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司法

㈠ 为什么中国没有加入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刑法直接执行模式建立的标志，通过建立这种常设性机构来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严重危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犯罪进行打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望。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1997年6月12日在美国律师协会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国际刑事法院是我们的最高希望之和平与正义的统一体的象征，它是日益展现的国际人权保护系统的重要部分”。“国际刑事法院的前景取决于共同司法的保证，这是个淳朴和崇高愿望的幻想，我们已经接近这个梦想的实现，让我们付出我们的努力看到它的实现……”
中国从之处积极参与筹建到最后投反对票拒绝加入，其原因按照中国代表团在投票后作出的解释可归结为五点：（1）中国不能接受《罗马规约》所规定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2）中国对于将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纳入法院的普遍管辖有严重保留。（3）中国代表团对规约中有关安理会的作用的规定持保留意见。（4）中国代表团对检察官自行调查权持严重保留态度。（5）中国代表团对“危害人类罪”的定义持保留立场。综合来说，中国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原因集中在普遍管辖权、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罪名争议三个方面。
1.普遍管辖权。根据《罗马规约》第12条第2款的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对缔约国和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的非缔约国的下列情况可以行使管辖权：“（1）有关行为在其境内发生的国家；如果犯罪发生在船舶或飞行器上，该船舶或飞行器的注册国；（2）犯罪被告人的国籍国”。这种管辖权的规定，使得国际刑事法院对与案件相关的非缔约国也可以行使管辖权。比如，当非缔约国的公民在缔约国境内实施国际犯罪或者缔约国公民在非缔约国实施国际犯罪的情形，国际刑事法院也具有管辖权。中国代表团认为这种普遍管辖权的规定违反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第34条确认的“条约相对效力”的规则，对非缔约国来说非常不公平，将会对非缔约国司法主权的独立性造成冲击。
2.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罗马规约》第13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本法院可以依照本规约的规定，就第五条所述的犯罪行使管辖权：（1）缔约国依照第十四条的规定，向检察官提交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2）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事，向检察官提交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3）检察官依照第十五条开始调查一项犯罪。”，第十五条则详细规定了检察官自行调查的内容。中国认为这赋予了检察官过多权力，有可能使得国际法院成为大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工具，对此持“严重保留”态度。
3.罪名争议。中国不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罗马规约》规定的具体罪名有不同意见，这一点上在战争罪、侵略罪、反人类罪上都有体现。笔者认为在此方面，中国有异议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因素。如前者，将非国家间的武装冲突纳入战争罪的范围这一问题由来已久，许多国家不赞同这种适用范围扩大的做法，而对中国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台湾问题。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旦中国大陆决心武力实现国家统一，国际刑事法院极有可能被反华势力利用，审查中国台湾海峡战争，以种种借口予以干涉。再如危害人类罪的定义问题，《罗马规约》关于此罪的客观行为的描述有很多涉及人权的因素，而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分歧众所周知，故而中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要建立的不是人权法院，而是惩治国际上情节严重、恶劣的犯罪行为的刑事法院。而《罗马规约》中加入的有关人权的内容，与国际刑事法院的职责不相符合。

㈡ 如何看待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这两大国际司法体系，两者的区别以及两者的优势与劣势。

第一，在属时管辖权上，罗马规约第11条规定国际刑事法院法院仅对罗马规约生效后实施的犯罪具有管辖权；而对于在罗马规约生效后成为缔约国的国家,只能对在规约对该国生效后实施的犯罪行使管辖权,除非该国已根据第十二条第三款提交声明（即非缔约国在批准加入《罗马规约》之前，根据12条第3款的规定向国际刑事法院书记官长提交声明，使得国际刑事法院取得管辖权的情况）。可见，这与前南和卢旺达两个特别法庭在属时管辖上的区别是明显的，同时这也体现了国际刑事法院作为永久性常设国际性刑事审判机构的地位。同时《罗马规约》也确定了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第二，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罪行主要是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的国际罪行，罪名大类包括：1. 灭绝种族罪；2. 危害人类罪；3. 战争罪；4. 侵略罪。不过侵略罪受国际政治影响较大，其定义因饱受争议而尚未确定，因此在未有修正补充侵略罪的具体规定之前，对侵略罪之管辖尚属形同虚设。不过，这些管辖罪行的内容也深刻体现出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法院存在根本不同。国际刑事法院专门审判刑事案件，坚持国际刑法的个人责任原则，体现刑事司法的固有特点。而国际法院实际上属于民事法院，其严格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只受理主权国家之间的争端，不具有行使管辖权，不能以个人主体为当事人，当然也就无法涉足具体国际罪行的审判。
第三，在管辖权的先决条件方面，罗马规约规定的效力范围与传统的国际法和刑法原则有所差异。根据罗马规约之规定，当一国是罗马规约缔约国时，国际刑事法院自然获得对相应的国际罪行的管辖权。 这种强制管辖的方式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体现出国际刑事法院的超国家性。相比之下，这与联合国所属的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内容则有所差异。国际法院强调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规定，即使一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当然成为国际法院之参加国 ），也并不意味着该国必然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如果成员国有特别声明，则国际法院并不能实现强制管辖。

㈢ 国际法院与国际刑事法院都有哪些区别

国际法院，是具有特定管辖权限的民事法院，其诉讼主体只能是国家。
国际刑事法院则只对犯有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具有管辖权，对其进行起诉和审判。

㈣ 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

司法协助是国际刑事合作的重要途径，在当前间接执行模式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刑法现状中，国际上有关刑事方面的公约主要是靠国家间的刑事司法协助的方式来实施的，这种方式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国际刑事合作中占主导地位。鉴于此，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问题的探讨很有必要，特别是对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有关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是刑事诉讼国际化的反映，又是国家间联合采取司法行动，惩处国际性犯罪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是国家司法权的域外延伸。从它的基本形态来看，引渡虽不属于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范围，但最 初的国际刑事司法却是从引渡中发展起来的。从国际司法协助的起源来看，最早的司法协助始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古希腊，当时主要是向在其他城邦的证人收集证 词。到近代，1846年法国与巴登之间签订的条约被认为是第一个国际司法协助的文件。这个条约的内容涉及到相互送达司法文件，搜集证据和执行判决。其他如 一系列欧洲国家在十九世纪后期缔结的引渡条约，也规定了根据委托书实施国际司法协助的条款。例如，1854年7月13日法国与葡萄牙签订的引渡条约第10 条规定了询问证人，第11条规定了传唤证人。又如1870年5月12日的法、意引渡条约，在第12—14条中，对询问证人、送达文件、传唤证人等作了详尽 的规定。此后，19世纪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大体上对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要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由此可见，最初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是随着引渡的发 展而不断发展成熟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最初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也仅仅是在狭义上开展的。直至今日，国际间的刑事司法协助仍然停留在狭义的范围内，而 包括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刑事诉讼移管等方面的刑事合作，各国和各地区尚未达成统一的协议，至少在这方面的合作，目前尚未成熟，而有待实践的发展。其 中的原因或障碍，主要在于，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刑事诉讼移管从根本上改变了刑事案件诉讼的地点和审判机关，涉及到敏感的国家主权问题，因此在各 国司法协助实践中往往难于开展。而对于象代为调查取证、询问证人、送达文书、互通情报以及物的引渡等司法行为的国际合作，由于较少涉及或根本未涉及敏感的 政治问题，协助国只是为被协助国的诉讼提供服务性合作，只改善该国刑事诉讼所赖以进行的条件，而不直接对受控的行为做出自己的评价，因此它的规模是较小 的，是一种辅助性的行为，不大受各国价值观念差异的影响，因而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和采纳，这也是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实践 中的生命力所在。
在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际公约中，关于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也规定得十分详细和完备。如1959年4月在欧洲理事会主持下签订的《在刑事案件中互相协助的欧洲公约》[（1）]是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专门公约，在该公约规定的三种国际司法协助 形式中，其中对在另一个缔约国送达司法文件和在另一个缔约国搜集证据这两种司法合作规定得相当详细。与此相反，该公约对第三种形式的司法合作即在另一国家 的法院进行刑事诉讼（诉讼移管）规定得很简单。由此可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目前尚停留在狭义的范围内，而且在空间上仅是地区性的，新的、统一的刑事司法协 助国际公约的签订尚需国际间的广泛磋商和协调。

㈤ 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途径

1959年的欧洲公约详细规定了国际刑 事司法协助的途径或渠道。这些渠道是：（1）在两国司法部之间；（2）在紧急情况下，函件可以由请求国的法院直接送达给被请求国的司法当局，但函件的副本 应送给被请求国的司法部；被请求国法院的答复要由该国司法部传递；（3）关于协助起诉前的侦查要求，可以在两国的司法当局之间直接传递；（4）通过国际刑 警组织传递。这四种渠道是在地区性的国际公约中作出的规定，但是在目前尚未有一部统一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状况下，它的许多原则对各国的司法协助实践具 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已经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部公约的局限性，毕竟它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公约，有许多规定尚需斟酌。单从司法协助的渠道及主体来考察，在各国实践中就存在诸多争论。
一般来说，外交途径是最常见的司法协助渠道，特别是在两国之间不存在司法协助条约的情 况下，这一办法几乎成为唯一可行的途径。在有双边条约或参与国际公约的情况下，当然不限于此途径，可以采取更为宽泛的方式。在普通法系国家里这方面比较宽 容，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里却常常遇到阻碍，即使象司法文书如不经过外交途径的请求而直接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往往会遭到另一国以各种理由的拒绝。例如，美国 并不认为送达司法文件一定是官方行为，也不认为在美国领土上进行的非官方送达行为侵犯了它的司法主权。因此，美国在这方面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美国在制 定国内立法时曾希望它的态度能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然而，不少国家仍旧坚持它们原来的立场。特别是一些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一贯认为，在一国境内送达司法文件构 成一种官方行为，因此，未一经由该国当局进行或经其许可的送达行为，均被视为对送达地国司法主权的侵犯。1959年欧洲公约将两国之间的司法协助途径限定 在两国外交司法当局之间进行，是符合当前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现状的。
通过法院途径进行刑事司法合作必须以条约为基础。1959年欧洲公约只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才可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在实践中，采用法院途径的做法是比较少见的。”[（2）]尽管如此，各国对此也持不同意见，以美国为首的普通 法系希望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也能够通过法院之间直接进行狭义方面的刑事司法协助，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不允许这样做。1959年欧洲公约也正反映了这一特点， 在对待法院途径上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在此方面附加了诸多限制。我认为，由于“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具有辅助性和工具性的特点，”[（3）]因此，在 各国的司法协助实践应当象美国那样采用较为宽容的态度，不应当有过多的限制，毕竟在狭义的司法协助中，送达文件、传递情报等行为只是整个协助中的辅助行 为，涉及到司法管辖权和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外，一般案件的诉前协助应当允许两国法院之间直接进行，特别是在两国之间有条约和协议的情况更应如此，这样可以 节省办案时间，提高效率，而且可以达成默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法院途径应当成为进行狭义的刑事司法协助的一种主要途径。
至于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途径进行司法协助，也是1959年欧洲公约规定的四种途径之一。有人认为，国际刑警组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它所从事的活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 的司法行为，因此，从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观点来看，国际刑警组织并不能成为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国际刑警组织从事跨政府 间的活动，但却超脱于任何条约、公约或类似国家间文献的约束。国际刑警组织的章程没有也无须得到任何国家的批准；而各国加入此组织也不是以国家的名义而是 以国家中心局的身份参加的，而且国际刑警组织也得到了各参加国事实上的承认，1971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正式批准了国际刑警组织享有跨政府机构的权力。国 际刑警组织这种独特法律地位决定了这个组织的性质在于：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进行跨政府间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组织。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宗旨在于：在各法 律许可的范围内同国际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促进各成员国间警务合作。因此，国际刑警组织是在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活动的，同时也只有那些各国均认 为是犯罪的行为，方能成为国际警察合作的客体，各国的刑事司法协助行为事实上已经得到各国政府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已 经通过了外交途径，况且这个组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各国国家中心局身上。所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各国间的狭义刑事司法协助应当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渠道，特 别是在两国之间没有条约或协议的情况下，这种途径往往能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有人认为律师也可以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某些活动，主要是协助调查取证方面。在英美法系国家里，由于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律师协助调查取证往往起很大作用，很多司法行为如果没有律师的协助是很难顺利完成。目前， 通过律师调查取证，协助完成某些司法行为只是在国际司法协助范围内，而且仅限于民商事案件，比如，我国曾先后委托香港26名律师代为在香港进行调查取证， 送达文书等事项，但在刑事案件上，无论是国际还是区际间当无这方面的先例，通过律师这条途径是被禁止的。这是因为律师只能代表个人，不能代表国家，他所从 事的一些司法行为如果未经所在国主管机关同意或授权是无效的。律师协助仍然是官方行为，而不能是民间活动，否则将会受到一国以损害其主权为理由而遭拒绝。

㈥ 国际刑事法院是谁成立的它的判决有效么

国际刑事法院是依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而成立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是由签署该规约的各个成员国共同成立的。
他的判决是有效的，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发布通缉令。

㈦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和打击跨国犯罪的关系

我国刑法分为十大类犯罪：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章 破坏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答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㈧ 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国际法院的关系

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国际法院并无直接关系，仅有合作关系。

国际刑版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权其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国际刑事法院成立的基础是2002年7月1号开始生效的《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因此该法院仅对规约生效后的前述四种国际罪行有管辖权。但是实际上，国际刑事法院暂时还不能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
根据《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将对批准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移交的案件进行审理，但只审理2002年7月1日以后发生的案件。国际刑事法院与现有的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不同，其他法庭均有一定存在期限，而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司法机构。
而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位于荷兰海牙的和平宫，是联合国六大主要机关中唯一设在美国纽约之外的机关。国际法院的职责是依照国际法解决各国向其递交的法律争端，并就正式认可的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提交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㈨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和司法部刑事司法协助的区别

一般意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包括引渡、诉讼移管、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其他内诉讼行为。这就是我容们通常所说的广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而上面所 言的“其他诉讼行为”则称作狭义的司法协助，即一国应另一国的请求通过本国司法机关的活动为使请求国的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而提供有关案件的证据、文书送达、 情报传递和物的引渡等帮助。它不包括罪犯的引渡、诉讼的移管和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㈩ 什么是国际犯罪

“广义说”将跨国犯罪、涉外犯罪、具有外国性或者国际关联性的犯罪、需要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普通犯罪都视为国际犯罪；“狭义说”则摒弃了那些仅仅具有涉外因素或者跨国因素的国内普通犯罪，力图在国际犯罪与国内犯罪之间划出比较清晰的界限；“包含说”则将国际犯罪区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情况，并分别予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