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法典第158条

Ⅰ 应怎样理解民法总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总则》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此即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从事民事活动应当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善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按《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诚实信用即是怀有善意、诚实、公开、忠诚没有欺骗或欺诈，具有真实、实际，没有假装或伪装的。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待他人诚信不歁，二是对自己的承诺要信守不怠。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地位突出。“诚信原则之作用力，世罕其匹，为一般条项之首位”，因此，被称为民法特别是债法的最高指导原则，甚至被称为“帝王原则”。亚当·斯密说过，“与其说效用、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信用、诚信、正义是这种基础……，而信用、诚信、正义则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大厦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早在罗马法时期，诚实信用原则已经确立。根据罗马法的诚信契约，债务人不仅要依据契约条件，而且要依据诚实观念完成契约规定的给付;依裁判官法的规定，当事人因误信有发生债的原因而承认债务，实际上该原因并不存在时，可以提起“诈欺之抗辩”，以拒绝履行。近代以来，由于19世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诚实信用原则逐步确立为民法契约的基本原则。1804年《法国民法典》1134条规定，“契约应依诚信方法履行。”1863年《萨克森民法典》第1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应遵守诚信，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契约应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诚信以解释之”。第242条规定，“债务人负有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信义，以为给付之义务。”19世纪末叶以后，法律从个人本位向团体本位发展，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信为之。”首次以法典的形式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由债权债务关系，扩充到民法中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从契约的原则上升为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随之，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2款规定，“权利行使及义务履行必须遵守信义，以诚实为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48条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美国统一商法典》亦采此原则，第1-304条规定，“履行或执行本法范围内的每一合同，应负诚实信用义务。”《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05条规定，每一合同的每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与执行中负有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义务。国际法律文件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第1.7条、《欧洲合同法通则》(PECL)第1:201条、《欧洲民法典草案》(DCFR)第一编总则第1∶103条，受《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及《统一商法典》影响，将公平与诚实信用合称为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义务，或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原则(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中国历来强调诚信原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律。新中国民法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首见于《民法通则》，其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1999年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此后相关民事立法大多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特别是交易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已经确立下来。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在第13条增加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扩展适用于民事诉讼法领域，成为民事法律的通用原则。
但目前，我国诚信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契约精神不足、合同欺诈、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过期疫苗、股市虚假信息、虚假广告、山寨产品、仿冒知识产权、老鼠仓、上市文件造假、虚假诉讼、逃避债务执行等等不诚信、严重失信的问题很多，现象较为普遍。在国家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689万例，限制628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229万人次乘坐高铁。依法惩治拒不执行裁判行为，司法拘留1.6万人，追究刑事责任2167人，让司法裁判真正成为惩治违法失信的利剑。因此，民法总则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得到各方面的高度认同。
当然，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则。从私法到公法的扩张诚实信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也是一项以道德为内核而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也始终处于变动的发展之中，不仅从道德上升为法律，而且从最初仅作为债之履行规则，扩展至私法上一切权利义务履行之规则，从仅仅规制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原则，扩展至调整当事人与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现在已经延伸到公法领域。我国古代荀子从诚实信用对国家强弱的影响角度，强调了诚实信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1931年德国帝国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明确宣称“诚实信用的原则，对于一切法律界，且包含公法在内，皆得适用之。”公法学者拉邦德也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一如其在私法之领域，可以支配公法之领域。苟无诚实与善意，立宪制度似难实行。诚实与善意，为行使一切行政权之准则，同时亦为其界限。”

Ⅱ 民法总则159条什么意思

您好，
第一百五十九条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解读
这是沿用《合同法》的规定。条件本身是一种未来的不确定事件，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如果他人故意促成或阻止条件的成就，那么就按照反方向拟制，以便排除他人恶意干涉，使当事人得自由实现其意志。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对附条件的权利人的保护——期待权。虽然条件尚未成就，但条件毕竟具有成就的可能，因此需要对因条件成就将获得权利者予以保护。[1]这里具体涉及两类情况：
1.在与行为相对方关系中的保护
（1）附延缓条件下的权利保护
如果行为相对方在条件成就与否未定期间因过错破坏或侵害取决于条件的权利。但需要注意的是，损害只有在条件成就时才会出现。
（2）附解除条件下的权利保护
就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而言，虽然法律行为已经生效，但鉴于条件成就可能，法律行为效力随时丧失，原有的法律状态必须恢复。因此，如果他人由于自己的过错破坏了“原有法律状态恢复可能性”使原权利人受损，那么其负有损害赔偿义务，同样须以该解除条件成就为前提。
2.在与第三人关系中的保护
如果处分人在进行了附延缓条件但有利于相对人的处分后，在条件成就前又进行一次有利于第三人的处分，那么附条件的权利人在条件成就时同样可以取得该权利。立法者通过如下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对条件成就前一直是权利人的处分权施加有利于附条件权利人的限制。也即处分人在条件成就未定期间所实施的新处分在条件效力限度内不发生效力。但如果第三人对第一次附条件处分并不知情，鉴于对交易安全以及善意的保护，不能再适用上述规定，即应当类推适用善意取得规定。
如果所附条件是解除条件，其法律效果与附延缓条件并无不同。一旦解除条件成就，则第一次处分失效，第三人原则上不能取得权利，除非其对附解除条件之事实并不知情，可类推适用善意取得。
[1] 这里主要是指期待权。但个人认为，当一方恶意组织条件成就时，视为条件成就，也是对附条件权利人保护的一种方式。

Ⅲ 日本民法典的介绍

《日本民法典》是世界上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日本于1890年制定了旧民法典；1898年制定新民法典。其基本内容：①总则；②物权；③债权。日本民法典属于大陆法系，注重结果而忽视判例法和程序法，而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罗马法，并且是以1800年《法国民法典》和1907年《德国民法典》为主要渊源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日本民法典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

Ⅳ 高分求日本民法

大哥你也太有才了，日本民法典完全不具备做成电子书的的条件。
学者研究日本民法，根本也不可能在网上找资料，全都去买书。需求量太低了，根本不会有人花时间传到网上的。要是写论文去图书馆借吧，要想长期看，买一本日本民法典吧，不贵，30元左右。

只能说楼上的爷们太强悍了

Ⅳ 民法典150条内容是什么

第一百五十条 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条文要义
本条是对一方或者第三人胁迫行为及效力的规定。
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来发生的祸害或者实施不法行为，给另一方当事人以心理上的恐吓或者直接造成损害，迫使对方当事人与其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胁迫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恐吓为手段的胁迫，另一种是以实施不法行为为手段的胁迫。
胁迫行为的构成要件是：（1）行为人须有实施威胁的事实。在以恐吓为手段的胁迫行为中，行为人威胁的事实是将来发生的祸害，包括涉及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名誉、自由等方面所要受到的严重损害。在以实施不法行为为手段的胁迫行为中，使相对人感到恐怖的行为人直接实施的不法行为已经或者正在对相对人产生人身的或者财产的损害。（2）行为人实施胁迫行为须出于故意。胁迫的故意是通过威胁使相对人与其订立民事法律行为。（3）相对人因受到胁迫而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相对人由于在心理上或者人身上受到威胁，因而不得不与行为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胁迫行为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对该民事法律行为享有撤销权，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Ⅵ 民法典第几条规定学校不能阻止学生高考报考日语

这个不算犯法，本身大部分考生还是要考英语的，高校录取允许日语为第一外语报考的毕竟是很少一部分，所以如果高中生大规模的学日语不是好事。

Ⅶ 日本民法典的评价

日本移植外国法律的方式，今天看来，有的过于简单和草率。例如把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几乎逐条译过来，在旧民法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但这些都是限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得已的做法。就像本文中说过的，江藤新平急于翻译法国民法典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不应加以苛责。
在继受（移植）外国法的过程中，发现外国法与本国原有的国情有不合或冲突的地方发生争论甚至冲突，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日本的“法典论争”是一个典型例子。问题是如何判断所谓“国情”，对那种国情应持何种态度。在日本制定民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可说直到今天）维护固有的“淳风美俗”的说法。究竟什么是淳风美俗，一夫多妻（蓄妾)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风美俗”，正如中国在清末变法中，女人缠足、男人蓄长辫，三跪九叩首，这些是不是好的风俗习惯，都必须首先澄清。在日本，民法中的家制（包括家督继承）长期是激烈斗争的焦点，绝非偶然。日本明治民法的起草人之一穗积陈重认为日本的家制是日本优越于“万国”的所在， 二次大战后修改民法时，牧野英一（贵族院议员）坚决反对完全废除家制。 这些例子给人的教训都是重要的。
不论那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的。因而在继受外国法时，辨别自己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机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国的法律，当然不一定好；强调、甚至借口自己的特点，而拒绝接受先进的外国法律，也是不对的。
要敢于接受，善于研究，不断修改，这是继受外国法律很重要的原则。日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在民法中，日本仿照西方规定了收养制度，抛弃了东方原有的一种收养制度，直到1987年，又在民法中增订了一种“特别收养”，实际上是又恢复了东方式的一种收养。又如在民事诉讼法中，起初照搬了德国的证书诉讼与票据诉讼程序，1926年认为这种程序在日本没有必要，将之删除；到1964年，又将之恢复。 如果接受时犹豫不决，接受后发现缺点又不敢修改，是很不好的。……
日本在接受了外国法律后，很注意对之进行研究。在继受法律之后，日本接着就从事理论研究。不仅继受法律条文，也要继受法律条文后面的理论。日本学者（如北川善太郎）把日本法学界在20世纪对德国法学理论的研究称为“理论继受”。只有从理论上继受了外国法，外国法才能在日本扎下根来，日本又可在理论继受过程中，发现哪些东西适合于日本对日本有利，哪些不是的，这样又可以修改继受来的法律，使外国法律“日本化”。 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Ⅷ 日文版日本民法典

日自己无罪！

Ⅸ 民法典第121条的规定

民法典第121条的规定是：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这条规定就是无因管理。