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实例
A. 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是法吗
不是。部抄门法包括宪法相袭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司法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做的解释。司法解释分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解释和这两个机关联合作出的解释。
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履行监督职能、指导审判工作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统一裁判尺度和法律适用标准，保障公正司法，增强司法透明度，提升司法公信力和加强法治宣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B. 案例判例司法解释
判例制度肇始于英国。判例作为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与其历史沿革、法制传统、文化意识等有着密切关系。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或制定法，判例法是指某一判决中所包含的法律原则和规则对于法院往后同类案件的审判具有约束力和说服力。它不是立法者事先制定的一般规则，而是裁判者在具体审判过程中的创造物，是司法者实践经验和法制历史经验积累的产物。典型的判例制度应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官在法无明定的情况下作出开创性的判决，即“法官造法”；二是法官对以往同类案件的判决模式及精神予以遵照执行，即遵循先例原则。无论从法理依据还是技术难度上讲，前者所需要的勇气和水平显然都是远远高于后者的。可问题是当法官面对一个新型案件，根本无前人经验可循时，法官能否依据宪法及法治原则作出某种创造性的举动？
通过司法判例寻求立法突破往往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成文法虽不明确但仍有大体框架，比如法院认为知假、买假者不属于消费者，因法律规定不甚明了，这种认定仍属于法律限度内的合理裁量；另一种是成文法不仅未规定而且稍有突破便有“越雷池”之嫌。比如刑事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有权就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若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似乎也并未将精神赔偿明确予以否定或排除。那么，有没有哪位法官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某一刑事案件中明确判令被告人应赔偿被害人一定的精神抚慰金？这个问题可以说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被害人遭受严重人身伤害时不可能没有精神损害，但从法律上又找不到现成条文，以致司法实践中难以支持，甚至还出现律师将受害幼女之处女膜定价20万元以求物质赔偿的奇事。所以说，这样的“口子”开与不开确实关系重大。我国目前法律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再加上法律本身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公民往往迫切需要这种充满人文关怀和务实精神的判例法保护制度。法官能不能创造判例乃至创制法律绝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现实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法院实施类似于判例法的案例指导、先例判决制度，或者从相关案例中提炼精粹制定司法解释时，都需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及民众的实际司法需求，更要本着审慎而务实的司法改革原则。有人曾主张只有最高法院有权创制或编纂判例，但事实上，真正能由最高法院初审的案子毕竟不多，而若从下级法院选取已审结生效之案例，则等于默认其创制行为。故笔者认为，合理吸收和利用现代司法判例制度的精华，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司法解释的作用，及时发布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判案规则；另一方面，最好能够通过疑案报送研究制度来规范创制判例行为，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以下层级的法院在遇到难以决断的复杂案件时，应当直接报送最高法院研究答复，在此基础上，仍由下级法院作出相应判决，并对同类案件具有参照效用。目前实践中已在实行这种做法，可以从程序及效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这样更有利于发挥判例及时解决疑难问题的优势，也能避免法官擅用自由裁量权可能引发的弊端。
关于判例制度的生命力问题，让我们重温英国丹宁勋爵在《法律的训诫》中所说的那段名言吧，“如果现有的法律暴露了缺点，法官们不能叉起手来责备起草人，他必须开始完成找出国家意图的建设性任务，……他必须对法律的文字进行补充，以便给立法机构的意图以力量和生命”。如果遇上了法律皱折，“一个法官绝对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烫平”。
北京市自然律师事务所 墨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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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曾经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是，某法院对知假买假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判决双倍赔偿。就这一同类案件，同一法院前后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面对如此状况，有人主张我们应该实行判例法。
判例，顾名思义，与案例并没有大的差别。但是作为法律术语的判例，却是和判例法一脉相承的，表示“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在普通法系国家，判例往往和判例法表示同一意义，其意义在于根据传统，法院以前的判决，尤其是上级法院以前的判决，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作为一种规范和原则予以遵守。即法院遇到与以前类似的案件时，必须遵循以前判决中适用的原则和规则。判例对以后处理类似案件具有拘束力，法官的判决本身具有了立法的意义，成为普通法系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渊源。
我国没有判例的说法，我们沿用已久的习惯用法，把法院已处理案件叫做案例。不仅名称不同，其效果也截然不同，我们不是实行判例法，而是实行成文法，判例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有人主张我国也要实行判例法，对此笔者并不赞成。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也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今天把案件的正确处理叫做依法判决，错误判决叫做于法无据，字里行间反映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处理案件是以成文法为准绳的，而不是判例。
当然不是说我国历史上没有判例。我国封建社会，也有类似于判例法的一种法的渊源叫做“例”。秦简中就记载了“廷行事”，汉代叫“比”，唐代以后则指作为判案依据的判例、事例和成案。明清时期，例律并重，但出现了“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繁琐”的情形，导致了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后果，使得“例”在我国历史上没有发挥好的作用，名声不佳。
实践证明，判例法制度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同时，判例法与成文法不仅仅是法律表现形式不同，也表现出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的人民群众与司法人员对判例法的接受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就像成文法存在缺陷，不能完全应付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样，判例法也有其自身缺点。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法律还处于日渐完善的过程，有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过于抽象，缺乏具体操作性，因此法官在理解适用法律时也就出现了各种分歧。为了弥补立法上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就法律适用及时作出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法的渊源的作用，对审判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然，这并非说案例没有任何意义，有句法律谚语，“经验比知识更重要”。案例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参考，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贯彻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的法律平等原则，提高办案效率。加强案例研究，发挥案例的作用，也的确意义巨大。而且，目前两大法系的差别越来越小，两大法系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也是国际上法的渊源发展的趋势。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判例法和成文法，各具特色，各有优劣。我们既不能因为适用成文法判决案件存在缺陷，而盲目夸大案例的作用，也不能因为自己适用成文法，而贬低否定案例的作用；既不能因为适用成文法存在缺陷，而盲目崇拜判例法，也不能因为自己适用成文法，而贬低敌视判例法。而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重视案例，积极发挥案例的作用，依法公正处理案件。
甘肃省民勤县人民法院 刘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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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是指审判机关对于具体案件作出的判决。
案例不同于判例。作为案例的判决生效后仅对该案件的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而判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一种主要的法律渊源。英美法系国家的“遵循先例”原则，要求在某一判决中包含的法律规则，对以后该法院或下级法院类似案件具有约束力。
判例法相对于大陆法系的制定法，其优势是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鲜活的，是丰富多彩的、千变万化的，成文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立法上的空白和漏洞，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又将使立法相对滞后，判例法可以有效弥补制定法的上述不足。但是，判例法赋予“法官造法”的权力，极易造成法官个人的恣意擅断对公正的践踏。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种法律制度形式各有其利弊，任何一种单一的法律形式都存在践踏公正的痕迹。法律制度是在不断追求公正的进程中完善的。两大法系通过不断地相互借鉴、吸收、取长补短，当今两大法系的特征已经不再明显，呈现了日益靠拢、趋同甚至融合的现象。英美法系国家除了制定许多法规法典外，还颁布了大量的委托立法，制定法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判例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不具有法律上的地位，在判决中不得引用，但大多数法官实际上都十分尊重先例。
我国实行的是成文法。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立法机关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审判过程中和检察过程中就适用法律问题有权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阐释和说明。赋予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是中国法律制度的特色，不仅实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没有，而且实行成文法的大陆法系的国家也没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为统一司法人员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合理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保障法律的正确适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条诚然是重要的，是执法的准绳，但法条只有适用于案件，才能对社会生活产生实际作用。且审判不仅仅是一项拿事实去适用法律条文的简单智力活动，司法工作者必须能动地运用法律对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公正查案、断案。案例是对法律最具体、最生动的解释。为了帮助人们正确统一理解法律，我国法院借鉴判例制度，逐步注重案例编纂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报》所载典型案例，已经成为指导法官审判的重要工具。然而，因案例的定位不明确，缺乏规范的编选标准和编选程序，诸多媒体所载案例良莠不齐，对法律的解读不一，导致读者对司法公正产生质疑。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将媒体所载案例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学术研讨性案例，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类为指导性案例，由最高审判机关按照一定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选择具有新颖性、争议性和典型性的案例，按一定的发布方式在特定媒体上予以公布，实现司法解释向具体化、案例化良性过渡。按照案例指导制度公布的案例，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对于类似案件，在适用法律以及裁量幅度上，法官都可以参照案例进行裁判。通过案例的示范引导，规范法官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思维方式，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确保司法公正。
C.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的司法解释相关知识
任何法律皆有漏洞，系今日判例学说共认之事实。①德国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萨维尼（F．K．V．SaVigny）指出，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⑦因此，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无论如何审慎周详，字斟句酌，也难免在文义和语境上产生疑义；无论如何总结社会矛盾的方方面面，在复杂多样的现实生活面前，也难免出现疏漏不周，挂万漏一；无论如何精雕细凿，科学圆满，也无法克服法律的稳定性和适用性的冲突倾向。可见，法律自诞生之日起，即诞生了与之形影相随的法律解释。
按照我国法律解释的基本框架，可将法律解释的内容区分为“法律条文本身”和“法律具体运用”两大类，前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称为立法解释），后者由有关司法和行政机关分工解释。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当属于后者。尽管司法解释的效力低于立法解释，但由于法律过于原则和抽象以及法律漏洞的存在，不仅给法官适用法律造成了困难，而且为法官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在法律存在着漏洞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实际上，由于法律规则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归纳、总结而作出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人们对规则的含义常常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而每一个法官在将抽象的规则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时候，都要对法律规则的内涵及适用的范围根据自身的理解作出判断，而此种判断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法律的解释。更何况成文法本身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因此，法律解释对任何法律的适用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更需要对法律规范作出明确的解释，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和公正地裁判案件。
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司法解释颇具中国特色，不仅实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没有，即使是实行成文法的大陆法系也没有。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一般没有“司法解释”一词，“法律解释”就是“司法解释”的代名词，二者含义一样。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司法”就是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司法机关就是法院，司法解释（即“法律解释”）指的就是法院或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尤其是在普通法系国家，法官制作的判例不仅可以对成文法进行解释，而且还可以创制法律规则，对于法律的解释也只有法官才有这样的权力。在大陆法系国家，尽管曾经一度否认过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但二战后德国最高法院复审制度的确立，最终使法官的司法解释权得到了巩固。而我国建立的司法解释体制是“二元一级”的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司法解释体制，在此体制之下，司法解释被分为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前者主要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后者则指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因此，司法解释是保障我国法律正确适用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成为了我国法的重要渊源，并在我国解释体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历来非常重视司法解释工作，并于1997年6月专门作出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对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包括立项、协调、备案、起草、论证、修改、通过、发布、补充、修改和废止等作了规定，并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并经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依据该规定，司法解释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就立法机关制定的某一实体法或程序法的规范内容，或者就特定的案件类型以及解决倾向性问题中的法律适用，进行具体而全面的解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判规范。它的体裁和构成与成文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基本属于法律细则化的范畴，发挥着填补法律空白、消除内容上的暖昧和抵牾、为立法机关提供经验以及规范素材等多种功能；二是“规定”，即根据审判活动的实际需要确立审理案件的标准和规则。这种规定的内容往往与法院内部的业务、事务以及程序性和技术性问题有关，基本上属于审判系统本身活动的规章制度；三是“批复”，为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法院、军事法院提出的法律适用中的具体问题或者请示的答复意见，有的涉及个案处理，有的涉及司法政策，有的涉及操作规则。这些司法解释特别是前两类司法解释的目的主要不是解决某一个具体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旨在通过系统、全面地解释一类法律而为审判实践提供更多的可供适用的规则，或者完全不是针对某一法律进行解释，而是创设对某一类案件的裁判所应当适用的规则，使各级法院尽可能做到有章可循，这就是我国司法解释具有十分突出的抽象性和一般性的特点。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公布的大型司法解释，均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发布征求意见稿，倾听民声，广泛纳谏，确保了司法解释是保障人民法院严格执法、公正裁判、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功能。为了使司法实务界和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和适用司法解释，践行司法公正与效率，落实司法为民，人民法院出版社策划并组织编写了《民商法司法解释实例释解丛书》。
D. 职务侵占罪司法解释
关于职务侵占罪的司法解释主要有三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5·12·25 法发[1995]2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上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1999.6.25 法释[1999]12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 几个问题的解释》(2000.6.30 法释[2000]1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5·12·25 法发[1995]23号)：
二、根据《决定》第十条的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企业财物，数额较大 的，构成侵占罪。
《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是指行为人以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公司、企业财物的行为。
实施《决定》第十条规定的行为，侵占公司、企业财物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侵占公司、企业财物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四、根据《决定》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决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处罚。
《决定》第十二条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 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者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吊身份的人员。
五、《决定》第十四条所说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工。
六、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本解释规定的受贿、侵占、挪用的定罪数额幅度，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上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1999.6.25 法释[1999]12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高法[1998]224号《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如何定性的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对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 几个问题的解释》(2000.6.30 法释[2000]15号)：
为依法审理贪污或者职务侵占犯罪案件，现就这类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问题解释如下：
第二条 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 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
第三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E. 法律案例解析
刑法270条，侵占罪。
案例相关行为源自一份购销合同。
按照罪名的构成要件分析如下：
犯罪对象满足三种条件之一：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合同款为李某根据合同应得。即使李某同意将每吨15元作为中介费支付给孙某，孙某依然代李某保管余下的3000元水泥款。在此假设李某同意追认孙某代收款项之行为。
客体构成要件是两个：
占为己有。孙某自电话后关闭手机三个月导致李某无法找到，并将款项挥霍，已经事实上构成了占为己有，自行支配。
拒绝返还。此处案例事实未说明孙某是否明确拒绝返还。如果孙某以无钱为理由拒绝返还，则直接构成该要件。如果孙某提出愿意返还并支付3000元给李某，那么按照物权法对于金钱的相关规定，不能说李某拒绝返还。
但是同时应当注意到，法院也可根据孙某的藏匿行为认定李某通过藏匿的形式拒绝返还。然而必须注意到侵占罪是一项自诉罪，根据刑诉法172条之规定，不管案件审理到什么阶段，只要李某孙某达成协议，或者孙某主动向李某偿还3000元，则法院应当予以撤案处理。
然后，主体对象不满足：
170条规定数额需要“较大”。按照高法司法解释的5000元以上标准，3000元侵占款未达到犯罪标准。
所以侵占罪应当不成立。
刑法266条 诈骗罪
定此罪的重点在于孙某是否通过欺诈行为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在诈骗案中，受害人不是李某而是黄某。因为作为合同方，李某却未收到相关款项，李某依然有权向黄某收取相关款项。
欺诈行为方面，虽然事实未明确，但是我们可以推论，孙某一定向黄某表达过他有权代李某收款。通过第二天孙某向黄某索要款项，我们可以推论孙某从未授权李某代收3000元。
错误认识以及处分方面，黄某确实因为孙某的表达而做出将款项交予孙某的行为，该行为可以推论黄某错误的认为孙某有权带李某收款。
犯罪客体方面，根据最高法解释，诈骗罪起刑标准为3000元，本案所涉金额已经达到标准。
因此，李某可因犯诈骗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同时也应注意到，根据二○一一年三月一日两高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如果李某在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这要是司考题你就悲催了。
F. 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案例
一、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则可视为这种变化的一个初步体现。同年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分管辖、诉讼参加人、调解、证据、强制措施、起诉与受理、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特别程序等13部分，计82条。在1991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随即颁发了长达320条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条文数量比源法律的270条多出50条。更为突出的是，在《合同法》颁布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不惜用12条共17款的篇幅对该法第73条有关代位权的规定进行解释 形式的规范化与效力的准法律化则是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又一重要表现。
二、为了更加系统、规范地进行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在1997年专门就此发布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分17条，分别就其制定依据、司法解释权的行使主体、制定程序、各类解释文件及其适用范围、司法解释的效力及适用方式等做了具体规定。在名称上，依其性质与内容分“解释”、“规定”和“批复”三类，在形式上则采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编排体例（除了不设“编”、“章”、“节”外）。同时，该规定还对解释的生效、冲突的处理等做了详尽的规定。据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规定：“本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及与有关机关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不但明确将自己所作的司法解释定位为“规范性文件”，而且将自己所作的司法解释置于检察解释之上，在事实上获得了对法律文本的最终解释权，并使这种解释获得与国家立法类似的法律效力，不但对各级法院司法裁判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而且成为法院裁判案件时必须优先考虑和适用的依据。
G. 法律解释中的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究竟怎么区别最好举例子。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类推解释，而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并不仅仅是用语界限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但不禁止扩大解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扩大解释的结论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如何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就成为重要问题。
关于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从理论上可以列举许多：其一，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并未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而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其二，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其三，从与立法者的意思的关系上说，扩大解释，是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确化；类推解释，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张解释者自己所设定的原理。其四，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界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其五，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尽管如此，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仍然难以区分。例如，“卖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间有偿的性行为、“同居”是否包括通奸行为、“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就存在疑问。笔者认为，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考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一个行为的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为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不管处罚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释为犯罪。因为即使危害再严重的行为，如果事先没有将其可罚性告知国民，就不得对该行为定罪科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般人都能预想到的含义（核心部分）；第二种情况是一般人都难以想到的边缘部分；第三种情况是上述二者的中间部分。在第一种情况下应当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种情况下原则上应否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对于第三种情况，则应通过考虑处罚的必要性来决定。例如，盗窃、诈骗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所以，对“财物”有作广义或扩大解释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过一般人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是否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进而判断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一种解释结论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断解释结论是否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的重要线索。因为当解释结论被一般人接受时，就说明没有超出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当一般人对某种解释结论大吃一惊时，常常表明该解释结论超出了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例如，旧中国与国外刑法都将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无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国的新旧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论千篇一律地将本罪定义为“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然而，将不退出解释为“侵入”是存在疑问的，可是人们却习以为常而没有异议。由此看来，一种解释结论被人们接受的程度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要强调的是，就某种解释结论而言，不仅要考虑刑法学家、司法人员的接受程度，更要考虑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为一种解释结论能够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着这种解释结论没有超出其预测可能性。犯罪可以大体上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认识自然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不致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一般人难以认识法定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容易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所以，相对于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而言，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可以略为缓和、宽泛。
第三，解释结论与刑法的相关条文内容以及刑法的整体精神相协调时，不宜认定为类推解释。当扩大解释与相关条文产生冲突，与刑法的整体精神相矛盾时，很容易形成类推解释。例如，当刑法条文一直明确将两种现象分别规定时，如果某个分则条文只是规定了一种现象，那么，原则上就不能将没有规定的另一现象解释成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现象，或者说不能将该分则条文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其没有规定的现象，否则，会被人们视为类推解释。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准自首的主体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主体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规定的对象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条规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这说明，刑法严格将罪犯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区别。因此，当刑法明文将犯罪主体限于“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时（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条），不能将“罪犯”解释为罪犯、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否则便有类推解释之嫌。不过，刑法对“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规定，则并不限于已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这种解释不是类推解释，甚至不是扩大解释。再如，将盗窃罪、诈骗罪对象的“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刑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等）是协调的，不会产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是将“同居”与“结婚”并列规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这表明“同居”与“结婚”的危害相当。如果将通奸行为解释为“同居”，则意味着通奸与结婚行为相当，这显然是不协调的。
第四，某种解释结论符合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因而符合刑法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时，不应认为是类推解释。任何用语的含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社会生活中仅有女性向男性卖淫时，将“卖淫”解释为“女性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男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即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务的事实时，解释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释结论，而应将“卖淫”解释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异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但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同性恋现象时，法官必须重新将“卖淫”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他人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概言之，社会生活事实发生了变化，相关的用语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与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所作的解释，不能称为类推解释。因此，组织男性为男性提供性服务的，当然成立组织卖淫罪。
第五，某种解释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应当根据本国的刑法及其用语进行判断，而不能根据外国刑法用语得出结论。例如，日本学者牧野英一认为，具有事务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价值也是财物，根据这一学说（事务管理可能性说），像债权这样的权利也是财物。这种观点之所以没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的普遍认可，是因为日本刑法明文将财产罪的对象区别规定为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既然如此，当然不能认为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不难看出，日本等国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之所以认为“财产性利益”不包含在“财物”的概念中，是因为其刑法明文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列规定。在我国刑法没有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列规定的情况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释。直截了当地说，在刑法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不可能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但在刑法没有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反过来也能说明这一点。例如，德国、日本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而是将通常的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将利用机动车抢夺的解释为抢劫。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似乎在进行类推解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将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或抢劫。再如，我国刑法常常将伪造与变造并列规定，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伪造并不包含变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罗斯刑法分则条文只使用伪造概念而未使用变造概念，但刑法理论仍然认为伪造包含变造，而这种解释并不被认为是类推解释。所以，在国外属于类推解释的，在中国不一定属于类推解释；反之亦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某种解释是类推解释还是扩大解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用语含义问题。换言之，某种解释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刑法用语的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得出结论。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是用语的问题，而是如何考量法条目的与行为性质，如何平衡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问题。相同类型的行为，既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释为犯罪，也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释为犯罪。所以，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并无绝对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对的区分标准。
转自邹建章博客 请采纳
H. 如何理解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案例指导制度的相互关系
前者是理论阐述，后者是对具体案例进行适用归类。在具体判案时候，如果司法解释不是很明了，就要参照案例指导制度
I.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至今发布了多少批了，在哪能找到全部案例
您好，指导性案例专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程回序编选的并经最高人答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公开发布的案例。截止目前为止共有16批87件，在在最高人民法院网址上即可查询。附网址：网页链接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