天骏为香港招商局副经理。1949年9月，徐学禹交给汤传篪20万元港币，让他经营香港招商局。在他的安排下，招商局华南办事处主任曹省之、副主任俞大纲、李平山等人相继调任，大大增强了香港招商局的独立性。徐学禹这样的安排，使香港招商局的实权落在汤传篪、陈天骏手中。这对他俩利用所处地位组织起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顺利起义铺平了道路。
1949年8月，上海招商局的各项工作已逐渐恢复正常，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运输业务方面。这时，上海煤粮运输业务很重。招商局领导仅有的两万多吨旧船，担负不了如此繁重的运输任务。根据这种情况，于眉、胡时渊、黄慕宗商量，决定派陈邦达到香港争取船只回沪。
陈邦达到香港后和陈天骏、汤传篪共同商定了准备起义的四条原则：表面上与台湾不分裂；找适当借口扣留来香港的船舶；维持南洋业务，尽量将船出租，以增加收入；对船员加紧宣传发动工作。
到1949年12月，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轮船，已有“海康”、“海汉”、“海厦”、“鸿章”、“林森”、“教仁”、“蔡锷”、“成功”、“邓铿”、“登禹”、“中106”、“民302”、“民312”等轮共13艘。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对此，台湾当局异常惊慌。据香港《大公报》揭露，国民党公开通缉留在上海的胡时渊、黄慕宗、陈邦达，拟派船务处长王鹤到香港直接控制香港招商局，徐学禹也动员陈天骏离开香港。
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已日趋白热化。为此，陈邦达赶回上海汇报了香港招商局的情况。根据当时的斗争情况，党组织指示，必须立即召集在港招商局各轮船长共商大计。12月29日，香港招商局在思豪酒家36号房召集留港船长开会。到会的各轮船长，预感到大家向往已久的重大事件就要发生。陈天骏向大家宣读了一份台北招商局的电报。大意是：英国政府可能要承认中共政权，在香港的船舶要速开回台湾。继而，陈天骏又介绍香港招商局已与北京建立联系，叫大家把船留在香港，准备起义。陈天骏说：“大家知道，‘海辽’轮起义开到东北解放区。‘两航’飞机也走上了起义的道路。我们也要把船舶保护好，等待时机，效法‘海辽’，把船开回祖国大陆。上海招商局已派陈邦达船长来香港。但目前对外还暂时不能公开宣布起义。一方面为了防止敌人对轮船破坏，另一方面还要争取更多的船来香港参加起义。”陈天骏分别宣读了上海招商局电文和台北招商局总管理处电文后，问：“大家态度怎么样，请大家表态。”“海厦”轮船长王俊山、“蔡锷”轮船长左文渊、“教仁”轮船长罗秉球、“鸿章”轮船长蔡良、“民302”轮船长谷源松、“民312”轮船长张事规、“海汉”轮船长朱颂才、“登禹”轮船长沈达才、“林森”轮船长杨惟诚以及香港招商局副经理陈天骏等，立即在宣言上签名，表示了起义的决心。“成功”轮船长徐汉卿、“邓铿”轮船长刘维英亦表示坚决拥护起义。根据党组织指示，当时英国政府正在与我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各船在起义问题上不要操之过急，待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我国时再宣布起义，免遭意外挫折。会后，大家对会议内容绝对保密。
1950年1月5日，英国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发来电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令驻在香港的原属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切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侨务等机构的主管人员及全体员工，你们务须各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档案，听候接收。严禁反动分子有任何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情事。原有员工，均可量才录用。其中保护国家财产有功者，将予以奖励；有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情者，必予究办。”电报使船员们倍感祖国的关怀，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香港海员工会派人到各轮宣读周总理命令，招商局船员决心响应周总理号召，保护国家财产。中共地下组织也在紧张地进行香港招商局轮船起义前的准备工作。1月11日，香港招商局作了人事调整，宣布由汤传篪、陈天骏、周鲁伯负责全局工作。华东财委香港工委的刘若明、陈明和吴获舟，集中在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书记张铁生家中，汇报起义的发动情况，研究起义行动具体步骤。《起义宣言》起草出来了，换旗问题决定了。鉴于起义时机已经成熟，1月10日，吴获舟、刘若明、汤传篪、陈天骏等人在运通公司研究起义日期，决定上报中央，后中央批准香港招商局轮船于1月15日宣布起义，将起义声明见报，改悬五星红旗。
1950年1月15日早晨8点，在香港招商局办公大楼的楼顶、招商局的仓库、码头上空，同时升起了五星红旗。在“海康”、“海汉”、“海厦”、“鸿章”、“林森”、“教仁”、“蔡锷”、“成功”、“邓铿”、“登禹”、“中106”、“民302”、“民312”等13艘轮船的甲板上，各轮船长率领全体船员，庄严肃立，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随着庄严的钟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十几面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同时升起，汽笛齐鸣，全港轰动。香港招商局暨留港的13艘海轮539名员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这些海员起义了！起义员工相互祝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这一天起，他们回到祖国怀抱里来了。
当天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对起义登出了大幅报道，并刊登了香港招商局及招商局全体留港船员《告被劫持在蒋党区的招商局海员兄弟书》，号召被劫持到台湾的招商局海员起义归来。
在起义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央驻港组织和招商局海员在保护船舶、顺利驶回大陆方面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胜利地将13艘轮船驶回祖国。周恩来总理，交通部章伯钧部长，曾先后致电汤传篪、陈天骏经理及全体起义员工表示慰勉。此13艘轮船船总吨数为25833吨，载重量为31133吨。这些轮船驶回祖国，为新中国的人民航运事业增加了一批新的力量。
香港招商局及13艘轮船海员的胜利起义，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被列为1950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海员进行的一次爱国的、革命的行动，是中国海员为摆脱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而进行的殊死搏斗。在这场波澜壮阔、艰难惊险的伟大斗争中，涌现出一批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大智大勇、可歌可泣的海上英雄。他们是中国海员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起义归来的海轮，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华南地区的重要运输力量。当时，美国政府配合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对新中国实行海上封锁。但人民政府以起义海员为骨干，驾驶着起义归来的船舶冲破封锁，开辟了华南沿海运输线，促进了华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物资交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批准了交通部党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揭开了招商局大发展的序幕。1979年，招商局独资开发蛇口开发区；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以此为契机，迈向了多元化、跨国化的发展道路

㈧ 大元帅大本营的机构设置

大元帅孙中山，当时广州无国会，故大元帅不必对民意机关负责；
总参议胡汉民，为大元帅智囊团首席成员，参议若干名，均为有一定声望之士，如田桐、张继、邓泽如、谢持、居正、戴季陶、丁帷汾、茅祖权、张知本、覃振、王法勤、王用宾等。
参军处参军长朱培德，10月东征陈炯明以后由张开儒继任；
参谋处参谋长蒋介石，未到任，4月辞职，先后由张开儒、李烈钧接任；
秘书处秘书长杨庶堪，翌年1月改任广东省长后，由廖仲恺接任；
军政部部长程潜；
外交部部长伍朝枢；
内政部部长谭延闿，改任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后由徐绍桢接任；
财政部部长廖仲恺，5月改任广东省长后，由叶恭绰接任；
建设部部长邓泽如，后专任国民党党务，由林森接任；
法制局局长古应芬； 审计局局长刘纪文；航空局局长杨仙逸，牺牲后陈友仁继任；
宣传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委员谭平山、刘成禺、黄昌谷等，12月该机构撤消；
财政委员会，成员均为兼职，有当时的大本营秘书长廖仲恺、财政部长叶恭绰，广东省长杨庶堪、广州市长孙科等30余人；
金库长林云陔，不久机构撤消，改设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行长林云陔； 筹饷总局总办廖仲恺（兼）；
兵站总监罗翼群； 大理院院长赵士北，后因主张“司法不党”，孙中山以其违反“以党治国”下令免职，改任吕志伊；
总检察厅检察长卢兴原；

㈨ 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的获得荣誉

2002年度，肖胜方律师获勤学奖。
2003年度，易民胜、林森才律师的《合同解除权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获理论成果一等奖；卜红雯律师获勤学奖；肖胜方律师获维护社会稳定奖。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获2004年度广州市司法局先进团支部。荣获2005年度中共广东省律师协会委员会“先进党支部”称号；荣获2005年度中共广州市司法局委员会“优秀党支部”称号；荣获广州市律师协会2005年度律师事务所规范管理奖。荣获广州市律师协会2006年度律师事务所规范管理奖。荣获“广州市十佳律师事务所”称号。荣获广州市律师协会党委“2005--2007年度优秀基层党组织”称号。荣获广州市律师协会2007年度规范管理奖、公益爱心特别奖。
2009年6月，荣获中共广东省律师协会工作委员会“律师行业先进党组织”。2009年度广州市律师协会规范管理奖.2009年度广州市律师协会公益爱心奖。
1998年获“广东省文明律师事务所”；1996年获得“广州市先进律师事务所”。2011年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评为“2008-2010年度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㈩ 南京国民政府的简介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抛弃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发出：《秘字第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首要，继续“清党”，成为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制造七一五政变。随后，汪精卫即表示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平统一”，时值蒋介石宣布下野，终促成宁汉合流。1928年2月3～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等议案。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政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举，政府部门设有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部以及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监察院、大学院等。会议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国民革命军在白崇禧指挥下，占领平津，进抵滦河流域，奉军退至关外，北伐胜利。
1928年9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宣称全国进入训政时期，由国民政府执行训政职责，并决定以五院制组成国民政府。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设主席1人，委员10～12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同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至此，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组织形式渐趋完备。6月20日新疆杨增新，7月19日热河汤玉麟，分别宣布易帜。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得到国际承认、代表中国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北洋军阀势力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实际上各个地方军阀势力依旧盘根错节，心怀鬼胎，蠢蠢欲动。 1928年后，蒋介石历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31年12月15日，因九一八事变的舆论压力，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林森继任。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一度迁都洛阳。其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重新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1938年3月29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要内容：一、制订和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二、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三、成立民国参政会；四、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中央调查统计局。
1943年8月，林森在重庆病逝。同年9月，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而且还是国民党总裁，实现了党政军一人独裁，11月开罗会议时，蒋介石的政治声望达到顶点。19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召开了两次“国大”，1946年的“国大”在近代史上叫“制宪国大”，1948年的“国大”叫“行宪国大”。蒋介石的“总统”和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就是在1948年的“行宪国大”上选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